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在黎明前的薄雾里，第聂伯河模糊地闪着光；河水冲刷着岸边的石子，发出轻微的哗哗声。两岸附近的河水是宁静的，平滑的水面泛出一片银灰色，好像凝滞不动似的。河中央，却翻滚着黑沉沉的水流，肉眼就可以看出，它正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是一条美丽的、庄严的河。正是为了赞美它，果戈理写下了千古绝唱的抒情散文“第聂伯河是神奇美妙的……”河的右岸，峭壁耸立，俯视着水面，宛如一座行进中的高山，骤然在宽阔的河水面前停住了。左岸的下方，全是光秃秃的沙地，这是第聂伯河在春汛退走时淤积起来的。


    在河边的一条狭小的战壕里，隐蔽着五个战士。他们按照分工趴在一挺秃鼻子马克沁机枪旁边。这是第七步兵师的前沿潜伏哨。谢廖沙脸朝第聂伯河，侧身卧在机枪紧跟前。


    红军部队由于频繁的战斗，已经十分疲乏，接着又遭到波兰军队疯狂的炮击，昨天放弃了基辅，转移到第聂伯河左岸，构筑工事固守。


    但是，这次的撤退、重大的伤亡以及最后弃守基辅，严重地影响了战士们的情绪。第七师曾经英勇地突破重围，穿过森林，挺进到马林车站一带的铁路线，经过猛打猛冲，赶走了据守车站的波兰部队，把他们赶进森林，扫清了通向基辅的道路。


    现在，这座美丽的城市却失陷了，红军战士个个都怏怏不乐。


    波兰白军迫使红军撤出达尔尼察之后，就在左岸靠近铁路桥的地方占领了一个不大的立足点。


    但是，不论他们费多大力气，也不能再向前推进一步，他们遇到了红军的猛烈反击。


    谢廖沙看着奔流的河水，不禁想起了昨天的情景。


    昨天中午，他和大家一起，怀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向波兰白军发起了反冲锋。就在昨天的这场战斗中，他第一次跟一个没有胡子的波兰兵拼刺刀。那个家伙端着步枪，枪上插着像马刀一样长的法国刺刀，一边莫名其妙地喊着什么，一边像兔子那样跳着，向谢廖沙直扑过来。一刹那间，谢廖沙看到了对手那双睁圆了的、杀气腾腾的眼睛，说时迟，那时快，他一摆步枪，用刺刀尖把波兰兵那把明晃晃的法国刺刀拨到了一边。


    波兰兵倒下去了……


    谢廖沙并没有手软。他知道自己以后还要杀人。就是他，谢廖沙，这个能够那样温柔地爱，能够那样珍惜友谊的人，今后还要杀人。他不是一个狠毒、残忍的人，但是他知道，那些被世界上的寄生阶级欺骗、毒害和驱使的士兵，都是怀着野兽般的仇恨来进攻他亲爱的祖国——苏维埃共和国的。


    因此他，谢廖沙，是为了使人类不再互相残杀的日子尽快到来而杀人的。


    谢廖沙正想着，帕拉莫诺夫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咱们走吧，谢廖沙。敌人很快会发现咱们的。”


    保尔-柯察金转战在祖国大地上已经一年了。他乘着机枪车和炮车飞奔，骑着那匹缺了一只耳朵的灰马驰骋。他已经长大成人，比以前更加强壮了。他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锻炼成长。


    他的皮肤曾被沉甸甸的子弹带磨得鲜血直流，现在已经长出了新皮；可是步枪皮带磨出来的硬茧却蜕不掉了。


    这一年里，保尔经历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他同成千上万个战士一样，虽然衣不蔽体，胸中却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烈火。


    为了保卫本阶级的政权，他们南征北战，走遍了祖国大地。保尔只有两次不得不暂时离开革命的风暴。


    第一次是因为大腿受了伤。第二次是在严寒的一九二○年二月，得了伤寒，发高烧，大病了一场。


    斑疹伤寒造成第十二集团军各师、团的大量减员，简直比波兰军队的机枪还要厉害。这个集团军战线很长，几乎守卫着乌克兰整个北部广大地区，阻挡着波兰白军的进一步推进。保尔刚刚痊愈，就归队了。


    现在，他们那个团正在卡扎京——乌曼支线上，据守着弗龙托夫卡车站附近的阵地。


    车站在树林子里。站房不大，旁边是一些被遗弃的、破坏得很厉害的小房。这一带根本没法住下去。两年多来，隔不多长时间，就要打一仗。这个小车站真是什么样的队伍都见识过了。


    现在，一场新的大风暴又快要酝酿成熟。虽然第十二集团军损失了大量兵员，一部分部队已经失散，在波兰军队的压迫下，全军正在向基辅方向撤退，但是，正是在这个时候，无产阶级的共和国却在部署一项重大的军事行动，准备给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波兰白军毁灭性的一击。


    久经战斗考验的骑兵第一集团军各师，从遥远的北高加索向乌克兰调动，这是军事史上空前的大进军。第四、第六、第十一和第十四这四个骑兵师，相继向乌曼地区运动，在离我军前线不远的后方集结；他们在走向决战的进军中，顺便清除了沿途的马赫诺匪帮。


    这是一万六千五百把战刀，这是一万六千五百名在酷热的草原上经过风吹日晒的战士！


    红军最高统帅部和西南战线指挥部尽最大努力，使这个正在准备中的决定性打击事先不被毕苏斯基分子察觉。共和国和各战线的司令部都小心翼翼地掩蔽着这支庞大的骑兵部队的集结。


    乌曼前线停止了一切积极的军事行动。从莫斯科直达哈尔科夫前线司令部的专线不停地发出电报，再从那里传到第十四和第十二集团军司令部。狭长的纸条上打出了用密码写成的各种命令，其基本内容都是：“骑兵第一集团军之集结万勿引起波军注意。”只有在波兰白军的推进可能把布琼尼的骑兵部队卷入战斗的情况下，才采取了一些积极的军事行动。司令部总的部署，反映在下面这道简要的命令中：


