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对于《哲学史》所描写的前三世纪思潮的批评

    （一）许行一班人的阶级性 （二）春秋</a>战国时代雇工的出现 （三）最下层阶级代表与激烈主张 （四）无产者的同志 （五）代表一种社会势力 （六）又说不出许行为什么提倡“很激烈的无政府主义”！ （七）许行的“市贾不贰”法和孟子</a>的批评 （八）一丈布可以换一丈绸子！


    第十八，关于这一章的各项人物，有已在上面讲过的，如慎到</a>，尹文</a>是，有事业与著作不可考，并在思想上也不占重要位置的，如彭蒙，田骈</a>，宋钘，邹衍是。如果单是这几个人，我们简直用不着另辟一栏来加以批评。但内中还有几个人足以代表一个独立的思想派别，故不能轻轻放过，这就是许行，陈相，陈仲。


    我们要研究一派人的学说，当从他们的背景入手，不能像胡博士那样抄近路的干去，因此我们又要谈这一派人的阶级性了。前面已经指出墨子</a>是代表前资本主义阶段中的自耕农，佃农，和手艺工人之类；但许行一班人所代表的当为更下一层的无产阶级，即极贫苦的农工，雇工或奴仆。关于此事的证据本来极不充足，因为他们的事业学说只有《孟子》中有几大段，此外散见于它书的，几是绝无仅有。至于现今所有的《神农</a>》，《野老》等书，不见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不过把他们的主张和当时最下层的被压迫民众的情形对照一下，我们的推论当不会有什么错误，今请举其说如下：


    关于最贫苦的农民的情形，我们在批评墨子一项已经介绍过，即奴仆的存在也在第二项（春秋战国的时代性及其产业发展的情形）中指明出来了。现在专讲雇工。当春秋战国时，这种无产者也已经出现，被称为“庸客”或“佣保”。《韩非</a>子</a>·外储说右篇》说：“齐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养者。桓公问其故。对日：臣有子三人，家贫无以妻之，佣未反。”又《外储左上篇》说：“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力而正畦陌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此外，《史记</a>·刺客传》也说：“荆轲死，高渐离变姓名，为人佣保。”可见在新地主勃兴之际，这样的雇工也普遍存在了。然当时虽确有这些最下层的贫苦民众的存在，怎见得许行，陈仲等就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呢？此事本没有直接的证据，但可由推论来决定。


    第一，越是下层民众的代表，主张便愈激烈而彻底，反之，越是上层人民的代表，主张便意温和而越于保守，这是古今中外共同的现象，很少例外的。老，杨，庄一派代表当时统治的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言论极端反动，固不必说。即代表士和新兴地主的孔，孟，荀一派也就揭橥“贵贵”“亲亲”，时常与封建势力妥协。到了代表农民和“百工”的墨子虽一洗家族制度与贵族政治的遗迹，高唱“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然他还是要有一个农工自己来干的政府，即对于各上层阶级，不独不仇视，反要“兼爱”。这样温和的态度一定是反映着有地产的农民（自耕农），半有地产的农民（佃户）和有“工肆”的“百工”的一种意识，因为他们虽时时受统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但仍然迷信，倘有他们自己的人参加政府，使在上的人不敢胡作乱为，各阶级的人可以相安无事，并共同和平发展，故来一套“兼爱”的顽意儿。可是受尽各种剥削和压迫的赤贫农工，雇工或奴仆的意识却不如此，他们从经验中感觉到一切大人业主都是他们痛苦之源，一切“仓禀府库”都是“厉民而以自养也”；他们对于统治阶级的人不存什么幻想，虽没有力量与之争斗，但总以为这些人不应该堆积财富，安坐而食。许行等的主张正能表现他们的意识，所以他在一方面虽感激滕文公招待的诚意，另一方面却不能不本着阶级的意识加以批评道：


