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四
3个月前 作者： 郑振铎
☆孙文
○民报发刊词
近时杂志之作者亦夥矣。夸词以为美，嚣听而无所终，摘填索涂不获，则反复其词而自惑。求其斟时弊以立言，如古人所谓对症发药者，已不可见，而况夫孤怀宏识、远瞩将来者乎？夫缮群之道，与群俱进，而择别取舍，惟其最宜。此群之历史既与彼群殊，则所以掖而进之之阶级，不无后先进止之别。由之不贰，此所以为舆论之母也。
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税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冶化焉。其他旋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
嗟夫！所陟卑者其所视不远，游五都之市，见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未称也，又但以当前者为至美。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翳我祖国，以最大之民族，聪明强力，超绝等伦，而沉梦不起，万事堕坏；幸为风潮所激，醒其渴睡，旦夕之间，奋发振强，励精不已，则半事倍功，良非夸。
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吾于《民报》之出世觇之。
☆汪精卫
○民族的国民
呜呼，满洲入寇中国二百余年，与我民族界限分明，未少淆也。近者同化问题，日益发生。此真我民族祸福所关，不容默尔。故先述民族同化之公例。（凡文字必严著述之辨。著者自发其思，成一家言。故有所征引，必详所出。述者本诸旧闻，连缀成辞。大概分译述讲述二种。未尝自居己作。故所征引可略所出，亦以难于毛举也。于此不辨，而崇剿说，则是以士君子而为盗贼之行。故附识于此。）次论满族之果能与吾同化否，以告我民族。
民族云者，人种学上之用语也。其定义甚繁。今举所信者曰：民族者，同气类之继续的人类团体也。兹析其义于左：
（一）同气类之人类团体也。兹所云气类，其条件有六：一、同血系（此最要件。然因移住婚姻，略减其例）；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自然之地域）；四、同习惯；五、同宗教（近世宗教信仰自由，略减其例）；六、同精神体质。此六者，皆民族之要素也。
（二）继续的人类团体也。民族之结合，必非偶然。其历史上有相沿之共通关系，因而成不可破之共同团体。故能为永久的结合。偶然之聚散非民族也。
国民云者，法学上之用语也。自事实论以言，则国民者，构成国家之分子也。盖国家者，团体也。而国民为其团体之单位。故曰：国家之构成分子。自法理论言，则国民者，有国法上之人格者也。自其个人的方面观之，则独立自由，无所服从。自其对于国家的方面观之，则以一部对于全部而有权利义务。此国民之真谛也。此惟立宪国之国民惟然。专制国则其国民奴隶而已。以其无国法上之人格也。
准是，则民族者，自族类的方面言。国民者，自政治的方面言。二者非同物也。而有一共通之问题焉。则同一之民族，果必为同一之国民否，同一之国民，果必为同一之民族否是也。
解决此问题有二大例：
（一）以一民族为一国民。凡民族必被同一之感蒙，具同一之知觉，既相亲比以谋生活矣。其生活之最大者，为政治上之生活。故富于政治能力之民族，莫不守形造民族的国家之主义。此之主义，名民族主义。盖民族的国家其特质有二：一曰平等。自有人类，即有战争。战胜民族对于战败民族，牛马畜之，不齿人类。古之希腊所征服者，悉以为奴隶，是其例也。若一民族，则所比肩者，皆兄弟也。是为天然之平等。二曰自由。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战胜民族对于战败民族，必束缚压抑之，不聊其生，而死其心，其以求必逞。若一民族，则艰难缔造，同瘁心力。故自由之分配必均。以是之故，民族主义为人性所固有。即或民族中更变乱，为强所弱，四分五裂，不能自存。而民族主义淬而愈厉，困苦百折，卒达其目的而后已。举例以言，罗马帝国瓦解后，民族主义代世界主义而兴。英吉利之亨利八世及大僧正威尔些之事业，法兰西之路易十一世之事业，大僧正里些流之事业，及亨利四世之事业，皆贯彻此主义者也。十九世纪之初，日尔曼民族分属联邦，无统一之观念。遭法兰西蹂躏，憬然思变，实行民族主义。卒合二十五联邦而成德意志帝国。意大利民族自帝国破灭后，邦分离析，受轭制于奥大利。惟能实行民族主义，卒合十一邦而成意大利帝国。此其荦荦大者也。其他诸国受此思潮，理想丕变。此主义遂磅礴全欧。其结果也，进步而为民族帝国主义。
（二）民族不同同为国民，其类至繁。先大别为二种：
（甲）以不同一之民族，不加以变化而为同一之国民者。其中复有二小别：（一）诸民族之语言习惯，各仍其旧。惟求政治上之一统。如瑞西是。此必诸民族势力同等，然后可行。否则一有跳梁，全体立散矣。（二）征服民族对于被征服民族，既以威力抑勒之，使不得脱国权之范围，又予以劣等生活，俾不得与己族伍。如古者埃及之于犹太，今者俄之于芬兰、波兰是也。然使被征服民族而有能力，必能奋而独立，以张民族主义。如比利时之离荷兰，希腊之离土耳其是。
（乙）合不同一之民族使同化为一民族，以为一国民者。今欲问此为民族之善现象乎？抑恶现象乎？社会学者尝言：凡民族必严种界，使常清而不杂者，其种将日弱而驯致于不足自存。广进异种者，其社会将日即于盛强，而种界因之日泯。希腊邑社之制，即以严种界而衰微。罗马肇立，亦以严种界而几沦亡。其显例也。是故民族之同化也，极迁变翕辟之一致。而其所由之轨有可寻者。归纳得同化公例凡四：
第一例 以势力同等之诸民族，融化而成一新民族。第二例 多数征服者，吸收少数被征服者，而使之同化。
第三例 少数征服者，以非常势力，吸收多数被征服者而使之同化。第四例 少数征服者，为多数被征服者所同化。
以上四例，通于今古。至于同化之方法，不外使生共通之关系，政治社会的生活之共通，或由于诱引，或由于强迫，皆足纳之于同化之域者也。上之所述，皆政治学者所标之公例也。以下将涉于鄙论：
吾今为一言以告我民族曰：凡关于民族上之研究，第一宜求诸公例。公例者，演绎归纳以获原理之标准，以告往知来者也。为变虽繁，必由其轨者也。第二宜知我民族在公例上之位置。呜呼，吾言及此，而不能不有憾于严几道也！夫几道，明哲之士也。其所译《社会通诠》有云：宗法社会，始以羼族为厉禁。若今日之社会，则以广土众民为鹄，而种界则视为无足致严。此其言诚当也。然几道案语，言外之意，则有至可诧者。观其言曰：“中国社会，宗法而兼军国者也。故其言治也，亦以种不以国。（中略）是以今日党派虽有新旧之殊。至于民族主义，则不谋而合。今日言合群，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满。（中略）虽然，民族主义将遂足以吾强种乎？愚有以决其必不能矣。”几道此言，遂若民族主义为不必重，而满为不必排者。此可云信公例矣。而未云能审我民族公例上之位置也。以上同化四公例言之。其第一例重势力同等。是故彼之合同，平等之合同也，自由之合同也。盎格鲁撒逊民族，峨特民族，条特列民族，群居美洲，以共同生活之。既久，遂成为亚美利加民族。是其例也。盖其合同也，诸民族实皆居主人之地位以相交互，故能相安而无尤。其他三例，则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关系也。此其合同，非出于双方之自由意思甚明。夫两者相持，势力优者，权必独伸。而政治上之势力，军事上之势力，其最者也。是二势力，必握于征服者之手。由是挟其雷霆万钧之力，所当必碎。被征服者乃不得不戢戢然归化之。是其一立于征服者之地位，一立于被征服者之地位，厘然分明也。更端言之，则一立于主人之地位，一立于奴隶之地位也。夫民谁其堪！奴隶者！果其能力萎弱，则不聊其生而渐归于尽。而非然者，则将百折不挠，以求遂民族主义之目的。而方其未遂也，叩心饮泣，然而为人奴。而彼之征服者，狎之既久，则食其毛践其土，薰其文化，乐以忘其故。自形式观之，固同化矣。自精神观之，则不共天日之仇雠，而强相安于衽席之上也。于是而指摘被征服者曰：汝其与之同化！汝胡不安？汝胡不安？呜呼，而真欲其长处于被征服者之地位而已。呜呼，是曰知公例而不知公例上之位置！
今欲知吾民族于同化公例上之位置，则请言自黄帝以来以至有明之末，民族变化之历史。然欲语其详，有专史在。今述其概略而已。
黄帝时代与苗族竞。九黎之君曰蚩尤，苗族之至强者也。黄帝破而灭之。迁其类之善者于邹屠之乡。其不善者，以木械之，命之曰民。己之族则曰百姓。三代以来，百姓与民之别泯矣。是为彼折而同化于我。
观夫春秋，有荆越山戎诸戎，北狄、长狄鲜虞诸族。或滑诸夏以主齐盟。然至于秦，则凡此名词，仅留于历史上而已。是亦折而同化于我。
