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 二

    人群散开了。镇长搜了搜塞萨尔·蒙特罗身上，不过没叫他脱掉雨衣。在他的衬衫口袋里找到了四发子弹，裤子后兜里找到一柄牛角把的匕首，另一个兜里找到一个笔记本、一个拴着三把钥匙的金属环和四张一百比索的票子。塞萨尔·蒙特罗张开两手，脸上毫无表情，只是偶尔转动一下身体，听任镇长搜身。搜查完毕，镇长把两名警察叫过来，将东西和塞萨尔·蒙特罗一起交给他们。


    “立刻把他带到镇长办公室去，”他命令说，“可要好好看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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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萨尔·蒙特罗脱下雨衣，交给一名警察。他昂首阔步地在两名警察中间走着，毫不理睬蒙蒙细雨和广场上聚集的困惑不解的人群。镇长目送着他走远，心里像是在琢磨着什么。随后，他转过身来对着人群做了个哄赶小鸡的手势，嘴里嚷道：


    “散开，散开。”


    他用赤·裸的胳臂擦擦脸上的雨水，然后穿过广场，走进巴斯托尔家。


    死者的母亲瘫软在一把椅子上，周围围着一圈妇女，正在使劲给她扇扇子。镇长把一名妇女往边上一推，说道：“放点儿空气进来吧。”那女人扭过头来看了看他。


    “老太太刚刚出门，要去望弥撒。”她说。


    “好啦，好啦，”镇长说，“你们躲开点，让她喘口气。”


    巴斯托尔还在走廊里，脸朝下趴在鸽房边上，身子底下压着一层沾满鲜血的羽毛。一股浓烈的鸽子屎味直冲鼻孔。几个男人正打算把尸体抬开，这时候镇长来到了门口。


    “散开，散开！”他说。


    那几个人把尸体又放回鸽毛上，保持原来的样子。放好后，大家默默地后退了几步。镇长端详了一下尸体，把它翻过来。细碎的羽毛登时飞扬起来。尸体的腰部有许多羽毛粘在尚有余温的鲜血上。镇长用手把羽毛扒拉开。尸体身上的衬衫破了一个洞，裤腰带的铜扣被打碎了。衬衣底下肠子流出体外。伤口已经不流血了。


    “是用打老虎的猎枪打的。”一个男人说。


    镇长直起腰来，在鸽房的立柱上揩掉粘在手上的带血的羽毛，两眼一直注视着尸体。最后，他在睡裤上擦了擦手，对那几个男人说：


    “别挪动他！”


    “把他放平了吧。”有人说。


    “那就留神点，抬好了。”镇长说。


    屋子里传出女人们的哭声。号叫声和令人窒息的气味让屋里的空气显得越发稀薄了。镇长迈步朝外面走去，走到大门口时遇见了安赫尔神父。


    “人死啦！”神父神情慌张地大声说。


    “像头猪似的！”镇长回答道。


    广场周围的住家把大门打开。雨已经停了，但阴暗的天空仍然飘浮在各家的屋顶上，连一缕阳光也透不过来。安赫尔神父拉住镇长的胳臂。


    “塞萨尔·蒙特罗可是个好人，”他说，“这回准是一时糊涂。”


    “知道了，”镇长不耐烦地说，“您不用担心，神父，不会出什么事的。请进吧，里面的人正需要您。”


    镇长急急忙忙地走开了，并命令警察撤掉守卫。被挡在外面的人群朝巴斯托尔的家中拥了进去。镇长走进台球厅。一名警察正在等他，手里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是一套中尉的军服。


    往常这个时候，台球厅是不开门的。今天，还不到七点钟就宾客盈门了。有几个人坐在四方桌周围或者斜倚着吧台喝咖啡，他们多半穿着睡衣和拖鞋。


    镇长在众目睽睽之下脱光衣服，用睡裤把身子擦得半干不湿，一边穿上干净衣服，一边默不作声地侧耳聆听着周围人的交谈。离开台球厅时，他已经把事件的细节搞得一清二楚了。


    “当心点，”镇长站在门口高声说道，“谁要是扰乱镇上的秩序，我可要送他去蹲班房。”


    他沿着石墁的街道走去，看见过往的行人也不打招呼。他看得出来，镇上人心浮动。他还年轻，举止灵巧，每走一步都想让人感受到他的权势。


    七点钟，每周三次来这里运送货物和旅客的小船拉响汽笛，离开了码头。今天和往日不同，谁也没心思注意小船是否开走了。镇长沿街走着，住在大街两侧的叙利亚商人把五光十色的货物摆出来。奥克塔维奥·希拉尔多大夫从诊所门口看着小船渐渐离去。大夫究竟有多大岁数，谁也看不出来，他满头油光的鬈发，身上也是穿着睡衣，脚上也是趿着拖鞋。


    “大夫，”镇长说，“穿好衣服，跟我验尸去。”


    大夫惊异地打量着镇长，张开嘴，露出一排结实而洁白的牙齿。“现在就去验尸？”他说，接着又加上了一句：


    “看得出来，这可是一大进步。”


