經話甲編卷一

    釋道入門，均有戒律；儒林恣肆，無所折守。思窺精微，先立章教。


    一戒不得本原，務循支派。


    凡經皆有大綱巨 注 領爲其本根，而後支流餘裔因緣而生。立説須得大主腦，探驪得珠，以下迎刃而解；如不得要領，縱極尋枝節，終歸無用。今之治經者多沿細碎，不尋根原，所以破碎支離，少所成就。 如何邵公之日月，有可謂勞碎，然枝枝節節，徒費心力，不惟人不能明，即 注 己亦心無主見，特不能不立一説，以敷衍門面，此大謬也。


    二戒以古亂今，不分家法。


    東漢以前十四博士皆爲今學，同祖《王制》，道一風同，與經神形俱肖。古學本於劉歆作僞，以與今爲敵，然其初門户甚嚴，各尊所聞，不相羼雜。鄭康成思集衆成，乃舉群經今、古不同之義，悉一律解之，合胡越爲一家，聯南北爲一轍，遂使今、古蒙蔽千古。鄭雖勉强敷衍，非經宗旨，故不能自圓其説。


    三戒自恃才辯，口給禦人。


    治經須謹嚴，不可輕肆，《公羊傳》好權詞酬答，自矜不窮，口辯雖雄，經例遂混。董子與江公議，以口給取勝 注 ，所謂辭勝於理者也。此爲先師精絶之弊。至於晚學 注 ，恣口衍説，欲以才辯服人，則謭陋荒謬,不在此品。


    四戒支離衍説，游蕩無根。


    説經須明白顯易，如土委地，其思而得之也最難寫 注 ，而言之甚易，原不以影響囫圇爲高。何注《公羊》，每不 注 戃恍無據。以下諸家，至於巨難，率皆自欺欺人，敷衍了事，多以艱深，文其固陋。學者當務精深平實，不可作誑語也。


    以上四端，高材所忌，中賢以下，其敝可陳。


    不守古訓，師心自用，非也；泥古襲舊，罔知裁擇，尤爲蒙昧。


    何邵公之誤用董説，劉申受之鈔襲何注是也。


    不識堂奥，依傍門户，非也。略知本原，未能瑩澈，是爲自畫。


    陳卓人、陳左海是也。


    違背傳注，好作新解，非也。株守陳言，牽就附會，是曰瞽蒙。


    六朝《禮》學諸家，株守鄭説是也。


    不通音訓，罔識古義，非也。鋪張通叚，主持偏僻，更爲俗癖。


    如國朝諸家是也。


    以上中材流弊，世所襲用，略爲敷陳；至於平常所知，都不陳列。


    治經如做酒，穀米麵藥、柴炭水火，漢學派也；抉取精華、盡棄糟粕，宋學派也。宋人鄙漢學爲糟粕，然其造釀不從糟粕而出，明水涚齊，不堪尊罍，故治經始於繁難，終歸簡易，然其泓澈樽甕，莫不由糟粕而來。此漢、宋之兼長也。治經當遵此法，不純乎漢，亦不流於宋。滄州釀法，其傳固尚在人間也。


    經説舊本明暢，至於誤説，展轉蒙蔽，其道迂歧，欲復大明，其事甚苦。故嘗謂經如九曲珠，解者用心，須有蟻穿之妙。東漢以來，用心甚淺，非但無七八，甚或不能三四，膚末初階，便矜妙諦。譬如古鏡本明也，塵土蝕翳，經千百年，乃徐致其蒙銹，其翳之非日月之事，其磨之也自非旦夕之功。今以旦夕之力與千百年争，固不能敵已，故雖有小效，不能大明。史公云：「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經學之要訣，其在斯乎？


    國朝經學，喜言聲音訓詁，增華踵事，門户一新，固非宋明所及，然微言大義，猶尚未聞。嘉道諸君，雖云通博，觀其撰述，多近骨董，喜新好僻，凌割六經，寸度銖量，自矜淵博，其實門内之觀，固猶未啟也。 國朝經學，初近于空疏，繼近于骨董，終近于鈔胥。高者如陳左海、陳卓人，然一偏之長，未瞻美富。子夫謂道咸以來著書多爲《經籍籑詁》 注 、《五禮通考》子孫，可謂善謔矣。


    古人之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麐角。經學習者雖多，成者實少，特惜不能如弈手之高下可定耳。嘗欲繪海岱圖以喻經學，以岱爲今學，海爲古學。如游岱有躋其巔者，有歷其半者，有僅至其麓者，有徬徨山下者，有左右互趨者，有反背而馳者，各題其名字，以識所學。然必高才博學，乃能入此品。其餘置身閶闔嵩華，便自以爲游歷泰渤者，不知去題尚遠也。


    予思而不學，終歲不聞誦聲，而夢寐亦相縈繞。積習已久，不能改，有神無跡，所以班白少自樹立者，亦以是故也。再加涵詠之功，庶有自然之妙乎！


    子夫常言，説經須有一定。予推衍其説云：醒時如此，醉夢亦如此；率爾如此，沈思亦如此。千百人攻之而不能破，衾影之間循之而不能改。若此境界，其于古人中求之乎！


    古人言通經致用，舊以爲將經中所言施于政事，非也。無論古今，時勢不同，泥經敗績。試問古來經生，何曾有以功業見者？不流于迂疏，則入于庸懦。然則經果無益於治乎？蓋通之難也。從來建勳業者，非由閱歷深，則本見幾審舉，盤根錯節，决斷裕如。儒生平居，何曾得假手以歷試諸艱？而以經喻天下，則一極亂之天下也。其中義例文句，精粗微顯，參雜紛煩，萬有不齊，與國家政事同也。其巨疑大難，百思不通，則國家之盤根錯節，以一人之心思，窮幽極渺，攬目振綱，積以年月，參以師友，然後雜亂有序，變幻歸則，終始相貫，彼此不淆。從開宗以至絶筆，無一字一句不血脈貫通。以此治經之法治天下，然後大小并包，難易合律，舉王公以至匹夫匹婦，從大政以至一草一木，莫不得其性情，措施無弊。此乃通經致用之法也。經如陶範，心如金土，以經範心，心與經化。然後其心耐勞知幾，包大含細，原始要終，舉天下之大不足以亂其神，舉事務之繁不足以擾其慮。周公所以致太平者，以其有制作之才；孔子</a>所以言神化之效者，以其收博約之效。吁，難矣哉！


    治經如種田，後人享先人之福，惠、戴、阮、王非不自勤時爲之也。譬如闢草燒山，畫疆耕耨之事，以次而成，而後來食穀者，皆前人之功也。莫爲之前，雖美不彰。今日之事，固不敢没諸先達之勤勞也。


    讀經傳當因所言，知所不説；因其一端，知其全體；因其簡説，知其詳旨；因其不言，知所宜言。巵言别義，不足以亂其聰明；精旨微言，不能當其校索。所謂目無全牛者也。


    子夫云：「無論注疏及諸家成説，一到課期均無所用；著書必須到考課時服其精到，乃爲完善。蓋考課以數日之力解一義，以數十百人之力共一題，用心久而合力多，誠有平日成説，至此莫不罅漏百出者。」其論蓋有爲之言。余反其説云：「以著書論之，若必如考課之法，則百年不能成一書。且考課之所以眾説紛紛、新解層出者，多未能融會全經，僅就偶爾聰明，穿鑿附會，以求新奇。若平日全未經心之事，固可因此一考而明，或義本平常、事兼疑闕者，經此立異，反致瞀亂。治經如作室，其前後左右、梁棟門户，所宜熟思籌畫者也。至於一牕一桷，所關甚微，不必苦心經營。以牕桷而論，即至精之室，使人盡力推敲，未必不有所以易之者。總之室之美惡不在於此，徒盡心於牕桷，而棟梁門户之事反失宜焉，此豈足爲美室哉？舍大而謀細，棘端刺猴，泰山不覩，此古今之大弊也。考課之法不可移以治經，以其用心不同也。」子夫笑而不答。


    古來學問，起初莫不精美，後則每况愈下。正以始難後易，始拙後巧；始有勤苦之心，後漸歸於偷惰；始心震驚，既成之後乃視爲平常。大似今洋貨，當其初來，莫不精美，人亦不辭價昂而購之；後乃以爲常物，其物亦遂脆薄粗惡，大遜從前。今得一百年前鐘表，視如拱璧，即以十年計之，亦不啻三變。人心淺薄，日趨苟安，于貨物且然，則固不必疑經學之日下矣。 高雲程大令嘗論鹽局事，謂鹽局初立，上下委員莫不精明能幹；至於中間雖不及前，猶有能手；後則守成敷衍，尚形絀支。夫豈沃土之不材，亦或運會爲之也。予以爲上而國家，下至書院，亦莫不然，而經學其尤者也。


    千古學問，真者不能傳，而僞者不能絶。釋老、醫卜、雜技古法，莫不皆絶。傳習之書，有莫知所由者，又何疑於經學？《藝文志》《公羊》著録之書皆不存，而行漢末之何君；《穀梁》著述之書皆不存，而行東晉之范氏。學問始難而終易，人情好易而避難。今有難易二事於此，命十人治之，則趨易者十之八九，就難者不過一二人。以一二人與八九争，其勢已不敵；况由八九可化作千百，由千百可化爲億萬，此一二人者或一再傳而遂澌滅焉。幽蘭空谷，誰甘寂寥？難者或且不欲示人，而易者一倡百和，天下風靡。後來作疏，又視傳習之多寡以定去取，則安得不取晚近而廢本初哉？天下喜鄭過於雅，天下喜紫過於朱。阮生窮途，痛哭而返，此亦有心人之不忍聞者也。照像之法，因影留像，必須先定形體，留影鏡中。當其方照之時，稍一小動，移步换形，精神全變。竊意修改舊説，當用此法，一指一動，一目之瞬，精神迥然不同，不可説一節改一節，致其精神脈絡壅滯齟齬。然此非稿成數年後，精神閒暇，案日將成稿另鈔一過，不能如此通貫。然以《春秋</a>》而論，每日一年，亦須終年方及一部，安得三年餘暇，通改三傳？况到改鈔時，又未必别無見解，所以此事斷難畫一。《孟子</a>》云：「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然則此事亦惟務其大而已。


    宋儒言</a>「中」字，謂凡事求「中」，義近惝恍，不切實。其實經學奥妙，聖人精微，總而言之，不過一「中」字。所謂「中」者，「中的」也。至求「中」之法，則又不出「智」、「聖」二字。孟子云：「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孔子，一善射人也。其巧聖，其力大，其持弓審固之法，全在於經，知之明，守之固，便爲通人。其巧妙至於貫虱穿楊，百發百中。百變之中，有一定之準。先有征鵠以爲標準，其事甚明，非謂既已持弓挾矢，尚不識準，則必東西左右測量審度，而後發矢。但知其處，皆能自至。與孟子「時中」、「智」、「力」之説相反也。


    古之聖賢，皆在北方。經傳所言，多取喻於「射」、「車」。欲仿程侍御書例，作《釋射》、《釋車》二篇，凡經、傳、史、子、中古語謡諺，説二門者依類編次，不惟諸書可明，而經亦愈以大顯也。


    古人傳經難，今人傳經易。惟其難也，故不能立新説，墨守舊訓；苟一求新，則全不可通，故守而不變。後人治經便易，因其易也，則以墨守爲無奇。且以歷來承襲舊説無深入之妙，明敏之士稍加綜覽，便已通曉，故鄙薄求新。蓋人心喜變，如織坊初得一新樣，勉力學之，猶恨不能，不敢改易。行之既久，人人所能，以爲無奇，則别出新式。從古無積久不變之事，職是故也。經學之真本微妙難習，學者舍難趨易，後遂因其易也而思變之。變者又不能通，其難者愈趨簡便，故其壞無所底止。今欲反之於難，然遲之又久，恐不免終流於淺易也。


    友人欲爲《禮》學三大表，曾與商酌條例。粗舉巨綱數條相告，且云若其細目新解，非用工之後，陸續補修不能。此説甚善。予撰《穀梁古義凡例》，修改近十次，乃成今本。此事務須隨時添改，不能先立限制，謂以後必如此用工也。又有治《論語》者欲商酌條例，予以此告之，蓋不可從門外説門内話也。


    治經有數大例，前人未能暢發者，今當仿《古書疑義舉例》，作爲一書以明之。如詳略隱見例，以《春秋》爲主；三統禮制異同循環例，以《王制》 注 爲主；四代無沿革，以《尚書》爲主；參用方言例，以《公羊》爲主；譯改古語例，以《尚書》爲主；記識入經例，以《禮記》爲主；省文互見例，以《儀禮》爲主；舉小數以起例，以《周禮》爲主；因事見義例，以《左傳》爲主。略舉其目，當詳推之也。


    史公云，百家言黄帝</a>「不雅馴」，「皆折中於孔子」。當時古書尚多，史公唯以孔子爲歸，此巨識也。今所傳秦以前書皆合於孔子，以外皆不傳。如莊、墨、申、韓諸家皆主孔子，所言禮制，皆同《王制》，其人皆師法孔子者也。太史公所言「不雅馴」者，大約如《山海經》、《竹書》之類，不與經説合者。當日此類書必多，今傳者絶少。至於諸子百家，皆孔子之徒，用孔子之説。


    西漢以前，言經學皆主孔子，不繫於周公。漢明帝於學校並祀周孔。鄭君以先聖爲周公，先師爲孔子。議者以周公爲先聖作經，孔子爲先師傳經。此乃古學盛行之後，援周公以與孔子爲敵。其意以周爲古，孔爲今，古早於今。如《學考》今、古平重，則此説可存；若考其實，有今無古。古學萌芽劉歆，諸説皆其緣飾，則周公之祀不當在庠序間。今、古之辨，至今未明，而學宫不祀周公，其來已久。此其中固暗有主之者，不然，何以人皆不明古學之僞，而能去周公之祀也？


    《管子</a>》，《學考》列入古學。初以爲在孔前，必古學；繼乃知此書皆今學。《管子》立制，多改《周禮》，蘇子瞻所論是也。正孔子改制前事之師，又其書非管子手訂，多春秋以後名法之言，故多可爲《王制》之注，當細推而攷之 注 。


    西人補牙，窮極巧妙。夫取金石與骨肉相聯，既爲地無多，又須有言、食，苟非親見，亦必斥爲荒唐。乃積思細審，卒使聯合，有如生成。夫血氣之事猶且如此，何况經學？苟用心能如西人，則何爲不成？惜乎務博淺嘗，不能深細，因以無成耳。


