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的金融风暴

    东南亚的金融问题没有结束，而且值得一般读者的注意。


    第一点令人注意的乃是问题之大。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ary Fund）所筹措的紧急救济，南韩部分就有五百七十亿美元、印尼部分也近四百亿美元，预计千多亿美元用罄之后，基金的实力已亏，还要准备后续的问题。所以克林顿政府在下年度预算之内再编入一百八十亿美元，作为美国持续投入基金的股份。有些美国共和党人士已经准备反对。他们说：私人在国外做投机生意，又交结当地权要，做得亏本，怎么要用美国一般民众付税填补？他们说的，近看确有理由。只是现代的货币金融透过跨国公司，已聚江淮河泗而成汪洋，最后也清浊难分，反正大家都是借债经营，做得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投机。局部某方垮台，甚可以牵涉全体，构成全世界的经济恐慌。


    国际间互相牵涉的情形，不难了解：日本因为频年经济不景气，将利息降低，低至百分之二以下。如果你有适当的担保，借得此款，大可以辗转生利。美国年利六分，南韩年利八分。如果你能借得日方资金值美元百万千万，换作美金，即是利用当中的差价，放债牟利，一年也有四万六万，或四十万六十万的收入，只要日元在这一年不再对美金增值的话。


    以今日国际间汇兑的灵活，也没有人能完全断定游资的来龙去脉，但是一般情形之下日美多余的资金，转入东南亚。比如说，南韩一家钢铁公司每年经营收入美金五亿元，借得的短期债款即达六十亿。可以想见其用款没有以之增设厂房熔炉，而以之辗转投机营利。香港一家国际投资银行不久之前宣告破产，乃是因为它以三分之一的资金投资于印尼雅加达的计程汽车事业。印尼遭金融风暴，祸延香港的投资者。


    投资最后之出处总以地产为主。你既要做大生意就少不了摩天楼里的写字间，又及于飞机场与码头、厂房仓库，更又及于旅社公寓。地产又为信用最好之依托，合同可以悔约、证券可以假造，可是一座七十层的大厦，谁能搬走隐没？地产也可能继续增值。只要占用写字间即能继续赚钱。而公寓的租金也和薪给的比例看来合理的话，地产增值拭目可待。香港的大亨多已熟悉于此中诀窍。他们过去趁着人心动摇地产贬值的辰光以信用做主买下地产。后来地产涨价又以此信用去大陆顶买得另一批市中心地产（大陆方面一般只出租使用权七十年）。一旦两端涨价，三面增光（连投资的银行信托公司在内）。


    这办法行于香港、新加坡之外也及于东南亚的国家。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摩天楼突入云霄称为世界之最高，毫无待开发国家形象。既有这般摆布也少不得交通通信所谓服务部门的事业。于是高速公路与飞机场、货柜码头都不可免。总之先造成一片繁荣景象，即使没有其他生意，旅游事业先已赚得一笔外汇。


    说到这里我又必提及若干历史上的例证。


    现代金融经济称之为资本主义与否已经无关宏旨。其要点在资金广泛的流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雇用，和技术上的支持因素（交通、通信、保险各事业及法庭与律师业务）全盘活用。亦即全国所有的经济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不论公私、不论大小，也不论城市与乡村，一皆如是。即透过财政税收，各项企业及投机生意仍然如此。积各国的经验，当中最大的困难，即是笼括乡村。凡农村社会里安土重迁的习惯与潜势力，上假专利威权，中及于地主僧侣的垄断，下至乡绅里甲的约束，种种妨碍交换的因素，都要一扫而光。而且不易执行交通、通信和法制的障碍也要克服。


    当英国在17世纪创立这种体系的时候，即经过两次内战前后近十年才将土地所有规律化。次之使一套通用的法律同时施用于城市与乡村，又经过数十年的奋斗。荷兰因着滨海与内地情形的差异，只得实行“一国两制”，各保存自有的法制系统，也只因地理的情形才能如此。而两方经常龃龉仍近百年。不用说，法国想弭平内外的参差不齐，尤以消除贵族与僧侣所领地产，为祸最烈。德国以创造新经济体系的姿态登场，以普鲁士原有的国营企业Seehand-lung作基础，也用关税联盟（Zollverein）与修造铁路为工具敷设新经济，也仍需向美国、巴西和智利大量移民，才能减轻对农村的压力。


