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茶花女》之公演而说几句

    前几天余上沅先生来向我说，《茶花女》一剧已由北平小戏院排演完好，不久就可以公演。这当然是给我一个很可喜的消息。但同时余先生要我以原译者的资格做篇文章，却不免叫我感觉到相当的困难。近几年来，我因为个人兴趣的转移，文艺之事久已不谈，谈起来也往往别扭，叫我说些什么话好呢。然而余先生要我说，又不好意思不说，只得离开了文艺，瞎说些不相干的话，作为交卷。


    《茶花女》译本出版到现在，已经过了六年零三个月的时光了。在这六年零三个月之中，打算排演这一本戏的，有过好多起人。最早的一起是赵元任</a>兄和清华的几位同学，可是只大致谈了一谈，并没有具体进行。其次是某剧社同人，他们派代表来和我接洽，要我帮忙，我答应了，他们就要求我代向北新书</a>局赊欠二十本《茶花女》以为排演之用；但结果剧并没有排成，剧社及剧社同人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只由我代付了二十本书价了事。其次是又一某剧社，他们写信给我说要排演此剧，请我同意，并担任指导。我回信说：“指导不敢当，而且也没有这样的本领和工夫；倘能请余上沅熊佛西两先生担任导演，我就很放心，可以完全同意；到公演时，请送我二十张剧票，我就很感谢了。”这信去后，第二天就接到一封回信，大意是：“你有指导青年的责任，不该躲懒；你愿意对着余上沅熊佛西拜倒，我们却不愿意；你说你要二十张剧票，大约你的译本，只值得二十张剧票罢了。”这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得拉倒，吹台！去年夏季，有位朋友从南方来，说南京党部已把这一出剧排演过了，而且规模很大，很花了些钱。我问成绩怎么样，他说不见得很好。但后来问起另一个朋友，却是说很好。无论很好也罢，不见得很好也罢，总而言之，事前并没有得到我的同意，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主角是谁是某，导演的是张三，是李四。大约党部诸公肯屈尊采用我的译本，已算很看得起我，自然没有征求我的同意的必要，我也自然无话可说。今年，有一个明日剧社说要排演此剧，并请余上沅先生担任导演，我问了问余先生，说是真的，就毫不犹豫的同意了。最近余先生来向我说，此剧前由明日社排演，他不过处于顾问的地位，现在改归小剧院排演，他做了负责任的导演者了。这话我听了自然更高兴，但同时也许可以说是证实了人家骂我的一句话：我愿意对着余上沅拜倒。不过，我们对于在某一事物上有信用的人加以信用，未必就是拜倒罢。到月盛斋买斤酱羊肉吃，未必就是拜倒月盛斋，所以请余上沅排一出剧，也未必就是拜倒余上沅；若然连买酱羊肉也要找余上沅，那就是拜倒了。


    《茶花女》译本出版之后，辱承社会的厚爱，销路远不算坏。可是，社会上并不因此而生什么反应，起什么波动，和当年法文原</a>本出版时法国社会上的情形完全不一样。这一点，我在六年之前就早已料到，因为简括说来，一部《茶花女》只是这样几句话：


    某生悦一妓，欲取为妻，其父恐辱门第，不之许，因自往妓所，晓以大义，使自绝生。妓诺，遂向生伪言不复相爱。生怒，与妓绝。妓抑郁死。若然把这样一小段文字放在一本旧式笔记小说里，看的人还不是眼睛一滑就滑过去了？小仲马把这段情节演成了一本剧，看的人的眼睛虽然快，事实上也决不能一滑就了事，亦许要滑上几滑，而在这滑上几滑的当儿，亦许心情上不免有相当的感动与紧张，但到全书看完了回头一想，也不过是“一个妓女受了委屈死了”这一件事，有什么了不得。我常说，中国人虽然有“死生大事”这一句话，但必须到了自己身上才是大事，在别人身上总是小事。在欧洲街市上，假使有一个人因害了羊癎疯而跌倒，或者是因骑车不慎而跌伤，旁人看见了，必连忙赶上去热心救护，街上的岗警，当然就是这临时救护队中的法定负责者。这种事发生在中国，情形就完全不一样：巡警老爷自然不得不来，可是来了也不过挡挡闲人而已，心中既不觉得有什么着急，就听任病者或伤者躺在地上三点钟，以致失去可救的机会，也算不了一回事；而闲人也者，乃大凑其热闹，指手画脚，有说有笑，或者还要说一两句刻薄话，挖苦话。因为痛苦不在自己身上，所以负责任的人可以漠不关心，不负责任的人可以从中取乐。这一点，亦许有人看作很小的小事，我却认为无限大的大事。古语说：“观人于微”；我要模仿着说一句：观民族于微。中国民族之不长进，这也是种种原因中之一种，而且是极重要的一种。我们在电影中看见非洲原人的生活：他们捉到了异种人（并不必是敌人），就拿来用酷刑杀死，或交给野兽啮死，在被害者痛苦呼号的时候，就是他们欢歌快乐的时候。必须到他们自己被别人拿到了将要害死的时候，他们才知道痛苦之为痛苦，于是乎不欢歌不快乐了，要呼号了。当然，我不是说中国人的脑筋，现在还同这班原人一样简单，但就事实来证明，多少总还遗留着一些影子。例如天桥要枪毙人了，看的人总有一大堆；又如大街上有人家出丧，不但旁观的人不表示一些哀感。就是在棺材前面走着的送丧亲友，也不免有嘻嘻哈哈谈闲天的；又如坐洋车的女人翻了车，第二天小报上登出新闻来，题目是“元宝大翻身”，……诸如此类，似乎不必多举。我从前以为北平人常说“人心总是肉做的”一句话很有道理，现在却不免有些怀疑。不信试看上海之役，闸北正打得炮火连天，租界上还在花天酒地，每晚叫局的条子还是雪花般的飞着，妓女们的漂亮包车还是流星般的在马路上射着；即如现在，关外义勇军正在冰天雪地中挨饥忍冷的拚命，而北平各宝号的诸位仁翁先生，还在大进大卖其日本货；其中吃到炸弹的算倒了些小霉，没吃到的还在窃窃自喜。这叫做：


    痛苦不临头，


    世间无痛苦，


    所谓“人心总是肉做的”者，妄也。知乎此，则《茶花女》一剧，仅仅是一个妓女受了些委屈死了，有什么了不得呢？


    但我并不是个悲观者，我相信（至少也是希望）这冷酷无情的空气弥漫在中国民族中间，只是一时的现象，决然不是永久的。我就这样相信着，希望着。


    （二十一年十一月六日，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