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68

    过去和谈之卒于无成，我自觉亦负有一份责任，那便是指民国三十五年（1946）10月18日之事。三十六年《再生杂志》张君劢</a>先生文中曾以此责怪中共不要和平；而最近香港中共之报纸则又以此说我出卖朋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早曾答应储安平先生在其“观察丛书”中写一本《八年努力无功录》，把我前后努力于国内团结和平之失败经过叙出。第以无暇执笔，迟迟未就。现在仍然不空，只能将这末后一幕先记出。


    为要说明这末后一幕，便不能不稍稍追叙其以前之事。为要说出我的失败，先要说出马歇尔的失败。因为当初居间最有力之调人，原是代表国际之马特使，而非国内之所谓第三方面。末后第三方面之居然见重于人，盖一则国大将要开会，两方面皆要争取第三方面；二则美方见恶于中共太深，马歇尔失去了调人作用，而转移到第三方面。三十五年10月间的形势，第三方面真负担着责任，而后在我乃有此负疚之可言。凡此背景必先说明白才行。


    一、马歇尔之失败


    于是就要说到马歇尔。按美方之见恶于中共，乃后来之事（美方悍然助国反共亦后来之事）。马使之来华，原为当时国人所同欢迎，固不须说。特别是在三十四年12月到三十五年3月初旬那一段，马歇尔、周恩来</a>之间，为了磋商如何停战，磋商整军方案，朝夕接触，彼此感情关系非常好。周之倾服于马，我直接听到，马之倾服于周，我亦间接听到。马之在周眼中开始变得不大好，是从其4月中旬第二度来华以后。我之与马稍有接触，却在6月以后；那恰是他们变得不大好之时。在我们的接触中，发现马氏对中国和平之要求极其诚挚，颇受其感动。所以我曾向周劝说，不止一次。虽则后来我亦承认美国是帝国主义，而马使之所为似不能不决定于其国家立场；乃至我承认马本人亦许犯有严</a>重之过错。但马与蒋截然两事。外间都以为马与蒋合起来压迫中共者，殊不尽然。蒋最初对马很听话，后来则马深为蒋之所苦。周与马，或说共方与美方，感情关系愈来愈坏，到“双十节”前一日达于最高，其间盖多误会之处。


    马使极想完成其和平使命，而蒋则一意压迫中共，过分刁难，使和平不得成功。其间不一致之事例极多。例如5月中旬政府军打下四平街，收复长春，马要求停战，蒋即不听。6月7日以后国共谈判，马使居其间，曾与周恩来、俞大维都说好，把恢复交通之协议先签字先实施，借从事实上增进其两方相互间之信用，俾使第二个问题易得协议。得到了协议，马上就实施，则第三个问题之协议，必更容易。这是马使想要把不相信不相谅之两方，渐渐变得相信相谅之一种办法，甚具苦心。而蒋偏偏不准行，非所有问题都协议了，不准签字。到6月30日再度休战期满，虽未全部协议，亦差不多，马使亟求签字，而蒋卒不肯签字。7月14日蒋飞庐山，实为开打。马极不愿其行，而未能劝止。18日马一上庐山，京中曾传马使上山将接蒋主席还京，见当日《新民晚报》，即此种消息之一点透露。其后凡九上庐山，不为不辛苦。前所说马深为蒋所苦者，此特其易见之一斑，华盛顿原预备以魏德迈为驻华大使，而马使则举荐司徒雷登以易之。盖因6月间司徒到京与马谈得甚好，与周亦谈得颇洽。所以马特引司徒为助，好帮忙他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却不料司徒自北平飞南京就职之前一日，蒋已飞去庐山，专打不谈，久久不归。竟使司徒大使一点都无从施展。这又是马之苦心，为蒋所破坏之一端。像这样看来，马不算很不好，而七七纪念日，延安一篇宣言，却破口大骂美方。——当然马亦包括在内。我总以为太过。