    予立三統循環例，以收傳説相歧不能畫一之制。以《論語》「社樹」、《孟子》「學校」、《考工記》「明堂」爲起例。如《祭法》與《王制》廟制不同，然皆爲七廟，以爲此循環變易之例。凡經中彼此參差、大同小異之事，皆包括無遺矣。又立互見例。禮制門目繁多 注 ，統集諸經所有，乃成全備制度。今一經所言，每門不過數條、數十條，前人不知此爲互見，各就一端言之，執此攻彼，久成聚訟。今以此爲一大例，收集諸不同之條而錯綜之，穿插之，同歸一致。如時祭，《王制》言四時，《孝經》言春秋，《左傳》言秋冬，而《祭法》、《國語》乃有歲時月日之全文。此詳略不同之例也。若此之類，祇得從同而分别之，豈可復爲立異，以致頭目添多，不能料理耶？


    前代之書有後代官名、地名、人事，舊説多據以爲僞作；不然，則以爲古人已有此官、此地；二者過猶不及。如《月令》言「大尉」，或以爲秦官而疑非古書；或又據緯書「舜爲大尉」之文，謂古有「大尉」官，此皆不知譯改之例者也。《堯典》、《禹貢》當時之文，豈能平易如此？皆譯改之故。《内經》其明證也。「皇」字從王得聲，本爲王後字。三皇之世，文字未立，稱王而已；春秋以後乃有皇帝之説；本朝稱王，以「皇」加古帝。凡書之古「王」，皆改爲「皇」。後人不知此意，乃疑「王」、「皇」先後矣。《穀梁》二伯，漢人書説當有以二伯稱者，今有五伯，無二伯，以凡言二伯者皆改作五伯矣。《左傳》以齊桓、晉文、楚莊、吴王、越王爲五伯，而《傳》文初年有五伯之文，則亦如陳桓公未薨而稱諡，後來之稱，非當時已如此，文偶未檢耳。


    古書傳寫，文字往往異同，能得别本相參，爲益無窮。嘗讀孫本《孔子集語》，凡互見别書而有異同詳略者，皆並列之，於是乃無不可解之書。蓋一本所言，皆有失檢，佚文脱句，動成疑難，苟列異同以相互證，是較釋文之功尤巨也。《月令》言四大廟，鄭君以爲十二室。考《大傳》云：「自冬日至數四十六日，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八等。」「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又云：「自春分數四十六日，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七等。」「仲夏之月 注 ，御明堂正室。」又云：「迎中氣於中室。」又云：「自夏日至 注 數四十六日，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 注 ，堂階九等 注 。」「仲秋之月，御總章正室。」「自秋分數四十六日，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仲冬之月，御元堂正室。」案：天子於城門外立四堂，以順時令。然則東堂即青陽，南堂即明堂，西堂即總章，北堂即玄堂，或六里、七里、八里、九里不等，非一廟十二室明矣。又不云「大廟」，而云「正室」，然則「大廟」、「正室」之變文，非如宗廟之大廟矣。何以見四堂與明堂不異？曰：既於東方迎春，則不於南方布令可知，推之西北當復然，一也。既立四堂以順時令，棄而不御，而攢擠於南方，必非情理。若惟四迎，在其地則不必建堂，二也。南方有南堂，又有明堂，重復不例，三也。其四迎略言方向，十二御則言堂名者，彼此互見，非有異地異名之例也。其説較《月令》爲詳，其名較常典爲正。不然，則四大廟中何以又頒令？不幾於倍祖宗耶？故知正文不作大廟也。「御」字亦較「居」字爲近。又四堂下字皆疊韻，恐本一名，口音流變，如《公羊》、《穀梁》之異也。


    予於錯綜例外，又得隱見例。著述之事有二：以言傳者，文字是也；以形傳者，圖畫是也。二門雖異，而其以隱見爲例，則靡不同。畫家畫宫闕，設景而見者千百分之一二耳。即單畫一室，見陽不見陰，露左必隱右，牕牖門户，不過見十分之一，非不欲鋪寫，勢不能也。讀畫者皆知爲隱見例，以其所圖者形，形有未備，人所易知。至於著書，其甘苦實如作畫，詳則傷瑣，且有筆墨不能盡者，必待施行之時，然後相機審酌潤色。孟子所云「大略」、「潤澤」是也。天下雖至瑣碎之書，亦有不能盡者，何况經文古質簡略，經有一語，非數千百言説之不能詳者。如《王制》言選舉事，數十言耳，苟欲施行，則草注設科條例盈篋，猶恐不備。其言爵禄數百言耳，然其法至簡，亦當倍蓰於今。 紳若吏户案牘，猶不必言也。古人文字簡質，意中之事十未及一，今人乃不能如讀畫者之考求其陽陰、右左、隱見、露藏，以爲言在此，意已盡於此，及到施行，有東無西，具前闕後，乃又嘆書不可行，豈不誤哉！書之陰陽鱗爪，本如畫之可以踪跡求，惟積久不懈 注 ，用心習成風氣。不知當因所見以求所不見，不可守所見以蔽所未見也。畫家若不見全形，讀書亦苦不見全義。予因《春秋》隱見推之《王制》，因《王制》推之群經，更因群經推之載籍，以讀畫之法讀書，則隱見之例張矣。


    學以專經爲貴。然非徧覽諸經，則一經亦不能通；唯群經熟，然後專經有所借證。如欲通《穀梁》，非通《公羊》，不知《公》、《穀》大同小異，借證者多也；非通《左傳》，不能知二家，互文見義，有所補證也；不通《禮經》，不能知《穀梁》與《禮》之曲折相合也；非通《詩》、《書》，無以悟素王制作與《詩》、《書》重規叠矩也；非通《論語》，無以見《春秋》師説也。故必徧通群經，然後能通一經；未有獨抱一經，不務旁證而能通者。


    六經同出一源，其宗旨、大義、禮制皆相同；而其體例、文字，則諸經各自不同。西人《全體新論》謂人之骨節，因地而異。竊謂經之體例，意亦如此。經猶人也，此經之骨節與他經不同，如有不察，以《春秋》之法施之《詩》、《書》，必有不合。亦如人各異地，妄以爲同爲人，即同此骨節，拘於其貌而未知神理，且其貌亦有不相似處。


    郢書燕説之事，不惟漢初先師有之，即先秦諸子亦然，如以鄭聲爲鄭國之聲是也。董子號爲《春秋》大師，《繁露》多不得《傳》意。學者須知此意，然後不爲舊説所誤。


    識古今之異語，通華夏之方言，古人翻譯，三代所重也。自漢以來，唯辨中外，不達古今，釋藏、洋書，同文盛典，而古書則皆用漢本，不敢改字，其故何也？箋注之興，起於漢代，周秦以上通用翻譯，凡在古語，都易今言</a>，改寫原文，不别記識，意同於箋注，事等之譯通。上而典章，下而醫卜，莫不同然，事既簡易，語便通曉。故《靈樞》、《素問》語雖淺近，而實爲黄帝之書。先師世守，口傳積變，語有今、古之分，意無彼此之别。博士所傳《尚書》已多變易，刊定《石經》，經本乃定。史公本用今學，而所録《尚書》文多易字，或以爲以注改經，不知此古者翻譯之踪迹、改寫之模準也。 伏生《尚書》與古文不合，則由伏生所改也。後來《古文尚書》不能讀，則以漢不識周語也。隸古定寫本以今文準古文，是以今文翻譯古文。使非由今文翻譯，則不知作何語也。今文以外所多之篇，或以爲漢人不識古字，故不傳；或以爲無師説，皆不然。既識其字，均通其語，何待師説，乃可相習乎？ 《尚書》唐虞之文，平易過於殷周，歷時既遠，而文同</a>一時，或且難易相反者。古人讀書不如今全篇巨帙，木札竹簡每以一篇爲終始，《論語》之言《周南》、《召南》，《禮記》之言傳《士喪禮》是也。凡名篇要義，則習者多；僻文瑣典，則習者少。習者多則改本數變，故文最平常；僻篇則習者少，少則未經改動，即改而未至大變，故文多難讀。《尚書》文之難易，不拘前後，而以篇之有名、無名爲斷，正以習者有多少之分也。漢以後經尊，經尊則不敢改其字，而别爲箋注。自箋注既盛，後人其心，讀《堯典》則以爲字字皆堯史官所手訂，《禹貢》則以爲字字皆大禹所校閱，人心囿於所習，不能推見古昔事，宜經術之日下乎！ 此説最爲有功，不惟有益於《尚書》，凡漢以前書皆當以此法視之，可省無數瞽説。


    今、古本之異同，翻譯也；三《傳》之異文，四家《詩》之異文，翻譯也；今文與今文異，古文與古文異，翻譯也；引用經字，隨意改寫，翻譯也；同説一事，語句不同，翻譯也；詳略不同，大同小異，翻譯也；重文疏解，稱意述義，翻譯也。苟能盡翻譯之道，則又何書之不可讀哉！


    《漢書》云：「《尚書》讀近《爾雅》，通古今語而可知。」《爾雅》者，翻譯之書也。所列者古今之異語，華夏之方言，全爲六書轉注、假借之事。其書始於先秦， 緯書子夏</a>已引「初哉首基」，《尸子</a>》又引其文。 而漢師叠有增益，随時所加，初非子夏所撰，無論周孔。以説《詩》語入，此亦翻譯之類也。 讀近 注 《爾雅》，謂改寫之讀合於《爾雅》。


    人情莫不好辨喜新，是己非人。孔安國得古文而寫定，劉子駿得《左傳》而争立，苟非勢窮才詘，未有俯首聽人而自甘墨守者也。漢儒傳經，株守師法，蓋由勢使，非本性生。漢人經本難得，掌於學官，其事頗似今欽天監、機器局，皆由官辦，窮鄉貧士，力不能造此儀器，又屠龍之技無所用之。故欲治經，必到京師就讀官本，難於自治。到學之時，都由師講授，限於時日，拘於程式，墨守强記，猶懼弗任。苟欲求新改舊，不惟官法所禁，亦且勢力交窮，先師守舊不變，職是故也。又古書簡札最爲笨重，一經之册多可載車，大似今刊刻板片。 《後漢書》「洛陽有書肆」，亦有賈售之事，特一書則盈車累箧，大似今賣書板也。 惟資記識，艱於誦讀，初學憑之以講授，成材難資乎翻檢，不能不篤守家法者，勢使然也。今人動云漢儒重家法，有經無師不敢習。然則《周禮》、《左氏》當時皆無始師，何以劉子駿能傳習之？至謂《尚書》亦因無師説，故聽其餘篇之佚，則以所佚實皆孔子删棄之餘，知其僞也。不然，《泰誓》一篇何以又傳？豈以人謹於今學，而勇於古學哉？


    爲學須善變。十年一大變，三年一小變，每變愈上，不可限量，所謂「士别三日，當刮目相待」者也。變不貴在枝葉，而貴在主宰。但修飾整齊，無益也。若三年不變，已屬庸才；至十年不變，則更爲棄才矣。然非苦心經營、力求上進者，固不能一變也。


    解經非文字安適不加字，迂曲非真解也。然就文敷義，雖明白如話，亦有非真解者。如《公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何《注》可謂明白矣，豈知《傳》意卸去上下二層，專責中間二伯乎？此非但求老嫗可解，便爲真諦也。其餘如「貴賤不嫌同號」二語，何《注》亦似明快，而實亦非。大抵文句不大詳明，當别求義證以申明之。


    解經實義有證佐難，虚字有精神尤難。然虚字精神實出於實義明確之後。詩人得一好句，有所言，有所不言；言在此，意在彼；所言者少，所包者眾；神悟景態，超然言表。解經亦如此，須讀經如讀詩，能知作者苦心佳處，然後爲得。《春秋》虚字，説者尚知用心；至於《禮記》，凡一切虚字皆若爲累文者，即直爲删節，亦無不可。以此知《禮記》之精藴，尚蓄而未發也。


    治經不惟當理會虚字，并當翫味虚神。壬秋師謂作時文爲治經之要法，蓋習經不如作時文之專而久且眾也。《禮記》文多，號爲大經，門户繁賾，較《左傳》尤難治。學者讀之，摘記其明文定説，已不勝其難，何况能推考其虚字虚神。然其中之《大學》、《中庸</a>》二書，則文義頗詳盡，則以合在四子，治之者多也。今取士之法，四子陳文太多，誠能略採《大》、《中》之義，以五經作考試正場，改四書文於後，如能有方樸山、王廧東諸家聽題之法，則於此必别開無數法門，惜不能如八股專精。


    觀人一節，能知長短，此治經之切法。經傳所陳義理，多不具録，舉一反三，因端竟委，是在善學者。若見一節，僅就一節言之，不能推到全體，此非善學者。須有西人《全體新論》心思乃可。 治經如墾闢，諸經皆有田畝可以耕穫，若《禮記》則如深山大壑，怪木叢草，荒穢不治，且多人迹未到之處。若欲成沃壤，則其待人力墾治者，較他經爲多也。


    《經解》所言諸經利弊，各主一意，不相貫通，足見以一經之法推説諸經之非。余説諸經，先注《經解》一篇，以爲叙意，此即經學要旨也。以此足見《禮記》所包者廣，故余於《戴記》立「經學」一門，以《經解》、《學記》、《勸學》爲主，輔以《坊記》、《表記》、《緇衣》諸篇，以爲經學程式。 《學記》一篇，先師治經之法也，亦當詳註，證以今事，甘苦備嘗，癥瘕立見，其斯爲學人指南與！


    今本《穀》、《公》二《傳》，亦如小學之《倉頡》、《凡將》等編，非始初之本也。當時先師各有存本，詳略不同，有始初本，有晚近本，同時又有各本。今所存者一本，正所謂九牛之一毛。故《穀梁傳》有引「傳曰」者， 《公羊》雖無「傳曰」明文，然其例可推。 乃始初之本也。董、劉所引，有爲今本所無者，同時異本也。又所引師説稱「子」者，亦别本也。大約稱「傳曰」者爲大例，最初之本；稱「子」者爲小例，中間之師。不可以今傳本爲足以盡經，又不可以今傳本爲一人之言。 《韓詩外傳》有稱「傳曰」者，此亦如二《傳》引《傳》之例，皆先師説，非韓氏一人之言，《内傳》之説也，使爲《内傳》之言，則亦不稱《傳》，又如董子所引《傳》也。