    “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瓮飨而治。今也，膝有仓禀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第二，许行之徒数十人“自楚之滕。……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并且“以釜甑爨，以铁耕”。他们这样浪迹四方，自食其力，当然是一种无产者，否则要“安土重迁”了。关于这一点，从他们的衣服上也看得出来：“褐”，朱熹</a>注为”毛布，贱者之服也”，这比墨者的“多以裘褐为衣”恐怕远要次一等。尤其是本来为“齐之世家”的陈仲的穷苦情形足以证明这一班人都是无产者的同志。匡章告诉孟子道：


    “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于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


    像他这样宁愿挨三天饿，不肯乞食于人，决不是一桩偶然的事，实在是代表最下层的民众自食其力的一种表现。荀子</a>站在统治阶级的地位，骂他“忍情性，綦溪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非十二子篇》），殊非持平之论。总之，陈仲这一批人的刻苦自励，不是随便开顽笑的。梁启超</a>以为他是“当时一煊赫之贵族，而其生括如此，必有极深刻之人生观存焉”，这是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话。我们说他们是代表当时赤贫的农工的利益，这一层密幕便揭穿了。


    第三，关于这桩事我们还有一个反证。许行率领几十个门徒来到滕国，居然使滕君不得不予以招待，陈良之徒陈相见了他，竟“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而孟子听见他的话，也就拚命地发大议论，搬出尧，舜，禹，益，皋陶，后稷，周公，孔子</a>和他的大批高足来镇压许子，规劝陈相，——这在在足以表现他是代表一种社会势力，否则堂堂的君主和“亚圣”恐怕未必肯如此卖力罢！就是陈仲也有相同的情形，《战国策</a>》载赵威后问齐使道；


    “于陵仲子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耶？”（《赵策》）


    一个出身贵族的人到了“身织屦，妻辟纑”的境界，当然是无足轻重了，然这位国君太太竟不能忘情，还要问长问短，并且恨不得砍掉他的头，而唯一的理由是因为他“率民而出于无用”，换句话来说，就是因为他代表一种社会势力，对于做人君的未免是一称恫吓。然许行陈仲这些亲自劳动的人所代表的社会势力自然不是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也不是士和新兴的地主阶泌，也不是略有财产的农工，只能是和他们一样靠两只手作工吃饭的“穷光蛋”。


    我们基于以上三种理由，宣布许行，陈相，陈仲为最贫苦的农工，雇工或奴仆的代表，总不能算是武断罢。凡研究他们学说的人先要晓得这种背景，才能够明白他们的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可是资产阶级的学者既没有这样去分析的能力，也缺乏这样去分析的兴趣，以致不能充分表现他们的真面目。胡博士说许行提倡“很激烈的无政府主义”，陈仲提倡“极端的个人主义”。为什么呢？又是照例说不出来。梁启超也说许行是代表无政府主义，陈仲是代表遁世的个人主义，并且把他们列入反动的道家。（参看《先秦政治思想史</a>》）他的说法既和胡博士的全然相同，而他的分类法胡博士当然要表示同意，因为《哲学史大纲》固明明称老子</a>为“思想界的革命家”，这些激烈分子还不能算作那位老太爷的同志么？


    许行一班人于封建的生产方法崩溃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勃兴之际，独起来代表社会最下层的劳动群众的利益，主张一切人都应参加生产，不得安坐而食，其勇气魄力真算是加人一等。他虽然不像胡博士所说的一样，揭橥什么“很激烈的无政府主义”，然依照他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瓮飨而治”的办法，势必要达到无政府，这是很幼稚的议论，为当时的生产方法所不许。而他那“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楼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的“市贾不贰”法，也是同样幼稚可笑，丝毫不合经济学的原理。无怪乎孟子要说：


    “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孟子这一段话，除”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一句，或许是他老先生弄昏了头，驳得不对外，其余都是很正确的。胡博士自己茫然于经济学上的劳动价值说，反斥孟子为不懂“互助的社会……商业的目的不在赚利益”“这个道理”，指他的“所驳全无精采”，其是“寃哉枉也”！在“互助的社会”中，因为“商业的不赚利益”，一丈布可以换一丈绸子，一斤麻可以换一斤丝，一石粟可以换一石米，一双布鞋可以换一双皮鞋，——这种交易法要是许行才有勇气来主张，要是胡博士才有勇气为之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