    最使周生气，而我亦因之对美方甚抱不平的一件事，是国方正在打共方，美方不能阻止还则罢了，竟于此时把大批军事剩余物资出卖（与赠送差不多）给国民党政府。这是8月底之事。8月间我为李、闻案大部分耽搁在昆明，没有在南京。28日回京，次日周来看我。向我谈他已同意司徒所提议之“五人会”，同时却抗议美方不得以剩余物资卖给政府。他说看情形，可望延缓。乃不料隔一天，9月1日周飞上海，在降落机场上遇着齐兰将军给他出卖物资来签字的代表送行，说是已经签了字。周之到上海，原为不放心此事而来，没料想已经来迟。当时目瞪口呆，真是非常生气。其后他不愿开司徒提议之“五人会”，与此不无关系。本来此时打得正凶，要紧是停战；而“五人会”却只谈政治问题，不涉及军事。共方一向主张无条件停战，而蒋则必要中共接受他的五个条件才停战。所以周问司徒与马：“五人会”之政治问题谈好了，是否五条件即可不提？司徒与马皆答，怕蒋还是要提。周即说“五人会”明明是无用，不如开“三人会”——三人会是军事性的，是早有而久不开的。此时共方要开“三人会”，不要开“五人会”；国方则只说开“五人会”，不说开“三人会”。马帅乃折中两会同时开。共方同意了，蒋无词拒绝，却迟迟不说哪天开。周在上海屡派王炳南致意马、司，说他等候开会；马、司亦一再敦促蒋。等到蒋答应开会了，马、司正准备发通知。通知未发出，而蒋又变卦。这是因9月下旬国军大举进攻张家口，周于月杪从上海送紧急备忘录请马使转政府停止进攻。否则即认为和平全面破裂，一切责任应由国方负之。10月1日蒋收阅备忘录大怒，随于2日发表两点声明，一关系国府委员名额问题，一关系驻军地点问题。必要共方同意解决了，乃可停止进攻。嘱马使速转给周。马收到后，立即通电话于蒋，要去见他。盖其意仍愿邀周入京开会，而不愿以此转周，拟原件退回蒋。蒋亦预知其意，特避不见面。2日未得见，3日未得见，4日仍未得见。当然马不便稽留此文件，只有转周了。5日蒋、马才见面。马要求停攻张家口，蒋不允。6日清晨马、司二人偕见蒋，再力争停攻张家口，陈诚等亦同在座。自晨至午，相持不决。据马本人事后向我说，那是他有生以来，未曾有过的费力气之大争执。过午乃出蒋邸，只得了停攻十天之结果。十天内要把那两点商量好，才可真停战不打。马、司出来，赶紧办文送上海通知周。7日周收阅，亦大怒起来。即刻复文拒绝，并说马阴助国方，无意和平。8日马收阅复文，又惊讶，又气恼。据当日与马会见之董必武、王炳南两位晚间来看我叙说之情形，马真是气得不得了，两手颤抖，顿足大吼不已。次日（9日）一早，他自己便跑去上海寻周见面。


    原来周在上海已略闻蒋二日提出之两点，马拟予退回而未果之事。所以他只嘱王炳南见马，口头表示共方不能同意那两点，未用书面正式声明。但周所要之无条件停战，马在蒋方，却根本无法替他做到。替他向蒋索讨十天休战，已费了大气力。在马以为十天内，不难将那两点谈妥，自然就可永久停战；虽不足满周之意，究竟亦算寻得一点办法。然周却不是如此想。周意：那两点根本不能谈的，你却限我十天谈妥它？岂非助蒋压逼我？同时，周恰又收得前方战报，共方在怀来地方大挫进攻张家口之国军。休战十日便予国军一喘息机会，而大不利于共方。他认为十天休战必蒋之自愿，初不知为马、司力争而得。所以就理直气壮地拒绝了。马得覆，亦出他意料之外：怎么我出力替你讨来十天休战，你还不要？我好意帮你忙，怎么倒说我帮助他？——彼此互不谅解，各自大怒不止。


    误会尚不止此。8日马得周覆后，即同司徒有一联合声明发表。其中叙说到休战十天，在十天内要谈（to discuss）那两点。但前一日（7日）周所收得之文件内，在此处却是to carry out字样，而非to discuss。周看了声明之文字与给他的原文不符，正在生气。他认为马对他用较硬性的字，不该向外发表却换了较松活的字。似是有意显示周之拒绝不近情。所以9日一早，马使独自一人秘密飞沪寻周见面。本是来质问周。而一见面，周却迎头先质问马：为何向外声明用字不同？马说：to carry out就是to discuss并无不同。周说，你去问问任何通英文的人，谁可以承认这两个字义之相同？两人各怀气愤，大吵不已，情绪极坏。末后马说：我早对你说过，如果你们不相信我，你可明说，我马上就回国。今天从你的谈话中，我已经证知你们是不相信我了。周闻言，感觉到情形严重，乃云：我今天只是论你的文件，并不是论你的全部工作。临分手时，语言上虽归于缓和，感情上却伤透了。马帅当日下午悒悒返京，外间鲜有知其事者。


