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礼记今注今译

    王云五</a>先生为推行中华文化，选择了若干种足以代表中华文化的典籍，拟用现代的观点和语言加以注释，并做翻译；冀使多忙少暇的现代人，容易了解中华文化的实质；同时亦使先人的德业日新又新。当时，老先生把计划中的工作，分一部分让我们尝试，那就是现在写成的这一部《礼记</a>》的今注今译。


    说到《礼记》这部书，原只是儒家经典的一部分，而且，在早还只是那些经典中属于“礼经”的一部分。礼经的传授，倘依时代先后排列：西汉讲《仪礼</a>》，东汉兼讲《周礼</a>》，差不多到了三国以后才始讲《礼记》。换言之：《礼记》一书取得经典地位，是较晚的事。然而，《仪礼》《周礼》二书所记载的，都只是上古的礼俗仪式和一套理想的建国制度。仪式和当时的生活习惯关系密切，经过时移世变，即在儒家的理论上，亦认为可以“与民变革”的，更不消说，在现实生活中时有事实上的改变。因此，《仪礼》《周礼》二书所记载的东西，和人们的常识日渐疏远，差不多到了唐代，有的学者竟直率地承认它“难读”。学者们尚且如此，则其他人更可想而知之了。当然，这里面重要的原因，乃是那些仪文制度，多已不见于后代人的日常生活，所以亦渐不为一般人所了解。


    如果要问儒者们为什么要记载而且传授那些不为后世所实行的仪文制度？这确是极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儒家之所以为“儒家”，为后代执政者所尊重，在于他们不但有淑世拯人的抱负，同时还想拿出一套可以实行的具体办法。只可惜他们生存的时代很古，那是个农业的封建时代。他们在那样的生活环境中，能选择参考和可依据的生活行为资料，就只有那些现实的东西。他们在那种环境中，要依其理想来选择一套可以辅导人们走向健康幸福的生活之路，遂亦只有那些礼俗仪文了。那些礼俗仪文，由后人看来，虽有许多是落伍的、不合实际的，然而，这都无关紧要。而最要紧的，乃在他们欲借助于那些礼俗仪文以达成淑世拯人的理想。他们早就说过礼俗仪文可以随时变革，唯独不可变的，就是他们要用和平的教育方法，造就每个人健全的心理和合理的行为。这样，由扩充小我而为大我，由个人至于整个人类。这是他们的理想，亦即他们所称为“义”者。他们说：“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这不是说得十分明白了吗？“礼”是指那些礼俗仪文，而“义”则是他们的理想。


    《礼记》在礼经中虽为后起之书，但所记载的，恰就是那种理想。理想不变，所以《礼记》不特不因时世的迁易而没落，反而取得后来居上的地位。自北宋时代，《礼记》便正式列为礼经之唯一要籍，而且一直相沿到了近代。在清代经学复兴期间，就有学者直认：《仪礼》《周礼》二书已不能复行于后世，但那两部书的“会通”，则在于《礼记》。质言之，《礼记》不但是打通《仪礼》《周礼》二书之内蕴的钥匙，同时亦是孔子</a>以后发展至西汉时代，许多孔门后学所共同宣传儒家思想的一部丛书。


    《礼记》在经典中的地位既是如此，现在还要考察一下，关于这部丛书的实际状况，并借以说明我们所做的今注今译的大体情形。


    从历史上看来，现存于《礼记》中的文辞，在西汉时代，即已常常被人引述，显然那是很早就有的典籍了。但是到了东汉，这部后来被称为《小戴礼记》的书，仍未见于正式的记录。所以它的流行时代，可能是在东汉中晚期。如今唯一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东汉末年由郑玄</a>编注而成的这个本子。虽然在郑玄前后亦有人注解过这部书，而且郑玄编注此书时亦还引用过别的本子来校对，但这都只能说明那时已有此书，至于此书和流传至今的这个本子，是否完全一样？因文献不足，我们仍只能说：现在的这个本子，是郑玄编辑和注解的本子，而称之为郑注《礼记》，俾不至误。


