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书法
3个月前 作者： 李叔同
一．缘起
几位友人及学生都说我的书法好，其实是过誉了。朽人虽爱好书法、音乐等艺术，但自愧生来没有什么天赋，仅天性喜好而已！至于艺术成就，则自视没有少许悟性，所以更没有“成就”可言了。
但几位同好书法之友人一再相邀，几番推迟不得，故只好不揣浅薄，在此与大家妄谈。
为了方便大家了解，我拟从书法流派及其发展简史谈起，以助诸君知其概貌，粗窥书法之历史脉络。
二．五大书体及其流派
书法，顾名思义就是书写文字的规则或方法，用以记录或传递信息，故文字不可不重视。然而，各国的文字，因其产生之年代与人们认识的不同，故在结构、分布及至章法多不相同；甚至一国文字，因历史变迁之不同，而有不同之形体，故有书体及流派之由来。
古书云“书画同源”，而实际亦如此。以我国汉字为例，即从形象之图画开始的，后来书法成为一门艺术，即是“字如画”或“画如字”，自有它的艺术魅力所在。
自秦汉以来，不少书法名家多为书画大家，甚而融字之法入画，或融画之势入字，颇有开创之大家，故有五体流派之由来。
进而述之——工笔中之人物，其脸或手、或臂、或衣褶，多为玉筋篆的笔法；再者，花卉画中之花、瓣、茎、叶，亦是篆书的笔法，故而线条或流畅柔软，或坚硬如铁，可证以书绘画者也。而绘画之腕力、手势，与书法主力度与技法，亦多有默然相契之处，此为“以画入笔者”之明证也。若论书</a>体，一般称正、草、隶、篆及行书，共称“五体”。现从发展之次序，首以甲骨文为先，次为钟鼎文、石鼓文、大篆、小篆，以上是“古文”的范畴；而后才有隶、草等体。现简要讲一下它们的历史由来及其流派。
1．古文
（1）甲骨文
甲骨文为我国最早的文字形式，是以商代和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的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此为已知的最早的汉语文献形态。
早期那些刻在甲骨上的文字曾被称为“契文”“甲骨刻辞”“卜辞”或“殷墟文字”，现通称为“甲骨文”。因商、周时期的帝王，凡诸事多用龟甲或兽骨进行占卜，以察吉凶或定国事，后将占卜之结果刻于甲骨之上便保存，此即为“甲骨文”之由来。
当然，除占卜吉凶外，甲骨文内容涉及面亦广，如天文、历法、气象、地理、封地、世系、家族、人物、官职、征伐、刑狱、农业、田猎、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故甲骨文是研究我国古代——尤其商代的社会历史、文化及语言文字极为珍贵之资料，已发掘的甲骨文献中的殷商甲骨卜辞，主要是殷墟甲骨。殷墟甲骨是商代自盘庚迁殷至帝辛（商纣王）270余年间的遗物，大多数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或其附近。自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被发现后，大量有字甲骨遭私人滥掘，并为古董家、学者和一些驻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所收集。1928年秋才由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人员进行科学发掘。
最早编纂甲骨文献的人是江苏丹徒的刘鹗</a>。光绪二十九年（1903），刘鹗在罗振玉的帮助下，编纂并出版了历史上第一部甲骨文集《铁云藏龟九》因此，研究甲骨文早期贡献最大的是金石学家罗振玉。
当时人们尊尚鬼神，遇事占卜，他们把卜辞刻在龟甲和兽骨的平坦面上，涂上红色标示吉利，黑色标示凶险。这些文字皆用刀刻，大字约一寸见方，小字如谷粒，或繁或简，精致非凡。
（2）金文
比甲骨文稍晚出现的是金文，金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则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常常作为“青铜器”之代名词。金文（或钟鼎文）就是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
以内容而言，金文的内容多为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记录，皆反映当时之社会生活。金文字体整齐道丽，古朴厚重。相对甲骨文而言，化板滞为流畅，变化多且丰富。以字体而言，金文基本上属籀（大篆）体。
周宣王时所铸之《毛公</a>鼎》，上面的金文极具有代表性，其铭文共32行，共497字，是出土之青铜器铭文中最长者。《毛公鼎》铭文的字体结构严整，瘦劲流畅，布局不弛不急，字之位置排列得当，是金文作品中之杰出者。此外，《大盂鼎》铭、《散氏盘》铭亦是金文中难得之作。
古文中除殷墟甲骨较为著名外，钟鼎方面有《盂鼎》《小盂鼎》《散氏盘》《毛公鼎》，乃至《三体石经》中的古文。
（3）篆书
“篆”者，依《法书考</a>》解释：“篆者，传也，传其物理，施之无穷。”谓为传递事物的信息或道理，可以传承、延绵，以至无穷。
《说文》云：“篆，引书也。”谓引笔而书，引书成画，积画成形，形以象字之意也。在六书中，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皆以象形为基础而来。故象形字为最早之文字形状，亦是篆字的主要特征，此为其一。
篆书特征之二，是其笔画有转无折，一切转弯之笔画，都成圆转而成，无有方折。
此所谓“篆”为广义的“篆”，泛指秦代与秦代以前的各种字体。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经多次的变化，其历史可分三阶段，即：古文（包括甲骨文、钟鼎文等）、大篆（籀书）和小篆。大、小二篆，虽出自钟鼎甲骨，但依然为原始字体。唐代孙过庭</a>曾在《书谱</a>》中说</a>过：“篆尚婉而通。”就是说篆书的笔画必须婉转而通顺；所谓通顺，指转弯的笔画没有方折笔势，而成圆转。秦时，隶书自小篆中出，渐成新的字体，当时还是隶书的初形。
至汉代时，隶书渐兴，时为以后，此一时期为隶书成熟期、壮年时期，是隶书当道的典型时期。作为实用文字，二篆逐渐退位让于隶书；但作为书法艺术，仍有名家，如汉相箫何所作，时称“箫籀”。后汉篆书名家中有位名叫曹喜的，时称“篆书之工，收名天下”，史书中说他“喜倾慕李斯</a>笔势，少异于斯而亦称善。”此人喜尤工悬针篆、垂露篆与薤叶篆。
另外，后汉名家还有蔡邕</a>，他是《熹平石经》的书写人，著有《篆势》，史书中说他“蔡邕书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此外，许慎工小篆，师法李斯，笔法奇妙，著有《说文解字》14篇，对后世影响极大，承传了篆（籀）书法度，成为后世学习之圭臬，曾被奉为“楷书正误”的标准。后汉著名篆书遗迹中的《嵩山少室》《开母庙》和《西岳庙》三石阙，还有汉碑篆额若干种。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虽楷、行、草等书体均已诞生，而仍不乏篆书名凉。如魏时《正始三体石经》上的古文和小篆，可谓汉篆的典型。而《吴禅国山碑》篆法严整，《天发神谶碑》则由转而折、由圆而方，名为篆书，已显隶书之韵意。晋时的《安邱长城阳王君神道碑》，其篆书笔法多方头尖尾，略带挑法。
此外，宋代范晔</a>工草隶，尤善小篆；梁代萧子云：“创造小篆飞白，意趣飘然。”欧阳询</a>评云：“萧侍中飞白，轻浓得中，如蝉翼掩素。”另，梁代庚元威善作百体书，并作杂体篆24种，这些亦是篆书名家。
唐代之篆书名家首推李阳冰，史书中说他的篆书“变化开阖，如虎如龙，劲利豪爽，风行雨集”。他自己也说过：“（李）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信也。”唐代吕总说他：“李阳冰书若古钗倚物，力有万夫。李斯之后，一人而已。”史书中说他的《乌石山般若台题名》《处州新驿记》《缙云城隍庙记》《丽水忘归台铭》为“阳冰四绝”；另有《李氏三坟记》《唐公德政颂》，以及“听松”二字，都很有名。
五代两宋时期工篆书者亦不少。较著者为徐铉</a>、徐锴</a>兄弟，世称“二徐”（铉为“大徐”，锴为“小徐”）。兄弟二人皆好李斯小篆，造诣颇深。徐铉遗迹有《篆千文》《温仁朗碑额》等。徐锴著有《说文解字系传</a>》40卷，《说文解字篆韵谱》5卷。除“二徐”外，较著者尚有郭忠恕</a>、僧人释梦英等。
郭忠恕，字恕先，著有《汉简》一书；作品则有《重修五代汉高祖庙碑》《怀嵩楼记》等传世。梦英（僧），衡州人，号宣义，工“玉箸篆”，有《千字文</a>》《夫子庙堂记》《妙高僧传序》等传世；著作有《篆书偏旁字源》。元代时，篆书成就较大者，如赵孟、吾邱衍</a>、周伯琦等人。赵孟篆书多见于碑额及墓志铭盖。吾邱衍著有《学古编</a>》
《三十五举》《周秦石刻音释》《学古编》《印式》等专论“篆法”之著作。周伯琦有《李公岩》《临石鼓文册》等传世，著有《六书正讹》《说文字原》二书。明代篆书名家中，以李东阳</a>最为有名，其小篆清劲入妙，卓而超群，自成一家。赵宦光根据《天玺碑》而小变其体，创作草篆，颇具个人特色。程南云、景阳、徐霖</a>、陈淳</a>、王谷祥等人亦是有名之书法家，他们多承宋、元遗风。
清代篆书名家则比前代更多，以清康熙</a>时期的王澍</a>为最为有名，此人篆书谦和朴实，一时顿称“无双”。江声的篆书兼《石鼓》《国山》之遗意，故成一代名家。清乾隆</a></a>时的洪亮吉</a>、孙星衍</a>、钱坫、桂馥等亦以篆（籀）书著称，而尤以钱坫为杰出。清嘉庆时期，有名家邓琰（石如）崛起，其篆法出入二李（李斯、李阳冰），包世臣</a>在《艺舟双楫</a>》中将其推为“神品第一”。清代篆书名家多笃守阳冰之法，邓琰则一改往习，以隶笔而为篆书，对后世影响极大。清道光年间，黄子高篆法俊健，直追邓琰之风。又有何绍基以颜真卿</a>之笔法作篆，圆融茂密、刚劲有力，终成一格。至清末乃有杨沂孙、泗孙兄弟二人均从《石鼓》入手，参以钟鼎款识，自谓“历劫不磨”。后有吴大澄，所写篆文平整匀净、凝重简炼，中年以后杂以古籀，另辟蹊径，终成高手。吴芷龄则以汉碑篆额、汉印篆法，参以《开母庙》《国山》《天发神谶》等碑刻，于邓、钱二家之外独树一帜。
此为篆书演变之脉络，所述或许不全，容后来者补之改之可也！
（4）大篆
大篆，起于西周晚年，春秋</a>、战国间通行于秦国，字体与秦篆相近，但字形构形多为重叠；因著录于《史籀篇》，故称“籀文”，籀文是秦统一中国前流行之文字。