    我何以能知道这些呢？因周氏滞沪久不回南京，京沪文件一往一返，首尾辄须三天工夫。不独耗时费事，且隔阂误会，大局前途可危。我屡次商请董必武先生促周回来。最后我愿自己赴沪劝驾。7日以此意告知司徒大使。司徒极赞成，并愿派傅泾波陪我去，派飞机送我去。8日晚，董、王二位以马使得周覆气急颤抖之事告我，我说这都是京沪两地分隔的不好，我决于明日赴沪迎周。董亦十分赞成。9日一早我访司徒，约傅同行。他们却推说午后起程。午后马由沪返京，他们才以马访周之事告我。我表示我还是要去。他们不预备再派傅同往。却盼我能劝周及第三方面同人来京。如其能来，必立派傅率飞机迎接。次日“双十节”我一人乘火车赴沪，晤周，周以其事告我也。


    二、第三方面负起调停责任


    上面我叙述这些，以见马帅司徒到此时无法再负调人之任；亦以见许多事败坏于粗心与多疑之中。整个大局之恶化，乃是许多小事积成，愈来愈变得恶化了；非自始即然也。


    以下再说国大开会问题。


    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宪，为政治协商五大事项之一，名为国民大会，实则仍不外一党派间之会。盖因国民党坚持其战前选举之有效，所以国大代表名额由各党派协商瓜分，并不取决于民选。既不尊重选民意志，则各党派义当互相尊重。依照协议，召开原是由各党共同召开，即由改组后之联合政府召开之，非任何一党所能独自办理。乃国民党不顾协议，一再独自决定开会日期而布告之。11月12日之会期，就是这样的一个会期。在国民党自愿其发号施令之有效，深盼各方如期参加。在各方则因会期究非大问题；大问题且争不胜争，小问题可牵就亦即牵就。除中共有书面抗议外，民盟只口头抗议，其余无人说话。临到“双十节”，转瞬即将开会，各方俱未交出国大代表名单，参加不参加之可能均有。在国方，生怕大家不来。大家不来，则他在政治上即是大失败，对内对外都将站不住。在共方则生怕各方去参加，把他落下，形成其政治上之孤立，亦是一大失败。由于这种情势，国共以外之第三方面乃举足轻重，而为两方所亟欲争取。


    于是调人之任，不期而由国际之马歇尔转移到国内之第三方面。所谓第三方面包含民盟、青年党、社会贤达。社会贤达是散的，青年党太小，主要当然是民盟。而民盟秘书长适由我任之。我看到此形势之转移，即起而迎接此责任。


    先是我因见国方之亟欲共方同意参加国大，共方则亟欲国方同意立即停战。曾拟在“双十”国庆日，把停战令与国大召集令，同时颁布。先关闭不和之门，其余争执随后协商解决，周以其事太险，不表同意。而局面变化太快，事实上亦已来不及。“双十”后一日，我在上海只商妥第三方面同人陪周还京，由我通知美方派机迎接。岂料这天下午国军便攻入张家口。并且国方一高兴，同时宣布了国大如期召开。我从上海搭夜车回京，还一点不晓得。天明下车看报，局面全变。知事无可为，即不去通知美方。晚饭时，美大使馆电话来问我回京否，我答早晨即已回来。问：何不来谈？我答：今无可谈。又强邀不已；且云马歇尔、董必武皆在相候（按：是日为饶伯森回国，行赠勋礼，故马、董皆在）。饭后去美使馆，我告司徒说，以前好比一病人临危，尚可勉为施救；今则已经断气，谁还有办法？他们皆不甚相信。


