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星期四，上校本打算在吊床上躺一整天，可还是起来去侍弄那只公鸡。这几天雨下个不停，整整一周，上校的肚子都胀鼓鼓的。一连好几夜，妻子那哨音一般的呼吸声也把他折腾得够呛。到了星期五下午，难得十月里雨竟停了。阿古斯丁过去的伙伴们——他们同阿古斯丁一样，都是裁缝铺的伙计，也都是斗鸡迷——抽空过来把那只鸡检查了一番：情况正常。


    家里只剩下上校和妻子的时候，上校回到卧室。妻子的病已经好点儿了。


    “他们说什么了？”她问道。


    “他们兴高采烈的，”上校告诉她，“都在攒钱，要往这只鸡上下注呢！”


    “我真不明白，他们看上这只丑公鸡哪一点了，”妻子说，“我总看它像个怪物：和爪子比，它的头也太小了。”


    “都说这是全省最棒的一只公鸡，”上校说，“大概值五十个比索。”


    他确信这一点足以证明他留下这只公鸡的决定是正确的。这是他们的儿子九个月前在斗鸡场上因散发秘密传单而被乱枪打死后留下的遗产。“哪有那么值钱，你简直是在说梦话，”妻子说，“我看等这点玉米喂完了，咱们就得用自己的肝来喂它了。”上校这时一面在衣柜里找他那条粗布裤子，一面也在暗自忖度。


    “也没几个月了，”他说，“听说斗鸡会在一月份举行，过后咱们准能把它卖个好价钱。”


    裤子还没熨。妻子把它摊在炉台上，用两只经炉火加热的铁熨斗熨。


    “你这会儿忙着出去有什么事？”妻子问道。


    “上邮局去。”


    “我都忘了今天是星期五了。”她边说边回到卧室。上校已穿好其他衣服，但还没穿裤子。她打量着上校的鞋。


    “这双鞋早该扔了，”她说，“还是穿那双漆皮靴吧！”


    上校顿感凄凉。


    “那双就像是没爹没妈的孩子穿的一样，”他抗议道，“我每次穿上它们就像刚从收容所里逃出来似的。”


    “我们本来就是没儿没女的孤老嘛！”妻子说。


    这次还是他给说服了。上校赶在船拉响汽笛前向码头走去。他脚上穿着漆皮靴，白色的裤子上没系腰带，衬衣上也没套假领子，脖颈处用那枚铜扣子扣住。他站在叙利亚人摩西的店前看着船靠岸。乘客们已在船上一动不动地坐了八个钟头，到下船时都疲惫不堪。还是那几个老乘客：几个跑小买卖的，外加几个上星期出去现在又如期返回的镇上居民。


    邮船在最后面。上校心事重重地看着它靠岸。他认出了舱顶的邮袋，系在蒸汽管上，盖着油布。十五年的等待使上校的直觉变得越来越敏锐，正如那只公鸡使他日益忐忑不安一样。从邮电局长上船解下邮袋背在背上的那一刻起，上校便目不转睛地盯住了他。


    与码头平行的有一条街，那里简直是一座迷宫，到处是陈列着五光十色的货物的店铺和货摊。上校跟在邮电局长身后，沿着这条街走着，和往常一样，他满怀着既期待又害怕的心情。医生正在邮局门口等着取报纸。


    “大夫，我妻子让我问问您，我们家可曾得罪过您。”上校对医生说道。


    医生很年轻，一头乌亮的鬈发，一副整齐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牙齿。他倒是挺关心害哮喘病的老太婆。上校一面向他详述病情，一面注视着局长往不同格子里分信的每个动作，他那副懒洋洋的样子真教上校恼火。


    医生拿到了信和一卷报纸。他把科普宣传的小报往旁边一放，先粗粗浏览了一遍来信。这时，邮电局长正把信分给来取信的人，上校则瞪大了双眼看着写有他姓氏字母的那一格。一封蓝边的航空信使他更加紧张起来。


    医生拆开那卷报纸，先看了看大新闻。上校则目不转睛地盯住他那个格子，盼望局长在它跟前停下来。可他没有。医生放下报纸，看了看上校，又看了看在电报机前坐下来的邮电局长，然后又把目光落到上校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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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走吧。”他说。


    局长连头都没抬。


    “没有给上校的任何东西。”局长说。


    上校觉得不好意思。


    “我没在等什么，”他撒了个谎，带着天真无邪的神情转向医生，“没人给我写信。”


    他们默默地往回走。医生全神贯注地看着报；上校还是那副老样子，走起路来就像一个原路返回寻找丢失钱币的人。这是个明亮的黄昏，广场上的巴旦杏树正抖落最后几片败叶。走到医生的诊所门口时，天已经擦黑了。


    “有什么新闻吗？”上校问道。


    医生递给他几份报纸。


    “天知道！”医生说，“要从通过审查的新闻中看出点名堂谈何容易！”