    凡立一説，類於作畫，初爲杇影，繼爲勾勒，然後再加綵色。予之著書，莫非新説，其始也偶然得閒，有杇影之底本。或加探索，或經歲月，然後首尾具備，本末皆全。又積之久，而後精神虚實備到。其中有由推索得者，有由感觸得者，有由終悟始者，有由始要終者，有修潤已成者，有草創初具者。


    初據三統之説，以《春秋》爲救周敝而已，非百王之通典</a>。救周之敝，作反文從質之《春秋》，行之數百年，又當作一反質從文之《春秋》，則舊説傎矣。繼乃知三統爲先師救敝循環之變例，《春秋》乃斟酌百王通</a>行之大法。何以言之？繼周不能再用夏禮，此一定之明説，而先師乃有三統循環之説者，此指春秋以後法夏、法商、法周而王之三代，非古之夏、商、周。古者三代歷時久遠，由質而文，至周略備。孔子專取周文，故云用周以文。實則孔子定於周，文所未備，尚有增加，安得預防其敝而反欲從質與？傳記所謂三代，有指真三代者，有指法三代而王者，何以别之？大抵可以循環，制度無大分别者，爲法三代而王之三代；制度迥異不能循環者，爲真正古之三代。如《明堂位》，虞官五十、夏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既有三百之周制，萬萬不能再返於五十、一百之制，此不能循環者也。至於社樹之三木、明堂之三形、學校之三名，此制度無大異。古之三代，文質懸殊，必不如此，此又可以隨便推行，故此爲後世法三代而王，託名之三代，非古之三代也。擬將經傳三代制度作爲二表：一，三代沿革表，録真三代沿革不能循環之事；一，三統循環表，凡可循環者皆入之。又舉經傳所不同之制，依文質之意而補之。蓋孔子制作，垂法萬世，《春秋》所言，皆不能改者也。至於後王易代，不能不有因革，則造此三統之變以通之，使之循而改作，此三統所以濟一定之窮者也。《春秋》非從質一時之旨也，故《王制》篇中循用周禮。孔子答顔子參用四代，此因革定章之言，與三統專用一家之説不同。《孟子》謂孔子賢於堯舜，以《王制》制度非唐虞所及，孔子斟酌四代之禮，著爲《春秋》，行之萬世，此爲大綱。其三統損益，亦但就大關有三等之變通，大端不能改，不謂三綱五常不可改；制度可改不可改者，即指制度而言。《王制》千七百國，秦之郡縣大小似之，漢之郡國即其遺意，今州縣即《王制》意也。選舉之制，秦漢以來皆用《王制》説。漢最近制科意稍失，然其大旨同也。秦漢建官，多用三公之説；至蘇綽六官之制，乃同《周禮》。戰國秦漢之間，今學最盛，所有制度多本此意，此即《春秋》定章，爲後世永行之典。其中所有變通，即因革可知者也。《春秋緯》云：「孔子曰：『丘作《春秋》，王道成。』」《孝經緯》：「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凡此義不下數十見也。


    《左氏》及諸傳記言春秋時事，其與經傳禮制不同者，乃真周制也。所言禮皆主於孔子。孔子不以作自居，故託於三王，而六經禮制皆同，無沿革彼此之殊，此不指爲素王之制作，不能也。古書傳者皆主孔子，故其説同。西漢經師據《王制》以説六經，十四博士莫不相同。故當時同以《王制》爲經説，而無三代不同之分。故於先秦則孟、荀言制度全本《王制》，乃當時不以爲孔子《春秋》改制之意，而全以爲《周禮》。他如墨子</a>、韓非、司馬、班氏，莫不誤襲其説，此當力反者也。


    《王制》書較《周禮》少，然《王制》之説易明，而《周禮》專條之説轉甚晦。蓋秦漢以來，子史先儒全用《王制》説，少 注 則易明。又其書爲先師所祖，遺説甚多，故最明晰。至於《周禮》所有未備，則全出劉歆。如周爵五等，千里之地僅能封四公，即封侯祇能七、封伯祇能十、子祇能二十五、男祇能百，不審其制。蓋劉歆 注 意圖變亂今説，至其能行不能行，所 注


    近人所著四家《詩》、三《傳》異文，此非古法也。《隸釋》所載《石經》，每經之後，祇 注 刊同學異文，不遠及别家。如《公羊》嚴氏，異文祇録顔氏；《詩》用魯，異文祇言韓、齊； 此見洪氏跋語中。 《論語》今文，則録盍、周、包。三經如此，推之餘經皆同，不引古經以相證。今經學廢墜，不能備徵同學，而但引異家以爲比較矣。


    《石經》用嚴氏《公羊》，所録顔氏異文有四條可考，多屬傳文有無，不僅文字異同小故。顔、嚴在武、昭之後，同師而傳異，是今本《公羊傳》有嚴氏所補羼編纂，不盡出於先秦。大約先秦之傳别爲一書，此嚴氏手訂之故。《白虎通》引《傳》，有爲今本所無者，至《穀梁》亦然。故今二《傳》本不足以盡其學也。


    二王後得用其故國禮制，亦指封國諸侯而言，非封君不用此例也。孔子世居魯，已爲魯人，又仕魯，爲周人。且大夫不得祖諸侯，宋公之禮，非孔子所敢議也。《檀弓》：孔子夢奠兩楹之間，用殷禮。君子正終，大失尊王從周之意。此蓋素王之説。《詩》以《商頌》終，亦此意。《莊子》以周公、孔子爲元聖、素王，《荀子</a>·儒效篇》 注 以周、孔爲主，故《孟子》屢以周、孔並言。《春秋》以故宋爲説，若就常義説之，孔子不得用殷禮，不得爲殷人。凡此皆改制、故宋遺説，不可以常解解者也。


    傳記所言三代異禮，有細節瑣目，必非夏、殷所有者，此甚可疑。古禮簡質，何以及此。周時又不應遠徵夏、殷之禮。《論語》以杞、宋皆不足徵，《中庸》又云「杞不足徵」，殷禮有宋存。由此推之，是傳、記所謂夏禮，謂法夏而王者；殷禮，謂法商而王者。孔子必託二國爲説者，當時夏、殷典章故籍，皆杞、宋所掌，故必徵之二國。既入周朝，文章大備，所用制度亦不能純用古禮。如夏制桐棺而宋、周厚葬，此當時禮臣必定斟酌損益，從時王制中略加從忠、從敬之意而已。孔子雖本自作，亦多取二國，故三統之説託於二國以行，亦如言周公而託於觀禮取則於文、武之方策。故讀者不可以爲實出二國，亦不必以爲全與二國不相干。此説本原於《論語》、《中庸》，特後人不識耳。


    改正朔、易服色，是異姓興王之事，中興之主不能如是。孔子使見用當時，必不能全改周制，所謂從周是也。縱有陋弊，不便大改，惟天以夫子爲木鐸，制禮作樂，託於素王，乃可自我作故，託於興王之事。《論語》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又云：「如有王者作，必世而後仁。」《檀弓》云：「明王不作，天下其孰能宗予。」《論語》云：「久矣吾衰，吾不復夢見周公。」又云：「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也。」凡此，皆明異姓興王之事。何邵公「《春秋》爲漢制作」，古實有此義。先師附會於漢，微失其旨耳。


    萬乘、千乘、百乘之説，是《戴記》通行之語，自緣禮制而生。天子方千里</a>，大國方百里，祇得百乘，其諸侯云千乘者，指閒田言之耳。統計一州，方百里者國三十 注 ，方百里得百里者三十；方七十里得百里之半六十國，又得百里者三十；方五十里得方百里四分之一，百二十國，亦得百里者三十。是封三等，國各百里者三十，三三而九，餘方百里者十，以爲閒田，正出千乘。經傳所云千乘之國，正指方伯而言。八州千乘之國，不過以萬比千，得十分之一。故天子云萬乘，諸侯得云千乘也。《孟子》云「大國百里」，指本封；云「千乘」者，指閒田；其謂「千乘之家」、「百乘之家」，皆謂是也。方千里者十，開方得三百一十六里。《管子》與 注 《刑法志》所言是也。實計則爲三百一十六里，舉成數則爲四百。《史記》言魯、衛封四百里，《漢書》言齊封四百里，皆以其千乘言之。故《明堂位》之「方七百里」，「七」當爲「四」字之誤。東漢經師以百里不能得千乘，於是改爲十井一乘之説，以求合諸侯千乘之稱；不知千乘出於閒田，不出本封百里之内。博士雖改易乘數，仍不可通。何以言之？今學祇能添百里乘</a>數，不能減 注 千里乘數。萬乘、千乘，十分得一，此定制也。今添百里爲千乘，則千里當爲十萬乘。諸侯數少，天子數多，萬、千終不能合。由此觀之，則不明閒田之制，千乘、百乘之言不能解也。


    《司馬法》爲今學説。鄭注所引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三百人，徒三千人，方百里出革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徒萬千人者，此今學之《司馬法》也。服注《左傳》引《司馬法》云：一丘出牛三頭、馬一匹，一甸出車一乘者，此《周禮》之《司馬法》方三百一十六里出車千乘之制也。文義異同與古書合。《前漢·刑法志》云：方千里得千乘，方百里得百乘，方三百一十六里得千乘，則千乘出於方三百一十六里，本有明文可據，班説本於《管子》，蓋古經師舊説也。東漢今學説，如包注《論語》、何注《公羊》，皆以百里出百乘，與萬乘説自相矛盾。凡經説古多不如今，惟此則今不如古。然古學家但言百里不能出千乘，而所以得千乘之地，未能實指。今學則堅守大國百里，欲闢《周禮》地五等之説，故就百里中穿鑿言之。大抵此東漢以後經師失據之言。至於西漢博士，則係班《志》之説，以爲方三百一十六里所出，不出於百里，而《管子》亦以齊方三百一十六里也。


    劉歆竄改《周禮》以迎合王莽，莽舉其改易之條，皆見施行，《莽傳》之文可考也。予初以今、古并重，誤於歆説頗重。王莽雖漢之蟊賊，而實爲千古一大經師。今學西漢盛，至莽而終；古學東漢盛，自莽而始。欲講經意，在將《王制》、《周禮》之説求其細例，可以見諸施行，而莽則已先我爲之，凡經中制度皆悉規摹舉辦一過。當時五經博士外，復立六經祭酒，大約皆古學。其講封建、地圖至於數年之久，蓋其審矣。今以王莽爲一禮學大師，凡當時之事皆以歸之；實則其説皆孔光、劉歆與博士祭酒之言，非莽所自作。今既不見名氏，則凡當時之説統目之爲王莽説云云，經同學考校數年，乃知其説之誤也。


    莽制有主今者，有主古者，有今、古合并者。本傳謂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云云，此即今、古合并之法也。其封建、井田、置官、分爵諸大政，皆詳悉可尋。《王制》之説散見於諸書，可以旁證者多。《周禮》師説不如《王制》之詳，東漢之説又多有出入。然考《莽傳》，其説固已不能通，又何以行遠哉！


    鄭注《周禮》，以鄉爲近郊百里，遂爲遠郊百里外，郊外曰野 注 ，有都、縣、家削三等。是鄉遂僅祇二百里以内，而以下三等無明文；六鄉六遂又不應如此之小。而《莽傳》則不然，王莽祇以鄉、遂爲等，西都爲鄉，東都爲隊，不分五等。今其文曰：「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六帥 注 分三輔爲六尉郡。」顔注引《三輔黄圖》 注 注其事云：「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栒邑、義渠十縣屬京尉大夫府，居故長安寺；高陵以北十縣屬師尉大夫府，居故廷尉府；新豐以東至湖十縣屬翊尉大夫府，居城東；霸陵、杜陵東至藍田、西至武功、郁夷十縣，屬光尉大夫府，居城南；茂陵、槐里以西至汧十縣，屬扶尉大夫府，居城西；長陵、池陽以北至雲陽、祋祤 注 十縣，屬列尉大夫府，居城北。」考《地理志》，三輔共五十七縣，今曰六十縣，舉成數，或有分并也。莽又以河南爲東都，曰保信鄉，分爲六隊。《地理志》：南陽前隊，河内後隊，潁川左隊，弘農右隊，河東無明文，則除河南居中，河東附隸，前後左右以隊名者四見，此莽斟酌損益而爲之者也。大約《周禮》之六鄉，即莽之六尉，六遂即莽之六隊。莽於西都以城旁爲鄉，眾縣爲尉；東都爲州，眾縣爲隊，亦變通潤色之意。故東都之制與西都不盡合，而以鄉、遂分東西州，則一定之制也。此皆爲内郡。千里以外乃曰近郡，有障蔽者曰邊郡。故隴西、天水、張掖、敦煌 注 等不入畿内之數，因時制義，其意可見。據此，是古《周禮》先師説不以鄉、遂、家削、縣、都分五等，可據莽以説之矣。莽説雖不能通，然鄭變其説而仍不通，則不如莽之爲得也。


    《書》堯舜制度全與《王制》符同。據《孟子》「神農」章所言，當時必無此等制度。如五玉、三帛、二牲、度律、量衡及巡狩、貢賦、甸服之類，此承平數百年乃有之事，豈獸蹄鳥跡方交於中國，人方得平土而居，遂能如此詳盡文備？此當爲序《書》時潤色譯改之言，所謂「祖述堯舜」之事。古時制度大簡畧，不足以立教，故孔子以此託之帝王，當時不能有此制度也。


    孔子六藝非但鈔録舊文，别有新意，然既以六藝託之帝王，遂以新義亦歸之帝王，此述者之事也。如孟、荀以《王制》爲周禮，漢初經師莫不同之。孔子於堯時已云「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故《禮記》以夏、殷皆爲三年喪也。


    今、古之分，東漢初已啟其端。班書《志》、《表》多臚列今、古之説，今當悉取而分隸之。如《百官表》言《周禮》建官，又云或曰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地理志》言職方之説，下又云「周爵五等，而土三等」云云。此皆今、古説之有明文可考者。