汉初患匈奴。逮乎孝武以兵攘之，命张骞通西域，命唐蒙通西南夷，其卒，闽粤滇黔皆折而同化于我。
降乎典午，吾族不武，五胡乱华。前赵则匈奴也；成则巴氐也；后赵则羯也；前燕后燕南燕西秦南凉，皆鲜卑也；前秦后凉，皆氐也；后秦，羌也；北凉大夏亦匈奴也。以次夷灭，天下中分南北。北朝始于拓跋氏。其后高氏宇文氏，复中分。自晋至隋，我民族之陵迟极矣！诸虏得志，多效汉俗，几如第四例所云少数征服者，为多数被征服者所同化。然刘裕创之于前，隋文帝获之于后。诸族中更屠杀，其孑遗者悉折而同化于我。我民族虽暂屈于被征服者之地位，而终复居征服者之地位。
唐初，突厥肆虐，太宗灭之。其后回纥、吐蕃虽屡为梗，无大患也。五季，沙陀、契丹相继猖獗。至于有宋，我民族复宁焉。宋末，厄于女真，亡于蒙古。元胡之辱我民族也尤酷。谓契丹为汉人，谓我民族为南人，阶级至卑。此大垢也！有明奋兴，北虏穷遁，归其巢穴，未同化于我。而我民族光复故物，复居于征服者之地位。
是则，四千年来，我民族实如第二例所云，多数民族吸收少数民族而使之同化。我民族初本单纯，后乃繁杂。然实以吾族处主人之位，殊方异类，悉被卵翼。相安既久，遂同化为一而成四万万之大民族。
呜呼！今竟何如？自明亡以来，我民族已失第二例之位置。而至于今，则将降而列第三例之位置。
满洲与我民族不同。此我民族所咸知者也。即彼满人，亦不然自附。观其《开国方略》云：“长白山（在吉林乌拉城东南）之东，有布库哩山，山下有池曰布勒湖里，相传有天女三，浴于池。有神鹊衔朱果，置季女衣取而吞之，遂有身。生一男。及长，命以爱新觉罗为姓，名曰布库哩雍顺”云云。是则，满族与我真风马牛之不相及。无他之问题可以发生。彼其长白山下宁古塔边，长林丰草，禽兽所居，孳乳蕃庶，乃奋其牙角，奔踔噬咋。先取金辽部落，继兼有元裔之蒙古，又继兼有朝鲜，又继兼有明之关外。金辽语言相同之国也。蒙古语言居处不同，而衣冠骑射同之国也。朝鲜及明，则语言衣冠皆不同。故用兵次第亦因之为先后。（语本魏源《圣武记》。）然金之与彼，实同族类。《开国方略》曾尝言之。天女之说，其神话耳。彼其东胡贱族（西方谓之通古斯种），方以类聚，故所合至易。辽及蒙古，视之有间矣。至于朝鲜，则尤疏远。然彼未尝涎之。特以近在肘腋，劫以威力，使勿生变耳。天命以来，所处心积虑以图之者，厥惟中国。终乃乘明之亡，疾驱入关，遂盗九鼎。自是以后，与我民族相接益密。夫以满族与我民族相比较。以云土地，彼所据者长白山麓之片壤，而我则神州。以云人口，彼所拥者蕞尔之毳裘，而我神明之胄。以云文化，彼所享者鹿豕之生活，而我则四千年之文教。相去天壤，不待言也。彼既荐食不仰给于我，且无以为生。使其绝对的不同化于我，必不足以营卫明矣。使其绝对的同化于我，则一二世后将如螟蛉失其故形，而别有所天，是自歼其族也。彼中枭酋，处此问题，苦心焦虑，匪伊朝夕。卒乃得其所以自保而制人者。为术有二：一曰，勿为我民族所同化；二曰，欲使我民族与之同化。如是，则彼族可以长处主人之位，以宰制万类。其计弥工，其心弥毒。顺康雍乾以来，妙用此术，未尝少变。今钩考历史，刺取其真证实据，类列于左，以供参考。
（一）欲不为我民族所同化。夫两民族相遇，其性格相近而优劣之差少者，其同化作用速。其性格相异而优劣之差少者，其同化作用迟。其优劣之差远者，其同化作用速。此通例也（语本日本小野冢博士《政治学》）满族与我文野相殊，不能以道里计。盖适合乎第三例者。当同化进行时，滔滔然莫之能御，势将举其言语文字居处饮食而一同于我。此固当日之所不能免者也。彼大酋思障其流，首严通婚之禁。（多尔衮入关，下令满汉得通婚姻，其后撤回此令，通婚者罪不赦。见蒋良骐《东华录》）夫满之与我不同血族，复绝婚姻。故二百年来，精神体质，未尝少淆。彼族所恃以自存者在此。不然，以五百万之民族，与四万万之民族相片半合，在我民族，固蒙其恶质，而不及百年，彼族将无一存者，可决言也。彼既自间其族系，乃复保守其所固有者，以自别于我。利用其所擅长者，以凌制我。其手段可别为二种：
（甲）保守其习惯习惯为民族之一要素。习惯存，则民族之精神存。其显然表见者，常有以自异于他民族。满人而知保此，其计之巧者也。虽然，若语满人之习惯，必将有狂笑绝气者。微特吾人不知所云，即彼族亦赧言之。举其一二例。生而以石压首作圆扁形。彼悬诸太庙之太祖太宗，图形于紫光阁之世臣，皆作此状。即最夸能保守满洲旧族之弘历，亦言之若有余羞者也。此其习惯之一。崇奉堂子，凡有战役，必先祭之。其神何名，无知之者。其祭献之礼绝诡秘。或曰：其大酋自裸以为牺牲。然无信据也。此其习惯之二。自作文字，先以蒙古字合满语，联缀成句。寻复以十二字头无圈点上下字雷同无别，因加圈点以分析之。其拙劣仙野，不足以载道甚明（如译壬戌为黑狗之类）。此其习惯之三。夫其习惯之不足言如此。而彼兢兢然保持之者，非以为美也。以之自别于我民族，而使其族人毋忘固有之观念也。此其心事，彼固明言之。王先谦《东华录》内载：乾隆十七年三月辛巳，谕阅《太宗实录》，内载崇德元读《金世祖本纪》，谕众云：熙宗合喇及完颜亮效汉人之陋习。世宗即位，惟恐子孙仍效汉俗，豫为禁约。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先时儒臣巴克什达海库肃缠，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不从。正为万世子孙计也。云云。（以上太宗语，乾隆引之。）我满洲先正遗风，自当永远遵守，循而弗替。是以朕常躬率八旗臣仆，行围较猎，时以学习国语，练习骑射，操练技勇，谆切训诲。此欲率由旧章，以传奕祀，永绵福祚。呜呼！此语情见乎辞矣！其为万世子孙计，真不可谓不周矣。彼既累世相传，坚守此旨。故于满洲旧俗，虽至微细，必监督之。乾隆八年，叹满洲旧俗日即废弛。责宗室子弟，食肉不能自割，行走不佩箭袋，有失旧俗。十五年六月癸未，谕：前因宗室等及满洲部院大臣，俱各偷安坐轿，竟不骑马，曾降谕禁止。此欲令伊等勤习武艺，不至有失满洲旧规。今闻有坐车者，与坐轿何异！嗣后只准王等与满洲一品大臣坐轿。其余概令骑马，二十年五月谕：满洲本性朴实，不务虚名。近日薰染汉习，每思以文墨见长。并有与汉人较论同年行辈者，尤属恶习。不知其所学者，未造汉人之堂奥，反为汉人所窃笑。此等习气，不可不痛加惩戒！嗣后八旗，总以清语骑射为务。即翰林等，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辈者，一经发觉，决不宽贷。其谨小慎微，思患豫防，至于如此！然其中尚有宜注意之点。彼一则曰：“学习国语”；再则曰“以清语骑射为务”。夫以满洲人操满洲语，此真天然之事，何待强迫督率之为。则以彼虏自入关以来，悉操北京语，久已忘其固有之语言故也。彼知语言文字为民族之要素，故汲汲欲保守之。且令翰林院必考试满洲文。然丑劣寡用，微特汉人吐弃之，即满人亦不以为意。特为威力所怵，聊事率循而已。至骑射，则关系重要。后将论之。其他习惯，亦多关于强悍之俗。彼之主张保守，非无故也。夫北魏孝文帝自恧虏俗，刻意模范汉人风化，迁都洛阳，粉饰汉制。其结果，胡虏悉同化于我民族。迨乎隋唐，畛畦悉泯。无他，忘故我之观念，而与他族相混于无形也。满洲人保守其习惯也，是欲永保其固有之民族，以翘乎我民族之上，不可忽也。
（乙）发皇其所长 满俗无所长，其所长惟骑射。彼之得志，皆由狂噬死咋而来。故日谋宝有而精进之。观上所述诸论可证也。而彼惟利用所长，故得钤制我民族，使无生气。因之于吾历史上留万年之大纪念曰：满洲自人寇以来，凡兵权悉操于彼族，而我民族无与焉。呜呼，吾不能不叹满人设计之工也！夫以兵权悉操于彼族之手，则生杀屠醢，一惟其命。故以少数之民族，制多数民族而有余。彼于一方，则利我民族之文弱，务求柔其骨而{艹尔}其神者。既以科举愚之矣，又开博学鸿词科，求天下图书，储之四库，使儒臣从事校勘，使之益近于文柔。至于武事，则不复齿之。乾隆之于汉臣，口吻尤刻。于陈宏谋之转粮不力也，则曰：彼系汉人，不必责以有勇智。于陈世倌之言兵事也，则曰：彼汉文臣，乃敢言兵事，其志可嘉（皆见《东华录》）！其侮弄如此。于一方面，则重满人之兵权。凡国家之军政组织，全部属之。其用意所在，固至易明。盖两民族相遇，一尚文柔，一尚强武，比其格格不相入，而必不能同化，无待言者。而强者摧柔，又其必然之理。故彼族首重此。以为如是，则不独有以自异于我民族，且足以凌制驯伏我民族而有余也。故其兵制，则重驻防，重禁旅，而不重绿营。魏源《圣武记》有云：八旗有禁旅，有驻防。禁旅八旗，满洲兵八万，并蒙古汉军共十万。其人则皆东海扈伦诸部落。无在黑龙江北，宁古塔东者。其汉军亦无远在山海关以内者。若夫驻防之兵，则即八旗佐领中之余丁，佐领外之新附，随时编籍，人无定额，散处辽河东西诸城。无事射猎耕屯，有事驰驱甲胄。故天命十一年攻宁远时，兵已十三万。崇德中，远蹂燕蓟，随近摧宁锦，旁挞朝鲜、蒙古，用兵常十余万。而入关以后，以之内卫京师，外驭九服四夷。观此，其兵制可略见矣。是以入关以来，凡有战役，皆以防任之。彼其心，不第不望绿营之强也，实且利绿营之弱。即间有一二征伐，资绿营之力者，然终不以为正师也。