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上帝
3个月前 作者： 林语堂
一、绝对隐私
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所涉及的所有问题中，性和宗教，因为二者在个人信仰与公众宗教之间的差异，被视为人类信仰中最为私密的事情。如果某人有了一件风流韵事，那属于他自己的隐私；如果某人用自己的方式解释他的宗教，那就是他的私事。信仰自由是指：只要你不滥用言论自由的权利让他人知晓你的个人信仰，你就可以拥有任何形式的信仰。因而，“私密”这个词的含义就是，性或宗教是你个人的绝对隐私，除非你的这种个人信仰非法侵犯了公众的本能或倾向于威胁公共的风俗习惯，即教会或婚姻。社会也有本能，一种从根本上来讲健全的本能，它能够自觉意识到对自身有益的事情以及公共秩序的基础。另一方面，这种带有明显保守性的本能，其目的是维持事物的现状和事物的本来面目，它对于批判性思想的运用有害无益。就宗教而言，对旧有道路的任何偏离都被视为公共威胁，以自己个人的途径寻求上帝的人会被众人讥为“无神论者！”这简直是胡说，因为我发现，思想家中很少有人，确实只有极个别人，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神论的意义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反对我所信奉的一神论”（against-my-kind-of-theism），而且每门教派都将自己视为上帝正统观点的神圣监护人。
例如，爱默生在三十五岁时，曾接到哈佛神学院毕业班的邀请去作一个演讲。他接受了邀请，在那儿发表了著名的“神学院演讲”，演讲的主旨是：“上帝现在存在，并非过去存在；他现在教导世人，并非过去教导世人。”“人们一直在谈论他很久以前讲过或做过的启示，好像上帝已经死了一样。”他鼓励新牧师“走自己的路”，脱离传统，通过对人的道德本性的探索去寻求上帝的存在，并且有勇气说：“我也是个人。”除此之外，爱默生以下的温情劝诫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一时代已经来临，所有人都将看到，上帝赐予灵魂的礼物并不是夸张、超强、独一无二的神圣，而是一种温馨、自然的美德，像你我拥有的美德一样，并且与你我所拥有的美德一起存在、发展”。这些言论使整个波士顿陷入恐慌，哈佛当然也陷入了恐慌。神学院院长公开声明，爱默生不是受神学院院方的邀请，而是受学生的邀请来发表演讲的。于是，他的观点就和一个老妇人，约翰·杰伊·查普曼祖母的邻居的说法基本上一样了，波士顿第二教堂的传教士疯了。此后的二十七年间，爱默生再也没有被哈佛邀请作过演讲。啊，可爱的哈佛，为什么它非要离波士顿那么近呢？正是在这座城市，洛威尔校长后来曾参</a>与了对萨柯和万泽蒂的谴责事件。我想波士顿并不比其他任何城市更糟糕；同样的事会在任何山地人的城镇发生。为什么哈佛不能挣脱死亡的镣铐，与任何城市都没有一丝瓜葛，而只作为一种精神生活在纯净的空气中，并恢复其精神的自由呢？接下来要说的是，演讲风波过后，我在爱默生的《日记》里发现了下述记录。演讲的日期是1838年7月15日；10月19日，爱默生在他自己的日记本里写道：“很明显，在争吵声中可以断定，一定在某个地方存在着无神论，可现在唯一的问题是，谁是无神论者呢？”
这就是美国的社会难题，每个人都有以自己的方式信仰上帝的权力，却又有不将其告知他人的社会责任。正确的做法是，在公共场合可以谈论上帝，但如果你有什么自己的想法，最好别说出来。早在六年前，爱默生就已经辞去了牧师的职务，他认为要想成为一个好牧师就有必要摘掉牧师的头衔。这只是一个关乎形式的问题。他逐渐意识到，最后的晚餐从不意味着永久的庆祝，经过与自己的良知多次斗争后，他感到必须辞职，因为他不能再带着罪恶去接受圣餐。爱默生已经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更伟大的真理，即个人的无限性。41他宣称，在我们中间就存在着神，这是一条如同《圣经》和《奥义书》一样古老的教义。爱默生的言论不仅震惊了布雷特街和波士顿，还震惊了整个新英格兰。除了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以外，我不知道新约还教了我们什么。这些言论极大地震惊了他在剑桥和波士顿的同代人，让他们无法接受。布雷特街和斯忒特街所有的基督徒都在愤怒地高喊：“你是不是想说《圣经》上说的是错的？你这个异教徒，无神论者！”
自由的教会！我们何时才能拥有？什么时候美国才能敲碎宗教信条的外壳？什么时候信仰的花园才能被独立探索的自由精神之泉灌溉？什么时候人们再一次怀着追求带来的越来越强的喜悦感，在圣贤的帮助下，为发现神的真理的新鲜、生动之美而努力？如果神职人员能够拿出修复他的别克或斯杜德贝克轿车的十分之一的热情，努力使宗教发展下去并永葆新鲜气息，那么，宗教就可以再次充满生机，当然现在不是这样，神职人员很清楚这一点。但是这种革新的前景很暗淡。自从本杰明·富兰克林写下那篇要求国会通过美国宪法的讲话以来，情况就没有什么改观。“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就越发容易怀疑自己对别人的评价。的确，大部分人，以及大部分宗教派别，都认为他们拥有全部的真理，无论别人持有什么观点，只要与他们不一致，肯定就是错的。新教徒斯替尔在献词中告诉教皇，我们两个教会在有关教义的确定性这一观点上的唯一区别是，天主教会是不会错的，英格兰教会是从来不会错的。但是，尽管许多人像认为他们自己绝对无错误一样高度认为他们的教义绝对无错误，但很少有人像某个法国女士在与她的姐妹争吵时那样，如此自然地表露出来，她说：‘我只认为我是对的，我永远是对的。我认为只有我是永远正确的。’”
于是，信仰自由成了一件滑稽的事情。它几乎变成了一个定式：我相信我所想的，你也有自由相信你所想的，但是，你不曾让我知道你所想的，或者我会视你为信仰与共和国的敌人。因此，现代教会的两难处境必将继续下去，并将永远存在。难道还没有人发现，上帝被过度保护了？
二、我们对上帝卑下的看法
在有关信仰的所有不和谐声音中，或者说在私人信仰和公共宗教之间的不和谐声音中，有关上帝的论调是最悲哀的，它给我们的内心带来了极大的不适感。这就是现代知识分子有时忌妒异教世界的原因，在异教世界里，人的内在信仰与公众崇拜的外在形式是一致的。批判性思维是不大可能支持这一论调的。我想这沉默的僵局，即每个人有他自己的个人信仰并尊重别人的信仰，将会持续下去。到底什么地方错了？毫无疑问，对加尔文教义的反抗一定是整个事情中最重要的部分。完全堕落的加尔文教义过去和现在均与现代人对身体的尊敬和了解之间存在很大分歧，或者，我们是否可以说，与现代肉欲的过分炫耀有着分歧，并由此产生了外在信仰和内心罪恶的冲突。因此，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奇妙的“单马车”，这“助祭的杰作”才没有损坏到分崩离析的地步；在加尔文宏伟的逻辑结构的装置中，其零件神奇的鸠尾榫是如此完美，每个零件都是一样的结实，但是在1855年11月的一天，像那首诗告诉我们的那样，它整个地融化了——被岁月损毁了。沉默中唯一令人感到不适的事情是，人们会认为那幽灵般的单马车将永远地走下去，没有人会公开宣称它已经消失了，融化了，蒸发了。
星期天的早上，在纽约的公寓里，我打开收音机，非常想听一听空中传道的节目。收音机中正播放着贝多芬歌颂上帝荣耀的交响乐，从这个台转开，我听到一个愤怒、伪善的鼻音，颤抖着，指责着，痛骂着罪恶，像比利·森戴（Billy Sunday）重生。那是加尔文本人在传道。可是我并不喜欢加尔文，也不喜欢柯立芝的思想，只是自言自语道：“啊，他在反对它。”然后调回到贝多芬的频道。我想我并不孤单，很多人会和我有同感。在礼拜时存在着太多对罪恶特有的冥想，以至于如某人所说，每个从教堂里出来的人都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如果有人对我说：“和我去教堂吧，你会觉得自己是个更优秀的人。”我就会和他去。但如果我知道当我从教堂出来的时候，会感觉比以前更邪恶并因此而鄙视自己，那我就不会去。是的，那种在乡村集市上出售专利药品时颤声叫喊的腔调是不会有用的。今天，你不能靠拿地狱与毁灭吓唬人而推销宗教；那需要一种更温和、客观的态度。再者，我们的四周已经围满了现代心理学家提出的众多情结，缺少传道者额外兜售的有罪情结，我们也可以做得很好。毫无疑问，传道者在无法提供一个简便易行的治疗方法的情形下，肯定不会在你的心里建立原罪的有罪情结。显而易见的真理是，你不能恐吓人们去热爱愤怒的加尔文上帝。