《史籀篇》乃用首句为篇名，实非人名。《史箍篇》取多少字已不可知，许慎《说文解字》中举出220余个不同的字。
据传《会稽刻石》和《峄山刻石》亦李斯作品，但传世的据说都是宋郑文宝</a>重刻的南唐徐铉摹本。《琅琊台刻石》传为李斯所书。
籀文，又称“石鼓文”，以周宣文时的太史籀所书因而得名。他在原有文字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并刻于石鼓上而得名，石鼓文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刻石文字，为石刻之祖。
隋唐之际，在天兴县（今陕西省凤翔县）发现了十个石碣，样子像鼓，故起名为“石鼓”，上面的文字也因此而称为“石鼓文”。每个石鼓上都刻着一首六七十字的四言诗，据专家考证，这些石鼓乃春秋末年至战国初年的物品，上面的诗是歌颂秦王的；石鼓文为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
（5）小篆
小篆，又名“秦篆”，因相传为秦国丞相李斯所创，故名。小篆为通行于秦代之文字。其字体形体偏长，匀圆齐整，由大篆衍变而来。东汉的许慎《说文解字·叙》称：“秦始皇</a>帝初兼天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今存《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残石，即小篆代表作。自李斯以后，唐代李阳冰、五代的徐铉、近人邓石如等皆以篆书见长。
自甲骨文、钟鼎文、大篆发展到春秋战国时，各国删繁就简，各行其令，故文字极不统一。秦灭六国后，秦王采纳丞相李斯之意，进行文字改革，故有六国文字统一之事。据记载，参加统一文字工作的人有赵高、程邈、胡母敬等。但依《说文解字》收列9353字，所举须要改革的篆文只有225字，所以不能说李斯“创造了”小篆。相传，秦代金、石刻文皆出李斯之手，此为李斯的杰出功绩，其对秦统一文字、简化文字的贡献亦是功德不小。自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东迁洛阳（河南）后，五百余年，经历诸侯兼并的春秋时期和七国争霸的战国时期；语言方面，则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据史料记载，只“宝”字的写法，当时就有194种不同形态；“眉”字的写法也有104种；“寿”字的写法亦在百种以上。这些异形的文字，有的字体柔婉流动、疏密夸张，有的体势纵长、结构怪异，此为书法艺术新的里程碑。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为了便于统治，故在文字上实行了“书同文字”的政策，“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秦文是沿袭西周的文化传统，在“金文”“籀文”（大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书体，故秦文又称“秦篆”，后人又用“小篆”称之，以区别于“大篆”。
秦代刻石保存小篆书迹稍多，以秦始皇所立诸石最为重要，《琅琊台刻石》《泰山石刻》及其拓本残存《始皇廿六年诏》等最能见其真相。
《峄山刻石》是秦篆（即小篆）的代表之作，字的点划均为线条，粗细一致，圆起圆收；字体端庄严谨，有实有虚，疏密得当，显得从容平和，而且刚劲有力，故后人有评云：“画如铁石，千钧强弩”。《峄山刻石》的字结构上紧下松，垂脚拉长，有居高临下的俨然之态，似乎读者须仰视而观；在章法上行列整齐，规矩和谐。秦刻石在总体上从容、俨然、强健的艺术风范与当时秦王朝的时代精神是统一的。《峄山刻石》原石被后来三国时期的曹操</a>登山时毁掉了，但留下了碑文。
小篆字体，当以秦刻石为代表。据《史记</a>·秦始皇本纪》言：秦始皇曾经在东巡中立了六块碑刻，今所存者仅《泰山石刻》《琅琊台刻石》两种，秦刻石传出自李斯之手。
《泰山石刻》为前219年时所刻，原石毁于清乾隆五年（1740），今存十字，其书笔画俭约，结体规矩典雅。
《峄山刻石》今所传者为宋代郑文宝所摹刻，《峰山刻石》翻刻的有很多，而尤以郑氏为最精。以上诸碑是秦篆的典型，其特点是用笔匀净、劲瘦，提笔疾过，圆融峻俨，其笔法又有“玉筋”“钗骨”之说，所以秦篆又称“玉筋篆”。
2.隶书
隶书，又称“隶文”“隶字”，是我国自有文字以来第二大书体。因原来用以辅助篆书，故又称“左书”“佐书”或“佐隶”，此几种叫法随着隶书取代篆书而逐渐不用。
古时，书家多谓隶书是秦代程邈所创，直到近代方才认为隶书是自然演变而来的。隶书从秦代开始，经长期发展、演化，至东汉末年进入成熟期，这时楷书也逐渐出现。东汉末年，钟繇</a>任黄门侍郎之职，他能写隶、楷、行、草诸体，尤善于楷书。他所书之楷体，世称“开创了由隶到楷的新貌”；而此时楷书已渐占统治地位，但隶书作为一种书法、一种艺术，仍为世人所喜爱，故能流传至今。
随后，隶体不断地变化发展，其书体之特征为：笔画比篆书复杂而多变，不但有横、直、折、勾，还出现点、戈、撇、捺；笔法是方圆并用，方多于圆；逆锋、藏锋、回锋兼施；行笔是中锋、偏锋都有或同时存在；其笔法的典型特点是有波势、用挑法，即平常所说的“蚕头凤尾”，字的形状也由长而为扁平。
隶书从秦隶到汉隶，最后又过渡到唐隶，其间还经过众说纷纭的“八分”，如后所述。
清代以隶书著称者有郑黼、陈恭尹、顾蔼吉、桂馥、邓琰（石如）、黄易、伊秉绶、陈鸿寿、赵之琛、何绍基、俞樾、徐三庚等人；其中，郑黼、陈恭尹、顾蔼吉为专工隶书者；而桂馥、邓琰、黄易、伊秉绶、陈鸿寿、徐三庚等人篆字亦不亚于他们的隶书成就；至于邓琰（石如），虽以篆刻著称，而其所写隶书苍劲浑朴、卓尔超群，所自成一家，是隶书中难得一见之珍品。
（1）秦隶
早期的隶书，因初脱胎于小篆，故虽比小篆简捷，但仍保留篆书的较多笔势、笔意，其字多是半篆半隶、浑然一体，用笔变圆为方折，多用中锋圆笔，此时的隶书尚无波、挑，保存了篆字细长的字形，章法参差交错，变化随意而为，不受界格之所局限，如《秦权》《云梦秦简》或西汉时的碑刻。
（2）汉隶
此时的隶书，已是发展成熟的隶书，为隶书的典型时期。一般所谓“隶书”，多指这一时期的隶书。已完全摆脱篆书笔意而成全新之书体，其主要特色为“波磔披拂，形意翩翩”；用笔“藏锋逆入”“逆入平出”或“翘首举尾，直刺邪掣”，多为“蚕头凤尾”势；笔画有粗有细，轻重相应；字形亦由长方而成方扁。
隶书，以汉隶为主体；汉隶，则以后汉时的隶书为准则。在后汉隶书中，有名的碑刻很多，如《斐岑纪功碑》《西峡颂》《夏承碑》《张迁碑》《子游残碑》《鲜于璜碑》《礼器碑》《曹全碑》《熹平石经》《史晨碑》《石门颂》《杨淮表记》《苍颉庙碑题铭》等，这些碑刻风格不同、笔法互异，按其笔法大致可分“方笔”“圆笔”两大类；但按其风格、神韵，则可分为五大流派：
①如《乙瑛碑》《史晨前后碑》《礼器碑入》《华山庙碑》等属“圆润瘦劲、端整精密”的一派，以“法度谨严、笔意飞动”见称，乃隶法之正宗。
②如《曹全碑》《孔宙碑》《孔彪碑》等属“秀丽工整、圆静多姿”的一派，是汉隶中之精品。
③如《张迁碑》《鲜于璜碑》《西狭颂》《衡方碑》等属于“方整宽厚、峻宕雄强”的一派，为隶书中之佳作。
④如《石门颂入》《杨淮表记》《封龙山颂》《开通褒斜道石刻》等，属“风神纵逸、气势奔放”的一派，亦难得之石刻。以上各碑，除《封龙山颂》外皆为摩崖石刻；而花岗石石质坚硬，颗粒较大，虽无法刻得秀丽严谨、粗细有形，然而恰能体现隶书“飘逸奔放”的风格。
⑤又如《郁阁颂》《夏承碑》《君子残石》等属“意态奇古、气度宽阔”的一派，亦是难得一见的书法作品，多为书法家所爱。
3.楷书
楷书，即楷体书法，是从汉末、魏晋时起直至近代广泛流行的书体，是我国第三大书体。
楷书，又称“正书”“真书”。楷有“楷模”“法度”“标式”等义，最初用以称呼书体。晋代卫恒</a>《书势》云：“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所说“楷法”为“八分楷法”，即间乎隶、楷之间的“八分”书体；近世所谓的“楷书”，非指“八分楷法”，乃指脱尽隶笔、隶意的正书楷体，故楷体又称“正书”。从形成的角度讲，钟繇所写的楷字即是“正书”，虽他的字尚有隶书的笔意在，但说楷书起自汉末也是可以的。
楷书之特征有三：其一，笔画端正，结体整齐，工妙在点、画，神韵体现于结体——楷字多平正齐整、端庄大方、结构严紧，正如宋代苏轼</a>所说：“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故楷书“严整而不失飘扬、犀利刚劲而似飞动”。其二，笔画有规律可求——如“永字八法”即是习楷之范例，故有规律可寻，即一切楷书的笔画皆可纳于“八法”之中。其三，起止三折笔——“运笔在中锋”是楷书的典型笔法，运笔中锋，则字多遒润。
楷书的体势和风格流派较多，然就其基本规格而言大同小异。其小异可分为三：一是肥、瘦之分，肥厚者如颜体，瘦挺者如柳体；尚有极瘦者，如瘦金书。二有长、方之别，正方者如褚体，长方者如欧体。三是朴、媚之异，淳朴者如虞体，抚媚者如赵体。
楷书的著名流派，多出现在魏、晋、唐、宋之间，后分为南、北两大体系。
南系楷书的著名流派，首推钟、王，此为魏晋时期楷书开宗立派之主要代表。钟即钟繇，王指二王：“大王”王羲之</a>，“小王”王献之。钟、王的楷书，秀丽挺拔，备尽法度。钟繇的《宣示表》，王羲之的《黄庭经</a>》《乐毅论》，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都是他们的著名墨迹。钟、王之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相继于后；其次，又有颜（真卿）、柳（公权）、赵孟等书法家横空出世，这些书法大家多有自创、终成一家风格。后世所说的“欧体”“颜体”“柳体”即是指他们的楷书风格而言。
北系楷书的著名流派源自魏时的碑帖。魏碑，乃是界乎隶、楷之间的一个流派，亦是重要的楷书体系，是书法中珍贵之宝藏。最早以索靖</a>为代表，而后方形成“北系”书法体系。北系楷书的书法遗迹主要是石刻碑铭，且多没有记载书写者姓名，因此北系楷书不是依书法家的风格而定，而是以碑帖名称来区分流派，传世碑帖中，最为有名者有《谷朗碑）《郑文公碑》（魏）、《张猛龙碑》（魏）、《龙门造像诸品》（魏）等。另，除魏碑外，尚有少量晋碑及南朝宋、梁时碑，如《爨宝子碑》（东晋）、《爨龙颜碑》（南朝宋时）、《瘗鹤铭》（南朝梁时）、《石门铭》（魏）、《张玄墓志》（魏）。至清代时，有书家阮元首倡碑学，包世臣继之，近人康有为</a>接踵而起，大兴“尊碑卑唐”之风，故而使碑学大盛。
