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大学</a>章句序


    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a>、神农</a>、黄帝</a>、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三代之隆，其法浸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a>，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馀，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


    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a>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若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馀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a>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


    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他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间。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反覆沉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矣！


    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顾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逾，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


    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a>序。


    中庸</a>章句序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a>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


    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


    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a>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盖其忧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虑之也远，故其说之也详。其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也；其曰“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世之相后，千有馀年，而其言之不异，如合符节。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而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为说者不传，而凡石氏之所辑录，仅出于其门人之所记，是以大义虽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门人所自为说，则虽颇详尽而多所发明，然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亦有之矣。


    熹自蚤岁即尝受读而窃疑之，沉潜反复，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中，既为定著章句一篇，以竢后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复取石氏书，删其繁乱，名以辑略，且记所尝论辩取舍之意，别为或问，以附其后。然后此书之旨，支分节解、脉络贯通、详略相因、巨细毕举，而凡诸说之同异得失，亦得以曲畅旁通，而各极其趣。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则亦庶乎行远升高之一助云尔。


    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论语</a>序说


    史记</a>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纥，母颜氏。以鲁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岁，十一月庚子，生孔子于鲁昌平乡陬邑。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及长，为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隐云：“一本作委吏，与孟子合。”今从之。为司职吏，畜蕃息。职，见周礼</a>牛人，读为樴，义与杙同，盖系养牺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谓乘田。适周，问礼于老子</a>，既反，而弟子益进。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齐，鲁乱。于是适齐，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闻韶、问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婴</a>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语。孔子遂行，反乎鲁。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强僭，其臣阳虎作乱专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东周语。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则之，遂为司空，又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会齐侯于夹谷，齐人归鲁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为季氏宰，堕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堕成，围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摄行相事，诛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鲁国大治。齐人归女乐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行。鲁世家以此以上皆为十二年事。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孟子作颜雠由。适陈，过匡，匡人以为阳虎而拘之。有颜渊后及文王既没之语。既解，还卫，主蘧伯玉家，见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见好德之语。去，适宋，司马桓魋欲杀之。有天生德语及微服过宋事。又去，适陈，主司城贞子家。居三岁而反于卫，灵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语。晋赵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坚白语及荷蒉过门事。将西见赵简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灵公问陈，不对而行，复如陈。据论语则绝粮当在此时。季桓子卒，遗言谓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记以论语归与之叹为在此时，又以孟子所记叹辞为主司城贞子时语，疑不然。盖语孟所记，本皆此一时语，而所记有异同耳。孔子如蔡及叶。有叶公问答子路不对、沮溺耦耕、荷蓧丈人等事。史记云：“于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而陈蔡大夫发徒围之，故孔子绝粮于陈蔡之间。”有愠见及告子贡一贯之语。按是时陈蔡臣服于楚，若楚王来</a>聘孔子，陈蔡大夫安敢围之。且据论语，绝粮当在去卫如陈之时。楚昭王将以书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记云“书社地七百里”，恐无此理，时则有接舆之歌。又反乎卫，时灵公已卒，卫君辄欲得孔子为政。有鲁卫兄弟及答子贡夷齐、子路正名之语。而冉求为季氏将，与齐战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归鲁，实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对哀公及康子语。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书传、礼记</a>。有杞宋、损益、从周等语。删诗正乐，有语大师及乐正之语。序易彖、系、象、说卦、文言。有假我数年之语。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弟子颜回最贤，蚤死，后惟曾参</a>得传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鲁西狩获麟，有莫我知之叹。孔子作春秋</a>。有知我罪我等语，论语请讨陈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于卫。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丧三年而去，惟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鲤，字伯鱼，先卒。伯鱼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学于曾子</a>，而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


    何氏曰：“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别有问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古论出孔氏壁中，分尧曰下章子张</a>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


    程子曰：“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


    程子曰：“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


    程子曰：“颐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


    读论语孟子法


    程子曰：“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


    程子曰：“凡看文字，须先晓其文义，然后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晓文义而见意者也。”


    程子曰：“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虽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


    程子曰：“凡看语孟，且须熟读玩味。须将圣人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场话说。人只看得二书切己，终身尽多也。”


    程子曰：“论孟只剩读着便自意足。学者须是玩味。若以语言解着，意便不足。”


    或问：“且将论孟紧要处看，如何？”程子曰：“固是好，但终是不浃洽耳。”


    程子曰：“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语句句是事实。”


    程子曰：“学者先读论语孟子，如尺度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


    程子曰：“读论语孟子而不知道，所谓‘虽多，亦奚以为’。”


    孟子序说


    史记列传曰：孟轲</a>，赵氏曰：“孟子，鲁公族孟孙之后。”汉书</a>注云：“字子车。”一说：“字子舆。”驺人也，驺亦作邹，本邾国也。受业子思之门人。子思，孔子之孙，名伋。索隐云：“王劭以人为衍字。”而赵氏注及孔丛子</a>等书亦皆云：“孟子亲受业于子思。”未知是否？道既通，赵氏曰：“孟子通五经</a>，尤长于诗书。”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圣之时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又曰：‘春秋无义战。’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则赵氏谓孟子长于诗书而已，岂知孟子者哉？”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按史记：“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后二十三年，当齐湣王之十年丁未，齐人伐燕，而孟子在齐。”故古史</a>谓“孟子先事齐宣王，后乃见梁惠王、襄王、齐湣王。”独孟子以伐燕为宣王时事，与史记、荀子</a>等书皆不合。而通鉴以伐燕之岁为宣王十九年，则是孟子先游梁而后至齐见宣王矣。然考异亦无他据，又未知孰是也。当是之时，秦用商鞅</a>，楚魏用吴起</a>，齐用孙子、田忌。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赵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韩子曰：“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没，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愚按：二说不同，史记近是。


    韩子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程子曰：“韩子此语，非是蹈袭前人，又非凿空撰得出，必有所见。若无所见，不知言</a>所传者何事。”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韩子论孟子甚善。非见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论荀扬则非也。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扬子虽少过，然亦不识性，更说甚道。”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远而末益分。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参也鲁，然颜子没后，终得圣人之道者，曾子也。观其启手足时之言，可以见矣。所传者子思、孟子，皆其学也。”


    又曰：“扬子云曰：‘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夫杨墨行，正道废。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坏烂而不收，所谓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


    或问于程子曰：“孟子还可谓圣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圣人，然学已到至处。”愚按：至字，恐当作圣字。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


    又曰：“学者全要识时。若不识时，不足以言学。颜子陋巷自乐，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时，世既无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如颜子便浑厚不同，颜子去圣人只豪发间。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或曰：“英气见于甚处？”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见。且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


    杨氏曰：“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至论仁、义、礼、智，则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之端。论邪说之害，则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论事</a>君，则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后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欧阳永叔却言‘圣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谓误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尧舜所以为万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谓率性，循天理是也。外边用计用数，假饶立得功业，只是人欲之私。与圣贤作处，天地悬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