也许，事情发生的时间比加尔文时代更久远一些，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大约两千年以前人们所拥有并传给我们的相当卑下的看法。在我们某些最坚定的公众信仰里存在着返祖现象。人类继续发展着，但是年代久远的信仰仍然未被放弃，还很有生命力。当人类还在吃生肉时，上帝最初也被认为是喜欢鲜血的味道。但是，在人类发现火已经很久以后，上帝还是被认为喜欢茹毛饮血。人们过去认为，现在有时也这样认为，取悦上帝的最佳方式就是给上帝敬奉某人的鲜血；上帝被想象成吃人的野人，像人类自己一样。当人类开始产生新的想法，即上帝也许和人一样也喜欢烤肉时，成百上千年已经过去了。对于类人猿为它们自己创造的众神，克劳伦斯·戴伊的史前先知再次进行思考。对此，还是超然一点为好。
猿族的众神42
克劳伦斯·戴伊
想象一下你正在观看一群猿猴在森林里玩耍。它们时而十分勇敢、自大自夸，时而又充满恐惧，是所有智慧种群中情感最脆弱的一群，它们一直努力吸引某种更大动物的注意，只有被注意了它们才会真正高兴起来——当你注视着它们并了解到它们的这些习性时，难道你还不明白他们的明显意图？它们一定要去发明被称为神的东西。此时，不要去想是否有众神的存在，而是想一下这些生命是多么殷切地要去发明他们。（不是等着去发现他们。）由于自信不足，它们无法忍受单独面对生活的困境。由于无法自我满足，它们必须寻求其他形式的支持。正是这些急迫的需要催促着这些灵长类动物，借助每个能够用来拼凑它们目的的真理碎片，借助那些因为形象庞大而影响它们的意象，不断地建造众神，以支撑它们的灵魂。
在那个时代，众神会</a>成为怎样的群体呢！他们一个个都是脸上长满胡须的老猿，开始在虚幻的时空中建造宇宙，犹如魔术师从帽子中抓出兔子一样（正如虚幻的时空，帽子并不存在）。在创造了巨大的恒星和行星，并将最遥远的天空装满星星之后，一个神会转过身来并渴望享受烤肉的香味，另一个神会召集沙漠部落进行“圣”战，而第三个神将为离婚</a>或舞蹈而伤心。
任何一群猿曾经想象出来的众神，从森林里的小木头偶像到最强大的精灵，不管他们有多大的不同，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时刻准备着暂时放下所有的宇宙事物，将他们的思想集中于遥远的称为地球的小球上，对任何个人崇拜者的痛苦或渴望立即表示全部的、永远的、全神贯注的关切—时刻准备着去关注那个将要睡觉的家伙。这将为猿的心灵带来无法形容的慰藉；而疏忽了这一责任的神将不会持续很久，不管他在其他方面是多么胜任。
但凡事都必须讲究回报。因为，宇宙的创造者，当它们注视他时，也需要关注；他喜欢猿们对他的恭顺和注意，否则，他自然会变得愤怒起来；如果不发怒的话，他是最宽宏大量的了。从而产生了祈祷和赞美诗，产生了与这个高贵亲属沟通的古怪、茫然的企图。
渴望与众神沟通是一个高尚的愿望，但是这一渴望却很难通过不明确的宗教信条实现。与高高在上、沉默寡言的生命状态交往，猿们试图将他们设想为物质形式。它们将会产生信仰，比如，它们会对天堂内的室内陈设和居所产生信仰。这是为什么呢？嗨，在它们自己不是先知的情况下帮助人类拥有宗教观念——从任何“宗教的”真实意义上来说，这都是一个不可能实施的计划……
这个种族在建立宗教时会遇到什么障碍呢？最大的障碍是：它们拥有如此微弱的心灵力量。它们思想的过度活跃会阻碍这种力量的产生，或使这种力量变得迟钝。某一天，这个种族与自然的接触将会比它们的狗还少。它们会用罗盘替换它们曾经拥有的先天的方向感。因为，鼓励对它们头脑不停的廉价使用，它们将会失去天然直觉、预感和安宁等诸多天赋。
这种心灵力量的缺乏对它们的洞察力与内心安宁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处于活跃状态的头脑不易接受新思想，很少能够或永远无法获得内心的温情与安宁。
然而，这些永不停息的思想会有一个用途：它们最终会通过自己发明的宗教去观察世界。
可是，岁月将在这一过程的重复中逝去。
猿的信条不是那么难以看破。当创建宗教的时候，它们会非常忙乱，以至于对它们圣人产生的幻象无法从容地进行严格的测试。而且，它们自己的想象力相当贫乏，以至于任何一种幻象都会使它们感到敬畏；因此，自然而然，它们会认为任何幻象都是有效的。于是，它们迅捷而丰富的创造力将开始发挥作用，从它们曾经梦想出来的幻象里杜撰出最原始的信条。
接下来，它们会期望每个人都去相信少数人看到的任何事物，其脆弱的根据就是，如果你只是试着相信一件事情，你就会觉得它是真实的。这些宗教是代理性的；只有它们的先知自己可以看见上帝，其他人则应当由先知们引见给上帝。这些“信仰者”将缺乏任何属于自己的见解。
现在，一名间接的信仰者隔着一段距离被神灵的气息激起一股热情—如果有一点热情的话—他想要了解他所接受信仰的精确定义。没有任何幻象去遵循，他需要清楚的戒律。他会一直努力使信条具体化，而这很明显是致命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理新的、更深远的层面会被发现，而它们很少会或从不会适合不变的信条。
一次又一次，这将成为一个程序：一个神圣的重要人物将会诞生；他将会发现新的真理；然后被杀死。他的新真理不仅不会适合死板的信条，而且会坚决否定其中任何错误的结论。于是，这位先知将被杀死。
然而，他的真理具有强大的力量，也会扼杀掉刻板的信条。
于是，人们所能信仰的唯有那死去的先知。
于是，他会被几代人通情达理地膜拜。但是，他的祭司会觉得这还不够；他必须被不加评判地膜拜：不加入任何评判，来自他的无论什么启示，都是全部的真理。对于他的某些启示，人们自己将会断章取义；从最乐观的角度看，他的启示不是最终结论；然而它还是会被当做固定的信条并被赋予他的名字。但凡真理总会被赋予他的名字。从此之后，所有寻求真理的人所发现的必定只会是他名下的真理，否则将不会成为他的“追随者”。（作为他的共同探求者也不行。）祭司将永远仇视任何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的新先知。他们的看法是，他们的先知发现了真理，因而便终结了发现真理的过程。相信他说的就行了，事情就此结束，不需要再寻找更多的真理了。
相信对宇宙的探索已经有了完美的结局，这真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于是，这一探索真理的模式将会越来越稳定。因而，新的真理一旦产生，就只能将其打破。然后，人们会感到困惑与幻灭，而文明将会随之倾覆。
如此这般，每个循环周而复始。只要人们将谬误与每个先知产生的幻象混杂在一起，二者就将消亡，而任何建立其上的文明必将随之消亡。
[《人猿世界》（第16、17章）]
三、关于黑色的随笔
不言而喻，一个很清楚的事实就是，现代基督教经常被描绘成某种黑色（邪恶）的东西，而现代人并不喜欢黑色。在你向人们宣传认罪的意识之前，是不能先向人们说教救赎的，好比要推销你的药，必须使人们承认身患疾病。完全出于本能，传教士一直在非洲、亚洲和南太平洋群岛做着这样的事情；对赤裸的意识越强，印花棉布的销路就越好，于是塔希提岛的裙子越来越长，而纽约的裙子却越来越短。随之，罪恶的意识在纽约变得越来越弱，而在塔希提岛越来越强烈，如果传教士没有错，塔希提岛终有一天会成为宗教的堡垒。我不会像经济历史学家走得那样远，将其解释为印花棉布的自然运动。然而，“比基尼”泳装还是以迅猛之势回到了纽约。
我们满脑子装的全是现代意识的难题。这里，我指的是普通人对宗教或教会的态度问题。这正是神职人员必须探讨的问题，假如他具有一点实验精神的话。就教义的条文等方面，对人们的个人信仰进行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我们就可以从他们的信件和日记中研究过去的男人和女人们信仰的是什么。因而，对我来说，搞清楚爱默生太太的想法比了解她丈夫的想法显</a>得尤为重要；也就是说，私下里她对她的丈夫就她的家庭私事随便而又坦率地说了什么。此时此地的利迪安·爱默生并不仅仅是利迪安·爱默生；我认为，她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有着本能的宗教感，愿意去信仰，但很困惑。爱默生在他的《日记》里曾写下短短的一行文字，也许会让所有的神职人员胆战心惊，“利迪安说，星期天去教堂是邪恶的”。43如果利迪安说的只是她自己的感觉，那倒没有什么关系；如果她说的是其他许多妇女当时或现在的感受，那就意义重大了。如果真的意义重大，那么问题是，是什么使得利迪安·爱默生和其他许多人用她的方式去感受？这种一致性似乎只有一种解释——某种黑色（邪恶）的东西。根据风趣诙谐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那正是一个白人教堂中的布道留给一个印第安人的印象，那个印第安人偶然进入正在做礼拜的教堂，根本听不懂用英语进行的布道。那个印第安人看到的只是，一个“穿着黑衣的人”开始“非常生气”地向人们讲话。我们还是让富兰克林讲这个故事吧，它选自富兰克林最好的讽刺作品之一。康拉德·威斯（Conrad Weiser），一个印第安翻译，向富兰克林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他是怎么和卡那萨提哥谈的，卡那萨提哥丝毫弄不明白听到的星期天布道，只是猜测布道的目的是要在河狸皮的价格上蒙骗他。