（1）欧体
为欧阳询所创，其字正书结构，“易方为长，以就姿媚”“四面停匀、八方平正”“书如凌云台，轻重分毫无负”“笔备众美，翰墨洒落”，此即史书所说欧体之风格，欧体著名碑帖有《九成宫醴泉铭》《皇甫碑》《化度寺碑》。
（2）虞体
为虞世南</a>所创，其字偏长，略同于欧体，字形工整齐备、不倾不倚，法遵“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严谨洒脱，如《孔于庙堂碑》。
（3）褚体
为褚遂良所创，其书丰润劲炼、清远古雅，用笔方、圆兼容，间含隶意；结体婉畅，用笔多变、中侧兼收、顺逆并用，其书对后世影响极大。著名碑帖有《孟法师碑》《大字阴符经</a>》《雁塔圣教序》等。
（4）薛体
为薛稷所创，其书得欧、虞、褚、陆之遗风；其师承血脉近于褚遂良。此人用笔纤瘦有力，结字疏通流畅。著名碑帖有《封中岳碑》《郑敞碑》《沓冥君铭》等。
（5）颜体
为颜真卿所创，其字探源篆隶，楷法谨严，放而不流，拘而不拙，结字方圆，笔法肥劲，如《多宝塔》《东方画赞》《勤礼碑》《麻姑仙坛记》《颜氏家庙碑》。
（6）柳体
法出颜真卿，后独创一格、自成一家，其字意瘦挺，体势骨力遒劲、爽利挺秀。著名的碑帖有《玄秘塔碑》《神策军碑》等；尤其是《神策碑》，可看出柳字颜字之间的关联或渊源。
（7）赵体
为赵孟所创，世称“赵体”。其字以“风流、和婉”著称，其书风遒媚秀逸、和婉适中，结体严整、笔法圆熟；著名碑帖有《妙严寺记》《三门记》《妙法莲花经》《信心铭</a>》等。宋代楷书，首推蔡襄</a>。蔡襄，宋代杰出书法家，“宋代四大家”之一。其书风格意取晋、唐，恪守法度，以神佳为度，讲究古意，书云“端劲高古，容德兼备”，为开启宋代书派主流之代表。蔡襄之字师法蔡邕、崔纾，后崛然独起。初学周越，其字变体出于颜真卿；年轻时，其字明劲有力，晚年则回归淳朴恬淡、婉美妍媚；他的大字端庄沉着，小字则秀丽多姿。大楷作品有《洛阳桥记》《有美堂记》《昼锦堂记》等，小楷如《茶谱</a>》《集古录序）等。宋徽宗</a>赵佶</a>，正书笔势劲逸，初学薛稷，后变其法度，独创一格，自号为“瘦金书”，对后世楷书亦有较大影响。元代著名书家赵孟，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
明代楷书较著名者有董其昌</a></a>，他初学颜、虞，后改钟、王，后终成一家。
清代楷书名流有钱沣、何绍基，其楷法皆学颜真卿。钱沣之字，结体严整，气势雄伟；何绍基之字则体势遒劲，气势流畅，此二人对清代楷法影响较大。
以上为楷书之简要脉络。
前文所谈楷书碑帖，多以大楷、中楷为主；而小楷名帖则较少，主要有钟繇的《荐季直表》；王羲之的《东方朔</a>画赞》《乐毅论》《黄庭经》《曹娥碑》；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钟绍京《灵飞经》；赵孟的《道德经</a>》；文征明的《醉翁亭记》《雪赋·月赋合册》等。
4.草书
草书，即草体书法。草为“草创”“草藁”之意，章草和今草为草书的两大主要流派，代表其发展之两大阶段。
（1）章草
章草由隶书演化而来，沿用隶书章法，横画上挑，左右波碟分明。“笔有方圆，法兼使转”，结体“古雅平正、内涵朴厚”。唐代孙过庭于《书谱》中说“章务险而便。”唐代张怀瑾在《书断</a>》中说：“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可见章草就是隶书过度到草书之特有形态，或称“隶草”。
章草著名的碑帖有西汉史游</a>的《急就章》、东汉张芝的《秋凉平善帖》、东晋王羲之的《豹奴帖》，西晋索靖的《出师颂》也是章草精品；另有西晋陆机</a>的《平复贴》，西晋索靖的《月仪》《载奴》帖也颇可观。自今草兴起后，章草势微，传世的有唐代褚遂良的《黄帝</a>阴符经》等。
（2）今草
今草由章草演变而来，此时已完全脱离章草之隶书痕迹，故字更显潇洒、奔放和流畅。今草流派较多，大致可分为三支：
①小草：唐代孙过庭在《书谱》中说：“草贵流而畅。”故小草特征以“流注、顺畅”为主；运笔多用转法，故字多显“韵媚、婉约”，而法度较为谨严，字字区分，不作连续带笔，意态飞舞奔放、随意流畅。著名碑帖以孙过庭《书谱》为代表，故小草派又称“书谱派”。另有隋代智永《千字文》亦是有名的代表作。
②大草：又名“狂草”，唐代张怀瑾《书断》中说：“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所以“大草”又名“一笔书”。其特点是于小草笔法之上，进而成为“字字相连、体势连绵”的笔势，其字笔意奔放、变化万千、首尾呼应，故气势贯穿一体、融会一如。著名碑帖有张芝的《知汝殊愁帖》，张旭的《肚痛帖入》《古诗四首》，怀素的《自叙帖》《食鱼帖》，都是大草或狂草的典型作品。
③行草即草书、行书夹杂之字体，其早期形态为“藁书”
（即“相闻书”），一般用于尺牍。王愔云：“藁书者，若草非草，草行之际。”故知“藁书”为草书发展之过渡形态，后来发展成草书、行书并用，其特点为“行草夹杂、用笔秀丽”，字《智永真草千字文》（局部）不连绵但神气贯通。如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行穰帖》，王献之的《中秋帖》《送梨帖》即是典型墨迹。
后世草书名家，有宋代苏轼《醉翁亭记》、黄庭坚</a>《诸上座帖》、米芾</a>《草书九帖》、蔡襄《草书二诗帖》，明代祝允明</a>《前后赤壁赋》、文征明《滕王阁序》等，明末清初的王铎则一反常规、另辟蹊径，后自成一家，其章法影响后世亦大。此等大家于草书上造诣颇高、别具一格，为草书之代表人物。
5．行书
行书，即行体书法，亦名“行押书”，行书从楷书演化而来。唐代张怀瑾云：“务从简易，相间流行。”宋代姜菱《续书谱</a>》云“行出于真。”行书特征是“非真非草”，介乎真、草之间。从楷书到今草，较自然形成了行书。宋代的《宣和书谱</a>》中就有“真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乎两间者，行书有焉”之语，可知行书之特征。
三．历代书法家及其作品
前面，我们就五大书体以及它们的流派讲述了一番。接下来，我们再以年代划分，分别讲述一下各个朝代的书法特色，以及同时代的书法名家，并就他们的代表作品略加评述，以增趣味。
1．两汉时期
我国秦汉时期，汉字的变迁更为剧烈也最为复杂，大篆经过省改而创造了小篆，李斯所书《泰山》《琅琊》《峄山》等石刻，即是“小篆”典型。另外，隶书发展成熟，草书发展成章草，行书和楷书也亦萌芽。书法家可谓人才辈出，此一时期的书法成就影响后世极为深远。
秦汉书</a>法遗存今天的有帛书、简牍书，还有壁画、陶瓶及碑上的刻字。汉代的石碑艺术在这一期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西汉碑刻虽少，而东汉则有“碑碣云起”之兴盛现象，可见书法在当时的成就。这一时期出现不少好的石碑，如以《张迁》为代表的“方劲古朴类”；以《曹碑》为代表的“飘逸劲秀类”；以《礼器碑》和《前史晨碑》《后史晨碑》为代表的“端庄凝练类”等著名的碑铭。
至汉时，篆、隶、章草均有成绩，如此时已显露行书、正楷的端倪；而且，由于书法艺术在秦汉时代的昌盛，在这一时期的篆刻作品亦是十分精美的，并出现了各种印章。
（1）史游
史游，西汉元帝时人，官至黄门令。曾解散隶体而求速书，但存字的梗概，损隶书的规矩，但求书写纵任奔逸，而大胆打破隶书书写之章法，因作《急就章》，故后人称其书体为“章草”。因草创而成的字体，故称“草书”。
《急就章》，汉代史游撰。王惜说：“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
其书自始至终，无一复字。文词雅奥，亦非后世蒙学诸书所可及之。旧时曾有曹寿、崔浩、刘芳、颜之推</a>《注》，今皆不传，唯颜师古</a>《注》一卷存世。后有王应鳞补注之。
《急就章》今本34章，此书不是简单地把许多单字放在一起，而是有意识地加以组织，按姓名、衣服、饮食、器用等分类变成韵语，多数为七字句，这样学童在学习认字的同时还能增长各方面的知识。全书取首句“急就”二字作为篇名，“急就”就是速成的意思。这是一本速成的识字课本，全书共收2016字，没有重复的句子，文辞雅奥，是后世蒙书少能匹及的。
从周秦到汉中叶，可以说是以《史籀篇》为代表的蒙学教材流行时期。从汉中叶到南北朝时期，史游的《急就章》盛行，是当时主要使用的蒙学教材。而“自唐以下，其学渐微”，《急就章》的主流地位渐被新出的《千字文》所替代了。
汉代时期，先合秦代《苍颉》《爰历》《博学》等三书为《苍颉篇》，作为蒙学教材。后来又有《凡将篇》（司马相如</a>作）、《急就章》（史游作）、《元尚篇》（李长作）、《训纂篇》（扬雄</a>作）等书先后问世；后来又把《苍颉篇》《训纂篇》《滂熹篇》合为一书，称为《三苍》（也称为《苍颉》），这些书都是汉初《苍颉篇》的继续和发展，而《苍颉篇》文字又取自《史箍篇》。
颜师古本比皇象碑多63字，而少“齐国”“山阳”两章，只有32章。王应麟</a>在《艺文志考证》中以为此二章起于东汉，或许最为精确。其注考证广泛，足补师古之缺。别有黄庭坚本、李焘</a>本、朱子越中本等，诸本字句小有异同；但王应麟所注，多从颜（师古）本，以其考证精深，较他家更为有据可证罢。
（2）钟繇
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他工于书法，师承曹喜、蔡邕、刘德升，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各体兼能，尤精于隶书和楷书。
他的书法从学习汉隶入手，但改进了“蚕头凤尾”的写法，使字形更为方正平直、简单易写，点画颇多奇趣，结体茂密修长、飘逸萧疏，已具楷书面貌，他也因此成为汉字由隶入楷的主要代表人物，故后有人奉他为“楷书之祖”者；他与张芝、王羲之齐名，故并称为“钟、张”或“钟、王”，梁武帝</a>萧衍</a>评其书：“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
钟繇的书法真迹早已失传，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都是后世临摹本，《荐季直表》和《宣示表》是摹刻中的佼佼者，从中可以看出钟繇书法的精神与意趣。此二表布结体殖朗，字形略扁，带有隶书的痕迹虽结体、法度尚有不成熟之处，似不如晋、唐楷书那般工整端正，但天真无邪、古朴盎然，自有妙不可言处，故为后人所推崇。
