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 一

    那个退回新娘的人叫巴亚尔多·圣罗曼，前一年八月，也就是婚礼前六个月，他第一次来到镇上。他来时乘坐着每礼拜一班的轮船，肩上挎着镶银饰的背囊，腰上的皮带扣、靴子上的金属环和背囊的银饰搭配得十分妥帖。他有三十岁左右，看上去却要年轻许多，身材瘦削得像个见习斗牛士，长着一双金色的眼睛，肤色仿佛是用硝石慢慢烘烤出来的。他身穿小牛皮短夹克和痩腿裤，戴着同样颜色的山羊皮手套。玛格达莱纳·奥利维跟他搭乘同一班船，一路上都忍不住盯着他看。“他像个女人，”她对我说，“可惜了，不然我真恨不得把他抹上黄油生吞下去。”她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发现巴亚尔多·圣罗曼难以被看透的人。


    八月底，我母亲在往学校给我写的信中随笔提到：“<em>来了一个怪人。</em>”下一封信里又写道：“<em>那个怪人叫巴亚尔多·圣罗曼，所有人都觉得他很迷人，我还没有见过他。</em>”没人知道他来这里做什么。婚礼前不久，有人曾憋不住问过他，他回答说：“我走过一个又一个村镇，为的是找个人结婚。”这或许是实情，但他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给出其他答案，因为他的口吻与其说是在回答，不如说是在掩饰。


    到达小镇的那一晚，他在电影院跟人介绍自己，说他是机车工程师，要赶在变化无常的汛期到来之前修建一段通往内地的铁路。第二天他发了一封电报，电文是他亲自敲进发报机的，他又向报务员传授了一招，教他如何利用废电池继续发报。他还同样在行地跟那几个月正在这里征兵的一位军医聊起边境的时疫。他喜欢参加热闹而漫长的聚会，善于饮酒，乐于劝架，痛恨打牌作弊。有一个礼拜天，弥撒结束之后，他向许多一流的游泳健将发出挑战，结果只从河对岸游个来回的工夫，他就把最优秀的对手落下划水二十次的距离。这是我母亲在一封信里告诉我的，末尾她还加上一句评语，很符合她的口气：“<em>他又像是在金币里游泳。</em>”这正好与那个尚未证实的传闻相符：巴亚尔多·圣罗曼无事不通，无事不精，而且拥有无限财富。


    在十月份的一封信里，我母亲最后一次称赞了这个人。“<em>所有人都喜欢他，</em>”她告诉我，“<em>因为他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上个礼拜天他跪着领了圣餐，还用拉丁文帮着做了弥撒。</em>”那时候是不允许站着领圣餐的，做弥撒也只能用拉丁文，可我母亲每逢想把事情说清楚时，总习惯列出这类多余的细节。在做了这条神圣的论断之后，她又给我来过两封信，然而对巴亚尔多·圣罗曼只字未提，即使他要娶安赫拉·维卡里奥的消息已经尽人皆知。直到那场不幸的婚礼过去很久之后，她才向我承认，她认识巴亚尔多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更正十月份那封信的说法了，他那双金色的眼睛让她不寒而栗。


    “他让我想起魔鬼，”她对我说，“但你自己告诉过我，这类话不该写到信里。”


    我认识他要比母亲稍迟一些，是在圣诞节放假回乡的时候，我觉得他并不像别人说的那么古怪。他是个有魅力的人，但绝没有玛格达莱纳·奥利维形容的那么理想。他的把戏能把别人唬住，可我觉得他实际上要严肃得多，过分迷人的举止也掩饰不了他内心的紧张不安。最重要的是，我感到他是个很忧郁的人。那时候他已经跟安赫拉·维卡里奥正式订婚了。


    他们两人是如何相识的，始终没有人能说清楚。据巴亚尔多·圣罗曼曾寄宿的男子单身公寓的老板娘说，九月末的一天，巴亚尔多·圣罗曼正躺在门厅里的摇椅上睡午觉，安赫拉·维卡里奥和她母亲挎着两篮绢花穿过广场，巴亚尔多·圣罗曼在半睡半醒间瞥见了这两个穿着不祥黑衣的女人，在下午两点钟的沉寂中，她们仿佛是唯一的活物。他问那个姑娘是谁，老板娘回话说，就是她身边那个妇人的小女儿，名叫安赫拉·维卡里奥。巴亚尔多·圣罗曼一直注视着她们走到广场的另一端。