    上校看了看大标题，都是些国际时事。最上面，一篇关于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评论占去了四栏，而一则讣告几乎占了整个第一版。


    “大选是没指望了。”上校说。


    “您别太天真了，上校，”医生说，“咱们不是小孩子了，用不着等待救世主了。”


    上校正要把报纸还给医生，这位却把手一摆。


    “您带回家去看吧，”他说，“您今天晚上看，明天再还我。”


    七点刚过，钟楼上鉴定影片的钟声就响了。安赫尔神父根据每月从邮局收到的电影分类表，用这种方法来告知大家他对每部电影的道德鉴定。上校的妻子数了，一共十二响。


    “对男女老幼都不合适，”老太婆说，“快一年了，没一部好电影能让大家看的。”


    她放下蚊帐，嘴里嘟囔着说：“唉！人世间什么都烂透了。”上校未作任何评论。临睡前，他把鸡拴在床腿上，关上门，又在房间里喷了杀虫剂，然后把灯放在地上，挂好吊床，这才躺下看起报来。


    他按日期一份一份、从头到尾地看，连广告也不放过。十一点整，宵禁号响了，上校又看了半个钟头，这才放下报纸，起来打开了院门。屋外夜色深沉，饿蚊成阵。他对着柱子解了手，又回到房里，妻子还没睡着。


    “没提到你们这些老兵吗？”她问道。


    “没有，”上校说，他熄了灯，爬上吊床，“起先他们至少还把新领退伍金的人员名单登一登，这五年倒好，干脆什么也不说了。”


    过了午夜雨又下起来了。上校刚迷糊了一会儿，作怪的肚子又把他从梦中弄醒。他听见屋里有哪儿在漏雨，便用羊毛毯从身子裹到头，试图在黑暗中找到漏雨的地方。一股冷汗顺着他的脊背流了下来。他发烧了，觉得自己像是在一个明胶池里旋转。有人在对他说话，而他躺在革命军的行军床上答着话。


    “你在和谁说话？”妻子问他。


    “和那个扮成老虎跑进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营地里的英国人呗！”上校答道，他烧得厉害，在吊床上翻了个身，“他是马尔伯勒公爵。”


    天亮时他感到浑身都散了架。等到敲第二遍弥撒钟时，他才爬下吊床，回到被那只公鸡的啼叫搅得乱哄哄的现实中来。上校头晕目眩，一阵恶心。他走到院子里，在冬日草木的窸窣和阴湿的气味中向厕所走去。在这个锌皮顶的小木屋里，便坑冒出的尿臊味使人憋闷。上校刚揭开盖板，坑底便嗡地腾起一群三角形的大苍蝇。


    是一次假警报。上校蹲在未经拋光的踏板上，体验着无法解除内急的懊恼。压迫感变成了消化道里的阵阵隐痛。“毫无疑问，”他嘟囔着，“每年十月都这样。”于是他再次摆出自信而又充满天真期待的神态，直到肚子不那么疼了，这才又回到房里去照看那只公鸡。


    “你昨天夜里烧得说胡话了。”妻子说。


    她虽说是生了一个星期的病才刚见好，但已经开始收拾房间了。上校使劲回想着。


    “不是发烧，”他撒谎道，“是我又梦见那些蜘蛛网什么的了。”


    每次发完病，妻子就显得格外精力旺盛，一上午她把整个屋子都翻了个底朝天。除去那架挂钟和那张仙女画，每一件东西都挪了窝。她是那样单薄而又灵活，当她穿着条绒拖鞋和扣得紧紧的黑外套走来走去的时候，轻盈得仿佛能在墙壁间穿行。不过，正午十二点以前，她就恢复平日的体积和重量了。卧床不起时，她简直就是一片虚空。而这会儿，她正在一盆盆西洋蕨和秋海棠间忙碌着，到处都可以看见她的身影。“要是阿古斯丁还活着，我真想唱支歌呢。”她一面说，一面搅动煮在锅里的热带土地出产的一切可以吃的东西。


    “想唱你就唱吧，”上校说，“唱歌能消除烦躁。”


    午饭后，老两口正在厨房里喝咖啡，医生来了。他一把推开临街的大门，大声说：


    “病人都死光了。”


    上校站起身迎了上去。


    “一点儿不错，大夫，”说着他走进堂屋，“我早说过，您就像专吃死人肉的兀鹫一样准时。”


    妻子走进卧室去为看病作准备，医生和上校留在堂屋。天很热，可医生那件纤尘不染的亚麻外衣却处处透着凉气。女人说她准备好了，这时医生把一个装有三张纸的信封递给上校，临进卧室时他说：“这是昨天报纸上没登的消息。”


    上校猜得出这是一份油印的秘密传单，是最近国家大事的概况，关于国内武装抵抗运动的现状。他感到沮丧。看了十年的秘密传单，他始终纳闷为什么这些消息月复一月地愈加耸人听闻。医生回到堂屋时，他已经全看完了。


