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冬妮亚站在敞开的窗户前，闷闷不乐地望着熟悉而亲切的花园，望着花园四周那些挺拔的、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的白杨。她简直不敢相信，离开自己的家园已经整整一年了。她仿佛昨天才离开这个童年时代就熟悉的地方，今天又乘早车返了回来。


    这里什么都没有变样：依然是一排排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树莓，依然是按几何图形布局的小径，两旁种着妈妈喜爱的蝴蝶花。花园里的一切都是那样干净利落。处处都显示出一个学究式的林学家的匠心。但是这些干净的、图案似的小径却使冬妮亚感到乏味。


    冬妮亚拿了一本没有读完的小说，打开通外廊的门，下了台阶，走进花园。她又推开油漆的小栅栏门，缓步朝车站水塔旁边的池塘走去。


    她走过一座小桥，上了大路。这条路很像公园里的林荫道。右边是池塘，池塘周围长着垂柳和茂密的柳丛。左边是一片树林。


    她刚想朝池塘附近的旧采石场走去，忽然看见下面池塘岸边扬起一根钓竿，于是就停住了脚步。


    她从一棵弯曲的柳树上面探过身去，用手拨开柳丛的枝条，看到下面有一个晒得黝黑的男孩子。他光着脚，裤腿一直卷到大腿上，身旁放着一只盛蚯蚓的锈铁罐子。那少年正在聚精会神地钓鱼，没有发觉冬妮亚在注视他。


    “这儿难道能钓着鱼吗？”


    保尔生气地回头看了一眼。


    他看见一个陌生的姑娘站在那里，手扶着柳树，身子探向水面。她穿着领子上有蓝条的白色水兵服和浅灰色短裙。一双带花边的短袜紧紧裹住晒黑了的匀称的小腿，脚上穿着棕色的便鞋。栗色的头发梳成一条粗大的辫子。


    拿钓竿的手轻轻颤动了一下，鹅毛鱼漂点了点头，在平静的水面上荡起了一圈圈波纹。


    背后随即响起了她那焦急的声音：“咬钩了，瞧，咬钩了……”


    保尔慌了手脚，急忙拉起钓竿。钩上的蚯蚓打着转转，蹦出水面，带起一朵水花。


    “这回还能钓个屁！真是活见鬼，跑来这么个人。”保尔恼火地想。为了掩饰自己的笨拙，他把钓钩甩到更远的水里。


    钓钩落在两支牛蒡的中间，这里恰恰是不应当下钓的地方，因为鱼钩可能挂到牛蒡根上。


    保尔情知钓下错了地方，他头也不回，低声埋怨起背后的姑娘来：“你瞎嚷嚷什么，把鱼都吓跑了。”


    他立刻听到上面传来几句连嘲笑带挖苦的答话：“单是您这副模样，也早就把鱼吓跑了。再说，大白天能钓着鱼吗？瞧您这个渔夫，多能干！”


    保尔竭力保持礼貌，可是对方未免太过分了。他站起身来，把帽子扯到前额上——这向来是他生气的表示——尽量挑选最客气的字眼，说：“小姐，您还是靠边呆着去，好不好？”


    冬妮亚眯起眼睛，微微一笑，说：“难道我妨碍您吗？”


    她的声音里已经没有嘲笑的味道，而是一种友好与和解的口吻了。保尔本来想对这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小姐”发作一通，现在却被解除了武装。


    “也没什么，您要是愿意看，就看好了，我并不是舍不得地方给您坐。”说完，他坐了下来，重新看他的鱼漂。鱼漂紧贴着牛蒡不动，显然是鱼钩挂在根上了。保尔不敢起钓，心里嘀咕着：“钩要是挂上，就摘不下来了。这位肯定要笑话我。她要是走掉该多好！”


    然而，冬妮亚却在一棵微微摇摆的弯曲的柳树上，坐得更舒适了。她把书放在膝盖上，看着这个晒得黝黑的、黑眼睛的孩子，他先是那样不客气地对待她，现在又故意不理睬她，真是个粗野的家伙。


    保尔从镜子一样的水面上清楚地看到了那姑娘的倒影。


    她正坐着看书，于是他悄悄地往外拉那挂住的钓丝。鱼漂在下沉，钓丝绷得紧紧的。


    “真挂住了，该死的！”他心里想，一斜眼，看见水中有一张顽皮的笑脸。


    水塔旁边的小桥上，有两个年轻人正朝这边走来，他们都是文科学校七年级学生。一个是机车库主任苏哈里科工程师的儿子。他是个愚蠢而又爱惹是生非的家伙，今年十七岁，浅黄头发，一脸雀斑，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麻子舒拉。


    他手里拿着一副上好的钓竿，神气活现地叼着一支香烟。和他并排走着的是维克托，一个身材匀称的娇气十足的青年。


    苏哈里科侧过身子，朝维克托挤眉弄眼地说：“这个姑娘像葡萄干一样香甜，别有风味。这样的，本地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我担保她是个浪——漫——女——郎。她在基辅上学，读六年级。现在是到父亲这儿来消夏的。她父亲是本地的林务官。她跟我妹妹莉莎很熟。我给她写过一封情书，你知道，满篇都是动人的词句。我说我发狂地爱着她。战栗地期待着她的回信。我甚至选了纳德森［纳德森（1862-1887），俄国诗人——译者］的一首诗，抄了进去。”


    “结果怎么样？”维克托兴致勃勃地问。


    苏哈里科有点狼狈，说：“你知道，还不是装腔作势，摆臭架子……说什么别糟蹋信纸了。不过，这种事情开头总是这一套。干这一行，我可是个老手。你知道，我才不愿意没完没了地跟在屁股后面献殷勤。晚上到工棚那儿去，花上三个卢布，就能弄到一个让你见了流口水的美人，比这要好多了。而且人家一点也不扭扭捏捏。你认得铁路上的那个工头瓦利卡-季洪诺夫吗？我们俩就去过。”


    维克托轻蔑地皱起眉头，说：“舒拉，你还干这种下流勾当？”


    舒拉-苏哈里科咬了咬纸烟，吐了一口唾沫，讥笑地说：“你倒像个一尘不染的正人君子，其实你干的事，我们全知道。”