钟繇在书法上下过大苦功，曾自称：“吾精思书学三十年，坐与入语，以指就座边数步之地书之，卧则书于寝具，具为之穿。”可见其矢志于学。相传，有一次他在著名书法家韦诞家中看见一篇蔡邕论笔法的文章，苦求不得，以至到后来“捶胸吐血”，还是曹操用“五灵丹”救活的；等到韦诞死了之后，“繇阴发其冢，始得之，书遂大进”，可见他对书法的执著和专一。他能书写隶、楷、行、草等各种字体，尤其善长楷书，开“由隶到楷”之新面貌。
他的楷字较扁，近似隶书，笔画清劲遒媚，结构茂密，笔画峭薄修长。今存《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还示帖》《力命表》《墓田丙舍》《调元表》等帖，为晋、唐时的临摹本。
他的书法“丰润有致、刚柔相济，且古雅幽深，备尽法度”，被誉为“秦汉以来，一人而已”，甚至后人奉他为“楷书之祖”。钟繇的书法主要学曹喜、刘德升和蔡邕；他的正楷书法独步当时，自言“精思学书三十年”；其所作字体，秀美典雅、幽深无际，故能超人一等。
他所处年代正是隶、楷交错变化之时，正如《总论书家》中所说的那样：“汉魏以降，书虽不同，大抵皆有分隶余风，故其体质高古。”因此，在他的楷书之中带有浓厚的隶书意味。
他的小楷书法，体势微扁，行间茂密，点画厚重朴实，笔法则清幽俊劲、醇古简静，质地淳朴。《书断》中评他：“真书古雅，道合神明，则元常第一。”又说：“元常真书绝妙，乃过于师，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
对于钟繇的书法，历代多有评论，王僧虔</a>说：“钟公之书，谓之尽妙。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世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行书是也。三法皆世人所喜。”《书法正传》云：“钟繇书法，高古淳朴，超妙入神。”南朝羊欣</a>在《采古来能书人名</a>》中称：“钟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之所善。”
另有《荐季直表》，传为钟繇作品中唯一有墨本传至今之作品。该表书于魏黄初二年（221），时钟繇已七十，内容为推荐旧臣关内侯季直的表奏。此帖笔法“古雅茂密、渊懿错落”，为难得之书法精品，又因刻于石上，故有“自华氏之有刻印，而天下之学钟书者不知有《淳化阁帖》”之誉。
他的真迹已无存世，宋以来法帖中所刻的作品，如《宣示表》《贺捷表》《荐季直表》《力命表》《墓田帖》等，都是后人临摹之作。
2.魏晋南北朝
（1）王羲之
王羲之，东晋杰出书法家，字逸少，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出身贵族，为王旷之子，王导之侄。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后辞官隐居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
工书法，初从卫铄</a>（卫夫人</a>）学书法，后见前代书法名家如李斯、钟繇、蔡邕等人的墨迹，无不用心揣摹，后博采众长，取诸体之精华为己所用此后，师法张芝、钟繇。他善增损古法，变汉、魏朴质之书风，而创妍美流畅之新体。后世评者以为，其草书“浓纤折衷”，楷书“势巧而形密”，行书则“遒美劲健，富于变化，又不失天然真趣”，故其书为历代学书者之所宗，对后世影响极大，故有“书圣”之誉。
王羲之楷书，小楷代表作有《乐毅论》《黄庭经》（亦称《换鹅帖》）等；草书的代表作有《十七帖》《桓公帖》《朝廷帖》《宰相帖》《司徒帖》《中书帖》《侍中帖》《尚书</a>帖》《司马帖》《太常司州帖》《护军帖》《十一月帖》等。《淳化阁帖》中收有他的书法字帖共计159帖，多为行草夹杂。
王羲之行书代表为《兰亭序》《快雪时晴帖》等，后世刻石者和临摹者很多；宋时刻石多达数百种。其他行书法帖也很多，现将较著名的帖子列目如后：《奉橘帖》《诸弟帖》《快雪时晴帖》《从弟帖》《丧乱帖》《曹妹帖》《二谢帖》《诸贤子帖》《频有哀祸帖》《贤女帖》《伯熊帖》《此月帖》《阮公帖》《六月帖》
《蔡家帖》《九月帖》《家中帖》《十月帖》《夫人帖》《三月帖》《贤弟帖》《快雨帖》《夏日帖》《平安帖》《极寒帖》《奉告帖》《州民帖》《小佳帖》《旧京帖》《悉佳帖》《安西帖》《伯慰帖》《山阴帖》《叙慰帖》《水兴帖》《廓然帖》《建安帖》《遣书帖》《瞰豆帖》《省书帖》《慈颜帖》《宿昔帖》《青李来禽帖》《书魏钟繇千字文》。
王羲之有关“书论”的著作不少，传世的有《题卫夫人（笔阵图</a>）后》《书论》《笔势论</a>》《用笔赋》《记白云先生书诀</a>》等。这些“书论”曾载于唐代张彦远</a>的《法书要录</a>》，宋代朱长文</a>《墨池编</a>》、陈思</a>《书苑菁华》，明代汪挺《书法粹言》，清代冯武《书法正传》等，影响较大。
《兰亭序》是行书法帖，又名《兰亭宴集序》，为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a>等人集会于山阴（今浙江绍兴），其时与会人等各抒情怀，畅作诗篇，后羲之为作序文是也。《序》中记叙兰亭之美及聚会欢乐之情，以及对生死无常的感慨。
王羲之生前，特别重视《兰亭序》，去世后，由子孙传藏，传至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僧），因为无嗣，交绍兴永欣寺和尚、弟子辨才手里保存，后到唐太宗</a>李世民</a>手中，唐太宗死时，随葬入唐昭陵；五代时，一名叫温韬的人发掘昭陵而得，致使《兰亭序》真迹不知去向。因此序书法极美，故为历代书家之所推崇，后世誉为“行书第一”。
存世本中，唐摹墨迹以“神龙本”为最著，故称为《兰亭神龙本》。此本摹写精细，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将羲之之笔韵和意境体现得淋漓尽致，为公认的最好摹本。石刻本则首推“定武本”。
《兰亭序》表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最高境界，此序将作者之气度、胸襟、情愫、感怀皆表现于字里行间，是难得之佳作。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堪称绝妙之喻。
《快雪时晴帖》为王羲之所书。其帖行书四行，字体流利秀美、灵动潇洒，《书断》中说：“逸少秉真行之要，于敬执行草之枫父之灵和，子之神骏，皆古今之独绝也。”又说：“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a>，英气绝伦，妙节孤峙。”
乾隆一生酷爱书法，刻意搜求历代书法名品，他对此帖极为珍爱，在帖前题写了“天下无双，古今鲜对。”全帖二十八字，字字珠玑，誉为”二十八骊珠”。他把此帖和王殉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号为“晋人三帖”）并藏于养心殿内，并御书匾额“三希堂”，视为稀世瑰宝。乾隆十二年又精选内府所藏魏、晋、唐、宋、元、明书家134家真迹，包括“三希堂”在内，摹刻于石上，命名为《三希堂法帖》。
（2）王献之
王献之东晋杰出书法家，字子敬，小字官奴，王羲之的第七子；官至中书令，曾于病时让族弟王珉代行“中书令”之职，故世称王献之为“王大令”，王珉为“王小令”。
王献之工书法，善楷、行、草、隶各体，尤以行草著名。其书法，在继承张芝、王羲之的基础上另创新法，用笔外拓（开廓），俊迈而带逸气，故有“破体”之称。南朝宋、齐、梁间人多宗其体；唐、宋以来的书家也多受其影响。王献之继承父学，且进一步独创天地，字画秀媚、妙绝时伦，以至与父齐名，人称“二王”。墨迹著名者，有行书《鸭头丸帖》，小楷《洛神赋十三行》。草书有《玄度帖》《前告帖》《吾当帖》《侍中帖》《马侍御帖》《裴员外帖》《裴九帖》《崔十九帖》《八月帖》《十二月帖》（即《中秋帖》）、《秋冷帖》《秦中帖》《数月帖》《远书帖》《岁尽帖》等。行书有《诸舍帖》《东山帖》《舍内帖》《黄门帖》《东园帖》《李参军帖》《荐王德祖帖》《山阴帖》《冠军帖》《外甥帖》《鹅群帖》《如意帖》《二十九日帖》《卫军帖》《地黄汤帖》等。
《洛神赋》是王献之的小楷代表作品，据说王献之喜好书写《洛神赋》，写了不止一行，而是十三行，故有此书。从《洛神赋十三行》中可看出，王献之的楷书笔涸已不带隶意，字形也由横势变为纵势，是完全成熟之楷书作品。
此帖中字，用笔挺拔有力，风格秀绸圆润，笔力遒劲有力，气蕴神采飞扬，割体匀称和谐、变化自然。王献之的楷书较其父王羲之相比有所不同：羲之的字含蓄，运用“内撅”手法；而献之的字神采外露，多运用“外拓”手法。其父子二人的字对后代皆产生过深刻影响。
宋代的《广川书跋</a>》中说：“子敬《洛神赋》，字法端劲，是书家所难。偏旁自见，不相映带；分有主客，趣向严整。与王羲之《黄庭经》《乐毅论》相比，一反遒紧缜之态，神化为劲直蔬秀。”
王献之曾在十五六岁时劝其父亲“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可见其对书法之极深感悟。
他的真迹已不复存在，今世所见为南宋的贾似道</a>所刻石本，因石色如碧玉，胡称“碧玉十三行”。王献之所书《洛神赋》，体势秀逸俊丽，笔致洒脱自然。清代杨宾</a>在《铁函斋书号》中说其字：“字之秀劲圆润，行世小楷无出其右”。梁武帝的《古今书人优劣评</a>》中称：“王献之书绝众超群，无人可拟，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悦，举体沓拖而不可耐。”《书断）中评其行草为：“兴合如孤峰四绝，迥出天外，其峻峭不可量也。尔其雄武神纵，灵姿秀出，威武冲之智，卞庄子</a>之勇，或大鹏抟风，长鲸喷浪，悬崖坠石，惊电遗光。察其所由，则意逸乎笔，未见其止。盖欲夺龙蛇之飞动，掩钟张之神气。”
王献之的字虚和简静、神朗气清、灵秀流美，与文章清虚脱俗的内涵极为和谐，故后人奉《洛神赋十三行》为“小楷之极则”。他的行书以《鸭头丸帖》为最著，体现了王献之的行书笔法，其行笔如急风骤雨，结体又疏朗有致、顾盼生姿，能寓秀美于奇险之中，是书家之所敬服处。醴泉铭入《化度寺碑》《皇甫碑》《虞恭公碑》《温彦博墓志铭》等。行书墨迹有《张翰》《卜商</a>》《梦奠》等帖。其文学著作，编有《艺文类聚</a>》100卷行世。
其字正书“易方为长，以就姿媚”，“四面停匀、八方平正”，“书如凌云台，轻重分毫无负”，“笔备众美，翰墨洒落”，此即史书中所说：“欧体”风格。
3．隋唐五代
（1）欧阳询
欧阳询，唐初杰出书法家，字信本，乳名“善奴”，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官至太子率更令，世称“欧阳率更”；唐太宗时授“弘文馆学士”。