惟康熙禁旅驻三藩之役，有小例外。盖其时为满族与我民族交战。彼满人者，既深忌我，复深畏我。惧其悉趋于三藩，而并力以敌己也。故谋有以离间而利用之。为手谕以诏绿营诸将曰：从古汉人叛乱，只用汉兵剿平，岂有满兵助战！于是，一时赵良栋、施琅、李之芳、傅宏烈诸民贼，争刈同种以媚异族，而三藩遂戡。此其间出于政策也。至于典兵之臣，则几满族所专有。其初皆以亲王为统帅。睿礼郑豫肃勤等是也。康熙时，尚仍此制。三藩之役，则安康简等也。西北用兵，亦屡以皇子将之。至雍正以后，始不尽然。汉人之司军柄者，惟年羹尧、岳钟琪二人。然年旋被戮，岳亦谤书盈箧。以其手絷曾静，以兴大狱，始幸而苟全。其他如康熙准噶尔之役，则费扬古也；雍正西南夷之役，则鄂尔泰也；乾隆准部之役，则班第、永常、兆惠等也；回疆之役，则兆惠等也；大金川之役，则傅恒也；小金川之役，则阿桂也；缅甸之役，则傅恒也；廓尔喀之役，则福康安也；嘉庆川湖陕之役，则额勒登保、德楞泰也。此荦荦之大役，皆以满人掌兵。而汉人则不欲其与闻军事，即为偏稗，亦欲限制之。雍正六年，满珠等奏：京营武弁等员参将以下，不宜用汉人为之。得旨：“朕汉满一体，从无歧视。（中略）满洲人数本少。今止将中外紧要之缺补用已足。若参将以下之员弁，悉将满洲人补用，则人数不敷，势必员缺。”（见蒋氏《东华录》）夫于“满汉一体”之下，忽著此语，一何可笑！至此亦可云情见乎辞矣。总之，专制国之政府，有非常之兵力为第一要义。使为异族政府，则更所急。察满洲军事的组织，乃欲以一民族为一军队，营卫京师，而驻防各省，长驾远驭，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之计。至于其不予我民族以兵权，则战胜民族对于战败民族所应有之手段。英之于印度，法之于安南，亦犹是也。彼之不愿与我民族同化者在此。彼之遂能不与我民族同化者，亦在此。
（二）欲迫我民族为所同化 彼之不欲为我民族所同化，既如上述。然不同民族而同为国民，虑我民族之不安其生而将有变也。则求所以同化我者。其目的在使我民族铲除民族思想，而为驯服之奴隶。彼又虑欲达此目的，非用威迫之手段不可。故不以柔道行之，而惟以蛮力行之。其手段可分二种：
（甲）关于物质上者 其最重要者，莫如剃发易服一事。而剃发尤切肤之痛也。夫民族之表见于外者，为特有之徽识。图腾社会（此从严译《社会通诠》。日本译为征章社会），视此最重。至于今世，亦莫能废。民族之徽识，常与民族之精神相维系。望之而民族观念油然而生。彼满族之效我民族之所为欤，是使人灭绝满洲民族之观念也。使其强我民族悉效彼之所为欤，是使人灭绝我民族之观念也。故彼旁皇久之，卒厉行此政策。蒋氏《东华录》顺治五年谕礼部：“向来剃发之制，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也。此事朕筹之至熟。若不归一，不几为异国之人乎？自今布告以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内，尽行剃完。若巧避惜发，藉词争辩，决不宽贷！该地方官若有为此事渎上奏章，欲将朕已定地方，仍存明制，不遵本朝制度者，杀无赦。”呜呼，此一纸剃发令，彼实掬其野心以示天下者也。悍然曰“若不归一，不几为异国之人！”质直自白，无遁辞焉。犹复饰言明制。彼宁不知此非有明一代之制，而我民族相沿之制耶？不过欲我民族变形鹿豕，丧尽种族观念，戢戢然归化之而已。然我民族一息尚存，此心不死。自剃发令宣告后，吴楚江浙接踵起义。伏尸百亿，流血万里，以殉其节。遗臣逸老，争祝发为僧，或著道士服。而王夫之氏且窜身獠峒，终其身不复出。此犹曰忠节之士也。一般国民，屈于毒焰，不得自由。然风气所成，有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之说。女子之不易服，犹曰非其所严禁。至于殡殓死者以本族之衣冠，使不至于不瞑而有以见先人于地下，其节弥苦，其情尤惨矣！此犹曰普通之人心也。污贱如陈同夏，犹知昌言于朝，谓蓄发整衣冠，然后天下太平。毒戾如吴三桂，犹知以剃发易服为耻，号召天下以谋一洗之。此辈狗彘不若，而赞同舆论犹若此。此犹曰为时尚迩也。洪杨崛起，兵力所及，汉宫威仪，一复其旧。东南群省，翕然应之，几覆满祚。呜呼，怨气所聚，郁而必泄。自今以往，我知彼族终无幸存之理也。彼虽处心积虑以谋同化我，其安能，其安能！
（乙）关于精神上者 我民族有自尊之性质。自以神明之胄，不当与夷狄齿。故对于他民族，无平等之观念。至于用夏变夷，尤非所堪。此种思想，为满人所大不利彼以犬羊贱种入据九鼎。假使我民族日怀猾夏之痛，死灰必燃，终为彼患。盖社会心理，常为事实之母。果其民族精神，团结不解。则虽怵于威力，为形式上的服从。一旦爆发，若溃江河，决非彼等所能御也。彼故日谋所以使我民族死心尽气者。日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饰之以淫辞，行之以威力。庄廷钅龙之狱，戴南山之狱，查嗣庭之狱，陆生楠之狱，曾静吕留良之狱，钱名世之狱，胡忠藻之狱，皆一二私人痛心种沦，时发微叹，遂被踪迹，而及于难。直接使一二人受其痛苦，而间接使我民族箝口结舌，胥相忘于公义。由是视异类若兄弟，戴仇雠为父母，剥丧廉耻，世为人奴。呜呼，贱胡操术若是工耶？今举当时诏书，其心事之最明白显露者如下：雍正七年九月癸未谕有云：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生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又云：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殊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文之，非以其为夷狄而外之也。其所根据者，为以君臣之大义，破种族之思想。以为既成君臣，不当复问种族也。而当时有排满思想者，亦实不免以政治上之革命，与种族上之革命，混和同观。故彼所持之说，转若铿然有声。至今日，则知以一王室仆一王室，谓之易姓。以一国家踣一国家，谓之亡国。以一种族，克刂一种族，谓之灭种。满洲者，对于明朝则为易姓，而对于中国，对于我民族，则实为亡国灭种之寇雠。誓当枕戈泣血，以求一洗。而奚君臣之与有？噫б！五洲之族类繁矣！苟其不问种姓，惟强是从。前则生番野獠，黑蛮红夷，皆将可谓吾君，而奚止汝满奴者！彼其利用儒术，摭拾一二尊君亲上之语，欲以摧陷廓清华夷之大防，以蕲我民族死心归化，罔敢有越志。故虽一字之微，亦所不忽。观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谕：“朕览本朝刊写书籍，凡遇夷狄胡虏等字，每作空白，又或改易形声。如以夷为彝，以虏为卤之类。揣其意，盖为本朝忌讳而避之。不知此固悖理犯义不敬之甚。此后临文作字，刊刻书籍，如仍蹈前辙，将此等字空白及更换者，照大不敬律治罪。”（见《东华录》雍正八年）夫{艹尔}然民族，屡遘淫威，防触忌讳，百方避之。彼以为此之避我，乃远我也。使不我远而反我亲，然后相安，驯致相忘。故其监谤之法，细微至此。呜呼，斧所及，不止形体，而深入于心术，不其酷哉！贼智相传，其子弘历，乃复跨灶。取我四千年历史而点窜之。凡夷夏之闲，悉被扫抹。夫历史为民族精神所寄。我民族于此，有深自表见者。司马光之作《通鉴》也，晋亡之后，继以宋齐梁陈，未尝使索虏纂统也。王世贞之作《纲鉴》也，宋帝飘零□海，犹不著其失位。明祖义师一起，即以纪元。所以恶元之篡我也。凡此皆民族精义所存。彼纂《御批通鉴辑览》，概删改之。且龈龈致辨焉。凡此皆谬托学术，以行其鬼蜮之技，狐蛊之智，欲我民族帖然归化，自安顺民而已。然民族大义，中更磨砻，益发光莹。今日吾民族思想，更进一步，不复如前者之自尊而卑人。而知以保种竞存为无上义。自今以往，我知彼族终无幸存之理也。彼虽处心积虑以谋同化我，其安能，其安能！
准是以言，彼之不欲同化于我也若此，而强我民族使归化于彼而卒无效也又若彼。是以三百年满汉之界，昭然分明。他日我民族崛起奋飞，举彼贱胡，悉莫能逃吾斧。芟剃所余，仅存遗孽。以公理论，固宜以人类视之。而以政策论，则狼性难驯，野心叵测，宜使受特别之法律。若国籍法之于外人之归化者可也。如此，则彼有能力，自当同化于我。否则，与美洲之红夷同归于尽而已。如此，则使我民族自被征服者之地位，一跃而立于征服者之地位。复民族同化公例上第二例之位置。
