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 一

    奥雷良诺很长时间没有离开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他记熟了那本散了页的书——瘫子赫尔曼的研究总结——上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叙述，记熟了诺斯特拉达姆斯关于鬼怪科学的笔记和点金术的密码以及他的百年预言，还有有关疫病的研究，因此，他进入青年时代时，虽然对当时的世界一无所知，却拥有中世纪人所必须的基本知识。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不管什么时候走进屋里，总看到他在埋头苦读。清晨，她给他送去一杯不放糖的咖啡，中午是一盘米饭和切成小段的油氽香蕉，这是他在奥雷良诺第二死后，每天在家里吃的一点东西。她还操心为他理发、为他抓虱子，还拿出放在箱子里被人遗忘了的旧衣服改给他穿。他刚长出一点胡子，她就给他拿来剃须刀和放皂沫的小瓢。这些是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东西。没有哪一个儿子，包括奥雷良诺·霍塞，象奥雷良诺那样酷似上校，尤其是那高耸的颧骨、线条分明而且有点冷酷的双唇。就象乌苏拉看到奥雷良诺第二在房间里钻研时一样，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常常觉得奥雷良诺在自言自语，实际上他在同墨尔基阿德斯谈话。在那对孪生子去世后不久的一个炎热的中午，他看到在窗子的反光中，站着一位头戴鸦翼帽的脸色阴郁的老人，仿佛是他出生前就具有的记忆中的人物的显形。那时，奥雷良诺已经认出了羊皮书上的所有字母，所以当墨尔基阿德斯问他是否看得出那是用什么语言写成的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是用梵文写的。”


    墨尔基阿德斯告诉他，自己回实验室来的机会已屈指可数了，但他将安心地走向死亡的草原。因为到这羊皮书满一百周年还有好多年，奥雷良诺有充裕的时间学会梵文，书上的谜可以解开了。还指点他说，在那条直通河边的街上，就是当年香蕉公司开张时有人在那里算命圆梦的地方，有位加泰罗尼亚学者开了爿书店，那里有一本《梵文入门》，如果他不赶紧去买来，六年后就要被蠹虫蛀光。奥雷良诺让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去把那本书找来，还对她说，书就在书架第二排靠右首，插在《解放了的耶路撒冷》和《密尔顿诗选》中间。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活了那么大年纪生平第一次露出了表情，那是一种惊愕的表情。她一字不识，只好硬把奥雷良诺的话全记在心里，她从工作间里仅存的十七条小金鱼中取出一条卖掉，得到了一笔钱。士兵来抄家的那天晚上，只有她和奥雷良诺第二两人知道这些小金鱼藏在什么地方。墨尔基阿德斯变得越来越不卖力，他和大家越离越远，在中午的日光中渐渐遁去，但奥雷良诺的梵文研究却日见长进。他最后一次碰到墨尔基阿德斯时，只看到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影子在喃喃地说：“我在新加坡的沙洲上生热病死了。”那时他的房间已经不起尘埃、炎热、白蚁、红蚂蚁和把书本及羊皮书上的智慧蛀成粉末的蠹虫的袭击。


    家里不缺吃的。在奥雷良诺第二去世的第二天，一位朋友送来一只挽条上用词不敬的花圈，还主动偿还菲南达一枚钱，说是欠她丈夫的。从那以后，每星期三有一个小厮给他们送来一篮子食品，足够他们吃一星期。谁也不知道这些食品是佩特拉·科特差人送来的，她认为这样不断地施舍，是对曾经侮辱过她的人的一种回敬方式。但是，她的怨气不久就消失了，比她希望的时间快得多。此后，她出于自豪，最后出于同情，继续不断地送食品。有好几次，她没有精力去出售彩票，人们对抽彩也失去了兴趣，她宁愿自己没吃的，也要让菲南达吃饱。在看到菲南达的葬礼之前，她没有停止过履行自己的诺言。