    “她名字起得真好。”他说。


    然后，他把头靠在摇椅背上，又闭上了双眼。


    “等我醒了，”他嘱咐道，“请提醒我，我要娶她。”


    安赫拉·维卡里奥告诉我，在巴亚尔多·圣罗曼追求她之前，公寓老板娘已经把这段逸事讲给她听了。“把我吓坏了。”她对我说。公寓里有三个人证实确有其事，另有四个人则不相信这是真的。不过，在所有的说法中有一点很一致：安赫拉·维卡里奥和巴亚尔多·圣罗曼是在十月全国假日里的一次募捐晚会上第一回见面的。安赫拉负责宣布彩票的中奖号码。巴亚尔多·圣罗曼来到后，径直走向这个身着重孝、神色倦怠的姑娘照管的柜台。他问安赫拉，那台镶着珍珠母的手摇唱机要多少钱，它可是整个晚会上最吸引人的物件。姑娘回答说那不是卖的，而是中彩的奖品。


    “太好了，”他说，“那就简单了，而且更便宜。”


    安赫拉·维卡里奥向我坦言，巴亚尔多确实给她留下了印象，但和一见倾心毫不相干。“我讨厌高傲的男人，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么趾高气扬的家伙。”回忆起那天的情形，她对我说，“我当时还以为他是个波兰人呢。”宣布了手摇唱机的中奖号码后，她的反感愈发强烈，因为在焦急等待的众人中，果真是巴亚尔多·圣罗曼中了彩。她实在难以料到，仅仅为了取悦她，他竟然买下了所有的彩票。


    当天晚上，安赫拉·维卡里奥回到家时，发现那台手摇唱机已经摆在她家里，裹着包装纸，还系了玻璃纱的蝴蝶结。“我一直没弄明白，他怎么知道那天是我的生日。”她对我说。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让父母相信，她没有给巴亚尔多·圣罗曼任何理由赠送这样一份厚礼，而且是以这种张扬惹眼的方式。于是，她的两个哥哥佩德罗和巴勃罗，抱上手摇唱机去了单身公寓，想将它送归原主。这对孪生兄弟办事麻利，因此没有人看见他们进出公寓。但有一点这家人未曾考虑到，那就是巴亚尔多·圣罗曼不可抗拒的魅力。兄弟两人直到第二天清晨才回来，喝得酩酊大醉，不仅抱回了手摇唱机，而且把巴亚尔多·圣罗曼领到家里继续开怀畅饮。


    安赫拉·维卡里奥是这个清贫的家庭里最小的女儿。她的父亲庞西奥·维卡里奥是穷人家的金匠。为了维护家庭的声誉，他兢兢业业地打制金银首饰，终致双目失明。她的母亲普里西玛·德尔卡门当过小学教员，结婚后永远地做了家庭主妇。她那温和而略显忧伤的面容将她严厉的性格完全隐藏了起来。“她看上去像个修女。”梅塞德斯回忆说。这位母亲凭着强烈的牺牲精神，倾注全部精力照顾丈夫、抚养子女，有时甚至让人忘记了她的存在。两个大女儿很晚才成婚。除了那对孪生兄弟，中间还有过一个女儿，因为夜里发烧而早夭了。两年过去了，全家人仍在给她服丧，在家时穿着简孝，出门则一身重孝。家中的男孩被教育要长成男子汉，女孩则要做贤妻良母。她们会刺绣、缝纫、织花边、洗熨衣物、编绢花、做精致的甜食，还会撰写订婚请柬。那时候别人家的女孩已不太在意与死亡有关的礼仪，可这四个姑娘却还熟悉老一辈人的做法，知道如何照料病人、慰藉临终者和为死者穿寿衣。她们只有一件事让我母亲看不惯，就是在睡前梳头。“姑娘们，”她对几个女孩说，“不要在夜里梳头，会耽误水手归航的。”除此以外，我母亲认为谁家的姑娘也比不上她们有教养。“这几个女孩真是完美，”常常听到我母亲这么说，“哪个男人娶了她们都会幸福的，因为她们从小就学会了吃苦耐劳。”不过，娶了两个大女儿的男人很难打破这对姐妹的圈子，她们走到哪儿都形影不离，组织舞会只让女人参加，而且总能觉察出男人们隐藏的不良企图。


