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 二

    他第一次从欧洲回来时，是用家中那辆由两匹泛着金光的枣红马拉的四轮马车代步。后来车坏了，他便改用一辆单匹马拉的敞篷车。后来，马车开始从世界上消失，城中也仅剩下几辆以供游客观光或在葬礼上运送花圈，他却仍旧带着某种对时尚的轻蔑，继续使用这辆马车。尽管拒绝退休，但他心里很清楚，现在人们只在基本上已无力回天的情况下才请他前往，不过他认为这也是一种专业的体现。只需看一眼病人的气色，他便知道病情如何。他越来越不相信特效药，而眼瞅着外科手术得到推广，他感到非常不安。他常说：“手术刀是药物无效的最有力证明。”他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所有药物都具有毒性，而百分之七十的日常食物也会加速死亡。“事实上，”他常在课堂上说，“只有少数医生真正了解为数不多的几种药物。”他从年轻时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他自己所谓的宿命论的人道主义者：“每个人都是自己死亡的主宰者，时间一到，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帮助他们没有恐惧和痛苦地死去。”尽管拥有这些极端思想（它们甚至都已成为当地民间医学传说的一部分了），但他昔日的学生即便已经开了自己的诊所，也还是会来向他请教，因为他们视他为当时人们所谓的那种具有“诊断慧眼”的人。总而言之，他一直是位收费昂贵、出类拔萃的医生，病人都集中在总督区的名门望族。


    他每天的工作井井有条，所以在下午出诊期间，如果出现什么紧急事件，他的妻子向来知道该往哪儿给他捎口信。年轻时，他回家前总会在教区咖啡馆逗留一会儿，他的象棋技艺就是在那里同岳父的狐朋狗友以及几个加勒比流亡者一起精进的。但从新世纪伊始，他便不再去教区咖啡馆了，而是试图组织由社交俱乐部赞助的全国性比赛。而正是在这个时期，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来了，那时他双膝已经坏死，还不是儿童摄影师，但不到三个月时间，所有只要会在棋盘上摆弄个一兵半卒的人全都认识了他，因为根本没人能下赢他一盘棋。对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来说，这是一次奇迹般的相识，因为那时的他已无法自拔地迷上了象棋，而能使他满意的对手却没有几个了。


    多亏了医生，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才成为这里的一员。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成了他无条件的保护人和一切事务的担保者，甚至都没去调查一下他是个怎样的人，以前是做什么的，究竟在怎样一场不名誉的战争中流落成这副残废而茫然的模样。最后，医生借钱给他开了一家照相馆，而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自从为第一个被镁光灯的闪光吓了一跳的孩子拍照以来，像编制绳索般严谨地还清了最后一分钱。


    这一切都是因为象棋。起初，他们从晚餐后的七点钟开始下，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棋艺明显更胜一筹，所以他合理地让给医生几步。但让得越来越少，直到最后一步不让。后来，加利略·达孔特开了第一家电影院，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成了那里最准时的观众之一，二人的对弈便被挤到没有电影首映的夜晚。那时，他已成为医生的挚友，医生甚至心甘情愿地陪他去看电影。但医生从不带妻子，一方面是因为妻子没有耐心跟随复杂的情节线索，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仅凭敏锐的嗅觉，便能感觉到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都绝非一个好伙伴。


    唯一与平时安排不同的是星期日。他会到教堂去望大弥撒，然后回家，一整天都在院子的露台上休息、读书。若非极端紧急的情况，安息日他很少出诊，而且从很多年前起，除非迫不得已，他也不再在安息日参加社交活动。但在这个圣神降临节，出于意外巧合，两件罕有的事赶在了一起：朋友之死和得意门生从医二十五周年纪念。然而，他并没有像自己预计的那样，签署完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死亡证明后就直接回家，而是听任了好奇心的驱使。


    一上马车，他便迫不及待地又看了一遍那封遗书。接着，他命令车夫带他前往奴隶老区的一个偏僻地址。这个决定与他平日里的习惯迥然不同，以至于车夫不得不确认自己是否听错了。确实没错：地址很清楚，而且，写下这个地址的人有充足的理由对它再熟悉不过了。乌尔比诺医生又翻回到遗书的第一页，再次沉浸在信中披露的那段不堪回首的秘密往事之中。倘若他能让自己相信，这些并非一个将死之人的胡言乱语，那么，尽管到了这把年纪，生活也还是有可能因此改变。


