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建立新人生观

    建立新人生观，就是建立新的人生哲学。他是对于人生意义的观察，生命价值的探讨，要深入的透亲人生的内涵，遥远的笼罩人生的全景。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在世上有什么价值？我们如何能得到富有意义和价值的生命？我们的前途又是怎样？这些不断的和类似的问题，我们今天不想到，明天不一定会想到；一个月不想到一次，一年不一定会想到一次；在红尘滚滚，头昏脑涨的时候纵然不想到，但在值晓风残月，清明在躬的时候，不定也会想到。想到而不能作合理的解答，便是面临人生极大的危机。若果有永远不想到的人，那真不愧为醉生梦死，虚度一生的糊涂虫了。想到而又能运用智慧，以求解答，那他已踏进了人生哲学的范围。我们本来先有人生后有人生哲学，正如先有饮食而后有营养学。但是既有了人生哲学来帮我们探讨，和解答这些与生命不可分离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研究？何况这种探讨和解答，曾经透过了多少先哲的脑汁与心灵，是他们智慧的结晶，我们更为什么不研究？


    “牧童呵！你有不有哲学？”这是西洋自古流传的一句问话。是的，牧童何曾不可有哲学，更可能有他的人生哲学，若是我们采取哲姆士（William James）宽大的胸襟，认为哲学乃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可是态度有正的、有偏的、有健全的、有不健全的，有经得起理智和经验考验的，有经不起理智和经验考验的。不但人生的苦乐，在此分路，即人生的有价值和无价值，也在此分路。所以人生哲学的研究，愈加不可忽略。乡间的老农老圃常常要寻求，而且常常能把握住一两句先民的遗训，父老的名言，以为一生做人处世的准则，安身立命的基础：这正是他生命合理的要求。何况知识与理智发展到相当高度，而又急切要追究人生意义的人们，尤其是青年？


    在现时代，人生哲学更有他重要的意义和使命。因为在这时代，旧道德标准都已动摇，而新的道德标准尚未确立，一般青年都觉得徬徨，都觉得迷惑，往往进退失据，而陷于烦闷和苦恼的深渊。在中国有此情形，在西洋也是一样。西方国家从前靠宗教以给人们内心的安宁，以维持社会善良的秩序，到现在则旧的宗教信仰已经动摇，而新的信仰中心尚未树立，在这青黄不接的时代，更出现许多迷路的羔羊。读李勃曼（Walter Lippmann）道德序言（Preface to Morals）一书，便知中外都有同感。因此在这个时代，更有重新估定生命的价值表，以建立新的人生哲学之必要；否则长久在烦闷苦恼之中，情绪日渐萎缩，意志日渐颓唐，生活自然也日渐低落。结果青年们的心理中第一步是动摇，第二步是追求，第三步便是幻灭：这是何等悲惨的状态！有知识责任的人，对于这种为“生民立命”的工作，能够袖手旁观吗？


    要建立新的人生哲学，首先要明白他与旧的人生哲学，在态度上至少有三种不同。以这不同的态度，才能重行估定新的生命价值表。


    首先要认定的是新的人生哲学不是专讲“应该”（ought），而是要讲“不行”（cannot）。旧的人生哲学常以为一切道德的标准，都是先天的畴范，人生祇应该填塞进去。新的人生哲学则不持先天畴范之说，而祇认为这是事实的需要，经验的结晶，经过思考后的判断。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较空，成不成、要得要不得的问题更切。拏文法的定律来做譬喻，本来是先有文字而后有文法，文法祇是从文字归纳出来的。文法的定律并不要逼人去遵守他，但是你如果不遵守他，你就不能表白意思，使人了解。你自己用文字来达意表情的目的，竟由你自己因此而打消。所以这是不成的，就是要不得的，也就是所谓“不行”的。


    其次，新的人生哲学不专恃权威（authority）或传统（tradition），乃要以理智来审察现代的要求和生存的条件。权威和传统并不是都要不得，祇是不必盲目的全部接受。我们要以理智和经验去审察他，看他合于现代生命的愿望、目的，以及求生的动机与否。这不是抹煞旧的，而是要重新审定旧的、解释旧的。旧的是历史，历史是潜伏在每人的生命意识之内，不但不能抹煞，而且想丢也是丢不掉的；但是生命之流前进了，每个时间阶段都有他的特质。镕铸过去，使他成为活动的过去，为新生命中的一部分，才能适合并提高现在生存的要求。