    第358号令（密件第89号）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拉科夫斯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第十二、十四和骑兵各集团军总指挥兼集群司令亚基尔同志：


    乌克兰境内波兰军队有两个集群：基辅集群和敖德萨集群。其部分兵力部署在第聂伯河左岸，主要兵力，其中包括科尔尼茨基将军（原外阿穆尔骑兵团团长）的由十个骑兵团组成的突击混成骑兵师和陆续开到的波兹南师的部队，则集结在白采尔科维、沃罗达尔卡、塔拉夏、拉基特诺地区。敖德萨集群的主力在日美林卡-敖德萨铁路和布格河之间我第十四集团军战线附近活动。上述两集群之间，大体在拉沙、捷季耶夫、布拉茨拉夫一线，分散部署着第一波兹南师的部队。


    罗马尼亚人继续持观望态度。我西方战线各集团军突破敌方防线后，继续顺利地向莫洛杰奇诺、明斯克方向推进。西南战线各集团军的主要任务是击溃并消灭乌克兰境内的波兰军队。


    敌上述集群兵力分散，可资利用，考虑到其主办移向基辅地区，且在政治上具有极重要影响，兹决定以敌基辅集群为主要攻击对象。


    命令：


    1.第十二集团军的基本任务是占领铁路枢纽站科罗斯坚，主力在基辅以北地段强渡第聂伯河，其近期目标是切断博罗江卡站、捷捷列夫站一带的铁路线，阻止敌军向北撤退。


    在战线的其余地段要坚决牵制住敌人，在敌军退却时尾追不舍，伺机一举攻占基辅。战斗于五月二十六日开始。


    2.亚基尔同志的集群应于五月二十六日凌晨向白采尔科维、法斯托夫方向全线发动强有力的进攻，其目的是尽量吸引更多的敌基辅集群兵力投入战斗，与左翼的骑兵集团军相互配合。


    3.骑兵集团军的基本任务是击溃并消灭敌基辅集群的有生力量，夺取其技术装备。五月二十七日凌晨向卡扎京方向发动强有力的进攻，割断敌基辅集群和敖德萨集群之间的联系。以果断猛烈的战斗扫清沿途遇到的一切敌人，于六月一日前占领卡扎京、别尔季切夫地区，并依靠旧康斯坦丁诺夫卡和舍佩托夫卡方面的屏障，向敌人后方挺进。


    4.第十四集团军要保证主力突击部队战斗的胜利，为此应将本集团军主力集结在右翼，发动强大突击，于六月一日前占领温尼察-日美林卡地区。战斗于五月二十六日开始。


    5.各部队活动分界线见第348号令（密件）。


    6.收到命令后望回报。


    西南战线司令叶戈洛夫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别尔津


    西南战线参谋长佩京


    1920年5月20日于克列缅丘格


    篝火的红色火舌抖动着，褐色的烟柱盘旋着升到空中。一群群蠓虫，躲开浓烟，慌慌忙忙地飞来飞去。战士们稍稍离开火堆，围成了一个半圆形。篝火在他们脸上抹上了一层紫铜色。


    篝火旁边，有几只军用饭盒埋在淡蓝色的炭灰里。


    饭盒里的水正在冒泡。突然，一条火舌从燃烧着的木头下面贼溜溜地蹿了出来，在一个低着头的人的乱头发上舔了一下。那人慌忙把头一闪，不满意地咕哝了一句：“呸，真见鬼！”


    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


    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红军战士，穿着呢上衣，留着一撮小胡子，刚刚对着火光检查完步枪的枪筒，用他那粗嗓子说：“这个小伙子看书入了迷，火烧头发都不知道。”


    “喂，柯察金，把你读的东西也给我们讲讲吧！”


    那个青年战士摸了摸那绺烧焦了的头发，微笑着说：“啊，安德罗休克同志，这可真是本好书，一拿起来就怎么也放不下。”


    保尔身旁坐着一个翘鼻子的青年战士，他正在专心地修理弹药盒上的皮带，想用牙把一根粗线咬断。听保尔这样说，他好奇地问：“书里写的是什么人哪？”他把针插在军帽上，又把多下来的线缠在针上，然后补充了一句：“要是讲的是恋爱故事，我倒挺想听听。”


    周围又响起了一阵哄笑。马特韦丘克抬起他那剪了平头的脑袋，狡黠地眯起一只眼睛，做了个鬼脸，对他说：“是啊，谢列达，谈情说爱，可真是件好事。你又挺漂亮，简直是画上的美男子！你走到哪儿，哪儿的姑娘就成天围着你转。你只有一个地方美中不足，就是鼻子太翘了，活像猪拱嘴。不过，还有办法补救：鼻尖上挂个十磅重的诺维茨基手榴弹［诺维茨基手榴弹，重约四公斤，用来爆破铁丝网——原注］，保险只消一宿，鼻子就翘不起来了。”


    又爆发了一阵笑声，吓得拴在机枪车上的马匹打了一个响鼻。


    谢列达慢腾腾地转过身来。


    “长得漂亮不漂亮倒没什么，脑袋瓜好使才行。”他富有表情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就说你吧，别看舌头上长着刺，挺能挖苦人，只不过是个地地道道的蠢货。你这个木头人连耳朵都是凉的！”


    两个人你来我往，眼看就要翻脸，班长塔塔里诺夫赶忙把他们劝开。


    “得了，得了，同志们！吵什么呀？还是让保尔挑几段精彩的给大伙念念吧。”


    “念吧，保夫鲁沙，念吧！”周围都喊起来。


    保尔把马鞍搬到火堆跟前，坐在上面，然后打开那本厚厚的小书，放在膝盖上。


    “同志们，这本书叫《牛虻》［英国女作家伏尼契（1864-1960）描写十九世纪意大利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牛虻是小说的主人公——译者］。我是从营政委那儿借来的。我读了很受感动。要是大伙好好坐着听，我就念。”