    在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看来，她操劳了半个多世纪，如今家里人口减少，她该休息了。这个沉默寡言使人捉摸不透的女人，从未有人听到过她一句怨言。是她在这个家庭中播下俏姑娘雷梅苔丝的天使种子，培育了霍塞·阿卡迪奥第二的神秘的庄重，她贡献出自己孤独而沉静的一生养育着孩子，几乎记不清他们究竟是儿子女儿还是孙子孙女。她关心奥雷良诺，就好象他是她亲生的，可是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是他的曾祖母。只有在他们这样的家庭里才可以想象，当年她一直是睡在铺在谷仓地板上的席子上，晚上听得见老鼠叽叽的叫声。她从未对人说过，有天晚上一种恐怖的感觉使她从梦中醒来，她觉得有人在黑暗中注视着她，实际上那是一条毒蛇从她肚子上爬过。她知道如果把这事告诉乌苏拉，乌苏拉一定会让她睡到自己的床上去的，但是在那个年头，你不是在走廊里大声嚷嚷，就别想让人知道。大家都在为面包房的事忙碌，为战争担惊受怕，为照管孩子们费心，谁也没有时间去考虑别人的幸福。佩特拉·科特虽然与她从未谋面，但却是唯一一直想着她的人。她始终关心着让她有双好鞋出门时穿，关心着不让她缺少衣服穿，即使在用抽彩的钱创造奇迹的时候也没有中断过。菲南达来到家里的时候，把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当成家里的长年女佣人，这是不无原因的。后来虽多次听说她是她丈夫的母亲，但这使她实在难以相信，以致她知道这件事比忘掉它花了更多的时间。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似乎从未为这种卑下的地位感到不快。相反，给人的印象是，她乐意这样不停地、毫无怨言地走遍各个角落，把房子收拾得又整齐又干净。她年轻时就生活在这栋宽大的房子里，尤其是在香蕉公司那阵子，这里简直不象个家，倒象个兵营。但是，乌苏拉一去世，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那超人的勤俭和令人吃惊的精力开始崩溃了。这不单是因为她年老力衰，而且也因为房屋在一夜之间变得陈旧不堪。墙上都长出了一层苔藓。庭院里无处不长荒草，野草从长廊的水泥地下钻出来，水泥象玻璃一样崩裂，裂缝中长出朵朵小黄花，跟一个世纪前乌苏拉在墨尔基阿德斯放假牙的杯子中看到的小花一模一样。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阻止造化的反常，她整日在卧室里驱赶蜥蜴，可晚间它们又爬回来了。一天早晨，她看见一群红蚂蚁离开了水泥地的破缝，越过花园，顺着栏杆爬到已变成土色的海棠花上，还爬进了屋子。她先是用扫把打，后来用杀虫剂，最后用石灰把它们杀死，可是到了第二天，它们又出现在原来的地方，在那里坚忍不拔地爬着。菲南达只顾给她的孩子们写信，对这不可抵挡的破败情景一无所知。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还在独自奋斗。她跟野草搏斗，不让它们钻进厨房；她一把一把抓掉墙上的蜘蛛网，但过不了几个小时又出来了；她还不停地捏死白蚂蚁。可是，当她看到连自己一天打扫三次的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里也到处是蜘蛛网和灰尘，看到尽管自己发疯似地打扫，屋子还是受到瓦砾和布满虱子的空气的威胁（这情景只有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和那位年青军人曾预见过），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知道自己失败了。于是她穿上那件已穿旧了的节日服装，穿上乌苏拉穿过的旧鞋子和阿玛兰塔·乌苏拉送给她的棉袜，把仅存的两三件换洗衣服打了个小包裹。


    “我服输了，”她对奥雷良诺说，“我这把老骨头对付不了这栋大房子。”


    奥雷良诺问她准备到哪里去，她做了个模糊的手势，似乎她自己也不知道会到何处落脚。不过，她想说明，她将到一个住在里奥阿查的表姐妹家里度晚年。这个解释并不可信。自从她父母双亡后，她从未和镇上任何人有过接触，也不曾收到过书信或口信什么的，更未听她说起有什么亲戚。奥雷良诺给了她十四条金制小鱼，因为她决定只带她自己仅有的一点钱，一比索二十五生太伏。奥雷良诺从房间的窗户里看着她挎着小包、躬着衰老的身子一步一拖地走过院子，看她走出大门后从门孔中伸进手去闩上了门闩。从此以后，奥雷良诺再也没有得到有关她的消息。


