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好人终有好报 · 5

    博弈论与囚徒困境在当时还未出现。但如今在事后，我们可以清楚理解当时的情况。阿克塞尔罗德提供了一个精彩的分析。在当时的壕堑战中，每个野战排的“未来阴影”都很长。这便表示，每支英军的挖掘队伍都可能需要与同一支德军队伍对峙好几个月。另外，普通士兵永远不知道他们是否，或何时会离开，因为大家都知道军队的决策专断随意，变化无常。在这里“未来的阴影”长而不定，促使了“针锋相对”式合作的开始。这种情况已经类似于一场囚徒困境的博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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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记得，要成为一场真正的囚徒困境，回报必须有特定的次序规则。双方必须同时认为共同合作优于互相背叛。在对方合作时背叛则为更佳，在对方背叛时合作为最劣。彼此背叛则是将军们所喜的。他们想看到他们的士兵在机会到来之时将对方捏得粉身碎骨。


    将军们并不愿意看到互助合作的场面，这对于赢得战争毫无帮助。但这对于双方的普通士兵而言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他们并不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必须承认，他们也许认可将军的观点，希望己方能获得胜利。这便是形成囚徒困境的第二层回报。但获得战争胜利并不是每个普通士兵的选择。战争的最终结果并不太可能从物质上极大地有惠于个人。虽然无论是出自爱国主义抑或是遵守纪律，你可能觉得从背叛循环中逃出去也是不错的。但与你穿越无人区后的某些敌军士兵互助合作，则很可能影响你本人的命运，而且这大大优于互相背叛。这便使整个情况形成一个真正的囚徒困境。类似“针锋相对”的行为注定要发生，也确实发生了。


    在任何战壕前线上的局部稳定策略并不一定是“针锋相对”。后者是属于善良、虽报复但宽容的策略家族中的一员。这些策略即使在理论上并不完全稳定，至少也很难在兴起时被改变。比如，根据一份当时的记录，三次“针锋相对”在一个区域同时形成。


    我们走出深夜的战壕……德国人也走了出来，所以出于礼貌，我们不该开枪。最恶劣的事情是枪榴弹……它们如果入战壕，就会杀死大概9~10个人……但除非德国人们特别吵，我们不应该使用这些武器。因为他们也可以采取报复，我们也许没有一个人可以回去。


    “针锋相对”家族中这些策略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背叛的选手将得到惩罚。复仇的威胁必须始终在此。在“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系统中，报复能力的展示通常引人注目。双方不断攻击敌军不远处的虚拟目标——一种如今也在西方电影中使用的技巧，比如射灭蜡烛火焰，而不是敌军本身，以展示其百发百中、极具威胁的攻击。在另一个问题上——为什么美国罔顾顶尖物理学家们的愿望，使用了两颗原子弹来毁灭两座城市，而不是用以攻击类似的蜡烛机制——这一机制也能圆满地回答。


    与“针锋相对”类似的策略都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它们都很宽容。这有助于减少长期报复恶性循环的产生。这位英国军官再次戏剧化地描述这种平息报复的重要性：


    当我正在与某连的人喝茶时，我们听到许多喊叫声，于是出来查看。我们看见我们的人与德国人各自站在战壕前的矮墙上。突然炮声骤响，却无人受伤。双方很自然地卧倒，我们的人开始咒骂德国人。这时一个勇敢的德国人站起身来大喊：“我们很抱歉，我们希望没有人受伤。我们不是故意的，都是那个该死的普鲁士大炮！”


    阿克塞尔罗德对这个道歉的评价是：“仅将责任推卸给机械，有效阻止了报复。它表达了道德上对于辜负信任的道歉，也表达了对有人可能受伤的关切。这确实是一个令人钦佩的勇敢的德国人。


    阿克塞尔罗德还也强调，在保持互相信任的稳定状况时，预见性与仪式感十分重要。一个愉快的例子是：一个德国士兵提到，英国大炮每天晚上会根据钟点有规律地在前线一些地方开火：


    七点钟到了，英国人开炮了。他们十分准时，你都可以据此来校正手表……他们永远有着相同的目标，非常准确，从未在前后左右偏移过标志……甚至有一些好奇的同伴……会在七点前一点爬出去，看英国人开炮。


    根据英军的记录，德国大炮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德国人）选择的目标、射击的时间与回合都十分规律……琼斯上校知道每一炮发出的时间。他的计算十分准确。他甚至敢于做一些初生牛犊式的行为，冒险去到炮击的地点。因为他知道炮击将在他到达前停止。


    阿克塞尔罗德对此的评注是：“这种仪式性的炮击形式与规律性的开火表达了双重信息。于上级军官，它们表达了抗争，而对于敌军，它们传递了和平。”