工书法，初学王羲之，后兼学王献之，所写书法劲险刻厉、刚劲有力，于平正中突显险绝，后风格自成一家，世称“欧体”，对后世影响很大；他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三人并称为“唐初四大家”。
书体碑刻较著名的，楷书有《九成宫醴泉铭》。《九成宫醴泉铭》立于唐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楷书24行，每行49字。此碑用笔方整，且能于方整中见险绝，字画的安排紧凑，匀称，间架开阔稳健。明代陈继儒</a>曾评说：“此帖如深山至人，瘦硬清寒，而神气充腴，能令王者屈膝，非他刻可方驾也。”明代赵涵在《石墨镌华</a>》中称此碑为“正书第一”。
《九成宫醴泉铭》是欧阳询的代表作之一。铭文由魏征撰，记载了唐太宗在九成宫避暑时发现涌泉的事由，后欧阳询奉敕而书。原碑24行，每行49字，传世最筐拓本是明代李琪旧藏宋拓本。此碑书法，高华庄重，法度森严，笔画似方似圆，结构布置精严，局部险劲而整体端庄，无紊乱夹杂处，亦无松驰感。唐人评其书为：“森森然若武库矛戟”，“有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笼之势”。
元代虞集</a>题此碑时说：“楷书之盛，肇自李唐，若欧、虞、褚、薛尤其著者也。余谓欧公当为三家之冠，盖其同得右军运笔之妙谛。观此帖结构谨严，风神遒劲，子右军之神气骨力两不相悻，实世之珍。但学《兰亭》面而欲换凡骨者，其即此为金丹之供！”明代王世贞</a>对此碑亦评云“信本书太伤瘦俭，独《醴泉铭》道劲之中不失婉润，尤为合尔。”
欧阳询书法用笔方整，略带隶意，笔力刚劲。清代包世臣曾说“欧字指法沉实，力贯毫端，八方充满，更无假于外力。”故知欧体字强调指力，所写笔画需骨气内含、结实有力，每一笔画需轻重得体、长短适宜，得“中实”之趣方好；其字主笔多向外延伸，显中宫紧密严谨，尤其右边之竖笔，常向上夸张延伸，更显其超人之胆识，这些皆为“欧字”用笔独特之处。
在欧阳询之作品中，《化度寺碑》少其变化之丰，《温彦博墓志铭》逊其温润之势，独此碑寓险峻于平正之中，融丰腴于瘦硬之内，含韵致于法度之外，兼纳南派和雅与北派雄劲。
《九成宫醴泉铭》是欧阳询75岁的作品，最能代表他的书法水平。《宣和书谱》誉之为“翰墨之冠”；宋代的赵孟说：“清和秀健，古今一人。”
（2）虞世南
虞世南，唐书法家，字伯施，越州余姚人，工书法，亲承王羲之七世孙智永传授，妙得其体。所书笔致圆融遒逸，外柔内刚，风神潇洒，骨力遒劲，后开一家之新面貌。唐代的张怀瑾在《书断》中称：“其书得大令之宏观，含五方之正气，姿荣秀出，智勇在焉。秀岭危峰，处处间起，行草之际，尤所偏工。及其暮齿，加以遒逸。”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为“唐初四大家”。
他的楷书碑刻有《孔子</a>庙堂碑》《破邪论》，墨迹有《汝南公主墓志铭》《左脚帖》《东观帖》《醒带帖》《积时帖》等，另编有《北堂书钞</a>》160卷行世。
《孔子庙堂碑》是虞南的代表作。其用笔外柔内刚，气力沉厚；点画看似平整，却用心至专；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笔笔精到、字字饱满；虽似含千钧之力于中，却能举重若轻、潇洒自如、舒卷自如。
虞世南其人性喜沉静，清心寡欲，精思读书，博达古今，才情横溢；其笔致圆润遒逸，潇散洒落，有六朝余韵。其书法刚柔并重，骨力遒劲，行笔流畅，继承了王羲之外拓法而别树一帜，其字“积雄劲为内势，化刚柔为一体”，世称“虞体”。
《孔子庙堂碑》即是他的代表作。此碑为虞世南69岁时所书，该碑笔力遒劲，气力内沉，从容向外；点画之间，信手拈来，舒卷自如，如玉树临风、纤尘不染、突显雍容华贵、端庄优美之姿，体现其书论中“冲和”之旨。
此碑书法俊朗圆腴，端雅静穆，是初唐碑刻中的杰作，也是历代金石家和书法家公认的“虞书”妙品。宋代黄庭坚有诗云：“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哪购得？”可见原拓本于北宋时已不多见了，亦可从此处得见此碑之珍贵。
其原碑早已毁没，后世主要有宋元两种翻刻本：一为宋代王彦超摹刻于陕西西安，俗称“陕本”；二为元朝至正年间重刻于山东城武，俗称“城武本”。后至清时，临川李宗淆得唐石原拓本，世称“唐拓”。现世所见之《孔子庙堂碑》即是以李氏所藏唐拓为底本、缺字以“陕本”补全后合并而成之碑帖。
虞世南除于书法上独树一帜外，且于书论上亦有建功，为唐初有书学理论并影响后世之第一人，他所撰写的《笔髓精》既有对楷书、行书、草书等书体的评述和技法之精要分析，更提出以“冲和”为主的美学见解，精辟而独到，足见其于书法、美学上深思之力。
（3）褚遂良
褚遂良，初唐杰出书法家，字登善，钱塘人氏，官至“河南郡公”。
大书法家虞世南死后，唐太宗感叹“从此没有人可以与他讨论书法”时，魏征推荐褚遂良，说他“下笔遒劲，甚得王逸</a>少（王羲之）体”，后太宗下诏召褚遂良为“侍读学土”。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病危时，命褚遂良和长孙无忌</a>同为“顾命大臣”，辅佐“太子”李治即位。高宗即位后，封褚遂良为“河南郡公”，后累迁至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位极人臣；此后，因极力反对唐高宗废王皇后而立武则天</a>为“皇后”，被贬官流放至桂林，后再贬至安南，直到去世。
褚遂良博涉文史，尤工书法。其书初学虞世南，后师法王羲之，下笔古雅绝俗，正书丰润流畅，行则变化多姿、气势俊秀。其字对后世书风影响甚大，故世人将他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唐初四大家”。
杜甫</a>有诗句云：“书贵瘦硬方通神”《雁塔圣教序》表现的正是“瘦硬通神”之韵味。《广川书跋》中亦说：“疏瘦劲练，又似西汉，往往不减铜笛等书，故非后世所能及也。昔逸少所受书法，有谓‘多骨微肉者筋书，多肉微骨者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河南（指褚遂良）岂所谓瘦硬通神者邪？”
《雁塔圣教序》碑为褚书中最杰出者，其字圆润瘦劲，笔法娴熟老练；其时，褚遂良已步入老年，故其为唐楷已创出了规范，因而他在字体结构上改变了欧、虞二人的长形字，创造出看似纤瘦，实则劲秀的字体。
（4）颜真卿
颜真卿，琅雅临沂（山东临沂）人，字清臣，为我国书法史上的“楷书四大家”之一。曾任平原（今属山东）太守，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世称“颜平原”“颜太师”“颜鲁公”。颜真卿在“安禄山之乱”时，固守平原城，为义军盟主，后前往劝降叛将李希烈时不幸遇害。
颜真卿的书法，初学褚遂良，后请教有“草圣”之誉的张旭，深悟笔法要旨；后参考并运用篆书的笔意来写楷书，以致有所创新，遂变初唐楷书“瘦硬清劲”而为“雄强茂密”，能熔篆、隶、楷、行、草于一炉，有如“折钗股，屋漏痕”，又如“以印印泥，以锥画沙”；其楷书笔力丰满、端庄雄伟，方严正大，朴拙雄浑；且气势森严，颇具法度；行书则“遒劲郁勃、阔达自如”，书风区别于“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和唐初诸书家，因独特之笔法，故世人称其字为“颜体”。
颜真卿的书法既有前贤书体的气韵和法度，又不为古法所缚，后突破唐初楷书成规，自成一体，为“圆笔”之开创者，后人称之为“颜体”，与书法家柳公权并称为“颜筋柳骨”。世人说王羲之是书法中“尚韵”的最高典范，颜真卿则为“尚法”的最高榜样。唐人《书评》论其书：“如荆卿按剑，樊哙拥盾，金刚嗔目，力士挥拳。”可见对其极为推崇。其书风格影响所及，延绵至今。
他的墨迹较多，墨迹中楷书有《自书告身》，行书有《祭侄稿》《刘中使帖》，碑刻则有《争座位帖》《多宝塔碑》《东方画赞》《颜家庙碑》《麻姑仙坛记》《颜勤礼碑》《中兴颂》《八关斋记》等；其文章后人辑有《颜鲁公文集》行世。
《祭侄稿》乃颜真卿为祭奠于“安史之乱”中就义的侄子颇季明所作。唐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谋反，平原太守颜真卿联络其从兄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伐叛军。次年正月，叛军攻陷常山，颜杲卿及其少子季明先后遇害。唐肃宗乾元元年，颜真卿命长侄往河北寻得季明首骨而归，于是挥泪写下这篇感人至深、留芳千古的祭文。
《祭侄稿》因是祭文，是颜真卿有感而发的，故笔迹急促、匆忙，涂抹删补处随时可见；纵观全篇，悲愤慷慨之气、苍凉悲壮之情溢于笔端，至“贼臣不救，孤城圈逼”时，有百感交集之愤激，故其字于此狂涛倾泻，字形也变得时大时小，行距忽宽忽窄，用墨燥润相间，笔锋藏露并用；至“呜呼哀哉”时，情感顿达高潮，因而所书随情挥，其实是字由心发，神气所注，故而宛如天成，整篇皆从内心之流露。
《祭侄稿》为作者情之所致、无意作书，故写得起伏跌宕、神采飞扬，得自然之妙；且以真挚情感运于笔墨，悲壮哀伤注入其间，其字不计工拙、随意无拘，纵笔豪放，血笔交融而一气呵成，故得神来之笔，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二行书”。元代鲜于枢</a>跋语谓：“《祭侄稿》，天下行书第二。”元代陈深说：“《祭侄稿》，纵笔浩放，一泻千里；时出遒劲，杂以流丽：或若篆籀，或若镌刻，其妙解处，殆若天造岂非当时注思为文，而于字画无意于工，而反极工耶？”
清代王项龄《跋》“鲁公忠义光日月。书法冠唐贤。片纸只字，是为传世之宝。况祭侄文尤为忠愤所激发。至性所郁结，岂止笔精墨妙，可以振铄千古者乎。”
《多宝塔碑》，全称《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天宝十一年四月廿日建，岑勋撰文，颜真卿书丹，徐浩题额，史华刻字，现藏西安碑林，是他继承传统的作品。《书画跋》：“此是鲁公最匀稳书，亦尽秀媚多姿，第微带俗，正是近世撰史家鼻祖。”
（5）柳公权
柳公权，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官至太子少师。工书，尤以楷书闻名。初学王羲之，后师颜真卿、欧阳询，用笔遒健，字体结构俊秀严紧、刚劲有力，尤以骨力胜人一筹，其书对后世影响很大，故后人将他与书法家颜真卿并称为“颜筋柳骨”。