    从一大早开始，天空就没有好心情，阴云密布，透出阵阵凉意，但好在中午之前还没有下雨的危险。车夫试着抄近道，拐进了这座殖民城市崎岖的石子路。有好几次，为了不让马儿受惊，他们不得不停下车，因为从圣神降临节的庆祝活动中归来的学生和宗教团体造成了一片混乱。街道被纸花环、音乐和鲜花填满了，还有撑着各色阳伞、身穿荷叶边薄纱裙、站在阳台上观礼的姑娘们。在大教堂广场上，解放者的雕像被淹没在非洲棕榈树和崭新的球形路灯之中，几乎已经辨认不出。教堂的出口处堵满了汽车，庄严而又喧闹的教区咖啡馆里连一个空位也没剩下。那里唯一的一辆马车便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和城中屈指可数的那几辆剩余的马车区别明显：它的漆皮顶棚总是闪闪发亮，把手等装饰物也都是铜制的，以防被硝腐蚀，轮子和车辕则都漆成了红色，还镶着金边，仿佛在参加维也纳歌剧院的盛装演出一般。此外，那个时候就连那些最喜欢装模作样的家庭都已经允许司机穿上干净的衬衫，可他却仍旧要求自己的车夫身穿软塌塌的丝绒制服，头戴马戏团驯兽师那般的礼帽，这种做法不仅让人觉得不合潮流，而且在加勒比地区的酷暑季节，显得尤为缺乏怜悯之心。


    尽管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对这座城市的热爱近乎疯狂，也尽管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它，但他很少有机会像那个星期日那样毫无顾忌地来到这片喧嚷的奴隶老区探险。车夫绕了很多圈，打听了一次又一次才找到地址。乌尔比诺医生也终于切近地体会到泥沼的阴郁可怕，它那不祥的寂静，以及那令人窒息的恶臭，这种气味曾在无数个不眠的清晨，混着院中的茉莉花香飘进他的卧室，而他却总觉得它就像昨日的一阵风一样转瞬即逝，和他的生活没有半点关联。然而，当马车在街道的泥泞中颠簸，几只兀鹫争夺着被海水裹挟的屠宰场残渣时，那种曾无数次被他的思乡情怀美化了的恶臭变成了令人无法忍受的现实。与总督区的石砌房屋不同，这里的房子都是由褪色的朽木和锌皮屋顶盖成，而且大部分建在木桩上，以免西班牙人遗留下来的那些露天污水沟里的臭水漫到屋里来。一切都显得凄凉无助，可那一间间肮脏的小酒馆里却传来震耳欲聋的鼓乐声，那是穷人的狂欢，既无涉上帝，也无涉圣神降临节的诫命[1]。等他们终于找到地方，马车后面已经跟了一群光着身子的小孩，他们哄笑着车夫戏剧式的装扮，迫使他不得不用鞭子吓跑他们。本打算做一次私密拜访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此刻为时过晚地领悟到，没有哪一种天真比他这个年龄的天真更危险了。


    <em>[1] 圣神降临节是纪念耶稣复活后第五十日圣神降临的日子，也是纪念上帝在西奈山向摩西颁布十诫的日子。</em>


    这是一座没有门牌号的房子，从外表看，除了镶花边的窗帘和一扇从某座古老教堂里卸下来的大门，其余并没有什么能把它和其他更为破败的房子区别开来。车夫叩了叩门环，确认地址正确后才扶医生下车。大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门里的昏暗处站着一个妇人，全身上下穿着丧服，耳边别着一枝玫瑰。这是个黑白混血女人，年纪不下四十，但身材依旧高挑，金色的眼睛有些冷酷，头发紧紧地贴在头上，仿佛戴着一个棉制头盔。乌尔比诺医生没能认出她来，尽管在摄影师的工作室里，他曾在那些云山雾罩的棋局间见过她几次，有一次甚至还给她开过几服医治间日热的奎宁药方。他向她伸出手，而她用双手握住，但与其说是为了向他表示问候，倒不如说是为了扶他走进屋子。客厅里的氛围让人仿佛置身于一片看不见的树林，到处是鸟语花香，摆满了精致的家具和器物，每一件东西都在它应在的位置。乌尔比诺医生由此毫无感伤地想起了上世纪一个秋日的星期一，他所经过的那爿坐落在巴黎蒙马特大街二十六号的古董商小店。女人在他的对面坐下来，开始用不流利的卡斯蒂利亚语[2]和他交谈。


    <em>[2] 卡斯蒂利亚语，即通常意义上的西班牙语，同时也是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的官方语言，其中包括哥伦比亚。</em>