    菲南达得知她逃匿的消息后，骂了整整一天，一面还翻箱倒柜一件一件东西检查，以便证实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没有卷走什么东西。她有生以来第一回生炉子，结果烧伤了手指，她不得不请求奥雷良诺教她煮咖啡。时间一长，奥雷良诺担起了厨房里的事情。菲南达早晨起床，早饭已经就绪，奥雷良诺给她放在炭火上温着。她只消走出卧室去取一下，然后拿到那张铺着麻布桌布的饭桌上享用。她孤零零地坐在桌子一头，面对着十五把空椅子，周围有大烛台照明。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奥雷良诺和菲南达也没有分担孤独，他们仍然各自为政，在自己的孤独中生活，各人打扫自己的房间，但是那蜘蛛网却不断地洒落着玫瑰色的粉末，堆积在横梁上，还使墙壁增厚。就在那个时期，菲南达觉得家里到处是幽灵。放着的东西，特别是天天用的东西，好象生了腿自己会换地方。她明明把剪子放在床上的，可是花了很多时间，到处都翻了个底朝天，末了却在厨房的一个架子上找到了，但她相信自己总有四天没去厨房了。忽然间在放刀叉的抽屉里，叉子一把也不见了，一会儿又在供桌上发现六把，在水槽里发现三把。当她坐下来写信时，东西不胫自走的现象更使她恼火。她放在右边的墨水瓶出现在她的左边。吸水板不见了，两天以后发现在枕头下面藏着。她给霍塞·阿卡迪奥写的信老是和给阿玛兰塔·乌苏拉的信混起来，她整天为装错信封发愁，这种事也的确发生过好几次。有一次钢笔不翼而飞。过了半个月邮差给她送来了，他发现邮袋里有一支钢笔，便挨家挨户地寻找失主。起先，她以为这些都是隐身的医生们干的事，就象子宫托不见了一样，她甚至动笔给他们写信，求他们让她安静，但是当她起身去干了一件事回来，不但信纸不见了，而且连写信的目的也忘得一干二净。有一段时间她怀疑是奥雷良诺干的，开始监视他，把东西放在他要经过的地方，想趁他移动东西的时候抓住他。但事隔不久她就证实，奥雷良诺除了去厨房和厕所外，从不离开墨尔基阿德斯的房间，再说，他也不是爱捉弄人的人。于是，她终于相信那是幽灵在淘气。她决定把每样东西固定在要用的地方。她用一根长长的龙舌兰绳把剪子缚在床头，把钢笔和吸水板缚在桌子腿上，用胶水把墨水瓶粘在桌子右首她常用的地方。问题并没有一下子解决，她去缝衣服，可是没过几个小时缚剪子的绳子已短得够不着，仿佛幽灵把它收短了。钢笔上的绳子也一样，甚至她自己的手臂写不多久就短得够不到墨水瓶。在布鲁塞尔的阿玛兰塔·乌苏拉和在罗马的霍塞·阿卡迪奥对她在这些小事上的不幸遭遇都一无所知。菲南达告诉他们，说自己很幸福，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她觉得自己一无牵挂，似乎生活又把她带回到她父母的世界中，那里她不必为日常的事务费心，一切问题在她的想象中预先就解决了。这种没完没了的信札往来使她失去了时间概念，尤其在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出走后更是如此。她习惯地记着年月日，只是为了计算儿女们预定要归来的日期。可是他们一再推迟归期，以至她把日期搞混了，年月也填错了，她觉得日子是如此相象，竟不感到它的流逝。她不觉得等得不耐烦，反而对他们的拖延深感宽慰。霍塞·阿卡迪奥通知她说，她希望他归去的宿愿即将实现，过了几年，霍塞·阿卡迪奥又写信告诉她，他想在学完高等神学后开始学外交，她对此并不感到不安，因为她深知圣彼得教堂的神位是很高的，而且在登上神位的旋梯上布满了障碍。相反，她对在旁人看来不足挂齿的消息，比如她儿子晋见教皇的消息，感到欣喜若狂。当阿玛兰塔·乌苏拉来信说，学业需要延长，因为她学习成绩优异获得了她父亲没估计到的特权，这时，菲南达也感到同样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