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活的智慧

    一、智慧的范围


    唯一重要的哲学问题，关系我们及我们国民命运的唯一问题，是生存智慧问题。只有搞清其主题和范围，智慧才能称其为智慧，其范围只能是活着的人的生存领域。我就想把问题这么简单化，丝毫不愿意涉及一个让人非常遗憾的知识分支——形而上学。活着的人的问题是一个我们了解甚少的相当广阔的领域，其中充满了人类情感和希冀；充满了使我们不时地感到羞愧的动物遗产；充满了太古的、黑暗的、地表下的欲望，这在基督教义上称为附在我们身上的恶魔；充满了我们莫名其妙的高贵感，考虑到我们的来历的确莫名其妙，这在基督教义上称为驻在我们心中的上帝；充满了了不起的智慧及其结晶；充满了我们高尚的爱国情操，对国旗的热爱，铜管乐队带来的激动以及国际战事中并不光彩的屠戮。世界，生生不息的世界，是一个经常被人谈起的话题，有时候谈论得过多了。难道我们不可以不提不朽的问题吗？这应该是死者的合适话题和领地。对我们来说，他们死了，假如他们没有死，他们将从更好的角度讨论他们知道的一切；我们只有穿过阴阳界才能对此了解更多。我希望他们处理问题比我们的运气要好。爱默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关于不朽的众所周知的证据是我们对其他任何解决方案都不满意。”这是一句广为引述的名言，它会继续流传下去。证据本身含有消极的成分，依赖于我们思想中的某种主观欲望。但是，由于使用了形容词“众所周知”，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否则，人们也不会引用得如此广泛。然而，一个中国人也许会这样说，说得同样恰如其分：“关于死亡众所周知的证据是我们都跷起了我们的脚趾（代指死亡）。”因此，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智慧的范围是一个简单的命题。我们都会死去，但在这短暂的几十年间，我们应该如何去做生命才最有价值呢？


    “了解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幸福的开端。”乔治·桑塔雅那（George Santayana）说。桑塔雅那只用一句话似乎就为我总结了关于智慧的适当领域，以及美国人的所言所思之精华。我知道，从知识结构上来看，桑塔雅那是一个在欧洲大陆出生的拉丁人；他的母亲是美国人，他先后在波士顿和坎布里奇成长和讲学，从这方面来说，他是个美国人。可实际上他是个游历四方的学者。我想提他是因为，如果缺少了这位人类和自然主义智慧的巨擘，对美国智慧堪称不可估量的损失。他的思想高屋建瓴，仿佛高山顶峰修造的一座城堡，空气虽然稀薄，但依然充满了浓厚的人情味。但是，了解人类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并非西方哲学的特征。悠闲地沉思，而对生活现实不闻不问，对我来说，似乎包含了西方正统哲学的全部内容——思考不朽、自由意志、绝对真理、绝对本质、绝对物质、知识的可能性或者不可能性。约翰·杜威（John Dewey）曾经一本正经地说道：“针对知识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发表的言论的确有一种讽刺意味。科学正在迅猛地发展，哲学家们却在询问知识是否可能。”1也许此后杜威对此给予了正确的补充——“他们认为知识是不可能的”。自由意志问题如何提出来，本身就表明思考的悠闲性。任何一个人，如果侍者问他需要茶还是咖啡，加不加奶油，冷的、热的还是冰的，锡兰茶还是中国茶，加柠檬还是牛奶，加一块、两块还是三块糖，那么，他知道他是自由的。任何凶手做完周密</a>的计划之后，都清楚最终是否实施完全靠他自己拿主意；甚至由于仇恨、妒忌或恐惧造成的不正常的短暂的意志麻痹也只会证明正常意志在起作用。然而，在讨论自由意志和决定论方面已经浪费的笔墨足够一头河马畅游其中。


    在这些西方哲学家们的眼中，知识和意识存在着完全的区分；事实上，过去三百年间，二者之间一直相互猜疑，争执不断。西方哲学家，从他全部思考的证据来看，被认为是对自己的意识不信任。在选用茶或咖啡时，他甚至不能遵循自己的思维过程。也许，只有威廉·詹姆斯曾经十分直白地说到，在坎布里奇结束一次演讲之后，他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漫步于三一大道或牛津街上。也许，把西方哲学家仅仅描绘成一个怀疑自身存在的人过于简单化了；也许，我们甚至可以断言，这是西方哲学的愚昧。我们很快就会明白，美国人强烈的事实感是如何坚持不懈地对抗这一散漫的无用论的。但是此刻，我可以借鉴一位最睿智的现代美国人——克劳伦斯·戴伊（rence Day）的看法，他的话语富有幽默感和洞察力，他曾说：“太多的道德卫士开始演讲时都轻视事实，轻视他们也包含其中的人。轻视是他们的自由，但同时他们也失去了作为道德卫士的资格。他们的感觉使他们忽视了作为讲学者应该具备的义务——‘去发掘人类行为中最闪亮的部分，而不是把一系列不可能摆在他的面前并且告诉他如果他不解决这些不可能，他就应该受到诅咒’。”2