    安赫拉·维卡里奥在四个姑娘里长得最漂亮，我母亲说，她出生的时候脐带绕在脖子上，跟历史上伟大的王后们一样。不过她有一种孤独无依、消沉萎靡的气质，预示了她捉摸不定的未来。每年圣诞假期我都能看见她，她在自家的窗前一次比一次显得沉郁。她一个下午坐在那里用零碎绸布做绢花，和邻家的姑娘们一起哼着单身女子的华尔兹曲。“她已经死吊到一根绳上喽，”圣地亚哥·纳萨尔对我说，“瞧瞧你这个傻表妹。”在她给姐姐服丧之前不久，我第一次在街上碰见她，她穿戴得很成熟，还烫了鬈发，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人是她。不过，那仅是瞬间的印象，随着岁月的流逝，她变得愈发颓靡委顿了。因此当巴亚尔多·圣罗曼要娶她的消息传开，很多人都以为是这个外乡人的一派胡言。


    可是维卡里奥一家不仅把求亲的事当真，而且异常兴奋。只有普拉·维卡里奥例外，她提出了条件，要求巴亚尔多·圣罗曼讲清楚自己的身世。直到那个时候，还没有人了解他的真实身份。人们所知的只是那天下午他穿着演员的服装下船以后的事情。他对自己的来历闭口不谈，因此就连那些最古怪荒谬的揣测也可能是真的。有传言说，他曾率领军队在卡萨纳雷省扫荡了不少村庄，造成一片恐慌；也有人说他是来自卡宴的逃犯；还有人说，曾见过他混迹于巴西的伯南布哥，靠耍弄一对驯服的狗熊混饭吃；甚至有人说，他在向风海峡打捞到一艘满载黄金的西班牙沉船。巴亚尔多·圣罗曼用一个简单的办法平息了所有流言：他把全家人带到了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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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来了四位亲人，父亲、母亲和两个惹事添乱的妹妹。他们开着挂官方牌照的福特T型车来到镇上，鸭叫一样的喇叭声惊扰了上午十一点的大街小巷。他的母亲阿尔伯塔·西蒙德斯是个大块头的黑白混血女人，她来自库拉索岛，说话时西班牙语里夹杂着帕皮阿门托语，据说年轻时曾是安的列斯群岛两百名绝色少女中最美艳的一位。他的两个妹妹刚刚成年，像两匹焦躁不安的小母马。最重要的角色无疑是他的父亲佩特罗尼奥·圣罗曼将军，他是上个世纪内战中的英雄，因为在图库林卡事件中击败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而成为保守党政权最显赫的人物之一。知道了他的身份之后，全镇只有我母亲一个人没有向他致敬。“我觉得这桩婚事不错，”她对我说，“不过结亲是一回事，跟下令向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开冷枪的人握手，则是另一回事。”他从车窗里探出头，挥舞着白色礼帽向人们致意，所有人都认出了他，因为他的肖像已经广为流传。他身穿小麦色的亚麻西装，脚蹬交叉系带的科尔多瓦皮靴，一副金丝夹鼻眼镜架在鼻梁上，镜腿拴了一根银链系在马甲的扣眼上。他上衣的翻领上别着勇士勋章，手杖的握柄上雕刻着国徽。这位将军第一个走下车，身上沾满了我们小镇破街陋巷里灼热的尘土。他驱车前来，不过是让所有人明白，巴亚尔多·圣罗曼想娶谁就可以娶谁。


