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洋务上


    呜呼！今日之所谓时务、急务者，孰有过于洋务者哉？四十年来事变百出，设施多谬，有心人蒿目时艰，辄为扼腕太息。夫国家之一举一动，所以多左者，由于未能熟悉泰西之情，而与之往来交际也。中外语言文字，迥然各别，彼处则设有翻译官员，及教中之神父、牧师，效华言，识汉字，留心于我国之政治，于我之俗尚、风土、山川、形势、物产、民情，悉皆勒之成书，以教其国中之民。而向时中国之能操泰西言语，能识英人文字者，当轴者辄深恶而痛嫉，中国文士亦鄙之而不屑与交，而其人亦类多赤贫无赖，浅见寡识，于泰西之政事得失、制度沿革，毫不关心。即有一二从其游者，类皆役于饥寒，仰其鼻息，鲜有远虑，足备顾问。盖上既轻之，则下亦不知自奋也。因是，于其性情日益隔阂，于其国政、民情终茫然罔有所知，通商十余年来，无能洞悉其情状，深明其技能，抉其所短而师其所长。询以海外舆图，则以为非我所当知，或以为洋务一端自有主者，非我所能越俎。一旦交涉事起，局促无据，或且动援成例以为裁制，此事之所以多决裂也。如是则谓中国之无人才也可。西人凡于政事，无论巨细，悉载日报，欲知洋务，先将其所载各条一一译出，日积月累，自然渐知其深，而彼无遁情。国家亦当于各口岸设立译馆，凡有士子及候补人员愿肄习英文者，听入馆中，以备他日之用。果其所造精深，则令译西国有用之书。西国于机器、格致、舆图、象纬、枪炮、舟车，皆著有专书，以为专门名家之学，苟识其字、通其理，无不可译。如此，则悉其性情，明其技巧，而心思材力之所至，何不可探其秘钥哉？将见不十年间，而其效可睹已。此皆余二十七八年前之所言也，时在咸丰初元，国家方讳言洋务，若于官场言及之，必以为其人非丧心病狂必不至是，以是虽有其说，而不敢质之于人。不谓不及十年，而其局大变也，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凡属洋务人员，例可获优缺，擢高官，而每为上游所器重，侧席谘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识洋务为荣，嚣嚣然自鸣得意，于是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其能识英国语</a>言文字者，俯视一切，无不自命为治国之能员、救时之良相，一若中国事事无足当意者，而附声吠影者流，从而嘘其焰，自惜不能置身在洋务中，而得躬逢其盛也。噫嘻！是何一变至是也，是岂天道循环，人事变迁，应出于是哉？此我在二十七八年前，所未及料者也。特我谓今之自谓能明洋务者，亦尚未极其晓畅也。今日者不过相安于无事耳，求无不遂，请无不行，以谨凛之形观骄盈之色。其所称建制船舶，铸造枪炮，开设机器，倡兴矿务，轮舶之多遍至于各处，一切足以轶乎西人之上而有余，富国强兵之本，当必以此为枢纽，讲求西法，千载一时。不知此特铺张扬厉语耳，求其实效，仅得二三。有明之季，西洋人士航海东来，多萃处于京师。汤若望曾随李建泰出师，军中铸有西洋大炮，则克录一书著于此时，泰西能敏之人所在多有，亦无救于明亡，盖治国之要不系于是也。欲明洋务，尤在自强，自强之效则在治民、练兵。治民先在简择牧令，练兵先在整顿团练。盖先尽其在我，而后人无不服。我固能操必胜之权而立于不败之地，则人自然就我范围而莫或敢肆。实至名归，其道然也。试观《万国公法》一书，乃泰西之所以联与国，结邻邦，俾众咸遵其约束者，然俄邀诸国公议行阵交战之事，而英不赴，俄卒无如之何。此盖国强则公法我得而废之，亦得而兴之；国弱则我欲用公法，而公法不为我用。呜呼！处今之世，两言足以蔽之，一曰利，一曰强。诚能富国强兵，则泰西之交自无不固，而无虑其有意外之虞也，无惧其有非分之请也。一旦有事，不战以口舌则斗以甲兵，不折冲于樽俎则驰逞于干戈。玉帛烽燧，待于二境，惟命之从。不然，讲论洋务者愈多，办理洋务者愈坏，吾诚未见其可也。


    洋务下


    呜呼！至今日而谈洋务，岂易言哉？至此几于噤口卷舌，而绝不敢复措其手足。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非由练兵士，整边防，讲火器，制舟舰，以竭其长，终不能与泰西诸国并驾而齐驱。顾此其外焉者也，所谓末也。至内焉者，仍当由我中国之政治，所谓本也。其大者，亦惟是肃官常，端士习，厚风俗，正人心而已。两者并行，固已纲举而目张。而无如今日所谓末者，徒袭其皮毛；所谓本者，绝未见其有所整顿。故昔时患在不变，而今时又患在徒变。十六七年前，窃尝欲中国仿行西法，其言曰，以其所长，夺其所恃。故火器用于战阵，舟舰用于江海，语言文字用以通彼此之情。逮乎同治初元，李伯相经略江左，始有江南制造局之设，丁中丞仿铸西炮，用以击贼，旋收厥效。然后，福州船政局相继并建，天津、粤东亦仿行焉。并时上海有广方言馆，广州有同文馆，而京师亦设天文馆。又有出洋肄业幼童百二十人，往学于美。骎骎乎日盛一日焉。宜乎西法之用，可以颉颃乎西人，然而未也。顾事求其渐精，而道无贵乎欲速，安知后日之遽不如西人哉？而我特虑其始勤终怠，畏难苟安，至于异日，或以无益而罢，或以经费不足而裁，盖在乎当轴者之转移推变耳。盖以西法为可行者，不过二三人；以西法为不可行、不必行者，几于盈廷皆是。或惧其难以持久者此也。且西法之明效，犹未大著于国中，所行者不过在沿海数省而已。即如军士之练习洋枪者甚少，其余悉以成法，而文武取士两途，终不知变也。夫枪炮在乎燃放，舟舰在乎驾驶。今营兵悉以长矛、藤牌为从事，武科悉以弓石刀以区优劣、定去取，或有所更，则必曰，此营规不可易，大典不可改也。是则陆兵未知西法也。今水师仍以拖船及中国各式小舰，徒事虚糜，无济实用，材质既薄，风浪难胜，猝至洪涛巨浸中已不能自主，况乎其临行阵，习战斗，纵横轰击，以出于必胜哉？是则水师未尝知西法也。兹必使营兵改用洋枪，水师改用轮船，洋枪之外则练炮队，轮船之外则驶铁甲，按期演练，务极其精。武废弓石，而分为水陆两途；文废时文，而分数途以拔取。每省、每郡、每州、每邑，由国家设立文武学塾，以为训习，所以为储材之地，或即以书院改作。如是，方不至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今教官则为冗员，而书院竟成虚设。岁以时文取士，特不知时文究属何用，居然名之曰士，而其实则一物不知也。岁取数千数百之士，实则岁多数千数百贸然无知之人而已矣。夫取士之道，当取之宽而用之严，今则反是，泥沙与珠玉并进也，而又广其额，促其期，于是天下遂无真士。呜呼！此真可</a>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不废时文，人才终不能古若，而西法终不能行，洋务终不能明，国家富强之效终不能几。夫废时文，非为习西法也，经以裕其学，史以博其识，考舆图，明象纬，然后能知古而通今。否则，以有用之心思置之无用，不可惜哉？而本根所系，则在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必先以士始。朝廷之所以重士者在此，而民自无不兴起矣。士能如此，及其出而仕于朝，必有足观矣。风俗厚，人心正，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西法云乎哉，而西法自无不为我用矣。此由本以治末，洋务之纲领也。欲明洋务，必自此始。