    凡北欧边缘的国家无不透过特殊环境才进入新体系之内。丹麦趁着各国工业化后生活发展程度提高时，采农业重点由庄稼改为畜牧，以生产肉食，又以合作社经营分配，使产品商业化。挪威因发展水电而现代化。她的地形使电厂及于深山僻壤。瑞典迄19世纪前期仍是农业国家，世纪中期之后科技进步，北部低级矿砂，至此可以开发采用。原始森林之木材也因蒸汽锯木而广泛的开采。就业既移向新方面，农业机械化才为可能。


    西班牙的情形最为特殊。过去因专制皇权及天主教神父结合不容改革。1至20世纪感受到内外压力，新旧掺杂，议论纷纷。凡左派无政府主义者、工会及右派保皇党一齐登场。内战之后经过佛朗哥之长枪党法西斯钳制数十年。长枪党虽仍保存私人财产权，但企业经理由官僚取代。工人虽获社会福利，但不得闭厂罢工。只是第二次大战时，佛朗哥不让西班牙卷入，战后又以海空军基地由盟国使用获得美国经援，西班牙农民在长枪党专政期间已稍舒展，最近才因全国一般经济增高，总算同登寿域，进入现代社会。


    和以上的情形相较，亚洲各国的开发，只见得时间上汇集的迫促。从来没有如此许多的国家争抢着现代化。而尤其农业部分的准备，极不充分。一般又以外在的力量主动，最后的发展则缺乏多边形式，而采取同一方案以致彼此互相竞争。


    我们不妨先从日本说起：日本战后复兴由美国支持。当年毛泽东高唱向苏联一边倒，美国只得扶植日本以为对策。美军继续驻日，日本无国防费用，工资又低，资金与技术的转让都无问题。在50年代与60年代日货入美全未产生异议。加以又有韩战与越战，日本成为美国之后方，采办补给一部须通过日本。于是战后日本复兴飞黄腾达成为奇迹。台湾也在类似情况之下受惠。只不过台湾缺乏重工业基础，所兴革的以劳力密集的事业为主而已。


    其实美国让东亚各国包括南韩的货物畅销，也并不全是克己利人。美国在第二次大战之后工商业科技也有一段突飞猛进。其下层技术低微的事业就由这些国家以廉价劳工所制商品片面填补。以致世界经济更趋向于一元。这种发展也是东西冷战苏联不支而促使中国大陆趋向西方原因之一。


    只是对正在开发的国家讲：这样做法，也有其限度。廉价劳工的输出固然产生国际贸易的顺差，也逐渐使落后国家工资接近世界水平。日本的一部分不说，南韩、台湾与香港的工资超过或接近每月美金六百元时，而马来西亚及泰国等处只一百五十元，则已不如在这些国家投资开厂之为计。中国工资较各国尤低，但是意识形态的隔阂未除，外方投资亦仍有重重障碍，政府的管制过紧，外汇无从随意炒买进出，都促使西方投资集中东南亚国家。


    投资的力量西渐，东亚各国都受影响。近数年来台湾社会已感到压力，南韩发现制造不如投机已如上述，五年前日本经营零售事业的大公司八佰伴移至香港，而日本地产一般也贬值百分之二十三。


    所谓东南亚国家当然不是一个整体。当中包括不同形态。菲律宾曾受美国统治，保存着美国政治体系。只是政党政治有名无实，重要人物可能在重要关头脱党而加入敌对阵容，马尼拉的选举常为吕宋岛上西班牙裔大地主家族寻报宿怨的工具，酿成政局不稳。菲人百分之八十五信奉天主教，寺院田产也遍在各地成为土地改革之障碍。所以菲律宾不为各国投资的良好对象，而尤以拒绝美国持续的利用海军基地之后尤然。但传闻台湾在菲有相当的投资，只是以华裔菲人出面，所以也情形不详。倒是因为菲岛不是投机商之热门，这次受风暴的程度亦不深。


    印尼富于资源，输出以石油木材为主。但是人口两亿，历来粮食不足，近数十年经过“绿色革命”——用改良种籽及化学肥料等——才能供应自身粮食。国内华裔虽只百分之二，却操纵着零售事业之牛耳，最为民族主义者及回教徒攻击。


    马来西亚华裔占全人口百分之三十，约为马来裔之一半左右。过去民族间的仇怨经常爆发。又因马来人只愿做农夫渔户，不愿受雇，因之文教经济地位落后。自1970年后，联邦政府迭次立法使马来人在各方占优先权，以和缓华裔印度裔声势。