    智慧主要是一种均衡意识，更是一种对我们人类局限性的把握。一些人绞尽脑汁试图弄清楚精神、本质和物质，哪个代表了最终的绝对性；他们绞尽脑汁只为追求其中的快乐，不会摧毁宇宙。宇宙继续运转，生命不断延续，丝毫不理会他们的存在。有人曾发表言辞巧妙的评论，称伯特兰德·罗素对上帝发怒是因为上帝并不存在，因为如果上帝存在上帝肯定愿意毁灭他。因此，对我来说，智慧就是强烈地意识到我们不是什么身份，比如我们并不是上帝，同时面对生命的本来面目。换言之，智慧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是对生活和常识的思索。约翰·杜威，美国精神的典范，借助相对简明的方式诠释晦涩难懂、冗长乏味的抽象哲学，他之所以这样做，只不过在努力地告诉我们要依靠经验、相信经验，他曾经也将其与人类常识相提并论。3


    很久以前，有一个美国人无须重新积累自己的常识，因为他一直具备着常识。他有非凡的天赋、理想的出身，他的母亲快乐地生活在世上，心满意足。他也心满意足。本杰明·富兰克林，作为闪电爱好者、女性倾慕者，同时又是一位思想者。他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世界该干什么，美国该干什么。我们又有谁能够这样说呢！


    因此，我希望从这位最睿智（或许也是最伟大）的美国人身上开始对美国智慧的探索，以便唤醒人们对生活的思索。一切哲学，人类的一切深邃思想，无疑都起源于如何看待这个星球上的人的寿命的短暂和虚幻。一旦真诚地去面对，人类常识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1778年，富兰克林居住在帕西，当时是巴黎的郊区。一天，他在布里昂夫人的陪同下，到两里格（等于三英里）以外的约里磨坊——塞纳河上的一个岛屿，去参加一个文化人的欢乐聚会。在那里，富兰克林观察到一种名叫蜉蝣的昆虫，其寿命还不足一天，于是就写了下面的一则小品文，之后迅速地传开，巴黎文化圈里的朋友们争相传阅。他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向布里昂夫人献殷勤，他正在追求布里昂夫人，而后者的丈夫当时还活着。求爱的结果是，富兰克林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即这位法国贵夫人的青睐，他称之为“基督的慈悲”。然而，从此，在布里昂夫人的经常鼓励下，他创作了大量的小品文，这些小品文成为他最优秀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他成为了一个天才作家。


    对于离开此世的蜉蝣来说，声名算得了什么？


    ——本杰明·富兰克林


    我亲爱的朋友，您也许还记得，我们上次在约里磨坊参加欢乐聚会时愉快地度过的那一天。公园里风光秀丽，参与者风雅得体。我们俩常常一起散步，有一次，我停留了一会儿，而其他人都已经往前走了。我们曾经看到过无数蜉蝣的尸体，那是一种两翼昆虫，据说它们在一天之内就会有好几代生死变化。这一次，在一片树叶上我偶然发现一群活着的蜉蝣，它们好像正在谈论什么。你知道，我了解所有低等动物的语言。我大量地研究它们，因此，我才在你的鼓励下取得了一点点进步。我怀着好奇心，想听一听这些小生命的对话。但是它们以其独有的种族活力，三四个同时讲话，所以我很难听清楚。尽管如此，我断断续续地也能听出一些内容，原来它们正在热烈地争论两个外族音乐家谁更优秀，一个是蚋，另外一个是蚊。它们全神贯注地争论着，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生命的短暂，好像有把握活到一个月似的。它们真是无忧无虑，我这样想到；统治它们的政府一定是明智的、公正的、温和的，没有牢骚、没有争斗，所以才会有闲情逸致去比较外族音乐家的优劣。我转过头来，看到一只花白头发的老年蜉蝣独自待在另外一片树叶上，正在自言自语。它的独白让我兴致勃勃，于是我把它记录下来，期望也能博得她的嫣然一笑。我对她感激不尽，因为她带给我最大的快乐，和她待在一起，我感到无比和谐和满足。