    郑注《礼记》，经历三国两晋南北朝，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而继续为之做讲疏的人亦逐渐增多。到了隋末唐初，先是，陆德明</a>整理经典文字，连带为《礼记》本文做了一番校对文字音读的功夫；接着，孔颖达</a>等人，又把郑注以下的许多讲疏，做了一番厘订的工作，编成所谓《礼记正义</a>》。《礼记正义》和郑注《礼记》，大约在南宋初年被合成为一部书。那时，正迎上印刷术发达，因之，这部书乃得以不同的版式在各地普遍翻印流传。现在我们称为《礼记注疏》的，可说是各式版本中之一母本。此外，南宋人翻印的郑注《礼记》和近代从敦煌发现的郑注《礼记》之零星抄本，都可供参考之用。因为《礼记注疏》本，清代阮元</a>曾经参用国内外所藏的许多版本和前人用北宋本校对过的记载，编为《〈礼记注疏〉校勘记》。这种附有《校勘记》的注疏本，种类非一，而我们用作今注今译的底本的，则是目前坊间翻印的石印本。


    郑玄使用极简练的文字为《礼记》做注，所以他的注语，全部字数，仅比本文多出千余字。孔颖达等人则相反，他们用最详细的语句为“郑注”做说明。这样极简与极繁的“注”和“疏”，自古以来，被认为“双绝”，而阮元即据此而为之校勘，照理该是最完善的本子了。然而，如果要问：这本子究竟完美到怎样的程度？却是个很难肯定回答的问题，因为这里面还有好几层的关系。


    第一，郑玄时代，他所据以做注的那个底本，是否完善？即已可疑。郑玄做注，同时虽很细心地用当时流传的其他抄本校对他所用的那个底本的本文，凡是经他看出显然有错的文字，便明白地记下某字“当为”某字，但亦有他不能断定的，于是就记下某字“或为”某字。仅从郑玄所记的许多“错字”看来，即已够说明他所用的底本并非十分完美。而且他在注《礼记》时，又似很匆促，有些参考的书籍，他没有看到。这在他的学生问答记录里，已有交代。由今看来，《礼记》的本文，有许多地方亦散见于其他古书中。倘用其他古书互校，则又可见除了郑玄已发明的疑问以外，仍还有不少的疑问。这就是郑注《礼记》底本的实际情形。


    第二，孔颖达等人疏解郑注时，所据用的郑注《礼记》，则又是经过三国六朝，数百年间辗转抄录下来的本子。我们单看陆德明所做的《礼记释文》，即可看出：他记下许多“本为某字”“或为某字”的字，往往和现在这本孔疏所用的字又有不同，这又可以说明孔疏所据的底本，亦非十分完美。此外，本非郑注而乱入郑注中者，犹不在话下。


    第三，现行的注疏本，虽经过多人校勘，但于《校勘记》所记载者外，仍可检出一些错字。更严重的是：郑玄的注语，却不见于现有的郑注中，偶因孔疏之引述，始能于“疏语”中看到1。然而，未经孔疏引述出来的，是否仍有脱落的“郑注”呢？这就不无可疑了。再者，倘依孔颖达等人详为“郑注”做疏证的原则，而现在可看到的，有些地方必然有疏语的，但这“注疏本”却一字不提2。这是否说明了“郑注”有脱落，甚至连“孔疏”亦有脱落呢？则又不无可疑了。有了这层层的疑问，不特使人不能肯定回答这本《礼记注疏》的完善程度，而且，在替它做今注今译时，还不得不分外审慎，因为这些地方，前人尚未及注意。