    子夫云：近來小學最盛，段、嚴、桂、朱專門名家，皓首成書，或校正異同，或摭拾訓故。要其用意，在明文義，字詁既通，方可治經。末流之弊，小學未通，年已衰晚，叩其經義，茫乎未聞。金石專門，復爲接踵，銅器古泉，搜采具備，既費貲財，且傷精力。本志所存，偏旁孳乳，藉證六書，贋鼎虹梁，每多僞贋，淺見倦士，侈爲古本，得其一字，兼攻洨長。假金石以證《説文》，借字畫以證經義，畢生株守，不知變遷。譬如農織，原爲飢寒；議耒耜，計隴畝，終未得一餐之飽、一縷之被。保氏教國子，八歲之事，十五以後即入大學。今乃以童稚所業，而爲老師宿儒呫嗶而夸張之。况古今所傳，多便俗學，精善之籍，盡皆秘隱。《説文》在漢已爲俗陋，託命於斯，無亦自薄！至如音均之書，鈔輯之録，尤爲拾墜於敗簏，築室於道旁，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大海蕩蕩，宜江河以道之，微者亦溝渠以澮之，胡爲盂匙以測量、涓滴以蓄儲哉！ 按此爲株守小學者發，切中時弊，故取之。癸丑在晉陽，欲作《語上篇》以矯其弊，匆匆無暇。此編所言，頗多曩旨。


    西漢博士説以校東漢，固爲精審，然其失本意者亦多。董子號爲大師，然謬者亦十居二三。蓋專門之言，時有過當；且經義玄遠，淺求之不可，過於求深亦不可也。姑即一事以發其例。《白虎通》言京師，謂三代異名，周王城名京師，此當時博士之言，從來無異議，而實乖經義。周原不以王居爲京師，稱京師者，《春秋》之意耳。京師猶《詩》之六師。天子出，六師從；不敢斥言天子，舉王師以爲天子所在之稱，其例正與王所同。又周東西通畿，《春秋》存西京，不使秦主之，故王居稱京師。襄王居於河陽，則以河陽爲京師。河陽稱京師，知京師非王城定名。《公》、《穀》皆云：「京，大也。師，眾也。」天子所居，故以眾大言之。《傳》例：諸侯言師，天子言京師，與諸侯言上，天子言大上相同。《傳》不以京師爲王城，故以眾、大解之。此微言大義之僅存者，乃爲博士説所蒙蝕。夫《傳》有明文之説猶如此，其他可知。今雖篤守博士説，至於失解亂真者，亦不曲從之。


    《緯》云：「亂我書者董仲舒</a>。」「亂」字當讀如「予有亂臣」之「亂」。至於「傳我書者公羊高</a>」，則爲東漢人增損圖籍之言，當是戴宏 注 以後人所羼，捏造「公羊」五名，編以世系、傳受淵源，改古書以合於私學。「穀梁」亦以四名見，使以祖、父、孫、子編排，亦如「公羊」之五世矣。有志復古者，當力辨之。


    坊間有《公穀合讀》一書，俗本不足譏。然二《傳》相通，藉此可見。《穀梁》文簡例多，《公羊》文繁例少，彼此互見，可相補證，當以省文互見例讀之。蓋二書皆答問而作，同引《大傳》以告弟子。後來寫本互有詳畧，本傳未詳，正可借證别傳。又多文異義同，《公》、《穀》之分，在晚師引用寫定，非原本有異。如《公羊》「六羽」，《傳》「天子三公」云云；「城楚丘」，《傳》「春秋上無天子」云云，此《大傳》文也。今《穀梁》闕於引載，而子政説乃有其文，是劉本同有此傳，此當取《公羊》以補之。《穀梁》「葬桓王」，《傳》云「獨陰不生」云云；「夫人孫於齊」，《傳》「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云云，此《大傳》文也。《公羊》失於採用，而董子説乃有其文，此當用《穀梁》以補《公羊》之缺也。又如詞繁不殺，即詳録伯姬之意。定元年同引沈子説，而文有小異。二《傳》經説正可互相引證，以見全體。然非精熟文義者，不可以持此論，苟不精而好言合併，則治絲而棼之矣。


    《穀梁》言正言禮，《公羊》言禮而不言正。《穀梁》傳「丹楹」、「刻桷」，一「非禮」、一「非正」，初不知正與禮之分。嘗欲通考《傳》例一過，一日偶悟正即中也。天下無一定之中，《春秋》無達例，即示人以緣事求中之意。中非中間之中，中謂射中也；正乃正鵠，亦射中也。程朱言中，謂凡物之中，虚渺無據。今以事如射侯，處事如射者之求中。侯有尊卑大小，又東西遠近轉徙無方，射者必先熟審，然後射之，乃得中的。孔子所謂中，即此意也。皆就實事取象，侯爲標識，取其意明，不如舊説一國之中、一邑之中，必須測量推考，冥索於影響疑似之間，然後能定。求之甚難，操之少據，設此蕩恍之局，以誤學人也。《禮》爲舊典，有一定之形，正如射中，有随機之巧。本一侯也，因其東西南北、高下倚側而後定我用矢之道。射由侯生，不能自定，故有合禮而正者，有合禮而非正者，有違禮而不正者，有違禮而得正者，故善惡表中正貴於禮。《穀梁》不言權，正即權也。正無定，權亦無定。一借射爲喻，一借衡爲喻。得此一解，乃知《春秋》言權、言中之義，皆在「正」字也。願與深於義理者共明之。


    或疑《春秋》爲後王法，秦漢實不用之。世無無弊之法，何能以一定之制執定通行？三統之説，豈能使秦如夏、漢如殷、晉復爲周耶？案：此疑頗深，然非孔子意。孔子作六經，專言大綱大紀，以爲萬世法，當時即已尊榮，歷久其道愈顯，不如舊説《春秋》專以救弊，不過如書策罪言，補偏救弊，以挽文勝之弊，徒爲一時之書而已。至於後世改制，則别立三統之法於六藝中，一事一物，别爲三等名目以通其變，如社樹、明堂、學校是也。六經定制，斟酌盡善，百世不改，其小有損益變化，乃其中潤色之事。即以封建、選舉、職官論之，由漢至今，可云變極矣！而今乃多與經制相合，雖有小變，不害大同。《論語》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繼周」即謂繼《春秋》，「百世可知」謂大綱三千年不能出其範圍。《尚書》推本帝王制度如一，後之堯舜三代亦如古之二帝三王，今之視後，亦如古之視今。至於救弊補偏，大略盡於三統之説，通變不倦，固非如先儒所言，欲百世以下株守之也。然則人之學《春秋》，求今之制度以合《王制》，事變日新，終歸圍範，不徒以爲古制，反謂於今有宜有不宜，或損或益，尚須斟酌。五帝不同樂，三王不同禮，謂使孔子再生，亦不主《春秋》之制，如舊説所云也。《春秋》之學，全在磨鍊智慮，以就今之繩墨。改制之意，則當合二十四史</a>中沿革求之，看其因心之妙，移步换形，不可方物。若以孔子修《春秋》宜古不宜今，今亦不師古，則大非三統循環相救之意矣。六經爲萬世而作，不專主救文，學者但當循此規矩，試觀歷代典制，及近今禮例，何一非《王制》之細註、《春秋》之詳説哉！禮家述古易，知今難，學者判爲二派。述古者鄙言晚近，治今者昧厥本源，皆非也。《儀禮》、《官禮》之於《王制》，不過如今之《通禮》、《會典》、《搢紳》諸書耳，但論大綱，三年可了。然常多變少，文略事簡，若見之施行，殊多缺略，後來因事草創儀注，是爲潤色，故《禮經》十七篇已足。蓋禮家所重，全在《禮》意，踵事增華，一成不變。殷周既有損益，若欲於數千年後株守《禮》文，非斥近事，是字必用古篆，書必用竹帛，豈非笑柄耶？古無棹几，今用綿絨，衣冠既異於《玉藻》，禮節更詳於淹中。大禹入裸國，先自去衣；泰伯逃句吴，首自被髮。以古法讀今書，正如用碑版於卷摺。聞康長素有《孔子會典》之作，以經包史，於近事尤詳，不泥不違，卓然大備，其有益經濟，尤勝於三《通》也。


    漢人引經折獄，除《史》、《漢》外，董子有《公羊决事》。今雖亡，頗欲輯之，群經各分門目，采傳、記、子、史之文補之。以傳文言之，則《春秋》事實，案由也；師説，律例也。以《决事》言之，則時事，案由也；傳文，律例也。通經致用，此亦一端也。 《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循環見義，變化無方。漢儒引以决事，今可考者不過數十條，多雷同互見。此非經例不熟，則以必取有名之條以爲據，然後人信之，如人臣無將之類是也。


    斵輪以古人書爲糟粕，此經學家當頭棒喝。天下六藝、九流、雜技、藝術，其可以言傳者，皆糟粕也。凡徵實之名物、象數，形而下者，猶可即糟粕求之。糟粕不離乎稻粱，形質不能過遠。至於形上之精華，則脱胎换骨，存液去膚，不能即形迹以求之。稻粱猶近於糟粕，糟粕遂大異乎酒。以《春秋》論之，則事實糟粕，筆削精華；以經傳論之，則傳本糟粕，師説精華；以經術言之，則文旨糟粕，運用精華。我之運用之妙，不能告人，所筆於書者皆形迹；知先師運用之妙不能告人，而著於傳者皆形迹；更以知孔子運用之妙不能告人，而著於經者皆形迹。今墨守《春秋》之文，豈遂足知孔子？株守六藝之文，又豈足以盡孔子？凡著書，其先精神才力必有十百倍於此，存之心者多，著於編者少。今於《春秋》堂奥猶不能窺，又安能不如隙中觀鬬？更何望其有見於《春秋》之外哉！孔子當日作《春秋》，已使續《春秋》可也，原《春秋》可也，拾遺《春秋》可也，以其意託之空言亦可也，寓之於别經亦可也，删改此《春秋》亦可也，且廢此而别作一《春秋》亦可也。以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從心不踰，變化之妙，不可方物也。正如善書者，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或肥或瘦，或剛或柔，或真或草，莫不入妙。父不能傳之於子，子不能學之於父，天下後世師之而不得其彷彿，以其糟粕在此，而精華不傳也。近人得一舊帖，臨摹既久，遂以此帖爲規矩方圓之至，肥瘦、剛柔，毫釐無不入妙。古人當日亦必定出於此，而不能少異。實則使古人當時盡反其所摹之帖，而别書之，今之學者亦必以爲盡善而不能稍異。如篤信其臨本之説，不能想見其運用，而拘拘於糟粕，此學人之通弊也。况其所學之本，不知幾經翻摹鈎臨，其長短、肥瘦、剛柔之間，已全失古人之意。或且與其真迹相反，而若人方自以爲如親見古人執筆書此，詳道其經營結構之甘苦而剌剌不休，若以爲此本乃書家自然入化之妙，古人適偶得之，不得絲毫增損於其間。治經者其弊多同於此，以其心眼力量卑陋狹隘，至此而止，不能别有所見。然治經能如此，學字者久不壹得，而此學字者亦非積月累年忘餐廢寢不能到此境。經學既乏專力之人，其傳變改異，年久勢異，且千百倍於字帖之壞。孔子筆削真迹，蓋依稀彷彿，毫無存者。既不能少窺其彷彿，又安可遂舍糟粕哉！後人誤會《莊子》之言，乃欲盡去糟粕，而别探精華，流爲心學一派，名爲學古，實則師心自用。今欲求一鑽研糟粕者而不可得，且欲探精華，非羈困糟粕中久而解脱者不能。予之爲此論者，欲爲十年後開此心胸，使不致以尋行數墨終其事，不敢使不求糟粕者聞也。


    近於《春秋》寻行數墨之功，有十之六七，至於神悟超然文字之外，其在十年後乎！老子</a>幼壯學《禮》，藤牽葛覃，網羅一身，晚乃奮然舍去。嗚呼！其用功自得之况，不知其在晚年歟？在少壯歟？


    《春秋》之善惡，表功罪也；褒貶，表升降也。其中亦須有一部律例，當立吏、刑二衙門專辦此事。凡有功則交吏部，有罪則交刑部，因其功罪之大小，定其刑賞之重輕。袁佑安同年嘗推考捐例，謂其淺深貴賤有一定之則，無論從何項捐起，加捐至某官，貴賤莫不相符。方長孺言薛侍郎精於刑律，見罪名有七八百條輾轉不合者。《春秋》之功罪刑賞，必須如捐例之精，不致如刑律有不合之條，方爲精實。此説先師已有之，如《五經異義》引僖公逆祀，《公羊》以爲大惡，《左氏》以爲小惡，則議處之事，二司員議論不合，固已久矣。


    《春秋》所包者廣，以今六部况之，無不爲其所包：吏部掌其爵禄，禮部掌其禮文，户部掌其分土居民、國入歲計，兵部掌其征討，刑部掌其刑罰，工部掌其工程。實則今學立三公，以九卿兼其事：大司徒禮官兼吏部，大司馬兵官兼刑部，大司空户官兼工部。特《春秋》文案律例不全，唯《王制》與《傳》文而已。其中瑣細枝節不詳，録者不勝録，亦以古今不同，僅發其凡，而一切小事，但就當代時制考之，不必冥索於古。凡欲得《春秋》細微，非熟讀律例掌故不行。在郫與黄緯如兄 刑席孫壽成之妻弟也。 言刑名事，頗有啟發，知切實處故在有實用也。


    荀子云「法後王」，此治經之要法也。以《春秋》言之，則二百四十年事實，即當今二百卌年之影子也；筆削褒貶，即當今補偏救弊之影子也。要將先王先師影子引之於今，是二是一，然後爲法後王，然後爲好經學。竊欲將天下化成一大洋紙，將《春秋》經意化成一圖，以留影照像之法託照此圖於紙上，今、古分明，毫釐俱在，其依稀之間，啟人神悟不少。


    小徐《説文·部序》即仿《序卦》爲之，或頗譏其無理，不知此古例也。古書皆有序以説部次，不必有實理。即《逸周書》亦有序。按此説甚佳，禮官序總目見於《曲禮》，《荀子》有《序官篇》。除《易》、除《書》、《禮》次序尚易循求，惟《詩》次序無古説，最繁雜。以《國風》言，十五國次無説，一國中各詩先後無説。近人選詩，如王漁洋，其去取前後之旨，學者猶能道之；孔子之《詩》，頗似《千家詩》，全無論次，爲坊間最劣之本。説《書》、《禮》要知十七篇、二十八篇爲全 注 ，然後其序可得而知。論《詩》則必先將《風》、《雅》、《頌》與十五國大綱分别已定，然後其中次序可以徐徐清理。必定此説，然後《詩》可治。