    “快念吧！没说的！谁也不会跟你打岔。”


    当团长普济列夫斯基同志同政委一道骑马悄悄走近篝火时，他看见十一对眼睛正一动不动地盯着那个念书的人。


    普济列夫斯基回过头来，指着这群战士，对政委说：“团里的侦察兵有一半在这儿，里面有四个共青团员，年纪还很轻，个个都是好战士。你看那个念书的，叫柯察金。那边还有一个，看见没有？眼睛像小狼一样，他叫扎尔基。他俩是好朋友，不过暗地里却在较劲。以前柯察金是团里最好的侦察兵，现在他可碰上了厉害的对手。你看，他们现在正在做政治思想工作，不露声色，影响却很大。有人送给他们一个称号，叫‘青年近卫军’，非常合适。”


    “念书的那个是侦察队的政治指导员吗？”政委问。


    “不是，指导员是克拉梅尔。”


    普济列夫斯基催着马向火堆走去。


    “同志们，你们好！”他大声喊道。


    战士们一齐转过头来。团长轻捷地跳下马，走到坐着的战士们跟前。


    “在烤火吗，朋友们？”他笑着问。他的两只小眼睛有点像蒙古人。现在他满面笑容，刚毅的面孔也不像平时那样严峻了。


    战士们像对待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好同志一样，热烈地欢迎团长。政委没有下马，他还要到别的地方去。


    普济列夫斯基把带套的毛瑟枪推到背后，在保尔的马鞍旁边坐了下来，对大家说：“一起抽口烟，怎么样？我这儿有点好烟叶。”


    他卷了一支烟抽起来，转脸对政委说：“你走吧，多罗宁，我就留在这儿了。司令部有什么事找我，通知我一声。”


    多罗宁走了。普济列夫斯基对保尔说：“接着念吧，我也听听。”


    保尔念完了最后几页，把书放在膝盖上，望着篝火，沉思起来。


    有好几分钟，谁都没有说话，牛虻的死使所有的人都受到了震动。


    普济列夫斯基默默地抽着烟，等着听战士们谈感想。


    “这个故事真悲壮。”谢列达打破了沉默。“这就是说，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本来这是一个人没法忍受的，但是，当他是为理想而奋斗的时候，他就什么都忍受得住。”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显然很激动。这本书给他的印象太强烈了。


    原先在白采尔科维给鞋匠打下手的安德留沙-福米乔夫激愤地喊道：“那个神甫硬把十字架往牛虻嘴边送，真该死，要是叫我碰上，马上送他上西天！”


    安德罗休克用小棍子把饭盒朝火里推了推，坚定不移地说：“知道为什么而死，问题就不同了。到了那个时候，人就会有力量。要是你觉得真理在你一边，你就应当死得从容。英雄行为正是这样产生的。我认识一个小伙子，叫波莱卡。白匪在敖德萨把他包围了，他一冒火，向一个排的匪军冲了过去。没等敌人的刺刀够着他，他就拉响了手榴弹。手榴弹就在他脚下爆炸了。他自己当然是连整尸首都没留下，周围的白匪也给炸倒了一大片。从外表上看，这个人普普通通，也没有什么人给他写书。可是他的事迹真值得写！在咱们同志中间，这样了不起的人物有的是！”


    他用匙子在饭盒里搅动了几下，舀出一点茶水，用嘴尝了尝，又接着说：“可也有人死得像只癞皮狗。死得不三不四，很不光彩。


    我们在伊贾斯拉夫尔打仗的时候，就发生过这样一桩事。伊贾斯拉夫尔是一座古城，在戈伦河上，基辅大公统治时期就建立了。那儿有座波兰天主教堂，像个堡垒，很难攻。那天我们朝那边冲了过去。大家列成散兵线，顺着小巷朝前摸。我们的右翼是拉脱维亚人。我们跑到大路上，一看，有一家院子的围墙上拴着三匹马，全都备着鞍子。


    “好哇，我们想，这回准能抓几个波兰俘虏了。我们十来个人朝那个院子冲过去。他们拉脱维亚人的连长拿着毛瑟枪跑在最前面。


    “我们跑到房子跟前，一看门敞开着，就冲了进去。原以为里面一定是波兰兵，哪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原来是我们自己的三个侦察兵，他们早来了一步，正在干坏事。事实就摆在眼前：他们正在欺负一个妇女。这儿是一个波兰军官的家。他们已经把那个军官的老婆按在地上了。拉脱维亚连长一见这情景，用拉脱维亚话喊了一声。三个家伙全给抓了起来，拖到了院子里。在场的只有两个俄罗斯人，其余的全是拉脱维亚人。连长姓布列季斯。尽管我不懂他们的话，一看也就明白了，他们是要把那三个家伙干掉。这些拉脱维亚人全是铁汉子，性格很刚强。他们把那三个家伙拖到石头马厩跟前。我想，这回完蛋了，准会把他们崩掉！三个人里边，有一个棒小伙子，长相难看极了，拼命挣扎，不让绑，还破口大骂，说不该为了一个娘们就把他枪毙。另外两个家伙都在求饶。


    “我一看这情景，浑身都凉了。我跑到布列季斯跟前说：‘连长同志，把他们送军事法庭算了，干吗让他们的血弄脏了你的手呢？城里战斗还没完。哪儿有工夫跟他们算帐。’他转过身来，朝我一瞪眼，我马上就后悔不该多嘴了。他的两只眼睛简直像老虎。毛瑟枪对着我的鼻子。我打了七年仗，这回可真有点害怕了。看来他会不容分说就把我打死。他用俄语向我喊，我勉强才听明白：‘军旗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可是这几个家伙却给全军丢脸。当土匪就得枪毙。’“我吓得赶忙跑到街上去了。背后响起了枪声。我知道，那三个家伙完蛋了。等我们再向前进的时候，城市已经是咱们的了。事情就是这样。那三个人像狗一样死掉了。他们是在梅利托波利附近加入咱们队伍的，早先跟着马赫诺匪帮干过，都是些坏蛋。”