    维克托打断他的话，问：“那么，你能把她介绍给我吗？”


    “当然可以，趁她还没走，咱们快点去。昨天早上，她自己也在这儿钓鱼来着。”


    两个朋友已经到了冬妮亚跟前。苏哈里科取出嘴里的纸烟，挺有派头地鞠了一躬。


    “您好，图曼诺娃小姐。怎么，您在钓鱼吗？”


    “不，我在看别人钓鱼。”冬妮亚回答。


    苏哈里科急忙拉着维克托的手，说：“你们两位还不认识吧？这位是我的朋友维克托-列辛斯基。”


    维克托不自然地把手伸给冬妮亚。


    “今天您怎么没钓鱼呢？”苏哈里科竭力想引起话头来。


    “我没带钓竿。”冬妮亚回答。


    “我马上再去拿一副来。”苏哈里科连忙说。“请您先用我的钓吧，我这就去拿。”


    他履行了对维克托许下的诺言，介绍他跟冬妮亚认识之后，现在要设法走开，好让他们俩在一起。


    “不，咱们这样会打搅别人的，这儿已经有人在钓鱼了。”冬妮亚说。


    “打搅谁？”苏哈里科问。“啊，是这个小子吗？”他这时才看见坐在柳丛前面的保尔。“好办，我马上叫这小子滚蛋！”


    冬妮亚还没有来得及阻止他，他已经走下坡去，到了正在钓鱼的保尔跟前。


    “赶紧给我把钓竿收起来，滚蛋。”苏哈里科对保尔喊。他看见保尔还在稳稳当当地坐着钓鱼，又喊：“听见没有，快点，快点！”


    保尔抬起头，毫不示弱地白了苏哈里科一眼。


    “你小点声，龇牙咧嘴地嚷嚷什么？”


    “什——什——么？”苏哈里科动了肝火。“你这穷光蛋，竟敢回嘴。给我滚开！”说着，狠劲朝盛蚯蚓的铁罐子踢了一脚。铁罐子在空中翻了几翻，扑通一声掉进水里，激起的水星溅到冬妮亚的脸上。


    “苏哈里科，您怎么不害臊啊！”她喊了一声。


    保尔跳了起来。他知道苏哈里科是机车库主任的儿子，阿尔焦姆就在他父亲手下干活。要是现在就对准这张虚胖焦黄的丑脸揍他一顿，他准要向他父亲告状，那样就一定会牵连到阿尔焦姆。正是因为这一点，保尔才克制着自己，没有立即惩罚他。


    苏哈里科却以为保尔要动手打他，便扑了过去，用双手去推站在水边的保尔。保尔两手一扬，身子一晃，但是稳住了，没有跌下水去。


    苏哈里科比保尔大两岁，要讲打架斗殴，惹是生非，他是第一把交椅。


    保尔胸口挨了这一下，忍无可忍了。


    “啊，你真动手？好吧，瞧我的！”说着，把手稍稍一扬，照苏哈里科的脸狠狠打了一拳。紧接着，没容他还手，一把紧紧抓住他的学生装，猛劲一拉，把他拖到了水里。


    苏哈里科站在没膝深的水中，锃亮的皮鞋和裤子全都湿了。他拼命想挣脱保尔那铁钳般的手。保尔把他拖下水以后，就跳上岸来。


    狂怒的苏哈里科跟着朝保尔扑过来，恨不得一下子把他撕碎。


    保尔上岸以后，迅速转过身来，面对着扑过来的苏哈里科。这时他想起了拳击要领：“左腿支住全身，右腿运劲、微屈，不单用手臂，而且要用全身力气，从下往上，打对手的下巴。”他按照要领狠劲打了一下……


    只听得两排牙齿喀哒一声撞在一起。苏哈里科感到下巴一阵剧烈疼痛，舌头也咬破了，他尖叫一声，双手在空中乱舞了几下，整个身子向后一仰，扑通一声，笨重地倒在水里。


    冬妮亚在岸上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打得好，打得好！”她拍着手喊。“真有两下子！”


    保尔抓住钓竿，使劲一拽，拉断了挂住的钓丝，跑到大路上去了。


    临走的时候，他听到维克托对冬妮亚说：“这家伙是个头号流氓，叫保尔-柯察金。”


    车站上变得不安宁了。从铁路沿线传来消息说，铁路工人已经开始罢工。邻近的一个火车站上，机车库工人也闹起来了。德国人抓走两名司机，怀疑他们传送宣言。德军在乡下横征暴敛，逃亡的地主又重返庄园，这两件事使那些同农村有联系的工人极为愤怒。


    乌克兰伪乡警的皮鞭抽打着庄稼汉的脊背。省里的游击运动开展起来了。已经有十个左右游击队，有的是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有的是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组织的。


    这些天，费奥多尔-朱赫来忙得不可开交。他留在城里以后，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结识了许多铁路工人，时常参加青年人的晚会，在机车库钳工和锯木厂工人中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他也试探过阿尔焦姆，问他对布尔什维克党和党的事业有什么看法，这个身强力壮的钳工回答他说：“费奥多尔，你知道，我对党派的事，弄不太清楚，但是，什么时候需要我帮忙，我一定尽力，你可以相信我。”


    朱赫来对这种回答已经满意了。他知道阿尔焦姆是自己人，说到就能做到。至于入党，显然条件还不成熟。“没关系，现在这种时候，这一课很快就会补上的。”朱赫来这样想。


    朱赫来已经由发电厂转到机车库干活了，这样更便于进行工作，因为他在发电厂里，很难接触到铁路上的情况。


    现在铁路运输格外繁忙。德国人正用成千上万节车皮，把他们从乌克兰掠夺到的黑麦、小麦、牲畜等等，运到德国去。


    乌克兰伪警备队突然从车站抓走了报务员波诺马连科。


    他们把他带到队部，严刑拷打。看来，他供出了阿尔焦姆在机车库的同事罗曼-西多连科，说罗曼进行过鼓动工作。


    罗曼正在干活，两个德国兵和一个伪军官前来抓他。伪军官是德军驻站长官的助手，他走到罗曼的工作台跟前，一句话也没有说，照着他的脸就是一鞭子。


    “畜生，跟我们走，有话找你说！”接着，他狞笑了一声，狠劲拽了一下钳工的袖子，说：“走，到我们那儿煽动去吧！”