然则，吾前言我民族之在今日，将降而列第三例之位置者何也？则以满人自咸同以来，其状况已大异畴昔。故以云保有习惯，则贱胡忘本，已自失其故吾。迄今日关内满人，能为满洲语言文字者，已无多人可知矣。以云专擅武事，则八旗窳朽，自嘉庆川湖陕之役，已情见势绌。道光鸦片烟之役，林则徐守两广，边防屹然。其偾者，皆满洲渠帅也。英法联军之役，僧格林泌率满蒙精骑以为洋枪队之的，其军遂歼，而《天津条约》以成。洪杨之役，赛尚阿辈工于溃败，官文则直曾胡之傀儡耳。人才既衰，军制尤腐坏不可方物。胡林翼疏论兵事，谓凡与贼遇，宜使兵勇临前敌，而吉林精骑尾其后。如胜，可使逐利。即败，亦不至多所损失（见《胡文忠遗集》）。其轻侮若此！是故湘淮诸军，势力弥满天下。而捻回诸役，皆以汉人专征。逮乎今日，各省练兵，以防家贼，不复恃禁旅驻防。虽近者练兵处侧重满人，已有显象。要之，其不能回复已失之势力，可决也。是其昔之所汲汲自保，不欲同化于我者，已无复存。而庚子之役，俄军藉口占奉天。以彼曹失其首邱，益有孤立之惧。屈意交欢于我，下满汉通婚之诏，以冀同化。凡此皆与嘉道以前，成一反比例者也。虽然，使若是，则少数征服者同化于多数被征服者。同化公例之第四者耳。何至如第三例所云耶？即应之曰：满酋之在今日，又别有新术在。
大抵民族不同而同为国民者，其所争者莫大于政治上之势力。政治上之势力优，则其民族之势力亦独优。满洲自入关以来，一切程度恶劣于我万倍，而能久荣者，以独占政治上势力故也。今者，欲巩固其民族，仍不外乎巩固其政治上之势力。由是而有立宪之说。
夫立宪，一般志士所鼓吹者也，一般国民所希望者也。使吾状其丑恶，则必有怫然不欲闻者。吾今先想像一至美尽善之宪法，而语其效果曰：此之宪法，于民族上之运动有二效果，一曰使满汉平等。曩者虽同为国民，而权利义务各不平等。今则自由之分配已均。二曰使满汉相睦。曩者阴实相仇，恐莫能释。今则同栖息于一国法之上，可以耦俱无猜。如是，当亦一般志士一般国民所喜出望外，而心满意足者也。虽然，吾敢下一断语曰：从此满族遂永立于征服者之地位，我民族遂永立于被征服者之地位。而同化之第三例，乃为我民族特设之位置也！请不复语深远，为设浅近喻以明之。今有大盗入主人家，据其室庐，絷其人口，而尽夺其所有。既乃自居户主，释所絷俘，稍予恩赐，使同德壹衷，以奉事己。如是，则故主人者遂欣然愿事之乎？抑引为不共天日之仇雠乎？我民族之愿奉满洲政府以立宪也，胡不思此况乎？宪法者，国民之公意也。决非政府所能代定。盖宪法之本旨在伸张国民之权利，以监督政府之行为。彼政府乌有立法以自缚者！即在立宪君主国，其宪法或由政府所规定。然实际仍受国民之指挥。今国民已有指挥政府之权力乎？而敢然言立宪乎？况今之政府，异族之政府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彼惧其族之孤，而虞吾之逼。乃为是以牢笼我，乃遽信之乎？希腊之受制于土耳其也。知求独立而已，不知求土耳其政府之立宪也。比利时之受制于荷兰也，知求独立而已，不知求荷兰政府之立宪也。匈牙利之受制于奥大利也，知求独立而已，而奥大利卒与之立宪，为双立君主国。匈虽绌于力，暂屈从之。然至于今日，犹谋反动。盖民族不同，而因征服之关系，同为国民者，征服者则恒居于优势之地位，而牵制被征服者，俾不得脱其羁绊。而被征服者即甚无耻，亦未有乞丐其沾溉者。非势所不能为，亦义所不当为也。则知满洲政府之立宪说，乃使我民族诚心归化之一妙用，而勿堕其术中也。
深观乎国民之所欢迎立宪说者，其原因甚繁。而其最大者，则国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皆幼稚而交相错也。夫国民主义，从政治上观念而发生。民族主义，从种族上之观念而发生。二者固相密接，而决非同物。设如今之政府为同族之政府，而行专制政体，则对之只有唯一之国民主义，踣厥政体，而目的达矣。然今之政府为异族政府，而行专制政体。则驱除异族，民族主义之目的也。颠覆专制，国民主义之目的也，民族主义之目的达，则国民主义之目的亦必达。否则，终无能达。乃国民梦不之觉，日言排满。一闻满政府欲立宪，则冁然喜。是以政治思想克灭种族思想也。岂知其究竟政治之希望，亦不可得偿，而徒以种族，供人鱼肉耶？呜呼，种此祸者谁乎？吾不能不痛恨康有为、梁启超之妖言惑众也！
康有为之《辩革命书》，一生抱负，在满汉不分，君民同体。以为政权自由，必可不待革命而得之。而种族之别，则尤无须乎尔。此其巨谬极戾，余杭章君炳麟已辞而辟之。公理显然，无待赘矣。然康之所说，其根据全在雍正关于曾静、吕留良之狱所著之《大义觉迷录》。不为揭而出之，恐天下犹有不知其心，而误信其言者。兹刺取《大义觉迷录》中康氏书抄袭之语，比较互列于下。《大义觉迷录》有云：“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康氏原书亦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入主中国，古今称之。”又云：“所谓满汉，不过如土籍客籍，籍贯之异耳。”此其抄袭者一。《大义觉迷录》有云：“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康氏原书有云：“孔子春秋之义，中国而为夷狄，则夷之；夷而有礼义，则中国之。”其抄袭者二。（康氏平日治《春秋》主《公羊》，斥《左传》为伪传。今为辩护满洲计，则并引其语矣。）《大义觉迷录》有云：“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犭严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夷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自我朝入主中土，并蒙古极边诸部，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之分论乎？”康氏原著亦云：“中国昔从晋时，氐羌鲜卑入主中夏。及魏文帝改九十六大姓，其子孙遍布中土，多以千亿。又大江南五溪蛮及骆越闽广皆中夏之人，与诸蛮相杂，今无可辨。”又云：“国朝之开满洲、蒙古、回疆、青海、藏卫万里之地，乃中国扩大之图，以逾汉唐而轶宋明。”其抄袭三。呜呼，彼其心岂不以为此我世宗宪皇帝之圣著，为小臣者所宜称述弗衰者耶？尤其甚者！彼雍正仅云：“我朝既为中外臣民之主，不当以华夷而有殊视。”而己未尝自认与吾同种族也。康氏原书乃引《史记》，称匈奴为禹后。遂倡言曰：“满洲种族出于夏禹。”呜呼，非有脑病，谁为斯言！夫匈奴即与我同所自出。然民族要素，非第血系而已。无社会的共同生活，即不能自附同族。至于满洲，则更为匈奴不同族类。匈奴为北狄，而彼为东胡。彼之《蒙古源流》已详言之。大抵华人蒙古人满洲人皆无不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今康有为竟以无端之牵合，而造出满洲种族出于夏禹一语。非有脑病，谁能为此言！至于称颂满政府圣德，谓为“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万国所未有”。此虽在满洲人犹将愧骇流汗，掩耳走避，而彼公然笔之于书，以告天下！呜呼，彼真人妖！愿我民族共绂除之，毋为戾气所染！
梁启超更不足道矣！彼其著《中国魂》也，中有句云：“张之洞非汉人也，吾恨之若仇雠也！今上非满人耶？吾尊之若帝天也。”其头脑可想！本此思想，以为伯伦知理之学说（见壬寅《新民丛报》三十八三十九号），于民族主义极力排斥。其第一疑问谓：“汉人果已有新立国之资格否？”夫梁氏之意，岂不以我民族历史上未尝有民权之习惯，故必无实行之能力乎？其所译伯氏波氏最得意之辞，即在此也。然历史者，进步的也，改良的也。国民于一方保历史之旧习惯，于一方受世界之新思潮，两相冲突，必相调和。故其进也以渐而不以骤。乌有专恃历史以为国基者！至于所云：“爱国志士之所志，果以排满为究竟之目的耶？抑以立国为究竟目的？毋亦曰目的在彼，直借此为过渡之一手段云耳。”噫，此真我所谓种族思想与政治思想混而为一者也。则请语之曰：以排满为达民族主义之目的，以立国为达国民主义之目的。此两目的，誓以死达，无所谓以此为目的，而以彼为手段也。其第二问曰：“排满者，以其为满人而排之乎？抑以其为恶政府而排之乎？”则请语之曰：以其为满人而排之，由民族主义故；以其为恶政府而排之，由国民主义故。两者俱达者也。夫使为国民者，对于政府但有政治观念而无种族观念，而有异种侵入，略施仁政，便可戴以为君，此真贱种之所为也！满洲未入关以前，与我国不同种。其不同，犹今日之邻国也。乘乱入寇二百余年，使我民族忘心事仇，犹不以为非。则联军入京，比户皆树顺民旗，亦将推为达时势之君子乎？其第三问曰：“必离满族然后可以建国乎？抑融满洲民族乃至蒙苗回藏诸民族而亦可以建国乎？”则请语之曰：若云同化，必以我民族居于主人之位而吸收之。若明以前之于他族可也。不辨地位而但云并包兼容，则必非我民族所当出也。彼之言曰：“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以对于国外诸族是也。”此其言有类梦呓。夫国内他族同化于我久矣，尚何本部属部之与有？今当执民族主义以对满洲。满洲既夷，蒙古随而倾服。以同化力吸收之，至易易也。若如梁氏所云：“谓满人已化成于汉民俗”，而不悟满之对我，其阴谋诡计为何如，容可谓之知言乎？故吾之排满也，非“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也。劝我民族知同化公例上之位置以求自处也。梁氏而无以难也，则请塞尔口，无取乎取民族主义而诋毁之也！尤可笑者，不敢言民族主义，乃至不敢言共和。鼠目寸光，一读波伦哈克之《国家论》，即颤声长号曰：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噫！郑人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则皆走，不知所往。梁氏其有此景象乎？请语之曰：子毋怒！子欲知国法学，宜先知家数。日本有贺长雄氏，言英国宪法学者，采求王权割让之事实，法国宪法学者讲究国家新造之理论，德国宪法学者用力于成文宪法之解释，皆非偶然，诚通论也。故德国学者什九排斥共和政体。而美国学者巴尔斯且斥曰：欧洲公法学者无知国家与政府之别者。梁氏见之，又当震惊如何！学不知家数，而但震于一二人之私说以自惊自怪，徒自苦耳！