    次日（13）司徒又专诚约谈，向我讨寻办法。如是者频有接触。我始而皆以无办法答之。后来我提出两原则：


    一、美方已失调人作用；今后调人只可由国内第三方面担任。此点在美方及国方均应了解。


    二、第三方面虽出头，而美方仍须配合尽力。我们彼此保持联络，随时洽商，共同进行，遇事要对国方说话者，即由马司去说；要对共方说话者，即由民盟去说。


    司徒、马帅对此完全同意。只是尚待有具体办法及机会以求实现此原则。


    此时国方军事上全胜之余，不想旁的，只想政治上得各方来参加国大，参加政府，以凑成其统一。所以派雷震、吴铁城、邵力子等再三奔走上海，劝请周恩来及第三方面共同入京商谈。第三方面同人自不忍见大局破裂，而协力劝周，周在各方敦迫之下，只有耐心勉为最后之一谈。遂有10月21日大家相偕入京之事。


    就在大家来京这天，而蒋主席却走开了。——他去台湾游览。由孙科宴请全体同人（政府八代表在内），表示欢迎。我在席间起立发言，大意如下：


    大家不要因周返京而乐观。据我看周先生此来，具有决心，勿宁是撤回延安之一步骤；前途正是可怕得很。回顾过去十个月，在座诸公均曾为和平努力，而还是有大规模内战惨剧在演，证明努力是失败。分析失败原因，盖唯国共两方具有力量，而此外则没有。大局为此矛盾之两大力量所支配，其他的人皆莫如之何。为保证今后努力免于失败，必须在矛盾之两力以外，有一奠立和平之力量出来。——此即指两党以外，借广大社会为后盾之第三方面。虽然两党言和过去亦有马特使居间作调人，但他被动多于主动。亦许他是外国人，无法多用力。而国内第三方面对于同室之斗，过去亦一般地是被动，则不应该。从今天起，第三方面必须自觉认识其责任之重大，而团结一致，采取主动，当真负起责任来。同时国共两方亦要自觉其自身在矛盾中，非有超于矛盾之第三力量则和平不可期，而欢迎第三方面出来。全国人更要警觉时局之严重，而以舆论为第三方面作后盾。第三方面除贡献其心思与办法外，于必要时应秉持公正态度，对于任何一方之不爱惜和平者，断然声明其责任，以舆论制裁之。我相信这就是莫大之力量。这种力量本身是和平的；他酷爱和平，而且除了和平他亦不会作旁的。要和平，只有靠他。我希望同人勉励。（当时京沪各报所记载详略不同均可参看。）


    自此以后，果然调人之任改由第三方面担当。第三方面采取主动，而国共两方则转居于被动。其办法便是第三方面先到梅园新村共方代表所在地，向共方询取其对当前之意见及具体条件。询问明白之后，再约期与政府代表在孙科家聚会，听取国方之意见与条件。两方意见皆弄明白，而后第三方面借交通银行楼上自己开会讨论。讨论出一折中解决之道，作为第三方面之意见，再到梅园向共方提出商量，听取共方反响如何。共方之意既得，再到孙科家会晤政府代表，以第三方面意见告之，而听取反响。如是两方反响收集后，又在交通银行自己开会讨论。务期有更稳妥之一折中解决，俾最后提出时，两方皆能接受。如其竟有一方固执不肯接受者，那势将为国人所共弃。第三方面就以参加国大或不参加国大对付之。


    此时最要紧者，自是第三方面之团结一致。所以我特就第三方面所包含之三方（民盟、青年党、社会贤达），各寻取一要角，设法让张君劢、李璜、胡政之三位拉紧在一起。有他们三位作核心，我再从旁照顾，亦就差不多。三位先生经</a>我一言点醒，无不欣然同意。再就是与马使取得配合，要他随时同我们向一个方向用力。马歇尔对此亦极高兴。他说：我从前所烦闷者，就是你们第三方面没有团结。我为中国谋和平，而从中国国内竟得不到一点帮助力量。现在好了。他并且点明国大开会在迩，这正是你们表现力量的机会。


    三、我的失败


    我从二十八年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三十年改组民主同盟以来，一心要把国共以外者联结为一力量，以推动国共合作建国。到得此时算是机会最好。乃不料竟然失败在我自己手里，辜负了自家多年心愿。我说负疚，是对国家大局负疚，是对自己负疚，却并非单对不起任何一方朋友。