卡那萨提哥对白人布道的印象
本杰明·富兰克林
康拉德回答了他所有的问题；当讲道声开始变弱时，那个印第安人接着问：“康拉德，你和白人一起生活了很久，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我有时也会到奥尔巴尼待上一段时间，并注意到，每过七天，他们就关了他们的商店，然后聚集在大房子里；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他们在那里干什么呢？”“他们只是聚在一起，”康拉德说，“聆听和学习好的东西。”“我不怀疑，”印第安人说，“他们就是这么告诉你的；他们告诉过我同样的事情；可是我怀疑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会告诉你我的理由。最近，我去奥尔巴尼卖毛皮，同时购买毛毯、刀、火药、罗姆酒等。你知道，一般我都会和汉斯·汉森交易；这次我想试试其他的商人。但是，我最先找的还是汉斯，问他河狸皮毛是怎么个价儿。他说他不会给我超过四先令一磅；‘但是，’他说，‘我现在不能谈生意；今天是我们聚在一起学习好东西的日子，我要去参加这次聚会。’于是，我自言自语：‘既然今天我们什么生意也做不成，我也可以去参加那个聚会。’然后我就和他一起去了。那里站着一个一身黑衣的人，开始非常生气地对人们讲话。我听不懂他讲的是什么；但是，我感觉到他老看我和汉森，我猜他一定不高兴看到我在那里；于是我就出去了，在房子旁边坐着，打着火，点燃我的烟斗，等着聚会结束。我想，那个人在讲话时提到了河狸皮毛的事，而且我怀疑这可能就是他们聚会的主题。于是，当他们出来的时候，我走向我的商人。‘那么，汉斯，’我说，‘我希望你已经同意给我超过每磅四先令的价钱。’‘不，’他说，‘我不能给你那么多；我最多给你三先令六便士。’我于是去问其他几个经销商，可他们都以一个腔调说话——三先令六便士——三先令六便士。对我来说，这再清楚不过了，我的怀疑是对的；而且，不管他们装成什么，说什么聚会是学好东西，他们的真实目的是商量如何在河狸皮毛价格上欺骗印第安人。只要稍微想一下，康拉德，你就一定会同意我的观点。如果他们如此经常聚集起来学习好东西，他们当然在这次之前就已经学了一些。可他们还是这么愚昧无知。你知道我们的做法。如果一个白人从我们乡下经过，来到我们的屋里，我们都像我对待你一样对待他；如果他身上湿了，我们会给他弄干，如果他觉得冷，我们会给他温暖，我们给他肉吃给他水喝，这样可以缓解他的饥渴；然后，我们会铺上柔软的皮毛让他休息、睡觉；我们不要求任何回报。但是，如果我在奥尔巴尼进入一个白人的家，向他们要吃的喝的，他们会说：‘钱呢？’如果我没有钱，他们就说：‘滚出去，你这条印第安狗。’你瞧，他们连一点好东西都没有学到，我们不需要聚会让别人讲课，因为我们的母亲在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教育我们；所以，他们的聚会不可能像他们所宣扬的那样，是为了那个目的，也不会有那样的效果；他们只是在琢磨着怎样在河狸皮毛的价格上欺骗印第安人。”
[《有关北美原始人的评论》]
富兰克林的这篇作品出版于1784年，我听收音机布道是在1947年，这么多年来，尽管文字表达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好像讲道风格上的黑色基调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我的观点是，如果在你连一个字都弄不懂的情形下，一次布道听起来很糟糕，那么，即使你听懂了，对这次布道的感觉也不会有什么好转。
为什么它显得那么悲观，我指的是本应“快乐的消息”？梭罗也在《日记》里记录了很小的时候“在学校礼堂里对神膜拜”的经历：“在阴暗的地方或地牢里，那些话也许可能生根并生长，但在光天化日里讲，他们的喊叫声明显地变得嘶哑了。通过这个窗口，我可以将书面表达与布道用词进行一下比较：灵魂深处，在哭泣，呜咽，咬牙切齿；而表面上，庄稼地和蚱蜢，直接揭露了那些谎言。”44
这段话透露出明显的“邪恶”思想。它一定会给人一种同样的封闭感觉，一种温室与人工栽培的感觉，因此，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解释说：“我不是教会的人——我不相信在花盆里可以种出橡树来……你可以随便讲，讲多少都行——一个人的成长主要是受到宗教的影响。”45听听林肯夫人怎么说的吧。在有信仰和去教堂之间暗含的差别是微弱的。玛丽·托德自己也去教堂，她的社会本能是强烈的。她这样谈论她的丈夫：“林肯先生没有普通字义上的信仰和希望。他从不参加教会；但我仍然相信，他天生是一个宗教信仰者。他初次思考这个问题大概是在我们的儿子威利去世的时候，他去葛底斯堡那段时间里他思考的更多；但那只是他本性里的某种诗意的东西，他从来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基督徒。”46如今，似乎再也不可能通过去数教堂里的人头来确定今天这个时代到底是有宗教信仰的还是无宗教信仰的。对我来说，通过数去教堂的人数来确定这是个无宗教信仰的时代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我星期天不去教堂，我的许多信教的朋友，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抱着对生活、上帝和同胞的虔敬的态度真实地活着，而他们也不去教堂。
但是从艺术角度来看，教堂地位的最佳图画是由戴维·格雷森在《友谊之路》中描绘的。我之所以说从艺术角度来看，是因为那个身披黑斗篷、戴着黑帽子、系着黑领结、穿着黑裤子黑鞋、拿着黑色的书的幽灵，以那么强烈的冲击力，在如此美丽、无与伦比、欢欣鼓舞的春光中出现。同时，它也是一幅画和一种写照，我将它摆放在这里，是因为它反映出格雷森典型的、充满魅力的世界。
春日里的星期天
戴维·格雷森
远足中最主要的快乐之一就是，没有哪两天存在哪怕一丁点的相同之处——甚至每两小时都不一样；有时，一天以平静的方式开始，在结束时却充满最激动人心的事件。
那确实是一个完美的春日里的星期天，我告别了我的朋友，威德尔夫妇，再次走向开阔的田野。它像我生命中任何一个安息日的早晨那样平静地开始了，可它又是怎样结束的呀！那天的路上，在不经意间，我有了一次丰富的探险经历，我迅速地把它记录了下来；那是我行走上千英里的路程才可能碰到的一次经历。
它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我实在给不出什么合适的理由，但是，春日里星期天的早晨——至少在我们这里的乡下——好似穿上了安息日的服装，有一种神圣的安详的气氛。温暖、轻柔、清澈，特别是，那无限的宁静。
这就是那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刚一走出门来，马上就折服于那醉人心脾的氛围。通常，我走起路来步履匆匆，我喜欢快速运动的感觉以及快速运动给我的身体和思想带来的刺激；可那个早上，我发现自己在懒散地闲逛，向四周瞭望着，欣赏着大自然中不重要的、静悄悄的景致。这是一片树林密布的乡野，在那里我发现了自我，我很快走向踩踏出来的小路，走向森林和田地。那里的地面上几乎长满了唐松草，像山坡上绿色的影子，虽没有长籽，但已繁茂成荫。在草场上生长的高高的绿草中，显露着黄色的七瓣莲，菖蒲沿着池塘湿软的岸边开放着。紫罗兰花已经凋谢了，但野天竺葵花和成排的野豌豆花则相继绽放……
在这个星期天的午前时分，我在田野和树林里闲逛了很久，丝毫也没有察觉到，我身边已然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而且还有更大的事情即将发生。我当然知道，必须去找一个过夜的地方了，这在星期天也许是很困难的事，我已经花了整个午前的时间，恰似一个人花掉他不朽的青春——带着对未来极度的漠视。
午后时分——太阳升得很高，天气变得更温暖了——我离开小路，爬上一座迷人的小山，我选了一片被苹果树树荫笼罩的草地，躺在那里看着上面枝丫斑驳的影子。柔和的风儿吹在我的脸上；草丛里野花中传出蜜蜂的嗡嗡声，稍稍转一下头，就可以看见朵朵白云，高高地、缓慢地飘过纤尘不染的蓝天。还有那春天田野的气味！——已经体验过它的人，哪怕只有一次，确实可以死而无憾了。
人类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崇拜上帝：在安息日的中午，当我静静地躺在温暖的日光里，我觉得自己真正在崇拜着上帝。那个星期天的上午，说不清为什么，我周围的所有事物好像都成了奇迹——一种只有在上帝露面时才能令人感激地接受和理解的奇迹。那个上午，我还有另一个奇妙、深刻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我生命中其他几次宝贵的体验中曾经有过——当我试图记录下人类心灵中那深深、深深的东西时，我总是犹豫不决——一种无限真实的感觉，那就是，如果我很快地转一下头，我会真的看见那个无所不在的上帝……