    还有一层，新的人生哲学不讲“明心见性”之学，更不涉性善性恶之论。他是主张整个人生及其性格与风度的养成，从知识中探讨生命的秘奥，并从经验与习惯中培养理想的生活。他否认先天原始的罪恶，他也不凭借直觉来判断是非，他不知什么叫“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自然他更不懂得什么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的禅理。他不把行为的标准建立在冥思幻想上面，同时也不把他建立在冲动欲望上面。他要从民族和人类的历史和文化里，寻出人与人相处，人与自然相与的关系，以决定个人所应该养成的性格和风度。他是要从个人高尚生命的现实中，去增进整个的社会生活与人类幸福。觉得如此，方不落空。


    新的人生哲学，祇是根据这三种态度以重定生命的价值表，以建立新的人生观。他并不否认旧的一切价值，有时不过加以必要的改变与修正。他把旧的价值，重新估计以后，仍然编入新的价值标准表内，以求其更有意义的实现，更丰富和美满的实现。这才是真正“价值的转格”（die Umwertung aller Werte）。


    我们不祇是求人生更丰富更美满的实现，我们还要把人生提高。平庸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我们要运用我们的生力，朝著我们的理想，不但使我们的生命格外的崇高伟大，庄严壮丽，而且要以我们的生命来领导，带起一般的人，使他们的生命也格外的崇高伟大，庄严壮丽。因此我们要根据新的人生哲学态度，建立三种新的人生观。


    第一是动的人生观──宇宙是动的，是进行不息的；人在宇宙之间，自然也是在动的，进行不息的。希腊哲学家海瑞</a>克莱图斯（Heracletus）说：“你不能两次站在同一条河里。”孔子</a>在川上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都是解释这个道理。何况近代物理学家更告诉我们，不但天空星球在运行，即在原子的内部，每个电子都绕著原子核不断的在转呢！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里，把人生动的方面，束缚太多了。尤其是宋儒偏重“主静主敬”的学说，把活活泼泼的一个人，弄得动弹不得。颜习斋把真正孔子主持的礼、乐、射、御、书、数的教育，和宋儒峨冠博带对谈静敬的教育，形容成为一幅怵目惊心，绝对相反的图画。他慨然道：“……宋，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尧、孔，六七禹、颜；后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尧、孔，六七禹、颜。而乃前有数十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两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与豫矣！后有数十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两手以少帝付海，玉玺与元矣！多圣多贤之世，而乃如此乎？噫！”（颜习斋存学编性理评。）这番话真是力行的精义！在今天的时势，尤其可以发人深省。其实若干宋儒的学说，已经被渗入某种印度哲学的成分，和孔、墨力行的主旨，早已违背了。


    我们要提倡动的人生观，可是同时得充分注意到动之中有两种不同的动：一是有意识的动，一是无意识的动。有意识的动是主动、自动。无意识的动是“机械的动”，也是被动、盲动。自然界许多动的现象，都是属于后者，如行星绕日，循著轨道，千百年不差分毫，就是一例。若干动物的行动，何独不然？你不见灯蛾扑火，驼鸟钻沙吗？其实有些人的行动，也不曾幸免。譬如冲动，往往由于来了某种刺激，使神经或血液循环系统起了某种反应和变化，来不及考虑思索，骤然发出某种急剧的行动；这还不是生理上的机械的动吗？这种的动在本质上不但无意识而且无意义。幸而人的行动，决不都是如此；这一隅并不能以喻全局，否则全部的历史，都是机械的、盲目的，无意义的了。人是有意识的、有灵感的、有智慧的，所以他有思想的自由，有选择的自由，他可以凭他的判断来指挥他的动态。人生值得一活，世事值得努力，历史值得创造，正是为此。（详细的理论，见下面悲观与乐观及扭开命定论与机械论的锁链两章。）那把人生和历史硬看做机器上的轮齿一样，按照他们假想的公式，认为祇是不能不动而动的说法，不但是妄自菲薄，而且是诬蔑人类。


