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门拾记》

    ——芦焚先生作


    《老残游记</a>》实际算不得一部小说。我们珍重它的不在它是一部小说，而是它有若干小说或者传奇所缺乏的两样东西：观察和文章。这是一个老年人的回忆，有所不平，有所嫉恨，有所喜爱，有所跼蹐，因而有所讽喻。经验在这里自然熟到，文章则细致大方，宛如一个旅客应有的行云流水的意态。如今不过三十多年，我们和它的差异恍如隔着两三世纪。我们可以把小说看做一种职业，有计划地大量产生；同时竞争心和自觉心，强迫我们把这看做一种前途远大的事业，刻意凿取它艺术的效果。我们有了清醒的意识；我们充分发展各自的技巧。我们今日有了沈从文</a>先生的《湘行散记》，艾芜先生的《南游记</a>》，把我们带进他们各自记忆里的传奇然而真实的世界。


    他们利用某一个机会，生活里某一段经验，从一个地方或者一个社会，提取他们的人物，故事，语言和颜色。他们从乡野出来，如今便把乡野送给我们。一份厚礼：这里活着的是博爱，是人类最深也最原始的情绪。当年对于作者，这也许是一块疮伤，然而痂结了，新肉和新皮封住了那溃烂的刀口，于是一阵不期然而然的回忆，痛定思痛，反而把这变做一种依恋。什么是疤？什么是爱？不是流血的时候；不是亲嘴的时候。是若干年后记忆勾上来的那阵子酸甜作用。我们钟情自己的过去，甚于钟情垂老的女人。后者让我们幻灭，前者让我们重生。而作者便重生在他们各自的文章里面。多粗野，多残忍，多温存，多忠厚，多可爱，一句话，多原始！读过《南游记》，我们爱那群野人，穷人，苦人；读过《湘行散记》，我们会发见，和作者一样，一个已然在城市文化混了若干年的物质存在的人，还有可能为那些人们所爱；这是多大的安慰，当我们想到人海之中的寂寞！


    和这两部作品一样，芦焚先生的《里门拾记》是若干短篇小说的结合。但是读完了之后，一个像我这样的城市人，觉得仿佛上了当，跌进了一个大泥坑，没有法子举步。步是可以举的，然而四面的草地铺得十分不匀，我们踟蹰于距离的选择。这像一场噩梦</a>。但是这不是梦，老天爷！这是活脱脱</a>的现实，那样真实，只要我们随便走下平汉和陇海两条铁路，我们就会遇见一滩滩的大小坑，里面乌烂一团的不是泥，不是水，而是血，肉，无数苦男苦女的汗泪！《里门拾记》的作者带着痛苦，也正是这点儿抑郁不平，这点儿趁热就吃，在某一意义上，让他和《老残游记》的作者近似，而和《南游记》的作者不同，和《湘行散记》的作者的精神越发背道而驰。


    不过地是圆的，合在一点的永远不复相合，而背道相驰的总有一天要面对面的。沈从文先生和芦焚先生都从事于织绘。他们明了文章的效果，他们用心追求表现的美好。他们尤其晓得文章不是词藻，而是生活。他们把文章塞得满满的，叫我们体会表现不是买空卖空，而是一桩下血本的生意。


    这下血本的生意，沈从文先生做得那样轻轻松松，不时叫我们想起布洼鲁（Boileau）那句格言：“容易的诗，艰难地写。”他卖了老大的力气，修下一条绿阴扶疏的大道，走路的人不会想起下面原本是坎坷的崎岖。我有时奇怪沈从文先生在做什么。每次读着他的文章，我不由记起福楼拜的野心：“想把诗的节奏赋与散文（仍叫它是散文，极其散文），叙写通常的人生。”问问沈从文先生的读者，为什么那样连灵魂也叫吸进他的文章？为什么？因为沈从文先生的底子是一个诗人。


