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和谈中的孙科

    孙科是孙中山</a>先生的长子，也是国民党的元老。我和他很熟悉，多次见面，他还请我在他家吃过饭。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和谈时，我作为民盟代表参加，同孙科接触很多。


    国共两党谈判中，孙科是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代表有张群、邵力子等，军事方面的代表是张治</a>中先生。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以周恩来</a>为首，还有陆定一、王若飞、李维汉等同志。民盟方面的代表共九个人，有沈钧儒</a>、黄炎培、罗隆基、张君劢</a>，还有我等。大家推我为秘书长，实际上我是民盟的首席代表。当时，各方派出的代表人数有多有少，但是不论各方代表多少，只有一个表决权。


    孙科是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是代表国民党蒋介石</a>参加国共两党谈判的，但是他在谈判中有私心，他不是站在蒋介石国民党的立场上进行谈判，而是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上。他有什么私心呢？说起来是一个很可笑的私心，这就是他想夺国民党的大权，出卖蒋介石。怎么一个夺法呢？在制定宪法草案时，他想搞成一个英国式的宪政。英国宪法规定，英王是国家元首，但是是无权的；首相是政府首脑，掌握实权。英国宪法还规定，立法权在众议院，内阁由众议院产生，内阁是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行使行政权，内阁阁员不放弃众议院议员的身份。众议院对内阁不信任，可以推翻内阁；内阁可以解散众议院，诉之于民意，举行大选。孙科在制定宪法草案时，要完全套英国宪法，想把蒋介石摆在英王的地位——无权的地位，他当首相，掌握实权。


    完全照搬英国宪法，不是孙科的发明，是张君劢的发明。张君劢设计的方案，表面上是孙中山先生的五院制，设立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实际上内容不同了，把立法院搞成英国的众议院、行政院，形成英国式内阁。总统相当英国女王，行政院长相当英国首相。


    张君劢这个套英国宪法的策划，得到孙科的支持。孙科私下安排，他将来是行政院长，当英国式的首相或日本式的首相，把蒋介石推尊为大总统，实际上是英王。美国代表马歇尔认为，这种宪政符合西方式政治，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中国共产党方面，周恩来完全同意，因为中共方面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治独裁和一党制。参加政协的绝大多数人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都认为就像欧美这个样子吧，没有别的路可走。


    我认为，这个办法不行，行不通，也要不得。民盟方面，不仅民盟方面，参加和谈的所有人当中，也只有我一个人这样认识。为什么说行不通，要不得呢？欧美式的宪政，是多党制，至少两党，互相承认，互相竞争，你上我下，我上你下，不是一党独霸的政治局面。我认为这不合中国的需要，绝对不合中国的需要。因为中国太落后，特别是物质文明和经济建设方面，大大落后于欧美，急切需要的是搞物质建设，搞经济建设，搞生产，加快速度，急起直追欧美。物质方面的这个不足，不补上不行，否则中国始终是一个软弱的国家。这个任务是第一位的任务。这就需要一个稳定的政局，执行一个长期连续不变的方针政策。像英美那样，你上我下，我上你下，倒来倒去，政策变来变去，在中国不行。那种做法是没有眼光的，可以说是不懂事的。这些话当时在两党和谈时没有说，因为大家都不会听得进去。后来，我去延安说了。


    国民党代表团中，邵力子先生为人厚道，张群是蒋介石的人。孙科是首席代表，邵力子、张群当时没办法，拗不过孙科。他们就把协议送给蒋介石，摆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想让蒋介石看了不同意，加以反对。但是，那时蒋介石目空一切，根本看不起政协，没把政协放在眼里，政协通过的协议，他根本不看。蒋介石不看，不阻止，正合孙科的意。孙科就按他的办法进行。


    政协就要闭幕了，蒋介石才看文件，一看不对了，就把邵力子找去。国民党里的亲蒋派谷正纲、张道藩等人大哭大闹，说我们党完了，被孙科出卖了。蒋介石安抚说：“我自有道理！”孙科这个人糊涂，蒋介石哪里会受他的骗。


    孙科本来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蒋介石一出面，下面的人一闹，他没法儿了，就拉着邵力子去见周恩来。他哀求说，通过的协议要改，不改不得了。周恩来对张君劢说：“看来要改！”因为当时是政治协商，一切协议都要各方一致同意才算通过，有一方不同意便行不通。张君劢说：“国共两党为主，我们没有什么，你看着办。”后来，把宪法草案十二条大大地修改了。修改的地方有：