我所认识的少数几种鸟中，有一种鸟儿叫绿鹃，在那个长长的中午，它不停地歌唱。安静的树林里，只有绿鹃的歌声在回荡。你看不到它；你发现不了它；可你知道它就在那里。它的歌声充满野性，又有些害羞和神秘。不时地，它萦绕着你，宛若一些往昔欢乐的回忆。那一天，我听到了绿鹃的歌唱……
我不知道在树下的草地上躺了多久，但不久我听到，从不太远的地方传来教堂的钟声。这是为这一带的农夫做下午的礼拜敲响的钟声；在夏天，礼拜经常在下午举行，替代早上和晚上的礼拜。
“我觉得我会去看看。”我说。我承认，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些可能在那里遇到的有趣的人。
但是，当我坐起来向四下看时，那种渴望又消退了。我从袋子里翻出了我的锡质哨子，马上就开始练习吹奏一首叫做《甜蜜的阿夫顿》的曲子，那是我在小时候学的；当我吹奏时，我的情绪发生了迅速的变化，我开始嘲笑自己是一个可悲的严肃的人，并且开始思考合适的话语去描述我吹哨子的可恶企图。我应该找个人陪我逗逗乐，解解闷。
很久以前，我说过一句箴言，是关于男孩的：无论在什么地方，寻找一个男孩为伴。当你摇一棵樱桃树时，如果有一个小男孩掉下来，千万不要吃惊；当你一个人静心沉思时，如果发现有个男孩正从栅栏的角落看着你，千万不要感到不安。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吹口哨了，这时，我看到两个男孩正从路边的灌木丛里看我；一会儿，又有两个男孩出现了。
很快，我奏起了《向佐治亚进军》，并且开始用最生动的方式点着头，敲打着脚趾。不一会儿，一个男孩爬上了栅栏，然后是另一个，然后是第三个。我继续演奏。第四个男孩，是个小家伙，冒险爬上了栅栏。
这些少年都有着天真烂漫的面容，长着亚麻色的头发，都穿着星期天做礼拜的衣服。
“真是不幸，”我将哨子从嘴唇上拿开说，“这么暖和的星期天还得穿着鞋和长袜子。”
“你敢打赌是这样吗！”胆大的头儿说。
“既然这样，”我说，“我就奏一首《扬基歌》吧。”
我演奏着。所有的少年，包括那个小家伙都围了上来，其中的两个十分熟练地坐到草地上。我从来没有过如此专心的听众。我不知道接着会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那个坐得最近的胆大的头儿，开始连珠炮似的问起了问题，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不被穿着黑衣的幽灵打断的话，我真不知道接着会发生什么。当我们正在演奏《扬基歌》的时候，它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出现在下午明媚的阳光下。最初，我看到黑帽子的圆顶从小丘的边缘升起。接着，很快是黑色的领结，然后是长长的黑外衣、黑裤子，最后是黑色的鞋子。我承认我确实感到震惊，但是作为一个有着钢铁般神经的人，面对这种情形，我继续演奏《扬基歌》。尽管由于这种反吸引力的出现，所有四个孩子都向它投去不安的一瞥，我还是抓住了我的听众。那个黑色的幽灵，胳膊下夹着一本黑色的书，走得更近了。我仍然继续演奏着，点着头，敲打着脚趾。我觉得像一名现代的花衣魔笛手将孩子们从这些现代的山中吹走——将他们从不了解他们的大人身边吹走。
在幽灵的脸上，我可以看出责备的表情。我不清楚我为何记得这种表情；而且，我刚一开口就为我的轻率而感到歉意。然而，那个在如此无与伦比而又欢欣鼓舞的春日里穿着阴郁服装的人，以一种古怪强烈的急躁情绪影响着我。什么人有权力在这个单纯、快乐的日子和场合如此忧郁地张望呢？于是，我从嘴唇上拿开哨子，问道：
“上帝死了吗？”
我将永远无法忘记掠过这个年轻人脸庞的那种无法形容的恐怖、惊愕的表情。
“你什么意思，先生？”他用一种严厉的、权威的口吻问道，这使我有些吃惊。他此刻的叫喊声将他的位置提升到超过他本人的高度：那是教会在说话。
我马上站了起来，对我给他带来的痛苦表示遗憾；可是，既然我无意中讲了不该讲的话，我应当向他坦诚地说出心里的想法，而且此时看来值得这样做。这样做有时会救人于危难。
“我没有要冒犯您的意思，先生，”我说，“我为我刚才的胡言乱语向您表示道歉；但是，当我看到您爬上山的时候，看到您在这么明媚的日子里，显得如此郁郁不乐，好像您不赞成上帝的世界似的，那个问题就不知不觉地溜出来了。”
我的话显然触及他内心深处不安的感受，因为他问道——他的话好像也是未加思索就说了出来：
“我给你这种印象吗？”
我发觉我对他产生了极强的同情心。我自言自语道：“这是一个有烦恼的人。”
我长久地注视着他。他是一个还很年轻的人，尽管显得很老——很忧郁，我现在看他，倒不如说是忧愁——他长着敏感的嘴唇和脱俗的面容，像人们有时看到的圣人的脸。他的黑色外衣非常整洁，可那破旧的纽扣盖边和闪亮的翻领有力地诉说着沧桑岁月里发生的故事。啊，我似乎对他非常熟悉，就好像他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明显地写在他高高的、苍白的前额上！我已经在邻近的乡下生活了很久，我认识他——这个乡下教堂里可怜的苦修者——我知道他是怎样地呻吟在社区的罪恶下，这片社区太想舒舒服服地将它所有的重负都抛给主，或抛给主所委派的地方代表。我还推断他来自一个普通的大家庭，挣着很低的薪水（甚至可悲地拿不到任何薪水），并且频繁地从一地迁到另一地。
那个年轻人下意识地叹了一口气，轻轻转了转身，以一种低沉、温和的口气对我说：
“你把我的孩子们从教堂引到这里来了。”
“非常抱歉，”我说，“我不会再留他们在这里了。”我将哨子放到一边，拿起我的袋子和他们一起向山下走去。
“事实上，”我说，“当我听到您敲响钟声的时候，我自己本来想去教堂的。”
“真的？”他急切地问，“真的吗？”
显然，我要去教堂的提议马上影响了他的情绪。于是，他突然犹豫起来，斜视着我的袋子和我破旧的衣裳。我可以清楚地看出闪过他大脑的想法。
“不，”我微笑着说，好像在回答一个口头的问题，“我确实不是您所谓的流浪汉。”
他脸红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希望你来。教堂就是干这个的。假如我想——”
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他想什么；尽管他在我的身旁安静地走着，很明显他有着深深的困扰。我甚至隐隐感觉到使他气馁的原因，并且在那一刻，我觉得在我的一生里，我对此人的歉意超过了对任何人的歉意。谈谈罪人的痛苦！我真想知道，如果把这些痛苦与圣人们的考验相比，会怎样呢？
就这样，我们走进那座白色的小教堂，我敢肯定，我们的到来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只有在这样一个固定的机构——教堂里，非同寻常的不速之客才会引起如此的骚动。
我将袋子放在前庭，我确信它是一个引人好奇、可疑得必须予以监视的物品。我在一张合适的教堂长椅上坐下。这是一座小教堂，有一种古怪的家庭气氛；令人悲哀的是，在听众中，老年妇女和儿童所占的比例相当大。作为一个面色红润、充满活力、喜爱野外活动的人，身上带着生命的风尘，我觉得和这里明显地格格不入。
我可以很容易地辨认出助祭、带来花束的老妇人、妇女缝纫小组的主席，尤其是那个坐在高高座位上的法利赛人首领。那个法利赛人首领——我听说他的名字是纳什，J.H.纳什先生（当时，我还不知道我会很快认识他）——那个法利赛人首领是个看起来冷酷无情的家伙，是一个中年人，长着硬硬的白色的胡须，又小又圆的敏锐的眼睛和一个好斗的下巴。
“那个人，”我对自己说，“统治着这座教堂。”很快，我发现我把他看成某种烦恼的化身，这种烦恼我曾在牧师的眼睛里看到过。
我不想详细描述那次礼拜的情形。颤抖的歌声里传出一种令人泄气的消沉意味，那个传过募捐盘的神色忧伤的助祭好像已经习惯了失意的感觉。祈祷文里有一种绝望的口气，听起来仿佛一只冰凉的手垂放在一个人鲜活的灵魂之上。它给人这样一种毁灭，而且这个悲惨的世界里充满了同样悲惨的、心碎的、罪恶的、病态的人们。
布道稍微好一些，因为在这个神色黯然的年轻人身体的某个部位隐藏着神圣之火的火花，但是它被教堂的气氛极大地减弱了，永远无法跳出暗淡的光线范围。·
我发现在整个礼拜过程中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压抑。我产生了某种冲动的念头，想站起身叫喊——喊什么都行，只要能使这些人受到震惊，让他们能睁开眼睛看一看真实的生活。真的，尽管我很犹豫要不要将这种冲动记录下来，但有段时间心中还是充满了对下面这个既庄严又诙谐的风险计划最生动的想象：
我将走上教堂的走廊，在法利赛人首领的前面就座，用我的手指在他的鼻子下面摆动，并告诉他一两件关于教堂状况的事情。
“这里唯一活着的东西，”我将告诉他，“是那个神色黯然的牧师灵魂深处的火花；而你尽你所能窒息了它。”