    但是，芦焚先生和沈从文先生的碰头是偶然的。如若他们有一时会在一起碰头，碰头之后却会分手，各自南辕北辙，不相谋面的。我记得第一次芦焚先生抓住我的注意的，是他小说的文章，一种奇特的风格。他有一颗自觉的心灵，一个不愿与人为伍的艺术的性格，在拼凑，渲染，编织他的景色，做为人物活动的场所。我欣赏这种旨趣。我欣赏这种风格。对着这样一段文字，我们不得不赞美他的精致：


    “颓坍了的围墙，由浮着绿沫的池边钩转来，崎岖地沿着泥路，画出一条疆界。残碎砖瓦突出的地上，木屑发黑，散出腐烂气息。一到春天，小草便从冬季中苏醒。随后夏季了，莒麻，莠草和蒿欢声号喧，还有艾，森林般生长着了。蚱蜢任意钻跃，蜻蛉随兴翔飞，成为虫豸的天地。草莽间建筑着孩子泥屋，有泥娃居住。太阳像燃烧着的箭猪，颤抖着，将烟火的光扑过来，随即仿佛很无味，寂寞的，厌厌然爬了过去。晚霞静悄地停在天空。霞的光最先落在这里，照着瓦砾的碎片反光，将这废墟炫耀得如同瑰丽的广原一般。浮绿沫的池塘骤然臃肿了，反射出凝结了的脂肪似的光彩。”


    他不仅长于风景的描绘：


    “青葫芦似的头颅在太阳下闪光，爆出大颗的汗珠，发了疯地闯进各家的门，担起水桶便跑。于是光脑壳相碰了，水桶与人互相冲撞，跌倒了，爬起来再跑，惊狂的獾似的，邪许声像海啸，此起彼落，喧嚣作一片。孝子们的白袍四处飘飞，像一簇簇的花手持哀杖，见人拜倒，究竟为着什么，说些什么，谁也没听进耳里。和尚光着头，袈裟翩翩鼓荡，要飞了。该死的厚粉底鞋，只橐橐地响，任怎样也不愿快走一步。药店掌柜则汗泪纵横；肚皮袒露，战抖着，煞似一片投下石块去的烂泥沼；嘴里还连连发出‘救呀救呀’的谵呓。那狼狈的样子，令人想起被土匪追迫的地主。”他用力给自己增加字汇。他不忌讳方言土语的引用，他要这一切征象他所需要的声音，颜色和形状。然而，即便对着这两大段工整的文字，我们能不有点儿坎坷之感吗？这里缺乏自然天成，缺乏圆到。芦焚先生努力征服自我，而自我，一个人最大的反叛，需要许多年月来认识，需要许多灯火来摸索，最后到手的不是克服，而是合作，而是表现和自我的相好无间。不打不成交。一个人的学习是无数牺牲作成的。我不敢预言芦焚先生将来风格的演变（因为，一个人的风格最初无时不在变动中，正和一个人只有一个风格的老话相反），最后凝定成功什么样的晶玉。但是，如今读完《里门拾记》所有的篇幅，而不是从前在报章杂志上零星过目的时候，我们会晓得他还没有调好他的作料，或者，他还没有完全和他的气质一致。——没有比我现在的揣测危险的了，我会给自己招来若干的不幸。但是，不到黄河心不死，让我再来冒失一句：芦焚先生渐渐要走出他的诗意，回到他真正的自我。就在如今，读到他的《莱亚先生的泪》，我越发增强了这种感觉。那时他会成为一位大小说家，没有张天翼</a>先生的风格的轻快和跳动，因而没有他所引起的烦躁的感觉，却有他的讽刺。


    讽刺是芦焚先生的第二个特征，一个基本的成分，而诗意是他的第一个特征，一件外在的衣饰。和张天翼先生的句子一样，他的句子是短的；然而张天翼先生的句子是纯洁的，一种完全没有诗意的纯洁，一支可怕的如意的笔。《里门拾记》的句子是短的，然而是杂的。这里一时是富裕，一时是精致，一时却又是颟顸。实际和萧乾先生一样，在艺术的刻画上，他是清醒的。但是这两位新人，在文笔上所给的感觉并不一样。萧乾先生用力在描绘，无形中溶进一颗沉郁的心。他的句子往往是长的。他的描写大都是自己的。芦焚先生的描写是他观察和想象的结果，然而往往搀着书本子气。他的心不是沉郁的，而是谴责的。在《巨人》的起首，他告诉我们：