    第二是创造的人生观──我们要动，而我们的动并不是机械的，乃是有意识的，也就是可以凭意识来指挥的，那我们就应当把我们的动力，发挥到创造性的事业方面去。我们不祇是凭自力创造，而且要运用自力，以发动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来创造。我们不仅仅要驱使无限的电力为人类服务，我想不久的将来，更能解放宇宙间无限的原子能，成为被管制的动力，以为人类的幸福，另辟一个新纪元</a>。这就要靠创造的智力（creative intelligence）了。人类之有今日，是历代先哲创造的智力所积成的。我们不能发挥创造的智力，不但对不起自己的人生，而且对不起先哲心血积成的遗留。保守成功吗？保守就是消耗、衰落、停滞、腐烂与毁灭。举例来说，前代的文化创造品，是有伟大的、特出的。设如你不把他吸收孕育，再来努力创造，而专门保存旧的，那不仅旧的不能成为新人生的一部分，（我们至多不过享受而已）而且新的伟大的文化作品永远不会出来。何况那伟大的创作，永久是前人的创作，前时代的创作，有限的创作；而不是本人的创作，现时代的创作，无限的创作。我们不但要“继往”，更加要“开来”！


    第三是大我的人生观──我们不要看得人生太小了、太窄了。太小太窄的人生是发挥不出来的。他一定像没有雨露的花苞，不但开不出来，而且一定萎落，一定僵死。我们所以有现在，是多少人的汗血心血培成的。就物质而言，则我们吃的、穿的、走的、住的，那一件不是农夫、工人、商人、工程师、发明家这一般广大的人群所贡献？就精神的粮食而言，那一项伟大崇高的哲学思想，美丽谐和的音乐美术，心动神怡的文学作品，透辟忠诚的历史记</a>载：凡是涵煦覆育著我们心灵生活的，不是哲人杰士的遗留？我们负于大社会的债务太多了。祇有凭著他们方能充实形成小我。反过来也祇有极力发挥小我，扩充小我，才能实现大我。为小我而生存，这生存太无光辉、太无兴趣、太无意义。必须小我与大我合而为一，才能领会到生存的意义。必须将小我来提高大我，推进大我，人群才能向上；不然小我也不过是洪流巨浸中的一个小小水泡，还有什么价值？这就是大我人生观的真义！


    人生观不是空虚，是要藉生活来实现的。不是身体力行，断不能领会到这种人生观的意味，维持他的崇高。所以要实现这三个基本的人生观，必要靠以下三种的生活方式。


    第一是生力饱满的生活──生命的存在，固然要靠生力（vitality），生命的发展尤其要靠生力。生力是生命里面蕴藏著的无限生机，把生命不断向上向外推进和扩大的动力。他虽是一粒小小的种子，却可以长成参天拂云的大树；他虽是一架壁炉里的炉火，却可以吸收很高很远的空气中的氧气，使其发光发热，满室生春。他使人生不停顿、不板滞、不腐蚀，能活泼、能进取、能发扬。有生力的人生是朝气勃勃的，无生力的人生是气息奄奄的。在这两种人生的十字路口，你愿意选择那种？生力固常因愈发挥而愈增加；但有定向的人生却也应当将其培养和储蓄，不让他随意发泄，以备他积成雄厚的力量，写出更有意义的人生。


    第二是意志的生活──在这沉迷沦陷于物质生活的人群中，有几人能实行意志的生活？能领会这种生活的乐趣？不说超人，恐怕要等那特立独行的人罢！非是坚苦卓绝的人，怎配过意旨的生活？因为这生活不是肉感的、享受的。生命的扩大，那能不受障碍，障碍就是意志的试验。意志薄弱的见了困难就逃了。祇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运用生力征服过去。经过痛苦是常事。祇有痛苦以后的甜蜜，才是真有兴趣的甜蜜。但是平庸的人能了解吗？意志坚强的人，绝对不怕毁灭，而且自己能够毁灭，毁灭以后，自己更能有伟大的创造，所以战争是意志的试金石。我常论战争说：开战以前计较的是利害的轻重，开战以后计较的是意志的强弱。这就是胜负的关键！不但是有形的军队战争如此，一切生存的战争也是如此。平庸的、退却的、是失败的锁链，祇有坚强的意志才能扭开。


    第三是强者的生活──能凭借意志去运用生力以征服困难的生活，非强者的生活而何？我所谓强，是“强而不暴”的强，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强。强的对面是弱。摇尾乞怜，自己认为不行，便是弱者的象征。强者的象征就是能在危险中过生活。他不但不怕危险，而且乐于接受危险。他知道战争是不能躲避的，所以欢乐的高歌而上战场。他的道德信条是强健、勇猛、无畏、正直、威严、心胸广大、精神奋发。他最鄙视的是软弱、柔靡、恐惧、倚赖、狭小、欺骗、无耻。他因为乐于危险的生活，所以他不求安全。古人说“磐石之安”，但是磐石不是有生命的。无生命的生活，过一万年有什么意思？况且求安全是不可能的事。安全由于平衡，生命那有固定的平衡？因为你发展，人家也发展，祇有以你自己的发展，来均衡人家的发展，才能得比较的安全。若能如此，才能操之在我。所以他永远是主人，不是奴隶。