并且，我完全下了决心，当他用他的法利赛首领的方式回答我时，我会礼貌地但坚定地把他从座位上挪开，用力地摇他两三下（只要摇动几下，人类的灵魂往往就会得救！），将他平放在走廊里，并且——是的——当我向听众详尽地解释这个情况的时候，就站在他的身上。当我将这个逗笑有趣的计划只限定在幽默的想象范围时，我还是确信此类想法可以大大有助于清除这里的宗教和道德气氛。
最后，我走出教堂，再次步入下午清澈的阳光里，这时，我有一种奇妙的解脱的感觉。我向微笑的绿色山峦、安静的旷野和诚实的树林投去振奋的一瞥，感觉到友好的路就在前方欢迎着我。
[《友谊之路》（四）]
最后，教堂活动结束后，年轻的牧师叫他出来并邀请他去家里做客。在牧师的家里，他见到了牧师的妻子，她是一个面容憔悴的女人，而以前她一定有着清秀姣好的容貌，她正站在台阶上等着她的丈夫，怀里抱着个胖乎乎的漂亮婴儿——那是她的第五个孩子。在那里，格雷森，在牧师夫人的帮助与支持下，发动了一场伟大的战斗，战斗中基督徒遇到了亚坡伦，即牧师遇到并击败了法利赛人。他的做法是，告诉妻子把厨房里的姜罐拿来，那里面装着她积攒的用来买缝纫机的钱。他数了一下那些硬币——一共是二十四块一毛六——又从兜里拿出一块八毛四，加在一起一共二十六块，通通交给了纳什先生，作为在过去的一年他对教会的捐献。牧师很实际地告诉他去一个属于法利赛人的地方度过余生。他将用他自己的方式管理教会！“噢，我充分了解到他在宗教信仰上出了什么问题，他是在教会的压力下，不得不去讲道的！那是一种陈腐的、苟延残喘的、否定并抵触一切的宗教形式。那是一种将信仰者分化，并使他相信在黑暗力量伪装下的整个宇宙联合起来反对他的宗教形式。他需要的是一种振奋人心的新信仰，它肯定并接受外来事物，它充满喜悦，它能够感觉到身后欢欣鼓舞的宇宙。”
四、三个伟大的宗教人物
我一直在研究美国一些伟大人物的私人宗教信仰，以及他们如何保持这些信仰，并乐此不疲。我查阅的伟人中，有著名的“第二次就职演说”——那也许是美国政治史上最虔诚的宗教文件——的作者；《独立宣言》的作者；以及它的更正者，一个迷恋闪电和女人的人。我查阅的几位伟人当然是林肯、杰弗逊和富兰克林。在对教会的态度上，他们和玛丽·托德·林肯不同，但是我认为，他们与利迪安·爱默生、我们普通的男人和女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认为，在美国文学的宗教作品和非宗教作品中，林肯的“第二次就职演讲”堪称最美丽、最动人的花朵，它表达出最真挚、最温馨的基督教情感。即便是第十遍阅读下面的几行文字，又有谁能不被感动呢：“勿以怨恨对待任何人；请将博爱给予所有的人；既然上帝赐予我们光明来洞察正义，就让我们带着正义的坚定信念，努力奋斗，以便更好地完成正在进行的工作；包扎好民族的伤口；关心负担战斗重任的人，关心他的遗孀和他的孤儿——去做在我们之间、在所有民族之间可以实现并珍视公正、持久的和平的所有事情。”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亨利·亚当斯的兄弟，曾经在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中谈及这次演说。他在信中写道：“您如何评价这次就职演说？那个劈木头的律师简直是这个时代的奇人……就职演说以它非凡的朴实与直率震撼着我，我觉得它可以成为这场战争的永远的历史基调；就职演说里，一个民族似乎在用‘粗鲁时代’卓越而简约的言语讲话。欧洲人会如何看待这个‘粗鲁的’统治者的言语呢？对他，他们一直怀有极其傲慢的蔑视情绪。在整个欧洲，没有一个亲王或大臣可以在那种场合欢呼平等。”在人类对上帝的信仰中，这种反映“粗鲁时代”的卓越而简单的情感表达必定有其强壮的根基。有人可能会说：“嘿，那就是最佳的基督教信仰——相信天命和谦逊的美德，并有着对人类缺陷的知觉，以及对正义与同情心的坚定信念。”然而，去分析这一情感是徒劳无益的；全部此类情感必然来自林肯这个人。与之相比，耶利米书和以赛亚书似乎都显得苍白无力；只有一些最好的赞美诗才能配得上它那令人艳羡的精神之美，而且还没有它悲剧般的壮丽。“我们深情地期望——我们热烈地祈祷——这场给人们带来巨大痛苦的战争可以很快结束。但是，假如上帝要让战争继续下去，直到二百五十年来奴隶无偿劳动所积聚的财富化为乌有，直到被鞭笞所流的每一滴血被刀剑下所流的每一滴血偿还完为止，那么，正如三千年前人们所说的那样，现在我也一定可以说：‘主的裁判是完全正确和公道的。’”
亚伯拉罕·林肯并不是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不懂外语；他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威廉·H.赫恩登曾订阅《威斯敏斯特》和《爱丁堡导报》，并将它们放在办公桌上，但他很少能成功地说服林肯阅读这两份报纸。还有斯宾塞和达尔文的作品，以及其他英国科学家的著作。“偶尔，他会突然拿起其中的一本书来，仔细地读上一会儿，但是，很快他就把书扔下，并说，这本书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太难以理解了。”47
关于林肯宗教信仰的各项事实是非常奇特的，它们表明了信仰和教条的条文是如何深刻地冲击着他的那种宗教本性，并对其产生影响却没有毁灭它，于是一个默契的君子协定就此达成。关于林肯也有太多相反的证据，使得任何公正的读者都有可能认为他是一个正统的，或者像林肯夫人讲的那样，“严格法律意义上的基督徒”。至少在新塞勒姆的那些日子里，在充满活力的青年时代，他总喜欢以他的无神论让人感到吃惊。他受到汤姆·佩恩《理性的时代》的巨大影响（我必须说明，汤姆·佩恩受到了美国人的冷落，美国人欠他太多）。林肯善于独立思考；他将信仰寄托于神之天佑、上帝之父性、人类的手足之情和某种不朽的生命之中，但是，他却舍弃了信仰中的人类原罪、救赎、成文启示的绝对正确性、奇迹和未来的赏与罚等内容，正如J.W.费尔所说（林肯首次向他讲述了此传记的细节），这些内容无疑会将他置于“基督教的范围之外”。“可是，”费尔接着说，“在我看来，这不是正确的定位，因为，他的原则、做法和他全部生命的精神都符合我们普遍认可的基督教教义。”根据赫恩登的记载——我想我们必须相信他的说法——在新塞勒姆的日子里，林肯曾经写了一篇长长的随笔，努力证明《圣经》并不是人类灵感的结晶，耶稣基督也不是上帝的儿子；他将文章带到店里，让大家传阅并自由讨论，还想把它发表。那是在1834年的时候。“当时，他的朋友兼店主，塞缪尔·希尔，也是一名听众，他严肃地质疑这个不得人心的想法的合理性，而它竟出自像林肯这样有出息的年轻人，于是，他从林肯手中夺过手稿，塞进了炉膛里。手稿燃烧起来，林肯的政治前途得到了保障。”48我们必须回顾一下克劳伦斯·戴伊就珍稀的精神幻象、无可规避的教义外壳，以及众多的“间接信仰者”所发表的言论。在人类宗教的全部历史中，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人认识到一个神圣的真理，众猿首先会在肉体上杀死他，然后再在他的周围培育一种精神上的外壳。林肯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劈木工人，他在他的个人信仰和公众信仰之间作了休战的安排；他保持了自己的信仰，容忍了其他人的信仰，并且就我所知，在总统竞选中，没有人将无神论者的绰号扔给他。那是因为，当上帝让他诚实地寻求光明时，他就非常诚实地去寻求光明；他知道上帝与他同在。必须永远休战；个人信仰的神圣不可侵犯与拥有那些信仰的权力是建立殖民地的新教徒以及新教本身的原动力。因此，越发让人捉摸不透的事情是，当爱默生宣称上帝在人们的内心建造了他的神殿的时候，他却被一个所谓的新教国家严重地误解，或者说他根本无法得到理解。然而，当林肯晚年对宗教问题保持沉默时，并没有证据表明他已经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并接受了教义。我必须努力证实这样一种观点，即“第二次就职演说”的完稿并未得益于宗教教义、而它本身却离基督教精神的核心内容如此之近。林肯的宗教立场总体上和一神论者西奥多·帕克很接近。他的信仰更加直接。“当我做善事时，我感觉良好；当我做恶事时，我的感觉也就很恶劣，这就是我的宗教。”49林肯认为足够好的事情，我也认为如此。