    老蜉蝣说：“在我们的种族中，学识渊博的古代哲学家们认为，在约里磨坊这片广袤的世界里，我们的寿命不会超过十八小时，我想这是不无道理的。太阳给天地万物带来生命，可是在运行过程中，它已经明显地向我们地球尽头的海洋倾斜过去。最终它会走完全程，消失在我们周围的海洋里，我们的世界因而陷入一片黑暗和严寒，于是，一切都将死亡、毁灭。在这一行程中，我已经生活了七小时，足足有四百二十分钟，这是一段了不起的时期。我们的种族中有几位能如此长寿！我经历了好几代蜉蝣的出生、成长和死亡。我现在的朋友是我年轻时朋友的子孙，而我原来的朋友，唉，都早已离开此世了！而我不久肯定也要随之而去，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虽说我现在身子骨还算硬朗，但我也不能指望再活上七八分钟了。那么，我在这片树叶上辛苦劳作采集蜜露，而我自己又享受不到，我这是何苦呢！为了这片灌丛中的同胞的利益我参与了一次次政治斗争，为了我们种族的普遍利益我从事哲学研究，我又是何苦呢！在政治运动中，如果没有道德的约束，法律又有何用？我们现在的蜉蝣种族将在几分钟内腐败下去，就像其他更古老的蜉蝣种族一样，最终堕落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在哲学上，我们取得的进步多么微不足道！呜呼，哲理无边，生命苦短！朋友们总是安慰我，说我已功成名就，身后留芳；说我品德高尚，一生荣耀。可是，对于离开此世的蜉蝣来说，声名算得了什么？假如宇宙万物乃至我们的整个约里磨坊天数已尽、行将毁灭，对于十八小时的历史应该作何评论呢？”


    对于我来说，经过孜孜不倦的追求之后，我依然能够享受的真正快乐唯有对如何不虚掷漫长生命的思考，几只优秀的雌性蜉蝣的至理名言，还有布里昂夫人那永远亲切的笑容和话语……


    [《蜉蝣：献给布里昂夫人》]


    蜉蝣（Fuyu），其寿命不到二十四小时，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a>曾提到过这种昆虫。庄子经常利用鸟兽中的庞然大物和微小生物来说明生命现象的相对性。他曾经通过自己写的故事“蜗牛角上的战争”试图向世人证明战争是无济于事的。


    魏王，就像现代的许多统治者一样，陷入了战争与和平的两难境地：敌人撕毁了和平协议，他想复仇。一位将军建议刺杀撕毁协议的人，另外一位大臣建议带兵攻打敌国，还有一位大臣为耗费大量人力建造的城池将要遭到毁坏而感到痛心。准备战争和不发动战争的决定似乎都欠考虑，魏王为此十分困惑。（我之所以愿意讲中国的这个故事，是因为现代人也处于同样的困境。）一个道教徒（戴晋人）觐见魏王，告诉他在道家学说中可以找到解决方案。魏王向他讨教其中缘由。


    戴晋人问魏王：“您听说过一种叫蜗牛的小动物吗？”


    “听说过。”


    “在蜗牛的左触角上有一个王国，叫做触氏；在蜗牛的右触角上也有一个王国，叫做蛮氏。两个王国为争夺土地连年战乱，每次争战，死者成千上万。当一方获胜，追扫残兵败将就得花半个月时间才能回到自己的国土。”


    “唉，”魏王说，“你在给我讲一个虚构的故事吗？”


    “这绝对不是虚构的故事。请问，您认为宇宙空间有止境吗？”


    “没有止境。”魏王回答。


    “那么，假如您展开想象力驰骋于无边无际的宇宙，再回过头来看看这熙来攘往的小小人间国土，是不是觉得您的王国若有若无、微不足道呢？”


    “是这样。”魏王回答。


    “那么，”道教徒说，“在这熙来攘往的小小人间国土之中有个魏国，在魏国之中有个大梁都邑，在这大梁都邑中才有了陛下您。您认为，魏王和蛮氏国王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区别。”魏王说道。道教徒告退。魏王惘然若失。4


    二、哲学家眼里的盲人的探路棒


    “假若我把主要哲学家们的——这里暂不考虑二流作品和过渡时期的作品安置在四格书柜里，那么，在最上面一格，我摆放的将是印度作家的作品（既然我读不懂这一格作品的语言，我把它们放在我够不到的地方）；第二格，我将摆放希腊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遗憾的是，这类作品数量有限，为了弥补，我将在这一格补充上文艺复兴的自由探究者的作品，一直到斯宾诺莎为止——经过两千年变迁，斯宾诺莎重又回到科学沉思的轨道，另外，本格还包括所有现代科学著作，因此，这一格将成为非普通哲学作品大全之格；在第三格，我将摆放柏拉图派的作品，这类作家包括亚里士多德、早期基督教作家、经院哲学家以及所有诚实的基督教神学家；在最后一格，我将摆上现代哲学或主观哲学的所有著作。出于怀疑，我将把和我同时代的作家作品摆放在桌子上。在这些作家中，有一些充满活力，我喜欢他们关于自我觉悟所做的素描，他们具有反叛性的自我中心主义、他们对术语的热心改革，以及他们赖以清楚地观察事物的某个微小部分的窥孔；他们拥有丰富的智慧，但是对我来说，他们就像小孩子玩弄盲人的探路棒一样；他们不知道自己身居何处，却仍旧激动万分。他们确实生活在普通的自然世界中，没有什么特别的事物威胁他们或吸引他们；为了认识哲学，他们只有设法摆脱哲学束缚。”5


