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春秋战国的时代性及其产业发展的情形

    （一）中国封建制度的时期 （二）封建制度的特点 （三）殷周的耕种方法 （四）铁制耕具和工具的应用 （五）铜器和铁器应用的先后问题 （六）春秋</a>战国时代的商品和商人 （七）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开端及其特点 （八）古代与近代不同之点


    依我的考查，中国的封建制度实始于周朝。武王克殷，大封先王的后裔和功臣谋士，“周公吊二叔之不咸，乃众建亲贤以屏藩周”，成康继之，时有增加。《吕览·观世篇》称“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史记</a>·十二诸侯年表》称“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国”，《荀子</a>·效儒篇》称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真可谓盛极一时了。迄周室东迁，王纲不振，封建制度日见崩溃，春秋时已有郡县，战国时更多；不过要到秦始皇</a>废封建为郡县，这种制度的寿命才正式告终。所以我们在一方面不能承认胡博士等的中国封建制度在老孔以前的二三百年间即已结束的见解，在另一方面也不同意于某君的“周代的上半期正是奴隶制度”，和东周以后才完成封建制度的说法。今特别指出这种制度的特点，使大家心目中有一个标准，容易下正确的判断。关于这个问题说得简单明了的，在中国要算春秋时的芋尹无宇，在西洋就是卡尔。芋氏说：


    “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


    卡尔对于欧洲的中古时代说道：


    “我们在此所看见的不是独立的人，而是隶属的人——即农奴与地主，奴仆与宗主，俗人与教士。个人的倚赖构成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特点，恰和它构成那站在这种生产上的其它生活方面的特点一样。可是个人的倚赖关系既构成社会的基础，劳动和生产物便用不着取一种异于自己实质的虚幻形态。它们是以自然的劳务（Naturaldienste）和自然的报效（Naturalleistangen）而加入社会的行动中。”


    这两段话说明封建制度底下的等级制和劳役形态，正切合周代的情形。据梁启超</a>的推定，周代“诸国与中央之关系，大略分为甸侯卫荒四种。甸为王畿</a>内之采邑，侯即诸侯，卫盖旧部落之为附庸者，荒则封建所不及之边地也”。（见《先秦政治思想史</a>》）孟子</a>所谓“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也是诸国中的等级，所谓“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就是自然的劳务和自然的报酬之一例。


    周代既确立封建制度，何以在东周以后逐渐崩溃而终于消灭呢？事实告诉我们，这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工商业的发达。古代的史家绝不注意于经济事项，因此不能供给后代以种种应有的材料；不过我们从古书的一鳞半爪中仍可寻出一些蛛丝马迹。据《氾胜之</a>书</a>》所载，伊尹</a>作区田，教民粪除，无论此说是否假托，然区田必为殷周两代的耕种方法。梅文鼎</a>以为区田是空一行种一田（即所种的田四周都荒废不种，令其长草作为肥料），《农政全书</a>》以为区田是二分种一，我想两说可以并存，并且是由前者展进到后者的（这两者也许是商周的耕种方法不同之点）。关于此事我虽没有获得直接的证据，但欧洲古代和中古的二田经济（Zweifelderwirtschaft）与三田经济（Dreifelderwirttschaft）确能作为一种旁证。所谓二田经济是将土地划为二区，每年轮流种一区，荒一区，所谓三田经济是将土地划为三区，每年轮流于夏季种一区，冬季种一区，荒废一区，而三田经济出现于德，俄，法，瑞典，丹麦等国，直至十八九世纪为止。中国在春秋战国之际，农业生产力大为发展，观于李悝尽地力，商鞅</a>开阡陌（此事与所谓“废井田”没有关系），孟子所谓：“深耕易耨”，“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庄子</a>·则阳篇》所谓“深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管子</a>·小匡篇》所谓“深耕均种疾耰”，都是一些最显明的证据。照这种情形看，当时似乎超过了区田或二田，三田经济而达到一田经济（Einfelderwirtschaft）,就是每年对于土地施以肥料，不再令其荒废一部分，以为培养之计。即使各国未必一律如此，有许多国一定是这样，因为《货殖传》明明告诉我们，“楚越之地，地广人希，……或火耕而水耨”，所谓火耕水耨，是烧草下水种稻，又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而稻独长。在“地广人希”的“楚越之地”尚且没有区田，在“地小人众”的区域更是如此，所以《管子·八观篇》有“彼野悉辟而民无积者，国地小而食地浅也”的话。又商鞅治秦，弃灰有罚，大概是因灰可以肥田，弃之可惜，不独以其妨害行人，才加处罚。古代实行区田或二田，三田经济，为的是缺乏肥料，不得不荒废一部分土地以舒地力，秦既发见灰可作为肥料，每年正用不着荒废如许土地。《管子·揆度篇》说，“上农挟五，中农挟四，下农挟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孟子·万章篇》说：“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按孟子所说的井田虽不可靠，此处言农夫的收获必有相当的根据，与当时的实在情形或相差无几。）可见农工的劳动生产力实在是很发达了。