柳公权的楷书，书体开展，中宫密集，重心偏高，而以撇、捺等加以支撑，给人以峻秀之感，法度极为森严；“柳体”起笔、收笔无法则可寻，顿挫提按也没有规矩可依；其笔大体均匀，且棱角分明。
柳公权学“颜体”，一变宽博丰润而为紧峭峻秀，化凝重端正为犀利遒健，偏重骨力，给人以“俊俏英伟”之感，故有“颜筋柳骨”之誉。北宋的朱长文在《墨池编》中评其书云：“正书及行楷皆妙品之最，草不失能，盖其法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自名一家。”
他博览群书，才华出群，出口成章</a>，对答如流。一次陪文宗到未央宫，轿车刚停，文宗就令他以数十言颂之。公权一视，出口成章，左右逢源，言辞流利优美，无不惊叹。文宗又笑着说：“卿再吟诗三首，称颂太平。”公权毫无难色，慢步高歌，七步三首，文宗感叹地说：“曹子建七步成诗，卿七步诗三首，真乃奇才也。”柳公权历经了唐朝德、顺、宪、穆、敬、文、武、宣、懿十代皇帝，官至太子太师、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咸通六年逝世，享年88岁，葬于耀县阿子乡让义村，墓前有清代乾隆陕西巡抚所立碑，上书“唐太子太师河东郡王柳公权墓”。
《神策军碑》是柳公权楷书的代表作之一。此碑结体布局平稳匀整，保留了左紧右舒的传统结构。运笔方圆兼施、运用自如；笔画敦厚方正、沉着稳健，表现了柳体楷书浑厚、开阔的典型风格。正如岑宗旦《书评》云：“（柳书）如辕门列兵，森然环卫。”清代孙承泽</a>跋文说</a>：“柳学士所书神策军纪圣德碑，风神整峻，气度温和，是其生平第一妙迹。”
《玄秘塔碑》是柳公权的代表作，其体中宫紧密，四周疏放，笔书向内攒聚，向外辐射，擞高捺低，表现出静中有动的超逸姿态。
其书初学王羲之，后融北碑方笔于楷书，取“欧体”之密瘦硬险峻，又削减“颜体”之肥厚丰满；结体中宫紧缩，四角宽博开张；用笔瘦硬挺劲，骨峻气宏，自成一家，人称“柳体”。
柳公权的书法遒劲俊媚，用笔、结体都有其独到之处。他在用笔方面非常注重法度，讲究“精确干脆、一丝不苟”，尤其对笔画的始末笔端特别注重，方落、圆收，或方圆兼施，以求准确无误。其字短线浑厚有力，长线刚挺有质，似有弹性。挑、钩、折等用笔自如，锋出锐利，有“势不可挡”之态；此外，柳体运笔多用中锋，以腕力行之，故线条纯厚、质朴苍劲，可谓“笔正”之典范。
柳公权的书法尤以楷书为佳，其笔法、结构已达炉火纯青之地步，对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据史书载，当时的公卿大臣家的碑刻墓志如不是“柳体”所书就以为不孝，足见其影响之大。
（6）张旭
张旭，唐朝大书法家。字伯高，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官至金吾长史，世称“张长史”。其母陆氏为初唐书家陆柬之的侄女，即虞世南的外孙女。陆氏世代以书传业，有称于史。张旭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他擅长“狂草”，号称“草圣”。因其为人性格豪放，好饮酒，善写诗，与当时著名诗人李白</a>、贺知章等人交往甚密，人称“酒中八仙”。唐人好以书饰壁，相传张旭往往大醉后呼叫狂走，然后挥笔狂写，故世人呼“张颠”。其草书“行笔如从空掷下，俊逸流畅，焕乎天光，若非人力所为”。意蕴超妙，行笔非凡。
张旭的书法，初学“二王”，端正谨严，规矩至极，传世《郎官石柱记》可见其楷法笔法；然而，最能代表其书法创造性成就的，则是他的狂草作品。其善于生活中观察体悟，据其自称，他的书法是见公主与担夫争道而得其意，大意谓“略甚狭窄而又势在必争，妙在主次揖让之间能违而不犯”（典出唐代李肇</a>《国史补》），从而领悟到书法的结构布白“进退参差有致，张弛迎让有度”的书法意境——此即所谓“担夫争道”之典故由来。后观公孙氏舞剑而得其神，自此书艺大进。
《肚痛帖》草书6行30字，笔墨纵横，一气呵成。《肚痛帖》是张旭狂草的代表作，此帖写得纵横飞扬，精灵跳跃，犹如灵兔奔走，疏狂的笔法使字形结体动荡，但通篇看去却很平稳。《古诗四帖》以其崭新、高美的形式，巨大的气魂开雄伟壮闰之篇章。明代王世贞跋云：“张长史《肚痛帖》及《千字文》数行，出鬼入神，倘恍不可测。”此幅草书，通篇气势奔放，运笔无往不收，如锥划沙，无纤巧浮华之笔。
张旭草书一出，彻底变革了“二王”草书的理路，时有“草圣”之誉。张旭嗜酒，旷达不羁，醉后呼叫狂走，乘兴挥毫，每成佳作。自称“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公孙大娘舞剑器得其神”。工诗，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号称“吴中四士”；与李白、贺知章等称为“酒中八仙”。传世书迹有《肚痛帖》《冠军帖》《古诗四帖》等。
其迹楷书有《尚书省郎官石记》，草书有《古诗四帖》《肚痛帖》《千字文》等。
高适在《醉后赠张旭》中赞云：“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杜甫亦云：“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张旭狂草，出乎天性，而力运自发，宛如天成。
欧阳修</a>在《集古录》中说：“旭以草书知名，而《郎官石记》真楷可爱。”丰道生跋：“行笔如从空掷下，俊逸流畅，焕乎天光，若非人力所为。”《宣和书谱》中评说：“其名本以颠草，而至于小楷行草又不减草字之妙，其草字虽然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
他精工楷书、草书，尤以草书著称。他的书法得于“二王”，而又独创新意。楷书《郎官石柱记》，取欧阳询、虞世南，笔法端庄严谨、不失规矩，展现楷书之精妙。
旧时，常熟城内曾建有“草圣祠”，祠内有一副楹联，云：“书道入神明，落纸云烟，今古竞传八法；洒狂称草圣，满堂风雨，岁时宜奠三杯。”可见其书法之精湛。
书法大家颜真卿曾向他请教笔法，怀紊继承和发展了他的草法，后以“狂草”得名，对后世影响很大。其草书与李白诗歌、裴雯剑舞并称为“三绝”。
唐代韩愈</a>竭力推崇其书，在《送高闲上人序</a>》中称：“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张旭狂草，笔墨纵横，然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宣和书谱》云：“其草字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或谓张颠不颠是也。”此言或许最为恰当。
其书博大清新，纵逸豪放之处，远超前代，颇具盛唐气象。传世书迹除楷书《郎官石柱记》外，还有草书有《肚痛帖》《古诗四帖》等较为著名。
3.宋元时期
（1）蔡襄
蔡襄（1012-1067），字君谟，北宋书</a>法家，擅篆、籀、楷、隶、行、草等体。蔡襄为人忠厚、正直，讲究信义，学识渊博。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的典型代表。“宋四家</a>”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芾（襄阳漫士）。宋四家中，蔡襄年龄辈份，应在苏、黄、米之前。从书法风格上看，苏轼丰腴跌宕；黄庭坚纵横拗崛；米芾俊迈豪放，他们书风自成一格，苏、黄、米都以行草、行楷见长；而只有蔡襄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其书正楷端庄沉着，行书温淳婉媚，为时人所重。
蔡襄的字“端劲高古，容德兼备”。《自书诗帖》得鲁公笔法而修于鲁公书，可为楷则。沈括</a>说他善于“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自成一家。”这说蔡襄虽追求古趣，但不是“泥古不化”的，敢于创新。
《东坡题跋》称：“‘蔡君谟独步当世’此为至论。君谟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就其所长而求其所短，大字为小疏也。天资既高，辅以笃学，其独步当世宜哉。”明代陶宗仪</a>《书史会要》云：“君谟工字学，大字矩数尺，小字如毫发，笔力位置，大者不失缜密，小者不失宽绰。”米芾《海岳名言</a>》评其书：“如少年女子体态娇娆，行步缓慢，多饰铅华。”
传世墨迹有《谢赐御书诗》和书札、诗稿等；碑刻有《万安桥记》《昼锦堂记》等。著有《茶录</a>》《荔枝谱</a>》，及后人所辑《蔡忠惠公集》等。
蔡襄官至端明殿学士，知杭州，卒谥“忠惠”。擅篆、籀、楷、隶、行、草等书体，楷书师法颜真卿，结体端严，体格恢宏；行书得晋人风韵，潇洒简逸。论书应注重“神、气、韵”，崇尚古法。他上承唐代书法，下开宋代新风，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
蔡襄书法浑厚端庄、淳淡婉美，其正楷端重沉着，行草温淳婉丽。其书法在其生前就受时人推崇备至，极负盛誉，最推崇他书艺的人首数苏东坡</a>、欧阳修。
在“宋四家”中，苏轼、黄庭坚、米芾都以行草见长，而蔡襄却以楷书著称。其书法师从褚遂良、颜真卿，兼取晋人法则；其字端正沉着、雄伟遒丽。米芾、苏东坡、黄庭坚、欧阳修对他的书法都十分推崇。
欧阳修说“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欧阳文忠公集》）《蔡襄传》中说：“公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为人，其断章残稿人悉珍藏，仁宗尤爱称之。”
《自书诗帖》是其行书代表作，整篇神气连贯，笔意温婉清隽，犹有王羲之的《兰亭》遗风。传世墨迹有《茶录》《牡丹谱》《与杜长官帖》，石刻《万安桥记》《昼锦堂记》等；后人辑有《蔡忠惠集》传世。
《自书诗帖》潇洒雅丽，为蔡书中难得之精品。卷内钤有“贾似道印”“武岳王图书”“石渠宝笈”“嘉庆御览”等印鉴，后有张正民、蒋璨、张雨、张枢、王文治等人跋记。
元代张雨跋称：“深得魏晋之意，深稳端润，非近时怒张筋脉屈折生柴之态。”明代汪珂玉《珊瑚网》中曾著录，真迹后藏入清内府，有毕沅</a>《经训堂帖》收刻。