呜呼，吾愿我民族实行民族主义，以一民族为一国民！呜呼，吾愿我民族自审民族同化公例上之位置以求自处！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革命之决心
吾党之士，关于革命之决心，为文以论之者屡矣。顾吾以为既欲以此为吾人之决心，则其不可以不近，而所守者不可以不约也。因约言于左。
革命之决心之所由起，其则于吾人恻隐之心乎？孟子有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怛惕恻隐之心。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韩愈有言：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呼而望之也。将有介于其侧者，虽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则将大其声，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于其侧者，闻其声而见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然后往而全之也。虽有所憎怨，苟不至于欲其死者，则将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救之而不辞也。若是者何哉？其势诚急，而其情诚可悲也。呜呼！人之所以为人者，在于此矣。恻隐之心，至纯洁也。无所为而为之者也，此之谓仁。为恻隐之心所迫，虽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救之而不辞。此之谓勇。仁与勇，尽人所同具也。至于乍见之而后动心，介于其侧则后往而全之者，非谓耳目所不及，即可恝然置之也。以无所感，故无所动耳。是以能充其恻隐之心者，耳目所不及，而思虑及之焉。思虑之所及，举天下之疾苦颠连而无告者，一一系诸其心，若耳闻而目睹。是则其怛惕恻隐之心无时而不存。而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而救之之志，亦无时而不存。皇皇而忧之，昧昧而思之，焦然无一息之安。其持危扶颠，盖出于情之不容已。以不如是不足以释其忧思也。然虽如是，其遂足以释其忧思乎？天下之疾苦颠连而无告者，其数无穷，则吾躬之忧患亦与为无穷。君子敢于以渺然之身，任天下之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要皆为此恻隐之心所迫而使之然耳。
吾人之决心于革命，孰非由恻隐之心所发者。人必不忍其同类之死亡屈辱。而历史之所纪，父老之所传，亡国之惨，在人耳目。此追既往而生恻隐者也。人心醉而未由醒之，浊而未由清之，目击蚩蚩之民，辛苦憔悴，为人践踏，乃无异于牛马草芥。顾身受者不能自脱，坐视者莫知所救。此抚现在而生恻隐者也。由既往而至现在，其每况愈下，已如此矣。由现在而推将来，其将如水之益深火之益烈欤？抑穷则变，变则通，剥极而复欤？此思将来而生恻隐者也。德之不建，民之无援，使人陷于沉忧之中，而不能自拔。由此郁积以成革命之决心。是故其决心至单纯也，至坚凝也。心之所向，无坚不摧。有一日之闲暇，则旁皇如无所归。有顷刻之逸乐，则而不安其居。所藉以祛忧烦而致宁静者，惟劳身焦思以力行其所志而已。此无他，恻隐之心能使人宅于忧患，而于安乐去之若将浼者也。
孟子有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夫能此者，无他道焉。充实其恻隐之心而已。苟其心悬悬于天下之疾苦颠连而无告者，则身处富贵，适使其不宁之心为之滋甚。至于贫贱，则天下之所同也。天下之人，既不自拔于贫贱。吾一人又何择焉。若夫威武能屈天下之懦者，而不能屈天下之仁者。盖仁者必有勇，于情所不能忍者，必不恝然也。欲行其心之所安，虽万死而不辞。是故至激烈之手段，惟至和平之心事者能为之。至刚毅之节操，惟至宽裕之度量者能由之。由恻隐之心而生之勇气，能使威武为之屈。讵有屈于威武者乎？是故能保其恻隐之心者，则贞固之节，入水火而不渝，必不于生死去就之际，有所迟回以玷其生平也。虽然，淫于富贵，移于贫贱，屈于威武者，惟小人之所为耳。卓荦之士，克自振拔，常不为其所羁。吾今乃于富贵贫贱威武之外，更得一事焉，厥为名誉。无贤无愚，咸耽于是。虽以仲尼，犹谓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则几等于口头禅矣。夫名者，实之宾。名非有累于人也。然而于本原之地，而有好名之念，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也，患失之。苟患之无所不至，以名之不己属，因而灰败者有之矣。甚则，因而变节者，亦有之矣。尤甚者，以争名之故，君子之相忮，甚于小人之相残。坏植败群，于今为烈。名之为累有若是也！然求其本，亦由于未扩充其恻隐之心而已。诚使恻隐之心而能扩充，则好名之念未有不为之克灭者。余小子不敏，尝服膺于王阳明之言。每读其《答聂文蔚书》，未尝不为之叹息也。夫聂子之言曰：与其尽信于天下，不若真信于一人。道固自在，学亦自在。天下信之不为多，一人信之不为少。其信道之笃，已可谓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矣。而阳明之意，则以为：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间，而非以计人之信不信。盖以生民之困苦荼毒，莫非疾痛之切于吾身。所以见善不啻若己出，见恶不啻若己入。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而一夫不获，若已推而纳诸沟中者。非故为是以祈天下之信已也。务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夫如是，其所以天下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初非有所执拗而为之。良由疾痛迫切，虽欲己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此所以为至诚也。使人能以此心为心，则求自慊之不暇，而好名之念，无自而生矣。天下信之，喜其志之得行，而己无与也。天下非之，终必祈其志之得行，于己亦无与也。悠悠之毁誉，宁有所轻重于毫末耶？
夫富贵贫贱可以移人之情者也。威武虽不能移人之情，而以力服人，能使人不得不从者也。至于名誉，其得之之乐，有甚于富贵。失之之苦，有甚于贫贱。而其具有能左右人心志之力，则又过于威武。前三者为常人所不能免，后者则高材之士亦或不能免。然使一旦能扩充其恻隐之心者，则此四者不拨而自去，而其心乃纯一而不杂矣。夫纯洁者必有勇，所谓无欲则刚也。恻隐之心迫于内，则仁以为己任，虽杀身而不辞。斯义理之勇，而非血气之勇也。义理之勇，其可见者有二：
一曰不畏死 人情莫不乐生而畏死。以生之有可恋也。若夫为恻隐之心所迫，则接于目，充于耳者，皆颠连无告者之忧伤憔悴之色，与其呻吟之声。既不忍于旁观，又不能拯之出于水火。吾何为生于此世乎？则弥觉生之可厌，而未见其可恋也。夫以生为可厌，则其不畏死无难矣。然人情莫不恋其所亲。吾人于此，岂独无所感乎？顾天下人之爱其亲，孰不吾若。吾不忍舍吾亲，而父母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者，盈天下皆是也。吾其能一一使之不舍其亲乎？吾于家庭之际，至难言也。然而天下之人，其遭际之难同于我，或什百千万于我者，则又何限。吾其能以自私乎？思此而爱亲之心迸而合于爱同胞之心，死志决矣。自以力之微，无以致其爱于同胞，又无以致其爱于其亲也，以一死绝其爱焉。而于其将死，固未忘同胞，又未忘其亲也。于此知爱亲之心，与爱同胞之心，实为一物而无间于公私，而纯然恻隐之心是也。