    这种“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系统本可以由口头沟通所获得，由理性的策略家在圆桌上讨价还价而得到。事实上它无法这么做。它通过人们回应对方行为的方式传递，在一系列的局部约定中形成。阿克塞尔罗德计算机中的策略完全没有意识。它们的善意或恶意、宽容或记恨、嫉妒或大气，仅由其行为所定义。程序员也许有其他的想法，但这并不相关。一个策略是否善良，仅由其行为所确认，而并非由其动机（因为它没有）或作者的性格（当程序运行时这已经成为历史了）。一个计算机程序可以以其策略方式来行为，它并不需要知道自己的策略如何，或者任何其他事情。


    我们当然知道策略家是否有意识并不相关。这本已经提到许多无意识的策略家。阿克塞尔罗德的程序便是我们在这本里用以思考动植物、甚至基因的优秀模型。我们现在可以问问，他那些关于宽容善良不嫉妒的成功例子与优化结论是否可以用于自然世界？答案是肯定的，自然界一向如此。唯一条件是自然优势需要设定未来阴影很长的囚徒困境，而且是非零和博弈。这些条件在生物王国中一直成立。


    没有人会认为细菌是一个有意识的策略家，但寄生菌们天衣无缝地与它们的寄主演绎着囚徒困境。我们没有理由不采用阿克塞尔罗德的理论——善良、宽容、不嫉妒等等，来研究它们的策略。阿克塞尔罗德和汉密尔顿指出，那些无害且有益的细菌可以在人们受伤时，变成有害甚至致命的败血症。医生会说人体的“自然抵抗能力”在受伤时会下降。但也许真实的原因正是囚徒困境的博弈。在人体内，细菌是否有所收获，同时也不停检验其回报呢？在人体和细菌的博弈中，“未来阴影”通常很长，因为一个普通人可以在任何起始点活上很多年。然而，一个严重伤者则可能给其寄生菌带来较短的未来。“背叛的诱惑”突然比“互相合作的奖赏”更有诱惑力。当然，细菌在他们邪恶的小头脑里可以没有计算这些东西！代代细菌的自然选择已经将它们培养成一个无意识的生物，首要任务是以生物化学来维系生命。


    根据阿克塞尔罗德和汉密尔顿的分析，虽然植物明显没有意识，但它们甚至会懂得复仇。无花果树和榕小蜂便享有紧密合作的关系。我们所吃的无花果其实不是果实，无花果顶端有一个小洞，如果你可以缩小成榕小蜂的尺寸，进入这个小洞（榕小蜂非常小，小得当我们吃无花果时都不会注意到它），你可以看见无花果壁上有许许多多小花。无花果其实是一个花朵们的阴暗温室与授粉房间，而授粉过程则要靠榕小蜂来完成。无花果树为榕小蜂提供栖息地，而榕小蜂则在这些小花里产卵。对于榕小蜂来说，“背叛”指的是在无花果内的许多花朵中产卵，使得它们无法互相授粉。无花果树如何“报复”呢？阿克塞尔罗德和汉密尔顿说：“许多情况下，如果榕小蜂进入一棵年轻的无花果，却不为花朵授粉，而是在大部分花朵中产卵，无花果树将除去这颗还处于生长中的无花果，使得所有榕小蜂的后代都走向死亡。”


    艾瑞克·费希尔（Eric Fischer）则在海鲈鱼——一种雌雄同体的鱼身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正好说明了自然界的“针锋相对”。与我们不同，这种鱼的性别不是由生命孕育时的染色体所决定的。每一条鱼都有雄性与雌性的功能，交配时可以选择产生卵子或精子。他们双双缔结一夫一妻的组合，轮流交换性别分饰雌雄角色。我们也许可以推测，由于雄性角色相对方便，海鲈鱼也许更愿意饰演雄性角色，而逃离合作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其中一只鱼可以成功劝服伴侣持续饰演雌性角色，它就可以逃离其对孵卵生产的责任，而将资源投入其他事情，比如和其他鱼交配等。


    事实上，费希尔却发现海鲈鱼以一种严格的轮换机制进行其繁衍过程。这就是我们所预料的“针锋相对”。这个博弈正是一个真正的囚徒博弈，虽然有些复杂，但这说明了鲈鱼们为何采取这个策略。在这里，“合作”表示当轮到时扮演雌性角色，“背叛”则是在轮到时试图扮演雄性角色。这种“背叛”很容易引起报复，伴侣可能会在下一次拒绝扮演雌性角色，或者“她”可以直接中断伴侣关系。费希尔确实也发现了，那些性别角色担当次数不等的伴侣们容易分手。