    我们现在又要问：春秋战国时的农工业生产力何以突然提高了？其主要的原因是在铁的工具的应用。据德国经济学者西摩勒耳（Gustav Sohmoller 1838—1917）说，铁的制造系于纪元前二千三百年由蒙古条耳诸族（Mongolisch-turanischs St?mme）传入中国，这是可以证实的（见西氏《国民经济纲要》第一卷，Grundriss der allgamainen Volkswirtschaftsiehre）。纪元前二千三百年正当唐尧帝的时候，中国就能发见铁矿而学习制铁，这似乎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因为就历代出土的几千件器具看来，关于殷周两代的，只有铜器，绝无铁器，可见当时犹是铜器时代，在前乎此的唐代自不应有铁器。不过董作宾在一九二八年冬从殷墟的发掘中，于“骨贝制器，玉器，石器，各种兽类之骨角爪牙及铜”外，还有“铁，瓦，瓷，炭，土之类”，这里所谓“铁”如果不是由殷以后的铁混入的，也许和蒙古条耳诸族传铁入中国有些关系。但无论如何，中国铁器的盛行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如孟子说“许子……以铁耕乎？“《管子·小匡篇》说：“美金以铸戈剑矛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斤斧鉏夷锯钃，试诸土木。”美金是金银铜之类，恶金就是铁。所以《海王篇》说，“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行服连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轻重篇》更说：“一农之事必有一耒，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釭，一钻，一凿，一銶，一轲，然后成为车。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箴，一鉥，然后成为女。”可见铁制工具的种类已经不少。此外，江淹</a>《铜剑钻》的序上说：“古者以铜为兵，春秋迄于战国，战国迄于秦时，攻争纷乱，兵革互兴，铜既不克给，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又墨子</a>书中言守城备敌，有应用铁器之处，而《韩非</a>子</a>·内储说上七术篇》更有“夫矢来有乡〔方也〕，则积铁以备一乡！矢来无乡，则为铁室以尽备之”等语，足证铁的应用已经由农工业的工器扩充到兵器了。


    古代器具的应用是铜器在先，还是铁器在先，西洋的考古著作至今尚正争持中。有许多人以为粗笨的铁器比铜器更古，因为铁矿在摄氏七○○度即可熔化，而铜矿要到摄氏一一○○度才能熔化，所谓“铸铜既难，求铁甚易”，确是实情。不过中国是由铜器时代而转入铁器时代巳有什物和历史证明，用不着争论了。还有一层，铜虽较铁更难铸，而铁的功用远非铜所能及。如战国时燕，赵，秦各国因北方的山险，筑长城以备胡戎，至秦始皇，更遣蒙恬发兵三十万，将此项长城首尾联缀起来，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又“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并“穿治郦山，……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见《史记》）——像这样伟大的建筑工程，如果没有铁器，如果没有极进步的手工业，是绝对办不到的。所以美国有名的《古代社会》（Ancient Eociety）的作者摩尔根（Lawis Henry Morgan 1818—1881）说，铁的生产在人类经</a>验上是一切转变点中的转变点；没有能够和它相等的。