    如果要问：《礼记》既是千余年来的经典而为读书人必读之书，不可能有这种不可信靠的成分在。因为此书于本文之外有注语，注语之外有疏语，层层说明，互相保证，决不致有什么大错。然而，大错虽必没有，只是在中国“一字一义”的文章结体中，片词只字的出入，就会影响整个的语意。郑玄最早便已注意到片词只字之是非；到了孔疏，他们虽极忠实地为郑注做疏解，但亦尝发现郑玄为本文上的错字所蒙混而写下望文起义的曲解。孔疏以下，经历宋元明清，许多热心攻读此书的学者，差不多随时都在发现郑注以及孔疏的错失。虽其中有因错字而发生的，但最多的地方，还是在于“语意”的误解。从后代学者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郑注”误解了本文的地方，又看到“孔疏”误解了“郑注”的地方。这样，由本文而注语而疏语，本意虽在于层层说明，而实际却未必即可互相保证。因此，自宋代以下，有的学者或竟撇开注疏，而径向本文做“直解”或“别解”的。这样一来，使那将近十万字的《礼记》本文，便附着上“数以千万计”的解说。其中除去复述别人的意见者外，具有真知灼见的著述，即不在少数。现在我们为说明《礼记》本文而做今注今译，在探讨前人的意见时，虽不因其著述之多而感到困难，但是，他们太多不同的，甚或相反的，而又同具价值的解说，在选择取舍上，便不能不煞费踌躇了。


    孔颖达等人之疏解郑注《礼记》，是罗列前人的意见然后加以仲裁（名曰正义），而其仲裁，即又代表一种意见。到了后代，读者愈多而意见愈加分歧。但分歧到了无从仲裁，就只好编为“集说”了。不过，如卫湜</a>的《礼记集说</a>》，卷帙浩繁，无法使其书与大众接近，当然，这不是我们“今注”所宜采取的方式。其次如陈澔</a>的《礼记集说》算是要约而不繁了，然而他的集“说”，必须参看后人给他做的许多辨惑补正的著作，始不致跟着错误。而且，这种补正的意见，时在增加。清代学者更能利用文献学的、文字学的、文法学的种种方法，为“注”“疏”“集说”下不少补正的功夫。如果把许多意见罗列起来，不免又要成为卫氏“集说”那样的庞然大物了。这都是做“今注”时所面对着的麻烦。


    还有比这更加困难的事。第一，上古的一些特殊仪式、器物、建筑，以及社会组织上的种种名词：有的须要表演，有的须要绘图，有的须要长篇讲解，始能看得明白。倘若单用“白话”，而白话中没有相当的词汇可以翻译。第二，本文的含意，既有种种不同的解释；解释既已不同，当然不容“混说”。然而“今译”之目的，是要把本文一句是一句地用白话说来，倘求其不陷于偏执，就只好把不同的解释列于“今注”项下，而“今译”仅能就其中之一面翻译。这又是无可奈何之处。现在为着补救上述第一、第二两点缺憾，我们就尽量列载参考书籍，把权威的著作、演礼图、近代人所做名物图考等，作为附录，以备有兴趣做进一步研究此书的读者参考之用。


    最后，不，应当说是首先，我们得向王老先生表达歉意。因为老先生的委托，我们未能如期完成。虽然老先生原谅我们译注此书，因篇幅较长而参考的材料甚众，爬罗剔抉，刮垢磨光，既需时日；而本人又因到海外讲学，逆旅生</a>涯，亦略有耽搁。其间，还感谢罗宗涛、张棣华、谢海平，诸位年轻朋友热忱协助，如今幸得杀青斯竟。既得诸朋友的助力，所以在这里应称为“我们的”工作了。


    早在郑玄时代，卢植曾经说：“今之《礼记》，特多回穴。”我们虽不能指实他说的即是这部《礼记》，但细检此书，其中无论文字、章节、讲义，以及其牵涉到古代文化生活各方面的记载，皆因传世久远，本文断烂，章节错乱，字词讹脱，确实够称“特多回穴”的。所以我们的今注今译，只算是在前世学者的余荫下略尽绵薄。至于如何使得此书更其系统化，而赋以现代的意义，则有待海内外贤达的指教。


    王梦鸥谨叙


    一九六九年四月


    补注


    1　例如《曲礼上》“人生十年曰幼，学”，孔疏引“《檀弓》云：幼名者，三月为名，称幼”。今按《檀弓》实无此文，当是《檀弓上》“幼名，冠字”处之郑注语。今此郑注语不见于《檀弓》篇，赖孔疏所引而得见之。


    2　例如《曲礼上》“不辞让而对，非礼也”，郑注云“当谢不敏，若曾子</a>之为”。按今本此处不见孔疏语，遂亦无以知何者为“曾子之为”。疑此处孔疏当引“《孝经</a>》云：子曰……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等语，今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