    变法自强上


    呜呼！余今者观于中外交涉之故，而不禁重有感焉。泰西诸国通商于中土，亦既三十余年矣，而内外诸当事者，多未能洞明其故，若烛照数计而龟卜，其于利害之所系，昏然如隔十重帘幕。其有规恢情势，斟酌时宜，能据理法以折之者，虽未尝无人，而不知彼之所谓“万国公法”者，必先兵强国富，势盛力敌，而后可入乎此。否则束缚驰骤，亦惟其所欲为而已。故知乎此，则惟先尽其在我者，而后徐及其他。如讲求武备，整顿海防，慎固守御，改易营制，习练兵士，精制器械，此六者实为当务之急。而文武科两途皆当变通，悉更旧制，否则人才不生。其次则在裕财用，如开矿铸银，尚机器，行纺织，通商于远许，贸易于国中者，皆得以轮舶，而火轮、铁路、电气、通标，亦无不自我而为之，凡泰西诸国之所眈眈注视跃跃欲试者，一旦我尽举而次第行之，俾彼无所觊觎艳羡其间，此即强中以驭外之法也。上之所好，下必甚焉，雷厉风行，安见其有不可者？设或不然，动遵故例，拘守成法，因循苟且，不知变迁，则我中国当自承其弊。何则？泰西诸国之群集而环伺我者，有迫之以不得不然之势也。且此之所变者，特其迹焉而已，治国之道固无容异于往昔也，如是，谓之战胜于朝廷。况乎当今之时，处今之势，固非闭关自大时也。泰西诸国之入居中土，有公使，有领事，有水师，有陆兵，战舰艨艟不绝于道。而我国之至西土者，落落如晨星，其有折冲乎樽俎、辉煌于敦槃者，未闻有人也。其达彼此之情意、通中外之消息者，则有日报，时或辩论其是非，折衷其曲直。有时彼国朝廷采取舆论，探悉群情，亦即出自日报中。窃以为此亦可从而仿效者也。中外交涉之事，时时可刊之日报中，俾泰西之人秉公持论其间，是岂无所裨益者与？欧洲近日情形，其强弱大小，亦已了然如指上螺纹。普、俄、英、法，此四国者，皆于中土关系至重者也。三十年前所患者在英、法，而在今日所患者尤在普、俄。俄之于北方，如黑龙江，如新疆，固已形见者也。普则犹未著其端倪，迩者以晏拿帆船遇害被劫一事，普国立意索偿。识者以为交邻之道，玉帛、干戈二者实相倚伏。盖和则以玉帛相将，战则以兵戎相见，理无两立，事不并行。然则图治其间者将奈何？则将应之曰，开诚布公，相见以天，必谨必速，毋诈毋虞，又何患之有？至于英、法东来，皆于东南洋设立埔头以为外府，而普、俄则无之。今俄方注意于北方，筹度经营，未遑兼顾。普则欲图之久矣，特无间可乘耳。诸国通商之局，英为最巨，设一旦兵事或起，岂独无所碍欤？不知英固早计及乎此也。普、俄之骎骎驰骋于中土，岂英、法之所喜？特恐一旦事势所会，即英、法亦有不得不退听者。浸假普、法释嫌，英、俄结好，此固欧洲之福，而天下之深忧。总之，欧洲升平之局，识者以为恐未能持久，而亚洲变故之生，亦岂人事之所能逆忆。惟先尽其在我，以听之于天而已。尽其在我，则莫先乎变法自强。今日之当变者有四，一曰取士，二曰练兵，三曰学校，四曰律例。