    一、取消立法院不信任投票可以推倒行政院的条文。


    二、把各省得制定省宪的规定，改为各省得制定自治法规。中共方面作了很大的让步。各省得制定省宪，这是中共方面的意见。因为当时中共方面认为，中共要夺取全国政权不容易，但是可以夺得几个省。省可以制宪，中共就可以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制定在自己夺取的省的省宪中。


    三、修改了关于国民大会的一些规定。张君劢原来的办法是，通过公民投票的办法，公民行使创制权、复决权、否决权等四权，不必召开有形的国民大会。他这个办法是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一段话，大意是人民有四权，以公民投票的方式行使四权。修改后规定，要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产生国家行政人员。


    还有一些地方也作了改动，记不清了。


    1946年1月31日，政协闭幕了。闭幕那天，蒋介石出席了，五项协议正式签字。闭幕以后，蒋介石还宴请了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代表。


    在政协闭幕以前，周恩来到国府路三百号民盟总部来看望我们。他对我们说：“看现在的情况，买卖可以成交了。”意思是说，同国民党的协议可以达成了。我们表示，主要是国共两大党，国共两党认为可以成交，就可没有问题了。


    当时，周恩来准备离重庆回延安汇报。从延安返重庆后，参加闭幕式，在协议上签字。这天，我交给周恩来一封信，信没有封口，我让他把信带给毛泽东。周没有看信，把信装进大衣口袋里。我给毛泽东的信中说</a>，看样子政治协商完成了，取得了协议。会议成功了，要组织联合政府，在联合政府筹备下，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根据宪法建设国家。我说，我不参加联合政府，我要站在政府之外，发表我的言论。我认为，根据协议搞的宪法草案在中国行不通。我这个想法当时没有人同意，都听不进去，所以我表示，要到延安去，同中共领导人面谈，阐述我的见解。


    就在这年的3月间，我到延安去了。我对毛泽东说，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方案，组织政府，制定宪法等这一套，顶多一年，再多两年，甚至三年，最终是行不通的，非另走路不可。我对毛泽东说，不要只是我们两个人谈，请你邀请中共方面十个要人一起来谈。第二天，毛泽东请来了十个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都参加了。我向大家谈了我的看法，我说，政协的结论，按外国宪法一套在中国行不通，不合中国的需要。我也谈了前面说过的，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要不得的道理。大家都认真地听，没有人插话。毛泽东听得也很认真，不过他不是老坐着，经常是一边走一边听。任弼时听出我说的意思，他说：“你是说蒋介石下台或蒋介石死以后吗？”我点点头。当时，蒋介石兵多装备好，掌握着全国政权，又有美国支持，谁也没有料到蒋介石那么快就会被赶出大陆。在那时看，蒋介石不死，不倒，最多是南北朝的局面，不可能出现旁的局面。


    再说孙科，孙科在政协时搞了一个小阴谋，想当中国的首相，没有当成。还都以后，即首都由重庆迁回南京以后，孙科当了立法院院长。孙科经常住在上海。立法院有一个立法委员，名叫孙书元，江苏人，也住在上海。我们民盟的许多人也常住上海。孙科派孙书元去见张君劢，孙书元对张君劢说：“孙先生让我对你们讲，他同你们实在是一个立场。”所谓一个立场，就是说都不满意蒋介石的政治独裁，可以里应外合，他（孙科）在里面，我们在外面，一块抵制蒋介石。这时，民主党派方面有不少人相信孙科里应外合的话。


    不久，我们得到一个消息，给我们透露这个消息的是王葆真，王是河北保定人，后来活了九十八岁，是老国民党党员。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相信孙科，他已被蒋介石收买了，蒋介石把副总统许给了孙科，孙科不需要你们了。我们一了解，果然是这样，蒋介石推选孙科当副总统。后来，只是因为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李宗仁</a>当上了副总统。孙科没有当成副总统，当了一个短时期的行政院院长。


    [1]标题为编者所加。原题为“检讨我的立场、观点和过去一切行事”，并注明为“试作自我检讨之二”，盖对首次自我检讨文字《我的努力与反省》而言。这两篇文字均写于1952年。令人遗憾的是此“试作自我检讨之二”于“文革”抄家时被收缴，后虽幸得寻回，但文字后一部分却丢失而不可复得。因此，作者于1976年复阅后有批注：“此抄件佚失不全，姑存之而已。”又，此文之后附有该检讨文之写作提纲草稿，可互相参阅。——编者（后此之注释，除著者自注注明为“漱注”外，其余均为编者所加，不再一一标明。）