    这时候阿尔焦姆正在旁边的钳台上干活。他扔下锉刀，像一个巨人似的逼近伪军官，强忍住涌上心头的怒火，用沙哑的声音说：“你这个坏蛋，凭什么打人！”


    伪军官倒退了一步，同时伸手去解手枪的皮套。一个短腿的矮个子德国兵，也赶忙从肩上摘下插着宽刺刀的笨重步枪，哗啦一声推上了子弹。


    “不准动！”他嚎叫着，只要阿尔焦姆一动，他就开枪。


    高大的钳工只好眼巴巴地看着面前这个丑八怪小兵，一点办法也没有。


    两个人都被抓走了。过了一个小时，阿尔焦姆总算放了回来，但是罗曼却被关进了堆放行李的地下室。


    十分钟后，机车库里再没有一个人干活了。工人们聚集在车站的花园里开会。扳道工和材料库的工人也都赶来参加。


    大家情绪异常激昂，有人还写了要求释放罗曼和波诺马连科的呼吁书。


    那个伪军官带着一伙警备队员急忙赶到花园。他挥舞着手枪，大声叫喊：“马上干活去！要不，就把你们全都抓起来，还得枪毙几个。”


    这时，群情更加激愤。


    工人们愤怒的吼声吓得他溜进了站房。德军驻站长官从城里调来德国兵。他们乘着几辆卡车，沿公路飞驰而来。


    工人们这才四散回家。所有的人都罢工了，连值班站长也走了。朱赫来的工作产生了效果。这是车站上的第一次群众示威。


    德国兵在站台上架起了重机枪。它支在那里，活像一只随时准备扑出去的猎狗。一个德军班长蹲在旁边，手按着枪把。


    车站上人都跑光了。


    当天夜里，开始了大搜捕。阿尔焦姆也被抓走了。朱赫来没有在家过夜，他们没有抓到他。


    抓来的人都关在一个大货仓里。德国人向他们提出了最后通牒：立即复工，否则就交野战军事法庭审判。


    几乎全线的铁路工人都罢工了。这一昼夜连一列火车也没有通过。离这里一百二十公里的地方发生了战斗。一支强大的游击队切断了铁路线，炸毁了几座桥梁。


    夜里有一列德国军车开进了车站。一到站，司机、副司机和司炉就都跑了。除了这列军车以外，站上还有两列火车急等着开出去。


    货仓的大铁门打开了，驻站长官德军中尉带着他的助手伪军官和一群德国人走了进来。


    驻站长官的助手叫道：“柯察金、波利托夫斯基、勃鲁扎克，你们三个一组，马上去开车。要是违抗——就地枪决！去不去？”


    三个工人只好沮丧地点了点头。他们被押上了机车。接着，长官的助手又点了一组司机、副司机和司炉的名字，让他们去开另一列火车。


    火车头愤怒地喷吐着发亮的火星，沉重地喘着气，冲破黑暗，沿着铁轨驶向夜色苍茫的远方。阿尔焦姆给炉子添好煤，一脚踢上炉门，从箱子上拿起短嘴壶喝了一口水，对司机波利托夫斯基老头说：“大叔，咱们真就这么给他们开吗？”


    波利托夫斯基紧锁浓眉，生气地眨了眨眼睛。


    “刺刀顶在脊梁上，那就开呗。”


    “咱们扔下机车，跳车跑吧。”勃鲁扎克斜眼看了看坐在煤水车上的德国兵，建议说。


    “我也这么想。”阿尔焦姆低声说。“就是这个家伙老在背后盯着，不好办。”


    “是——啊！”勃鲁扎克含糊地拖长声音说，同时把头探出了车窗。


    波利托夫斯基凑到阿尔焦姆跟前，低声说：“这车咱们不能开，你明白吗？那边正在打仗，起义的人炸毁了铁路，可是咱们反倒往那儿送这帮狗东西，他们一下子就会把起义的弟兄消灭掉。你知道吗，孩子，就是在沙皇时代，罢工的时候我也没出过车，现在我也不能开。送敌人去打自己人，一辈子都是耻辱。原先开这台机车的小伙子们不就跑了吗？他们虽然冒着生命危险，还是都跑了。咱们说什么也不能把车开到那地方。你说呢？”


    “你说得对，大叔，可怎么对付这个家伙呢？”阿尔焦姆瞥了德国兵一眼。


    司机皱紧眉头，抓起一团棉纱头，擦掉额上的汗水，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看了一下压力计，似乎想从那里找到这个难题的答案。接着，他怀着绝望的心情，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阿尔焦姆又拿起茶壶，喝了一口水。他们俩都在盘算着同一件事情，但是谁也不肯先开口。这时，阿尔焦姆想起了朱赫来的话：“老弟，你对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主义思想有什么看法？”


    他记得当时是这样回答的：“随时准备尽力帮忙，你可以相信我……”


    “这个忙可倒帮得好！送起讨伐队来了……”


    波利托夫斯基弯腰俯在工具箱上，紧靠着阿尔焦姆，鼓起勇气说：“干掉这家伙，你懂吗？”


    阿尔焦姆哆嗦了一下。波利托夫斯基把牙咬得直响，接着说：“没别的办法，咱们先给他一家伙，再把调节器、操纵杆都扔到炉子里，让车减速，跳车就跑。”


    阿尔焦姆好像从肩上卸下了千斤重担，说：“好吧。”


    阿尔焦姆又探过身去，靠近副司机勃鲁扎克，把这个决定告诉了他。


    勃鲁扎克没有马上回答。他们这样做，要冒极大的风险，因为三个人的家眷都在城里。特别是波利托夫斯基，家里人口多，有九个人靠他养活。但是三个人都很清楚，这趟车不能再往前开了。


    “那好吧，我同意。”勃鲁扎克说。“不过谁去……”他话说到半当腰，阿尔焦姆已经明白了。


    阿尔焦姆转身朝在调节器旁边忙碌着的老头点了点头，表示勃鲁扎克也同意他们的意见。但是，他马上又想起了这个使他很伤脑筋的难题，便凑到波利托夫斯基跟前，说：“那咱们怎么下手呢？”


