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庵的尺牍

    曲庵是刘半农先生晚年的别号。他故意的取今隶農字的上半，读作曲字，用为别号，很有点诙谐的意味，此外有无别的意思却不曾问过，反正他不会唱曲，或者多少利用曲辫子的典故亦未可知，但现在总也已无可考了。半农于民国六年秋来北京大学，比我要迟五个月，以后直至二十三年，在这期间中书信往来很是不少，在故纸堆中都还存在，但是一时不易找寻，这回偶然看到几封，计八年一月的三封，九年一月的两封，重读一过，今昔之感所不待言，也觉得很有意思，抄录下来可以作为纪念。八年二信皆游戏之作，甲一笺云：


    “新著二篇，乞六兄方家正之。弟□□顿，戊午十二月初三日。”别附一纸，题云“唐风楼金石文字跋尾补”，第一篇为钱玄同贺年柬跋，其文云：


    第二封信是一月二十七日由江阴所寄，继续说出丛书这事，里边有一条云：“书名决用‘近代文艺丛书’，删去小字。”大概是根据我去信的意见而修改的。此外各项细则都已规定，似即可订约，而且信中又说明他的稿件有王尔德短篇十种及屠格涅夫散文诗，四月七月可以分交，可是这丛书的计划终未实现，书也一册都未曾出版。这是怎么的呢？半农于是年春间带了家眷往欧洲去留学，一去数年，这丛书计划所以也就因此而停顿了。查旧日记载三月十日得半农十六日啤南函，可知其自上海启行当在二月上旬，以后国外通信都在故纸中，尚未找出，只有一厚本自英国寄来者，存在板箱内。此系用蓝格洋纸订成，面题“刘复写给周作人的信”，下署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五日，凡八十五纸，每纸横行二十三行，每行约二十二字，系谈论整理歌谣的事，虽说是信，实在是一大篇论文，共约五万言，至今无法发表，将来若有人编半农逸稿者，当以奉呈耳。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h4>附记</h4>


    甲集，文艺的本体，凡各人的小说，诗歌，戏剧等属之。


    现在我有一件事，要和你同你哥哥豫才先生商量。从前你们昆仲向我说过，想要翻译外国文学上的作品，用小本子一本一本的出版。我很赞成这个意思，可是我们都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所以提议了多次，终于没有具体的办法。我到了上海，有一天忽然自己想到，我是个研究文学的人，近两年来对于介绍西方文学的事业实在太冷淡，太不长进，应得竭力振作，切切实实的做一番。于是我就想到，介绍西方文学是件极繁重的事，为翻译者，出版者，读书者三方面的轻而易举起见，与其介绍长篇，不如介绍短篇。从这一个大前提上，我就生出一个具体的计划，打算编起一部‘近代文艺小丛书’来。这部丛书，就我的意见，打算分为甲乙丙三集，各集的材料大致如下：


    我还有五层意见，虽然还没有同该老板谈及，却可以预先向你斟酌定妥了，随后向他提出。


    如何如何，速速覆我。弟复。”


    四，订约以出书五十本为最少数。


    四，每集之册数无定（甲集之册数当然多于乙丙）。


    四，出版人对于编译人，处置稿件之法，可于下三项中任择其一。甲，版权共有，即你的“欧洲文学”的办法。乙，租赁版权，即规定在若干部之内，抽租值若干，过若干部则抽若干。丙，收买版权。


    启明！我们谈到了这一步，你可以知道，这不是群言性质，是及义性质了。我希望你们昆仲帮我忙，做成这件事。因为我想，我们没有野心没有作用的人，借着这适宜的办法，来实行我们的纯洁的文艺介绍，不可以不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的意思怎么样？务必请你用快信回覆我，使我可以就近同他议妥一切。（我大约十号左右回江阴，所以要你写快信。）若是你不是根本上不赞成，则对于各小条件上的商议也请详细示知，因为这是极容易办的。


