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高的规律 · 一

    当我提着一串鱼，拖着钓竿穿过树林回家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我瞥见一只土拨鼠偷偷地横穿过我的小径，就感到了一阵奇怪的野性喜悦的颤抖，我被强烈地引诱了，只想把它抓住，活活吞下肚去；倒不是因为我那时肚子饿了，而只是因为它所代表的是野性。我在湖上生活的时候，有过一两次发现自己在林中奔跑，像一条半饥饿的猎犬，以奇怪的恣肆的心情，想要觅取一些可以吞食的兽肉，任何兽肉我都能吞下去。最狂野的一些景象都莫名其妙地变得熟悉了。我在我内心发现，而且还继续发现，我有一种追求更高的生活，或者说探索精神生活的本能，对此许多人也都有过同感，但我另外还有一种追求原始的行列和野性生活的本能，这两者我都很尊敬。我之爱野性，不下于我之爱善良。钓鱼有一种野性和冒险性，这使我喜欢钓鱼。有时候我愿意粗野地生活，更像野兽似的度过我的岁月。也许正因为我在年纪非常轻的时候就钓过鱼打过猎，所以我和大自然有亲密的往还。渔猎很早就把我们介绍给野外风景，将我们安置在那里，不然的话，在那样的年龄，是无法熟悉野外风景的。渔夫，猎户，樵夫等人，终身在原野山林中度过，就一个特殊意义来说，他们已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他们在工作的间歇里比诗人和哲学家都更适宜于观察大自然，因为后者总是带着一定的目的前去观察的。大自然不怕向他们展览她自己。旅行家在草原上自然而然地成了猎手，在密苏里和哥伦比亚上游却成了捕兽者，而在圣玛丽大瀑布那儿，就成了渔夫。但仅仅是一个旅行家的那种人得到的只是第二手的不完备的知识，是一个可怜的权威。我们最发生兴趣的是，当科学论文给我们报告，已经通过实践或者出于本能而发现了一些什么，只有这样的报告才真正属于人类，或者说记录了人类的经验。


    有些人说北方佬很少娱乐，因为他们公定假日既少，男人和小孩玩的游戏又没有像英国的那样多。这话错了，因为在我们这里，更原始、更寂寞的渔猎之类的消遣还没有让位给那些游戏呢。几乎每一个跟我同时代的新英格兰儿童，在十岁到十四岁中间都掮过猎枪；而他的渔猎之地也不像英国贵族那样地划定了界限，甚至还比野蛮人的都广大得多。所以，他不常到公共场所游戏是不足为奇的。现在的情形却已经在起着变化，并不是因为人口增加，而是因为猎物渐渐减少，也许猎者反而成了被猎的禽兽的好朋友，保护动物协会也不例外。


    况且，我在湖边时，有时捕鱼，只是想换换我的口味。我确实像第一个捕鱼人一样，是由于需要的缘故才捕鱼的。尽管我以人道的名义反对捕鱼，那全是假话，其属于我的哲学的范畴，更甚于我的感情的范畴。这里我只说到捕鱼，因为很久以来，我对于打鸟有不同的看法，还在我到林中来之前，已卖掉了我的猎枪。倒不是因为我为人比别人残忍，而是因为我一点感觉不到我有什么恻隐之心。我既不可怜鱼，也不可怜饵虫。这已成了习惯。至于打鸟，在我那背猎枪的最后几年里，我的借口是我在研究飞鸟学，我找的只是罕见或新奇之鸟。可是我承认，现在我有比这更好的一种研究飞鸟学的方式了。你得这样严密仔细地观察飞鸟的习惯啊，就凭这样一个理由，已经可以让我取消猎枪了。然而，不管人们怎样根据人道来反对，我还是不得不怀疑，是否有同样有价值的娱乐，来代替打猎的；当一些朋友们不安地探问我的意见，应不应该让孩子们去打猎，我总是回答，应该，——因为我想起这是我所受教育中最好的一部分，——让他们成为猎者吧，虽然起先他们只是运动员，最后，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才成为好猎手，这样他们将来就会晓得，在这里或任何地方的莽原里并没有足够的鸟兽，来供给他们打猎的了。迄今为止，我还是同意乔叟【1】写的那个尼姑的意见，她说：


    <em>“没有听到老母鸡说过</em>


    <em>猎者并不是圣洁的人。”</em>


    <em>【1】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1340—1400）：英国诗人。所著《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有《女尼的教士的故事》。</em>


    在个人的和种族的历史中还都曾经有过一个时期，那时猎者被称颂为“最好的人”，而阿尔贡金族的印第安人就曾这样称呼过他们。我们不能不替一个没有放过一枪的孩子可怜，可怜他的教育被忽视，他不再是有人情的了。对那些沉湎在打猎上面的少年，我也说过这样的话，我相信他们将来是会超越过这个阶段的。还没有一个人在无思无虑地过完了他的童年之后，还会随便杀死任何生物，因为生物跟他一样有生存的权利。兔子到了末路，呼喊得真像一个小孩。我警告你们，母亲们，我的同情并不总是作出通常的那种爱人类的区别的。