    老头看了他一眼，说：“你来动手，你力气最大。用铁棍敲他一下，不就完了！”老头非常激动。


    阿尔焦姆皱了皱眉头，说：“这我可不行。我下不了手。细想起来，这个当兵的并没罪，他也是给刺刀逼来的。”


    波利托夫斯基瞪了他一眼，说：“你说他没罪？那么咱们也没罪，咱们也是给逼来的。可是咱们运送的是讨伐队。就是这些没罪的家伙要去杀害游击队员。难道游击队员们有罪吗？唉，你呀，你这个糊涂虫！身体壮得像只熊，就是脑袋不怎么开窍……”


    “好吧。”阿尔焦姆声音嘶哑地说，一面伸手去拿铁棍。但是波利托夫斯基把他拦住了，低声说：“还是我来吧，我比你有把握。你拿铁铲到煤水车上去扒煤。必要的时候，就用铁铲给他一下子。我现在装作去砸煤块。”


    勃鲁扎克点了点头，说：“对，老人家，这么办好。”说着，就站到了调节器旁边。


    德国兵戴着镶红边的无檐呢帽，两腿夹着枪，坐在煤水车边上抽烟，偶尔朝机车上忙碌着的三个工人看一眼。


    阿尔焦姆到煤水车上去扒煤的时候，那个德国兵并没有怎么注意他。然后，波利托夫斯基装作要从煤水车边上把大煤块扒过来，打着手势让他挪动一下，他也顺从地溜了下来，向司机室的门走去。


    突然，响起了铁棍击物的短促而沉闷的声音，阿尔焦姆和勃鲁扎克像被火烧着一样，吓了一跳。德国兵的头盖骨被敲碎了，他的身子像一口袋东西一样，沉重地倒在机车和煤水车中间的过道上。


    灰色的无檐呢帽马上被血染红了。步枪也当啷一声撞在车帮的铁板上。


    “完了。”波利托夫斯基扔掉铁棍，小声说。他的脸抽搐了一下，又补充说：“现在咱们只能进不能退了。”


    他突然止住了话音，但是立即又大声喊叫起来，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快，把调节器拧下来！”


    十分钟之后，一切都弄妥当了。没有人驾驶的机车在慢慢地减速。


    铁路两旁，黑糊糊的树木阴森森地闪进机车的灯光里，随即又消失在一片黑暗之中。车灯竭力想穿透黑暗，但是却被厚密的夜幕挡住了，只能照亮十米以内的地方。机车好像耗尽了最后的力气，呼吸越来越弱了。


    “跳下去，孩子！”阿尔焦姆听到波利托夫斯基在背后喊，就松开了握着的扶手。他那粗壮的身子由于惯性而向前飞去，两只脚触到了急速向后退去的地面。他跑了两步，沉重地摔倒在地上，翻了一个筋斗。


    紧接着，又有两个人影从机车两侧的踏板上跳了下来。


    勃鲁扎克一家都愁容满面。谢廖沙的母亲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近四天来更是坐立不安。丈夫没有一点消息。她只知道德国人把他和柯察金、波利托夫斯基一起抓去开火车了。昨天，伪警备队的三个家伙来了，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粗暴地把她审问了一阵。


    从他们的话里，她隐约地猜到出了什么事。警备队一走，这个心事重重的妇女便扎起头巾，准备到保尔的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那里去，希望能打听到一点丈夫的消息。


    大女儿瓦莉亚正在收拾厨房，一见母亲要出门，便问：“妈，你上哪儿去？远吗？”


    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噙着眼泪看了看女儿，说：“我到柯察金家去，也许能从他们那儿打听到你爸爸的消息。要是谢廖沙回来，就叫他到车站上波利托夫斯基家去问问。”


    瓦莉亚亲热地搂着母亲的肩膀，把她送到门口，安慰她说：“妈，你别太着急。”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像往常一样，热情地接待了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两位妇女都想从对方那里打听到一点消息，但是刚一交谈，就都失望了。


    昨天夜里，警备队也到柯察金家进行了搜查。他们在搜捕阿尔焦姆。临走的时候，还命令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等她儿子一回家，马上到警备队去报告。


    夜里的搜查，把保尔的母亲吓坏了。当时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夜间保尔一向是在发电厂干活的。


    一清早，保尔回到了家里。听母亲说警备队夜里来搜捕阿尔焦姆，他整个心都缩紧了，很为哥哥的安全担心。尽管他和哥哥性格不同，阿尔焦姆似乎很严厉，兄弟俩却十分友爱。这是一种严肃的爱，谁也没有表白过，可是保尔心里十分清楚，只要哥哥需要他，他会毫不犹豫地作出任何牺牲。


    保尔没有顾得上休息，就跑到车站机车库去找朱赫来，但是没有找到；从熟识的工人那里，也没有打听到哥哥和另外两个人的任何消息。司机波利托夫斯基家的人也是什么都不知道。保尔在院子里遇到了波利托夫斯基的小儿子鲍里斯。从他那里听说，夜里警备队也到波利托夫斯基家搜查过，要抓他父亲。


    保尔只好回家了，没能给母亲带回任何消息。他疲倦地往床上一倒，立即沉入了不安的梦乡。


    瓦莉亚听到有人敲门，转过身来。


    “谁呀？”她一边问，一边打开门钩。


    门一开，她看到的是克利姆卡那一头乱蓬蓬的红头发。显然，他是跑着来的。他满脸通红，呼哧呼哧直喘。


    “你妈在家吗？”他问瓦莉亚。


    “不在，出去了。”


    “上哪儿去了？”


    “好像是上柯察金家去了。你找我妈干吗？”克利姆卡一听，转身就要跑，瓦莉亚一把抓住了他的袖子。


    他迟疑不决地看了姑娘一眼，说：“你不知道，我有要紧事找她。”


