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

    近来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周刊》上，看到顾颉刚先生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又在《晨报副刊》上看到他的论小戏转变的杂记，又在《现代评论》上看到杨金甫先生论国学的文字，我也引起了一些感想。我的感想与他们二位的主旨无甚关涉，只是由他们的话引起了端绪而已。


    可惜三篇文只有一篇在我手边，我所要用的话，有些已不能确忆；现在只略述大意，以资发凡。顾先生说，我们研究学问，不一定要向旧书堆里去找；我们若愿留意，可以在每日所闻所见里寻到许多研究的材料。可是一向无人注意这种材料，他们以不平等的眼光看待古代和现代的东西。敦煌石室出来的物事，谁都当做珍物秘玩；但是北大国学门研究所风俗室里的弓鞋和玩具，便有人摇头了。顾先生在那篇《一九二六年始刊词》的第二节里，记这种“势利”的情形，最是有趣。杨先生《从红毛鬼子说到北大国学周刊》的时候，很谦虚地说，他最喜欢《周刊》上搜集的歌谣和民间故事，其馀是不大懂得的。若我不猜错，他是喜欢现代的东西的。


    《一九二六年始刊词》的第三节里，论学术平等，真是十分透彻；顾先生说：


    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阶级的尊卑，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的。


    下面举了许多有力的例，来说明这条原则。我现在所要说的，大致仍不出顾先生的范围，但我想专注重“时代的古今”一种限制上。我们生活在现代，自然与现代最有密切关系，但实际上最容易忘记的也是现代。庄子说，“鱼相忘于江湖”，可以断章取义地用来说明这种情形。因此人或梦想过去，或梦想将来；“梦想过去”或“梦想将来”的价值相等或不等，且不用问；而忘记了现在，失去自己的立场，至多也只是“聊以快意”而已，什么也得不着！我们中国人一直是“回顾”的民族，我们的黄金世界是在古代。“梦想过去”的空气笼罩了全民族，于是乎觉得凡古必好，凡古必粹，而现在是“江河日下”了。我不敢说中国人是最鄙弃“现在”的民族，我敢说我们是最鄙弃“现在”的民族之一。过去有过去的价值，并非全不值得回顾，有时还有回顾的必要；我所不以为可的，是一直的梦想，仅仅乎一直的梦想！他们只抱残守缺地依靠着若干种传统，以为是引他们上黄金世界的路。他们绝不在传统外去找事实，因此“最容易上古人的当”。上当而不自知，永远在错路上走，他们将永不认识过去的真价值。他们一心贯注的过去，尚且不能了了，他们鄙夷不屑的现在，自然更是茫然。于是他们失去了自己，只麻木地一切按着传统而行；直到被传统压得不能喘气而死。


    要知道单只凭着若干种传统，固不足以知今，亦不足以知古。偶读《论衡·谢短篇》，有一节很可以说明这层意思：


    “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无不能知者（此句疑有衍文），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


    ……


    “儒不能都晓古今，欲各别说其经，经事义类，乃以不知为贵也，事不晓，不以为短，请复别问儒生。各以其经旦夕之所讲说”……“夫总问儒生以古今之义，儒生不能知；别名以其经事问之，又不能晓；斯则坐守信师法（依《论衡·举正》改），不颇博览之咎也。”


    王充的目的在劝人博览，与本篇主旨无甚关涉；但他说知今与知古同样重要，泥古的“儒生”不但不知今，实也不知古，不但不知广义的古，连他们所泥那一点儿古，其实也不曾能明白：这却是他的卓见。他骂他们是“陆沉”，是“盲瞽”，真是快人快语。只可惜王充死了快二千年了，到现在，“儒生”——而且何止“儒生”！——的情形还是一样！