    “我不喜欢我的家乡；可是怀念着那广大的原野。”


    在《叙》里，他描写一段风景说到：


    “渐渐的树影长了，牛犊鸣了，砍草的孩子负着满满的荆篮在回家的路上走着了，直到黄昏，这叫做散步。”


    为什么要这末一句，在田园的景色之后？“这叫做散步。”你可以听见他揶揄的声音。对于一个城市人，这种反感近乎不可解。但是，作者是从乡下来的，一个荒旱兵匪，土棍恶绅，孤寡老弱的凄惨世界</a>，一切只是一种不谐和的拼凑：自然的美好，人事的丑陋。尤其可怕的是自然的冷静，人事的鼎沸。所以作者会说：


    “一个人说‘那样的地方连一天也不能住。’至于我呢，倒以为能在那里住一天的人，世间的事，便没有不能忍受的了。”


    带着这样一颗厌恶的心情，他开始他的“素描”。《雾的晨》是他最早的一篇。一个诗意的题目，藏着一件惨绝的事实；一段文静的描写，接着便是两句粗浅的揶揄。主人公是一条有人性（最劣等的人性）的狗。为什么用狗？因为作者有所讥讽。我们现代文学出了一位讽刺的巨匠，无论热潮，无论冷骂，都是他的本色。不用说，这是《阿Q正传</a>》的鲁迅</a>。芦焚先生的失败不在于他的热衷，而在于他的笨拙：他不能不叫我们觉出他的有意。一件艺术作品，一件作者想要求得他的效果的作品，即使是着眼在内容的鲁迅，必须避免他的有意：因为这会破坏他所需要的力量。他必须跳出俗浅的比喻。


    我们用不着指责《里门拾记》的作者，因为他的自觉心，或者他的同情心，此后不由自主，潜移默化了他的忿怒。我们憎恨生命，却热恋着生命。芦焚先生不喜欢他的家乡，临了他把公道还给他的家乡。说实话，处在今日的我们，即使是最厌世的铁石心肠，也难免七分人道主义的情绪。象牙之塔倒了，人人站在旷野受风袭着。芦焚先生的怒气，渐渐变了质，不是变了质，是蒸成水汽，化在太空，留下那绝对不能蒸化的，那更有势力的，那暗中维系着人与人的，我是说，人类的同情心。一个作者需要平衡（不是中庸</a>）。对于一个年轻人，便是像芦焚先生那样爱好诮让的心灵，把握平衡不是一桩容易事。他必须游离自我，认清他极端的倾向，还它一个相当的分量。芦焚先生的憎恨不容他停留，或者不容他分心。他较长的《谷》的人物不过是一个速写。他把情感给了景色，却把憎恨给了人物。和《村中喜剧》类似的一个故事，沈从文先生的《萧萧》（收在《新与旧</a>》里面）才像一出喜剧，因为他有一点儿爱他的人物。然而芦焚先生另一个真实的自我，会不时出来修正他的讽刺的。这就是他的同情。


    诗是他的衣饰，讽刺是他的皮肉，而人类的同情，这基本的基本，才是他的心。我们必须多读几遍那篇动人的杰作《过岭记》（收在《谷》里面）。无论是没有未来的退伍的老兵，无论是充满希望的健康的小茨儿，我们全该手拉手来翻山越岭——人生。无论是中途踬覆的过客，巨人，酒徒，寡妇，女巫，都是强壮的，倔强的，和平的，勿怪那位新来的美国牧师会</a>看做：“那些中国人的脸有多么平静！”也就是这一点共同的命运，这种永生的人类的同情，把《南行记》，《湘行散记》和《里门拾记》挽在一道，证明我们的作家有一个相同的光荣的起点：无论远在云南，鄙在湘西，或者活在破了产的内地。


    三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