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弗逊生活在18世纪，我们也许可以把他们称为典型的“自然宗教”的信仰者。那是一个信仰理智的年代；启蒙运动时期的人们十分相信并希望理智会使一切恢复正常；现代人也信仰理智，但对它可以使一切恢复正常不抱希望。他们是视野开阔的思想家，视野非常开阔的思想家，二人都是如此。富兰克林更多的算做一位自然科学家，然而，他已经读过从12世纪到18世纪很多大师的著作，如洛克、沙夫茨伯里、科顿·马瑟和安东尼·科林斯（他曾对神甫的独裁主义宣战），这是现在的许多青年人无法做到的事情。两个人都是发明家。富兰克林认识了闪电（他两次险些触电而死），发明了避雷针和富兰克林取暖炉，还发现了墨西哥湾流。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创立了费城消防队、邮政服务和美国哲学学会，甚至还考虑在伦敦开设游泳学校。托马斯·杰弗逊，他在巴黎时的年轻助手，是一个比富兰克林更典型的正统学者；他会希腊语、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不仅创建了弗吉尼亚大学</a>，而且还自己规划了课程。他喜欢爱比克泰德，但是对柏拉图却不能容忍。在尼姆，他站在卡利神殿前，长时间地沉醉于对古典建筑的仰慕中，以至于街上的路人认为他是疯子。可他却是无花果和橄榄、酒与奶酪以及希腊建筑的鉴赏家，他开办了一家铁钉厂和一所大学。他是学者、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建筑师、自己任命的全权代理人类事务的总观察员，同时他发明了为富兰克林的风标配套的转椅。他是门罗主义的创始人和“小升降机”的发明者。50除了不是一名天生的作家，他几乎无所不能，包括做一位绅士。他还首先提出了信仰普通人的理念；他没有起草《独立宣言》，没有，他只是为美国人记录下来他们的所想、所感。他毕其一生追求自由，追求思想、政治和宗教的自由。他编纂了杰弗逊圣经，清除了所有的奇迹和有争议的问题，像富兰克林修改了主祷文一样。他们是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啊！倘若生活中没有了《纽约时报》、摩托车和收音机，人们又将作何感想！
我们的设想可以从富兰克林开始。他大胆地修改主祷文，是为了证明18世纪的理智在起作用。富兰克林确实没有对耶稣实际说过什么提出不同意见，而是对老版本用语的恰当性持有异议，于是他将老版本与“B.F.”（本杰明·富兰克林）版本进行了对比。举个例子。老版本中有一句话是，“免除我们的债务，如同我们免除我们债务人（Debtors）的债务”。他注意到，我们的祈祷文使用的既不是《马太福音》的“Debtors”（债务人），也不是《路加福音》的“indebted-ness”（债务），而是以“那些侵害我们的人”取而代之。富兰克林冷冰冰地评论说：“也许编纂人认为，在一个贸易国度里，将免除债务人（Debtors）的债务视为基督徒的一种责任是不适宜的想法。”而B.F.版本完全不赞同那句话本身的表述。它“具有某种将我们自己假定为美德的榜样让上帝去效仿的感觉。我们希望你能像我们一样善良；你瞧，我们互相都免了债务，因此我们企求你也能免了我们的债务”51。富兰克林批判性的思想快乐地、充满希望地、平静地发挥着作用。相对于杰弗逊来说，富兰克林是一位更优秀的作家；他天生就是一位作家，平淡的笔触、对幽默表达的温和运用以及偶尔闪现的“恶毒”用语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他特有的清醒头脑是他那安详、明澈、愉悦、温馨的内心世界的唯一反映。富兰克林总是自得其乐；我认为，他从未因为一些政治、思想或宗教的事情而分神；当他的见解与别人不同时，他会告诉那些英国人并教他们一些“大帝国可能缩小成小帝国的规则”等，并借此适当地发泄内心的怒气。在他适当地发泄完怒气并写下一篇讽刺作品或与之相似的作品之后，他就又恢复了他的富兰克林式的平和心态。他的头脑最突出的品质就是良好的感觉。
情况就是这样。富兰克林十分重视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品行而不是理论上的种种教条，并独自怀着对伟大上帝的热烈崇拜以及对人之渺小的良好意识。这就是在《财富之路》和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中我们所了解的富兰克林。从童年时期开始，他就受到科顿·马瑟所著《卜尼法修斯》的很大影响，以至于他的前期作品使用的笔名就是“默默为善”。那时，人们拥有朴实的信仰，即上帝希望我们快乐，并且其中存在着一种相当稳定的伦理道德观念；因为没有高尚的道德就没有快乐，所以上帝也乐于看到我们道德高尚。52没有什么比这更费解的了。上帝很高兴看到人类生活幸福、美满。多么快乐、舒心的哲学呀！至于其他方面，富兰克林与他那个年代的科学家的看法一致，相信众多的宇宙中存在着众多的神，相信由于完美程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生命等级”，相信我们的上帝创造了我们的太阳系，并总体上照顾我们的幸福生活，相信通过歌唱和赞美诗的方式赞美和崇拜他是正确无误的，那是我们可以做得很好的事情，诸如对这份生命的礼物和这个壮丽的宇宙表达感激之情，但是在上帝的眼里我们真是太渺小了，以至于我们“只能这样想，他，全能的父，并不期望或不要求我们的崇拜和赞美，甚至对此极为不屑”53。事实上，富兰克林，和今天的克劳伦斯·戴伊一样，都怀疑上帝会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照顾我们的洗衣店。我曾经听说一个洗衣店女店主赞美上帝，理由是上帝让太阳在星期一照耀，那是她的洗衣日——那是对上帝多么可怕的侮蔑啊！对于全能的上帝，那是怎样的一种无理性的蠢行，多么恶劣的异教徒的态度，多么的无理与放肆呀！由于具有一种良好的意识，富兰克林达到一种令人愉快的平衡心态。1768年，英国军队被派遣到波士顿，富兰克林在写给他的英国朋友尊敬的乔治·怀特菲尔德的一封信中说</a>道：“我和你都看到，这里地上的统治者没有管理好我们的事务；希望我和你都能相信，那些天上的统治者能够处理好它们；从某些情况来看，我颇为怀疑，尽管整个宇宙的宏观管理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我们特有的小事情也许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只能冒险由着人类自己或是审慎或是鲁莽地处理了，而这两种做法都可能会取得成功。但是，这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想法，我还是丢掉它吧。”
尽管如此，富兰克林还是一个不愿意“干涉别人宗教信仰”的人。在他八十四岁的时候，耶鲁大学校长埃兹拉·斯蒂尔斯向富兰克林索要一幅肖像，想把它和耶鲁校董的肖像挂在同一房间里，并向他询问他的宗教信仰。在给斯蒂尔斯的旁征博引的回信中，他用一页纸简要地说明了他的宗教信念：他只信仰一个上帝（这是否说明，他的立场与前文所谈到的相比发生了改变，从上下文里看不清楚），信仰天命，信仰另一个生命的不朽和正义，相信“我们对他最令他满意的侍奉是善待他其他的儿女”。富兰克林认为，这些内容是所有宗教的基础。至于拿撒勒城的耶稣，富兰克林“同大多数英国现代新教徒一样怀疑他的神性”，然而，他仍然认为信仰耶稣是有益无害的，“假如这一信仰产生很好的结果的话”（几乎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措辞）。信的最后是一句意味深长的附言：他不想引起任何舆论的质疑，他的晚年生活需要安宁。“我相信，你不会将我和你交流的任何内容出版，从而让我暴露在批评和公开谴责之下的。我总是让别人尽情享受他们自己的宗教情感，而不去评论他们那些对我来说不能容忍，甚至是荒谬的事情。这里的所有教派——我们有很多种类的教派——都曾经体验过我的良好意愿，我常常通过捐献的方式帮助他们建造拜神的新场所；并且，因为我从未反对过他们的任何教义，我希望把它们全部带在身边，和平地离开这个世界。”
杰弗逊比富兰克林显露出更多的他那个年代的理性主义倾向。他的侄子叫彼得·卡尔，也是他的门徒，他负责对他的教育，后来彼得成了他的秘书；他写给彼得的信最好地体现出这种有特色的倾向，即完全信仰人类的理性天赋，信仰他质疑一切的绝对权力的倾向。总的来说，此意见与现代的自由学者就宗教问题可能给他儿子的忠告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只要他不要求彼得·卡尔得出这样或那样的结论，就可以认为他采取的是一种实验的态度，但是，他确实让他“放弃所有的偏见，并且，不要因为其他任何人或各色人等曾经拒绝或相信过一件事情而去拒绝或相信它”。
你自己的理性是上天赐给你的唯一神谕。
——托马斯·杰弗逊
亲爱的彼得：
……你的理性现在足够成熟了，你可以审视这个目标了。首先，放弃你所有的偏见而选择新颖奇特的观点。在宗教问题上，不要抱有任何形式的偏见。这太重要了，一旦出现错误，后果可能会相当严重。另一方面，摆脱所有的恐惧与卑下的成见；如果受制于此，脆弱的头脑只有卑躬屈膝的份儿。让理性坚守她的位置，让她裁决每一个事实、每一个观点。勇敢地质疑一切，甚至是上帝的存在；因为，如果有上帝，他一定更赞许对理性的尊崇，而不是盲目的恐惧……