    安德罗休克把饭盒拿到脚边，打开装面包的背囊，接着说：“咱们队伍里混进了一些败类，你不能一下把所有的人都看透。从表面上看，他们好像也在干革命。可这些家伙是害群之马。我看到这种事，心里总不痛快，直到现在都忘不了。”


    他说完，就喝起茶来。


    骑兵侦察员们睡觉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谢列达大声打着呼噜。普济列夫斯基也枕着马鞍子睡着了。只有政治指导员克拉梅尔还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第二天，保尔侦察回来，把马拴在树上。他把刚喝完茶的克拉梅尔叫到跟前，对他说：“指导员，我问你，我想跳槽，到骑兵第一集团军去，你看怎么样？他们往后准有许多轰轰烈烈的事要干。他们这么多人聚在一起，总不是为了好玩吧。可咱们呢，却老得在这儿闲呆着。”


    克拉梅尔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怎么跳槽？你把红军当成什么了？难道是电影院吗？这像什么话？要是大伙都这么随随便便，从这个部队跑到那个部队，那可就热闹了！”


    “这儿也罢，那儿也罢，反正是打仗，哪儿还不一样？”保尔打断了克拉梅尔的话。“我又不是开小差往后方跑。”


    克拉梅尔一口拒绝了他的要求。


    “那你说，还要不要纪律了？你呀，保尔，什么都好，就是有点无政府主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党和共青团都是建立在铁的纪律上面的。党高于一切。谁都不能想到哪儿就到哪儿，而应该是哪儿需要，就到哪儿去。你要调动，普济列夫斯基已经拒绝了吧？那不就得了，到此为止吧。”


    又高又瘦的克拉梅尔脸色有些发黄，他因为激动，咳嗽了起来。印刷厂的铅尘已经牢牢地附在他的肺叶上，他的两颊时常现出病态的红晕。


    等他平静下来以后，保尔小声但却十分坚决地对他说：“你说的全对。可我还是要到布琼尼的骑兵部队去，我是走定了。”


    第二天傍晚，篝火旁边已经看不到保尔了。


    在邻近的小村庄里有一所学校，学校旁边的土丘上聚集着一群骑兵，围成了一个大圆圈。布琼尼部队的一个健壮的战士，帽子推到后脑勺上，坐在机枪车后尾，拉着手风琴。一个剽悍的骑兵穿着肥大的红色马裤，正在圈子里跳狂热的果拍克舞。手风琴拉得很蹩脚，既不和谐，又不合拍，害得那个跳舞的老是跳错步子。


    村里的小伙子和姑娘们都来看热闹，他们有的爬上机枪车，有的攀着篱笆，看这些刚开来的兴致勃勃的骑兵战士跳舞。


    “托普塔洛，使劲跳哇！把地踩平吧！喂，加油啊，老兄！拉手风琴的，加点劲啊！”


    但是这位手风琴手的粗大手指，扳弯马蹄铁倒不费劲，按起琴键来却很笨拙。


    “可惜阿法纳西-库利亚布卡叫马赫诺匪帮砍死了，”一个晒得黝黑的战士惋惜地说。“他才是第一流的手风琴手呢。


    他是我们骑兵连的排头，死得真可惜。是个好战士，又是个呱呱叫的手风琴手。”


    保尔也站在人群里。他听到最后这句话，就挤到机枪车跟前，把手放在手风琴风箱上。手风琴马上不响了。


    “你要干什么？”拉手风琴的战士斜了保尔一眼。


    托普塔洛也站住不跳了。周围发出了一阵不满的喊声：“怎么回事？干吗不让拉？”


    保尔伸手握住手风琴的皮带，说：“来，我来试试。”


    手风琴手用不信任的眼光打量了一下这位不相识的红军战士，迟疑地把皮带从肩上褪了下来。


    保尔照他的老习惯把手风琴放在膝盖上，然后，猛然一拉，风箱像扇子似的拉开了，手指在琴键上飞速一滑，立刻奏出了欢快的舞曲：


    喂，小苹果，


    你往什么地方滚哪？


    落到省肃反委员会手里，


    你就别想回来啦。


    托普塔洛立即随着那熟悉的旋律，跳了起来。他像雄鹰展翅似的扬起双手，飞快地绕着圈子，做着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豪放地用手拍打着皮靴筒、膝盖、后脑勺、前额，接着又用手掌把靴底拍得震天价响，最后是拍打大张着的嘴巴。


    手风琴不断用琴声鞭策着他，用急骤奔放的旋律驱赶着他。他顺着圆圈，像陀螺一样飞快地旋转起来，一面交替地伸出两条腿，一面气喘吁吁地喊着：“哈，嗨，哈，嗨！”


    一九二○年六月五日，布琼尼骑兵第一集团军经过几次短促而激烈的战斗，突破了波兰第三和第四集团军结合部的防线，把堵截红军的萨维茨基将军的骑兵旅打得落花流水，开始向鲁任方向挺进。


    波军司令部为了堵住这个缺口，急急忙忙拼凑了一支突击部队。五辆坦克在波格列比谢车站刚卸下火车，马上就开赴作战地点。


    但是骑兵第一集团军已经绕过敌军准备反攻的据点扎鲁德尼齐，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波军后方。


    波军急忙派出科尔尼茨基将军的骑兵师，跟踪追击布琼尼骑兵第一集团军。波军司令部判断，骑兵第一集团军突进的目标是波军后方战略重镇卡扎京，这个师便受命从背后对骑兵第一集团军进行袭击。但是这个作战行动并没有改善波兰白军的处境。虽然他们第二天就堵住了战线上的缺口，在骑兵第一集团军后面重新把战线连接了起来，但是强大的骑兵第一集团军已经插进敌人的后方，摧毁了他们的许多后方基地，正准备向波军的基辅集群发起猛攻。各骑兵师在运动过程中，破坏了沿途许多铁道和桥梁，以便截断波军退路。