    “什么事？”瓦莉亚缠住小伙子不放。“跟我说吧，快点，你这个红毛熊，你倒是说呀，把人都急死了。”姑娘用命令的口气说。


    克利姆卡立刻把朱赫来的嘱咐全都扔到了脑后，朱赫来反复交代过，纸条只能交给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本人。现在他却把一张又脏又皱的纸片从衣袋里掏出来，交给了瓦莉亚。他无法拒绝谢廖沙的姐姐的要求。红头发的克利姆卡同这个浅黄头发的好姑娘打交道的时候，总是感到局促不安。自然，这个老实的小厨工连对自己也绝不会承认，他喜欢瓦莉亚。他把纸条递给瓦莉亚，瓦莉亚急忙读了起来：亲爱的安东尼娜！你放心。一切都好。我们全都平平安安的。详细情形，你很快就会知道。告诉那两家，一切顺利，用不着挂念。把这纸条烧掉。


    扎哈尔瓦莉亚一念完纸条，差点要扑到克利姆卡身上去：“红毛熊，亲爱的，你从哪儿拿到的？快说，从哪儿拿来的？你这个小笨熊！”瓦莉亚使劲抓住克利姆卡，紧紧追问，弄得他手足无措，不知不觉又犯了第二个错误。


    “这是朱赫来在车站上交给我的。”他说完之后，才想起这是不应该说的，就赶忙添上一句：“他可是说过，绝对不能交给别人。”


    “好啦，好啦！”瓦莉亚笑着说：“我谁都不告诉。你这个小红毛，快去吧，到保尔家去。我妈也在那儿呢。”她在小厨工的背上轻轻推了两下。


    转眼间，克利姆卡那长满红头发的脑袋在栅栏外消失了。


    三个失踪的工人一个也没有回家。晚上，朱赫来来到柯察金家，把机车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他尽力安慰这个吓慌了的女人，说他们三个人都到了远处偏僻的乡下，住在勃鲁扎克的叔叔那里，万无一失，只是他们现在还不能回家。不过，德国人的日子已经很不好过了，时局很快就会有变化。


    这件事发生以后，三家的关系更亲密了。他们总是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去读那些偶尔捎回来的珍贵家信。不过男人们不在，三家都显得有些寂寞冷清。


    一天，朱赫来装作是路过波利托夫斯基家，交给老太婆一些钱。


    “大婶，这是大叔捎来的。您可要当心，对谁都不能说。”


    老太婆非常感激地握着他的手。


    “谢谢，要不然真够受的，孩子们都没吃的了。”


    这些钱是从布尔加科夫留下的经费里拨出来的。


    “哼，走着瞧吧。罢工虽然失败了，工人们在死刑的威胁下不得不复工，可是烈火已经烧起来，就再也扑不灭了。这三个人都是好样的，称得起无产阶级。”水兵朱赫来在离开波利托夫斯基家回机车库的路上，兴奋地这样想着。


    一家墙壁被煤烟熏得乌黑的老铁匠铺，坐落在省沟村外的大路旁。波利托夫斯基正在炉子跟前，对着熊熊的煤火，微微眯起双眼，用长把钳子翻动着一块烧得通红的铁。


    阿尔焦姆握着吊在横梁上的杠杆，鼓动皮风箱，在给炉子鼓风。


    老司机透过他那大胡子，温厚地露出一丝笑意，对阿尔焦姆说：“眼下手艺人在乡下错不了，活有的是。只要干上一两个礼拜，说不定咱们就能给家里捎点腌肉和面粉去。孩子，庄稼人向来看重铁匠。咱们在这儿过得不会比大老板们差，嘿嘿。可扎哈尔就是另一码事了。他跟农民倒挺合得来，这回跟着他叔叔闷头种地去了。当然喽，这也难怪。阿尔焦姆，咱们爷俩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全靠两只肩膀一双手，就像常言说的那样，是地道的无产阶级，嘿嘿。可扎哈尔呢，脚踩两只脚，一只脚在火车头上，一只脚在庄稼地里。”他把钳着的铁块翻动了一下，又认真地边思索边说：“孩子，咱们的事不大妙。要是不能很快把德国人撵走，咱们就得逃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或者罗斯托夫去。要不他们准会把咱们吊到半空中去，像晒鱼干一样。”


    “是这么回事。”阿尔焦姆含糊地说。


    “家里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样了，那帮土匪不会放过他们的吧？”


    “大叔，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家里的事只好不去想它了。”


    老司机从炉子里钳出那块红里透青的铁块，迅速放到铁砧上。


    “来呀，孩子，使劲锤吧！”


    阿尔焦姆抓起铁砧旁边的大锤，举过头顶，使劲锤下去。


    明亮的火星带着轻微的嘶嘶声，向小屋的四面飞溅，刹那间照亮了各个黑暗的角落。


    随着大锤的起落，波利托夫斯基不断翻动着铁块，铁块像化软的蜡一样服帖，渐渐给打平了。


    从敞开的门口吹进来阵阵温暖的夜风。


    下面是一个深色的大湖；湖四周的松树不断摆动它们那强劲的头。


    “这些树就像活人一样。”冬妮亚心里想。她躺在花岗石岸边一块深深凹下去的草地上。上面，在草地的背后，是一片松林；下面，就在悬崖的脚下，是湖水。环湖的峭壁，把阴影投在水上，使湖边的水格外发暗。


    冬妮亚最喜欢这个地方。这里离车站有一俄里［一俄里等于1.06公里——译者］，过去是采石场，现在废弃了，泉水从深坑里涌出来，形成三个活水湖。冬妮亚突然听到下面湖边有击水的声音。她抬起头来，用手拨开树枝往下看，只见一个晒得黝黑的人有力地划着水，身子一屈一伸地朝湖心游去。冬妮亚可以看到他那黑里透红的后背和一头黑发。他像海象一样打着响鼻，挥臂分水前进，在水中上下左右翻滚，再不就潜入水底。后来，他终于疲倦了，就平舒两臂，身子微屈，眯缝起眼睛，遮住强烈的阳光，一动不动地仰卧在水面上。


    冬妮亚放开树枝，心里觉得好笑，想：“这可不太有礼貌。”


    于是又看起她的书来。


    冬妮亚聚精会神地读着维克托借给她的那本书，没有注意到有人爬过草地和松林之间的岩石。只是当那人无意踩落的石子掉到她书上的时候，她才吃了一惊，抬起头来，看见保尔-柯察金站在她的眼前。这意想不到的相遇使保尔感到惊奇，也有些难为情，他想走开。