    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人会愿意捐赠血液（在英国等国家，血液捐赠为无偿）？我不觉得这个答案在互惠或伪装的自私下有那么简单。当这些长期血液捐赠者需要输血时，他们并未得到任何优先次序，也没有人给他们颁发金星奖章。也许我过于天真了，但我觉得这是一种真正的、纯粹的无私利他主义。这是因为吸血鬼蝙蝠之间的血液共享刚好符合阿克塞尔罗德的模型。G. S. 威尔金森（G. S. Wilkinson）的研究表明了这一点。


    吸血鬼蝙蝠以在夜里吸血为生。它们要得到食物并不容易，但每每得到的都是大餐。当黎明降临，一些不走运的蝙蝠可能会空着肚子回家，而另一些则可能找到一个受害者，吸了充足的血液。第二天晚上，同样的故事又在上演。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互助的利他主义是可能产生的。威尔金森发现那些在夜里吸饱血液的幸运儿确实会将一些血液返流，捐赠给不走运的同伴。威尔金森观察了110例血液捐赠，其中有77次是母亲喂养孩子，而大部分其他的血液捐赠则发生在近亲中。在完全没有血缘的蝙蝠中，一些血液捐赠的例子依然存在，“血浓于水”的说法看来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是，这些共享血液的蝙蝠也经常是室友，他们有许多机会与对方持续打交道，这正是重复囚徒博弈所必需满足的条件。但囚徒博弈的其他条件呢？表12–4的回报表格显示了我们对此的预期。


    吸血鬼蝙蝠的情况真的和这张表格一样么？威尔金森对那些饿肚子的蝙蝠的体重下降速率进行计算。通过对饱食、饥肠与处于中间段的蝙蝠饿死速率的分别计算，他算得血液得以维持生命的时间。他发现了一个并不惊奇的结论：这些速率并不相等，取决于蝙蝠的饥饿程度。比起吃饱喝足的蝙蝠，相同的血液量可以为饥肠辘辘的生命维持更多的时间。这也就是说，虽然捐血可以增加捐赠者饿死的速率，但救助逝去生命的意义要大得多。这似乎表示蝙蝠的情况确实符合囚徒困境的规则。将血液捐赠给同伴中所需者，比留着自用更为珍贵。在她（吸血鬼蝙蝠的社交范围为女性）饥肠辘辘的夜里，她则可以从伙伴的捐赠中获益良多。当然，如果她选择“背叛”，拒绝给同伴捐赠血液，逃离互助的责任，她可以受益更多。在这里，“逃离互助责任”只在蝙蝠确实采取“针锋相对”策略时才有意义。那么，“针锋相对”在演化中的其他条件是否能满足呢？


    重要的是，这些蝙蝠是否能够互相辨别呢？威尔金森的实验结果是肯定的。他俘虏了一只蝙蝠，将其与同伴隔离，并饿了她一夜，而其他同伴则得以饱食。当这只不幸的俘虏返回巢穴时，威尔金森就观察是否有任何蝙蝠给予其食物。这个实验重复了许多次，不同的蝙蝠轮流作为饥饿的俘虏又被送返。俘虏的蝙蝠们来自相隔数英里的两个巢穴，两个独立的组织。如果蝙蝠可以辨别她们的朋友，这只饥饿的蝙蝠将可以从，也只能从自己的巢穴中获得帮助。


    这正是事实。在观察到的13个血液捐赠中，12个捐赠者是饥饿者的“老朋友”，来自同一个巢穴。来自不同巢穴的“新朋友”只喂养了1次饥饿的蝙蝠。这也许是个巧合，但当我们计算这个范例时，它发生的概率只小于1/500。我们可以信心十足地总结，蝙蝠确实更偏爱帮助老朋友，而不是另一个巢穴的陌生人。


    吸血鬼蝙蝠是神秘的。对于维多利亚哥特小说的迷恋者，它们经常是在夜里恐吓他人、吸食血液、牺牲无辜生命以满足私欲的黑暗力量。再加上其他维多利亚时期的神秘事件，以及蝙蝠天生鲜红的牙齿和爪子，吸血鬼蝙蝠难道不正是自然界自私基因的最令人恐怖力量的化身么？我对于这些神秘事件嗤之以鼻。如果我们想知道一个事件背后的真相，我们需要研究。达尔文主义赋予我们的并不是一个特定生物的详细描述，而是一个更微妙、却更有价值的工具：对原理的理解。如果我们一定要加进一个神秘事件，那便是真相——关于吸血鬼蝙蝠高尚品格的故事。对于蝙蝠自身，血并不浓于水。她们超越亲属关系，在忠诚的朋友间形成她们长久坚实的纽带。吸血鬼蝙蝠可以讲述一个新的神秘故事，一个关于共享、互助、合作的故事。她们昭示这一个善良的思想：即使我们都由自私的基因掌舵，好人终有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