    怎样失败的呢？


    正在我们奔走两方，进行和谈之际，25日忽传国军在东北攻下共方之安东。本来你攻下他的张家口，共方已经不肯和谈。好不容易，劝请得来谈了，你又攻下他的安东；试问这是何意？大家这才明白，蒋飞台湾，正是避人向其质问。记得当日晚间，我同黄炎培先生及其他几位民盟朋友在梅园，以此讯息告周。周颜色立变，即不肯再谈。经我们再三苦劝。黄先生并提议中共民盟之间作一约定，今后任何一方如有新决定即互相关照通知，以示绝不骤然单独行动。周先生始首肯。和谈乃幸未中断。


    这里要一叙两方之具体条件。在国方，即是16日政府声明之八点（参看当时报纸，此不全录）。而共方则于18日声明两点以对之。大体说，国方在政治问题上（如改组政府问题、国大开会问题等），颇有不合于政协之处。故共方即提出一切要依政协为准之一点。再则军事上国方既占优势（特别在关内为然），凡所攻占不肯退出来，更多不合停战协定之处。故共方即提出要恢复1月13日停战生效时双方军队驻守位置之一点。两方都说要对方同意接受其所声明之点，才行。而彼此之表示，却互不接受。第三方面对此，只有说两方所提均不作算。而另取两种原则作根据，以求问题之解决：


    一、政府（国方）所作所为（已作或未作）应尽量纳入政协轨道，以示不背信义。——这是第三方面自己必守的立场。


    二、凡为两方利害所关之各问题（如停战整军及其他等等），则应平情酌理，互相让步。——此原为中间人应取之态度。


    根据这两大原则，第三方面同人拟出下列三条解决办法：


    一、双方即日下令全国军队各就现地一律停战。关于停战之执行调处及恢复交通办法，由军调部及其执行小组，依据军事三人小组已有之协议处理之。双方军队应依军队整编统编方案办理；其驻地分配问题，由三人小组协议定之。


    二、全国地方政权问题，一律由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依据政协决议和平建国纲领之规定解决之。其有争执之地方，并依军民分治之原则，尽先解决。


    三、依据政协决议及其程序，首先召集综合小组，商决政府改组问题，一致参加政府；并商决关于国大问题，一致参加国大。同时，尽速召开宪草审议委员会，完成宪草修正案。


    这里第一第二两条须稍加说明。在国方声明之八点中，第四点说“华北华中之国军与共军暂驻现地”如何如何，其意即在关内他所攻占各地，不再恢复1月13日停战时之旧位置了。不过对关内之现状，他虽满足；对关外现状他还不满足。因东北在共军手中之地方还很多。所以只说“华北华中”而非连东北在内。共方主张恢复1月13日位置（在东北则为恢复6月7日位置），非事实所可能。且按整军方案，此种位置毫无用处，恢复亦无所取。故第一条即是折中两方，关内关外一律就现地停战。又国方声明之第六点说“关内之地方政权问题由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解决之”。其意亦是不包括东北地方政权问题在内，用意同前。第二条又针对此点，要关内关外一律看待，俾得其平。可以说，第一第二两条均根据后一原则而来；而第三条便是根据了前一原则。


    第三条办法总算公道，在第三方面向两方提出时，听两方之反响虽皆不满意，亦不过各自强调其要求而已。原无更好办法能使两方皆满意者。唯一缺点是有某些争执未予具体解决，仍留待军事三人小组和政协综合小组去协商。我只怕其不足以息争，所以我主张把某些争执问题，予以具体决定加进去。例如东北问题，过去疏忽致贻祸根；而其间驻军地点尤为两方之所争。我主张把它确定下来，加入第一条中间。当第三方面同人在交通银行开会时，由于我提议至再，获得大家同意。公推黄炎培、莫德惠及我三个人负责研究后，再提到会上决定。


    莫先生为东北人，熟悉东北情形。就在我们三人仔细研究之下，认定可以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三个地方为东北共军驻地。自以为于国共两方心理要求，皆曾照顾到。莫先生又提议，东北铁路沿线地方行政之统一，为履行中苏条约之所关。而当时情形，沿铁路线总计四十一县，有二十县在共方，二十一县在国方。他主张在第二条内加入政府得派县长带警察接收那二十县之政权，以求全线行政之统一。只带警察不带军队，即所以顾全共方。如此，又自以为是大公至正之心了。把我们研究所得提到会上，第三方面同人均认为要得。于是即分别加入第一第二两条中，谁晓得失败即失败在此！