    骑兵第一集团军司令从俘虏的口供里了解到，波军有一个集团军的司令部设在日托米尔——实际上，战线的司令部也设在这里——于是决定拿下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这两个重要的铁路枢纽和行政中心。六月七日拂晓，骑兵第四师就向日托米尔进发了。


    保尔代替已经牺牲的库利亚布卡，在这个骑兵连的排头骑着马前进。战士们不愿意放走这样一个出色的手风琴手，集体提出了要求，保尔就被编入了这个连队。


    快到日托米尔的时候，骑兵摆开了扇面似的队形，快马加鞭，冲了过去。银色的马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大地在呻吟，战马喘着粗气，战士们屹立在马镫上。


    马蹄下的大地飞快地向后奔驰，一座到处是花园的大城市，向他们迎面扑来。骑兵穿过郊区的花园，冲到了城中心。


    “杀呀！”——像死神一样令人毛骨悚然的喊声在空中震荡。


    惊慌失措的波军几乎没有进行什么抵抗。城里的卫戍部队一下子就土崩瓦解了。


    保尔伏在马背上向前飞驰。在他旁边骑着一匹细腿黑马的，就是那个跳舞的托普塔洛。


    保尔亲眼看见这个剽悍的骑兵战士挥起马刀，毫不手软地劈下去，砍倒了一个还没有来得及举枪瞄准的波兰兵。


    马蹄有力地踏在石头马路上，发出一片得得的响声。突然，在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挺机枪，架在路中央，三个穿蓝军装、戴四角帽的波兰兵，弯着腰守在机枪旁边。还有一个波兰军官，领子上镶着蛇形金绦，一见红军骑兵冲过来，就举起了手里的毛瑟枪。


    这时，托普塔洛和保尔都已经勒不住战马了，他们迎着死神的魔爪，径直向机枪冲过去。军官朝保尔开了一枪，但是没有打中，子弹像一只麻雀，嗖的一声从他的脸旁飞了过去。那个军官被战马的胸脯撞出去老远，脑袋磕在石头上，仰面朝天倒下去了。


    就在这一刹那间，机枪迫不及待地发出了疯狂而粗野的狞笑声。托普塔洛就像被几十只大黄蜂蜇着似的，连人带马摔倒了。


    保尔的战马竖起前蹄，吃惊地嘶叫着。它带着保尔，猛地一蹿，越过死者的尸体，一直冲到机枪旁边的波兰兵跟前。


    马刀在空中画了一个闪光的弧形，砍进了一顶蓝色的四角军帽里。


    马刀又高高地举了起来，准备向另一个脑袋砍去，但是，那匹跑得性起的战马却蹦到一边去了。


    这时候，骑兵连的大队人马像一股奔腾的山洪，涌向十字路口，几十把战刀在空中不停地挥舞着，左右砍杀。


    监狱的狭长走廊上，喊叫声连成了一片。


    挤得满满的牢房里，那些受尽折磨、面容憔悴的犯人骚动起来了。城里在进行巷战——难道真是自己的队伍从什么地方打回来了吗？真的就要得到自由了吗？


    枪声已经在监狱的院子里响起来。走廊里传来了奔跑的脚步声。突然，一个亲切的、无比亲切的声音喊道：“同志们，快出来吧！”


    保尔跑到紧锁着的牢门跟前。几十只眼睛从小窗里向外张望。他用枪托猛砸牢门上的铁锁，一下接着一下。


    “等一等，我来炸开它。”米罗诺夫拦住保尔，从衣袋里掏出一颗手榴弹。


    排长齐加尔琴科一把夺过手榴弹，说：“快住手，疯子！你怎么啦，傻了吗？钥匙马上就拿来。


    砸不开，就用钥匙开嘛！”


    这时人们用手枪把狱卒押到走廊上来了。


    一群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人，欢乐得发狂，一下子挤满了走廊。


    保尔打开又高又大的牢门，跑进了牢房。


    “同志们，你们都自由了！我们是布琼尼的队伍，我们师把这个城市占领了。”


    一个妇女眼泪汪汪地扑到保尔身上，抱着他嚎啕大哭起来，就像保尔是她的亲儿子似的。


    波兰白军在这座石头牢房里囚禁着五千零七十一名布尔什维克，随时准备把他们拉出去枪毙或绞死，另外还关押着二千名红军政治工作人员。现在他们都得救了。对于骑兵师的战士们来说，这些人比任何战利品，比任何胜仗都要宝贵。


    而对于这七千多名革命者来说，漆黑的夜转眼变成了阳光灿烂的暖洋洋的六月天。


    有一个脸色黄得像柠檬的政治犯，欢天喜地地跑到保尔跟前。他是舍佩托夫卡一家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叫萨穆伊尔-列赫尔。


    保尔听着萨穆伊尔的叙述，脸上蒙上了一层灰暗的阴影。


    萨穆伊尔讲到故乡舍佩托夫卡发生的悲壮的流血事件。他的话像熔化了的铁水，一滴一滴地落在保尔的心上。


    “一天夜里，我们大伙一下子全给抓了起来，有个无耻的内奸出卖了我们。我们全部落到了宪兵队的魔爪里。保尔，他们打人打得可真狠哪！我比别人少吃点苦头，因为刚打了几下，我就昏死过去了，可别的同志身体比我结实。我们没什么再要隐瞒的。宪兵队什么都知道，比我们自己还清楚。我们干的每一件事，他们都掌握了。