    泰国内部民族间关系比较融洽，大概由于彼此信奉佛教之故，泰人又历有亲日倾向，日本投资也远较他国为多。但教育落后，北部清迈等处工厂，无法觅得本地劳工，只得向邻国如缅甸及柬埔寨输入劳工。


    纵是彼此间情形不同，整个地区却有显著的共通特色：这些国家内城市与乡村间的差距大，教育仍未普遍，传统习惯不易革除，民众易受煽动，缺乏内部存聚资本的组织能力。外方的投资也先渗入大城市内的服务部门，开发的制造业则以半制成品加工为主，有如汽车零件装配成车、电子零件凑成电脑、车衣制靴。印尼所制时装天鹅绒来自上海，甚至南韩亦不能免，所造电子器材一部分零件都由日本输出。所以这一地区内接受科技之转让极有限度，其输出重点在劳动力，已渗入制成品内，接受外方投资时本地供应率为地产。


    这种做法各国之间彼此重叠，好像都有无限制的廉价劳工与无限制的外资，只是角逐有限的海外市场。金融风暴的近因则起自外汇。马来西亚的总理马哈蒂尔（Mahathir）尚且提名道姓地指摘始作俑者为国际金融玩家索罗斯（George Solos），但经IMF调查，索氏固已涉及，而牵涉更深的尚且是各国本地长袖善舞、有力量借到当地货币先期抛售的人士。他们看清各国债台高筑，所建造的又多豪华大厦，所营业又无广泛出路，所以借得当地货币卖出，兑成美金或西方货币，等本地货币不支而贬值时买还。本来资本主义的精义即是利用各处的不平衡使之平衡，也在这过程中创造下一次之不平衡。只要做得合法，也无谓道德不道德。金融玩家是谁不说，东南亚国家必有构成这种不平衡的局面才引起投机者的觊觎。惟有投机者所闯祸之大，超过一般预度，已由货币而影响股市，由当地借家而影响到国际银行业，由东南亚而牵涉南韩、日本，再波及华尔街，西欧东欧也可能受影响。


    现在善后的方法可以分做三个阶段：第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的紧急补助，首先必须清理债务。一部分由IMF垫还，或先付利息，将短期债务改做长期债务，有些亏空过多的银行，只能任之破产倒闭，余存的则须严守纪律，也可能受借债国政府及IMF的监视。这种提议合乎情理，却不孚众望。如果美国人尚且不愿见他们的政府替人抵账，本地人又如何愿见投机企业家的私人债务变成国债，并且今后财政事务，受人监视，损伤国权？所以汉城与雅加达的反应已是不佳。第二阶段则清账之后各国货币必采取彼此之间一种合理的汇兑率。这也可能产生无限的争执。既为负债国，则希望本国货币率高，可以还债时付息时不多费气力。但为货物输出的国家又望币值低，以便与外界竞争，得多倾销，下一步增加生产，防止失业，因汇率的波动，也可以引起各国互相竞争之余，树立关税壁垒。第三步各界都已看清：亚洲各国连日本在内，都要扩大并开放内部的市场。这种方案执行时更多困难，也是本文讨论之重点。


    我们看到各界对善后的提议，只见得彼此间观点距离之大。《华尔街日报》载有一位女士的论文，她主张在国际间片面的恢复金本位。殊不知1929年的经济恐慌，首由美国农产品价格过低，农人缺乏购买力，又因用金本位，银根太紧，借债不易，以致货不能畅其流，生产萎缩，引起大量失业，落后各国才全部放弃金本位。金融的调节，只根据经济统计增减利息行之。这位女士的提议可谓反其道而行。


    又有亚洲传来消息：有人建议，树立日元区域。此议颇像马哈蒂尔气愤之辞，但如有实际意义，势必排斥美金，倡导东亚门罗主义（马哈蒂尔有此趋向，他在推崇日本之外，也在迎邀中国大陆参与他的经济企划）。日本现拥有美国国库债务券百分之九，价值约四千亿美金。依议而行势必扫数出售。若不如此，固然可以说日本为美国之债权人，但反面说日本无处投资，其本身财富尚寄存于美国，若以日元为东亚盟主，岂非仍拥戴美金为太上皇？反面言之，扫数出售，美元固受亏损，日本也先受其害，以后又更向何处投资？并且此后美国势必撤退驻军，因其无特殊之经济利益，亦不必在此地区维持军备。你既不许她为国际银行家，又如何能强迫她提供义务性质之银行警卫？各国是否愿邀日本取而代之？即有识之日人愿接受此项差遣，除非此等问题获得合适之答案，所谓日元区域之建议，亦为不假思索之想法。