不要因为担心其后果而放弃这样的质询。如果质询的结果是相信没有上帝，你会发现对高尚道德的激励，这种激励存在于进行质询时你所感觉到的舒适和愉快，存在于质询为你带来的对其他人的爱。如果你发现有理由相信上帝是存在的，你会感觉到你的一切行动均在他的视线之内，你会意识到他赞许你，这将是一种额外的巨大激励；如果质询尚未有结果，对于未来快乐状态的希冀增强了实现它的欲望；如果那个耶稣也是神，你会因为相信他的帮助和爱心而感到宽慰。为了更好地使你记住，我重复一遍，你必须放弃所有的偏见，并且，不要因为其他任何人或各色人等曾经拒绝或相信过一件事情而去拒绝或相信它。你自己的理性是上天赐给你的唯一神谕，你要负责的并非你的决定是否正确，而是你是否诚实地作出了自己的决定。
托马斯·杰弗逊给彼得·卡尔的信
巴黎，1787年8月10日
杰弗逊是一个有神论者，也就是说，他是上帝的信仰者，自然世界足以证明这一点，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启示。这在他1823年写给约翰·亚当斯的信中说得很清楚。（当二人都从政治舞台上退休之后，他俩再次和好，并开始了长期的通信联系。54）他阐述了为什么他相信造物主先存在，而不是无神论者主张的没有造物主的“世界先存在”，他向亚当斯概括了自然宗教信仰者的普遍观点，即我们看到“有必要加强监管力度的证据”。因而，他拒绝接受19世纪和20世纪许多唯物主义者的信仰，即世界只是从它自身演化而来，并在“看不见的规律”下运转。当谈及加尔文主义时，他理智的性格显露无遗。“我永远也不会同加尔文一起去向他的上帝献殷勤。的确，他是一位无神论者，而我却从不会成为他那样的无神论者；或者准确地说，他的宗教就是魔鬼信仰。如果有谁崇拜的是假上帝，那就是他。在他的五个观点中描述的神，不是你和我认可和崇拜的上帝，即世界的创造者和仁慈的主宰；而是一个有着邪恶灵魂的恶魔。即使一点也不信仰上帝，也比用加尔文的恶劣品行亵渎上帝更可以得到原谅。我的确认为，每个基督教的教派，它们的普通教义都给了无神论者把柄，那就是，没有神的启示，就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上帝的存在。如今，只有六分之一的人类属于基督徒；而其他的六分之五不相信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启示，因而对上帝的存在一无所知。”55
上面的最后一行文字表明，杰弗逊是最宽容的宗教自由主义者。在《自传》里，他说得很清楚，建立宗教自由的法案应该涉及所有宗教，而不仅是基督教。“我完全是在理性和公正的范围内起草了建立宗教自由的法案，其原则以前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制定了出来。但它还是遭到了反对；然而，在对导言部分进行了一些删改之后，这项法案最终获得了通过；而且，一个不寻常的提案证明，它对言论的保护是普遍性的。在导言部分，有一句这样的宣言：强制与我们宗教的神圣创造者的计划是背道而驰的；有人就此提出了一个修正案，要求在其中加入‘耶稣基督’一词，把上句话改为，‘强制与耶稣基督——我们宗教的神圣创造者的计划是背道而驰的’；这个加入‘耶稣基督’的提议被大多数人拒绝了，理由是，在法案的保护伞下，他们想要将犹太教信徒、非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印度教徒以及各个教派的异教徒通通包括进来。”
对于非基督徒，譬如中国人，杰弗逊圣经往往是对耶稣教导的最佳介绍。自从在总统任上退休之后，他已经为此工作了许多年。在前言里，他说他已经剔除了所有“有争议的问题”；他剔除的内容包括所有的奇迹和耶稣神奇的降生，以便读者在前几页了解完他的童年经历之后，直接进入他的道德言论介绍。在那个难熬的选举年，无神论者的绰号自然而然地落在了他的头上。他赢了；他赢得了普通人的尊敬和信任。
然而，像富兰克林在他的晚年一样，杰弗逊也需要“安宁”。在写给俄亥俄州的神学作家詹姆斯·史密斯的信中——詹姆斯·史密斯曾经给他寄过上帝一位论的小册子——他表示了对上帝一位论的认同。他认同的是一个上帝的教义，而不是三个上帝的教义。“那至高无上的神的统一性，不是被理性的力量，而是被狂热的亚大纳西意愿所操控的文官政府的利剑从基督教教义中剥夺掉的……事实上，亚大纳西教义所主张的一就是三、三只是一的自相矛盾的观点，普通人太难理解了，一个人即使再清醒也不敢说他对此知晓一二，那么，他怎么会信仰一个不知所云的事物呢？如果他认为他相信，那他只是在欺骗自己。”于是休战协定达成了。“我可以自如地写出自己的观点，因为，当我本着自己的理性要求信仰一个上帝的权力时，我也同样自由地给予别人信仰三个上帝的权利。我发现，两个派别的宗教都造就诚实的人，而这是社会有权期待的唯一目标。尽管相互的自由会产生相互的迁就，可我还是希望，不要因为这个或其他任何问题，我本人在公众面前引起任何争论，并且我祈求你考虑到我是以如此的信任写的这封信。我不想参与任何宗教或政治上的争论。在八十岁的年纪，安宁是生命中最大的好处，并且最强烈地渴望能够在全人类的美好意愿中死去。我向你保证，对一位论者和三位一体论者，对辉格党和托利党，我都怀着良好的意愿，那么也请相信我并接受我对您的全部敬意。”
我已经讲述了三个美国伟人的故事，三个在智慧、思想和性格上最伟大的人物，并揭示了教会所处的困境。也许，应该让此困境继续下去；我不知道。激烈的争论不可能产生任何满意的结果。另一方面，根据将人类从动物生活的肮脏泥土中升华出来的思想，个人信仰与公众宗教之间的冲突，抑或强制的沉默，总会让人产生一种内心不适的感觉；并且，至少对我来说，保持信仰的绊脚石，比如相信“肉体的复活”（不是精神的复活），似乎没有太大的益处；“肉体的复活”是基于圣保罗时期那代人的信仰，即当基督第二次到来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将从坟墓中升起，在公元70年到90年间，这是人们普遍期望的事情。现代宗教意识与既有传统宗教之间的对立已然形成，并必定会成为一种削弱教会控制的力量。
我们的期望太高了。因为小亚细亚的妇女在两千年以前是自惭形秽的，她们相信，穿上一种特别的服装，在拜神时戴上面纱，就可以取悦上帝。所以，我们猜想，纽约和俄亥俄的现代妇女也是这么想的，并非出于宽容，而是出于犯罪感。圣保罗在割礼问题上回归常识，并借此来反抗法律与先知的权威，但是，当他创立起另一种类型的仪式时，没有人认为应当就有关纯粹是地方服装这样的话题去违抗他。于是，传统的宗教不可避免地集聚了大量与宗教无关的障碍，并将我们都变成了皈依者。
五、质询的精神
我反对的并非任何具体的教义，而是一种更加根本性的邪恶，即教条主义精神本身。几乎所有的教会都认为，教义是宗教的基础，没有教义的教会最好不要存在。如果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其道理就是，教会憎恨并反对自由质询的精神，它神圣地认为真理都在那里，被整齐地打包、递送，没有必要被个别的灵魂再次探索。假如神学家同意用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精神，像科学教授传授他们的课程那样，去传授宗教，也就是说，要求作出个人观察并得出个人结论，而不是接受教授事先给出的假定结论，那么，其结果一定是一场大爆炸，也许会弄脏某些神职人员的脸，但是浓烟散后，人们会看到上帝端坐在宝座上，神态安详，毫发无损而又高不可即。但是目前，教会固守着它的教条和教条主义。它宁肯与教条一起毁灭，也不愿抛弃它们寻求兴旺。所以我们要求休战。我有一种感觉，有些东西被过度保护了，被防腐处理了。
关于科学和宗教的话题，人们曾经展开过很多讨论，参与者是当代一些伟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如朱利安·赫胥黎，阿尔弗莱德·诺斯·怀特海德，约翰·杜威，罗伯特·安德鲁斯·密立根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我拜读了他们的作品，并因为他们在结论上甚至在用词上的相似性而感到震撼：（1）科学与宗教之间不必要的冲突是由于宗教的固执与自信（我将其称为教条主义），（2）这种固执将过去的非宗教因素“装”在了有组织的宗教身上，（3）科学不断地修正自己，而宗教不是这样，（4）宗教应该这样做，以使它永葆新鲜气息和勃勃生机。也许，我们应该将怀特海德教授视为美国人，我也不太清楚。无论如何，是他阐明了问题的关键。他提醒我们，变化才是科学思想进步的本质。他指出，科学不断地修正自己而没有丢任何的脸面。“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没有谁会毫无保留地赞同伽利略或牛顿的信仰，抑或他自己十年以前的信仰。”
只有具备与科学发展一样的精神来面对变化，宗教才能恢复它原有的生命力。56
——阿尔弗莱德·诺斯·怀特海德
欧洲人目前的宗教态势印证了我一直在阐述的观点。各种现象混杂在一起。起起伏伏，周而复始。但总体上来说，经历了一代又一代，宗教在欧洲文明中的影响在逐渐衰落。每次的复苏都达不到前一次的高度，每个阶段的衰退都会达到更低的水平。宗教的平均曲线持续地下降。某些国家的宗教兴趣高于其他国家。但是，在那些宗教兴趣相对较高的国家，这条曲线也在一代一代地下降。宗教正在逐渐堕落成为美化舒适生活的体面的准则……