    变法自强中


    然则取士当若何？曰，欲得真才，必先自废时文始。夫人幼而学，壮而行，出其家修，即为廷献。今乃以无用之时文，为进身之阶，及问其何以察吏，何以治民，则茫然莫对也。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则何不以有用之时，讲有用之学？大抵必如前代科目法，区为数门，首曰孝弟贤良，次曰孝廉方正，三曰德著行修，四曰茂才异等。此四者皆由乡举里选，国家不必试其文章，但当优其奖励，以厚风俗，以端教化。至所以考试者，曰经学，曰史学，曰掌故之学，曰词章之学，曰舆图，曰格致，曰天算，曰律例，曰辨论时事，曰直言极谏，凡区十科，不论何途以进，皆得取之为士，试之以官。至武科，亦宜废弓刀石而改为枪炮。其上者则曰有智略，能晓悉韬钤，深明地理，应敌之机，制敌之命；其次曰勇略，能折冲御侮，斩将搴旗；其次曰制器，造防守之具，明堵御之宜，其建筑炮台、制造机器，悉统诸此，务足以尽其所长。凡此文武两途兼收并进，务使野无遗贤，朝无幸位，而天下之人才自然日见其盛矣。然则练兵当若何？曰，陆营必废弓矛，水师必废艇舶，而一以枪炮为先，轮船为尚，然后兵可强也。其为兵曰步兵、骑兵，其为队曰枪队、炮队。平日练之，自无不精，临时用之，自无不准，而后命中及远，足以攻坚而蹈瑕。水师则首在乎驾驶，必其能冲涉波涛，稔悉台飓，测量风云沙线，足寄以众人之命，乃可充其任也。其船之小者用于内河，船之大者用于沿海，至铁甲战舰用以守御，无不资水火二气之力，而专恃双轮之迅驶。惟其驾之已稔，自必操之在握，而后渡海入洋，足以御风而破浪。陆营、水师之练兵，一以西法为南针，必使其心志定，步伐齐，队伍肃，常若临大敌而可用也。此外汰冗兵，减军额，厚饷糈，俾足有以养赡其身家。驻防之兵居于营屋，一仿西国之制度，然后营汛各兵方非虚设。兵勇之外益以团练，依古守望相助之法。平日按期练兵，无得间断，而近地团练民兵，亦可入而学习。如是则兵皆可用之兵，而民亦可用之民，一旦有事，不至于仓皇无措。而民与兵和，兵与民习，亦不至兵民相凌，至生事端。能如是而兵不强者，吾弗信也。然则设立学校，以收教士之实效，当若何？曰，学校书院之设，当令士子日夜肄习其中，必学立艺成而后可出也。其一曰文学，即经史、掌故、词章之学也。经学俾知古圣绪言</a>，先儒训诂，以立其基；史学俾明于百代之存亡得失，以充其识；掌故则知古今之繁变，政事之纷更，制度之沿革；词章以纪事华国而已。此四者，总不外乎文也。其二曰艺学，即舆图、格致、天算、律例也。舆图能识地理之险易，山川之厄塞；格致能知造物制器之微奥，光学、化学悉所包涵；天算为机器之权舆；律例为服官出使之必需，小之定案决狱，大之应对四方，折冲樽俎。此四者，总不外乎艺也。文、艺两端，皆选专门名家者以为之导师，务归实用，不尚虚文，辩论时事，直言极谏。此二者，以觇其作吏之断裁，立朝之风节而已。于是士有以教，亦有以养，自无不奋矣。此外则有武备院、繁术院，用以教武科营弁，使之各成其材。然则废律例之繁文，而用律例之精意，当若何？曰，今天下之所谓吏者，必尽行裁撤而后可。内自京师，外至直省，大自六部，小至州县，举二百余年来牢不可破之积习，悉一扫而空之。而以为士之明习律例者，以充其任，甄别其勤惰，考校其优劣，三年无过，授以一官，以鼓励之。凡昔日之拘文牵义，以一字为重轻，借片言为轩轾，得以上下其手者，悉付之于一炬而后大快。州县监狱，必大加整顿，罪囚拘系无得虐待，夏冬之间所以体恤罪囚者，毋作具文。州县胥役，限以定数，毋得逾百人。凡此者，皆所以扩清积弊也。


    变法自强下


    居今日而论中州大势，固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我中朝素严海禁，闭关自守，不勤远略，海外诸国至中华而贡献者，来斯受之而已，未尝远至其地也。以故天下有事，其危常系西北，而不重东南。自与泰西诸国通商立约以来，尽舟航之利，历寰瀛之远，视万里有如咫尺，经沧波有同衽席，国无远近，皆得与我为邻。如英，如俄，如普，如法，皆欧洲最强莫大之国也。今以中国地图按之，则俄处西北，最为逼近；西南有英属之印度，毗接云南；而法兵业驻越南，则南界又复连属。诸国并以大海为门户，轮舟所指，百日可遍于地球，于是纵横出入，骎骎乎几有与中国鼎立之势，而有似春秋</a>时之列国。惟是中国方当发、捻、回、苗之扰，前后用兵几二十余年，甫经平定。然则以艰难拮据之际，而与方盛之诸强国相邻，设非熟思审处，奋发有为，亟致富强，以图自立，将何以善其后乎？夫风会既有不同，即时事贵知所变。日本，海东之一小国耳，一旦勃然有志振兴，顿革平昔因循之弊，其国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仿效取则，惟恐其入之不深。数年之间，竟能自造船舶，自制枪炮，练兵、训士、开矿、铸钱，并其冠裳、文字、屋宇之制，无不改而从之。民间如有不愿从者，亦听焉。彼以为此非独厚于泰西也，师其所长而掩其所短，亦欲求立乎泰西诸大国之间，而与之较长絜短，而无所馁也。否则，行舟于海，彼则用轮而我则用帆，迟速不同矣；行兵于行阵，彼则用枪炮而我则用刀矛，命中制胜又不同矣。彼以训练节制之师，我以跳荡拍张、漫无纪律之士当之，乌有不败者哉？此强弱之不同也。彼则出地宝，扩财源，而我任听其然，不知搜取，徒知征之于民而已，此贫富之不同也。故日本乃亟思变计也，然则我中国曷不反其道而行之哉？我中国地大物博，幅员之广，财赋之裕，才智之众，薄海内外皆莫与京。溯乎立国规模，根深蒂固，但时异势殊，今昔不同，则因地制宜，固不可不思变通之道焉。其道奈何？曰，毋因循也，毋苟且也，毋玩愒也，毋轻忽也，毋粉饰也，毋夸张也，毋蒙蔽也，毋安于无事也，毋溺于晏安也，毋狃于积习也，毋徒袭其皮毛也，毋有初而鲜终也，毋始勤而终怠也。必有人焉，深明制治之道，周知通变之宜而后可。否则，机器固有局矣，方言固有馆矣，遣发子弟固往美洲攻西学矣，行阵用兵固熟练洋枪矣，而何以委靡不振者仍如故也？洞明时变大有干谋者，仍未能见其人也？徒令论者以为西法不足效而已，或以为糜费也，或以为多事也，或以为无益于上而徒损于下也。呜呼！是非西法之不善，效之者未至也，所谓变之之道未得焉。彼言者直坐井窥天，以蠡测海耳，西法必不受过也。且夫西法者，治之具，而非即以为治者也。使徒恃西人之舟坚炮利，器巧算精，而不师其上下一心，严尚简便之处，则犹未可与权。盖我所谓师法者，固更有进焉者矣，彼迂腐之儒又何足以知之哉。说者又谓中朝制度迥越寻常，前代谟猷姑勿具论，即如我国家康、雍、乾三朝，圣德兵威，詟惕殊俗，式廓版图，讫乎化外，而一时简贤任能，张弛互用，三代以下不逮焉，复何论乎汉、唐。今诚一意讲求，励精图治，先有以明天下兵民之志，而后规复河运，酌禁鸦片，则闭关谢客，亦何不可自固我圉，而奚必鳃鳃焉学习西法也哉？子之所云，适足以贻笑于豪杰之士而自点耳。不知时之所尚，势之所趋，终贵因事制宜，以权达变。天时人事，皆由西北以至东南，故水必以轮舟，陆必以火车，捷必以电线，然后全地球可合为一家。中国一变之道，盖有不得不然者焉。不信吾言，请验诸百年之后。