    但是曲庵的信却也不是老是那么开玩笑的。九年一月的两封所说的都是正经事，甲是五日从上海新苏台旅馆寄来的快信，其文云：


    以上所说起初只是我一个人的空想，能不能做成尚在虚无飘渺之间。不料今天群益的老板陈芝寿先生来同我谈天，我同他一谈，他就非常高兴，极愿意我和贤昆仲三人把这事完全包办下来。于是我就和他正式谈判，其结果如下：


    五，非得我等三人之同意，不许他人加入稿件。此非专卖性质，乃恐无聊人来捣乱也。


    五，各集各册均为独立性质，故译编之孰先孰后可依便利排比，不必预先用一番目录功夫。即将来全书能出到几种，亦可听其自然。此盖因有人虽然天天在那儿说，要如何编一百种剧目，要如何在两年之内，邀集真懂英文之人，翻若干有用的书，而其实还是空谈目录，反不如我辈切切实实能做得一步便是一步也。


    二，稿件以名人著作为限（乙丙两集之材料亦然）。


    二，我以为对于处分版权的三种办法，以收买较为直捷而少流弊。所以我的意思，每种要求他二百五十元的酬金，字数约在三万至六万间。但将来我们如要刻全集，其印刷权仍要保存。


    二，书用横行小本，其印刷法以精美为条件，我等可与斟酌讨论，他必一一依从。


    九年一月五日的来信系用新苏台旅馆的信封，背面印有红字广告五行云：


    乙集，议论文艺的东西，凡传记，批评，比较谈等属之。


    丙集，文艺的关系物，如音乐，雕刻，绘画，歌谣等，虽非文学的本体，而实与文艺可以互相参证或发明者属之。在这样的计划中，我自定的主要办法如下：


    三，篇幅不过长。


    三，我们取急进主义，若商量较有进步，即与订约，在《新青年》上，发表编辑趣旨。


    三，各书取均价法，大约每本自四十页至八十页，定价全是一角至二角。若篇幅特长，在八十页以上者则分订两本。


    一，译而不作。


    一，编制法可完全依我的主张。


    一，我打算每年出书至少十二册，即每人至少四册，三个月一册。其每年各书之名目，即于每年开始时，通信规定。


    “（生）咳，方六爷呀，方六爷呀，（唱西皮慢板）你所要，借的书，我今奉上。这其间，一本是，俄国文章。那一本，瑞典国，小曲滩簧。只恨我，有了他，一年以上。都未曾，打开来，看个端详。（白）如今你提到了他，（唱）不由得，小半农，眼泪汪汪。（白）咳，半农呀，半农呀，你真不用功也。（唱）但愿你，将他去，莫辜负他。拜一拜，手儿呵，你就借去了罢。（下）”后有跋四行云：


    “起孟兄，承你和你夫人写信来给我们夫妇贺年，我们要谢谢你。


    “见上海告白，《新青年》二号已出，但我尚未取得，已函托爬翁矣。大学无甚事，新旧冲突事已见于路透电，大有化为世界的之意。闻电文系节述世与禽男函文，断语则云可见大学有与时俱进之意，与从前之专任旧人办事者不同云云，似颇阿世也。”其时《新青年》的所为文化运动渐发生影响，林琴南凭藉了《公言报》竭力反抗，最初是那篇致北大校长蔡孑民的长信，随后继续写《蠡叟丛谈》，影射诅骂，已极恶劣，至《荆生》一篇，则思借武力以除灭异己，露出磨牙食人之凶相，旧文人的真形乃显露无遗矣。半农的信件里所挖苦的虽然并不就是林纾，总可以窥见这边作风之一斑。嬉笑怒骂，多弄诙谐，即使有时失之肤浅，也总没有病态与尸气，在《新青年》上曾有一次故意以白话直译文言尺牍，如道履译为道德的鞋子，幸甚幸甚译为运气极了运气极了，可为一例。拿来与对方比较，显然看出不同来，那种跳踉欲噬的态度不但证明旧文人的品格堕落，也可想见其前途短促，盖唯以日暮途穷，乃倒行而逆施也。