    《公羊》爲齊學，孔爲素王，故宋從殷，是其所主。《檀弓》篇中多殷禮，如喪禮，謂「與其禮不足而哀有餘」之類，盡屬從質意。又言《春秋》事十餘條，如「仲遂卒於垂」、「新宫災」、「齊告王姬之喪」、「戰於郎」之類，類次《春秋》禮制、實事之遺説，别篇初無此體。又「邾婁」惟《公羊》乃有是稱，《檀弓》稱「邾婁」者三，是其書確爲齊學所記無疑，其説皆足與《公羊》相發明。初以此篇爲《左傳》説，《左傳》不稱「邾婁」，又多以孔子新制歸之成、康，以爲《公羊》近是。太史公云「游、夏不能贊一詞」；今《檀弓》記子游</a>、子夏之事甚多，可知爲《春秋》先師説。曾子</a>傳《孝經》，篇中言曾子事亦多，恐不無齊學《孝經》之遺説。 按，緯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孝經》屬參，以《春秋》屬商，二書並提。緯爲齊學，故《檀弓》篇中兼有《春秋》、《孝經》説，亦勢所必然也。〇孝以喪、祭爲重，故篇中多言喪禮。今取其書分注《公羊》，如取《王制》注《春秋》之制，務求推闡比附，毫無遺議。苟《公羊》中不能歸宿者，則以之説《孝經》可也。


    《周禮》説始見於《王莽傳》，劉子駿實主其學。 方望溪《周禮辨》指《周禮》多劉歆所羼，據《王莽傳》「發得《周禮》，以明因監」之文，知《周禮》撰補於歆也。 《移書》不見《周禮》名目，所引《逸禮》即《周禮》原文，争立不得，後因莽將即真，乃改羼今本以爲新因監。《逸禮》原文實出於秘府，劉氏校書時，與《左傳》同出，蓋今學官職之説。《曲禮》云，天子建天官，先立六大，以下五官、六府、六工説，《逸禮》之總名；《逸禮》乃《曲禮》之實事，亦如《荀子·序官》之類。此爲孔子所定，而弟子潤色之文。惟其書六大、六府、六工皆别自爲書，不統於五官，而五官則五卿之底本也，劉氏因其書世所不傳，故改羼以迎合莽，與今學爲難。《曲禮》六大爲天官，大宰即冢宰，《王制》大史、司會皆屬宰。此如今宗人府、内務府之職，專爲王官，不爲三公所統。劉氏承其文，以冢宰爲天官，所司之職則有改變焉。天子之五官如今之六部、三公所統屬者。司徒、司馬、司空，此三公也；司士、司寇、九卿之二，《王制》所謂三官也。司士文見《周禮》，蓋司馬之屬，掌 注 選舉者也；司寇亦屬司馬。《王制》以爲三官千乘以配四時者。今劉氏於五官去司士，添入冢宰、宗伯以合六卿之數，以司馬爵禄之事歸之天官，如今吏部以司空土地之事歸之司徒，而以司徒之職歸之宗伯，司馬、司寇仍原文，司空所掌之事既歸之司徒，遂以六工之事歸之，此其所以誤也。其以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爲六卿者，則由誤襲《盛德篇》之舊名也。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左傳》以爲水、火、金、木、土、穀 注 ，金仁山有分配之説。舊本六府連文。亦如《考工記》連叙六工三十人皆掌財物，當爲司會屬員，除大府、王府、内府、外府、泉府以府名官之外，如職幣、甸師、司甲、司戈盾、司弓矢、倉人、廪人，凡主財賄、器用、儲藏者，皆當爲六府之職，大約其數與六工人數相去不遠也。劉氏以分隸五官，鄭氏以爲祇六人，皆歸司徒者，誤也。今當詳細考訂，以還六府之舊。


    六工之文，今《考工記》是也。劉氏以司空本職屬之司徒，則冬官實無事可掌，故全以考工之事歸之《冬官》，作序以明其事。司空不掌工，古有明説，故後來徐悟其非。馬、鄭乃有《冬官》不全之説，實出於東漢末季，《周禮》初傳無此説也。後人不知其故，以《周禮》缺《冬官》，以《考工記》補之。按，除《周禮》外，無此文體，何緣缺一官即有《考工記》相補？又或以爲文帝命博士作《記》補之，尤不通。博士既補《考工》，何不取古書《冬官》佚文補之，乃但説工事？且《記》亦非博士能作。此《記》與五官文同出一原，因無冬官職權以相當，而文與五官小差者，則當其時未能改修一律之故。 宋人欲據《王制》及今學家司空説，取五官中上地之官群歸於司空，劉氏以司空之文散之於司徒。今輯諸篇司空之文歸之於《冬官》，返本還原，其説原不爲誤，特宋人尚多不合，必再加考訂耳。 《王制》官職以九命爲實職，以九錫爲加銜差使，大國九命，則凡百里之侯皆九命矣。其中所有長、帥、正、牧、伯，差使職事各有等級，共爲五長，皆從加賜而定。錫命相連，合爲十八綬，如今九品官分正、從。今正、從一品爲九、八錫；正、從二品爲七、六錫；正、從三品爲五、四錫；正、從四品爲三、再錫；正五品爲一錫；從五品爲九命；正、從六品爲八、七命；正、從七品爲六、五命；正、從八品爲四、三命；正、從九品爲再、一命。兼舉則錫、命一也，孤文則錫大命小，《王制圖表》中有此表。


    《繁露·爵國篇》：天子立一后、一世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三良人，共十二人。大國一夫人、一世婦、左右婦、三姬、二良人。次國一夫人、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皆九女。小國夫人、世婦， 小國之夫人即世婦，小國之君如天子大夫。 左右婦、二良人、一孺子。 「二」舊作「三」，「一」舊作「二」，小國當止六女。 附庸立一宗婦、二妾。 三人。「妾」當爲「妻」。 又：王后置一太傅、太母、三伯、三丞、世夫人、四姬、三良人，各有師傅。王后御衛者，上下御各五人；世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上下御各五人；三良人各五人；世子妃姬如公侯之制。王后傅、上下史五人，三伯上下史各五人，少伯史各五人。大國夫人一傅母、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姬、二良人，各有師保。夫人衛御者，上下御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 注 各五人。次國夫人一傅母、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各有師保。夫人衛御者，上下御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孺子御各五人。小國夫人一傅母、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又各有師保。夫人衛御者，上下御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孺子各五人。附庸宗婦有師保，御者三人；妾各二人。


    戊子年，李進士命三以《昏義》百二十女爲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妻，證之禮書皆合，可無疑義，惟説《考工記》九卿、九嬪可疑。九卿九室，則百二十官當百二十室，一人一朝房，未免瑣碎。《周語》云：「内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竊以《考工》之九卿、九嬪，即《周語》之九品、九嬪，非目九卿之夫婦。蓋朝房之制以品級分，王公尚侍以次叠降，非一人一室。又督撫官、廳、司、道一等，府、廳一等，州、縣一等，佐、雜一等，更不能一人一室。然則九卿謂九等之王臣，九嬪乃令婦之九等矣。


    《春秋説》：天子娶十二女。考《公羊傳》、《白虎通義》，原防再娶，并非同時娶十二女。蓋以國家之亂，多由再娶，故聖人定爲不再娶之禮，以銷弭其禍亂。以人之好色，五十不衰，故當時多以襁褓者隸名，所謂待年於國。以二十嫁娶計之，天子五十之年，其媵女已經年三四十，則媵女之必取年輕者可知。如今填房、續婚之事，有正嫡嫁時媵女尚未生者，不過女家有此名目，將來如嫡薨或老病，則女國乃重送媵女，如《左傳》所稱繼室。如無事故，則壻家不請，女家亦不必再媵，以致徒恣煩擾。經意專在不許再娶二嫡，實非當時已有十二女同行也。一男三女已足相匹，必執定十二人，毋乃乖色荒之戒。又考十二女名目，《繁露》詳之，又各有保姆、師傅、史役人數，如民間之僕婦、使女，其人多選寡居有賢行及良家女子爲之。亦有品俸，是爲内官。雖掌燕寢之事，天子禮不得下淫，不如後世宫女，隨主者所喜，皆得召而御之。其官既有升降，其人亦隨時放遣，不如後世入宫則不得再出也。考《宋書·后妃列傳》：後宫通尹爲一品，列叙爲二品，司儀、司政、女林爲三品，都掌、治職等爲四品，通關、參事等爲五品，中臺、侍御、執衛爲六品，合堂帥等爲七品。 《文獻通考》：莊宗時後宫之數尤多，名號不可勝紀。明帝以後又有司寶、司贊、司膳、司飾、司醞、司衣等名，皆封夫人或郡夫人，小者縣君，亦宫官，八品、九品之文不見。 其名目、職掌與《繁露》相合。 漢晉以下以妃嬪分配品級、俸禄者不在此例。 即《周禮》之九御，《考工》之九嬪。《周禮》有内、外命婦之文，歷代史志多有之。九御即内命婦，百二十官之妻即外命婦。内、外命婦皆官，非天子之妾媵，考之宋制猶如此，則經禮更可知矣。


    《曲禮》：「天子有后、有夫人、 公。 有世婦、 大夫。 有嬪、 以《昏義》推之，二字當在世婦之上，九嬪、九卿妻。 有妻、 士。 有妾。」 庶人在官者。此有嬪專指王臣言。 又云：「公、侯有夫人、有世婦、 大夫。二伯如天子之公，則下有卿嬪一等，此無嬪而言世婦，則公、侯指方伯言。 有妻、 士。 有妾。」 庶人。 又云：「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 亦曰宗婦，不言卿曰嬪，略之。 士曰婦人， 亦曰御妻。 庶人曰妻。」 亦曰妾。 《昏義》以夫人配公，嬪配卿，世婦配大夫，御妻配士，名目不同，蓋由内外異稱。今據《昏義》推之，考《繁露》，天子之妃無嬪、世婦、妻、妾名目， 后以外，四夫人、四姬、三良人。 諸侯亦無妻、妾名目。 夫人外，三世婦、三姬、二良人。 又附庸立一宗婦、二妾。是天子、諸侯、大夫嫡媵名目，上皆祇包下一等而言。如天子曰后，下一等名同諸侯之夫人；諸侯曰夫人，下一等名同大夫之世婦；附庸曰宗婦，下一等名同士之妻。除一等以下，名皆改變。又后、夫人、姬、良人與夫人、世婦、姬、良人合之，正嫡祇四等名目。《曲禮》天子乃有六等，知天子有夫人以下，指助祭公、卿、大夫、士、庶之妻言之；諸侯世婦下之妻、妾，亦指助祭之大夫、士、庶言之，不謂後宫有此名目。縱謂《曲禮》、《昏義》、《爵國》名異實同，然亦决非以三輔一，兩兩相對之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不得借此以爲莽、歆百二十女之證也。


    百二十女者，百二十官之妻也。鄭君承莽、歆之誤，以爲天子妾、媵。曾於《周禮删劉》中詳論其事。西昌吴清渠 光源 擬《代百二十女訟鄭君表》，亦袁子才「麒麟鳴冤」之意也。《表》云：「三公臣妻三人，九卿臣妻九人，大夫臣妻二十七人，元士臣妻八十一人，由内小臣轉上内宰引奏：臣妾聞：乾坤定位，則尊卑之象已呈；日月相從，則輔佐之義斯起。故《易》嚴天澤，《禮》别嫌疑，《書》戒朋淫，《詩》美有齊，《春秋》譏宗婦覿幣，蓋所以别上下、異内外、順陰陽、成教化也。《昏義》云，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妾等百二十人，本三公以下百二十官之妻也，膺從爵之榮，荷錫命之寵，有助祭之勤，佐躬桑之瘁。《祭義》曰：『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諸侯如是，則天子可知。是以揄闕、鞠展，與鷩毳同輝；《鵲巢》、《采蘩》，繼《雎》、《葛》而詠。臣妾等雖别尊卑，實皆正嫡，自有家政，體法坤闈。《周禮》明文曰「外命婦」，西漢已前典禮明著。乃鄭君注經，不從師説，肆爲矯誣，以百二十女統爲王后妾媵，攘竊臣妻，屬之天子。竊考天子十二女：王后一、世夫人一、中左右夫人三、四姬、三良人。禮加九女，媵從三國，名號甚章，人數蓋寡。王莽居攝以前，納女漢平，猶云十一媵家，足見本無百二十女之説。劉歆顛倒經制，迎合王莽，依託《禮》文，創爲邪説。莽當末路，曾見施行，是乃新朝之荒淫，并非先王之舊制。鄭君自號通儒，即當糾正，豈可承譌踵謬，攘臂助奸？不謂祖述僞制，歸獄周王，儕命妻於嬖私，亂君臣於鳥獸；乃又臆造進御之法，一月再周，十五而徧，强爲分夜，據何經典？矧萬幾餘閒，宜益珍養，問夜何其，敢耽淫樂！此固下愚所不道，鄙巷所羞稱者也。上則污滓聖經，下則流毒宫閫。乃儒生堅謂爲師承，後王竊喜其便己，千年沈冤，無從昭雪，切膚之痛，難緩籲呼。且娣姪之禮，專防再娶，長者已衰，少者乃進。《春秋傳》曰：『叔姬歸於紀。』明待年也。是法月之數，先具虚名；繼室之來，尚須更請；何有同時，數逾十倍？又考僞説之與本原，《昏義》全以陰政歸之王宫，不知王、后既爲夫婦，臣下自係匹耦，事定一尊，禮嫌並嫡，婢妾嬖賤，於禮無專。由此推之，則十一女尚須禀命，况合百二十人而聽之！不惟名目巧合，事無可疑；祭饗時主者既爲夫婦，乃以宫妾耦配外官，此例以觀，成何政體？往者新制備和嬪美御百二十人，皆佩印韍，執弓韣，篡亂之徒，洵不足論。後世大選良家，掖庭盈軔，多則萬計，少亦數千，禁錮如長夜，怨思變災祲，點汙臣妾，恨已難言，流毒後宫，害更何極！差辠浮於民田，論禍烈於國息，豈止大裘郊夏、麟皮冒鼓之瑣瑣者歟！臣等辱侍褘衣之儀，本主外臣之家，乃以被服之僮僮，下等抱衾之肅肅。雖事君致身，忠臣之義，而臣妻群御，從古未聞。武斷同於指鹿，誨淫幾於聚麀，離經畔道，亂倫敗化，未有如此之甚者也！昔蒙莊非聖，見擯異端；揚雄擬經，戡名太學。而鄭辠甚於擬經，直爲非聖，猶竊食兩廡，垂聲千載，漏彼卯誅，大乖孔法。恭維陛下握陰陽之符，立教化之本，别内外之嫌，嚴上下之分。日月昭灼，雷霆震讋，造言者有誅，亂經者奪祀。更請下鄭諸書，俾博士詳議。其乖聖經、違典禮者，悉令删除。」