二曰不惮烦志于革命者，以死为究竟，斯固然矣。然一死未足以塞责。故未死者之责任，不可以不尽也。常人乐生而恶死。哲人反之，则恶生而乐死。其所以恶生而乐死者，以惮烦故耳。世之昏浊甚矣！阳明有言：“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而行其自私之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而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忌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藩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则亦无怪纷纷藉藉而祸乱相寻于无穷矣。”人情之险若此！孤洁之士，愤世嫉俗，不能一朝居。往往绝人逃世，同其身于死灰槁木。其甚者，或因而自杀。其次，则险谲之士，操老子之术，以柔制刚，以静制动，颠倒一世之人，而巧于自全。又其次，则为乡愿，同流合污，阉然而媚于世。夫老氏之徒与乡愿，皆习知人之情伪，以巧于不败之地。其为自私自利，无足论。至于绝人逃世者，迹则高矣。然推其用心，由于惮烦。是亦自私自利也。而自私自利之见所由生，在于未充其恻隐之心而已。使能充其恻隐之心者，则必不为一己计，而为众人计。目击天下之纷纷藉藉，祸乱相寻，人所避之惟恐不及者，挺然以一身当其际，而无所却。即令所接者无所往而非倾险之人，所处者无所往而非阴郁之境，而其至诚恻怛之意，初不由之而少间。忧患虽深，不改其度，事变之来，不失其守。阳明所谓言语正到快意时，截然能忍默，意气正到发扬时，翕然能收敛，愤怒嗜欲正到腾沸时，廓然能消化，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盖观于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知其所守之固。此所以能应万变而不穷也。
是故不畏死之勇，德之烈者也。不惮烦之勇，德之贞者也。二者之用，各有所宜。譬之炊米为饭，盛之以釜，之以薪。薪之始燃，其光熊熊。转瞬之间，即成烬煨。然体质虽灭，而热力涨发，成饭之要素也。釜之为用，水不能蚀，火不能熔，水火交煎逼，曾不少变其质。以至于成饭，其熬煎之苦至矣。斯亦成饭之要素也。呜呼！革命党人将以身为薪乎？抑以身为釜乎？亦各就性其之所近者，以各尽所能而已。革命之效果，譬则饭也。待革命以苏其困之四万万人，譬则啼饥而待哺者也。革命党人以身为薪，或以薪为釜，合而炊饭。俟饭之熟，请四万万人共飨之。
○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
自民族主义，国民主义昌明以来，绅之士，荷篑之夫，稍知爱国者，咸以革命为不可一日缓。此国民心理之进步，而国家盛强之动机也。然尚有鼓其讠皮说，诋毁革命者。其立说皆诡弱而不足以自存。其稍足以淆人听闻者，不外二说。其谓今日之政府已进于文明也。然凡稍知民族与政治之关系者，皆知主权苟尚在彼族之手，则政治决无由进步。故此说决无成立之理由。其二则谓革命可以召瓜分。而谓各国方眈眈于我，一有内乱，必立干涉。而国随而亡。为此言者，自托老成持重，而以逆臆之危辞，恫喝国民，沮其方新之气。于是别有怀抱者，乐于便托此说以自文饰。即真有爱国之诚者，亦荧于听闻而摇惑失志，其流毒所播，不可谓细也。今欲外审各国对于中国之方针，内度国民之实力，口极论，阐明革命与瓜分，决无原因结果之关系。且正因革命，然后可以杜瓜分之祸。愿爱国者相与研究此问题，而悦然于解决之方法也。本论分二大段。前段论瓜分说之沿革，后段论革命与瓜分之无关系。
○第一瓜分说之沿革
瓜分之原因，由于中国之不能自立也。中国不能自立，何以为瓜分之原因？以中国不能自立，则世界之平和不可保也。各国争欲均势力于中国。势力相冲突，常足以激成世界之大战争。于是有一国谓势力之不均如此，不如分割之，俾各得其所。于是倡瓜分主义。又有一国谓势力既不平均，若言瓜分，则滋忧也。于是倡开放门户，保全领土主义。甲午以后，庚子以前，瓜分说极炽之时代也。庚子以后，至于今日，开放门户保全领土说确定之时代也。一言以蔽之，中国未至于瓜分者，列国势力平均主义之结果也。（庚子以前，因势力不均而至于言瓜分。庚子以后，因势力不均而至于言开放、保全，始终均势问题也。）而解决之法，后与前异。以上举其概要，以下逐项释明之。
（一）中国不能自立之原因。自立者何？能自以内部之力，完全独立之谓也。故自立与孤立有别。持锁国主义，孤立无邻，谓之自弃可耳。决不能自立于今日国际团体之内也。而自西力东侵以来，吾国陷于旋涡之地位。既无复孤立之余地，又不能自立。国力颓丧，瓜分在人，保全在人。岌岌然不可终日。国民所已知者也。而其所以致此者，实惟满洲人秉政之故。盖我国民之能力薄弱，固亦不能无过。而厉行锁国主义，鼓舞排外思想，见靡外侮，驯致于危亡，犹复调唆列国之冲突及其嫉妒心，使势力平均主义，亦将不能维持者，实惟满洲政府独任其咎。盖自满洲篡位以后，禁绝中国人与外国人交通。以通商为厉禁，放逐传教师于国外，戮人民之私奉外国教者。人民有迁徙于他国者，处以死刑。其与外人交接也，觐见之礼，以三跪九叩首为一大问题。初以献俘之礼待之，后以藩属之礼待之。此康熙以来之政策也。道光之际，有鸦片之役。咸丰之际，有联军之役。光绪之际，有甲午之役。中更丧乱，贱外之心变而为畏外仇外。于是奖励和拳，宗室王大臣为其首领。揭扶清灭洋之帜，以招八国之兵。迨乎北京失守，狼狈西遁。此后又一变而为媚外。然交欢于甲，失欢于乙。朝三暮四，外交之丑劣，至此为极。综满洲政府之对外政策，不出二端。前者为倨慢无礼，后者为反复无耻。以至有今日。然则，瓜分之原因，由于不能自立。不能自立之原因，由于满洲人之秉政，可决言者也。闻者疑吾言乎？试取外国人之言论以证明之。
古芬氏著《最近之支那》，第四章《支那之外交》有云：
（一六四四年满洲人征服支那而建清朝，专从事鼓吹国人之排外思想。今日欧美人恒言支那人之排外思想，为其同有之性质。不知鼓吹激动之思想者，实满洲人也。盖满洲人欲以少数之民族制御大国，永使驯伏其下。因而遮断外国之交通，杜绝外来之势力。其结果，遂致使支那人有强烈之排外感情。勃克曰：满朝势力之确立，全由于锁国政策。然其衰落，亦恐坐是也。可谓名言矣。）
以上古芬氏之言也。亦可谓旁观者清矣。更观庚子之役，联军既破北京，各国会议善后处分。德国首议处罚元凶。美国答之曰：
（此役暴徒之首魁，即政府诸宗室元老也。故宜先改造清国政府，后乃议处罚之。）
此言诚洞悉当日事变之真相者。去年日清谈判之际，日本进步党首领大隈重信于东邦协会演说有云：
（支那之政府，专以苟且姑息为治。惟企革命之不起，欲割地事人以保社稷。谓外交上柔能制刚，利用列国之冲突，及其嫉妒心，而无信义。故日英同盟虽实行支那之保全开放，列国之机会均等主义，然战国派之外交，可惹起内部之变动。）
此其言满洲政府之心事，可谓洞若观火矣。上所引证，皆非出于我国人之口，乃出于外国人之口者也。满洲政府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能自立，瓜分原因一日不息。外国人尚能知能言之，乃我国人而反昧乎？
（二）各国对于中国之政策。满洲政府实足以召瓜分，既如上所述。然各国之由瓜分主义，一变而为开放门户保全领土主义者，非满洲政府使之然也。一由于各国间维持势力平均，二由于知我国民之情，实虑瓜分之难行也。盖欧亚交通以来，道光时有鸦片之役，咸丰时有联军之役。其战争之目的，欲击破锁国主义，得以自由贸易而已。非有瓜分之观念存于其间。迨乎甲午一役以后，情见势绌，而各国之殖势力于中国者，至不平均。所得丰者思保持之，所得歉者思挠夺之。于是德国首倡瓜分之议。于一八九七年，以海贼之暴举，占夺胶州湾。于是俄藉口以租借旅顺口大连湾，英租借威海卫，法租借广州湾。此外人屡有不割让地之设定，瓜分之论，极炽于是时矣。然终以势力不平均之故，瓜分适于滋扰。于是美国首提议门户开放主义。英日固同此主义者。于是自一八九九年至一九
○
○年，英德俄法日伊六国皆表同意。宣言对于中国保全领土开放门户为主旨。此为各国对清政策之根本也。未几而有庚子之变。自有庚子之役，列国益维持前此之政策，而知瓜分之难行。无识者以为庚子之役乃瓜分之机会也。然须知北京已破，帝后远遁，而各国会乃汲汲于善后处分及媾和条约者，何也？此有二原因在。其一由于各国之政见有相违也。日英美志于保全，俄德法志于侵略。联军统帅华德西欲进兵太原，英军帅加士里不奉令。谓有政府之命令，不许进兵。华德西无如何也。各国龃龉若此。俄啖知之，乃扬言曰：俄国出兵之目的，欲扫荡拳匪，救援北京而已。今宜讲善后策，维持清政府，缓处罚元凶。盖于一方博宽厚之名以市恩于满洲政府，一方萃兵于满洲，以为占领之计。遂由是而生日俄战争之结果。此由平均势力之使然也。其二则各国，于此一役，知民气之不可侮。盖拳匪之愚妄虽可笑咤，然所以激而至此者，仇外之感情使然也。今北京虽残，东南诸省犹无恙。使行瓜分，非亿万之兵力，长久之岁月，不足以集事。故有所惮而不敢发也。且因是之故，外人知暴烈的手段，予吾民以难堪，适以激动其排外之热。自是以后，由劫夺主义，一变而为吸收主义矣。以此二原因，故俄国首倡退兵，各国无梗议。旋归和好。尔后俄包藏祸心，并兼满洲，终酿日俄之战。迩来瓜分之说已如烟消云散，不复有称道之者矣。