    以上三种生活方式，乃是真正有意义的人生的基础。但是这三种生活方式，必须要连贯起来，好好的调剂和运用，方能达到完善理想的人生。说到此地，我们不能不更进一步，去认识三个精莹而又伟大的力量了。


    （一）理想──理想（ideal）是人类对于宇宙和人生所能想像得到的完善的意境。他尤其是人生的启示，也就是悬在人生前面的灯火，照耀在人生努力的过程上的光明。他不是空想，更不是幻想，因为他的产生是由精辟的思维和伟大的智慧磨荡孕育而来，并且是曾经严格的理则的考验，和丰富的经验的体会过的。人生最容易困顿在现实的溷潴中间，不能振拔，是很危险的事。权审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就是沉沦</a>在现实里面可怕的心理。但是尤其可怕的是近年来青年心理中的所谓“现实主义”。共产党以不择手段的方式，利用青年求得一时满足的心理弱点，到处鼓动一种“现实主义”。弄到青年不顾宿舍里共同的幸福，一转眼就把木床劈来烧开水；不顾实验材料的极度困难，而把实验室的酒精灯点来煮鸡蛋；甚至于烧到教室里的桌凳而弄到大家站著听讲！把求知的工具毁了，入学的目的丢了，祇为了一时的快意和满足！那些遗害青年的毒辣煽动，造成这样可怕的变态心理！这种变态心理的蔓延，最后到了一般的社会，造成一种所谓“吃光运动”！当民国三十七八年间，尤其是在南京上海一带，许多人如疯如狂的把储蓄著可吃的东西吃了不算，还把可卖的东西卖了，由甲地坐火车到乙地，尽量的享受一下。享受过后，并不能“寿终正寝”，于是再来叹气和怨恨。共产党企图颠覆政府，破坏后方的目的是达到了，可是被鼓动到如饮狂泉的人们，却是封锁在铁幕后面过饥饿和奴役的生活了！至于在社会道德上所留的馀毒，更是难于估计。受到这种恶果之后，我们还能不觉悟吗？我们要恢复人性，提高人生，不能不有理想。我们要建设国家，重定世界秩序，更不能不有理想。理想是我们的远景，也就是使我们兴奋而努力的目标。理想是随著时代的进步而舒展的，所以最后的理想总是不能达到；可是正是因为如此，人生的继续，才更有意味。


    （二）智慧──智慧（wisdom）是人生的透视，是一种微妙的颖悟，同时也是这颖悟的结晶。他能笼罩和体会著理性和经验，而从这中间悟到某项的真理。智慧与智力很难严格的划分。智慧常常凭借智力做基础，可是到某一阶段，或某种关系上，他能别有会心。他的效能的发挥，往往在人与人间的关系上，所以历代哲人遗留下来的智珠，也常常是人生哲学里的珍藏。拏当前的问题来作譬喻，制造原子弹是要靠高度的智力，而如何运用原子弹，则需要很大的智慧。在两军相战的时候，可充分运用智力以取得胜利；但是胜利以后，如何可以运用战利的成果，来调整各种国家民族间的关系，以建立世界新的秩序，长期的和平，却更需要很大的智慧。在人事的，尤其是有历史性的重大决定中，有无智慧的成分，关系极为重大，因为许多后果，祇有历史才能证明。智慧在历史上发生的影响尚且如此，在个人生命过程中的重要抉择上，何独不然？


