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九百年前范仲淹</a>争自由的名言


    几年前，有人问我，美国开国前期争自由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原文是Patric Henry在1775年的“给我自由，否则给我死”“Give me liberty，or give me death”），在中国有没有相似的话，我说，我记得是有的，但一时记不清楚是谁说的了。


    我记得是在王应麟</a>的《困学纪闻</a>》里见过有这样一句话，但这几年我总没有机会去翻查《困学纪闻》。今天偶然买得一部影印元本的《困学纪闻》，昨天查得卷17有这一条：


    范文正《灵乌赋》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儒。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当时往往专指谏诤的自由，我们现在叫做言论自由。


    范仲淹生在西历989年，死在1052年，他死了903年了。他作《灵乌赋》答梅圣俞的《灵乌赋》，大概是在景佑三年（1036）他同欧阳修</a>、余靖</a>、尹洙</a>诸人因言事被贬谪的时期。这比亨利柏烈的“不自由，毋宁死”的话要早740年。这也可以特别记出，作为中国争自由史上的一段佳话。


    梅圣俞名尧臣，生在西历1003年，死在1061年。他的集中有《灵乌赋》，原是寄给范仲淹的，大意是劝他的朋友们不要多说话。赋中有这句子：


    凤不时而鸣，


    乌哑哑兮招唾骂於里闾。


    乌兮，事将乖而献忠，


    人反谓尔多凶。……


    胡不若凤之时鸣，


    人不怪兮不惊。……


    乌兮，尔可，


    吾今语汝，


    庶或我（原作汝，似误）听。


    结尔舌兮钤尔喙，


    尔饮喙兮尔自遂。


    同翱翔兮八九子，


    勿噪啼兮勿睥睨，


    往来城头无尔累。


    这篇赋的见解、文辞都不高明。（圣俞后来不知因何事很怨恨范文正，又有《灵乌后赋》，说他“憎鸿鹄之不亲，爱燕雀之来附。既不我德，又反我怒。……远己不称，昵己则誉。”集中又有《谕乌诗》，说：“乌时来佐凤，署置且非良，咸用所附己，欲同助翱翔。”此下有一段丑诋的话，好像也是骂范文正的。这似是圣俞传记里一件疑案；前人似没有注意到。）


    范仲淹作《灵乌赋》，有自序说：


    梅君圣俞作是赋，曾不我鄙，而寄以为好。因勉而和之。庶几感物之意同归而殊途矣。


    因为这篇赋是中国古代哲人争自由的重要文献，所以我多摘钞几句：


    灵乌，灵乌


    尔之为禽兮何不高飞而远翥?


    何为号呼于人兮告吉凶而逢怒！


    方将折尔翅而烹尔躯，


    徒悔焉而亡路。


    彼哑哑兮如诉，


    请臆对而忍谕，


    我有生兮累阴阳之含育，


    我有质兮虑天地之覆露。


    长慈母之危巢，


    托主人之佳树。……


    母之鞠兮孔艰，


    主之仁兮则安。


    度春风兮既成我以羽翰，


    眷高枝兮欲去君而盘桓。


    思报之意，厥声或异：


    忧于未形，恐于未炽。


    知我者谓吉之先，


    不知我者谓凶之类。


    故告之则反灾于身，


    不告之则稔祸于人。


    主恩或忘，我怀靡臧。


    虽死而告，为凶之防。


    亦由桑妖于庭，惧而修德，俾王之兴：


    雉怪于鼎，惧而修德，俾王之盛。


    天德甚迷，人言遏病！


    彼希声之凤凰，


    亦见讥于楚狂。


    彼不世之麒麟。


    亦见伤于鲁人。


    风岂以讥而不灵？


    麟岂以伤而不仁？


    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


    焚而可变，孰为英琼？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胡不学大仓之鼠兮，


    何必仁为，丰食而肥？


    仓苟竭兮，吾将安归！


    又不学荒城之狐兮，


    何必义为，深穴而威？


    城苛记兮，吾将畴依！


    ……


    我鸟也勤于母兮自天，


    爱于主兮自天。


    人有言兮是然。


    人无言兮是然。


    这是九百多年前一个中国政治家争取言论自由的宣言。


    赋中“忧于未形，恐于未炽”两句，范公在十年后（1046年），在他最后被贬谪之后一年，作《岳阳楼</a>记》，充分发挥成他最有名的一段文字：


    嗟夫，予当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当前此三年（1043年）他同韩琦</a>、富弼同在政府的时期。宋仁宗有手诏，要他们“尽心为国家诸事建明，不得顾忌”。范仲淹有《答手诏条陈十事》，引论里说：


    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


    这是他在所谓“庆历盛世”的警告。那十事之中，有“精贡举”一事，他说：


    ……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进诸科。士皆合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盈，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乎教以经济之才，庶可以救其不逮。或谓救弊之术无乃后时？臣谓四海尚完，朝谋而夕行，庶乎可济。安得宴然不救，并俟其乱哉？……


    这是在中原沦陷之前83年提出的警告。这就是范仲淹所说的“忧于未形，恐于未炽”；这就是他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从中国向来知识分子的最开明的传统看，言论的自由、谏诤的自由，是一种“自天”的责任，所以说，“宁呜而死，不默而生”。


    从国家与政府的立场看，言论的自由可以鼓励人人肯说：“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论危言，来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