    春秋見經之國百餘，舊説茫無統緒，予乃分州以卒正之目歸之。據《王制》州七卒正，《春秋》魯祇見六國，疑不能定者五六年矣。甲午二月，以《易》一卦變七卦，與《春秋》合，始定州一方伯、七卒正。内江陳奎光 其昌 爲之説，文曰：「六經皆聖人手訂，雖微言奥義，各有宗旨；大制鴻綱，往往一貫。蓋聖人因天地之自然而定其法度，百變而不離其宗。《易》雖得於殷人，然《乾》、《坤》由翻改而始定，故規模制度，隱與《春秋》相通。《春秋》統以天子，分以二伯，參以方伯，佐以卒正，而鴻規舉；《易》始太極，分爲陰陽，立爲八卦，錯爲六十四卦，而鉅制垂。名目雖别，理數則同，天子即太極，二伯比陰陽，方伯視正卦，卒正如五十六錯卦，兩兩相當，不爽毫髮。蓋《春秋》與《易》雖有天道、人事之不同，淵源一貫，非偶然相合也。經師各拘家法，往往守本師之言，不觀會通。故《易》就畫明理，以爲通《春秋》則駭矣；《春秋》因事舉例，以爲通《易》則驚矣。别户分門，不能渾一。今考《春秋》之疆境，以九州爲度，四裔必加戎狄之名，錯處内地之夷狄，則言地以繫之，立州、國、氏、人四例，荆、梁、徐三國稱州，英、甲、潞三國稱氏，吴、越、留吁、廧咎如稱國，皆收入版圖，以備卒正之任。其淮夷、山戎、姜戎、北戎、伊洛戎、陸渾戎，不離戎狄者，受其朝貢，不責以伯帥之職。經見國百十餘，《傳》見國二百餘，惟青州見一州牧、七卒正、二十一連帥、一嘗見之附庸，餘州從略者，蓋備書則書不勝書，故舉内以概其餘也。冀、兖國少，以甲、潞等備卒正之選，不多見國，恐不識諸國以爲夷擯之也。雍不見國者，王臣舊采也。今本《説卦》震、巽、離、坤、兑、乾、坎、艮之序，分震、離、兑、坎爲四正，而以青、荆、梁、冀配之；他巽、坤、乾、艮爲四隅，而以徐、揚、豫、冀、兖配之。雍爲留都，今以豫代雍，相配爲圖，而聖人作經之旨，瞭如指掌矣。」


    言漢學、尊許鄭者固囿於劉歆邪説，然考史傳，雖兩漢經士皆有流弊，謹立二十四目，引史傳以證，然後知學當靳於是，不必 注 但尊漢師已也。


    增益師説


    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無故善修章句，爲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説。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爲城陽内史。 《張山附傳》


    《夏侯勝傳》：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説。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


    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禀，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説，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迷而莫正。


    亂經私作


    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叙》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 《孔安國傳》 注 下


    《儒林傳》：韓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内、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


    立學勢力


    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 《孔安國傳》 注 附


    上使江公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授《公羊春秋</a>》，於是《公羊》大興。


    不通政事，迂疏寡效


    博士選有三科，高弟爲尚書，次爲刺史，其不通 注 政事，以久 注 次補諸侯太傅。 《漢書·孔光傳》


    昭帝時，選博士通政事補郡國守相。 《蕭望之傳》


    陽朔二年詔 注 曰：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爲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 《成帝紀》


    粗習師説，以意推衍


    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後東平 注 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 注 。


    苟求利禄，射策取科


    《東觀漢記》：徐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冀令學者務本，有所一心，專精師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真。」


    各異其師，黨同伐異


    揚雄曰：「譊譊之學，各習其師。」


    劉歆説：「猶欲保殘守闕，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疾，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又：「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絶之，欲以杜塞餘道，絶滅微學。」


    班《志》曰：安其所習，毁 注 所不見。


    《陳元傳》：今學者沉溺所習，翫守舊文，固執虚言傳受之道 注 ，以非親 注 見實是之道。


    末流遷變，齊不如魯


    《儒林傳》：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 注 《穀梁》。


    《藝文志》：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説，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爲近之。


    别參異説，詐託傳受


    京房</a>授《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説，以爲諸《易》家説皆祖田何、楊叔元 注 、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説，託之孟氏，不相與同。


    高相治《易》，專説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


    《藝文志》：又有毛公</a>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


    自矜巧慧，變亂師法


    孟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絶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後博士缺，眾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


    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兹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孟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説。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見信。


    徐防《疏》曰：「伏見太學試弟子，皆以意説，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 注 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説爲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


    互持意見，同源異流


    眭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專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顔之學。 《前漢書·儒林傳》


    章帝詔：「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雖曰承師，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建武中，復置嚴氏、顔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 注 ，尊廣道藝也。」 建初四年。


    分習篇章，不能獨盡


    《劉歆傳》：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禮壞樂崩，書缺簡脱，朕甚閔焉。」


    喜談災異，蒙蝕經誼


    高相《易》無章句，專説災異。


    《夏侯勝傳》：勝少孤，好學，從始昌 注 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説災異。


    《京房傳》：焦延壽其説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 注 日用事，以風雨寒温爲候，各有占驗。


    《李尋傳》：尋治《尚書》，與張儒、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亦善爲星曆。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 注 贊：察其所言，彷彿一端，假經設誼，依託 注 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


    附會異端，乖離本意


    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説，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


    《夏侯勝傳》：勝少孤好學，從始昌 注 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説災異，後事蕑卿 注 ，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


    《藝文志》：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眾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經學寖 注 衰。


    畏繁苦多，以求便易


    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倉、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 《前漢·儒林傳》


    枝葉繁雜，雕繪競譁


    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説，破壞形體，説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


    秦近君能説《堯典》，篇目兩字之説至十餘萬言，但説「曰若稽古」三萬言。


    《劉歆傳》：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絶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 注 ，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


    揚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從，故通人鄙其固焉。」


    口辨自雄，不求理勝


    董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呐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於是上因尊《公羊》家。


    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


    依附圖讖，迎合風習


    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 《儒林·李育》


    朱浮五書云：「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臣浮幸得與講圖讖，故敢越職。」 本傳


    蒙混今、古，不守家法


    鄭康成師事京兆第五元先 注 ，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


    建初八年詔：「五經剖判 注 ，去聖彌遠；章句遺 注 詞，乖疑 注 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絶，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章句漸疏，浮華相尚


    自是游學之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 《儒林傳》


    樊準《疏》：「今學者蓋 注 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詞 注 。文吏則去 注 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 本傳


    僞撰源流，以冒授受


    徐防《疏》：「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説，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 注 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 注 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説爲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 注 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 注 。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 注 ，宜從其家章句 注 ，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 注 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説。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 注 。雖所 注 失或久，差可矯革。」書上，詔下 注 公卿，皆從防言。


    私改經字，以合私文


    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争 注 ，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桼書經字 注 ，以合其私文。 《儒林傳》


    好博兼通，無所裁决


    張玄專心經書，方其講問，迺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爲張數家之説，令擇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録千餘人。 《儒林·張玄》


    删除章句，以便觀覽


    光武召見，問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 注 ，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皇太子。」 《儒林·鍾興傳》


    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鯈奏 注 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 注 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


    王晉卿大令，蓮池書院名手也，著作甚富。壬辰晤於凌雲，敦囑《今古學考》啟人簡易之心，則經學不足貴。猶劉介卿所言，經學不可如白香山詩，原貴同異依違，使人鑽仰無盡之意。然推考既久，門面丕焕，雖似簡捷，實更繁難。既立一法，便有得失通蔽，急須考究。從前之難，門外與門内相紛拏；今日之難，一家之中務求和協。統括六藝，折中子史，大綱既分，細事毛起，不見其易，反嫌其難。如以三《傳》合通，即此一事，已不易矣。


    前刊《學考》，於康成小有微詞，爲講學者所不喜。友人遺書相戒，乃戲之曰：「劉歆乃爲盗魁，鄭君不過誤於脅從。今由流溯源，知歆爲罪首，亂臣賊子，人品卑汙，誰更爲之作説客？賈、馬以下，可不問矣。」 説詳《古學考》。


    己丑在蘇晤俞蔭甫先生，極蒙獎掖，謂《學考》爲不刊之書。語以已經改易，並三《傳》合通事，先生不以爲然，曰：「俟書成再議。」蓋舊誤承襲已久，各有先入之言，一旦欲變其門户，雖蔭老亦疑之。乃《闢劉》之議，康長素踰年成書數册，見習俗移人，賢者不免。


    廣州康長素奇才博識，精力絶人，平生專以制度説經。戊己間從沈君子豐處得《學考》，謬引爲知己。及還羊城，同黄季度過廣雅書局相訪，余以《知聖篇》示之，馳書相戒近萬餘言，斥爲好名騖外，輕變前説，急當焚毁。當時答以面談，再决行止。後訪之城南安徽會館，黄季度病未至，兩心相協，談論移晷。明年，聞江叔海得俞蔭老書，而《新學僞經考》成矣。甲午晤龍濟齊大令，聞《孔子會典》已將成，用孔子卒紀年，亦學西法耶蘇生紀年之意。然則《王制義證》可以不作矣。生公 注 説法，求之頑石；得此大國，益信不孤。長素刊《長興學記》，大有行教泰西之意，更欲於外洋建立孔廟。《中庸》云：「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人力所通，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於今皆驗。長素或亦儒門之達摩，受命闡教者乎？


    王仲孺同年請立國朝十三經，列有書目，未刊行之。《周禮》、《左傳》二種亦曾見稿本，大抵不出小學窠臼，多仍古學誤説。初欲群經各著注疏，以張西漢之學。見成三《傳》，書已及半，《詩》方徵逸説，意在再作《佚禮》、《詩》、《書》三種，餘皆聽之能者。故刊《群經凡例》以示宗旨，不再事撰述。既以精力有限，務廣者荒，且難者既通，易者固不必書成也。戊子以前，尊經友人撰《王制義證》，稿已及半，後乃散失。蓋課卷不能裝訂，隨手散佚。繼聞長素《會典》即是此意，乃决意不作。亦以《王制》無所不包，難免挂漏；否則《義證》重雜，難於去取。《凡例》已刊，擬但撰《辨疑》、《異義》二門，專考其異，以同者太多，不能盡也。


    《左傳》舊以爲古學，與二《傳》異。丙戌曾刊有《凡例》，專主此義。己丑以後，專力治之，五年以來，愈覺其水乳交融，無一不合。舊説異處，多由于杜，非在《傳》。文難莫難於「君氏」一條，今將隱五年《傳》「王使尹氏、武氏助曲沃」句移於隱三年「君氏、武氏」下，知左氏經本作「尹」，作「君」之聲子乃《傳》，事不見經者。取五年之「尹氏」以證經，退「君氏」聲子説於《傳》中，則事迹全同矣。又叔服、王子虎以爲二人，而《穀梁》中已存有二説：「新使」指叔服；「執重以守」則别爲一人，同《左傳》説，非叔服矣。《大事表》中所有異同，今皆一貫，不惟不相歧異，且愈見合通之妙。至於晉欒施與高彊 注 、蔡侯朱 注 與東國爲一人，則由字誤，因而説異，又不在此例矣。


    余三《傳》皆作注疏，三書各爲一家，不能彼此互文見義，全録又嫌重複。如采《史記》之事，《王制》之禮，全經之例，三書不能不重複。每與同學商其併省之法，頃得一説，先作單經本，將三《傳》事、禮、例相同之文併入此本，三《傳》本經下不注，但注《傳》，以存三家門面，而通其説於經，經可通而《傳》不必盡同。請樂山李子凡 光珠 、帥秉均 鎮華 纂録，不惟可省刻資，愈見通經之妙。


    《禹貢》：「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按文例，與下三服不合，「百里采」三字，當爲上「五百里米」下三字之衍文，「米」又誤「采」。當作「三百里男邦，二百里諸侯」，方與下文合。《尚書》侯、甸、男邦、采衛之文數見。按甸乃内服，不應數在侯下。《左傳》：「曹伯，甸也。」「鄭伯，男也。」「甸」乃「男」之隸變。 力作勺，即爲甸。 則《尚書》「甸、男邦」者，「甸」爲隸古，「男」乃先師記識混入者，當作「侯甸、邦甸」，下小注「男」字。采衛，「采」字與「侯」字對，「衛」與「男邦」對，則「采」當即綏服「綏」字，綏 注 亦作「賓」，「賓」古作「 」，與「采」形亦近。《王制》：「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 注 曰采、 「采」當讀爲「綏服」之「綏」，指九州。 曰流， 指要、荒。」 如此則各經皆通矣。


    丙子科試時未見《説文》，正場題「狂」字，余文用「狾犬」之義，得第一。乃購《説文》讀之，逾四、五日覆試，題「不以文害辭」，注：「『文』云作《説文》之『文』解。」乃摭拾《説文》、《詩》句爲之，大蒙矜賞，牌調尊經讀書。文不足言，特由此得專心古學，其功有不可没者。姑存於此，以資談笑。文曰：


