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讀者

    一九七九年元旦佳辰，接到了出版社爲準備重印此集的工作用書，囑加處理，心頭不免思緖聯翩。想在這個特大的好日子裏，藉此機會，向初次拿到此書的讀者談幾點感想。不擬寫成一篇官樣的“重印説明”，免去浮詞套語，讓我們親切地（不拘一格地）“交流”一下思想感情。


    這本書，編述於一九六二年，連頭帶尾，不覺已是十八九個年頭過去了——這是些多麽非同一般的年頭啊！現在它又有了重印的可能。這種可能，是廣大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向惡勢力艱苦鬥争而得來的。這種可能，是多麽令人珍惜！


    我從十四歲開始，自己學詩，包括看和寫。中間涉獵的硏究課題十分龐雜，但和詩未嘗真離開過。單就“注詩”一事來説，舊來的各種詩注我看，現代的新注我也看。如何纔是對今天的讀者特别是青年讀者更有助益的注解法？是我常常考慮的問題之一。想推動這種工作，就拿范石湖作例子，編了《范成大</a>詩選》，想朝着自己的設想向前邁步。事情都是“歷史的”，各有各的特定歷史條件，當時若想“違離”已有的“規格”太遠了，就不易被接受。因此，步子不敢邁得太大。框框不來找人，人也自去找框框，真是“未能免俗”。後來又作《白居易</a>詩選》，自然也想在可能範圍内“實現”自己的“理想”。但還是受各種局限。（客觀上的，有與人合作的問題，有貫徹領導意圖的問題，儘管最後是我一手全部定稿，也不肯將己見處處强加於人。）到了編注這個選集，這纔第一次真的按自己的設計進行一切。深深感謝出版社的信任，他們條條框框看來比較少，似乎也不那麽怕這怕那地怕得那等的顧慮重重、約束種種，大膽放手地讓我照自己的想法作。這一點，我至今是印象深刻，不能忘掉的。


    此書出後，得到了鼓勵，一般讀者，青年同志，高校教師，硏究者，特别是海外的一些教授、學者，都表以好評。有的下語份量極重，我是不敢照原話引録的。


    若依這些上述情况而推，豈不是説，我是“躊躇滿志”了，正好“再接再厲”了嗎？並非如此。第一，我的一切著述寫作，没有一種不是在冗雜忙亂中急就趕做而成，從未有够得上真是從容推敲、反覆錘鍊的愜心之作。第二，作完這本選集，自己估量，待做的其他性質的工作太多，今後精力很難集中在注詩上了。果然，從那以來，再也無法（也不想）做同類的“選注體”了。


    當時尚不愜心，何况二十來年之後重加回顧。無奈此道又實是荒廢已久，爲學不進則退。因此，重印原該細加修改，以至部分重撰纔是。可是自覺力已難及。尤其令我嘆氣的，是雙目大壞，重新細讀、細改一過，已經是不可能了。


    和出版社的同志們爲此商量辦法，已歷一年之久，現在蒙他們决定，不必再改，可先重印，以供需求。對此，我確實是深感慚愧。計無所出，就只好這樣辦了，除了向讀者表示歉懷，也盼望讀者能理解上述情况，把此書的質量當作“歷史的”事物來分析看待。


    我所以選取了南宋的范、楊二家來作選注，如果我本來認爲他們毫無介紹的價值，那自然無此情理，但是也不可誤解爲我在文學史上是最“崇拜”他們，把他們的作品當做“最好”的東西來推薦。事情不會是那樣子的。選取此兩家的主要原因是，肯在他們身上花工夫的似乎不多，前人爲此而做的扎實工作又幾乎没有。這是難度很大的活計，開荒墾土，苦一些，似乎比只在花園裏剪枝灌水更有意思。這是從注者講。如從讀者講，肯拿這本選集來看，也絶不等於這是最喜歡楊萬里的風格，或是準備要學“誠齋體”。不應這麽推理。但是相信如果能認真讀一讀，是不會覺得毫無收益的。


    通過這一選注本，或者可以體會到，我們要想了解一位作家，起碼應知道多少有關的事情。至于楊萬里，他的最突出的長處何在？我覺得至少可以指出一點：他有頭腦，對事物感受敏鋭，能思考，敢發表見解。他是“理學家”兼詩人，學詩不肯死在“黄陳”江西派的籬下，敢于自出手心眼。他講“理學”（聽見這個名稱，不要怕），他舉的話頭大抵來自周、孔、程（聽見這些人，也不要怕），但是可以看他對他的“先哲”們並不一味膜拜，一味迷信，一味盲從，却頗敢提出異議和新解，有分析，有評論。在他所處的那等歷史的、階級的局限下，他能如此，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就這一點，也能啓發我們。因此，詩之外，也不妨讀讀他的散文。連《庸言》這種“語録”式的文字，也未嘗不可一看。我覺得楊萬里在他那個時代來説，思想確是比較解放，我們今天讀他的詩文，應該想到，向歷史上的文學家們學習，究竟要汲取什麽樣的養料。


    青年讀者看見我注得話多了些，也不要怕，不要叫“繁瑣”嚇住。歷史事物本身是異常複雜的，話太少了，有時説不清，簡而不明，不一定勝於“繁”而得當，况且繁與不繁，絶不是“字數”上的多寡之分。見到字數多了的地方，更要耐心一些看看究竟，害怕“繁”的，往往助長了懶漢思想，字數略多了一點，便斥之爲“繁瑣”，滿足於浮光掠影，這是很害人的。事實上，這些注解，少數還可以在“工具書”上查知梗概，更多的是無處可查的，我們作注的，爲一事一物，常常是要作大量硏考，一切弄清了，然後纔提煉成爲幾句話的；每一個這種題目，要寫，都可以寫成一篇“論文”。我不曾畏“繁”，如果連這麽一點提煉成果還嫌“繁”，這種看法，就難以苟同了。


    此書在一九六三年重印過一次，還是遺留下了一些誤字，這次經出版社同志十分細心的核閱，得以改正。我的疏失謬誤，雖然此次未能盡數檢索，盼望讀者一有發現即爲指出，積攢起來，還可以在下次重印時糾補。


    周汝昌寫記


    一九七九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