    这是乔治·桑塔雅那从哈佛退休回到欧洲之后发表的关于哲学发展的独白。对一位哲学教授的如此肺腑之言，我们表示感激，只希望这类话语更多地具有同样的爽直魅力、同样的诙谐灵气，以便了解其真正内涵。“我们就好像一群孩子在玩弄盲人的探路棒……兴奋异常却不知身居何处。”对于最近三百年以来的现代主观哲学来说，在哲学探索的乐趣方面，这是多么恰如其分的描述！“极其傲慢的费希特（Fichte）和尼采（Nietzsche）在才思枯竭、轻率多变的贝克莱（Berkeley）和休谟（Hume）面前显得相形见绌。这的确是一幅好景致：众神看见其中的一个大学</a>肄业生把物质从宇宙中驱散，而另外一个肄业生却驱散了精神。”考虑到现代哲学普遍关注对于自我意识的科学审视，桑塔雅那对其要点所作的概述既公正又精确，如今所有学习哲学的人都必须承认这一点。6


    毋庸置疑，现代哲学抨击的问题是知识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了解现实的问题。进行了三百年这样的探索，唯一的结论是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对现实无能为力，我们对事物本身无能为力。穿越现代知识漫长昏暗的走廊，人们听见了这些哲学家们恐怖的叫喊声——“我在哪里？”“我还存在吗？”“我是真实的吗？”“我如何知晓自己的存在？”这些叫喊声充满了叠加的愤怒，回响在涂满灰泥的走廊，人们仿佛这才意识到，唯一真实的是对未知世界的恐惧。


    现代哲学家中有两个人看起来对这一现状很不满意。尽管他们承认玩弄盲人的探路棒令人兴奋，而当他们对此提出异议并称这一游戏有点不公平——对他们自己不公平、对现实世界不公平、对人类生存不公平的时候，他们的谈话依然妙语连珠。其中一位是威廉·詹姆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红头发的脑袋里面闪烁着爱尔兰人的灵气；另外一位是乔治·桑塔雅那，像美国人一样优秀，却具有欧洲人主要是天主教徒的背景。他们两位悄悄地举起他们的哲学眼镜，偷窥外面的日光、树木和小鸟。他们举起眼镜的习惯备受非议；除非所有人都玩起同样的游戏，都假装不清楚自己的位置，他们才能消除自己的错觉。人们总是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威廉·詹姆斯，他被描述为“对哲学的突然造访”，即哲学并非他的研究领域。我愿意赞成这种说法。据我所知，威廉·詹姆斯是为了生计，偶然从事了教授哲学的职业。晚年时，他已经非常厌烦这一职业。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面对着数百本哲学和心理学书籍，一直来回地踱步，并透过钥匙孔窥视阳光普照的外部世界。他听到一个内心平静的声音：“世界对我来说是真实的，满足了我的多种需求。”这两位哲人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人们不能就此责怪詹姆斯。桑塔雅那在1918年这样写道，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普通的自然环境中，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事物威胁或者诱惑我们”。这个时候，幽灵一般的詹姆斯也一定感到心满意足了。


    我想用一段文字总结上述情况。既然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儿开始怀疑自身的存在，并进而依靠自己的意识证明自身的存在，那么，一直以来，人类知识的这一分支主要涉及一大问题，即现实是否真实，我们是否可以了解其全部内涵。于是凸显了一个矛盾：物质，而不是精神，如何产生意识？精神，而不是物质，如何运动并建立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哲学家们依据自己的概念划分，人为地分割精神和物质，他们面临着无法弥合的裂痕，因而，他们无法迸发一些有趣而奇异的思想。直到最近，由于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怀特海德指出了他们关于精神和物质彼此独立存在的基本构想的谬误所在，并且以一种自鸣得意的口气宣称，意识只是某一事件的作用所致，因而必然是现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7这只不过是“专门用语上的又一次根本变革”。从游戏规则的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似乎改善了我们的现状，挽救了我们的现实世界。确切地说，这又是在玩文字游戏。但是，正如霍伊尔（Hoyle）制定的游戏规则一样，这一变革证据确凿，像我这样对游戏一无所知的观众因此而释然。这一直是关于概念、措辞和定义的一则游戏。最近，耶鲁大学的诺思罗普（Northrop）重新认同了即时产生的本能意念的价值和效用。8这些意念是上帝赐予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方法，这也是刚愎自用的人类由于自己的知识傲慢决定忽视的一面。这，标志着思想上的重要进步。


    确切地说，这些令人难忘的思想架构，从康德到黑格尔，只不过是海市蜃楼。然而，多少年来，这一直是人类的思辨形式。许多善于思考的哲人研究思想、现实和精神的本质和效用，完全沉醉在这些大师为他们编织的五彩缤纷的思想网络里，在沉思中获取极大的乐趣。研究思想的人大都渴望赶超同行，渴望不被认为愚笨，因此，对于光与色的复杂结构，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地观察、尽其所能地探索。他们从不停下来，发出这样的质询，如果哲学的全部内容是知识的不可能性，那么，难道没有出现什么根本性的错误吗？如果物质世界在知觉上、道义上、社会上和美学上是真实的，而在逻辑上是不真实的，那么，难道思维方式本身没有出现什么错误吗？显而易见，对真理本身的定义发生了错误。哲学家争论的真理本质是一回事，而当一个乡下人自言自语：“天从西北方向暗下来了，今天晚上吃晚饭之前，我必须耕种完这块马铃薯地。”他眼中的真理本质是另外一回事。如何弥合思想上的这一鸿沟，对于一个想满足自己的事实观和知识上的自豪感的哲学家来说，绝非易事。