    [2]即《我的努力与反省》一文。


    [3]《年谱》已收入《梁漱溟</a>全集》卷一。《我的自学小史》和《自述》已收入《全集》卷二。


    [4]著者已于1974年将此节补写出，只是较原计划为简略。


    [5]“学佛又学医”一节已于1974年补写完，并已收入《我的自学小史》一长文中。


    [6]时任司法总长的张耀曾（镕西）先生邀其任秘书，而张为</a>其舅父，故说为“帮忙关系”。


    [7]1917年7月初，张勋拥废帝溥仪</a>复辟。段祺瑞</a>（北洋军阀中的皖系军阀）以“讨逆”之名率兵入京，后又自任国务院总理。孙中山指出段为假共和真复辟，正式发出“护法”号召（维护《临时约法》与国会）。8月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被推为军政府大元帅。而段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下令通缉之。10月初，段宣布“出师剿灭”南方护法军，派遣直系军队（北军）入湖南，于是南北战争开始。


    [8]作者本人有文字记载说，此小册子曾有一部分放在北大教员休息室内，任人取阅。辜先生即在此处见之，并发感叹。


    [9]在作者《寄晓青甥》（1952年）一信，也曾写有这样的话：“我这里虽不能无人情，却不许有俗肠。像小资产阶级的向上爬心理，可说自幼没有。”


    [10]作者曾有更为精要的表述：“我的生命就寄于责任一念。处处皆有责任，而我总是把最大的问题摆在心上。所谓最大问题即所谓中国问题。而我亦没有把中国问题只作中国问题看。不过作为一个中国人要对世界人类尽其责任，就不能不从解决中国问题入手。”（见《寄晓青甥》）


    [11]此写作提纲稿原写于作者一小记事本中，现特附录于此，供参阅。


    [12]王朝俊（1875—1930年）先生，字鸿一。山东郓城县人。清末秀才。山东高等学堂毕业后公费留日，于此时参加同盟会。回国从事教育工作，同时参与反满革命宣传活动。辛亥革命后，曾任山东省副议长。主张“村治”救国。梁漱溟先生怀有“乡治”思想，王即介绍梁主编《村治月刊》，并推荐出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


    [13]“第一舞台”与“真光电影院”为昔日北平之著名高级剧院与影院。


    [14]这四个小党是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和共和实进会。—漱注


    [15]1912年2月以袁世凯</a>使清帝溥仪退位为条件，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而由袁出任此职。


    [16]据著者晚年谈话，此秘密机关所在地为今日北京东单二条。


    [17]以我所知，广东伍庸伯先生（观淇）、苏北江问渔先生（恒源）在当时皆年近四旬，而天天在北大听课的。伍先生听课达一年之久。江先生在当时是一位农商部主事，他一面任职，一面听课，竟然取得正式毕业资格。——漱注


    [18]据章行严先生谈，清末革命，他与蔡先生同搞“爱国学社”，与陈同办《国民日报》，多年相熟友好。蔡、陈于1916年接北大事，他恰去日本，经函电邀聘，立即应聘到校。但次年广东护法方面七总裁拥岑春煊为主，发表他为秘书长，事前并未征求他同意。在南北对抗局中，使他不得安于北大，遂尔离去云。—漱注


    [19]毛主席在长沙师范求学之时，最受知于教师杨怀中先生（昌济），情谊极深。1917年间，杨任北大哲学系教授，讲西洋伦理学史等课，住家地安门鼓楼东豆腐池胡同。毛主席北来，即投住其家，一面经杨介绍为图书馆职员，一面缴费做旁听生听课。正值五四运动之时，毛主席却未在北京。我在当年与杨先生曾彼此互有过从，顾未及结识毛主席。——漱注


    [20]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40页。—漱注


    [21]袁解散国会时，杭辛斋</a>先生是国民党议员，曾为陆建章的军政执法处捕去，几遭杀害。其事即在《京话日报》二次被封的同时或前后，两件事有无多少关联则不详。——漱注


    [22]1922年春我曾为接办《京话日报》奔走，访梁任公先生于其天津寓所，承他捐助了二百元。我又先后对李大钊</a>、张难先两位先生谈过，希望得到人力帮助，两位先生亦各曾亲自来过报社。——漱注