    除弊


    曩余曾论中国所宜一变者有四，曰取士也，曰练兵也，曰弼教也，曰明刑也。然则此四者之外遂无所事乎？而不知所当因革者尚多也。一曰清仕途。今日服官筮仕者，科目、捐纳、保举，三途并进，杂矣，滥矣。必当痛加沙汰，严为甄别，不必论声华，尚文字，惟以材干品诣为衡量而已。试之以事理则能呈，投之以艰巨则才见，委之以判决则识明。上日接见属员，勿间时日，必使之从容谈论，得以尽其词。而所以遴选守令者，尤必倍加严慎。一曰裁冗员。其有闲员末秩，备位枝官，无益于民事，徒足以耗国家度支者，无论文武，悉从而汰之。且一省之中，既有巡抚而复有总督，有时意见龃龉，而事权不能归一，往往至于误国偾事。在明代，总督之设，原属朝廷特旨，专以统制师旅，地方无事，即行裁撤，而我朝遂据以为定制。是则各省总督一缺皆可裁也，惟直隶、四川、甘肃不在此例。一曰安置旗民。旗民散处于各直省会垣，别设满城，给以糈粮，以为驻防，而以将军统之，并副之以左右都统，以重职守。其立法未尝不善，而二百余年来生聚滋多，供给日薄，而犹任其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无所事事，专事嬉游，无异圈牢之养物。今内自京师，外自直省，凡有旗民满籍愿往开垦者，听其自便。西北一带如西藏、新疆尤多旷土，诚裂其地以封诸王子，如蒙古四十八旗之制，益之以满洲强族为辅，俾与蒙古、满洲互为联络，声气相通，亦所以壮屏藩而厚势力也。一曰废河工。治河从古无善法，而其实不外子舆氏所云，曰疏、曰瀹、曰决、曰排而已。盖水顺其性则流，逆其性则溃。今筑堤防，设闸闭，专事壅遏，河身日高，河岸日下，一有溃决，濒河数十万生灵悉为鱼鱉。然则何不因其势而利导之，使之北行，开通沟洫，西北得兴水利，可种稻田。如是，庶不至旱则赤地千里，水则汪洋泽国。西北之供亿全赖转输于东南也，况乎海运既行，漕运可废，又何必筑闸以蓄水，与水争道哉？夫每岁竭数千万于河工，毫无成效，无异乎辇金填海，病国瘠民，莫此为甚。议者谓海运但可行之于无事之时，若漕运之权则操之在我，老成谋国，以为殷忧。此则非我所知而未尝不笑其计之左也。一曰捐妄费。从来奢侈起于逸乐，节俭生于忧患，而欲崇节俭，必自君躬始。每岁织造中有可减者减之，有可罢者罢之，不必辄循常例。宫中所需宜有定数，内务府宜岁支以若干，而不必求之外省。各省贡品，视其所宜。其他修造之有可省者，工程之不必兴者，一例勿行，自然费不至于浩繁。一曰撤厘金。厘务之设，原以军需孔亟，不得已为权宜之计。今事平之后，久而不撤，且若视之以为利薮。数十里之地，关卡林立，厘厂、税厂征榷烦苛，商民交病，行旅怨咨，亦非所以为政体也，此苏子瞻所谓不终月之计也。今之理财者，徒见厘金一废则一省度支将无从出，不知绌于彼者赢于此，鸦片之税可以加重，而洋酒、吕宋烟皆可榷税，以入维正之供。古者本有丁税，现悉摊入田亩，然而善理财者，丁税之制尚可循古法以复之，惟毋使之扰民而已，安知非补苴之一道也哉？诸弊既除，百利乃兴。辟车路以通平陆，设电线以速邮传，开矿务以采煤铁五金，铸钱圆以便商民、足国用，行西北屯田之法以实营伍、赡额兵，制机器以兴织造，许民间用轮舶以达内河，立公司以贸易于外洋。然后朝廷之上破格用人，草野之间征举隐逸，简贤能豪杰之士，不次擢用，或备将帅之选，或堪出使之才，睦邻柔远，御侮保疆。而于东南洋诸岛、新旧各金山俱设领事，以树国威，以张国体，收拾中土之人心，翼保远方之黎庶，俾声威远暨，迄乎徼外，通商各国，皆简遣使臣前往驻扎。无事则礼乐雍容，有事则甲兵奋武，鹰扬八荒，虎视六合，方且轶汉超唐，驰乎域外。呜呼！谓不足见大一统之盛哉。