    《詩》無達詁，不求甚解可也。夫説《詩》自識字始，及識字而《詩》更難説，辭害矣，何以文爲！今夫《周易</a>》無達占，《春秋》無達例，學貴變通，無取執一，於《詩》何獨不然哉？蓋四時興觀，不盡學人之所製；六書精奥，豈僅點畫所能包？文字有限，辭義無窮。以無窮之辭，窮有限之文，此其勢不至於交病而不止。且夫依類而文生，理罪而辭出，文非辭不屬，辭非文不立，固並行而不相害者，然而難言之矣。史籀作篆，文章丕焕中興，而汗簡殘編已改鐘鼎彝盤之舊，經篆所以多異文也。况竹漆尠傳，經師多由於口授，必求通於穿鑿，則郢書燕説，何與於舉燭之文？比興陳辭，篇什最多通轉，而長言永歎不同魯史筆削之嚴，傳箋所以少定解也。况《白華》無辭，樂府但紀其鏗鏘，必牽就於形聲，則太史輶軒，已不勝徵文之苦。但曰文也，甚矣害！且夫文有在體者焉，有在音者焉，有在義者焉。文有體，體必精。「霝」改作「靈」，時雨豈由巫玉；「禡」原作「馬」，祭祀别有禂名。「賊」改從「戎」，「賴」乃作「負」，是不但「禘」之譌「裼」，乃爲不辨字形也。其害一也。文有音，音必諧。求福不難，易儺而言語方合；飲食之飫，變饇而義訓始通。燬不諧火，鳳不殊風，是不但好讀爲好，乃爲不識古均也。其害一也。文有義，義必確。參昴稱嘒，小星乃能有聲；鐘鼓歌 ，樂器乃有行步。「鴉」即是「雅」，「頌」以代「容」，是不但「剪」訓爲「斷」，乃爲有乖古訓也。其害一也。以象形言之而文害：牛象頭角三封，馬象髦尾四足，采象獸爪分别，而西之象則鳥在巢中。創造取飛鳥情態，而式廓、衣服，製句獨不類夫蟲魚。彼夫東爲木日，北爲背人，辨方位之陰陽，無殊營室，而此乃獨取依聲之例也。一字附會，遂使人以西眷、西人之句法，皆爲難字而莫通，是以文害一句之辭矣。且以方言考之，而文更害。朝鮮謂兒泣不止曰咺，楚謂兒泣不止曰咷噭，宋謂兒泣不止曰喑，秦謂兒泣不止曰嗴。豳、岐爲雍州故地，而《斯干》、《生民》，矢音獨不諧夫土俗。彼夫謂他人 ， 酌我罍，操土音於井鬼，無異楚囚，而此乃獨蹈忘本之愆也。一字舛誤，遂使人疑呱矣、喤喤之啼聲，皆爲他州所擬作，是以文害一章之辭矣。害深矣，不塞不可。能爲走獸，於本飛禽。及爾女之爲乃若，古甚而不古者，亦不可泥。穢留彤管，目静女於城隅；繩束白茅，稱吉士於尨吠。甚至 巾爲處子所服，而聊可與娱；寡慾者亦思踰牆而摟，文字曾可據乎？所以入又多，又不可據，爲指在掌中；惠而愛，而不可定，爲毛在頰上。我觀西河爲説《詩》之主，而素絢存疑，致勞請益，猶覺讀書未免過拘耳。襄爲解衣耕，刑爲刀守井，及威困之爲姑廬，深甚而不深者，亦不可膠。窈窕無與心容，宫閫歌幽閑之女；蒙戎非關草蔻，泥中嘆流離之臣。况乎文昭皆史册所傳，而則百斯男，太姒亦不勝生育之苦，文義果可信哉？所以「菀」爲「宛」，而「麥」爲「來」，諧其聲而義别；「康」爲「苛」，而「苦」爲「快」，反其用而文同。我觀元公著訓詁之篇，必另本單行，不相比附，正恐據注以疑經文耳。中心爲忠，《扶蘇》與《北山》同調；即狂犬童僕，他説可徵，豈可以别解相繩，遂罪其不倫？以爲擬夫古字，孳生未 ，經典别有通用之例。而書傳六體，保氏亦備載而不删。况本書之訓，多非本義乎？故河上築臺，不妨以 例其父；牆歌掃茨，亦可以鶉鵲比其君也。不然，莫本爲 中之日，而臣子作歌反用之，終苦其不典。是子所引之《詩》文已難解也，而况其他！老子爲孝，《小弁》與《北山》同情，即不離不屬，省文相苞，豈可以辭旨未詳，遂責其不經而難訓？夫古人煩冗不事，《史記》亦爲錯舉之名。苟極力張皇旁觀，反譏其繁而不殺。况造句之例，不無參差乎？故有周稱顯，詁義未嘗與今聞通；帝命歌時，取義終覺與厥德異也。不然，非本爲飛鳥之形，而臣子歌謡引伸之，轉覺其過晦。是子所引之語文已難通也，而况夫《詩》！亥、豕、皿、蟲，點畫皆存精義，苟字學精貫，則存真正譌，不妨因時作干禄之書。汃、汾、砅、厲，字體未易詳求，苟識見膠粘，即載酒問奇，翻嫌泥古失史皇之意。子之所害，固不在文。然文辭一也。如曰不然，子何疑《北山》，而不疑《雲漢》也耶？


    周公、成王事，爲經學一大疑。武王九十以後乃生子，成王尚有四弟，何以九十以前不一生？繼乃知成王非幼，周公非攝，此《尚書》成周公之意，又有語增耳。武王克殷後，即以天下讓周公，《逸周書》所言是也。當時周公直如魯隱公、宋宣公兄終弟繼，即位正名，故《金縢》 注 稱「余一人」、「余小子」，下稱二公，《誥》稱「王曰」。《檀弓》：「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蓋商法，兄弟相及。武王老，周公立，常也。當時初得天下，猶用殷法。自周公政成以後，乃立周法，以傳子爲主。周家法度皆始於公，欲改傳子之法，故歸政成王。問何以歸成王？則以初立爲攝；問何以攝位？則以成王幼爲詞。一説成王幼則生出襁褓，不能踐阼，或以爲十歲、以爲二、三歲不等，皆《論衡》所謂「語增」，事實不如此也。


    《春秋》始於隱公，《左》以爲攝，隱即周公，周公即舜，舜、周公、隱公即孔子，皆從「攝」字立義。《公羊傳》：「吾立也歟哉？吾攝也。」周公事正如此。本立也，而自以爲攝，實非攝，故成王以魯爲王後，以與商比，成其讓志，故但稱周公，不稱王。《荀子》：「周公有天下而無天下，成王無天下而有天下。」周公立，則成王爲臣；成王立，則周公爲臣。《孟子》所云「堯帥諸侯北面而朝舜」者，由周公之事推之，周公實有朝成王之事。成王已立，周公已退，乃封伯禽。董子《三代改制篇》言殷立弟，周立子，即由周公改定。周公本爲天子，不傳於子，而傳於武王之子，後世乃疑周公不盡臣道 注 ，不當稱王，魯不當用天子禮樂。不知周公有天下而不居，王莽無天下而竊取。以王莽擬周公，冤矣！若宋宣、魯隱生稱君，死稱公，何嘗因其有讓志而削奪平日之尊？《尚書》於周公稱王諸條是也。直稱之則曰「周公」者，此成周公之志，《春秋》隱不有正月之意也。然則周公可曰周文公，亦可曰周文王也。


    《尚書》末四篇最難，説以爲四岳，是矣。而二「王曰」、二「公曰」，二在西京，二在東遷。不審二「公曰」，果當屬周公、秦公 注 采邑教士之誓？抑或費爲東岳，統南方，屬周公，秦爲西岳，統北方，屬召公？二《誓》即《詩》二《南》之意，二《誓》反統二「王曰」之命刑乎？北曰命，南曰刑，亦中外之分也。《書》王道終於成康，以下詳於《詩》。《書》之終，即《詩》之始。三《頌》周、魯、商，即《春秋》之大綱，《春秋》又繼《詩》而作也。


    《詩》《風》、《頌》皆以國名繫，唯兩《雅》不繫地、國。今以《大雅》配三《頌》，《小雅》配《風》。風行草上，待治者，《頌》則功成作樂，轉樞作用全在《雅》。《詩》四體當以《南》、《風》、《雅》、《頌》爲主，劉歆加入賦、比、興，改《南》入《風》，而四始以《大雅》、《小雅》分爲二矣。《詩》「以《雅》以《南》」，以《雅》包《頌》，以《南》包《風》，如《春秋》錯舉四時之名。《左傳》以《采蘩》、《采蘋》爲《風》，與《易》稱《周易》，當是古文家所校改也。


    「王魯」之説，非《春秋》説，乃《詩》説是也。亦非以魯爲王，直謂周公天子，魯爲王後耳。殷亡，周公作。周公反政，而後成、康之化行。《周頌》者記成、康事，《尚書》之《顧命》也。以魯繼之，此周公之後，舊爲天子，故與商同稱《頌》。《雒誥》之「王賓」，即指伯禽，一王二公，觀《魯頌》「公車千乘」，仍用侯禮可見。《春秋》以魯、宋同在青，魯之滕、薛、郳爲宋役，宋之蕭叔亦來朝公，則二國初皆王後，以王後兼方伯，如齊以太師兼大伯、方伯，此升降黜陟之事。直以魯爲王。説《春秋》不可，即説《詩》亦不可。


    四川戊子鄉試，首題「大師摯適齊」一章，題義難解。己丑在粤，陶心雲先生 濬宣 擬刊廣州闈墨首題，余亦效顰，擬蜀闈題，破云：「使八伶於八州，廣魯樂於天下也。」此題上下無斷語，事又不見經傳，故用《樂記》「廣魯樂」，與《書》「封四凶以化四裔」意，以爲孔子定樂於魯，若推廣於天下，則當使八人分駐八州，如舜使四凶化四裔故事。齊、蔡、秦、楚，則《春秋》之四岳、 蔡當爲晉字之誤，讀如字亦通。 四正方，故言適。齊、楚東南，秦、晉西北，中分天下也。先言齊、晉，後言楚、秦者，中外之分也。四隅州以水地記，河當指兖，漢當指雍，徐、揚皆以海爲界，八人分主八州，皆以廣王化。當時無此事，孔子亦未嘗使之，不過心有「廣魯樂」之意，則當使八伶於八州耳。末段點八州處，學董子《山川頌》，頗有點化。欲刊之，而稿爲人所竊，亦不愛惜，今特記於此，以資談笑，非以爲定解也。


    王仲章者，壬秋師仲子也。開敏有智略，善承家學，爲壬秋師所喜。嘗語余云：欲仿《鄭志》作《王志》，將師所有改易舊説者彙輯爲書，爲《家學提要》，未成而卒。余亦欲自爲此書，將所有改易舊説不得已之故，輯成一篇。然此事非蓋棺不能定論，又以《古學考》、《凡例》等篇皆已言之，不願緟複 注 ，如繼起有人，聽其爲之可也。


    孔子以匹夫制作，與周公同，故《詩》、《書》皆以周公爲主，周公即孔子前事之師也。周公本爲天子，立傳子之法，乃讓成王，自託於攝，亦如孔子爲天子事，而託於帝王。《帝典》爲《書》之主，堯爲天子，所詳皆舜攝政之事；成王爲天子，所詳皆周公攝政事。《左傳·隱公元年》：公不即位，云攝也。通其意於《書》，寔則《書》與《春秋》皆孔子攝爲之也。


    《書》於《周書》四篇言文、武、成、康。《戡黎》但見「西伯」二字，並無「文王」一語；《坶誓》僅爲誓師之辭；《顧命》但詳喪葬、即位之事，可云極略；而周公獨占十二篇，典章制度、大經大法皆在於此。蓋周公立爲天子，功成制作，而託言於攝，即《中庸》云「周公成文、武之德」，成、康繼治之休，皆周公成之是也。臣不尸大功，周公本自立，故不可歸於成王。所以如此者，周公本有天子 注 ，而託於無位，爲玄聖。孔子庶人，而制禮作樂，故稱素王。此《孟子》所爲周、孔並列，《莊子》所以云「玄聖」、「素王」也。


    《詩序》之見於經者惟《鴟鴞》。所以必見此者，通《書》之意於《詩》也。《書》、《詩》皆周公爲主，故魯爲《頌》。《金縢》「周公居東」一語，爲《詩》主宰。居東非避禍，非討管、蔡，蓋用夏變夷，開南服以成八伯之制。《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孟子》：「東征西怨，南征北怨。」不曰「西北」而曰「東南」，功用專在東南也。由雍州以及梁、荆、徐、揚，皆在南；以東都言，則在東。《詩》言「周南」、「召南」、「東征」，《書》言「居東」，皆謂周公開平南方，營東都，朝諸侯。文、武天下止於西北，周公乃弼成五服，中天下而立。如以「居東」爲避禍、討管蔡，則小矣。


    經傳之言「西周」，指文、武；言「東」者，皆指周公。孔子所云「吾其爲東周乎」，蓋將法周公也。周公封魯，其詩乃繫之《豳》。《左傳》：歌《豳》，云：「其周公之東乎？」歌《王》，云：「其周之東乎？」歌《秦》，云：「其周之舊乎？」言周舊者，謂爲周之亡地。《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周之東指東都。今以《春秋》推《國風》，《豳》 注 爲周公；《王》即成、康。東西通畿，豳爲先王，王爲周京，秦爲留守，鄭爲從行，齊、晉、陳、衛，《春秋》四稱侯之伯爲四伯、邶、鄘爲亡國，魏、唐亦亡國。以衛推之，則魏、唐可以起晉。二公、二卿分開通南服，四州既通之後，存亡繼絶，以邶、鄘、唐、魏封之，爲存國四伯一卒正，亡國四伯一卒正。兩相對比，以北方四國移封外州四伯，故《邶》、《鄘》多説南方事。《春秋》初如《國風》，莊以下乃開南服。《周南》、《王》、《豳》所言「行役」、「東征」、「歸」，皆謂周公開南服、營洛邑、終歸於西京，與《春秋》存西京相通，不使秦有周舊地也。


    《金縢》一篇，爲周公總叙。初言武王崩，周公代立；末言周公卒，成王以天子禮葬之；皆詳記西京事。至於居東，所有行事皆見於十一篇中。至十一篇有有序者，有無序者，其簡編錯亂．必須考訂。


    或疑二十八篇不全，不知經貴簡要，如必百篇，則《書》與各經不類。實則《尚書》之義，《帝典》一篇已足，其餘二十七篇不過發明《帝典》，取其詳盡，略備四代之文而已。《禹貢》爲《帝典》分篇，九州、五服，命禹平水土，與四岳、十二州之傳説也。《咎繇謨》直爲《帝典》作傳，君爲典、臣爲謨，二篇盡之。《甘誓》征伐掌於司馬、士師之職，録此篇以爲天子親征之典。《湯誓》、《坶誓》紀二代所以興軍禮，亦統《甘誓》。《盤庚》遷都、安民、立國，司空之事，以周公用其法録之。《高宗肜日》 注 ，敬天之變，義已包於「欽若」。《洪範》同於《咎繇謨》。《微子》、《西伯戡黎》紀殷所以亡、周所以興。《顧命》則即月正元日受終文祖之儀注耳。周公十二篇，凡所爲居中而治，制禮作樂，用賢討罪，其義皆具於典。且周公之攝政，亦舜之代堯也。《甫刑》紀司寇之詳文耳。《費誓》見諸侯三軍之制，與《甘誓》相配。《文侯之命》九錫作伯，即舜之命三公也。《秦誓》教士用人，義不能外於《帝典》。《易》曰：「易簡而天 注 下之理得。」此經之所以爲經也。