    镇长刚要笑，牙齿一疼，连忙忍住了，用手捂住嘴。


    “怎么啦？”大夫问。


    “一颗倒霉的牙。”


    看样子希拉尔多大夫还有几句话要说。可是镇长有急事，先走了。


    他走到码头尽头，敲了敲一户人家的大门。这是一间茅草屋，墙上没有糊泥，棕榈叶的屋顶几乎低垂到水面上。一个怀有七个月身孕、面色焦黄的女人打开了门。她赤着一双脚。镇长把她拨拉到一边，走进暗幽幽的房间。


    “法官！”他叫了一声。


    阿尔卡迪奥法官拖着一双木屐，出现在里屋门口。他穿着一条斜纹布裤子，没扎腰带，就那么绷在肚子上，上身光着，什么也没穿。


    “快收拾收拾，跟我处理尸体去。”镇长说。


    阿尔卡迪奥法官吃惊地嘘了一声。


    “这是从何说起？别开玩笑了。”


    镇长径直走进卧室。“不是开玩笑。”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打开窗户，透透新鲜空气。主人刚刚起床，屋里的空气太污浊了。“这件事真得好好办一办。”他在熨得平展的裤子上擦净手上的尘土，然后一本正经地问：


    “你知道处理尸体的手续吗？”


    “当然。”法官答道。


    镇长凑到窗前看了看两只手。“把秘书也叫上，看看要填写什么。”他漫不经心地说。随后，他摊开双手，手上有几条血印子。他扭过脸来，看着那个年轻的女人。


    “哪儿能洗洗？”


    “水池里。”她说。


    镇长走到院子中。法官的女人从箱子里找出一条干净毛巾，又裹上一块香皂。


    她来到院子里的时候，镇长正一边甩着手上的水，一边往卧室走。


    “我给您拿香皂来了。”她说。


    “行了，就这样吧。”镇长边应和边看了看手掌，然后接过毛巾来把手揩干，满腹心事地瞅着阿尔卡迪奥法官。


    “死鬼身上尽是鸽子毛。”他说。


    他坐到床上，一口一口地喝着浓咖啡，等着阿尔卡迪奥法官穿好衣服。法官的女人在屋里走来走去，侍候他们。


    “您这个牙不拔掉，永远也消不了肿。”她对镇长说。


    镇长把阿尔卡迪奥法官推到大街上，扭过头来看着法官的女人，用食指指着她那隆起的肚子，问道：


    “这个肿，什么时候能消啊？”


    “啊，快啦。”她说。


    这天黄昏，安赫尔神父没有像平时那样外出散步。送完葬，他留在低洼地区的一户人家里叙家常，一直待到傍晚。细雨绵绵，下个不停，弄得他脊椎老是疼，但他心境还不错。回到家时，街上已经灯火通明了。


    特莉妮达正在走廊上浇花。神父问她供品放在哪儿，她回答说，放在大祭坛上了。屋里开了灯，蚊虫像一层云雾似的把神父包围起来。关门之前，神父不停地在屋里喷洒杀虫药，呛得他自己一个劲儿地打喷嚏。喷完药，累得他热汗淋淋。他脱下黑袍子，换上平时穿的那件打补丁的白长袍，接着又去做晚祷。


    回到房间里，神父把平锅放在火炉上，煎上一片肉。趁这个工夫把葱头切成细长条。然后，他把食物通通倒在一个盘子里，里面盛着午饭吃剩的一截煮得半熟的木薯和一点冷米饭。他端着盘子来到桌边，坐下来开始吃晚饭。


    神父用餐刀把食物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用叉子一样叉起一块，一起送到嘴里，然后闭紧嘴巴，仔细地咀嚼着，镶银套的牙齿把每一粒米都嚼烂了。嚼东西的时候，他把刀叉放在盘子边上，用十分认真的目光不住地端详自己的房间。在他对面摆着个立柜，里面存放着一厚册一厚册的堂区档案。屋角放着一把高背藤摇椅，椅背上枕脑袋的地方绷着一个垫子。摇椅背后有一道隔扇，上面挂着个十字架，旁边还有一张咳嗽糖浆的广告日历。隔扇那边就是卧室。


    吃完饭，安赫尔神父觉得有点憋闷。他打开一包番石榴做的甜饼，又倒了满满一碗水，一边吃甜饼一边直勾勾地瞧着日历。吃一口，喝一点水，目光始终盯在日历上。最后，他打了个嗝，用袖子擦了擦嘴唇。十九年来，神父一直这样孤零零地一个人在书房进餐，每天丝毫不变地重复着这些动作。对自己的独身生活，他从来不曾感到有什么不妥。


    做完晚祷，特莉妮达来向神父要钱买砒霜。神父第三次拒绝了她，说放上老鼠夹子就行了。特莉妮达坚持说：


    “老鼠太小，把奶酪偷走了，夹子却夹不着。最好还是在奶酪里掺上毒药。”


    神父觉得特莉妮达说得有理。他刚要说这句话，突然从教堂对面电影院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一阵嘈杂声，打破了教堂的宁静。起先是喑哑的嗡嗡声，后来又是针头划唱片的刺啦声，最后是以尖厉的小号开头的曼波曲。