    假如我们从容一些，沉着一些，制成此折中方案之后，把国共两方代表邀集一处，征问他们的意见，他们必然各就自己立场，有许多批评指责，反对拒绝的话。尤其在他们彼此争辩中，可以听出许多我们外人不甚留心之点，听后，请两方退席，我们第三方再自己开会把方案重加订正一过。然后拿出来，必较妥当，而不易失败。假如更从容，更沉着，方案经订正后，再一度邀集两方讨论如前，再请两方退席，我们自己再研究订正。然后乃作成最后定案，不再更改；分送两方，请他们接受。此方案之妥当性更高，更不致失败。然而我们竟未能如此。我们匆匆忙忙制造方案，马上送出；轻于一掷，那只有失败了！


    我们何以不能从容沉着呢？第一，是国大眼看要开会，在政府高张声势之下，社会人心焦躁不宁，有迫不及待之势。第二，是除我一人外，第三方面同人大多数住家上海，或者有事业有工作在上海。南京皆难久停。28日这一天，张君劢先生决定夜车返沪，黄炎培先生亦说次日要走，而青年党同人为了该党在沪开会，亦非走不可。胡政之先生更先一日已去沪。第三，是这天清早同人集会于交通银行之前，忽得一消息说，政府对共党决取断然处置；国大制宪行宪合并举行；10月初旬在沪颇与民盟中共洽谈之某院长（孙科），已内定出任副总统。本来21日蒋飞台湾，25日国军下安东，同人早有政府和谈是骗局之感。至此消息传来，大家心里更动摇了。我处在这种环境中，亦随着众人失去定力（有时我更急躁）。大家都说今天这方案定稿后，即为最后定案，各人签名之后，即行送出，接受不接受，随他们；我们不管了。我亦不曾有何异议。——大约即有异议，亦无人理睬。当下共清缮三份：一份给政府，一份给中共，一份给马特使。政府一份推定张君劢、左舜生、缪云台三位送去。中共一份则推莫德惠、李璜及我三人送去。我奉命而行，对于方案究竟是否妥当，送出的后果如何，似皆未考虑。


    我同莫、李二位到梅园晤周，以文件交他。声明这是最后之折中方案，并由我分条加以讲解。第二条刚提说两句，周面色骤异，以手阻我，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亦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你们就是我的敌人！态度愤激，泪落声嘶。我茫然不知所措，只有两眼望着他。他更诘问我：25日晚约好，彼此有所决定，事先互相关照，今何失信？我顿忆前事，自觉理短，更无话可说。在我正不得主意之时，幸莫、李二位提醒，赶紧把文件从各方收回再说。我愁着全体同人签名之件，两三个人岂有权收回？又幸李先生表示青年党方面由他负责。我这才跑出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三位均寻来梅园商量。大家齐声说：收回！收回！莫、李、黄、罗四位急急奔向孙科公馆，居然取回了原件。马歇尔那一件，他还没有拆，亦取回。各件均请周过目，说明作废，周先生方才收泪息怒。我亦才如释重负，感谢李幼椿（璜）不已。这富于剧情之一幕，在梅园新村客厅内外都挤满了人，人人都看见了。


    无疑的这是一大笑话，第三方面朋友糊涂不中用！特别是我糊涂不中用！然而我们非有恶意于共方，却甚显明。究竟那折中方案有何严重错误，至今我仍不大清楚。因为周先生愤激之余，说话无伦次；而我在惶恐中亦听不清。事后再见面，亦未追问其所以然。不过慢慢把周的话回想一番，似乎问题在这里：


    一、第一条加入东北共军驻地三点，不算是太要不得。但既规定关外驻地，亦应将关内驻地一同规定好，既规定共军驻地，亦应将国军驻地同予规定。而我们则没有。


    二、第二条加入政府派县长警察接收共方之二十县，于共方大不利。尤其是政府新编有一种保护铁路之交通警察，为戴笠手下忠义救国军所改编，那对于共方较之正式军队还更受不了。而我们却没想到。


    我真惭愧像我这样人岂配担当国家大事。几天之内，向各方朋友告辞。我便离开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