……细想一下下面的对比：当达尔文或爱因斯坦宣布改变我们思想的理论时，这是科学的胜利。我们不会因为摒弃了科学的旧思想而就此认为，科学经历了又一次失败。我们知道，科学发展新的一步已经迈出了。
只有具备与科学发展一样的精神来面对变化，宗教才能恢复它原有的生命力。宗教原则也许是永恒的，但这些原则的表现形式却需要不断的发展。大体上来讲，宗教的这种演变是宗教固有思想与外来观念的分离，这些外来观念借助宗教固有思想的表现形式悄悄地在宗教内部产生，而这种表现形式依据的是存留在先前岁月中人们大脑里的关于那个世界的充满想象力的图画。将宗教从并不完善的科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是非常有益的。这种解放强化了其本身的真正含义。需要牢记的伟大观点是，通常，科学的进展表明，对各种宗教信仰的相关表述需要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改。也许，它们需要更加详细的说明或解释，或者的确需要全部地重新阐述。如果宗教是对真理的正确表达，这种修改将只会更加充分地证实这一真正重要的观点。修改的过程是收获的过程。因此，只要任何宗教形式与物质客观事实有任何形式的接触，人们就会期望，那些客观事实的观点必须随着科学知识的进展而不断地被修改。这样，这些客观事实对宗教思想的确切意义将变得越来越清楚。科学的进步必然导致对宗教思想不断地整理，这对宗教来说有着极大的好处。
[《科学与现代世界》]
怀特海德教授的意思已经非常清楚：宗教，为了成为有活力的宗教，需要不断地修正，即使修正的理由只是数百年来概念的不断变化以及语言本身面临的发展机遇。只要宗教仍然保持对上帝高度的知觉和对有知觉生命的尊敬，它就是永恒的；一旦它与客观事实接触，那些客观事实和有关客观事实的概念就可能会被改变。精神的概念是永恒的，客观事实的概念却是暂时的。例如，这些客观事实的概念是指那隐藏在罪与罚、怜悯与正义等教义背后的事实，那些有关性别平等、地方服饰、地球的形状、身体与肉体（它们的主要罪孽）、生育的过程（产后的母亲是否需要涤罪的仪式）、天堂和地狱的实际地点和真正意义等的事实。我觉得，古代的人之所以喜欢让未来生命主宰正义，是因为那个年代的司法制度极其糟糕；现代人更乐于仰仗FBI（联邦调查局）迅速追查出假币的制造者并使他们受到惩罚。随着FBI工作效率的提高，地狱的重要性自然就降低了。甚至，当我们因为上帝不停地愤怒、渴望报复以及喜爱烤肉而改变想法的时候，对上帝本身的观念也随之改变。只要圣保罗谈及自然人和宗教人，他就拥有充分的理由。当他借用献祭的羔羊的概念时，他是在努力使他正义的思想与他那个时代的思想保持一致，断定此事的依据是，甚至像食人生番本人也去饮血一样，野蛮的上帝嗜看流血，嗜好饮血。说上帝造人永远是一个有效的宗教概念；说上帝用泥土造人，直接就将“外来的”因素加入宗教之中，那是因为早期人类没有能力利用进化的观点构想出具有无限吸引力的创造过程。基要主义者会将它称为字面意义上的、基要主义的泥土，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这些就是怀特海德教授所谓的外来因素，一两千年以前阐述的宗教因此而顿然生色。
约翰·杜威对固定性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在科学和工业中，不断变化的事实被人们普遍接受。而道德信仰、宗教信念和清晰有力的哲学信条则是建立在固定的观点之上的。”57“可以想象，目前宗教的萧条是与这样一个事实紧密相连的，那就是，因为它们沉重的历史负担，宗教现在阻止着宗教经验的品质达到自觉的高度。”他在那本重要的著作《普通信仰》中说道：“我指出，宗教中充满了各种信仰、实践和组织模式，它们促成并丰富了经验中的宗教因素，并体现出一种宗教赖以发展的文化形态。”58
密立根是健在的最虔诚的宗教人士之一。他认为有必要信仰有组织的宗教，并且是联合教会和公理会教会的成员。他同时区分宗教的基本要素及其赘生物。在讨论科学与宗教不必要的冲突时，他说：“那么，科学与宗教不能相容的怪念头——我们经常在一般的讨论中听到——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呢？我再次认为，答案是明明白白的。我曾经明确解释过，在科学和宗教的基本要素之间显然不存在不相容性。但是，各种宗教，或宗教的各个分支，往往包含比这些基本要素更多的内容——比如耶稣的教导。”“……如我所想，在宗教的基本要素上滋生了又一个赘生物，它将我们引入所谓的科学与宗教冲突的核心……但是，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他（耶稣）的追随者，和他不同，在很多情况下将教义的说明赋予他的宗教的各个分支，这些说明充满了他们自己可悲的人性弱点。相比之下，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耶稣的教义说明才是真正神圣的。为何产生了这些人造的教义呢？不可否认，它们是由某些人或不同群体的人写成的，这些人为此目的聚集到一起——他们太没有创见，以至于他们之中很少有人能给人们留下对他们的持久记忆。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和他们中的任何人曾经有联系的任何名字呢？在他们的教义中，经常会详细地反映出他们这些人关于宇宙或是上帝的了解程度或是无知程度——不管你更喜欢哪个措辞——二者均带有它们的时代特点。”59
爱因斯坦用两段话总结了他的宗教信仰。这两段话如同我读过的任何文字一样，非常接近于真正的宗教情感，一种完全虔敬的情感。
“我们可以经历的最美丽的事情就是神秘。它是所有真正艺术与科学的源泉。对这种情感很陌生的人，不再能停下来并怀着敬畏的心情对一切事物感到好奇和痴迷的人，实际上等同于死人：他的眼睛是闭上的。这种对生命奥秘的深刻见解，尽管带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却导致了宗教的兴起。了解到对我们来说深奥难懂的事物确实存在，并表现出最高的智慧和最光辉灿烂的美丽，而我们愚钝的天赋只能理解它们最简单的形式——这种了解，这种感觉，是真正虔敬的典型标志。在此意义上，只是在此意义上，我属于虔诚的宗教信仰人士之列。
“我无法想象出一个奖赏和惩罚自己创造的事物的上帝，他完全效仿我们自己的生活目的——简言之，一个只是反射人类弱点的上帝。我也无法相信，这个上帝肉体死去之后还能活着，尽管身体孱弱的人们怀着恐惧或荒谬的自负拥有这样的想法。能思索一下长存于永恒之中的有意识生命的奥秘，能反思一下我们只能模糊感知的奇特的宇宙结构，并且能谦卑地领会大自然显现的灵性中哪怕极微不足道的部分，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60
在对神圣真理的信仰与对真实世界法则的信仰之间存在的困惑产生出这样一种情况，按照怀特海德的说法，宗教“正在逐渐堕落成为美化舒适生活的体面的准则”，而不是人类的精神实现其最高目标的巨大力量源泉。今天，虔诚的人们支持教会，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或者充分思考过它的教义，而是因为他们容忍这些教义并情愿任其发展。克劳伦斯·戴伊是这样做的，而他的父亲也是这样做的，这就更意义重大了。戴伊的父亲为他的家人在教堂的专座付给教会五千美元，并情愿不去打扰那些教义，假如教会不来打扰他的话。不信教者对教会不会带来任何害处；带来害处的反而是那些所谓的“信仰者”，这是今日教会的窘境。
科学代表谦逊，代表虚心，代表质询精神；而今天的教会却代表对立，代表顽固和盲信，代表教条主义和对所有真理的占有，无论是世俗事物的真理还是神圣事物的真理。科学让人们质询，而教会让人们停止质询。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质询的自由，信仰自由的价值又会体现在哪里呢？无论在世俗王国还是在宗教王国，任何拒绝和反对质询精神的事物都将灭亡。
我希望用罗伯特·密立根的美妙语言作为结束语：“我本人相信，基本的宗教信仰是世界上最崇高的需求之一，并且我相信，美国能够或者愿意为世界进步所作的最大的贡献之一——比起我们为政府科学已经作的，或者能够作的任何贡献要大得多的贡献——将体现于为世界提供这样一个范本：一个国家的宗教生活如何能够睿智地、鼓舞人心地、虔敬地演化，完全脱离所有的非理性、迷信以及危害身心健康的感情主义。”61如果约翰·杜威的哲学能够成功并生根，如果美国人对现在的经验的信仰，对质询的实验方法的信仰，本身是真实的，也许，这种信仰真的会从现在起流传几个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