然则，为今日之中国计，正宜利用此均势之机会，以奋然自立。勿谓门户开放领土保全，可以苟全也。受人之保护，不得谓之自立。不能自立者，不能生存。然中国不能自立之原因，由于满人秉政。故非扑满不能弭瓜分之祸。何也？各国虽取均势主义，然今日之满洲政府，其外交政策，在煽动列强之嫉妒心，而利用其冲突。于是各国中有狡者，以诈欺恫喝之手段投之，无所往而不得志。一国有所获独丰者，则均势之政策不可维持。终必出于分割而后已。盖满洲政府既谩藏诲盗，又反复无常。其究极必破坏均势政策，而使各国不得不出于瓜分。分而不均，则各国相战。分而吾国民起与为敌，则各国与吾国相战。世界无宁日矣。惟吾国之不利，抑亦各国之不利也。故中国今日宜亟谋其地位之安全，而行正当之外交政策，然后足以自立。抑亦中国之自立，而有关于世界之平和也。然则，第二革命决不致召瓜分之祸。
世之诋毁革命者，动辄曰革命军起，外人干涉瓜分随之。此言几于耳熟能详矣。然问革命故足以惹起瓜分，大概不出二说。第一说谓：但使革命军起，则外人必干涉也。第二说谓：革命军有取干涉之道也。而此二说之中所主张之原因，又各不一。吾今搜罗列举之，一一加以辨驳，使其说无复立锥之余地，庶几真理乃显也。兹分论如下：
（一）谓革命军起，即被干涉者。为此说者，以为不问革命之目的行动如何，但使内变一生，即为干涉之媒介也。夫国有内乱，外国可以干涉与否，本为国际法上一大问题。今亦无须于法理上多着议论。惟须知外国所以干涉者，固必有其原因。而革命军所以被干涉者，亦必有其原因。究其原因之为何，最切要之问题也。而世所举干涉之原因综计之，不外七说：
（甲）谓革命军足以妨害各国之政策。为此说者，其必不知各国对于中国之政策者也。今日各国对于中国之政策，即上所举开放门户保全领土主义也。革命军起，于此主义，果有何妨害。此反对者所不能致一辞者也。（如谓革命军苟以排外为目的，则于门户开放政策有妨。此则非独立原因，乃附随原因耳。何也？苟革命军无排外之目的，则此原因不发生也。故曰：附随原因。于下论之。此专论主原因也。）如谓各国之抱此政策，乃其貌托而非本心。则须知各国之抱此政策者，非有所爱于中国，乃均势问题使之然也。英美日固认此政策为有利者。其怀抱野心者，莫如俄，而方新败谋休养。法汲汲于言平和。德之心事最为阴险，其地位亦最足为人患。然各国瞵伺，不敢独轻于发难也。故开放门户，保全领土政策，乃为各国所同认。然则，革命军之起，倘如义和拳之高揭扶清灭洋之帜，则为自取干涉，使各国虽欲不干涉而不能。若夫革命之目的，单纯在于国内问题者，而谓义师一起，即于各国之政策有妨，此则稍知各国之大势者，皆能斥其妄也。
（乙）谓各国藉口于内乱而行瓜分。此说所谓小儿之见也。今分二段释明之。第一，各国苟欲瓜分，不必有所藉口。凡欲亡人国者，质直坦白宣言于众曰：兼弱攻昧，取乱侮亡而已。非有所赧而求有以藉口也。且今日各国之不言瓜分者，非患无以藉口。一由维持势力平均，二由于知中国民族之大，未可遽言并吞也。第二各国即欲有所藉口，亦不必藉口于内乱。今日满洲政府之政治，可以藉口者多矣。随时随地，何不足以藉口。必坐待有内乱起，然后有以藉口乎？举实例言之。台湾之割，朝鲜之割，缅甸之割，安南之割，曾以内乱为藉口乎？胶州湾之失，旅顺口、大连湾之失，威海卫之失，广州湾之失，曾以内乱为藉口乎？至于庚子之役，则尤非藉口。彼拳匪之宗旨为扶清灭洋，非与满洲政府为敌，乃与外国为敌也。则外国与之为敌，何怪其然。且各国苟欲瓜分，则联军入北京时诚机会矣。彼时不为，而欲于他日求有以藉口乎？故各国之不瓜分，有所惮而不敢为也，非因无内乱以为藉口也。
（丙）谓使革命军成功，则各国前此由满洲政府所得之权利，将尽失之。故各国必维持满洲政府，而与革命军不两立。为此言者，由于不知国际法之过也。于国际法，凡国家间由于条约而生之权利义务，条约之效力未消灭，则权利义务，依然继续。旧政府虽倾覆，新政府固当继承之。何也？条约以国家之名义缔结之，非以私人缔结之故也。故为此言者，自不知国际法之原则。不然，则欲以欺不知国际法之人也。（至于谓满洲政府外交丑劣，与各国结种种不平等之条约，宜筹撤改者，则固新政府之责任。然非政府新旧嬗代而失条约之效。故此两事，不可混为一。）
（丁）谓使革命军成功，则中国将渐盛强，非如满洲政府可以为傀儡。故各国为外交上之阴谋计，宁扶助满洲政府而锄除革命军。为此说者，必卑鄙狡黠之小人，未尝知外交之政策者也：大抵外国政策，贵于熟知各国之情实，定各国不可不由之准则，使己国蒙其利，而又非各国所嫉，乃为善于外交者。若夫操纵捭阖之伎俩，期于簸弄颠倒，以搏目前之小利，则未有不自戕者。俄罗斯喜用之，卒受巨创。盖各国林立，必不容一国独专其利。利之所萃，即害之所萃也。彼满洲政府诚甘为人之傀儡者。然傀儡只一，而欲利用此傀儡者有七八焉。一国乘间利用之而独享其利，此六七国者，旁皇嫉妒而不能堪。非求利益均沾，则相与攘夺耳。今日之中国，为各国所注目，而为之政府者，乃供人傀儡。得者骄盈，失者怨望。战争之祸，所以不息也。使中国人奋起而扑去此傀儡，卓自树立，行正当之外交，则不必求他人之保全，尤非供他人之傀儡。东亚问题解决，均势问题亦解决。故中国之独立，有关于世界之和平。各国息其觊觎，全球得以安燕。较之利用傀儡以生战祸者，其相去何如！而谓人不知所取舍耶？
（戊）谓革命军起，虽非以排外为目的，然经年转战，商务受其影响。各国为保其商务计，必发兵平乱。为此言者，似甚远虑，而实蒙稚可笑。其智识殆如小儿观剧，谓出兵之事至易易也。不知在古昔专制之国，其君主穷兵黩武，且有因苜蓿天马之故，而苦战连年者。洎乎世进文明，战祸愈烈，战事愈少。且在立宪政体之下，虽有好大喜功者，亦不能妄于兴戎。盖战事至危。所牺牲者，国民之生命也。所耗损者，国民之财产也。故非关于国家大计，非兵力不足以维持者，不轻言动众。试观英杜之战，其原因之伏，非伊朝夕。金矿主久怀兼并之志，一九
○五年英将露迷臣率兵驻杜，受金矿主之音旨也。杜人尽俘之。全英舆论沸腾，犹未出于战。后以争占籍问题，始决裂。杜人口止二十余万，而英人占籍者已十余万。故杜决议拒绝。英遂示威。杜立下哀的美敦书。战祸乃作。初年英败绩，益愤。前后发兵四十万，死伤六七万，耗帑五十万万。至今英人以为得不偿失。故今岁选举，主战党势力失坠。由是观之，战事岂得已耶？商务固足重。然以此单纯之原因，而遽出于战，毋乃易言乎？据最近统计表，英人在中国者五千六百人，美人三千五百人，德人一千六百人，法人一千二百人（半为教士），日本人五千二百人，葡人一千九百人。为此等人营业之故，而动各国之兵，彼政府议会何轻举妄动若此也！是故革命军兴，各国派兵保护彼商民，意中事也。然此基于国际法上之自卫权。（例如南昌教案起，法遣兵舰保护是也。国人不知，以为示威运动。由不知国际法上之自卫权故也。）不可为非。至于谓各国因保护商务之故，而联万国之众以来干涉，而实行瓜分，则真如小儿观剧而叹战事之易也。
（己）谓革命军崛起，必倚一国以为援。革命军之势盛，则此国之势亦盛。各国惧破均势之局，乃不得不出而干涉，遂至于瓜分。为此说者，较前诸说稍坚，而亦有其证据。以谓希腊之独立，求助于英。意大利之独立，求助于法。民党必连与国，然后可以胜利也。然此视敌之何如耳。希腊之敌为土耳其，意大利之敌为奥大利，其政府之威力，十倍于独立军，故非有奥援，不足自立。若中国则异是。使民族主义国民主义而普遍于我民族的国民之心理，则与革命军为敌者，只满洲人及其死党而已。灭此朝食，无所于疑也。至于各国之同情，固革命军所希望者。然所希望者，消极的赞成而已。起事之际，欲其承认为交战团体，成功之际，欲其承认为独立国。然欲得其承认，虽由于外交，实专恃乎实力。已有为交战团体之实，然后彼从而承认之。已有为独立国之实，然后彼从而承认之。所求于彼者不奢，故其后患不生也。要之，此说之前提，谓革命军必倚一国以为援。使革命军纯任自力，而不求助于人，则此说不能成立也。
（庚）谓革命军起，政府之力既不能平，则必求助于外国。外国出兵助之平乱，因以受莫大之报酬。为此说者，以为贱胡无赖，苟求保其残喘，必出于借兵平乱之政策也。夫虏之为此谋，容或意料所及。然使其借兵于一国耶？则虏先犯各国之忌。各国虑破均势之局，将纷起而责问。是徒自困也。使其借兵于各国耶？则各国之兵，非虏之奴隶，非虏之雇佣，无故为之致死耶？如谓虏以利啖之，彼将为利所动。不知各国苟欲攫利，其道甚繁，奚必出于助兵平乱耶？（有以英遣兵助攻太平天国事为证者，然此事别有原因，于后论之。）试以最近事证之。英兵之初入九龙也，乡民鼓噪逐之。英兵退回香港。电总理衙门檄两广总督，饬何长清剿平。英兵安坐而待也。广西游勇尝攻窜入安南，一在马头山，一在高平牧马。法兵安坐，檄苏元春平乱而已。虏借外兵耶？毋亦外人以虏为傀儡耳。谓外国利于报酬而不惮动天下之兵，亦见之未审而已。