    既然我们决定不从事正统哲学研究，我们也许可以借鉴威廉·詹姆斯和乔治·桑塔雅那这两位大家的思想，用几段文字尽快理清哲学体系，然后与他们一起回归生活的充实。詹姆斯和桑塔雅那均背离了哲学家们的职业奥秘。詹姆斯的言辞实际上承认了哲学家们的无知，承认了他们都是主观猜想者，而不具备詹姆斯所谓的虚假的客观性，不具备桑塔雅那所谓的对真理的热爱。威廉·詹姆斯代表一种美国现象，原汁原味、自由散漫、永远好奇、狂傲不羁。当他把自己的美国事实观和成熟的生活观用于欧洲哲学架构的教学时，注定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实际上，一个人所依赖的证据是真实、客观的，他对此的坚定信念只不过是又一个主观意见而已。人们所宣称的客观证据和绝对事实导致了多少相互矛盾的主观意见啊！这个世界自始至终都是理性的，而它的存在是一个无理性的基本事实；世上存在私人的上帝，而私人的上帝是难以想象的；也有一个独立于思想之外的物质世界，人们很快就会了解它，而思想却只能了解它自己的观念；也存在着一个道德规则，可责任只是各种观念的结果；每个人的心中都存有一个永久性的精神原则，而造成的结果只是不断变化的精神状态；事物的起因不计其数，而总会有一个绝对的起因；如果说外部的必要性，那就是自由；如果说目的，没有目的；如果说存在一个最初的起因，那就会存在许多最初的起因；宇宙具有连续性，而从本质上来说，事物又具有非连续性；如果说事物是无限的，它也是有限的。有这方面，就会有那方面；某个人认为某事完全正确，肯定会有相反的情况。比如，他的邻居会觉得这事完全错误，而这两位绝对主义者中谁也不会这样想：‘麻烦总是难免的。’他了解事物真相所依赖的知识万无一失，即使他直接掌握了真相。”9


    对哲学体系的最后一击是乔治·桑塔雅那完成的。他熟练地挥舞着自己的反语武器，恰似一名技艺高超的斗牛士，把剑径直刺向“某物”的心脏，此处的“某物”代指欧洲斗牛，斗牛随即鲜血迸流。


    “觊觎真理需要独特的热情。每个哲学家都说他在追求真理，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一个哲学家所评论的那样，哲学家们往往不能获取真理的一个理由是，他们往往并不渴望获取真理。真正忙于探索真理的人是科学家、博物学家、历史学家……专业哲学家们通常是只会道歉的人，即他们沉迷于为某些被赋予的假象或者某些有鼓动性的思想而辩解。就像律师或侦探，他们受人雇用，分析案情，以确定他们能搜集多少辩护所需的证据或疑似证据以及能举出多少支持控告的反证；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正在为嫌犯辩护，人们怀疑，也许他们自己的良知也怀疑，此人犯有伪造罪。他们并不觊觎真理，只是向往胜利和消除他们的疑虑。他们辩护的是某种体系，即某种关于事物整体的观点，而实际上人类对此一无所知。假如人们只是对了解事情的真相、事情的来龙去脉感兴趣，就不会建立起任何体系。我们的某种流行的或继承的观点恰当而充分，不理会所有有望成功之士而有意坚持这一点，正是形成体系的因素。一个体系可能包含许多事物，其细节真实可靠；但是作为一个体系——此体系包含无限的可能性，我们的经验和逻辑均无法对此有所影响——它必须是想象力的结晶、人类的独白。它也许表现人类经</a>验，也许富有诗意；然而，真正觊觎真理的人，无论是谁，怎么可能认为这就是真理？”10


    在另外一篇散文《面具》中，桑塔雅那继续犀利地批评专业哲学家们。他说：“一个人在某个事实上无意间犯了一个错误，谁也不会和他生气；但是，当你正在叙述一个事件的时候，他一意孤行坚持跟你捣乱，你就很想一脚把他踢开。这就是每一个哲学家和神学家争吵不休的原因所在。”有人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在墨西哥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上，有人试图召集神学家和哲学家一起开会，愚蠢地希望他们可能就某些共同的信念达成一致，而没有意识到，要想让美国新教圣公会主教接受基督教浸礼会教义，还不如让帕莫里夫（Palmolive）总统承认象牙牌肥皂的优点呢！