    “刚才游泳的原来是他。”冬妮亚见保尔的头发还湿漉漉的，这么猜想着。


    “怎么，我吓您一跳吧？我不知道您在这儿，不是有意到这儿来的。”保尔说着，伸手攀住岩石。他也认出了冬妮亚。


    “您并没打搅我。如果您愿意，咱们还可以随便谈谈。”


    保尔惊疑地望着冬妮亚。


    “咱们有什么可谈的呢？”


    冬妮亚莞尔一笑。


    “您怎么老是站着？可以坐到这儿来。”冬妮亚指着一块石头说。“请您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


    “保夫卡-柯察金。”


    “我叫冬妮亚。您看，咱们这不就认识了吗？”


    保尔不好意思地揉着手里的帽子。


    “您叫保夫卡吗？”冬妮亚打破了沉默。“为什么叫保夫卡呢？这不好听，还是叫保尔好。我以后就叫您保尔。您常到这儿……”她本来想说“来游泳吗”，但是不愿意让对方知道她方才看见他游泳了，就改口说：“……来散步吗？”


    “不，不常来，有空的时候才来。”保尔回答。


    “那么您在什么地方工作呢？”冬妮亚追问。


    “在发电厂烧锅炉。”


    “请您告诉我，您打架打得这么好，是在什么地方学的？”


    冬妮亚忽然提出了这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我打架关您什么事？”保尔不满地咕哝了一句。


    “您别见怪，柯察金。”她觉出自己提的问题引起了保尔的不满。“我对这事很感兴趣。那一拳打得可真漂亮！不过打人可不能那么毫不留情。”冬妮亚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怎么，您可怜他吗？”保尔问。


    “哪里，我才不可怜他呢，相反，苏哈里科是罪有应得。那个场面真叫我开心。听说您常打架。”


    “谁说的？”保尔警觉起来。


    “维克托说的，他说您是个打架大王。”


    保尔一下子变了脸色。


    “啊，维克托，这个坏蛋，寄生虫。那天让他滑过去了，他得谢天谢地。我听见他说我的坏话了，不过我怕弄脏了手，才没揍他。”


    “您为什么要这样骂人呢，保尔？这可不好。”冬妮亚打断了他的话。


    保尔十分不痛快，心里想：“真见鬼，我干吗要跟这么个怪物闲扯呢？瞧那副神气，指手画脚的，一会儿是‘保夫卡’不好听，一会儿又是‘不要骂人’。”


    “您怎么对维克托那么大的火气？”冬妮亚问。


    “那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公子哥儿，没有灵魂的家伙，我看到这种人，手就发痒。仗着他有钱，以为什么事都可以干，就横行霸道。他钱多又怎么样？呸！我才不买这个帐呢。只要他碰我一下，我就要他的好看。这种人就得用拳头教训。”保尔愤愤地说。


    冬妮亚后悔不该提起维克托的名字。看来，这个小伙子同那个娇生惯养的中学生是有旧仇的。于是，她就把话头转到可以平心静气地谈论的题目上，问起保尔的家庭和工作情况来。


    保尔不知不觉地开始详细回答姑娘的询问，把要走的念头打消了。


    “您怎么不多念几年书呢？”冬妮亚问。


    “学校把我撵出来了。”


    “因为什么？”


    保尔脸红了。


    “我在神甫家的发面上撒了点烟末。就为这个，他们把我赶了出来。那个神甫凶极了，专门给人苦头吃。”接着，保尔把事情经过都告诉了冬妮亚。


    冬妮亚好奇地听着。保尔已经不再感到拘束了，他像对待老朋友一样，把哥哥没有回家的事也对冬妮亚讲了。他们亲切而又热烈地交谈着。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在草地上已经坐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保尔突然想起他还有事，立刻跳了起来。


    “我该去上工了。只顾说话，要误事了。我得去生火烧锅炉。达尼拉今天准得发脾气。”他不安地说。“好吧，小姐，再见。我得撒开腿，跑回城里去。”


    冬妮亚也立刻站起来，穿上外衣。


    “我也该走了，咱们一起走吧。”


    “这可不行，我得跑，您跟我走不到一块。”


    “为什么不行？咱们一起跑，比一比，看谁跑得快。”


    保尔轻视地看了她一眼。


    “赛跑？您能跟我比？”


    “那就比比看吧。咱们先从这儿走出去。”


    保尔跳过石头，又伸手帮冬妮亚跳了过去。他们一起来到林中一条通向车站的又宽又平的路上。


    冬妮亚在路中央站好。


    “现在开始跑：一、二、三！您追吧！”冬妮亚像旋风一样向前冲去。她那双皮鞋的后跟飞快地闪动着，蓝色外衣随风飘舞。


    保尔在后面紧紧追赶。


    “两步就能撵上。”他心里想。他在那飘动着的蓝外衣后面飞奔着，可是一直跑到路的尽头，离车站已经不远了，才追上她。他猛冲过去，双手紧紧抓住冬妮亚的肩膀。


    “捉住了，小鸟给捉住了！”他快活地叫喊着，累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放手，怪疼的。”冬妮亚想挣脱他的手。


    两个人都气喘吁吁地站着，心怦怦直跳。冬妮亚因为疯狂地奔跑，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她仿佛无意地稍稍倚在保尔身上，保尔感到她是那么亲近。这虽然只是一瞬间的事，但是却深深地留在记忆里了。


    “过去谁也没有追上过我。”她说着，掰开了保尔的双手。


    他们马上就分手了。保尔挥动帽子向冬妮亚告别，快步向城里跑去。


    当保尔打开锅炉房门的时候，锅炉工达尼拉正在炉旁忙着。他生气地转过身来：“你还可以再晚一点来。怎么，我该替你生火，是不是？”


    但是保尔却愉快地拍了一下师傅的肩膀，讨饶地说：“老爷子，火一下子就会生好的。”他马上动手，在柴垛旁边干起活来。


    到了午夜，达尼拉躺在柴垛上，已经像马打响鼻一样，打着呼噜了。保尔爬上爬下给发动机的各个机件上好了油，用棉纱头把手擦干净，从箱子里拿出第六十二册《朱泽培-加里波第》［这是一部记述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加里波第（1807-1882）的传记小说——译者］，埋头读起来。这本小说写的是那不勒斯“红衫军”的传奇领袖加里波第，他的无数冒险故事使保尔入了迷。