    “今晚有电影吗？”神父问。


    特莉妮达说有。


    “知道演什么吗？”


    “《塔桑和绿衣女神》，”特莉妮达答道，“就是上个礼拜天因为下雨没演完的那部片子。大家都说不错。”


    安赫尔神父走到钟楼下面，慢悠悠地敲了十二下钟。特莉妮达不由得大吃一惊。


    “您弄错了，神父，”她边说边摆手，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光芒，“这是部好片子。您好好想一想，上个礼拜天您可根本没敲钟。”


    “这是对全镇居民缺乏尊重。”神父说。他擦干脖子上的汗水，又气喘吁吁地重复了一句：“缺乏尊重。”


    特莉妮达明白了他的意思。


    “人人都知道刚举行过葬礼，”神父说，“全镇的人都争先恐后地抬棺材。”


    过了一会儿，安赫尔神父送走了特莉妮达，关上面向空荡荡的广场的大门，又关了教堂里的灯。当他穿过走廊朝卧室走去的时候，忽然想起忘记给特莉妮达买砒霜的钱了，于是用手轻轻地拍了拍前额。但是走到房门口时，他又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片刻之后，神父坐在书桌前，准备写完头天晚上开了头的那封信。他把长袍齐胸以上的扣子都解开，把信纸、墨水瓶和吸墨纸摆在桌上，伸手到衣兜里找眼镜。摸了一会儿，他忽然想起眼镜还在送葬时穿的那件长袍里，又站起来去取。他把昨天写的重读了一遍，动手写另外一段。这时候，有人连叩三下门。


    “进来！”


    来人是电影院的老板，矮个儿，面色苍白，脸刮得干干净净，总带着一副听天由命的神情。他身穿一件洁白的亚麻布衣服，整齐得无可挑剔，脚上穿着一双两色的鞋。安赫尔神父请他在藤摇椅上坐下。老板从裤兜里掏出一块手帕，仔仔细细地打开，掸了掸座位上的灰尘，叉开两腿坐下来。安赫尔神父这才看清楚他腰里别着的不是手枪，而是一个手电筒。


    “请问有何贵干？”神父说。


    “神父，”老板几乎喘不过气来，“请您原谅我冒昧介入您的事情。不过，今天晚上您可能有些误会。”


    神父点了点头，等着他说下去。


    “《塔桑和绿衣女神》是一部有益于大众的影片，”老板继续说，“上礼拜天您本人就这么说过。”


    神父想打断他的话，可是老板扬起一只手，表示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我完全同意您敲钟以示警告，”他说，“因为的确有一些片子有伤风化。只是这部片子没有一点不雅的地方。我们打算礼拜六演一次儿童专场。”


    安赫尔神父告诉他，从每个月通过邮局收到的影片目录中看，这部确实不属于有伤风化的片子。


    “但是，今天这个日子放电影，”神父接着说，“那是对死了人的小镇上的居民缺乏尊重。这也是道德问题啊。”


    老板看了看神父。


    “去年，警察在电影院里打死一个人，尸体刚一抬走，电影便接着往下演了。”老板大声说。


    “今年情况不同了，”神父说，“连镇长都换了人啦。”


    “再举行选举的时候，还会来场大屠杀的，”老板气急败坏地说，“自从有这个小镇以来，事情就一直是这样。”


    “那就走着瞧吧。”神父说。


    老板用忧郁的目光看了神父一眼。他抖了抖衬衣透透气，再开口说话的时候，口气里分明带着恳求的味道。


    “这是今年以来第三部受到大家欢迎的影片，”他说，“上个礼拜天下雨，剩下三盘没放完，很多人都想知道片子的结局。”


    “钟已经敲过了。”神父说。


    老板绝望地长叹一声，直愣愣地瞅着神父，似乎还在等着什么，其实他只是在想，这间书房真是热得让人受不了。


    “这么说，无法挽回了？”


    安赫尔神父摇了摇头。


    老板用手掌拍拍膝盖，站起身来。


    “好吧，”他说，“真拿您没有办法。”


    他把手帕叠好，揩干脖子上的汗水，哭丧着脸瞧了瞧书房。


    “简直是座地狱。”他说。


    神父把他送到门口，然后插上门闩，坐下来接着写信。他又从头看了一遍，把刚才被打断的那段写完以后，停下笔来陷入沉思。这时候，喇叭里的音乐声停止了。“亲爱的观众，”一个声音说，“本院为向死者致哀，今晚电影到此结束。”安赫尔神父听出是老板的声音，脸上漾起了笑容。


    天气越发热了。神父还在写信，偶尔停下笔来擦擦汗，把写完的段落重读一遍。就这样一共写了两页纸。刚签好名，突然又下起滂沱大雨。地面的潮气钻到房间里来。安赫尔神父在信封上写好地址，盖上墨水瓶盖，准备把信纸叠好。但在这之前，他又重新读了读最后一段，然后打开墨水瓶盖，写了以下的附言：<em>又下雨了。今冬气候如此，加之上述情况，估计今年的日子不太好过。</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