    兴利


    中国地大物博，于地球四大洲中最为富强，特当轴者不能自握其利权，自浚其利薮，而亟为之兴利焉耳。迂拘之士动谓朝廷宜闭言利之门，而不尚理财之说。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而轻商，贵谷而贱金，农为本富而商为末富。如行泰西之法，是舍本而务末也。况乎中国所产足以供中国之用，又何假外求而有俟乎出洋贸易也哉？呜呼！即其所言农事以观，彼亦何尝度土宜，辨种植，辟旷地，兴水利，深沟洫，泄水潦，备旱干，督农肆力于南亩，而为之经营而指授也哉？徒知丈田征赋，催科取租，纵悍吏以殃民，为农之虎狼而已。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又复大言而不惭，此真今日士子之通病也。如是天下何由而治？盖富强即治之本也。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既能自谋其生以优游于盛世，自然可静而不可动，故舍富强而言治民，是不知为政者也。西北之地，古帝王之所兴，建都立业，南向以驭天下，初何尝转输于东南？今河道日迁，水利不讲，旱则赤地千里，水则汪洋一片，民间耕播至无所施。此当相地所宜，而为民谋生聚之道，使其所产足以自给，或种木棉，或兴织纴，以补其所绌，亦或一道也。利之最先者曰开矿，而其大者有三。一曰掘铁之利。中国产铁之处不可胜计，盖矿中有煤则必有铁。今中国业经设立船厂、炮局、机器所，无不需铁以资熔铸，必取之于英，是以利畀外人也。今我自开铁矿，则一可省各处厂局无穷使费，二可铸造枪炮，建制铁甲、战舰、火轮、兵舶，三可创造各种机器，四可兴筑轮车铁路，而亦可售之于西人，以夺其利。一曰掘煤之利。中国煤矿遍处皆是，西人向者曾遣格致之士细行考察，知中国一省之所产，足以抵欧罗巴一洲而有余。开矿出煤，于中西皆有裨益。何则？西国轮舶往来中土，其所用之煤皆自远运至，其费不赀，一旦设有不给，轮船即不可行，贻误非轻，若中国有煤，则彼取资甚便。西人每请中国开煤矿而不请中国开铁矿，其深谋秘虑，已可窥见其隐。英人本国虽仅屹然三岛，而以煤铁之利雄于欧洲，其煤铁多贩运于各国。中国既有煤铁，则彼贸易亦必稍减。且我有煤铁，而出口之价稍昂，彼亦无如我何，而我得以独收其利矣。一曰开五金之利。云南产铜，山东、山西产金，而烟台一带尤旺，粤东产水银，四川产银，此法人近日周历其地而知之，曾已绘图贴说，邮寄其国。中国诚能亟为开掘以足国课，而广铸金、银、铜三品之钱以便民用，俾易于流通，又何必全恃西国之银圆欤？其次曰织衽之利。织衽必以机器为先，事半而功倍，巧捷异常，而其利无穷。宜度各省所有之物产而设立机房，如织绒则设于天津、直隶，以取口外之羊毛，织布则设于上海、苏州，以就其地之木棉，织绸则设于湖郡、杭州，以购其地之蚕丝。西人贸易于中土者，不过以匹头为大宗，若我自织，则物贱而工省，且无需乎轮船之转运，其价必贬，西人又何能独专其利欤？此外则一曰造轮船之利。令民间自立公司，购置轮船，用以往来内河，转输货物，装载人客，既无虞乎盗贼，亦不费乎日时，此皆轮船之小者也。其大者，亦可上溯乎长江而远至于外洋，载运各货以贸易于欧洲各国，久而行之，其利自溥。一曰兴筑轮车铁路之利。今南北道阻，货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每苦其贩运之烦，劳道途之辽远。自有轮车，而远近相通，可以互为联络，不独利商，并且利国。凡文移之往来，机事之传递，不捷而速，化驰若神。遏乱民，御外侮，无不恃此焉。如谓敌国资其铁路而反可长驱直进，适以因之自敝。此殆不然。铁路虽蜿蜒千里，轮车虽势若奔电，而去其寻丈之路，即车不能纳轨，轮不能骤驰，或投石而斩木焉，即为之阻，又何虑之有？或谓开矿则足以扰民，是鉴于明代之失，而因噎废食也。夫岂无善法以维持之欤？或曰机器行则夺百工之利，轮船行则夺舟人之利，轮车行则夺北方车人之利。不知此三者，皆需人以为之料理，仍可择而用之，而开矿需人甚众，小民皆可藉以糊口。总之，事当创始，行之维艰，惟能不惑于人言，始能毅然而为之耳。诸利既兴，而中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


    尚简


    隆古以还，靡得而知之矣，唐、虞而降至于三代，其治不相袭。如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至于周末文胜，卮言日出，诸子百家各鸣异说，而朝聘宴享往来酬酢之间，其言词之繁、礼仪之费，徒尚虚文而无实用，其弊至于不可胜言。至祖龙崛起，悉举而付之一炬，此亦势之不得不然者也。盖天下为治无常，质胜则饰之以文，繁极则御之以简。自汉至今，几二千余年，人情之诈伪极矣，风俗之浇漓至矣。律例繁多，刑狱琐碎。文法之密，逾于网罗；辞牍之多，繁于沙砾。动援成法，辄引旧章，令人几无所措其手足。各直省禀报之案，虚词缘饰，百无一真，而更益之以六部之律例纷纭，互相牵制，不知此特便于吏胥舞文弄法，索贿行私，以上下其手而已，非特不能为治，且足以壤政体，而于经国治民毫无裨补。即其下，繁文缛节亦指不胜屈，要不过徒乱人意耳。故吾尝曰，吏胥所据之部例，士子所习之时文，皆可尽付之祝融虐焰中，而后大快也。昔者汉高祖之入关也，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言直捷简快，而其感于人心，已至于浃肌肤、沦骨髓。然则治天下，岂在乎法律之多，足以杜弊而止奸乎？时至今日，在官与在民皆患其繁，势不得不以简御之。其一曰任人。内而天子之权寄于宰相，宰相分之于六部；外而天子之权寄于督抚，督抚分之于牧令。皆必久其期，专其任，虽在远而信之不疑，毋令文法之吏得以掣其肘。既曰破格用人，则所荐举者试之于事，即可不次擢用，而毋令部吏拘以资格。推之于外省调迁委用，亦惟督抚得而持之，一切铨选诸弊端，毋得以挠其间。其一曰设官。请废捐纳一途，而以科甲、保举二者并行。科甲则废斥时文，专尚实学，务求其明晰时务，通达政体，于钱谷兵刑诸大端无所不通，使其于进身之时，即为作官之地，文字则其末也。保举则行古者乡举里选之法，孝弟、经济不专于一门，即使其疲车羸马，庐墓割股，致饰于外，而亦足以厚风俗，正人心，较之无用之时文，相悬奚啻霄壤？若捐纳不废，则官方断不能澄，宦途断不能肃，徒足以病国而殃民。即使此中有才，乡里中岂有不共举之者乎？何事于纳赀为也。其一曰取士。取士不尚乎多，而贵乎有用。今一邑取数十人，而名之曰秀才，其中珠玉与泥沙等耳。且间一岁而取数十人，不数年间，邑中为士者不少矣。为士者多，此民之所以病，而天下之所以乱也。汉家设力田一科，盖欲其无骛乎士之名，而尽其农之实也。取士既废时文，则所以甄别人才者，直言极谏，舆图、象纬，一切专求乎实用。此外则仿效西学，研求西法，务极其精，俾亦得以致身通显，则天下之士无不自奋矣。其一曰练兵。训练水师，整顿陆营，增置战舰。其所用之器，纯以枪炮，而废弓矢刀矛；其所驾之船，纯以轮舶，凡近日所制造者，尽售之于民间，或以供采办运载之用。此外裁汰冗兵，增给军饷，而后营伍无虚名，兵士得以尽心于王事。军中拔擢，以材力、器艺、技巧为先，而兵部但总其大成而已。别开武科，分为三途，一驾驶轮舶也，二制造器械也，三演放枪炮也。此与弓刀石三者，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者，相去不万倍哉。以上四者乃其大纲也，其所以御之者，贵乎简而已矣。至于与泰西诸国交际，则尤当以简为尚。周旋揖让，无徒事乎虚仪，当与之开诚心，布公道，可否决以一言，不必词费也。目今时事正坐坏于羁縻二字耳。曩时主国是者，尚拘泥乎成例，而今成例安在？可见事之不可不变通也。《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非今日之急务哉？而何有乎言说之支离，何有乎文移之往复？其在治民也，于宽大之中隐寓裁制之法，务求其情得以上达，俾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如造轮船，制机器，设银肆，开煤、铁、五金诸矿，出洋行贾，轮舶行驶于内河，许民间设立公司，听其自为，而官常保助之，毋遏抑之。诚如是也，有不国治民安，上下相通，内外交悦，以臻于无为之化者，未之有也。


