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的良心

    已经是十二月初，头一阵子落过场大雪，冬天早来了。谁知近来一变天，飘飘洒洒又下起细雨来，冰雪化了，到处化得泥汤浆水的，走路都插不下脚去。原先封得严严实实的大江小河，又化了冻，边边岸岸的冰上浮着层水，只有背阴的地方冰还比较结实，时常可以看见朝鲜小孩蹲在小耙犁上，双手撑着两根小棍，飞似地滑来滑去。


    这一天，雨不下了，怪阴冷的。晚间我坐在灯下读着本叫《斯大林教养的人们》的书，正在惊叹着苏联人民那种英雄的品质，这时我接到个电话。我不清楚是谁给我的电话，但我知道这是个好心肠的人。他说：


    “你知道么？今天傍晚在安州军站牺牲了个战士。他见一个朝鲜小孩滑冰掉到水里，赶紧去救，也陷下去。他把小孩救上来，自己可沉下去了。是个很好的同志啊！又是一个罗盛教！”


    我去看那位义士时，他已经装殓好，平平静静躺在那儿。他的神情很从容，像是睡觉。我定睛望着他的脸，我不认识他，但我又十分熟悉他。从黄继光身上，我熟悉他；从罗盛教身上，我熟悉他；从千千万万中国人民身上，我更熟悉他。他的面貌一点不惊人。谁要以为这样人身上准有许多惊心动魄的东西，那就错了。


    他只是个顶简单的中国人，几句话就可以交代清楚他的一生。他叫史元厚，山东长清人。他像所有贫苦的农民一样，一下生过的就是苦日子；也像所有机灵的孩子一样，有时会想出很可笑的法子，对地主报个小仇。譬如说，把地主的南瓜挖个洞，往里拉粪；还有一回，把些毛毛虫的毛撒到地主被窝里，害得地主黑夜睡觉，浑身刺的又痒又痛。到后来，他长大了，流落到济南拉洋车。再到后来，就参加了部队。


    史元厚家里有老父老母。这对老人像所有父母一样，不管儿子的胡子多长，还把儿子当小孩看待，总怕儿子冷了不知添衣服，饿了不知道吃。千里迢迢，也要托人捎去做娘的连宿打夜带着灯做的老山鞋，还要在信上千叮咛万叮咛，就怕儿子晚上睡觉不盖被，受了凉。


    史元厚家里还有个没过门的妻子，叫辛绍英。这个妻子可不像早先年的妇女，只知刷锅烧饭抱孩子，她却在镇店上念书。史元厚曾经写信问她想要什么东西，心里先猜了猜，以为离不了是些花儿粉儿一类东西。过几天辛绍英回信了，写的比史元厚都清楚，要的却是枝钢笔。


    来朝鲜以前，史元厚接到父亲的信，里边说：“你爹老了，生活什么不缺，就是缺个孙子</a>，要是你肯听话，顶好早一天回家成了亲吧。”史元厚的心搅乱了。翻腾半宿睡不着，第二天起来便向上级写申请书。


    他素来爱说爱闹，永远不恼，别人也爱找他开玩笑，顺着史元厚的音都叫他‘史落后’。旁的战士见他写申请书，笑着四处噪：“‘史落后’打报告要娶媳妇了。”


    史元厚应声笑着说：“就是嘛，你管的着！”以后接连写了七次报告。但他要求的不是回家，却是上抗美援朝的最前线去。


    一九五三年二月，正是敌人妄想从我们后方登陆作战时，史元厚跟着队伍到了朝鲜。队伍一到，立时打坑道，挖工事。进行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史元厚挖战壕磨的手起了血泡，扛木头把肩膀都压破了皮，照样像匹小骡驹子，又踢脚，又撒欢。他这人话语多的出奇，旁人说话，就爱插嘴。有时说的牛头不对马嘴，惹的战士们笑他说：“我看你上一辈子准是个哑叭，一肚子话，都别到这辈子了。”他也不恼。要是旁人叫他逗恼了，他会抱住你笑着说：“怨我！怨我！”


    穿戴他从来不讲究好看，衣服鞋袜，总是缝缝补补的。


    谁要问他：“你是怎么回事啊？新发的鞋也不穿，留着烂在箱子底么？”


    史元厚会笑着答应说：“谁说不穿？早磨掉半边底了。”


    你不必多问，准是他见谁没穿的，又给了人。他就是这么个人，和谁都处得来，手又大，只要是他的东西，你自管拿去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随时随地会遇见这样人，一点没什么可注意的。可是就在这样人火热的胸口里，却藏着颗高尚的无产阶级的良心。