    [23]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33页。——漱注


    [24]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38—40页。——漱注


    [25]民国元年南京留守黄兴倡办爱国捐与此相类似，其运动亦曾发展到北京，但不论从北京看从全国看皆不及国民捐的声势。——漱注


    [26]据郝寿臣先生说，当时戏剧界同人的组织名为“正乐育化会”，会长是谭鑫培，而副会长即田际云。——漱注


    [27]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32页。——漱注


    [28]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37页。——漱注


    [29]清末官府制度复杂而又变更频繁，现在难以记忆。练勇俗呼“看街兵”，似属于五城巡防局，它与五城公所似尚非一事，后来不久皆以改制裁撤。—漱注


    [30]当时王公大臣多乘坐四人大轿以至八人大轿或一种特制的大鞍车，其随从则乘马。轿夫马夫往往横暴欺人。戈著报学史所传瞿鸿禨卫兵抢掠者，实为其马夫横行街道闹事之误，其事见七一五号报，恰在报纸被封前不甚久。—漱注


    [31]当时投函投稿的既有商店老板、伙友、小贩、手工人、家庭妇女、少年学生、蒙师、基督教友等人，而亦有那时较上层的人士。更有当时封建制度下所有而今天之所无，甚且今天所不懂得的许多各色人物，例如“宗室”（清帝室族人）、“世职”（世袭职位者）、“书吏”（各部衙门世传掌档案者，品位低而势力大）、“家臣”（王公府第护卫）、“家人”或“家丁”（府宅杂役）、“侍女”（府宅用婢往往是买来的）以及当兵吃粮饷的。又彭先生一演说中，有“梨园”（伶人）、“勾栏”（妓女）的函稿皆曾登过的话。—漱注


    [32]《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一书为陈干出资印行。书中有彭撰“弟子陈干事略”一篇，并附有八年前陈对《京话日报》投稿两篇。当年陈正是一个兵丁，是以投稿而认彭先生为师者之一人。——漱注


    [33]西太后曾遣内侍到报馆传谕说每天要看。当时报上刊出了“进呈两宫御览”字样，两宫指太后和皇帝。——漱注


    [34]见五三九号报，陈即陈天华</a>，惠即惠兴女士，冯、潘二烈士待查。—漱注


    [35]关于任文毅的事情和后来加重彭先生刑罚的事情，在《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一书中记述甚详，并附录一些有关文件，今本文一切从略。——漱注


    [36]《北京报》后来在北京出了很久，从光绪末年到宣统年间以至民国初年。——漱注


    [37]张耀曾先生（1885—1938年）是近代著名法学家、政治活动家，早年参加同盟会，系《临时约法》与“天坛宪草”主要起草人，为国民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因蒋介石个人独裁，实行一党专政，与先生所怀宪政治国、多党议会政治理念不合，拒不参加政府，遂淡出政界，又因不幸早逝，遂多为世人所不知晓。


    [38]原信函中“现存亲属”与“遗稿文物保存情况”两节均略去。


    [39]作于1942年。


    [40]写于1943年。


    [41]此文约写成于1985年。


    [42]著者口述，曹月堂、丁介辉笔录整理，后经著者阅过。


    [43]此悼念文章附于全文之后，可供参阅。


    [44]此记述文字之摘录附于本文之后，可供参阅。


    [45]蒋方震（1882—1938年），字百里，浙江海宁人。我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将近代先进军事理论系统介绍至中国的第一人。曾学习军事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1）与德国（1905）。曾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1912）、国民政府军委会顾问（1935），及代理陆军大学</a>校长（1938）等职。著作有《国防论》等。又，此文据著者口述，由编者笔录，整理而成；时在1985年。


    [46]胡氏到香港前，曾从海外有一极长电文致国内各方面，大谈其五权宪法，谓全国今既统一，当奉行总理遗志。愚先于任潮处见之，深觉其一味逞书生虚见，对于大局前途之艰难全无认识，而满纸骄盈自得之色实属可鄙。然素闻任潮少时尝一度受业于胡，彼此有师生之谊；真如亦一向盲目崇拜胡氏。当时局方陷于僵持，而报载蒋忽飞奉化不出，愚深恐李、陈拥胡以代蒋，于大局实无好处，因赶赴京、沪阻其事也。—漱注