    可是安赫拉·维卡里奥不想嫁给他。“我觉得他太像个大人物。”她告诉我。而且，巴亚尔多·圣罗曼根本没有向她献过殷勤，只是施展魅力令她的家人着迷。安赫拉·维卡里奥无法忘记那天晚上的可怕情景，她的父母、两个姐姐和姐夫全都聚在客厅里，强迫她嫁给那个没怎么见过面的男人。孪生兄弟没有参与。“我们觉得那是女人们的事。”巴勃罗·维卡里奥告诉我。他们的父母仅凭一条理由就拿定了主意：一个以勤俭谦恭为美德的家庭，没有权利轻视命运的馈赠。安赫拉·维卡里奥鼓起勇气，想要暗示两人之间缺乏爱情基础，可母亲一句话就把她驳了回来：


    “爱也是可以学来的。”


    依照当时的风俗，订婚之后还需经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双方相会都要受到监视，但是由于巴亚尔多·圣罗曼催促得紧，他们只过了四个月就结婚了。没有提得更早，是因为普拉·维卡里奥坚持要等到过完丧期。不过，巴亚尔多·圣罗曼行事果断利落，所以时间还算充裕。“一天晚上，他问我最喜欢哪栋房子，”安赫拉·维卡里奥告诉我，“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问这个，就回答说，鳏夫希乌斯的别墅是镇上最漂亮的房子。”如果是我，也会这么回答。那栋房子建在一座四面迎风的山丘上，站在屋顶平台就能望见铺满紫色银莲花的沼泽，仿佛面朝无垠的天堂；在晴朗的夏日里，可以远眺加勒比海清晰的海平线和从卡塔赫纳驶来的跨洋游轮。当天晚上，巴亚尔多·圣罗曼便去了社交倶乐部，坐在鳏夫希乌斯的桌旁玩了一把多米诺骨牌。


    “孤老头儿，”巴亚尔多·圣罗曼对他说，“我想买你的房子。”


    “房子不卖。”鳏夫答道。


    “里面的东西我也都买下来。”


    鳏夫希乌斯凭着旧式的良好教养跟他解释说，房子里的东西是他妻子含辛茹苦一辈子置办下的，对他而言它们仍是她的一部分。“他真是在捧着心说话，”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告诉我，当时他也在牌桌上，“我非常肯定，他宁可去死，也不愿卖掉在里面幸福地生活了三十年的房子。”巴亚尔多·圣罗曼也懂这个道理。


    “这样吧，”他说，“那就把空房子卖给我。”


    可是鳏夫一直到那场牌局结束都没有松口。又过了三个晚上，巴亚尔多·圣罗曼经过充分的准备回到多米诺牌桌旁。


    “孤老头儿，”他重提话头，“房子卖多少钱？”


    “没有价钱。”


    “随便报个数。”


    “抱歉，巴亚尔多，”鳏夫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不懂人心啊。”


    巴亚尔多·圣罗曼不假思索。


    “五千比索吧。”他说。


    “你倒直截了当，”鳏夫答道，他的自尊心被激了起来，“这房子不值那么多。”


    “我给你一万，”巴亚尔多·圣罗曼说，“马上支付，一沓一沓的现钱。”


    鳏夫盯着他，眼里满含泪水。“他气恼地哭了。”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对我说，他既是名医生也是个作家，“你想啊，一笔巨款唾手可得，却因为精神脆弱不得不拒绝。”鳏夫希乌斯没有说话，只是毫不犹豫地摇头回绝。


    “那么请最后帮我一个忙，”巴亚尔多·圣罗曼说，“在这儿等我五分钟。”


    刚好过了五分钟，他就挎着塞满了钱的背囊回到俱乐部。他把十捆一千比索的钞票撂在桌上，上面还束着国家银行的印刷封条。鳏夫希乌斯死于两年之后。“他就死在这件事上，”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说，“他的身体比我们都健康，但给他听诊时，可以听见眼泪在他心里翻腾。”他不仅将房子连同里面的一切都卖给了巴亚尔多·圣罗曼，而且请求他一点一点地付钱，因为他甚至没有一个能存放这么多钞票的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