    “她用那对秀丽的蓝眼睛瞟了公爵一眼……”


    “刚好她也有一对蓝眼睛。”保尔想起了她。“她有点特殊，跟别的有钱人家的女孩子不一样，”他想。“而且跑起来跟魔鬼一样快。”


    保尔沉浸在白天同冬妮亚相遇的回忆里，没有听到发动机愈来愈大的响声。机器暴躁地跳动着，飞轮在疯狂地旋转，连水泥底座也跟着剧烈颤动起来。


    保尔向压力计看了一眼：指针已经越过危险信号的红线好几度了！


    “哎呀，糟了！”保尔从箱子上跳了下来，冲向排气阀，赶忙扳了两下，于是锅炉房外面响起了排气管向河里排气的咝咝声。他放下排气阀，又把皮带套在开动水泵的轮子上。


    保尔回头瞧瞧达尼拉，他仍然在张着大嘴酣睡，鼻子里不断发出可怕的鼾声。


    半分钟后，压力计的指针又回到了正常的位置上。


    冬妮亚同保尔分手之后，朝家里走去。她回忆着刚才同那个黑眼睛少年见面的情景，连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次相遇竟使她很高兴。


    “他多么热情，多么倔强啊！他根本不像我原先想的那样粗野。至少，他完全不像那些流口水的中学生……”


    他是另外一种人，来自另一个社会，这种人冬妮亚还从来没有接近过。


    “可以叫他听话的，”她想。“这样的友谊一定挺有意思。”


    快到家的时候，冬妮亚看见莉莎、涅莉和维克托坐在花园里。维克托在看书。看样子，他们都在等她。


    冬妮亚同他们打过招呼，坐到长凳上。他们漫无边际地闲聊起来。维克托找个机会挪到冬妮亚跟前坐下，悄声问：“那本小说您看完了吗？”


    “哎呀！那本小说，”冬妮亚忽然想起来了。“我把它……”她差点脱口说出，把书忘在湖边了。


    “您喜欢它吗？”维克托注视着冬妮亚。


    冬妮亚想了想。她用鞋尖在小径沙地上慢慢地画着一个神秘的图形，过了一会儿，才抬起头，瞥了维克托一眼，说：“不，不喜欢。我已经爱上了另外一本，比您那本有意思得多。”


    “是吗？”维克托自觉无趣地拖长声音说。“作者是谁呢？”他问。


    冬妮亚的两只眼睛闪着光芒，嘲弄地看了看维克托。“没有作者……”


    “冬妮亚，招呼客人到屋里来坐吧，茶已经准备好了。”冬妮亚的母亲站在阳台上喊。


    冬妮亚挽着两个女友的手臂，走进屋里。维克托跟在后面，苦苦思索着冬妮亚刚才说的那番话，摸不透是什么意思。


    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模模糊糊的感情，已经偷偷地钻进这个年轻锅炉工的生活里。这种感情是那样新鲜，又是那样不可理解地激动人心。它使这个具有反抗性格的顽皮少年心神不宁了。


    冬妮亚是林务官的女儿。而在保尔看来，林务官和律师列辛斯基是一类人。


    在贫困和饥饿中长大的保尔，对待他眼中的富人，总是怀有敌意。他对自己现在产生的这种感情，也不能没有戒备和疑虑。他知道冬妮亚和石匠的女儿加莉娜不一样，加莉娜是朴实的，可以理解的，是自己人；冬妮亚则不同，他对她并不那么信任。只要这个漂亮的、受过教育的姑娘敢于嘲笑或者轻视他这个锅炉工，他随时准备给予坚决的反击。


    保尔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看见林务官的女儿了。今天，他决定再到湖边去走一趟。他故意从她家路过，希望能碰上她。


    他顺着花园的栅栏慢慢地走着，走到栅栏尽头，终于看见了那熟悉的水手服。他拾起栅栏旁边的一颗松球，朝着她的白衣服掷过去。冬妮亚迅速转过身来。她看见是保尔，连忙跑到栅栏跟前，快活地笑着，把手伸给他。


    “您到底来了。”她高兴地说。“这么长的时间，您跑到哪儿去了？我又到湖边去过，我把书忘在那儿了。我想您一定会来的。请进，到我们花园里来吧。”


    保尔摇了摇头，说：“我不进去。”


    “为什么？”她惊异地扬起眉毛。


    “您父亲说不定要发脾气的。您也得为我挨骂。他会问您，干吗把这个傻小子领进来。”


    “您尽瞎说，保尔。”冬妮亚生气了。“快点进来吧。我爸爸决不会说什么的，等一下您就知道了。进来吧。”


    她跑去开了园门，保尔犹豫不决地跟在她后面走了进去。


    “您喜欢看书吗？”他们在一张桌腿埋在地里的圆桌旁边坐下来之后，冬妮亚问他。


    “非常喜欢。”保尔马上来了精神。


    “您读过的书里，哪一本您最喜欢？”


    保尔想了一下，说：“《朱泽倍-加里波第》。”


    “《朱泽培-加里波第》。”冬妮亚随即纠正他。接着又问：“您非常喜欢这部书吗？”


    “非常喜欢。我已经看完六十八本了。每次领到工钱，我就买五本。加里波第可真了不起！”保尔赞赏地说。“那才是个英雄呢！我真佩服他。他同敌人打过多少仗，每回都打胜仗。所有的国家他都到过。唉！要是他现在还活着，我一定去投奔他。他把手艺人都组织起来，他总是为穷人奋斗。”


    “您想看看我们的图书室吗？”冬妮亚问他，说着就拉起他的手。


    “这可不行，我不到屋里去。”保尔断然拒绝了。


    “您为什么这样固执呢？也许是害怕？”


    保尔看了看自己那两只光着的脚，实在不干净。他挠挠后脑勺，说：“您母亲、父亲不会把我撵出来吧？”