    “我们中间混进了奸细，他们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呢！那些日子的事真是一言难尽哪。保尔，有好些人你是认识的：瓦莉亚-勃鲁扎克，县城里的罗莎-格丽茨曼，她还是个孩子呢，才十七岁，是个多好的姑娘啊，一对眼睛总是那么信赖别人。还有萨沙-本沙夫特，你大概还记得，他也是我们厂的排字工，小伙子成天乐呵呵的，常拿老板画漫画。另外还有两个中学生：诺沃谢利斯基和图日茨。这几个人你都认识。其余的人是县城和镇上抓来的。一共二十九个，当中有六个女的。大伙都受尽了极其野蛮的折磨。瓦莉亚和罗莎第一天就被强奸了。那帮畜生，谁乐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把她们折磨得半死，才拖回牢房。从这以后，罗莎就说起胡话来，过了几天，就完全疯了。


    “那帮野兽不相信她真疯，说她是假装的，每次提审都打她一顿。后来拉出去枪毙的时候，她都没人样了。脸给打成了紫黑色，两只眼直瞪瞪地发呆，完全像个老太婆。


    “瓦莉亚-勃鲁扎克直到最后一分钟表现都很好。他们死得都像真正的战士。我不知道，他们打哪儿来的那股力量。保尔，要把他们死难的情况全说出来，难道可能吗？不可能。他们死得真惨！没法用言语形容……瓦莉亚的案情最重，她负责跟波军司令部的报务员联系，还经常到县里做联络工作。抓她的时候，又搜出了两颗手榴弹和一支勃朗宁手枪。手榴弹就是那个奸细给她的。都是事先做好的圈套，好给她安上蓄谋炸毁波军司令部的罪名。


    “唉，保尔，临刑那几天的情景我真不愿意讲。既然你一定要知道，我就只好说说。军事法庭判处瓦莉亚和另外两个同志绞刑，其他同志全部枪决。


    “我们原先在波兰士兵当中做过策反工作，这些士兵也受到了审判，比我们早两天。


    “一个年轻的班长，叫斯涅古尔科，是个报务员，战前在洛济当过电工。他被判处枪决，罪名是背叛祖国和在士兵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他没有要求赦免，判决后二十四小时，就给他们杀害了。


    “他们传瓦莉亚到法庭上去作证。她回来跟我们说，斯涅古尔科承认他进行过共产主义宣传，但是断然否认他背叛祖国。他说：‘我的祖国是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的，我是波兰共产党党员。我当兵是被迫的。我一向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帮助那些跟我一样被你们赶到前线的士兵睁开眼睛。你们可以为了这个绞死我，但是我从来没有背叛自己的祖国，而且永远都不会背叛。只是我的祖国跟你们的不同。你们的祖国是地主贵族的，我的祖国是工人农民的！我深信，我的祖国一定会成为一个工农大众的国家，而在我的这个祖国里，决不会有人说我是叛徒。’“判决以后，我们就都关在一起了。临刑前，把我们转到了监狱里。夜里，他们在监狱对面靠近医院的地方竖起了绞架。隔不远，靠近树林，就在大道旁边的陡坡上，又选定了一个地方作为执行枪决的刑场，还在那儿给我们挖了一个大坑。


    “判决书张贴出去了，全城都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决定在大白天当众处决我们，好让每个人看了都害怕。第二天，从早晨起就把老百姓从城里赶到绞架跟前。有的人是因为好奇，虽然心里害怕，也还是来了。绞架旁边是密密麻麻的人群。一眼看去，人头攒动。监狱四面围着木栅栏，这你是知道的。绞架就离监狱不远，我们都能听到外面嘈杂的人声。在后面的街道上，架起了机枪，整个地区的宪兵队，包括骑兵和步兵，都调来了。一个营的军队封锁了大街小巷。还特地为判处绞刑的人挖了一个坑，就在绞架旁边。我们默不作声地等待最后一刻的到来，只是偶尔有人说一两句话。该说的前一天都说了，就连诀别的话也说了。只有罗莎还在牢房角落里喃喃自语，不知道说些什么。瓦莉亚因为遭到强奸，又挨了毒打，已经不能走了，大部分时间都是躺着。有两个从镇上抓来的共产党员，是一对亲姐妹。她们互相拥抱着诀别，控制不住自己，放声大哭起来。一个叫斯捷潘诺夫的小伙子，是从县里抓来的，很有力气，像个摔跤运动员，被捕的时候同敌人格斗，打伤了两个宪兵。他一再对这姐妹俩说：‘同志们，别掉眼泪了。要哭就在这儿哭吧，到外边就别再哭了。决不能让那帮吃人的豺狼高兴。他们反正是不会放过咱们的，咱们反正是要死的，那么，就让我们从容地死吧！咱们谁也不能下跪。同志们，死要死得有骨气！’“这时候，提我们的人来了。走在前面的是侦缉处长什瓦尔科夫斯基，这家伙是个残暴的色情狂，简直是只疯狗。他要是自己不强奸，就让宪兵动手，他在旁边看着取乐。从监狱穿过马路直到绞架，宪兵排成了两道人墙，都是大刀出鞘。他们肩上挂着黄色的穗带，大家都管他们叫‘黄脖狗’。


    “他们用枪托把我们赶到监狱的院子里，四个人一排站好队，然后打开大门，把我们押到街上。他们让我们站在绞架跟前，亲眼看着自己的同志被绞死，然后再枪毙我们。绞架很高，是用几根原木搭成的。绞架上吊着三根粗绳子，头上系成圈套。下面是带小梯子的平台，用一根活动的木桩子支撑着。人群像海一样，不住地蠕动着，发出勉强可以听到的嗡嗡声。他们的眼睛全盯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够辨认出自己的亲友。


    “在稍远一点的台阶上，聚集着一帮波兰小贵族，手里拿着望远镜，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几个军官。他们都是来欣赏怎样绞死布尔什维克的。


    “脚下的雪是松软的，树林一片白茫茫，树枝像落上了一层棉絮。雪花在空中飞舞，慢慢落下来，飘到我们灼热的脸上，就融化了。绞架下面的平台上也铺了一层雪。我们的衣服差不多全给剥光了，但是谁也没有感到冷。斯捷潘诺夫甚至没有注意到他脚上只穿着一双袜子。