    停捐纳


    天下自捐纳之开，朝廷之上，几有市道焉。内官自郎中始，外官自道员始，以次递下，一切皆有价值，而更复减价折值以广招徕。从此守财之虏、纨绔之子，只须操数百金、数千金、数万金，以输之部，立可致荣显，朝犹等于负贩，夕已列于搢绅矣。其用赀尤多者，即可领凭赴任。其指省分发，需次省坦者，亦复随行逐队，听鼓应官，公然以为民上自居矣。但得与上游相识，或有世交旧谊，立可得优差，或分派之厘税各厂，月取数十金或百余金。而问其果皆实心办事否，则月至不过数日，余皆委之司事而已。各厂事简而人众，不过上游以此为调剂而已，其所以糜费朝廷之府库者，不知凡几，是挟数百金、数千金，而月收其利至于无算。但在厂当差数年，而捐纳之赀早已全偿，及其挨班得缺，取盈于民，尚忍言哉。近日行捐员考试之法，以观其通否，而所出之题则策论也。闻悉系倩人代作，不过照例纳金以饱阍役之囊橐而已。若是者，仍非甄别以文字，而仍索取其货贿也。其有不觅代倩，不纳苞苴者，则必墨污其卷，涂改其字，俾置劣等，盖法立而弊生如此。夫所谓捐纳者，原与科甲不同，使必能以文字争长，则又何必舍科甲而就捐纳哉？今必试之以必不能之事，而曰不能则汰之，是亦冤矣。况乎居官莅民，独在区区之文字乎？其见亦傎矣。为上游者，独不可于接见之顷，询之以时务，试之以谳狱，示之以疑难案牍。只于数语之间，即可觇其才识，自此二三次或四五次，其胸中所蕴，能堪治民与否，当必昭然洞悉。才者进之，不才者退之，固易易耳。无奈今之为上游者，只以情面为瞻徇，请托为引援，钻营为阶进，财贿为升擢，逢迎结纳为与畀，惟便其一己之私而已。其所谓贤者未必贤，所谓才者未必才，官方何由澄叙，宦途何由整肃哉？原夫捐纳之初，已以利始，至此而责其志趣卑污亦晚矣。捐纳之弊，大者病国殃民，小者空糜廪禄，故不废捐纳，天下终不得治。然则今日各省所有之捐员，将尽沙汰之乎，抑另试之以别事，使其各效奔走乎？吾请为上者大加察核，汰其不肖、不才、不能者，而擢用其贤者、才者、能者。沿海之地则先试之以洋务，其在他省则先以理财各事试之，果其不竞不贪，而后委之以民事，必倍昭其郑重，而彼自奋矣。或曰，为仕者贵乎通达政体，明察利弊，以爱民之实心，行爱民之实政。往往见科甲出身者，仅知诵读时文，迂腐之气，不可向迩，否则自恃为正途人员，骄凌贪愎，为人所不敢为。而捐员之抚字催科，反出其上，故才居报最行堪卓异者，多出之捐员之中。是则何途无才，捐员何不可与科甲、保举两途齐驱并驾哉？不知捐员之自拔于寻常者，千百中之二三而已，其足以坏国家之大体，为盛德之深累者，实无穷也。蒙故以为捐纳一途，万不可不停。然则今日之军需兵饷所以补苴正赋者，将从何出？此时帑项已极形其支绌，再裁此款，其势实难，此筹国是者断不肯听也。吾以为无难也。捐纳一途，但当如汉家纳粟之例，畀以虚衔而不能给以实缺，此外则如虞廷金作赎刑之例，但许赎罪而不能求官。且每年诏各直省督抚，痛裁糜费，厘税各厂，止设一官以专责成，其余一切罢之，即以羡余归之国家。且亦思捐例日开，捐员日多，现已有壅挤之患，再阅数十年，将所谓官者满街悉是，遍地皆然，烂羊续貂之诮，重见于今日矣，岂盛朝之所宜有哉？矧乎兴利之法，于今实多，又何必鬻爵售官，至于累民病国？如开辟矿务，整顿鹾纲，鼓铸钱文，皆今日之要务也，何不次第而举行之？呜呼！宜废者不废，此民生之所以日敝，国计之所以日绌也；当行者不行，此财源之所以日竭，利权之所以日落也。徒令天下有心人抚怀宦习，蒿目时艰，虽焦唇敝舌，大声疾呼，而终至于无如何也。