    “您别瞎说好不好？不然我可真要生气了。”冬妮亚发起脾气来。


    “那好吧，不过列辛斯基家是不让我们这样的人进屋的，有话就在厨房里讲。有一回，我有事到他们家，涅莉就没让我进屋。大概是怕我弄脏地毯吧，鬼知道她是什么心思。”保尔说着，笑了起来。


    “走吧，走吧。”冬妮亚抓住他的肩膀，友爱地把他推上阳台。


    冬妮亚带他穿过饭厅，走进一间屋子。屋里有一个很大的柞木书橱。她打开了橱门。保尔看到书橱里整齐地排列着几百本书。他第一次看到这么丰富的藏书，有些吃惊。


    “咱们马上挑一本您喜欢读的书。您得答应以后经常到我家来拿书，行吗？”


    保尔高兴地点了点头，说：“我就是爱看书。”


    他们友好又快活地在一起度过了几个小时。冬妮亚还把保尔介绍给自己的母亲。事情并不像原先想象的那样可怕，保尔觉得冬妮亚的母亲也挺好。


    冬妮亚又领保尔到她自己的房间里，把她的书和课本拿给他看。


    一个不大的梳妆台旁边立着一面小巧的镜子。冬妮亚把保尔拉到镜子跟前，笑着说：“为什么您的头发要弄得像野人一样呢？您从来不理不梳吧？”


    “长得长了，剪掉就是，还叫我怎么办呢？”保尔不好意思地辩解说。


    冬妮亚笑着从梳妆台上拿起梳子，很快就把他那乱蓬蓬的头发梳顺当了。


    “这才像个样子，”她打量着保尔说。“头发应当理得漂亮一些，不然您就会像个野人。”


    冬妮亚用挑剔的目光看了看保尔那件退了色的、灰不灰黄不黄的衬衫和破了的裤子，但是没有再说什么。


    保尔觉察到了冬妮亚的目光，他为自己的穿戴感到不自在。


    临别时，冬妮亚一再请保尔常到她家来玩，并和他约好过两天一起去钓鱼。


    保尔不愿再穿过房间，怕碰见冬妮亚的母亲，就从窗户一下子跳进了花园。


    阿尔焦姆走后，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了，只靠保尔的工钱是不够开销的。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决定同保尔商量一下，看她要不要出去找点活做，恰好列辛斯基家要雇用一个厨娘。可是保尔坚决不同意。


    “不行，妈。我可以再找一份活干。锯木厂正要雇人搬木板。我到那儿去干半天，就够咱俩花的了。你别出去干活。要不，阿尔焦姆该生我的气了，他准得埋怨我，说我不想办法，还让妈去受累。”


    母亲向他说明一定要出去做工的道理，但是保尔执意不肯，母亲也就只好作罢。


    第二天，保尔就到锯木厂去做工了。他的工作是把新锯出的木板分散放好，晾干。他在那里遇到了两个熟人，一个是老同学米什卡-列夫丘科夫，另一个是瓦尼亚-库利绍夫。


    保尔同米什卡一起干计件活，收入相当不坏。他白天在锯木厂做工，晚上再到发电厂去。


    过了十天，保尔领回了工钱。他把钱交给母亲的时候，不好意思地踌躇了一会儿，终于请求说：“妈，给我买件布衬衫吧，蓝的，就像去年穿的那件一样，你还记得吗？用一半工钱就够了。往后我再去挣，你别担心。


    你看，我身上这件太旧了。”保尔这样解释着，好像很过意不去似的。


    “是啊，保夫鲁沙，是得买了。我今天去买布，明天就给你做上。可不是，你连一件新衬衫都没有。”她疼爱地瞧着儿子说。


    保尔在理发馆门口站住了。他摸了摸衣袋里的一个卢布，走了进去。


    理发师是个机灵的小伙子，看见有人进来，就习惯地朝椅子点了点头，说：“请坐。”


    保尔坐到一张宽大舒适的椅子上，从镜子里看见了自己那副慌张不安的面孔。


    “理分头吗？”理发师问。


    “是的。啊，不。我是说，这么大致剪一剪就行。你们管这个叫什么来着？”保尔说不明白，只好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


    “明白了。”理发师笑了。


    一刻钟以后，保尔满身大汗，狼狈不堪地走出理发馆，但是头发总算理得整整齐齐的了。他那一头蓬乱的头发叫理发师花了不少工夫，最后，水和梳子终于把它制服了。现在头发变得服服帖帖的了。


    保尔在街上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把帽子拉低一些。


    “妈看见了，会说什么呢？”


    保尔没有如约去钓鱼，冬妮亚很不高兴。


    “这个小火夫不怎么体贴人。”她恼恨地想。但是保尔一连好几天没有露面，她却又开始感到寂寞无聊了。


    这天她正要出去散步，母亲推开她的房门，说：“冬妮亚，有客人找你。让他进来吗？”


    门口站的是保尔，冬妮亚一开始简直认不出他来了。


    他穿着一身新衣服，蓝衬衫，黑裤子，皮靴也擦得亮亮的。再有，冬妮亚一眼就看到，他理了发，头发不再是乱蓬蓬的了。一句话，这个黑黝黝的小火夫已经完全变了样。


    冬妮亚本想说几句表示惊讶的话，但是看到他已经有些发窘，不愿意再让他难堪，就装出一副完全没有注意到他的变化的样子，只是责备他说：“您不觉得不好意思吗？怎么没来找我去钓鱼呢？您就是这样守信用的吗？”


    “这些天我一直在锯木厂干活，脱不开身。”


    他没好意思说，为了买这件衬衫和这条裤子，这些天干活累得几乎直不起腰来。


    但是冬妮亚已经猜到了这一点，她对保尔的恼怒顷刻烟消云散了。


    “走，咱们到池边去散步吧！”她提议说。他们穿过花园，上了大路。


    保尔已经把冬妮亚当作自己的好朋友，把那件最大的秘密——从德国中尉那里偷了一支手枪的事，也告诉了她。他还约她过几天一起到树林深处去放枪。


    “你要当心，别把我的秘密泄漏了。”保尔不知不觉把“您”改成了“你”。


    “我决不把你的秘密告诉任何人。”冬妮亚庄严地保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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