    春天的夜晚，还是森凉森凉的。史元厚站在山头的哨位上，守望着北朝鲜的国土。一听见半空中飞机响，枪就握得更紧。敌人想投伞兵呢，投了就消灭他！山风一吹，飘起股青草的香气，他忽然会想起了家。这种带点泥土气息的草味，他从小便闻惯了。一时间，仿佛他警卫着的不是朝鲜，却是他的本乡本土。他想像得出家里人正在做什么。父亲一时出现在他的脑子里。老人家披着棉袄，擎着根麻秸火，咳嗽着，正在给牛拌夜草。他娘却坐在热炕头上，呜呜摇着纺车，也不用什么灯亮，抽的线涮溜极了。还有他的爱人辛绍英，怎么也没睡？你看她坐在麻油灯下，歪着头，轻轻咬着下嘴唇，准是在给他写信。他怀里就揣着爱人的一封信，写些什么呢？简直像个指导员，净给人上政治课。不用你训，我是个青年团员，懂的比你多得多了。是谁把我造就的像个人了？是谁关心我这个，关心我那个，几次三番派祖国的亲人来看我们？你放心，我会对得起党，对得起祖国人民的。


    当时连里正学习邱少云的事迹，史元厚不知怎的，变得特别黏，整天不大开口。


    同志们问道：“你是不是有病？”


    史元厚说：“哼，我一顿吃五个大馒头，还有病！”


    同志们都笑起来，又问：“那么你是怎么的了？”


    史元厚懒洋洋地说：“我怎么也不怎么的！出国的时候，咱说的什么话，现时光蹲在朝鲜吃，一点功劳没有，将来回去，怎么回答祖国人民？看人家邱少云！”


    嘴里说着，他心里便下了决心，要用整个生命去做他应当做的事，就像邱少云一样。


    时光早到了冬天，朝鲜前线又飘了雪花。停战协定签字几个月后，祖国的亲人又冲风冒雪来看志愿军了。有一个蒙古文工团来到史元厚那个部队，都住在宿营车上，就停在安州车站附近。史元厚和几个战士被派去担任警戒。


    车站背后是一带土山，山脚下有一片大水塘，夏天常有人在里边洗澡，一跳下去不露头，足有一丈多深。眼下冻了冰，像镜子一样亮，变成孩子们最留恋的滑冰好地方了。


    就是那个阴化天，黄昏时候，慰问团的同志将要到别处去了。警卫战士都打好背包，下了宿营车，打算回本连去。有人见史元厚没下来，喊了他一声，大家头前先走了。走了很远，才见史元厚提着枪走下车，神情有点发闷，对着慰问团露出恋恋不舍的样子。都是重感情的人，这一分手，不知那天才能再见到祖国的亲人，谁能不留恋呢？


    先走的战士走出多远，背后忽然有人追上来喊：“你们一位同志掉到水里去了！”


    大家急着往回跑，只见那片大水塘塌了一大块冰，岸上丢着史元厚的枪，史元厚的衣服，人却不见了。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坐在水边上，浑身上下滴着冰水，哭都哭不出声。


    原来这个小孩刚才蹲在耙犁上滑冰，说声不好，一下子陷下去。他的两手扒在冰上，水浸到脖颈子看看就要沉底了，哭着喊起来。


    一个志愿军飞跑上来。这就是我们的史元厚同志。他扔下枪，脱了衣服，几步滑到小孩跟前，伸手去拉那小孩，忽隆一声，冰又塌了，两个人都落到水里去。只见史元厚在水里钻了钻，露出头来，双手托着那个小孩，一转眼又沉下去。他又钻上来，又沉下去。第三次钻上来时，他用尽力气一推，把小孩推到冰上，他自己却沉了底，再也浮不上来了。


    战士们把他从水里抱上来时，他的脸青了，胸口冷了。他已经用他整个生命做完他应当做的事，离开我们悄悄走了。他临死会想到什么呢？你是不是想到党？想到你的祖国，你的亲人？他只有二十五岁。他的短短的一生就这样简单，他死的也很简单。可是，我不能不思索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人民都这样奋不顾身呢？自从出了个黄继光，接着又是一个，又是一个。于今呢，又出来第二个罗盛教了。难道说奇怪么？这正是毛泽东教养出来的人民啊。


    我去看了看那个小孩。小孩叫赵元弘，住在紧临着那片大水塘的山背后，村名是三龙里。爹原是劳动党员，一九五○年秋天敌人进攻北朝鲜时，把他爹抓去杀了。后来他母亲也炸死了，赵元弘便靠伯父收养着。赵元弘拖着志愿军的大鞋，戴着志愿军的棉手套，见了我们一句话不说，用手套揉着眼，只是抽抽搭搭哭。他伯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昨晚上难过得一夜没好睡，脸色显得很愁苦。一见我们，老人的下嘴唇直打颤颤，眼里含着泪，好半天擦了擦泪，指着小孩，颤着音说：“都是为这个孩子，志愿军死了，我永远也忘不了！”


    谁又能忘的了呢？朝鲜人民用最隆重的葬礼，把义士的遗体葬到三龙里那座土山上。山下临着那片大水塘，史元厚就是在这儿把他的生命最后献给了朝鲜人民。史元厚是个战士，临下葬，朝天放了几排枪，这是一个战士应得的尊荣。史元厚被埋葬了，但我知道，他那颗伟大的良心却依旧跳动着，跳动在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心坎里。好同志，我写的不只是你，我写的正是中国人民的良心。


    《人民日报》　1953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