    你只看近年来国学的复兴，便可知道个中的消息。我并不来附和吴稚晖先生，要将线装书扔到毛厕里去；我只觉得复兴后的国学所走的“大路”，并不曾比旧日宽放多少，这是令人遗憾的！胡适之先生在《北大国学季刊》的发刊辞里，说起清代三百年的学问家，只在几部经书里打圈子，不肯将研究的范围扩大；所以成功虽有，到底太狭窄了，不能有真正的通学（大意如此）。但这也是时代使然。那时是闭关时代，参考比较的资料不多，无以启发一般人的新思想；所以只想做补苴罅漏的工夫，不能做融会贯通的事业。现在的时代可不同了，我们受了“外国的影响”，已历有年所；外国的影响可以给我们许多好处，但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使我们知道，不仅古代载籍及器物等，配做学术研究的材料，现代载籍及器物等也配的！不仅载籍及庄严的器物等配做学术的资料，就是一支山歌之微，一双弓鞋之细，也配的。这种平等的观念，中国从前虽有人略略提起（如王充），但早被传统的空气压下去了；近来的复活，却全是外国的影响。不过所谓外国的影响，也就可怜得很！据我所知，只在国语文学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后数年间，现代的精神略一活跃而已。这时期一般人多或少承认了现代生活的价值，他们多或少从事于现代生活的研究。研究舶来的新的“文化科学”的，足以遮没了研究国学的人；于是乎兴了“国粹沦亡”之叹。但这种叹息，实在大可不必；因为不久国学就复兴了，而且仍是老样子——有几个“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是例外。其实有几个肯“旁逸斜出”，敢“旁逸斜出”呢！所谓老样子者：一，国学外无学；二，古史料外无国学。在这两个条件之下，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等于零！


    本篇系就中国立论，我所谓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就是以现代生活的材料，加入国学的研究，使它更为充足，完备；而且因为增多比较的事例，使它更能得着明确的结论。不过“国学”这个名字，极为含混；似乎文化科学，自然科学，哲学，文学，都可包罗在内——我想将来还是分别立名的好。我说以现代生活的材料加入国学，现在一般研究——实在应该说迷信！——国学的人，决不肯如此想。大约是由于“傲慢”，或婉转些说，是由于“学者的偏见”，他们总以为只有自己所从事的国学是学问的极峰——不，应该说只有他们自己的国学可以称得起正宗的学问！他们自己的国学是些什么呢？我，十足的外行，敢代他们回答：经史之学，只有经史之学！你看，他们所走的“大路”，比清代诸老先生所曾走的，又宽放了多少？左右是在些古史料里打圈儿！不想研究了这么些年的国学，还只在老路上留恋着！我不是说在这条老路上走的，一些没有进步；但是我们所要的是更长足的进步，是广开新路！即如我们所敬服的王静安先生，他早年的确是一个开新路的人；他在《宋元戏曲史》的序里说戏曲史这种学问，古人没有做过，是由他创始的。这种“创新”的精神（虽然并非以现代生活为材料），是值得珍贵的。而且他还研究西洋哲学呢。但他后来渐渐改变态度，似乎以为这种东西究竟是俚俗，是小道，不值得费多大的气力；他于是乎仍走上了那条“大路”，便是经史之学！自然，他的走上这条“大路”，决不算我们的损失；他根据了他的新材料，发明了许多新见解——所给与我们的已经很厚了。他虽不再开新路，但在老路旁，给我们栽了许多新鲜的树木和花草，他的工作确是值得珍贵的。假使我们只有少数学者如此，我们不但不觉得不好，而且觉得是必要的；因为我们需要经史之学的专家，正和需要别的专家一样。但同时得承认，他们是有偏见的。他们的偏见若变成一般研究国学者的意见，如今日一样，那却是妨碍国学的长足的发展的；大家挤在一条路上，最是不经济！所以为一般研究者计，我们现在非打破“正统国学”的观念不可。我们得走两条路：一是认识经史以外的材料（即使是弓鞋和俗曲）的学术价值，二就是认识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