    “军事检察官和高级军官们都站在绞架旁边。最后，终于把瓦莉亚和另外两个判绞刑的同志押出了监狱。他们三个人互相挽着胳膊，瓦莉亚夹在中间。她已经没有力气走路了，那两个同志搀扶着她。不过，她记住了斯捷潘诺夫的话：‘死要死得有骨气’，还是竭力想自己走。她没有穿大衣，只穿着一件绒衣。


    “侦缉处长什瓦尔科夫斯基看来很不满意他们挽着胳膊走，推了他们一下。瓦莉亚不知道说了句什么，一个骑马的宪兵立即扬起马鞭，朝她脸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子。


    “就在这个时候，人群中有一个女人惨叫了一声，呼天抢地地挣扎着，拼命想挤过警戒线，冲到这三个人跟前去。但是她让宪兵抓住，不知道给拖到什么地方去了。大概这是瓦莉亚的母亲。快走到绞架的时候，瓦莉亚唱了起来。我还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歌声——只有视死如归的人才会这样满怀激情地歌唱。她唱的是《华沙之歌》，那两个同志也随着她一起唱。宪兵用马鞭抽他们，这帮没人性的畜生就像发了疯似的，鞭子不断落到咱们同志的身上，他们都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宪兵把他们打倒在地上，像拖口袋一样拖到绞架跟前，草草念完了判决书，就把绞索套在他们脖子上。这时候，我们大伙就高唱起《国际歌》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他们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扑过来。我只看见一个匪兵用枪托把支着平台的木桩推倒，咱们的三个同志就全让绞索给吊了起来……


    “当我们在刑场上准备受刑的时候，他们向我们宣读了判决书，说将军大人开恩，把我们当中九个人的死刑改判为二十年苦役。其余十七个同志还是全给枪毙了。”


    说到这里，萨穆伊尔扯开了衬衣领子，好像领子勒得他喘不过气来似的。


    “三位同志的尸体整整吊了三天，日夜都有匪兵在绞架旁边看守。后来我们监狱里又送进来几个犯人，据他们说，第四天托博利金同志的绞索断了，因为他身体最重，他们这才把另外两具尸体也解下来，就地掩埋了。


    “但是绞架一直没有拆掉，我们往这儿押解的时候，还看到了。绞索还吊在半空，等待着新的牺牲者。”


    萨穆伊尔沉默起来，呆滞的目光凝视着远方。保尔都没有觉察到他已经讲完了。


    那三具尸体清晰地呈现在保尔眼前，他们的面目很可怕，脑袋歪在一边，在绞架上默默地摆动着。


    突然，街上吹起了集合号，号声惊醒了保尔，他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咱们到外边去吧，萨穆伊尔！”


    骑兵押着波兰俘虏，从大街上走过。团政委站在监狱大门旁边，在军用记事本上写了一道命令。


    “给你，安季波夫同志。”他把命令交给矮壮结实的骑兵连长。“派一个班，把俘虏全部押解到诺沃格勒-沃伦斯基方向去。受伤的要给包扎好，用大车运，也往那个方向去。送到离这儿二十俄里的地方，就让他们滚蛋吧。咱们没时间管他们。你得注意，绝对不许有虐待俘虏的行为。”


    保尔跨上战马，回头对萨穆伊尔说：“你听见没有？他们绞死咱们的同志，咱们倒要送他们回自己人那儿去，还不许虐待。这怎么办得到？”


    团长回过头来盯着他。保尔听见团长好像在自言自语，但是语气却坚定而严厉：“虐待解除了武装的俘虏是要枪毙的。我们可不是白军。”


    保尔策马离开监狱大门的时候，想起了在全团宣读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命令最后是这样说的：


    ……故此命令：


    1.以口头的和书面印发的形式不断地、反复地向红军部队，特别是向新组建的部队宣传解释：波兰士兵是波兰和英法资产阶级的牺牲品，他们本人也是身不由己。因此，我们的责任是，把被俘的波兰士兵当作误入歧途的、受蒙骗的兄弟一样来对待，以后要把他们作为醒悟了的兄弟遣返回解放后的波兰祖国。


    2.凡有有关虐待波兰战俘以及欺凌当地居民的传闻、消息、报告，要一查到底，严查严办，不论这些传闻、消息来自何种渠道。


    3.各部队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要充分意识到，他们对严格执行本命令负有责任。工农国家热爱自己的红军。红军是它的骄傲。它要求红军不要在自己的旗帜上染上一个污点。


    “不要染上一个污点。”保尔小声对自己说。


    正当骑兵第四师攻下日托米尔的时候，戈利科夫同志统率的突击部队的一部——第七步兵师第二十旅也在奥库尼诺沃村一带强渡了第聂伯河。


    由第二十五步兵师和巴什基尔骑兵旅组成的一支部队奉命渡过第聂伯河，并在伊尔沙车站附近切断基辅到科罗斯坚的铁路线。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是截断波军逃离基辅的唯一通路。舍佩托夫卡共青团组织的一个团员米什卡-列夫丘科夫在这次渡河时牺牲了。


    当部队在晃荡的浮桥上跑步前进的时候，从山背后飞来一颗炮弹。它在战士们头顶上呼啸而过，落在水里爆炸了。就在这一瞬间，米什卡栽到搭浮桥的小船底下，让河水吞没了，再也没有浮上来。只有淡黄色头发的战士亚基缅科看见了，这个戴着一顶掉了檐的破军帽的战士，一见这情景，惊叫起来：“哎哟，不好了，米什卡掉到水里去了！连影都没有，这下完了！”他停住脚步，吃惊地盯着黑沉沉的流水。后面的人撞在他身上，推着他说：“你这傻瓜，张着嘴巴看什么？还不快走！”