    “这个病人的身体比我还结实，”医生说道，“我要是也得上这么个哮喘病，准能指望活他个一百岁。”


    上校阴沉地扫了医生一眼，一言不发地把信封还给他，不料这位却不肯接下。


    “传给别人吧。”他压低了声音说。


    上校把信封塞进裤兜。妻子从卧室走出来说：“大夫，我要是这两天死了，准把您一块儿拖进地狱里去。”医生没有搭腔，只是龇了龇他那口洁白无瑕的牙齿。他把椅子拖到小桌旁，从小提箱里取出几个贴着免费标签的小瓶。女人从医生身旁经过，朝厨房走去。


    “您等一会儿，我给您煮咖啡去。”


    “不必了，非常感谢。”医生一面说，一面在处方纸上写下了服药的剂量。“我可不想被您毒死。”


    她在厨房里大笑起来。医生写罢处方，深信任谁也看不懂他那龙飞凤舞的笔迹，便朗声念了一遍。上校尽力注意听。妻子从厨房里出来时，又在他脸上看到了他昨夜的那种疲惫。


    “天快亮的时候他发烧了，”她指着丈夫说，“说了两个来钟头有关内战的胡话。”


    上校吃了一惊。


    “我没发烧，”他坚持说，又恢复了常态，“而且，要是哪天我觉得自己不行了，我可不会让自己落到任何人手里。我会自己滚到垃圾箱里去。”


    他走进卧室去取报纸。


    “多承夸奖了。”医生说。


    他们一同向广场走去。空气干燥，炎热的天气使得街上的柏油开始熔化。和医生分手时，上校咬着牙低声问道：


    “该付您多少钱，大夫？”


    “现在还不用，”医生在他背上拍了拍说，“等您那只鸡斗赢了，一总算账吧！”


    上校去了趟裁缝铺，把那封秘密信件传给了阿古斯丁的伙伴们。自从上校党内的老伙伴们一个个被打死的被打死、被赶走的被赶走，而他自己也变成了除去每星期五等等信外再也无事可做的人之后，这儿就成了他唯一的避难所。


    午后暖洋洋的天气使女人精神焕发。她坐在过道里的秋海棠间，守着那只旧衣箱，又开始表演她那不用新布料就能缝制新衣的绝技。她把袖子改成领子，又用后背的布做成袖口，再用五颜六色的布头拼成完美的方形补丁。院子里，一只蝉唧唧地叫个不停。太阳西坠，但她没有注意到秋海棠上的落日余晖渐渐暗淡。直到天黑时上校回到家里，她才抬起头来，用手揉了揉脖子，活动活动浑身的筋骨，说：“我脑袋都木了。”


    “你那脑袋从来都是木的，”上校说，接着发现妻子浑身披挂着花布片，“你活像只啄木鸟。”


    “要给你做件衣服，还真得有半个啄木鸟的本事。”她说着展开了一件用三种颜色的布料拼接起来的衬衣，领子和袖口的颜色倒是相同。“等过狂欢节的时候，你把外套一脱就成了。”


    六点的钟声打断了妻子的话。“<em>主派天使告知马利亚。</em>”她一面大声祈祷，一面收拾衣服走进卧室去。上校则同那些放了学跑来看鸡的孩子们聊天，他猛然想起明天就没有玉米喂鸡了，便走进卧室向妻子要钱。


    “咱们恐怕只剩五十生太伏了。”她说。


    钱被她包在手帕里，打了个结，藏在床垫底下。这是阿古斯丁那台缝纫机换来的钱。九个月来，他们一生太伏一生太伏地花着这笔钱，养活了自己，也养活着那只公鸡。可现在只剩下两枚二十生太伏的和一枚十生太伏的硬币了。


    “去买一磅玉米，”妻子吩咐道，“用找的钱买点咖啡明天喝，再买四盎司干酪。”


    “再买只纯金的大象，挂在咱家门口。”上校接过话头说，“光是玉米，一磅就得四十二生太伏呢！”


    他们沉思了半晌。“鸡只是畜生，可以凑合几天。”妻子先开口说道，可丈夫的脸色使她不得不再考虑。上校坐在床沿，胳膊肘支在膝盖上，把钱在手心里掂得叮当乱响。“这事由不得我啊！”他终于开了口，“要是依我的性子，今天晚上就把它炖了。一顿吃五十比索，吃伤了也是好的。”他顿了一下，拍死了一只叮在脖子上的蚊子，然后看着在屋里转来转去的妻子。


    “我担心的是那些可怜的小伙子都在攒钱呢！”


    妻子沉思着，在屋里喷了一圈杀虫剂。上校发觉她神思恍惚，仿佛正把家里的鬼祟召集在一起商量。末了，她把喷雾筒搁在有石印版画的小祭台上，栗色的眼睛直视着上校那同样是栗色的眼睛。


    “那就买玉米吧，”她说，“上帝知道我们该怎么混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