（2）苏轼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a>、弟弟苏辙</a>皆以文学闻名于世，世称“三苏</a>”。他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a>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a>、曾巩</a>合称“唐宋八大家</a>”；又与黄庭坚、米芾、蔡襄被称为最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合称为“宋四家”。
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因有人说他作诗讽刺“新法”，故有“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后被捕下狱，史称此事件为“乌台诗案”。元佑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元佑八年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时年六十六岁。
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说：“东坡书如华岳</a>山峰，卓立参昂，虽造物之炉锤，不自知其妙也。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耳。”又说：“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者，自当推为第一。”
存世书迹著名者，有《前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帖》《祭黄几道文》《黄州寒食诗帖》《洞庭春色中山松醑两赋合卷》此外，尚有《一夜帖》《久上人帖》《子由梦中诗帖》《与子厚书》《天际乌云帖》《董候帖》等；碑刻有《丰乐亭记》《司马温公碑》《表忠观碑》《苏子丹碑》（亦称《罗池庙迎送神辞碑》）《醉翁亭记》等。
另有，《与若虚帖》《答钱穆父诗帖》《付颖沙弥二帖》《遗过于帖》《次韵秦太虚</a>诗帖》《与郭廷评书</a>帖</a>》《与宣猷丈帖》《渔父破子词帖》《武昌西山诗帖》《石恪画维摩赞帖》《鱼枕冠颂帖》《致道源四帖》等已收入《三希法帖》。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人称“玉局”“长公”“雪堂”，谥“文忠”，眉川（今属四川）人。嘉祜进士，历官翰林学士、端明殿侍读学士、礼部员外郎，至兵部尚书，礼部尚书；苏轼生平喜爱提拔后进，著名诗人和书法家黄庭坚、北宋著名词人秦观</a>等人均出其门下。
《前赤壁赋》将苏轼的旷达胸襟、高洁灵魂及超逸优游的心境体现了出来，故明代董其昌赞扬此书墨法云：“每波画尽处每每有聚墨痕，如黍米珠，恨非石刻所能传耳。”
苏轼的书法，主要是行书和楷书，楷书也含有行书的韵味。其书法初学“二王”，后学李邕、徐浩，中年以后又学颜真卿、杨凝式，继而自成一格。其字特色，以“笔圆韵”胜，即丰肥而有气韵。他曾说过：“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
其书集众家之长，开创“刚健婀娜、丰腴圆润”的“苏体”，后启“宋代尚意”的独特风格。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称：“蜀人不能书，而东坡独以翰墨妙天下。”
黄庭坚曾题字云：“东坡道人少时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浩；至于酒酣放浪，能忘工拙时，瘦硬字乃似柳诚悬。中年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圜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者自当推为‘第一’。数百年后，必有知余此论者。”
其子苏过在《斜川集》中说：“吾先君子，岂以书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中，而应之于手，故不见其有刻画妩媚之工，而端章甫</a>若，有不可犯之色。”
苏轼的著述宏丰，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为“宋四家”。其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
（3）米芾
米芾，一作敲，字元章，号鹿门居士、寝阳漫士、海岳外史，祖籍太原（今属山西），迁襄阳（今湖北襄樊），世称“米襄阳”；后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徽宗赵佶召为书画学博士，官至礼部员外郎，人称“米南宫”。相传，他爱古好奇，常穿了唐代服装在大街上四处走；又喜爱石头，看见奇石就下拜，呼之为“兄”，因其举止狂放或疯颠，故世称“米颠”。
米芾书法成就最大者是行书和草书。他能博取前人所长，用笔俊迈豪放，自谓“刷字”，意谓“运笔迅速而劲挺”，世有“风樯阵马、沉着痛快”之评。黄庭坚说：“元章书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当所穿彻，书家笔势，亦穷于此。”他曾自述云：“善书者只有一笔，我独有八面。”后人更称赏他是“八面出锋”。
他的书法作品，大至诗帖，小至尺牍、题跋都具有“痛快淋漓、欹纵变幻、雄健清新”的特点；“快刀利剑”之气势。传世作品如《蜀素帖》《苕溪诗》是其书风成熟时得意之作，用笔跌宕起伏，雄健异常，变化多端，为难得之书品</a>。
《宣和书谱·行书六》称：“大抵书效羲之，诗追李白，篆宗史籀，隶法师宜官，晚年出入规矩，深得意外之旨。自谓善书者只得一笔，我独有四面，识者然之。”
曾自负能提笔作小楷，笔笔端谨，字如蝇头，而位置规模，皆若大字，然不肯多写。曾奉诏仿《黄庭》小楷，作周兴嗣</a>《千字》韵语。
他学过很多名书法家的作品，临摹得十分逼真。据说他曾向朋友借了古书画，临摹后，将真迹和摹本一起交给物主，物主竟无法辨认。有人评说：“善临摹者，千古惟米老一人而已。”其擅画，曾创“米字点”，作夏雨图，苍茫沉郁，大雨滂沱，为世所重。
著有《宝晋英光集</a>》《书史》《画史》《砚史</a>》《海岳名言》《宝章待访录</a>》等。行书书迹有《多景楼诗》《苕溪诗》《蜀素帖》《拜中岳铭》《三吴诗帖》《与景文书帖》《天马赋》《方圆庵记》（三帖卷），《跋陈摹褚本兰亭》《李太师帖》《张权帖》（一称《可事帖》），《张季明帖》《伯充台坐帖》《步荤图题名》《陈揽帖》《叔晦帖》《知府帖》《春和帖》《珊瑚帖》《复官帖》《诗跋褚摹兰亭》《紫金帖》《鹤林甘露帖》等；草书有《元日帖》《中秋登海岱楼二诗帖》《论草书帖》《吾友帖》《两三日帖》等，亦曾书《千字文》，其《鲁公仙迹记》原在湖州鲁公祠，石佚后已重刻。
米芾能诗文，擅书画，精鉴别，好收藏名迹，能以假乱真。他以行草书最著，博取前人所长，用笔俊迈豪放，有“风樯阵马，沉着痛快”之评。《宣和书谱》论其书：“大抵初效羲之”，“篆宗史籀，隶法师宜官，晚年出入规矩，深得意外之旨”。《蜀素帖》笔法苍老凝练，行笔涩劲，沉稳爽利，世有“清雅绝俗，超神入妙”之叹。其书体虽属宋朝简札书风，是“二王”及唐、五代书风的延续，但细察似乎与前人书法无一相似之处，是米芾自家风格的最好体现。明代董其昌跋曰：“米元章此卷，如狮子捉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
米芾的用笔特点，主要是善于在正侧、偃仰、向背、转折、顿挫中形成“飘逸超迈”的气势以及“沉着痛快”的风格。米芾的书法中常有侧倾的体势，欲左先右，欲扬先抑，都是为了增加跌宕跳跃的风姿、骏快飞扬的神气，以浑厚功底作前提，故而出于天真自然，绝非“矫揉造作”；章法上，重视整体气韵，兼顾细节的完美，成竹在胸，书写过程中随遇而变，独出机巧。
其画山水出自董源，天真发露，不求刻意，多用水墨点染，自谓“信笔作之，多以烟云掩映树石，意似便已”。子友仁继父法有所发展，自称“墨戏”，画史上有“米家山”“米氏云山”和“米派”之称。
米芾还爱砚。砚为“文房四宝”之一，为书画家必备之物。米芾于砚，紊有研究，有《砚史》一书，据说对各种古砚的品样，及端州、歙州等石砚的异同优劣均有详细的辨论，倡言“器以用为功，石理以发墨为上”。其子米友仁书法继承家风，亦为一代书家。
（4）赵孟
赵孟，元代大书法家。其书风探远潭古，力追“二王”，斟酌隋、唐风格，一变而为宋代“习尚”；其用笔流丽圆转、骨力秀劲，呈现出富有个性的娇美风格、自成一家，世称“赵体”。
赵孟，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人（今属浙江）。他是宋朝的宗室，宋亡后仕元，深受元世祖和元仁宗的宠遇，被授予各种官职，在政治上相当显赫。但因他是宋宗室而为元朝高官，故颇为宋朝遗民所轻视，且常遭到蒙古贵族中一些人的反对，因而心情矛盾，故他的诗文中常会流露出抑郁之情，并将大量精力用在书画创作中。
书法则工篆书、隶书、真书、行书、草书，各体皆能；早年曾学宋高宗</a>的字，中年后取法“二王”和智永（僧），晚年则兼取颜真卿、米芾之长，最后兼容并包、取众之长，形成了“结体严整、运笔圆熟、姿态妍媚”的风格。
存世书迹甚多。正书有《玄妙观重修三门记》《妙严寺记》《信心铭》《续千字文卷》；小楷有《汲黯传》《道统源流册》《道德经》《道统生神章》；章草有《临急就章》行书有《洛神赋》《绝交书》《临兰亭序》《临集王书圣教序》《胆巴碑》《心赋》《雪赋》《湖州妙严寺记》《归田赋》《兰亭十三跋》等。此外，所书碑石也不少，其中《张天师神道碑》存北京朝阳门外东岳庙。松江有其《松江宝云寺记》。
在绘画上，无论山水、人物、花鸟、竹石、鞍马孟无所不能；工笔、写意、青绿、水墨，亦无所不精。据说他自五岁起学书，几无间日，直至临死前尚“观书作字”，对书法可谓“情有独钟”。其提出“作画贵有古意”“云山为师”“书画本来同”等法度，颇为后人所重。
他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元史</a>·本传》云：“孟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元代鲜于枢《困学斋集》称：“子昂篆，隶、真、行、颠草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其书风遒媚俊秀、清雅飘逸，结体严整端庄，笔法圆熟妙丽，世称“赵体”。其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