    《纽约时报》尚有一位专栏作家最近提出：“美国、日本与中国同为亚洲经济之推动力，此际善后应由三国采取主动，美国可将利息降低，宁可局部的通货膨胀，务使银根松动借债有门。日本则须大量减税，增加一般人民之购买力，用于消耗，不要全国上下一意守财。中国过去已经货币贬值两次，因之才使东亚各国失去对外销售之竞争力，此际不得再次将货币贬值。”


    这项提议也没有见及问题的深远处，而且在技术上有值得评议之处。此番金融风暴之起因即系西方及日本游资太多，投资不假思索，目下银根枯竭之处已由IMF作选择性的救济，有些美国公司尚且前往抢便宜收买倒台的企业，此际如何又要扩大美国的通货膨胀，又再增加游资？并令日本减税，又能担保其不成为游资？


    另一方面东亚各国希望保护他们的市场，也各有原因。内中一个共通的立场即是农业无法与西方竞争。这些国家一向就以精密工作的方式耕耘，一般地少人多。即日本自麦克阿瑟实行土地改革以来，虽然产生了多数小自耕农，一般每家占地不逾数十亩。最近也和韩国、台湾一样，由女子及老年人耕种。年轻人只在旁襄助，他们都在工厂里另有工作，才能收支无缺。


    西方的农场，一般在二百英亩以上（一英亩等于六华亩）。美国中西部夏间一片金黄，秋收用大型刈麦机，驾驶室冷气装置，都成专业。纽约之苹果园摘果时用季节劳工、中南美洲人，事后车载而去。南部水田以飞机散布稻种。东方诸国无法与之较衡也。最近台湾因美国火鸡与苹果进口引起农民抗议，都表现本地农业无力与西方同等竞争。


    中国大陆情形则又过之。农村剩余人口近亿，企盼往城市找得工作。政府准备收束赔本之国营事业，又势必辞退大量劳工。上海之摩天楼写字间未能租出者百分之四十，中国三千万建筑业劳工又受影响。今逢东南亚生意萧条，水泥又不能输出，片面责成其货币不得贬值亦殊难能接受也。


    可是我们也不能说所有建议全不可行，东南亚注定倒台，因着本身利害，所有有关国家都望找得折衷方案，疑牵涉商业，则取舍之间必须两厢情愿。所以讨债还价之余应能逐渐疏通，只不过目下看不出一个简易方案，朝令夕行立即使问题迎刃而解。


    我们所关心的，则是不论用何种方式解决此问题，外界投资已在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及泰国构成一种经验体系，有似中国抗战前通商口岸内的体系。西方式之法律只能适应于一个狭长地区。一入内地又是一个世界。迄今中国尽九牛二虎之力，方初步扫除此种隔阂。现今与各国至少尚有十数年至二十年之距离。这样敷设的商业城市，外向而不内向。过去经验外商向中国输出者以农产品桐油猪鬃（当日尼龙尚未登场，为制刷所必需）鸡蛋等，多零星采购。输入则以洋房汽车做代表，只增进市民阶级生活，更延长城市与乡村间之差距，况且动摇传统生活习惯，易为马克思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和正统宗教主义者借之发难。也极易产生独裁政治，因为新式法律或已颁布，支持此种法律之社会条件尚不具在。利比亚之卡扎菲、伊朗之霍梅尼，与古巴之卡斯特罗皆是也。


    我为历史学人，不愿做宿命论者。难道中国曾如此，有些国家曾用锁国政策，则东南亚必如此？现今东南亚的改革乃是全国改革，货物转口通过新加坡及香港及于各地尚有越南各国紧接下班，难道必开倒车？这东南亚一个大地区领有世界上最富庶的资源之一部，又拥有大量人口，可做撼天动地的事业，尚且不怕无人投资，今日计算机掌握的科技，尚为十年、二十年前所未有。是否可以另为打开出路？我们应当互相体会：这不仅是一个货币问题，而是社会经济问题。更推而广之，乃是一个历史问题。是否投资的跨国公司有此长远打算？华裔人士是否有志协助，使这运动不尽外向而能内向？各地开明的社会宗教领袖也能开诚布公，放大眼光为子孙造福？


    我所修习的大历史，只能将所有有关因素，摘要地综合起来。这样看来这地区的出处有千百种的可能性，如何筹划，尚待各专家及领导人物决策。


    1998年3月5、6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