    实在，我们现在不怕没有人研究那难研究的古史料，只怕没有人研究这较易研究的现代生活——现在的也是将来的史料。我常想一般研究国学者轻今而重古的原因，除“黄金世界在古代”一条根本信仰外，——这个信仰或自觉或不自觉——不外“难得”与“新异”两端。“物稀为贵”，敦煌石室的片纸只字失了就完了，从此不能再有，况发现也是偶然碰着机会，不是能随心所欲的。因此行市便大了。而且东西是古代的，非我们所素习，使我们感着一种新鲜的异代的趣味，正和到新国土感着异域的趣味一样。因此行市便大了。但这两端儿竟所关不巨，所关最巨者，厥惟那个根本信仰；此经史之学所以为正统也。但我们得知道：“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无论传统的精神变化如何，我们的子孙必有人努力研究我们，和我们研究“先民”一样。他们所有的困难，也将和我们现在所有的大同小异。我们上古的先民，大概还不知道怎样研究自己，所以只有若干简陋的材料（恕我大胆，“六经”也在其中！）留给我们；中古近古的先民却又研究古人，远过于研究自己，所以也没有完备的材料，记载或解释他们自己生活的，留给我们。我们的困难便由此而生；我们现在所知于我们的先民的，实在是极少极少的！我们是没法的了，我们的子孙难道还有受这种困难的必要么！我们得给他们预备一条平坦的路，而这实在也有我们自己的好处。我们谁都有求知欲不是？我们谁都要求满足不是？而且我们谁都愿意别人明白我们，愈多愈好。这就得了！试问若只有人研究古代史，而却没有人提纲挈领地告诉我们民国十五年来的政治，经济，学术，文艺迁变之迹，我们能满足么？若只有人研究《诗经》，而却没有人告诉我们现在孟姜女歌曲的本末，我们能满足么？有人听见说到元代的杂剧，明代的传奇，便肃然起敬（其实在正宗的国学家看来，这些也只是小道），听见说到皮黄或顾先生说的小戏，便鄙夷道，“这有什么道理”！是的，这有什么道理！有人研究小学，研究《说文》，研究金文，研究甲骨文，至矣，尽矣；至于破体俗字，那当然是不登大雅之堂，不值通人一笑的。但破体俗字在一般社会生活里，倒也有些重要，似非全无理由可言；而且据魏建功先生说，这些字也并非全无条例，如“歡”省作“欢”，“觀”省作“观”，“權”省作“权”，“勸”省作“劝”，是很整齐的，颇值得加以研究。是的，在小学家看来，这又有什么道理！然而我相信张东荪先生的话，他说：“凡文明都是有价值的；凡价值都是有时代性的。”我们且不管价值的时代性，我们只要知道，古史料只是古代生活的遗迹；现代生活是现代生活的自身，为甚反该被人鄙夷呢？我并不劝大家都来研究现代生活，我没有那么功利；我只说应该有些人来专门地或附带地研究现代生活，不要像现在这般寂寞便好了。因为我们既要懂得古代，也一样地——即使不是更迫切地——要懂得现代。而且人有“自表”的本能，我们将我们自己表白于异国人和后世人，不但是我们的责任，而且是我们的快乐；这自然也非先懂得现代不可。至于将现代与古代打成一片，那更是我们所切望；但这种通学是不容易得的。


    “自知”诚哉是极难的；以现代人研究现代生活，“当局者迷”的毛病，或者是难免的。但我不相信局外的人会比局中的人强；与其让外国人或后世人研究我们，还不如我们自己研究好。我们即使不能完全了解我们自己和时代，但所了解的总一定比别人多；因为我们有许多的活证，外国人不懂得用，后世人得不着用。所以现代人研究现代生活，比较地实在最为适宜；所以为真理的缘故，我们也应该有些人负这个责任。至于研究的方法，不用说我是相信科学方法的。研究的途径，我也说了：一是专门就现代生活作种种的研究，如宗教，政治，经济，文学等；搜集现存的歌谣和民间故事，也便是这种研究的一面。一是以现代生活的材料，加入旧有的材料里共同研究，一面可以完成各种学术专史，一面可以完成各种独立的中国学问，如中国社会学，中国宗教学，中国哲学——现在中国地质的研究颇有成绩，这种通常不算入国学之内，但我想若将国学一名变为广义，也未尝不可算入。这两种工作都须以现代生活为出发点；现在从事的人似以乎都很少。——传统的和正宗的空气压得实在太厉害了！但现代这一块肥土，我们老是荒弃不耕，总未免有些可惜吧！


    或者有人要说，“国学”一名，本只限于历史，考古一方面，正和“埃及学”一样，原可不必勉强牵入现代的材料。但无论历史、考古等学问的完成，一部分仍非依赖现代的材料不可，而“国学”一名，意味也与“埃及学”绝不相同——埃及是已亡的国家，故“埃及学”所涵，有一定的范围；中国是生存的国家，“中国学”所指，何能限定呢！话又说回来了，我想“国学”这个名字，实在太含混，绝不便于实际的应用；你看英国有“英国学”否？日本有“日本学”否？据我所知，现存的国家没有一国有“国学”这个名称，除了中国是例外。但这只是“国学”这个笼统的名字存废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学问应包含现代的材料，则是无庸置疑的。因为我们是现代的人，即使研究古史料，也还脱不了现代的立场；我们既要做现代的人，又怎能全然抹杀了现代，任其茫昧不可知呢？现在研究史料的人，似乎已经不少；我盼望最近的将来多出些现代研究的专家，这是我们最不可少的！而更要紧的，先要打破那“正统国学”的观念，改变那崇古轻今的风气；空冒无益，要有人先做出几个沈重的例子看看才行！有“现代的嗜好”的人努力吧！


    （1926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