    “此片新从直隶鬼门关出土，原本已为法人沙君畹携去，余从厂肆中得西法摄影本一枚，察其文字雅秀，柬式诙诡，知为钱氏真本无疑。考诸家笔记，均谓钱精通小学，壬子以后变节维新，主以注音字母救文字之暂，以爱世语济汉字之穷，其言怪诞，足滋疑骇，而时人如刘复唐俟周作等颇信之。今柬中正文小篆，加注音字母，而改其行式为左右横读，略如佉卢文字，是适与钱氏所主相合，且可定为出于壬子以后。柬中有八年字样，论者每谓是奉宣统正朔，余考钱氏行状，定为民国纪元，惟钱氏向用景教纪元，而书以天方文字，此用民国，盖创例也。又考民国史新党列传，钱尝谓刘复，我虽急进，实古今中外派耳。此片纵汉尺三寸，横四寸许，字除注音字母外仅一十有三，而古今中外之神情毕现，可宝也。”第二篇为徐□□名刺跋，今从略。乙无笺牍，唯以二纸粘合如卷册，封面题签云“昭代名伶院本残卷”，本文云：


    “本旅馆冬令设备格外完全，各房间茶壶一律均用炭基炉，若厌手冷，有西洋橡皮热水袋，若厌脚冷，有嘉兴铜脚炉。虽在旅店，却与家庭无二，务乞各界光顾。”其文颇有趣，因附录于此，若以举示曲庵亦必绝倒也。


    “右京都名伶谭鑫培方六借书曲本残卷二叶，余于厂肆中得之。大汉天声，于今绝响，摩挲一过，如见龟年，诵黍离麦秀之章，弥增吾痛。时维宣统十年戊午腊八日夜二鼓，□□□呵冻。”卷首以红墨水画一方印，文曰，藏之名山传诸其人。查八年旧日记一月项下云：


    “十日，阴，上午往校，得半农函，俄国禁书一册。”案此系红纸面英文书，集译长短小说数篇，记得其中有高尔基所作以鹰为题材的小品，又有一文题曰“大心”，记一女子的事情，董秋芳君曾全部译出，似亦已出版。瑞典国的小曲滩簧日记中不知何以不载，今亦忘记其为如何书物矣。故友中饼斋写信喜开玩笑，曲庵亦是如此，而稍有不同，简率的一句话，饼斋究竟是经师，而曲庵则是文人也。半农遗稿《双凤凰砖斋小品文》之四十五，题曰“记砚兄之称”，其文云：


    “余与知堂老人每以砚兄相称，不知者或以为儿时同窗友也。其实余二人相识，余已二十七，岂明年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犹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越十年，红胡入关主政，北新封，《语丝》停，李丹忱捕，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厢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砚兄之称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间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为民国十六年，以十月二十四日去，越一星期归，今日思之，亦如梦中矣。”这篇文章写得很好，留着好些半农的神气，其时盖在民国廿二年，年四十三矣，若在写信那时则正穿鱼皮鞋子，手持短棍，自称摆伦时也。又其时正属《新青年》时代，大抵以五四为中心前后数年，约计自民六至民十，此六七年间改革空气起于文化界各方面，而《新青年》实为前驱，论文之外有随感录尤为精锐，对于陈旧物事无所不攻，亦攻无不破，写作者甚多，最有力者独秀玄同半农，余悉在其次。随感录的目标既无限制，虽然当时所攻击者只是旧道德旧文学以及旧剧，其手法亦无限制，嬉笑怒骂，无所不可，宁失之苛，不可轻纵，后来回顾颇有幼稚处，唯其时对于遗老遗少实只有敌意，也是莫怪的。同年四月十九日鲁迅的一封信偶然找到，是寄往东京给我的，其中有云：


    又，这里所录系早期的尺牍，而用晚年的别号为题者，因曲庵之名更有谐趣，与内容更相称耳。廿八日再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