    设官泰西上


    我国自与泰西通商以来，中外交涉之事亦正多故矣，于是议者遂谓中外之相隔阂，固由于语言文字之不同，而亦由于声气之不通也，莫如遣使驻扎各国都城，而于华人汇聚之地，简派干员，设立领事，藉以为之保卫。此议一兴，论者以为然，于是朝廷简贤任能，各授以职，固有意乎经营远略，而骎骎乎驰域外之观矣。顾或者以为，吾观泰西列邦之通商人国也，商之所至，兵亦至焉，无不驻战舰，设水师，置火器，往来络绎，隐然若备敌国，一有龃龉，兵锋立启。彼以为非如是，则不足以张国体，树国威。往者彼国之行贾于印度、东南洋也，率皆拱手以听命，于是蚕食鲸吞，据为己有，隶入版图。故欧洲各国所临其地之人，无不畏威奉令，退让慑服之弗遑。泰西之以兵力佐其商力也如此。若我国则不然，仅恃一介之使，天朝之命而已。其持节而至泰西也，即附乘其邮舶而行，一切咸赖西人为之调度。昔蔡侯、许男二国君也，以其同乘楚车，谓之失位，故不书于《春秋》。今钦使领事附乘西航，何以异是？则其衔命之初，已无威仪之足慑，又何论其他？至于领事所治者，商务也。若华民之至外土者，类皆潦倒困穷，流离颠沛，计无复之，远泛重瀛，以期缓死须臾而已，掘金而外，工匠、农役为多，安得有巨力者出其间？且其人，类皆顽愚凶悍，习与性成，在内地犹难加以约束，况其出乎数万里之外哉？既无名分之相系，又无势力之相维，一旦交涉事起，殊难措办。至于新嘉坡、槟榔屿、噶罗巴、东南洋诸岛，虽多闽、粤之人寄居，顾其人，类皆购田园，长子孙，数世相承，有在其地二百余年而不归者，率入英籍，为其管辖，所异者不过衣服、饮食、文字、语言尚如其旧耳。今我国设有领事以临之，恐未必为我所用也。或谓华民之流寓于各处者，不下数百余万，其中岂无魁硕贤豪，杰然特出，为众望之所孚，舆情之克协者乎？倘国家赐以尺一之书，立为领事，使之总理各务，必能施措裕如，折冲御侮，为邦家光。近如新嘉坡之黄君、越南之张君、旧金山之刘君，皆其卓卓者也。我国家如欲设立领事，何不使之前驱先导，辟莽披榛，以致其成效乎？吾以为此说亦未必然也。盖彼之所以取信于西人者，不过在贸易场中焉耳，于国家政事体裁未必能知之也。且彼声誉之来，乃由倚赖西人而致，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即使一旦畀以重任，亦复奚裨？试观出入西人之门者，其料事非不明，论事非不精，人人无不以为熟悉洋务，及既筮仕服官，而其设施展布，绝无所异于人。何则？其于一切消息，不能随事而通也，不能随人而访也。如是，局中之所事，实异局外之所闻可知矣，又何怪其昔昭昭而今昏昏也？吾见如是者盖不一其人矣。然则洋务岂易言哉？况乎出使远国，保持商旅哉。呜呼！立国以自强为先，在乎己者能有恃以无恐，而其余自无不举矣。


    设官泰西下


    中国地大人众，实为全地球之冠。以人数而论，几足以抵欧罗巴一洲，泰西诸大国无一能与之颉颃者。即以粤东一省言之，前时户口之数书于版籍者，不过三百万，今则几不下三千万。无论通都大邑人居稠密，即巨乡重镇亦皆有十数万众，其散而之四方者，莫能稽也。至其谋生海外，寄处于遐陬绝峤者，更不知凡几。大抵近自东南洋各海岛，如越南、暹罗、新嘉坡、槟榔屿、噶罗巴、非里比纳、婆罗洲、苏门答腊等处，远如澳大利亚岛、嘉厘符尼亚、秘鲁、古巴等处，统计之不下数百余万。而每岁附蕃舶以往者，犹络绎不绝于道。香港一孤岛耳，时为盗贼之巢穴，兽所嗥，兔所窟。乃自英人开辟以来，诛草莱，平荦确，建室庐，楼台四重，金碧巍焕，而华人趋之如鹜集，至今生齿渐众，已约十三四万，然犹曰此与内地毗连尚近也。东南洋中，凡西人所辟之埠，非华人旅处，不能成聚落，盖西人不过十之二三，华人则十之六七焉。华人至其地，即为其民，一切皆归其钤束。华人皆以为彼西官自能保卫维持，久已相安若无事。惟美国之嘉厘符尼亚一部，华人旅居者，近为埃利士土人所苛待，窘逐困迫，屡濒于危，由是喁喁向望，冀中朝遣使遥临，藉以镇抚而安集之。此人穷则呼天，疾病则呼父母也。古巴、秘鲁之为佣者，日遭虐待，困苦颠连，暗无天日，亦无日不冀天使之来，以拔之水火而登之衽席。今我国家眷顾苍黎，不忍以数百万赤子远弃之海外，特议简星使，设领事，以为保持计，其恩德汪洋膏泽，滂沛斯民，虽捐糜踵顶，亦不足以报万一。然而当斯任者，则甚难也。其在东南洋各岛者，既不能尽归我国领事所约束，而其备于异域者，身在槛阱，欲赎而脱其系，又非中朝力之所能及也。是则领事之设，亦惟虚位备员而已，于海外之民曾亦何补？一有龃龉，反足以损国体而失国威。或曰，泰西诸邦通商于吾中土者，未必尽强国也，如葡、比、嗹、瑞，蕞尔弹丸，亦不过比之滕、薛、邾、莒而已，而每遇事故，辄作飞扬跋扈状，吾中国亦无如何也。英、德、俄、美、普、澳，领事之权几与公使等，凡有所请，无不曲从。西商之来者，亦未必尽遵矩矱而守条教，其所谓入国问禁者无有也，惟径行其西律而已，中朝之律法禁令何尝能加于其身，是固何所恃而不恐哉？则曰彼盖以兵力佐其商力也。调水师，驻战舰，隐然若备敌国，而官吏廉俸、兵士饷糈，一皆取之于商人，而无烦其朝廷之擘画也。而谓海外华民能之乎？华民之至海外者，大抵皆赤贫无赖，计无复之，然后去亲爱，狎波涛，以一死作孤注。其中间有获巨赀者，则即以此为乐土，托西籍以自庇。其在彼处所以绳之者，西法也，讼狱之事，西官听之，虽设领事，岂能为之袒护？徒观其荷桁杨入缧绁而已矣。其在穷迫之民，宛转呼号，以诉于领事之前，领事其能代为设法乎？博施济众，尧、舜犹病，惟有以此自解耳。领事既无利权，又无兵威，形格势禁，孤立无援，言语之不通，文字之不知，亦犹等诸木偶而已。或曰，嘉厘符尼亚一部，华人之殷富者未尝无人，况集腋成裘，积小成大，未尝不可为领事助。不知享其利而不能御其害，安其乐而不能免其灾，愈以解华人之体而贻外邦嗤笑耳。埃利士人之凶横，美官尚不能制，美廷明知其故，而反欲改易和约，以为弥缝，则亦大略可知矣。总之，其弊所由，则在西人至中国，则称之为彼国之商，贵逾上宾；华人至西国，则比之于己国之民，贱等仆隶。积重难返，无可挽回。有心人每论及此，无不吁嗟太息而并不欲见闻也。今请一言以蔽之曰，欲保民于海外，法立而威行，则莫如由自强始，而自强则在得人而已。