    当时根本没有工夫去考虑个别人的吉凶，他们这个旅本来就落后了，兄弟部队已经占领了对岸。


    米什卡的死讯，谢廖沙是四天以后才知道的。他们旅经过激战攻下布恰车站后，随即向基辅方面展开攻势，当时他们正在阻击企图以猛烈的冲锋向科罗斯坚突围的波军。


    亚基缅科在谢廖沙身边趴下来。他停止了猛烈的射击，好不容易才拉开灼热的枪机，然后把脑袋贴着地面，转过来对谢廖沙说：“步枪要缓口气，烫得像火一样。”


    枪炮在轰鸣，谢廖沙勉强才听到他说的话。后来枪炮声小了一点，亚基缅科像是顺便提起似的说：“你的那位老乡在第聂伯河里淹死了。我没看清他是怎么掉到水里去的。”他说完，用手摸了摸枪机，从子弹带里拿出一排子弹，一丝不苟地压进了弹仓。


    攻打别尔季切夫的第十一师，在城里遇到了波军的顽强抵抗。


    大街上正在浴血苦战。敌人用密集的机枪子弹阻挡红骑兵的前进。但是这个城市还是被红军占领了。波军已经溃不成军，残兵狼狈逃窜。车站上截获了敌人的许多列火车。但是对波军来说，最可怕的打击还是军火库爆炸，供全军用的一百万发炮弹一下子全毁了。全城的玻璃震得粉碎，房屋好像是纸糊的，在爆炸声中直摇晃。


    红军攻克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以后，波军腹背受敌，只好分作两股，撤出基辅，仓皇逃遁。他们拼命想为自己杀出一条路，冲出钢铁包围圈。


    保尔已经完全忘却了他自己。这些日子，每天都有激烈的战斗。他，保尔，已经溶化在集体里了。他和每个战士一样，已经忘记了“我”字，脑子里只有“我们”：我们团、我们骑兵连、我们旅。


    战局的发展犹如狂飙，异常迅猛，天天都有新的消息传来。


    布琼尼的骑兵以排山倒海之势，不停顿地向前挺进，给敌人一个又一个沉重的打击，摧毁了波军的整个后方。满怀胜利喜悦的各骑兵师，接二连三地向波军后方的心脏诺沃格勒-沃伦斯基发起猛烈的冲锋。


    他们像冲击峭壁的巨浪，冲上去，退回来，接着又杀声震天地冲上去。


    无论是密布的铁丝网，还是守城部队的拼命顽抗，都没能挽救波军的溃败。六月二十七日早晨，布琼尼的骑兵队伍渡过斯卢奇河，冲进诺沃格勒-沃伦斯基城，并继续向科列茨镇方向追击溃逃的波军。与此同时，亚基尔的第四十五师在新米罗波利附近渡过斯卢奇河，科托夫斯基骑兵旅则向柳巴尔镇发起了攻击。


    不久，骑兵第一集团军的无线电台接到战线司令的命令，要他们全军出动，夺取罗夫诺。红军各师发起强大攻势，把波军打得七零八落，他们只能化成小股部队，四散逃命。


    有一天，旅长派保尔到停在车站的铁甲列车上去送公文。


    在那里他竟遇见了一个根本没想到会碰见的人。马跑上了路基。到了前面一辆灰色车厢跟前，保尔勒住了马。铁甲列车威风凛凛地停在那里，藏在炮塔里的大炮露出黑洞洞的炮口。


    列车旁边有几个满身油垢的人，正在揭开一块保护车轮的沉重的钢甲。


    “请问铁甲列车的指挥员在哪儿？”保尔问一个穿着皮上衣、提着一桶水的红军战士。


    “就在那儿。”红军战士把手朝火车头那边一指说。


    保尔跑到火车头跟前，又问：“哪一位是指挥员？”


    一个脸上长着麻子、浑身穿戴都是皮制品的人转过身来，说：“我就是。”


    保尔从口袋里掏出公文，交给了他。


    “这是旅长的命令，请您在公文袋上签个字。”


    指挥员把公文袋放在膝盖上，开始签字。火车头的中间车轮旁边，有一个人提着油壶在干活。保尔只能看到他宽阔的后背和露在皮裤口袋外面的手枪柄。


    “签好了，拿去吧。”指挥员把公文袋还给了保尔。


    保尔抖抖缰绳，正要走，在火车头旁边干活的那个人突然站直身子，转过脸来。就在这一瞬间，保尔好像被一阵风刮倒似的，跳下马来，喊道：“阿尔焦姆，哥哥！”


    满身油垢的火车司机立即放下油壶，像大熊一样，抱住年轻的红军战士。


    “保尔！小鬼！原来是你呀！”阿尔焦姆这样喊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铁甲列车指挥员用惊奇的目光看着这个场面。车上的炮兵战士都笑了起来。


    “看见没有，兄弟俩喜相逢了。”


    八月十九日，在利沃夫地区的一次战斗中，保尔丢掉了军帽。他勒住马，但是前面的几个骑兵连已经冲进了波军的散兵线。杰米多夫从洼地的灌木丛中飞驰出来，向河岸冲去，一路上高喊：“师长牺牲了！”


    保尔哆嗦了一下。列图诺夫，他的英勇的师长，一个具有大无畏精神的好同志，竟牺牲了。一种疯狂的愤怒攫住了保尔的心。


    他使劲用马刀背拍了一下已经十分疲惫、满嘴是血的战马格涅多克，向正在厮杀的、人群最密的地方冲了过去。


    “砍死这帮畜生！砍死他们！砍死这帮波兰贵族！他们杀死了列图诺夫。”盛怒之下，他扬起马刀，连看也不看，向一个穿绿军服的人劈下去。全连战士个个怒火中烧，誓为师长复仇，把一个排的波军全砍死了。


    他们追击逃敌，到了一片开阔地，这时候波军的大炮向他们开火了。


    一团绿火像镁光一样，在保尔眼前闪了一下，耳边响起了一声巨雷，烧红的铁片灼伤了他的头。大地可怕地、不可思议地旋转起来，向一边翻过去。


    保尔像一根稻草似的，被甩出了马鞍，翻过马头，沉重地摔在地上。


    黑夜立刻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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