    [47]系因民革中央秘书处向我征求意见而写。—漱注


    [48]汪精卫</a>此文在十九年扩大会议前，愚当时曾于《村治月刊》引用之，试检《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一一四页可得。原文指出第一种模型心理即清末革命派之于十八世纪自由主义之制度，如法国美国者。第二种模型心理则民国十五六年最盛，不是法美式而是苏联式了。言之未尝不明白，顾未自承两度革命运动领导者同在此模型心理中，而第诿归于青年无识。盖不只自讳其失，并为孙总理留颜面也。—漱注


    [49]二十三年立法院公布宪法草案时，愚有《我们尚不到有宪法成</a>功的时候》一文，犹是此意，可资参照。原文见天津《大公报》，收入《乡村建设论文集》。—漱注


    [50]见十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天津《大公报》社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一八〇页曾引用之。—漱注


    [51]1939年初，著者自重庆出发，往山东敌后考察，途经西安时，利用滞留西安时的间隙，而有宜川秋林镇之行，走访阎锡山</a>。时在1939年2月17日至26日。


    [52]此文由《河南文史资料》编辑部据访问记录整理成文后，曾经作者审阅。


    [53]摘自《我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1941年首次发表于香港《光明报》）。


    [54]关于这些教育（或称训练），我本嘱随行的友人考察记录，不过材料不在手边，只好从略。但我为使上面的话不落空，为使大家深切予以注意起见，我特指出那些学生生活的苦况。吃饭总是吃小米饭，没有掉换，菜只一样，萝卜汤，有点盐，没有油，滋养二字不能谈。睡在窑洞内，空气、光线皆不足，而且潮湿，又是人与人挤拢一起，铺位分不开，跳蚤、虱子纵横无法清除。最苦不堪的，是早起没有洗脸水，因为担水上山来不易，水都冻冰，要柴来烧，而柴是贵的。所以一盆水，第一个人洗过，第二人洗，第二人洗过，第三人洗，第三人洗过，第四人洗，如此，洗到七八个人才算完。这种情形，卫生二字向谁讲？我留延安半月以上，随我去的邹君参加到他们学生队，故知之详且确，没有虚假，奇怪的是身体并不见差（面色不见黄瘦难看），兴趣都很好！这不是一种成功吗？——漱注


    [55]一九四二年首次发表时为港英当局新闻检查机关所检扣者。


    [56]作于1978年。


    [57]商震（1886—1978年），浙江绍兴人，字启宇。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历任旅长、陕军第一旅旅长、师长，晋军前敌总指挥、山西省府主席。1927年加入国民革命军</a>，任三集团军左路总指挥。1928年起，历任河北省府主席、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府主席等职。同情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抗日战争胜利后，对蒋介石反人民的内战政策不满，辞去驻日代表团团长职务，留居日本。


    [58]摘自《我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标题为编者所加。


    [59]此为1941年在香港《光明报》首次发表时，为港英当局新闻检查机关所检扣者。


    [60]1957年9月编次。


    [61]1941年作，同年发表于香港《光明报》。文中空格□处为当年港英当局新闻检查机关所检扣者。


    [62]1942年作于桂林。当时“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尚未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63]著者1962年重阅此文时于此处加以下批注：“其实盖为青年党之左自以为党势大过张之民社党，不肯以主席地位让于张。”


    [64]当时十大纲领及同盟成立宣言系经陈友仁、陈翰笙二君亲自译成英文，即由二君担保此事之属实，而后各外国记者乃拍出电报，引起世界各国注意。——漱补记


    [65]追记于1984年。


    [66]写于1952年。文中的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67]1949年1月在重庆召开了国共和各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与建国后的政治协商会议非一事，故称前者为旧政协。旧政协的主要目标与任务是通过党派协商，最终组成由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掌握国权，管理国家，以取代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行宪政。


    [68]作于1949年。


    [69]作于1948年末，发表于1949年初。


    [70]1952年作者写有《我的努力与反省》一文，其中三、四两节内容正是回顾了创建民盟及其前后的个人的言行，现选录于此。标题为编者所拟。


    [71]闻之于叶笃义同志。—漱注


    [72]即山东邹平县乡村建设研究院附设试验农场；时为1932年。


    [73]《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报告》（1933年）


    [74]《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1949年）


    [75]《我的努力与反省》（1987年）


    [76]《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1949年）


    [77]《我的努力与反省》（1987年）


    [78]《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1949年）


    [79]同上


    [80]同上


    [81]《中国文化要义</a>》（1949年）


    [82]《我的努力与反省》（1987年）


    [83]《人心与人生</a>》（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