    在看待人类对于哲学付出的努力时，实际上只需注意一个重要区别：相关思维和不相关思维。关注生命的思维是相关的，忽视或摒弃生命的思维是不相关的。人的本能，即使是在思想领域，也是对生命的探索，即使哲学家们频繁地忽视这一点。难道荒芜本身不就是对哲学的强有力的谴责吗？在中世纪，传教士们享受着“神职人员的利益”。在现代社会的大学教授身上，是不是也存在一种消磨意志、腐蚀心灵的利益，可以免除他每日受到自负谎言的折磨？但愿，学者的这种利益会消失！但愿，会建立一个普遍的信念：在普通人生活里有一个世俗法庭，哲学家们不应该免除那里的审判！当然，现代哲学往往对显而易见的事情视而不见。同时，现代哲学极其缺乏适应性；它无法改变牧场，无法从荒芜的土地迁移到富饶的山谷，早期的牛羊生活在这里，显得肥硕无比。


    三、美国人的事实观


    美国思想中最显著、最清楚的事实之一是美国人强烈的事实观。这一理论将愉快地抛弃大量僵化的哲学体系而去热烈地追求生活经历的多变性。它小心翼翼地发展着，直到有确切的把握并且对其颜色、结构、重量、价值进行一定量的实践检验，才可能接受或者崇拜某种理念。从爱默生到詹姆斯、桑塔雅那，再到笛卡儿，其理论发展一脉相承。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著名的“我是否存在”，也许是所有哲学问题中最无聊的一个。笛卡儿经过思考证明自己是名副其实的思想家。人们也许会问，笛卡儿用初步证据证明自己的存在是不真实的，他究竟又是如何认为自己的思考是真实的呢？这标志着欧洲哲学黑暗时代的开始。一个欧洲哲学家即使否认自身肉体的存在，也会坚信意识是确定无疑的事实，并且完全从意识出发建立一个宇宙，随后带着某种母性的自豪，认为宇宙是自己的一个孩子。毋庸置疑，其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宇宙存在于我心，而不是我存在于宇宙中。


    对于这种荒谬可笑的德国理想主义，一些美国哲人是如何应对的呢？事实非常令人鼓舞。1820年，托马斯·杰弗逊在信中对约翰·亚当斯说道：“你在5月12日的一封令人困惑的来信中谈了对物质、精神、运动等的看法，请允许我对此谈谈自己的意见。满篇的怀疑论调令我辗转反侧，我读一会儿，放下；再读，又放下，反复多次；为了让大脑放松一下，最后我不得不再次回忆起那句熟悉的话安慰自己：‘我思，故我在’。”这句话强调情感的重要性，对一个注定生活充裕、事业成功的民族来说，这是极大的慰藉。111848年，亨利·梭罗（Henry Thoreau）在给哈里逊·布莱克（Harrison ke）的信中说</a>：“我就是现在的我，或者说我开始成为现在的我。我生活在现在。我只是铭记过去展望未来。我热爱生活……我知道我存在。”1854年，沃尔特·惠特曼写道：“我知道我是现实存在的、健全的……我以现在的状态存在着——这就足够了。假如其他人没有意识到，我会满足。假如人人都意识到了，我也会满足。”（《自我之歌》）我认为，这是一些揭示真正的美国精神的重要言论。也许，霍姆斯法官在散文《理想和疑惑》中对这一现状作了最好的总结：“倘若世界如我所想，我就是我所了解的唯一宇宙中的上帝。然而，尽管我不能证明自己十分清醒，我相信我的邻居们像我一样存在于斯。如果我承认这一点，也就会很容易承认，我在宇宙间，而并非宇宙在我心。当我提到某物是真实存在的，我的意思是我忍不住会相信它……但是，由于许多宇宙能做的事情我也忍不住去做，我不敢冒昧地认为我思维方式上的无能就是宇宙的无能。因此，我把真理定义为关于自身局限性的体系，而把绝对真理留给那些真正有准备的人去思考。”这对我来说颇有道理，这对于任何美国人来说都颇有道理。另外，霍姆斯在散文《自然法》中表明了对这种状况的满意：“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源自于宇宙，而不是宇宙源自于我们，我们必须承认在谈论没有理性的物质时我们并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为什么我们不满足？为什么我们运用宇宙给予我们的能量公然对抗宇宙，向上天挥舞着拳头？对我来说这显得十分荒唐。”12