    （三）人格──人格是衡量个人一生生命价值的标准，是某一个人之所以异于他人的特征，也就是某一个人生命连续的维持力，尤其是他道德的生命。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全靠人与人间的信任。信任的基础在于彼此间最低限度的人格的认识。飘忽无定，变化莫测的生活形态，祇见之于小说里的鬼狐，而不当以此衡量人类。摇身一变，朝秦暮楚的人，决不能说是有人格。人之所以为人，就祇靠肉体，仅认躯壳吗？那么，生理学家和化学家可以坦白的告诉你，你的全身祇不过是若干氢、氧、炭、钙等等原子所组成；他们更化身为无数的细胞，这细胞每天的新陈代谢，又以千百万的单位来计算；一死之后，则整个躯体，又大大的解放，还到氢、氧、炭、钙等等原子的原形。这样说来，人固不成人，我也不成我，那还要讲什么做人，更何需什么人的努力？这是唯物史观必有的结论，这也是十九世纪后期许多人祇看见物质科学发达，而受震炫后所得到的感觉。就是梁任公初闻此说，也受震炫。遂有“不惜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的言论。那知道人生并不是这样片面的、惨酷的、无意义的。人的组合不是片面的，所以肉体之外，还有心灵；形貌之外，还有做人的典型；他整个的生命固然在宇宙的时空系统中有他的真实性，而他生命留下来的事功，更可以长期留传下去，不断的发生辐射性的放射作用，波动和蕴积成为绝大的影响。而人格对于整个生命发生的联系和连续作用，尤为巨大。生命的价值也靠他衡量。说到人格维持生命的连续，使我不能不提到一个不可磨灭的故事，来作说明，当明末松山之役败后，洪承畴</a>也经过一个不屈时期而后降清，嗣受清廷的重用，任为经略。后来黄道周</a>在安霉兵败被俘，绝食七天不死，解到江宁。洪与黄为同乡，想保全他的生命。“使人来言曰：‘公毋自苦，吾将保公不死。’公骂曰：‘承畴之死也久矣！松山之败，先帝痛其死，躬亲祭之，焉得尚存？’”至今黄道周虽死而他的人格尚放光芒，洪承畴降后虽然偷生，但当时他有价值的生命已经中断，因为他早已把自己的人格毁了！


    当然人格是道德的名词。须知价值也是道德的名词。哲学里全部的价值论，就带著道德的含义。尽管有人不喜欢他，要否定他，可是毁灭了他，则整个的人类也随之毁灭，人类的生命也同归于尽。这世界祇有让禽兽和昆虫来住，自不必再有人生哲学了！


    要发挥新人生观以创造新生命、新秩序，必须要先创造一种新的空气，这就要靠开风气之先，和转移一世风气的人。社会的演进，本不是靠多数沉溺于现在的溷潴的人去振拔的，而是靠少数特立独行出类拔萃的人去超度的。后一种的人对于这种遗大投艰的工作，不祇是要用思想去领导，而且要以实行的榜样去领导。看遍历史，都是这样；所尊孔、墨乃是力行的先哲。明季的颜习斋李恕谷一般人更主张极端的力行。就拏近代的曾国藩</a>来说，他帮清廷来平太平天国，我们并不赞成；但是当吏偷民惰，政治社会腐败达于极点的时候，他能转移一时风气，化乱世而致小康，也颇有人所难能的地方。他批评当时的吏治是：“大率以畏葸为慎，以萎靡为恭。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畏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所以当时到了“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的局面。他论当时的军事，引郑公子突的话，说是“胜不相让，败不相救，轻而不整，贪而不亲。”他感慨当时的世道人心是“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唯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殊堪浩叹。”他并不如一般人所想像，以为是一个很谨愿的人，反之他是一个很聪明而很有才气的人；不过他硬把他的聪明才气内敛，成为一种坚韧的毅力，而表面看过去像是一个忠厚长者。他凭借罗泽南</a>在湖南讲学的一个底子，又凭自己躬行实践号召的力量，结合一班湖南的书生，居然能转移风气，克定大难，为满清延长了几十年生命。（他转移军队风气的一个例子，很值得注意。他不是说当时军队“败不相救”吗？他以“千里相救”为湘军“家法”，所以常常打胜仗。）一个曾国藩在专制政体的旧观念之下，还能以躬行实践，号召一时，何况我们具有新的哲学深信，当著这国家民族生存战争的重大关头？


    在这伟大的时代，也是颠播最剧烈的时代，确定新的人生观，实现新的生活方式，是最迫切而重要的事。方东美先生说：“中国先哲遭遇民族的大难，总是要发挥伟大深厚的思想，培养溥博沉雄的情绪，促使我们振作精神，努力提高品德。他们抵死推敲生命意义，确定生命价值，使我们脚跟站得住。”当拿破仑战争时代，德国的哲学家菲希特（Fichte）讲学，发表告德意志民族一书，也是这个意思。现在有如孤舟在大海一样，虽然黑云四布，风浪掀天，船身摇动，船上的人衣服透湿，痛苦不堪；祇要我们在舵楼上脚跟站稳，望著前面灯塔的光明，沉著的英勇的鼓著时代的巨轮前进，终能平安的扁舟稳渡。这一点小小的恶作剧，不过是大海航程中应有的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