    經精傳博，聖作賢述，一定之例也。《易》、《春秋》簡畧，《十翼》、三《傳》則詳也。《禮經》簡畧，而《記》、《説》則詳矣。孔子作五經，經皆全在。以爲經秦火有殘缺者，劉歆以後之邪説，西漢所無也。近人言《禮》與《書》、《詩》皆全，最爲詳明，足證劉歆之誤。春秋以後，除經以外，古書流傳者甚多，如《戴記》、《左》、《國》所引，嘗欲裒 注 輯編爲《三代藝文志》。太史公以爲未經孔子所録者，其 注 文不雅馴，然《五帝德》、《帝系姓》亦不得爲經。即如「血流漂杵」、文不雅馴之《武成》，孟子亦以爲二三策可取。是有六經以後，不能謂所傳古書遂毫無所取，亦不能因有六經，遂使諸書廢止不行。且孔子暨及門、孟、荀所言，亦多有在六經外者。古書與聖經並行，本不足怪，張霸因其名目相似者採輯成篇，並分析二十八篇以爲「百兩篇」，作僞顯然，當時廢黜。今之百篇《書序》本由霸書而出，流傳至今者，以霸書録文，其僞易見，《書序》不録文，空有序，藏其所短，虚列篇名，使人無從指摘。傳於馬、鄭，又與所謂《連山》、《歸藏》、《鄒氏》、《夾氏》、《逸禮》、赋、比、興、豳、雅、頌、《周禮》同出，皆託於古文。《周禮》又寔有其書，遂使人疑六經皆有闕文，博士所傳，乃焚毁之餘篇，惟壁中、冢中所藏乃爲全書，遂使聖道不尊，經學蒙混。東晉僞書，汩没聖道，皆古文家之罪也。僞《書》篇數雖多，試問典禮、制度、義理、事寔，有能出此二十八篇者乎？


    學人是古非今，久爲通病。不知以忠厚古樸言，則今不如古；以文章詳備言，則古不如今。三代以上遠矣，證以近事。改土歸流，諸州縣初誠忠樸，漸摩以久，乃近彬雅。如閩、廣古稱荒狉，士大夫有罪，乃放其地，今則比於内省。論民風純駁，誠不及前，以政化言，則古實遠不及今。川省初遭兵燹，縣不過數十百户，人與鳥獸争地，鬼魅横行，糧食棲野，相率以雞、布易田土，比今誠爲渾噩，然不知詩書，争械相殺，婚嫁尤爲簡略。今則文教興隆，比於漢、宋，然而斗尺錙銖，争較必盡。制度事理，推考精詳，古今一大比例也。必欲尊古，豈非憤激一偏之論？蓋三代風尚，如泰西 注 諸國，專以興利捍災、致用便民爲主，然 注 事猶有蠻夷風。周之疆土 注 祇内四州，吴、越之間，即須文斷。《孟子》以禹、文爲夷，言堯舜之民幾不聊生，可見矣。 詳見《知聖》。 孔子乃丕變之。 如今泰西人興利制器之事已盡，則内附求聖人教化之事。 六經雖託之帝王，實爲孔子新制，不惟三代，即春秋時亦無之。如《左傳》所載吴、楚惡事夷俗，地在九州，化由周文，豈宜有此？蓋孔子虚文垂教，兩漢後乃漸發揮，唐宋方極詳。故近來制度典禮，曲折合經，以至今經始盡推闡。《論語》云：「百世可知。」今二千五百餘年，泰西輪車、輪舟、電線、開河、越海，正《中庸》所謂「人力所通」也。《禹貢》小九州，地球盡闢爲大九州。將來一統，再推廣五服，是孔子藴火尚 注 未發，中外成一統，天覆地載，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乃爲暢發無餘。三代未有孔教，秦漢初見遵行，至今行而未暢，必俟地球内皆立孔廟，奉六經，回教、耶穌不去自熄，道一風同，專尊聖學，斯爲盡其能事。孔學與此地球相終始，以數千年爲盛衰。今天下較秦漢文備，前人所謂盛衰者，乃以一年一日計，孔經則以千年、百年計。不然則杞人之憂，伊於胡底之説，不知屋上架屋若干重矣。林和靖云「後世當爲不鬼魅」，真爲名言。如婚嫁一事，周以前無論矣，春秋時父納子妾、同姓爲婚者幾爲常事。漢以倡爲后，醮婦歌女，毫無忌諱。唐六宫多穢德。宋以下乃内政修明，至今而大備。同姓爲婚之事，雖鄉曲 注 亦羞爲之；父納子婦，不惟女家不能聽定，即媒妁鄉里 注 亦駭聞聽。可見六禮春秋時猶無之。至今《儀禮》大行，古人醜惡之事，天下遂絶。即此可見，今勝於古。余講王制六藝典制，或疑其與今制相似，必非古法。豈知今之典禮無 注 不合於古，不可以爲二帝三王之澤遠，遂湮没也。


    近學《公羊》者，以起文二字盡《春秋》之學，棄禮廢事，惟言例而已。夫説經不言事，過從何説起？若 注 舍三《傳》之事、禮，而臆造事、禮，古説與己不合，不能不去之，意之所在，造 注 事禮以自文飾，則可由我去取。其説《春秋》，如《封神》、《西遊》，由心而造；又如《奇門》、《六壬》 注 ，使人射覆；春燈雅謎，割裂牽扯。倡其説者以便於臆造，從之者亦以不須用功考古，初一瀏覽，便可立説，牛鬼蛇神，自矜奇妙，動謂經由 注 孔子筆削。惟其全出孔子，愈當言條理；豈孔子信手塗鴉，毫無論語，一經孔修，便爲夢幻耶 注 ？


    説《公羊》者以經人事全由孔子所臆造，竊取曾文正</a>「漢高祖不知有是人否」之言，以爲十二公不知有是人否。予笑應之曰：「名諡由孔子筆削，即年歲亦孔子派定。何以言之？隱、桓與定、哀對比，而年恰相同。 隱十一、桓十八，共二十九年；定十五，哀十四，亦二十九年。 文、宣、成在中，三公均十八年。莊、僖與襄、昭對比，四君皆三十二。 惟一三十三年。 天下豈有如是巧合之事？至於閔之二年，此如閏月、土季在其中，爲變例。十二公如《國風》之二南、八伯、二卒正，且應十二月，二百四十二年，一公合得二十，加倍之數，則年歲豈非天造地設乎？」相與一笑而罷。


    治《公羊》者莫不攻《左傳》，深惡痛絶不可終日，若有深讎積怨者。然竊以《左傳》之書，何至背理傷教若是？蓋《公羊》流弊，頗有夢幻戃怳之境。《左傳》事迹明白，與《史記》相同；心害其明白，故恨之深。若劉申綬、龔定菴者，實則於《左傳》未嘗用心，畏其繁鉅，不能綜治，惟有駁之，可以鈎銷一部鉅書，且去其害，然後得自由。其攻之者，全以其文多、其事明耳。至於所有諸條與《公羊》不合者，則杜氏誤説，《傳》初無是也。至於求之深，則《左傳》所言，乃無一不與《公羊》合；即《公羊》之所稱爲微言大義者，莫不具於《傳》中。 有《三傳同例》二卷。 且缺義真解，足以補足二《傳》者不少。 有《左傳長義》一卷。 實無所見，相率號呼，聾瞽之人，多者狂態，不謂高才，亦染此習也。


    注 　巨：原作「臣」，據文意改。


    注 　即：原作「既」，據文意改。


    注 　以口給取勝：「口」原作「日」，「勝」原爲墨丁，據文意改補。


    注 　學：原爲墨丁，據文意補。


    注 　寫：原作「與」，據文意改。


    注 　不：據文意，疑爲衍文。


    注 　經籍籑詁：原作「經籍纂詁」，案：此書爲清阮元</a>編，作「籑」爲正。


    注 　王制：原作「禮制」。案：廖平</a>以《王制》言三統禮制異同，此當作《王制》。


    注 　推而攷之：原作「推而收之」，「收」、「攷」形近而誤，據文意改。


    注 　繁多：原作「繫多」，蓋形近而誤，據文意改。


    注 　之月：原脱，據《尚書大傳》補。


    注 　日至：原脱，據《尚書大傳》補。


    注 　九尺：原作「尺九」，據《尚書大傳》改。


    注 　等：原作「級」，據《尚書大傳》改。


    注 　懈：原作「解」，據文意改。


    注 　近：原無，據文意補。


    注 　少：原作「多」。案前有「《王制》書較《周禮》少」句，則「多」當爲「少」，據改。


    注 　劉歆：原無「歆」字，據文意補足。


    注 　「所」字之後，原刻本文字漫漶，無法辨識。


    注 　祇：原作「同」，據文意改。


    注 　荀子儒效篇：原作「荀子大儒篇」。案《荀子》無《大儒篇》，其以周公、孔子爲大儒，在《儒效篇》，據改。


    注 　方百里者國三十：「國」原作「百」，據《禮記·王制》改。又：《王制》此句前尚有：「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一句。


    注 　與：原作「從」，據文意改。


    注 　減：原作「滅」，據文意改。


    注 　郊外曰野：四字原無，據《周禮注疏》補。


    注 　六帥：據《漢書·王莽傳》，二字爲衍文。


    注 　三輔黄圖：「黄」原作「皇」，據《漢書·王莽傳》顔師古注改。


    注 　祋祤：原作「祓初」，據《漢書·王莽傳》顔師古注改。


    注 　敦煌：原脱「煌」字，據文意補。


    注 　戴宏：疑當作「衛宏」。


    注 　案「書」、「禮」二字當倒。


    注 　掌：原作「賞」，形近而訛。據文意改。


    注 　穀：原作「教」，據《左傳·文公七年》改。


    注 　御：原作「衛」，據《春秋繁露</a>·爵國篇》改。


    注 　不必：「必」字原爲墨丁，據文意補。


    注 　孔安國傳：「傳」字原無，意思不明，據文意補。


    注 　孔安國傳：「傳」字原無，意思不明，據文意補。


    注 　不通：原作「不道」，據《漢書·孔光傳》改。


    注 　久：原脱，據《漢書·孔光傳》補。


    注 　詔：原作「傳」，據《漢書·成帝紀》改。


    注 　東平：「平」原作「半」， 據《漢書·成帝紀》改。


    注 　授：原作「報」，據《漢書·儒林傳》改。


    注 　毁：原作「繇」，據《漢書·藝文志》改。


    注 　道：原作「言」，據《後漢書·陳元傳》改。


    注 　親：原作「概」， 據《後漢書·陳元傳》改。


    注 　興：原作「與」，據《漢書·儒林傳》改。


    注 　楊叔元：原作「楊叔」，據《漢書·儒林傳》補。


    注 　闕：原作「關」，據《後漢書·徐防傳》改。


    注 　扶進微學：原作「抉進徴學」，據《後漢書·章帝紀》改。


    注 　始昌：「始」原作「姪」，據《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改。


    注 　直：原作「住」，據《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改。


    注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眭」原作「睦」，「李」原作「學」，據《漢書》改。


    注 　託：原作「説」，據《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贊》改。


    注 　「始昌」前原衍一「姪」字，據《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删。


    注 　蕑卿：原作「簡卿」，據《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改。


    注 　寖：原作「侵」，據《漢書·藝文志》改。


    注 　煩言碎辭：「言」原作「文」，據《漢書·楚元王傳》改。


    注 　第五元先：「第」原作「弟」，據《後漢書·鄭玄傳》改。


    注 　剖判：原作「割判」，據《後漢書·章帝紀》改。


    注 　遺：原作「疑」，據《後漢書·章帝紀》改。


    注 　疑：原作「離」，據《後漢書·章帝紀》改。


    注 　蓋：原作「益」， 據《後漢書·樊準傳》改。


    注 　謇謇：原作「蹇蹇」；諓諓：原作「淺淺」。據《後漢書·樊準傳》改。


    注 　去：原作「學」， 據《後漢書·樊準傳》改。


    注 　興：原作「與」， 據《後漢書·徐防傳》改。


    注 　所：原無，據《後漢書·徐防傳》補。


    注 　誠：原無，據《後漢書·徐防傳》補。


    注 　先：原作「光」， 據《後漢書·徐防傳》改。


    注 　策試：原作「試策試」，據《後漢書·徐防傳》改。


    注 　章句：原無，據《後漢書·徐防傳》補。


    注 　釋：原無，據《後漢書·徐防傳》補。


    注 　論語不宜射策：「論」原作「洽」，「策」原作「節」， 據《後漢書·徐防傳》改。


    注 　所：原無， 據《後漢書·徐防傳》補。


    注 　詔下：原無， 據《後漢書·徐防傳》補。


    注 　忿争：原作「侈至」，據《後漢書·儒林列傳》改。


    注 　桼書經字：原作「麥書金字」，據《後漢書·儒林列傳》改。


    注 　帝善之：原作「帝善善」，據《後漢書·儒林列傳》改。


    注 　奏：原作「養」，據《後漢書·章帝紀》改。


    注 　欲：原作「雖」， 據《後漢書·章帝紀》改。


    注 　生公：原作「孫公」，誤。《蓮社高賢傳》：「竺道生入虎丘山，聚石爲徒，講《涅槃經》，群石皆點頭。」據改。


    注 　與高彊：三字原脱，據《左傳·昭公十年》補。


    注 　蔡侯朱：「朱」原作「東」，據《左傳·昭公二十二年》改。


    注 　綏：原作「綵」，據文意改。


    注 　千里之外：四字原脱，據《禮記·王制》補。


    注 　金縢：原作「金滕」，據《尚書》改。


    注 　臣道：「道」字原爲墨丁，據文意補。


    注 　秦公：原作「秦爲公」，據文意改。


    注 　緟複：原作「纁複」，據文意改。


    注 　天子：疑當作「天下」。


    注 　豳：原爲墨丁，據文意補。


    注 　高宗肜日：「肜」原誤作「彤」，據《尚書》改。


    注 　天：原脱，據《易·繫辭上傳》補。


    注 　裒：原爲墨丁，據文意補。


    注 　其：原爲墨丁，據文意補。


    注 　泰西：原作「秦西」，據文意改。下同。


    注 　然：原爲墨丁，據文意補。


    注 　疆土：原作「彊土」，據文意改。


    注 　尚：下原有墨丁，據文意删。


    注 　鄉曲：「曲」原爲墨丁，據文意補。


    注 　媒妁鄉里：「媒」、「鄉」原爲墨丁，據文意補。


    注 　無：原爲墨丁，據文意補。


    注 　若：原爲墨丁，據文意補。


    注 　造：原爲墨丁，據文意補。


    注 　六壬：原作「六千」，據文意改。


    注 　由：原爲墨丁，據文意補。


    注 　爲夢幻耶：「爲夢」二字原爲墨丁，據文意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