    遣使


    泰西诸国以通商为国本，商之所至，兵亦至焉。设官置守，隐若敌国，而官之俸糈、兵之粮饷皆出自商，国家无所糜其帑项也。商力富则兵力裕，故商人于国中可以操议事之权，而于外也亦得以割据土地，经营城邑。如英之于阿美利加洲、于五印度，何尝不如是哉？近来情形虽已稍变，而商人固犹主持其间也。惟我中国则不然，重本而抑末，且商人亦绝少远贾于外者。今者海市宏开，泰西各国皆聚于一中国之中，通商口岸无不各设领事，著名大国无不互简公使，驻扎京师，往来兵舶，络绎不绝。而我国商人，从未闻有行贩于重瀛者，东南洋各岛及古巴、秘鲁、美之嘉厘符尼亚、纽约等处，所有华人皆亡命流离，计无复之，而飘零于海外者也，绝无所谓有身家名望者在其中也。故中国设立领事，简遣公使，或有以为是者，或有以为非者。盖无兵舶以为之翊卫，则不足以张国威；无商务以为之经营，则不足以裕经费。其势几同于孤立，一有龃龉，且亵国体。不知领事之设，所以司理商情，所系尚轻，公使之遣，则恭承简命，职重分尊，专以固好修睦，筹画军国重务。苟我国中有中外交涉之事，其中曲折是非所在，可以与彼国大臣面为敷陈，否则亦可陛见国王，布宣壹是。而所刊日报之中，如其议论未遵乎持平，是非有同乎倒置者，可以立为驳斥，俾通国之人见之而晓然。此所以达外情于中朝，而即所以布中情于远地也。如是则既不至于隔阂，又何事于纷争？故遣公使驻扎各都，于国事要非无裨者也。今通商诸国，其事变众多交际殷繁者，莫如英、法、俄、普、美，简遣公使，亦惟此五国为先，其他尚可从缓，此原权宜通变之道也。若以为非成例所宜，则今日通商一切诸事，请增埠，请驻京，其余纷纷上渎者，岂皆列祖列宗时固有例可援耶？何为乎既请而辄许也？总之，事贵因时以变通，道在与时而消息。先时而能通者，圣人也；后时而不违者，贤人也。时之为义大矣哉。呜呼！察几审势，此中自有权衡</a>，安可与泥古非今者同日语哉？


    使才


    泰西诸国往来，首重通商，于是简公使设领事以联络之。公使总其大，领事治其繁，而交际之道寓焉，盖亦以礼维持之而已。使臣以忠诚外结异国之知，内为朝廷耳目之寄，诸国有意外大事，立即奏闻，其职綦重焉。领事则在保卫商贾，护持贸易，有事则据公法和约为办理，或有不行，则禀陈己国使臣，或转请之外部大臣，以俟裁决，此其大略也。惟是保商贾兴贸易者，固使臣、领事也，而远卫使臣、领事，使其威令得行者，则水师兵力也。水师、陆营以兵战，以力战，以出奇行诡战；使臣领事以笔战，以舌战，以心战，此所谓驾驭于无形，战胜于不兵。况西国使臣、领事设立已久，应办各事均有成章，且国步富强，在外商民均知法守，其办理交涉各事易若转圜。今日者，我国公使远行，领事出驻，为从来未有之创举，兼以中外异形，强弱异势，既无成法之可循，抑且远情之未浃。所驻之处，商舶未闻其时至，水师徒属之空谈。又在外商民率皆亡命无赖，结党肆行，淫博酗悍，靡所不为，而在中国之绅民，又复罔知顾虑，动与西人为难，一遇交涉事起，辄形掣肘。中西所立使臣、领事，其难易判然若此。吾窃以为无难也，在乎任用得人而已，其大要不外乎守约持礼，结信树威，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而已。今西国使臣之在中国也，动恃一己之见，辄肆欺凌，彼国朝廷多未之知也。夫中西之所以隔阂者，原以语言文字之不同耳。每岁西人在中国所行之事，其有关于中外交涉，而或未循乎约章，显悖乎和谊者，不妨备刊日报，俾其国人见之，庶知选事生衅者，咎不在华人而实在西人也，此所谓达内事于外也。使臣行辕宜设译官数员，汇观各处日报，而撷取要略译以华文，寄呈总理衙门，则泰西迩日之情形，正如犀燃烛照，无所遁形。即遇交涉之事，胸中自具成竹，此所谓通外情于内也。商力、兵力、使臣才力，虽互相表里，然有时亦不尽以势力行事。如美索逸犯芝士露，而英必谓依其国例，所交之犯毋许治以别罪。惟美人不可，谓例一国所颁私也，约两国所立公也，且立约在前而颁例在后，何得以例废约？英卒不从，两国遂将和约删除，此不以兵力之一证也。要之，使臣固当熟谙和约，详稔公法，审时度势，察机观变，以忠信笃敬，上结主知。泰西历来使才，均极一时之选。今我朝事当创始，尤宜郑重，遴正人，清流品，采声望，慎名器，毋使夤缘竿牍者，逞游说而恣簧鼓。盖简拔不精，登用太杂，收罗过广，升擢近滥，恐有以亵国体之尊严而贻远方之口实。今我国人才彪蔚，炳炳麟麟，文章经济足以华国而耀远者，讵乏其人？将见后来宣上德而树远威，必有班定远、傅介子其人者出焉，引上国以自重，辑强邻以来归，必有随何、陆贾</a>其人者出焉。惟是维持使臣虽不尽在兵力，而指授机宜，则实系于总理衙门，故诸国部臣中以外部为最重。普相俾思麦之总理外部也，知俄人久存窥伺印度之心，于是貌与俄亲，以坚其兼并之志。俄人遂唆土耳其两教相争，而其乱以作，知英未尝须臾忘保印度也，阴怂英廷购受苏彝士河，以壮其拒俄之怀。于是英、俄遂有不并立之势，而又授意国中日报，屡言俄人在新疆辟路往印度，以激英之怒，及英相识其行间，而嫌衅已构，难以骤为挽回矣。若夫本国之事、西国之情，彼此皆宜速付邮筒，以通消息，故于亲疏强弱之际，所以待之者高下适宜，轻重各当。夫有使才而无兵力固不可，有兵力而无使才亦不可。法使边尼德体轻写约稿，徒为人绐，见哂邻邦，贻误本国。至如英使意理葛，一闻土王许俄兵来驻土京，即行飞报国中，请拨战舰守俾嘉锡海，谋于土臣，废去土王，而俄遂失望。此使才兵力俱极其能者也。凡此西国使臣之近事，我国使臣当耳闻而心识之，以扩其胆智，练其干材，而后睦邻修好尽其职，保商御侮著其长。上有以副朝廷委任之隆，下有以慰草野爱戴之切。树厥风声，恢乎罔外，非宣尼所谓“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者欤？呜呼！孰谓使才之难得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