    睿智、多思的美国人还在沉思着，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上述理论的不认同。也许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爱默生其人其事。评论家们认为，爱默生理论不成体系，并以此而闻名。这对于保罗·埃默尔·莫尔（Paul Elmer More）来说，去感受歌德、康德、费希特和谢林（Schelling）的影响的确有点困难。可以想象，如果爱默生能够把他的思想梳理成一种思辨体系——其思想精髓是难以想象的——这只能有助于某个研究生相当轻松、相当精确地撰写一篇博士论文。但是，这对于思想家爱默生又意味着什么呢？爱默生的思想总是处于变化过程中，总是与现实自由的、亲密的接轨，如果那样的话，他的思想将全部变为“固态”，他的宇宙也变为“固态”，这会让威廉·詹姆斯大为震惊。他们获得了精确的理论纲要，同时却失去了思想的流动性，失去了与新的生活经历不断接触的机会。他对得出最终结论成为一成不变的“固态”理论表示难以忍受、困惑不解并断然拒绝，这是多么令人感到欣慰的事情！桑塔雅那用来描述威廉·詹姆斯的形容词用在爱默生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他“追求多变、时断时续、自我间断”，以免真实的生活擦肩而过，以免我们成为某种体系棺木中的僵尸。爱默生对现状一直表示不满，一直担忧无法获取全部真理，一直怀疑由分类体系支持的真理的各个方面只不过是现实生活的某些片段，于是他就中断自己的探求，并因此而闻名遐迩。他一直因为现实生活本身而感到困惑。比如，他看见一个女子在大街上走过，感到不知所措。作为一个新英格兰人，他感觉到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思想，以适应这样的现实、这样的生活片段。在《唯名论者和现实主义者》一文中，他对此袒露心迹。在文章末尾，他坦言了自己的思想历程：“我们拥有虚无，为虚无而奋争，只是有时候我们转而摧毁虚无。我们极力嘲讽愚昧无知嘲讽感知生命；此时，偶然路过一位漂亮的女子，一个鲜活的生命，她快乐幸福，她神采飞扬，她全神贯注，使最普通的祷文显得完美和谐；目睹这一切，我们钦佩她喜欢她，钦佩并喜欢她的言行举止，我们会说：‘看哪！美丽的地球上一个活生生的人，没有因为书籍、哲学、宗教、社会、关怀而过早成熟抑或香消玉殒！’这，暗示了对我们自己与他人长期以来的所有热求和成就的背叛和蔑视。”13因而，当爱默生走出非国教教徒集会场所或是新教会场，走出喧闹的布道大厅，他就会听到自然界对他窃窃私语：“渺小的先生，为什么如此狂热？”这一句轻轻的耳语成了爱默生得救的福音，也成了随后威廉·詹姆斯得救的福音。


    四、渴求信仰


    有人说美国思想就像黑格尔哲学一样热衷于盲目、抽象的思索。总体来说，我们必须为美国思想做无罪辩护。美国人有一种对事实而非纯粹理念的固有热爱。我意识到，德国人对学术界有巨大的影响，许多美国教授竭力做到晦涩难懂、过分考究、抽象莫测、对生活漠不关心——他们成功了。他们和欧洲教授一样常常沉迷于学术行话的推敲。语法学家、医生、科学家、社会学家，甚至当前的教育学家，都拥有他们的职业用语。当他们和同行业的从业者们谈话的时候，如果能够随心所欲地使用从拉丁语派生过来的长单词，他们会感到一种自豪、一份惬意。（在帕林顿的职业用语中，甚至会有一种熟悉的舒适感和强烈的节奏感。）然而，对于一个适于研究生活的哲学家来说，如此抽象的谈论会削弱他的主张，会令他的主张毫无说服力。如果考虑到约翰·杰·查普曼（John Jay Chapman）的表达有诙谐的一面，他向威廉·詹姆斯谈到约西亚·罗伊斯（Josiah Royce）时所说的话语，确实很有道理，代表着典型的美国情感。“我对罗伊斯表示担忧。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人在一个晚上会说这么多废话……我知道你会辩解说这只是哲学，对此不要太认真；但是有时候，这些无稽之谈的确会产生某种影响。那个人——请听清楚，我爱他并敬重他——但他已经不像十年前那样让人感兴趣了。他的思想中已经难觅生活的影子。他转移自己的思想，他的大脑中除了毁灭别无他物，他的持续的紧张和努力已经开始说明……就让他与生活进行痛苦的接触吧……让他的思想里充满臆想、印象、苦痛、饥饿、对比——生活、生活、生活。”在另外一封信中，他说道：“假如他（罗伊斯）能抛弃所谓哲学的理念，他会成为一个多么优秀的人。”14


    总之，我认为，在这一方面美国人是幸运的。一直以来，美国哲学界源源不断地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写作能手：爱默生、威廉·詹姆斯和乔治·桑塔雅那，他们的著作语言非常优美，这表明他们与生活的联系依然紧密，他们的英语语言知识依然丰富。在我们的这个时代，作为职业哲学家的典范，欧文·埃德曼（Irwin Edman）却喜欢用一种非职业手法写作——而且相当优美。约翰·杜威显然是个例外，他是美国作家中最不适合引用的一位哲人。费尽心机字斟句酌，精心描述语词堆砌，绞尽脑汁以使表述精确恰当，除非意识到其全部后果才会使用祈使语气——这是怎么回事？欧文·埃德曼对此作出了最好的解释。杜威的学生对他的演讲往往感到厌倦，他们发觉很难理解杜威庞杂乏味的思想。有一天，埃德曼却意识到，他正在聆听一位教授的教诲，这位教授凝望窗外，实际上却在自言自语——的确，目睹一位伟大的哲人的思考过程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他的写作正如他的演讲一样，然而，苦思冥想以捕捉精确的词句，这种精心的求索过程会有什么效果呢？难道这不是一位实验主义哲学家的实验风格吗？