    春秋战国时既因铁器的应用而农工两业大为发展，出产品的种类也日见增加。《史记·货殖传》说：


    “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柟，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


    “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


    “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番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以上不过是略引数节以见一般。农工业的生产品这样发达的结果，商业自然要跟着兴盛。周初所谓城市不过是封建诸侯的堡垒，不过是农业城市，至春秋时，逐渐发展为工商集中地，到了战国多变为商业的重镇，如临淄，邯郸，咸阳，洛阳，南阳，大梁，寿春，番禺等等是其中最著的。


    商业一经发达，富商大贾便应运而生。据《货殖传》所载：


    陶朱公“治产积居，与时逐，……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后年衰……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a>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贳贷行贾遍郡国。”


    “齐俗贱奴虏，而刁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相守，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这一大批例子表现春秋战国时商业的利润是怎样丰厚，商人的势力是怎样伟大。此外，如郑弦高的犒秦师，吕不韦</a>的“移绅鼎”，竟以商人而操纵政治了。这种新兴的商人变成了时代的骄儿，他们的资本（这是货币，晚周有蚁鼻钱，又《管子》说：先王以珠玉为上币，黄金峪中币，刀布为下币。刀布就是铜钱）和商业的发达“使到处呈出生产交换价值的倾向，增加这种生产的容量，并加以垄断。……所以商业对于生产的组织到处总是发生一种解体的影响。（引卡尔语）


    可是“这种解体的进程将向何方展进，换言之，那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将起来代替旧的生产方法，这不以商业为转移，而以旧生产方法自身的特质为转移。在古代世界，商业的效力和商人资本的发达常产生奴隶经济；否则随转变点之所至，结果只是由一种生产直接生活品的家长式奴隶制（Ap. Triarebasiave syhsytem）而变为一种生产剩余价值的家长式奴隶制。然到了近世，它便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引卡尔语）春秋战国时代商业的效力和商人资本的发达对于封建制度的生产组织确发生了一种解体的影响，而新起来生产方法一直到前清咸丰年间为止（即一八六一年为止，自此以后，中国发生机器工业，才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既不是奴隶制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前资本主义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中是商业统制工业。”（引卡尔语）中国当先秦时代，正是如此，所以太史公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


    现在总括起来说，中国在春秋战国之际，由铜器时代而转变为铁器时代，农业和手工业因技术的进步，大为发展，因此引起商业的兴盛，城市的繁荣，（如苏秦说：“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就是一例。）促成封建生产方法的崩溃，而达到前资本主义的阶段；自此以后，封建残余虽保存得不少，但封建制度却因秦始皇确立郡县制，受着最终的制命的打击，商人资本在产业的发展中便取得优越的地位了。不过萨微阿里（Joseph Salvioli）在他的“《古代资本主义》”（Der Kapitliasmus im Altertum）中说</a>得对：


    “近代与古代不同之点，是工业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是资本主义；资本与劳动的分离以及生产工具的垄断所给予现今历史的程途是古代不能达到的。古人从没有超过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阶段。亚里士多德以为商业构成财富最重要的基础，这句话可适用于整个的古代。商业在当时所占的主要地位，和工业在现代所占的一样。”


    我们既经知道，无中无外，古代没有现今的资本主义，也就可以断定古代的争斗不在胡博士所谓“那时代的资本家”及其“雇用”的“掺掺女手”的“女工”之间，而是在地主与无土地的农民，商人与工农，富人与贫民，债权者与债务者之间。此事是非常重要的，要懂得这一点，才能够明了先秦时代争斗的内容，才算是找着当时哲学的渊源了。


    我为着批评《中国哲学史大纲</a>》，先做了这样详细的经济史的考证，胡博士恐怕要笑我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实则这个先决问题如果不弄清楚，则先秦哲学的发生，发达和消灭都无从说明。大家如不相信此话，就请看下面各条的批评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