    “医生，您把这儿当成家里就行。”她说，“我没想到您这么快就来了。”


    乌尔比诺医生瞬间感到自己的意图暴露无遗。他用心打量了女人一番，注意到她一身素孝，以及她悲痛中的不卑不亢。于是，他明白了，这次拜访早已注定是徒劳的，因为对于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在遗书中所提到和指明的一切，她比他知道得更多。的确如此。她一直陪伴着他，直到他死前几个小时，一如她半生都怀着仰慕和谦卑的温柔陪伴着他一样。这种情感几乎与爱情无异，但在这座连国家机密都处于众人掌控之中的昏睡省城，竟然无人知晓。他们是在太子港的一家慈善医院认识的，她在那里出生，而他在那里度过了最初的流亡岁月。她比他晚一年来到这座城市，声称是短期拜访，但二人心照不宣，都明白她是要永远地留下。她每星期打扫整理一次他的工作室，可就连那些最爱捕风捉影的邻居都混淆了表象与真实，因为他们和所有人一样，都以为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残疾不仅仅是无法走路。甚至连乌尔比诺医生也从医学的角度合理地做出了这样的推测。要不是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自己在信中吐露了实情，医生永远也不会相信他竟会有一个女人。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很难理解，两个没有过往包袱的自由的成年人，并且处在这个封闭社会的偏见之外，却像那些禁忌之爱一样选择了这样一种飘忽不定的方式。对此她解释说：“他就喜欢这样。”况且，同这个始终也不曾完全属于她的男人分享这份秘密恋情，加之两人都不止一次地从中享受到那种瞬间爆发的喜悦，这在她看来并不是一种难以接受的方式，恰恰相反：生活已然向她证明，这或许倒是一种典范。


    前一晚他们还去了电影院，各付各的账，座位也是分开的。自从那个意大利移民加利略·达孔特在一座十七世纪的修道院废墟上建起了露天电影院，他们每个月都至少像这样去两次。那晚，他们看的是《西线无战事》，一部由上一年流行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那本小说乌尔比诺医生也读过，并为书中战争的野蛮悲痛不已。之后，他们在工作室会合，她发现他心事重重，怅然若失，以为是电影中受伤的士兵在淤泥中垂死挣扎的残酷场面所致。她邀他下棋，借以分散他的注意力。而为了让她开心，他答应了，但下得心不在焉，当然，他还是用白子。最终，他比她先看出，再有四步自己就要输了，于是毫无颜面地投了降。这时，医生才明白，那最后一盘棋局的对手是她，而不是他之前猜想的赫罗尼莫·阿尔戈特将军。他惊奇地嘟囔了一句：


    “那盘棋下得真是精妙！”


    她坚持说，那并不是她的本事，而是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被死亡的迷雾弄得晕头转向，移动棋子的时候心中已没有了爱。对弈中断时大约十一点一刻，因为公共舞会的音乐已经停止。他请求她让他单独静一静。他想给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写封信。他一直把医生视作他所认识的最值得尊敬的人，而且，就像他常说的，尽管能将两人联系起来的不过是象棋这个嗜好，但医生是他真正能够交心的朋友。在他和医生看来，下棋与其说是一门学问，不如说是一种理性的对话。于是，她知道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已经走到了解脱的边缘，他的生命所剩下的不过是写一封信的时间。医生对此简直无法相信。


    “这么说，您早就知道！”他惊呼道。


    她证实说，她不仅早就知道，而且还曾怀着爱意帮他分担过这种垂死的痛苦，就像她也曾怀着同样的爱帮他发现幸福。因为他生命中最后十一个月的情况就是这样：一种残酷的垂死挣扎。


    “您的责任应该是把这件事通报给大家。”医生说。


    “我不能这样做，”她有些震惊，“我太爱他了。”


    自认为什么话都听过的乌尔比诺医生，却从未听谁说过这样的话，而且还说得如此坦荡。他全神贯注地直视着她，想把这一刻铭记心中：她就像一尊河神的雕像，眼睛如蛇眼一般，无所畏惧地裹在一袭黑衣之中，耳边别着玫瑰花。很久以前，在海地一片荒凉的沙滩上，两人做·爱后赤·裸地躺在那里，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突然感叹道：“我永远也不会变老。”她把这句话理解为他要与时间的劫掠进行殊死搏斗的英勇决心，但接下来他说得更为清楚直白：他决定，要在六十岁结束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