    事实上，这一例外情况证实了这样一个规律。杜威的语言十分抽象，坚持诠释它，是给美国提供一种丰富的民族哲学理念的途径，值得美国人崇尚当今的经验。他对形而上学思考方法的反对，他对人类信仰中的超自然现象的不满，他对知识所下的常识化定义，他认为人的思想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可以用行动来测试和验证每一个领域的知识。在包罗甚广的哲学理念中，难道这些不是美国事实观的最终表达形式吗？哲学知识的问题不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变成了科学知识的问题，变成了运用结果进行实验、学习和测试的最佳程序的问题。杜威具有良好的常识，他诘问道，既然我们通过测试知晓科技中的某些事物，为什么我们不能使用同样方法了解知识和行为的所有分支？“我们了解什么？”这一哲学问题的答案是“我们可以通过经验了解清楚”。这一答案如此贴近现实生活，如此实事求是，抽象思想者们会为之发狂，但是美国的思想家中几乎不会有人为之动容。最后，我知道，正当美国展望未来之时，这将是美国人的生活态度。


    约翰·杜威不仅表达了对任何推断式思辨哲学的绝望之情，同时在对信仰的求索中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一种系统的生活观，而且他把信仰定义为一种“行为倾向”。我认为，他的观点是最适用的，是人类思想迸发的智慧火花。杰弗逊提出了富有成效的政治观点，而杜威向我们展示了非常开明、卓有成效的社会思想。


    信仰，一种行为倾向……15


    ——约翰·杜威


    当代的主要知识特征体现在人们对所有建设性哲学的绝望——这不仅仅限于哲学的专业范畴，还涉及任何统一的观点和态度。上个世纪的发展如此之快，我们现在意识到了旧观念的动摇和颠覆。但是，人们依然持有一种关于自然与人类的前后连贯的新观点，这种观点是以事实为基础的，而这些事实又与科学和现实社会状况保持一致。我们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似乎就拥有这样的哲学理念。这是希望的哲学、进步的哲学，一切被称为自由主义的哲学。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感觉到尚未解决的社会问题的存在，战争又强化了这种意识，这使人们动摇了他们原来的信仰。恢复原来的信仰绝无可能。


    结果是，人们对所有全面而积极的观点的幻灭。只要拥有了建设性的理想，就意味着生活在幻象的王国里。我们失去了对理智的信心，因为我们深知，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人是一种习惯和情感动物。在任何大型的社交场合，习惯和冲动本身被视为智慧的表现形式，人们认为，这一观念只是又一种幻象。因为过去的希望和期待不再得到人们的认可，所以，一切有深远影响的计划和政策都带上了犬儒主义的成分。某种知识使我们能够洞察过去希望和志向的幻象本质——拥有这些希望和志向的人不具备的一种知识——这种知识也许使我们能够形成具有坚实基础的意向和期待；这一点被忽略了。


    事实上，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主义的对照表明一种完全不同类型哲学理念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没有去质疑旧观念本质上的有效性。人们承认，新科学要求传统信念需要得到某种程度的净化——例如，消除超自然力量。但是，从大体上来看，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是这样想象新的条件的：仿佛这些新条件只是将实现往日理想的有效手段放在我们的手中。具有现代特征的动摇和不确定性标志着下面的一种发现：往日理想本身并未确定下来。我们不仅没有利用科学技术为我们提供的方法实现昔日理想，这种不确定性反而动摇了我们对所有宏大、广泛的信念和意向的信心。


    然而，这种现象倏然而逝。新力量的影响暂时是消极的。对西方文明所信赖的杰出作家与神圣权威的信仰，以及继承下来的一系列观念，比如，灵魂及其命运、固定不变的启示、完全稳定的体制、必然的进步；对于西方世界有教养的人来说，这一切已经成为不可能。随之而来的后果应当是人们对有条理的、指导性的根本性观念的信仰的崩溃，这在心理上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怀疑论成为有文化的人的标志，甚至是他们故作的姿态。怀疑论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因为，这种论调针对的不再是这种和那种已有信条，而是对一切深刻观念的偏见，是对按照事物发展的明智方向系统地参与这些观念的否定。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依据科学技术形成的完善的体验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这种哲学理念，传统观念的崩溃可谓是一种机遇。在这样的体验中，科学和艺术共同对一般意义上的工业、宗教、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施加压力；而产生这种体验的可能性本身就是一种新事物。我们对此即使作为一种观念也不习惯。但是，对此的信仰既不是一种梦幻，也不是明显的失败。它就是一种信仰。在将来，我们会实现这一信仰，我们的工作因而也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依据已经完成的事情。然而，当这种哲学理念（一系列连贯的观点，不论是批评性的，还是建设性的）产生的时候，它作为一种可能性的概念形成了一种哲学，一种有条理的世界观，一种有条理的阐述和架构。一个哲学信仰，作为一种行为倾向，只能受到行为的检验。据我所知，如今没有哪种哲学理念比上述哲学思想更切实可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