赵孟所书，尤其擅长楷书和行草。其小楷，书体备极楷则，墨迹如《道德经》等；其大楷，书体法度森严，如《胆巴碑》《玄妙观重修三门记》等；其行草，书体优美洒脱，墨迹如《洛神赋》《兰亭十三跋》等，时人有评云“花舞风中，云生眼低”。
四．谈写字的方法
我到闽南这边来，已经有十年之久了。前几年冬天的时候，我也常到南普陀寺来，看到大殿、观音殿及两廊旁边的栏杆上，排列了很多很多的花。尤其正在过年的时候，更是多得很。
其中有一种名叫做“一品红”的（闽南人称为圣诞花，其顶端之叶均作红色，学名为euphorbiapulcherrima），颜色非常鲜明，非常好看，可以说是南国特有的一种风味，特有的色彩。每当残冬过去，春天快到来的时候，把它摆出来，好像是迎春的样子，而气象确也为之一新。
我于去年冬天到这里来，心中本来预料着，以为可以看到许多的“一品红”了。岂知一到的时候，空空洞洞，所看到的，尽是其他的花草，因而感到很伤心。为什么？以前那么多的“一品红”，现在到哪里去了呢？找来找去，找了很久，只在那新功德楼的地方，发现了三棵，都是憔悴不堪，颜色不大鲜明，很惨的样子。也没有什么人要去赏玩了。于是使我联想到佛教养正院：过去的时候，也曾经有很光荣的历史，像那些“一品红”一样，欣欣向荣，有无限的生机。可是现在，则有些衰败的气象了。
养正院开办已经三年了，这期间，自然有很多可纪念的史迹。可是观察其未来，则很替它悲观，前途很不堪设想。我现在在南普陀这里，还可以看到养正院的招牌，下一次再来的时候，恐怕看不到了，这一次，也许可以说是我“最后的演讲”。
（1）这一次所要讲的，是这里几位学生的意思——要我来讲关于写字的方法。
我想写字这一回事，是在家人的事；出家人讲究写字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一次讲写字的方法，我觉得很不对。因为出家人假如只会写字，其他的学问一点不知道，尤其不懂得佛法，那可以说是佛门的败类。须知出家人不懂得佛法，只会写字，那是可耻的。出家人唯一的本分，就是要懂得佛法，要研究佛法。不过，出家人并不是绝对不可以讲究写字的，但不可用全副精神去应付写字就对了。出家人固应对于佛法全力研究，而于有空的时候，写写字也未尝不可。写字如果写到了有个样子，能写对子、中堂来送与人，以作弘法的一种工具，也不是无益的。
倘只能写得几个好字，若不专心学佛法，虽然人家赞美他字写得怎样的好，那不过是“人以字传”而已。我觉得：出家人字虽然写得不好，若是很有道德，那么他的字是很珍贵的，结果都是能够“字以人传”。如果对于佛法没有研究，而且没有道德，纵能写得很好的字，这种人在佛教中是无足轻重的了。他的人本来是不足传的。即能“人以字传”——这是一桩可耻的事，就是在家人也是很可耻的。
今天虽然名为讲写字的方法，其实我的本意是要劝诸位来学佛法的。因为大家有了行持，能够研究佛法，才可利用闲暇时间，来谈谈写字的法子。
关于写字的源流、派别，以及笔法、章法、用墨……古人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而且有很多的书可以参考，我不必多讲。现在只就我个人关于写字的心得及经验随便来说—说。
诸位写字的成绩很不错。但是每天每个人只限定写一张，而且只有一个样子，这是不对的。每天练习写字的时候，应该将篆书、大楷、中楷、小楷四个样子，都要多多的写与练习。如果没有时间，关于中楷可以略掉；至于其他的字样，是缺一不可的。且要多多的练习才对。
我有一点意见，要贡献给诸位。下面所说的几种方法，我认为很重要。
（2）我对于发心学字的人，总是劝他们先由篆字学起。为什么呢？有几种理由：
第一，可以顺便研究《说文》，对于文字学，便可以有一点常识了。因为一个字一个字都有它的来源，并不是凭空虚构的，关于一笔一划，都不能随随便便乱写的。若不学篆书，不研究《说文》，对于文字学及文字的起源就不能明白——简直可以说是不认得字啊！所以写字若由篆书入手，不但写字会进步，而且也很有兴味的。
第二，能写篆字以后，再学楷书，写字时一笔一划，也就不会写错的了。我以前看到养正院几位学生所抄写的稿子，写错的字很多很多。要晓得：写错了字，是很可耻的，这正如学英文的人一样，不能把字母拼错一个。若拼错了字，人家怎么认识呢？写错了我们自己的汉文字，更是不可以的。我们若先学会了篆书，再写楷字时，那就可以免掉很多错误。此外，写篆字也可以为写隶书、楷书、行书的基础。学会了篆字之后，对于写隶书、楷书、行书就都很容易，因为篆书是各种写字的根本。
若要写篆字的话，可先参看《说文》这一类的书。因为这部书很好，便于初学，如果要学写字的话，先研究这一部书最好。
既然要发心学写字的话，除了写篆字外，还有大楷、中楷、小楷，这几样都应当写。我以前小孩子的时候，都通通写过的。至于要学一尺、二尺的字，有一个很简便的方法：那就可用大砖来写，平常把四块大砖拼合起来，做成桌子的样子，而且用架子架起来，也可当桌子用；要学写大字，却很方便，而且一物可供两用了。
大笔怎样得到呢？可用麻扎起来做大笔，要写时，就可以任意挥毫。大砖在南方也许不多，这里倒有一个方法可以替代：就是用水门汀拼起来成为桌子。而用麻来写字，都是一样的。这样一来，既可练习写字，而纸及笔，也就经济得多了。
篆书、隶书乃至行书都要写，样样都要学才好；一切碑帖也都要读，至少要浏览一下才可以。照以上的方法学了一个时期以后，才可专写一种或专写一体。这是由博而约的方法。
（3）至于用笔呢？算起来有很多种，如羊毫、狼毫、兔毫……等。普通是用羊毫，紫毫及狼毫亦可用，并不限定哪一种。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写大字须用大笔，千万不可用小笔！用小的笔写大字，那是错误的。宁可用大笔写小字，不可以用小笔写大字。
还有纸的问题。市上所售的油光纸是很便宜的，但太光滑很难写。若用本地所产的粗纸，就无此毛病了。我的意思：高年级的同学可用粗纸，低年级的可用油光纸。
此地所用的有格子的纸，是不大适合的，和我们从前的九宫格的纸不同。以我的习惯而论，我用九宫格的方法，就不是这个样子。
若用这种格子的纸，写起字来，是很方便的，这样一来，每个字都有规矩绳墨可守。如写大楷时，两线相交的地方，成了一个十字形，就不致上下左右不相对称了。要晓得：写字总不能随随便便。每个字的地位要很正，要不偏左不偏右，不上不下，要有一定的标准。因为线有中心点，初学时注意此线，则写起来，自然会适中很“落位”了。
平常写字时，写这个字，眼睛专看这个字，其余的字就不管，这也是不对的。因为上面的字，与下面的字都有关系的——即全部分的字，不论上下左右，都须连贯才可以。这一点很要紧，须十分注意。不可以只管写一个字，其余的一切不去管它。因为写字要使全体都能够配合，不能单就每个字去看的。
再有一点须注意的：当我们写字的时候，切不可倚在桌上，须使腕高高地悬起来，才可以运用如意。
写中楷悬腕固好，假如肘部要倚着，那也无妨。至于小楷，则可以倚在桌上，不必悬腕的。
（4）以上所说的，是写字的初步法门。现在顺便讲讲关于写对联、中堂、横披、条幅……等的方法。
我们写对联或中堂，就所写的一幅字而论，是应该有章法的。普通的一幅中堂，论起优劣来，有几种要素须注意的。现在估量其应得的分数如下：章法：五十分字：三十五分墨色：五分印章：十分就以上四种要素合起来，总分数可以算一百分。其中并没有平均的分数。我觉得其差异及分配法，当照上面所分配的样子才可以。
一般人认为每个字都很要紧，然而依照上面的记分，只有三十五分。大家也许要怀疑，为什么反而章法分数占多数呢？就章法本身而论，它之所以占着重要的原因，理由很简单，在艺术上有所谓三原则。即：统一、变化、整齐。
这在西洋绘画方面被认为是很重要的。我便借来用在此地，以批评一幅字的好坏。我们随便写一张字，无论中堂或对联，将字排起来，或横或直，首先要能够统一：字与字之间，彼此必须相联络、互相关系才好。但是单只统一也不能的，呆板也是不可以的，须当变化才好。若变化得太厉害，乱七八糟，当然不好看。所以必须注意彼此互相连络、互相关系才可以的。
就写字的章法而论大略如此。说起来虽很简单，却不是一蹴可就的。这需要经验的，多多地练习，多看古人的书法以及碑帖，养成赏鉴艺术的眼光，自己能常去体认，从经验中体会出来，然后才可以慢慢地有所成就。
所谓墨色要怎样才可以？即质料要好，而墨色要光亮才对。还有印章盖坏了，也是不可以的。盖的地方要位置设中，很落位才对。所谓印章，当然要刻得好；印章上的字须写得好。至于印色，也当然要好的。盖用时，可以盖一颗、两颗。印章有圆的、方的、大的、小的不一，且有种种的区别。如何区别及使用呢？那就要于写字之后再注意盖用，因为它也可以补救写字时章法的不足。
（5）以上所说的，是关于写字的基本法则。可当作一种规矩及准绳讲，不过是一种呆板的方法而已。
写字最好的方法是怎样？用哪一种的方法才可以达到顶好顶好的呢？我想诸位一定很热心地问。
我想了又想，觉得想要写好字，还是要多多地练习，多看碑，多看帖才对，那自然就可以写得好了。
诸位或者要说，这是普通的方法，假如要达到最高的境界须如何呢？我没有办法再回答。曾记得《法华经》有云：“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我便借用这句子，只改了一个字，那就是“是字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了。因为世间无论哪一种艺术，都是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的。
即以写字来说，也是要非思量分别，才可以写得好的。同时要离开思量分别，才可以鉴赏艺术，才能达到艺术的最上乘的境界。记得古来有一位禅宗的大师，有一次人家请他上堂说法，当时台下的听众很多，他登台后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以后即说：“说法已毕。”便下堂了。所以，今天就写字而论，讲到这里，我也只好说“谈写字已毕”了。
假如诸位用一张白纸（完全是白的），没有写上一个字，送给教你们写字的法师看，那么他一定说：“善哉善哉！写得好，写得好！”
诸位听了我所讲的以后，要明白我的意思——学佛法最为要紧。如果佛法学得好，字也可以写得好的。不久，会泉法师要在妙释寺讲《维摩经》，诸位有空的时候，要去听讲，要注意研究。经典要多多地参考，才能懂得佛法。
我觉得最上乘的字或最上乘的艺术，在于从学佛法中得来。要从佛法中研究出来，才能达到最上乘的地步。所以，诸位若学佛法有一分的深入，那么字也会有一分的进步。能十分地去学佛法，写字也可以十分的进步。
今天所说得已经很够了。奉劝诸位：以后要勤求佛法，深研佛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