    青年往往通过打猎接近森林，并发展他身体里面最有天性的一部分。他到那里去，先是作为一个猎人，一个钓鱼的人，到后来，如果他身体里已播有更善良生命的种子，他就会发现他的正当目标也许是变成诗人，也许成为自然科学家，猎枪和钓竿就抛诸脑后了。在这一方面，人类大多数都还是并且永远是年轻的。在有些国家，爱打猎的牧师并非不常见。这样的牧师也许可以成为好的牧犬，但决不是一个善良的牧羊人。我还奇怪着呢，什么伐木、挖冰，这一类事是提也不用提了，现在显然只剩下一件事，还能够把我的市民同胞，弗论老少，都吸引到瓦尔登湖上来停留整整半天，只有这一件例外，那就是钓鱼。一般说，他们还不认为他们很幸运，他们这半天过得还很值得，除非他们钓到了长长一串鱼，其实他们明明得到了这样的好机会，可以一直观赏湖上风光。他们得去垂钓一千次，然后这种陋见才沉到了湖底，他们的目标才得到了净化；毫无疑问，这样的净化过程随时都在继续着。州长和议员们对于湖沼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因为他们只在童年时代，曾经钓过鱼；现在他们太老了，道貌岸然，怎么还能去钓鱼？因此他们永远不知渔乐了。然而，他们居然还希望最后到天堂中去呢。如果他们立法，主要是作出该湖准许多少钓钩的规定；但是，他们不知道那钓钩上钓起了最好的湖上风光，而立法也成为钓饵了。可见，甚至在文明社会中，处于胚胎状态的人，要经过一个渔猎者的发展阶段。


    近年来我一再地发觉，我每钓一次鱼，总觉得我的自尊心降了一些。我尝试又尝试。我有垂钓的技巧，像我的同伴们一样，又天生有垂钓的嗜好，一再促使我钓鱼去，可是等到我这样做了，我就觉得还是不钓鱼更好些，我想我并没有错。这是一个隐隐约约的暗示，好像黎明的微光一样。无疑问的，我这种天生嗜好是属于造物中较低劣的一种；然而我的捕鱼兴趣每年都减少了一点儿，而人道观点，甚至于智慧却并没有增加；目前我已经不再是钓鱼人了。可是我知道，如果我生活在旷野中，我还会再给引诱去作热忱的渔夫和猎人的。况且，这种鱼肉以及所有的肉食，基本上是不洁的，而且我开始明白，哪儿来的那么多家务，哪儿产生的那个愿望：要每天注意仪表，要穿得清洁而可敬，房屋要管理得可爱而没有任何恶臭难看的景象，要做到这点，花费很大。好在我身兼屠夫，杂役，厨师，又兼那吃一道道菜肴的老爷，所以我能根据不寻常的全部经验来说话。我反对吃兽肉的主要理由是因为它不干净；再说，在捉了，洗了，煮了，吃了我的鱼之后，我也并不觉得它给了我什么了不起的营养。既不足道，又无必要，耗资却又太大。一个小面包，几个土豆就很可以了，既少麻烦，又不肮脏。我像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已经有好几年难得吃兽肉或茶或咖啡等等了；倒不是因为我找出了它们的缺点，而是因为它们跟我的想法不适应。对兽肉有反感并不是由经验引起的，而是一种本能。卑贱的刻苦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显得更美；虽然我并不曾做到，至少也做到了使我的想象能满意的地步。我相信每一个热衷于把他更高级的、诗意的官能保存在最好状态中的人，必然是特别地避免吃兽肉，还要避免多吃任何食物的。昆虫学家认为这是值得注意的事实，——我从柯尔比和斯班司【2】的中到，——“有些昆虫在最完美状态中，虽有饮食的器官，并不使用它们，”他们把这归纳为“一个一般性的规则，在成虫时期的昆虫吃得比它们在蛹期少得多，贪吃的蛹一变而为蝴蝶，……贪婪的蛆虫一变而为苍蝇之后”，只要有一两滴蜜或其他甘洌液体就很满足了。蝴蝶翅下的腹部还是蛹的形状。就是这一点东西引诱它残杀昆虫。大食者是还处于蛹状态中的人；有些国家的全部国民都处于这种状态，这些国民没有幻想，没有想象力，只有一个出卖了他们的大肚皮。


    <em>【2】柯尔比（William Kirby, 1759—1850）和斯班司（William Spence, 1783—1860）均为英国昆虫学家。两人合写了一部《昆虫学概论》（1815—1826），共四卷。后来，柯尔比还写了别的昆虫学著作。</em>


    要准备，并烹调这样简单、这样清洁，而不至于触犯了你的想象力的饮食是难办的事；我想，身体固然需要营养，想象力同样需要营养，二者应该同时得到满足，这也许是可以做到的。有限度地吃些水果，不必因此而替胃囊感到羞耻，决不会阻碍我们最有价值的事业。但要是你在盘中再加上一点儿的作料，这就要毒害你了。靠珍馐美味来生活是不值得的。有许多人，要是给人看到在亲手煮一顿美食，不论是荤的或素的，都难免羞形于色，其实每天都有人在替他煮这样的美食。要是这种情形不改变，我们就无文明可言，即使是绅士淑女，也不是真正的男人女人。这方面当然已提供了应当怎样改变的内容。不必问想象力为什么不喜好兽肉和脂肪。知道它不喜好就够了。说人是一种食肉动物，不是一种责备吗？是的，把别的动物当作牺牲品，在很大一个程度里，可以使他活下来，事实上的确也活下来了；可是，这是一个悲惨的方式，——任何捉过兔子，杀过羊羔的人都知道，——如果有人能教育人类只吃更无罪过、更有营养的食物，那他就是人类的恩人。不管我自己实践的结果如何，我一点也不怀疑，这是人类命运的一部分，人类的发展必然会逐渐地进步到把吃肉的习惯淘汰为止，必然如此，就像野蛮人和较文明的人接触多了之后，把人吃人的习惯淘汰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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