以上七说，皆谓革命起，必被干涉者，所以为口实者也。其言之者非一人，其流行也非一日。吾今乃聚而歼之。抑吾之所言，非侥幸于外人之不干涉也，以本无被干涉之原因也。其所言非以意假定也，外审各国均势之大局，内察国民之实情而后立言也。夫各国之均势，前屡言之矣。至于国民之意力，今将言之。大抵国内而至于革命，必民族主义极炽之时也。人人怀亡国之痛，抱种沦之戚，卧薪尝胆，沉舟破釜，以求一洗。其革命之目的物，至单纯也。而对于外国及外国人，守国际法上之规则，此在我国民已毫无被干涉之原因矣。而为外国者，设因欲保商务，欲得报酬之故（上举原因之二种），连万国之众以来干涉（此为假定其干涉之言），斯时为我国民者将如何？其必痛心疾首，人人致死无所于疑也！则试约略计各国之兵数。庚子一役，为战地者，仅北京一隅耳。而联军之数，前后十万。今若言干涉，言瓜分。即以广东一隅而论，新安近英，香山近葡，彼非有兵万人，不能驻守。即减其数，亦当五千。以七十二县计，当三十余万。即减其数为二十万，至少十万。而其他沿江沿海诸省，当何如？至于西北诸省，则又何如？计非数百万不能集事。而我国民数四万万，其起义也，在国内革命，而无端来外人之干涉。满奴不已，将为洋奴。自非肝脑涂地，谁能忍此者！我国亡种灭之时，即亦各国民穷财尽之时也。而问各国干涉之原因，则曰：因欲得报酬，欲保傀儡之故。虽至愚者，亦有所疑而不信矣。且世勿谓我国民其弱，而各国之兵力至强也！练兵不能征服国民军，历史所明示矣。普佛之战，佛练兵尽矣。甘必大起国民军，屡败普军，为毛奇所不及料，不敢出诃南一步。古巴之革命也，金密士以数十人渡海一呼，壮士云集，前后以四五万人与西班牙兵二十万人鏖战连年，而美西战事起，古巴遂独立。菲律宾之革命也，壮士十人，以杆枪六七枝，劫西班牙兵五百人营，夺其枪五百。扑战累岁。西兵驻防于菲者凡二万人，无如何。卒赔款二百万。其后西政府失信，战事再兴。美西之例，美提督载阿圭拿度再入菲律宾，与美合兵。阿圭拿度以兵数千人，俘西班牙兵数万，卒立政府。其后美复失信菲人，以所获于西兵之枪万余，择其可用者六七千以与美。精兵七万，战数年，始定。使凭藉丰裕，则美非菲敌也。英杜之战，杜与阿连治合兵三四万人，英兵四十万，前后三年乃罢兵。如上所述，以国民军与练兵角，皆以十当一。况中国人数，非菲杜比。凭藉宏厚，相去千万，外侮愈烈，众心愈坚。男儿死耳，不为不义屈。干涉之论，吾人闻之而壮气，不因之而丧胆也。外乘各国之均势，内恃国民之意力，既无被干涉之原因，即使事出意外，亦非无备者也。内储实力，外审世变，夫然后动，沛然谁能御之。
如上所述，谓革命军起，即被干涉者，当关其口矣。在革命军未尝无被干涉之豫备。然内有国民之实力，外乘各国之均势，决无被干涉之原因也。然则，谓革命可以召瓜分者，其言已摧破而无存立之余地也。
（二）谓革命有自取干涉之道者。此说与前说不同。前说谓凡革命军起，必遭干涉。此说则谓革命军起，本不致遭干涉。惟因革命军有自取干涉之道，使外人不得不干涉。故其所言非独立原因，乃附随原因也。使革命军而无自取干涉之道，则必不致于被干涉明矣。而其所指为自取干涉之道者，谓革命家固以排满为目的，又兼有排外之目的。故革命之际，或蔑人国权，或侮人宗教，或加危险于外国人之生命财产，于是乃召外人之干涉。为此言者，若以施之义和拳，则诚验矣。义和拳，以扶清灭洋为目的，于是杀公使，毁教堂，戕人生命，掠人财产，以致联军入京。以排外为原因，以干涉为结果，固其所也。吾人所主张之革命，则反乎是。革命之目的，排满也，非排外也。建国以后，其对于外国及外国人，于国际法上，以国家平等为原则，于国际私法上，以内外人同等为原则。尽文明之义务，享文明之权利。此各国之通例也。而革命进行之际，自审交战团体在国际法上之地位，循战时法规惯例以行，我不自侮，其孰能侮之！谓革命军有自取干涉之道者，其太过虑也。抑犹有宜深论者。今日内地之暴动，往往不免含排外的性质，此不能为讳者也。然此等暴动，可谓之自然的暴动，乃历史上酝酿而成者也。吾国历史上以暴君专制之结果，揭竿斩木之事，未尝一日熄。第开明专制之时，政府威力方张，民间隐忍苟活，即有骚动，旋被平靖。故其表面有宁谧之象。洎乎衰朝末季，纪纲废堕，豪杰之士，乘间抵隙，接踵而起。峰屯蔓延，弥满天下。此历代之末，同一之现象也。即以清朝而论，内乱未尝中辍。康熙时则有三藩之役，台湾之役（其初定台湾之役，不得谓之内乱。其再定台湾之役，则属于内乱），武昌兵变之役。乾隆时有台湾之役，临清之役。嘉庆时有川湖陕之役，畿辅之役，川陕乡兵之役。道光时则有海盗之役。咸丰同治时，则有太平天国之役，捻之役。光绪时则有义和拳之役。内乱继作，未尝少休。凡此皆自然的暴动也。洎乎近日，感外界之激刺，与生计之困难，其势尤不可一日居。此为历史上自然酿成，无待乎鼓吹者。此等自然的暴动，无益于国家，固亦吾人所深虑者也。以中国今日，决不可不革命也如此，而自然的暴动之不绝也又如彼，故今日之急务，在就自然的暴动，而加以改良，使之进化。道在普及民族主义，国民主义，以唤醒国民之责任，使知负担文明之权利义务，为吾人之天职。于是定共同之目的，为秩序之革命，然后救国之目的，乃可以终达。夫既由自然的暴动，而为秩序的革命矣，则滔滔然向于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以进行，而毫不参以排外的性质明也。然则，吾人之主目的，固非在避外人之干涉，而自无自取干涉之理也。
综上所论者而括之，则革命决不致召瓜分之祸，明白无疑矣。然尚有引证一二事实，以为辨者。今复疏解之如下。问者曰：法兰西大革命之际，各国不尝共同干涉耶？幸而法能战联军而退之。否则，法之为法，未可知也。今中国之革命，能独免于干涉乎？应之曰：法兰西大革命，而各国群起干涉者，以欲抵抗民主之思潮故也。盖法之革命，实播民权自由之主义于全欧。各国君主，思压抑之，故集矢于法，其共同干涉，实抱此目的也。尔后之神圣同盟，亦本斯旨。故比利时之独立，亦被遏制。卒令建君主立宪政体而后已。由其时各国以扑灭民主思想为目的故也。若今日，则情势与昔大殊。中国革专制而为立宪（指民主立宪），与各国无密切之利害关系，不能以法之前事为例也。问者又曰：太平天国之被干涉者何也？应之曰：太平天国有自取干涉之道也。洪秀全之破南京也，英即遣全权大臣波丁渣来，欲缔结条约。此为承认其独立良机会也。惜洪氏不知国际法，犹存自大之余习，命其觐见，行跪叩礼。波氏不肯，遂拒绝不见。只见杨秀清，失望而归。其后洪军至上海，犹立两不相犯之约。及曾军破安庆，自长江而下，遂围南京。左军破浙，李军发上海，洪氏大事已去，英始袒清助攻洪氏。故干涉之原因，由洪氏有自取之咎。使洪氏能知国际法，早与结纳，不至若此也。且其时英人初欲殖势力于东方，故谋助兵平乱，冀藉此以增拓势力。至于今日，则情势迥异。承认独立，与藉兵平乱二者，皆遥难于昔日矣。问者又曰：今者外人相惊以中国人排外。遇有小警，辄调兵舰。如南昌教案，法调兵舰矣。广东因铁路事，官民交讧，各国亦调兵舰矣。凡此岂非干涉之小现象乎？应之曰：此非干涉，乃防卫也。国际自卫权，本分二种。一为干涉，一为对于直接之危害而用防卫之手段。若内地有警，各国派兵舰防护，可谓之防卫之准备行为，与干涉不同也。盖国家于领域之内，不能自保，而使外国人蒙其损害，则对之可以匡正。匡正之法，国际之通则有三。过去之赔偿与将来之保障是也。然使蒙急遽之危害，依此通则，有缓不及事之虞，则可以用防卫之手段，用强力于他国领域内。此国际法所承认者也。然则，使内地有变而危险及于外国人之生命财产，则外国派兵保护捍御灾难，不得谓之非理。然此与干涉固不同也。至于屯泊兵舰以备不虞，则只可谓之防卫之准备行为，尤不必以干涉相惊恐。乃内地之人既鲜知国际法而诋毁革命者又借此以号于众曰：此瓜分之渐也，干涉之征也。其心固狡，其计亦拙矣。外国领事既察吾民之隐情，于是遇有小故，辄征调兵舰以相恫喝。即如近日拒约之会，美领事日以调兵相胁。而实则美国之大总统，以至国中名流，多不以苛约为然。方且借华人拒约之坚，有辞以对议会，且提议当禁欧工以示平等矣。要之，若云干涉，非得各国政府之同意，联军并进不可。而革命军无被干涉之原因，既如上所述。至于防卫，则以保全其人民之生命财产为目的。征调兵舰，一领事所优为，非出于其政府之意。革命军但当守国际法而行，尤不必谈虎色变若此也。况吾人之革命，以排满为目的，而非以排外为目的。在己固可自信，而外人亦未尝不渐共喻。最近英国《国民报》（于政府最有势力之报）倡论曰：
支那人排满之感情与排外之感情，大有分别。其政府必尽力导排满之感情，变为排外之感情。此最宜防者也。
旁观之言，明白如此。使革命起而循乎国际法，则更予人以确证。此事固在我而不在人也。
故吾敢断然曰：革命者，可以杜瓜分之祸，而决非可以致瓜分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