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第五章 谈判
3个月前 作者： [法]司汤达
<em>Cunctando restituit rem.</em>
<em>Ennius[1] </em>
<em>[1]</em><em>拉丁文，“他拖延时间，挽回局势。——爱尼乌斯”；爱尼乌斯（前239</em><em>—前169</em><em>），古罗马诗人，著作有史诗《编年史》。上面这句拉丁文，显然是指古罗马统帅费边。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他在罗马军战败后，采用迁延战术，坚壁清野，与汉尼拔军相周旋。 </em>
“老实回答我，不准撒谎，你这个该死的呆子；你怎么认识德·雷纳尔夫人的？你什么时候跟她说过话？”
“我从来没有跟她说过话，”于连回答，“除了在教堂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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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你一定朝她看过吧，不知害臊的坏东西？”
“从来没有过！您也知道，我在教堂里只看见天主，”于连补充说，同时装出那么一点伪善的表情，他认为这样可以避免再挨巴掌。
“可是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原因，”狡猾的农民回答，接着沉默了片刻，“但是我从你这儿什么也探听不出来，你这个该死的伪君子。总之，我可以摆脱你，我的锯子转动得只有更好。你得到本堂神父先生或者别的什么人的欢心，给你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职位。去把你的东西收拾好，我送你到德·雷纳尔先生家里去，你要当他的孩子们的家庭教师。”
“我得到什么呢？”
“管吃，管穿，还有三百法郎的工钱。”
“我不愿意当用人。”
“畜生，谁跟你说去当用人？难道我愿意我的儿子当用人？”
“可是，我跟谁同桌吃饭呢？”
这一句话把索雷尔老爹问住了，他意识到，如果再谈下去，他很可能说出什么冒失的话来。他对于连发火，骂他，指责他贪吃，然后离开他去找另外两个儿子商量。
一会儿以后，于连看见他们各人倚在各人的斧子上，聚在一起商量。他望着他们望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什么也不能猜测出来，为了避免被发现，于是立到锯子的另一边去。他希望好好想一想这个改变他命运的意外通知，但是他感到自己不能够认真考虑；他的脑子忙于想象他在德·雷纳尔先生的那所漂亮的房子里会看见些什么。
“宁可放弃这一切，”他对自己说，“也不能让自己堕到跟仆人们在一起吃饭。我的父亲会强迫我；宁可死。我有十五法郎八个苏[2]的积蓄，我今天夜里就逃走；抄小路我用不着害怕遇见宪兵，有两天就可以到贝藏松；在那儿我入伍当兵；如果需要的话，我到瑞士去。但是那样一来就不会再有前途，对我说来不会再有雄心壮志，不会再有能通往一切的教士职业。”
对跟仆人同桌吃饭的这种极端厌恶不是于连生出来就有的。为了能够飞黄腾达，比这再困难得多的事他都能去做。他是从卢梭[3]的《忏悔录》里得到的这种厌恶情绪。他的想象力仅仅借助这一本去认识世界。大军[4]公报的汇编和《圣赫勒拿岛回忆录》补全了他的《古兰经》。为了这三本他可以去死。他从来不相信任何别的。他相信老外科军医的话，把世界上所有别的都看成是连篇累牍的谎言，是那些骗子为了追名逐利而写出来的。
<em>[2]</em><em>苏，法国辅币，20</em><em>苏合1</em><em>法郎。[3]</em><em>卢梭（1712</em><em>—1778</em><em>），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忏悔录》是他的自传体小说。他的思想积极影响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4]</em><em>大军，指拿破仑的军队。</em>
除了一颗火热的心以外，于连还具有那种常常在痴子身上能够发现的、惊人的记忆力。他看得很清楚，他未来的命运全靠老本堂神父谢朗，为了赢得老本堂神父谢朗的欢心，他把拉丁文的《新约》熟记在心；他也背得出德·迈斯特[5]先生的《论教皇》这本，然而两本他都同样不相信。
<em>[5]</em><em>德·迈斯特（1755</em><em>—1821</em><em>），法国反动哲学家，他在著作中为教皇的专制主义辩护，并且斥责法国革命。《论教皇》出版于1819</em><em>年。</em>
好像双方有了默契，索雷尔和他的儿子在这一天都避免和对方说话。傍晚，于连到本堂神父那儿去上神学课，但是他认为，为了谨慎起见，最好还是不要把别人向他父亲提出的这个奇怪的建议告诉本堂神父。“也许这是一个圈套，”他对自己说，“应该装出已经把它忘掉的样子。”
第二天，德·雷纳尔先生一清早就打发人来叫老索雷尔，老索雷尔让他等了一两个小时，最后才总算来了，一进门说了上百句道歉的话，同时还行了上百个大礼。在转弯抹角提出各种反对理由以后，索雷尔终于弄清楚他的儿子跟男主人和女主人同桌吃饭，遇到有客人的日子，单独在另外一间屋里跟孩子们一起吃。看出市长先生真的急于求成，索雷尔变得越来越吹毛求疵，再加上他心里还充满了不信任和惊奇，他提出要求让他看看他儿子睡觉的地方。这是一间布置得十分整洁的大房间，不过有人已经在忙着把三个孩子的床搬进去。
这个情况对老农民是一个启发；他立刻口气坚决地要求让他看看可能给他儿子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德·雷纳尔先生打开桌，取出一百法郎。
“用这笔钱，您的儿子可以到杜朗先生的呢绒店里去定做一套黑礼服。”
“以后即使我把他从您家里领回去，”农民说，忽然间把他那些恭敬的客套话全都忘了，“这套黑礼服还归他吗？”
“当然。”
“好！”索雷尔拖长声音慢悠悠地说，“现在我们只剩下一件事需要取得一致意见，这就是您付给他多少钱。”
“什么！”德·雷纳尔先生气愤地叫了起来，“昨天我们已经讲好了：我付三百法郎；我觉得已经很多了，也许太多了。”
“您出过这个价钱，我不否认，”老索雷尔说，他说得比刚才越发慢了；接着他眼睛紧紧盯住德·雷纳尔先生，发挥出只有不了解弗朗什-孔泰的农民的人才会感到惊奇的那种天才，灵机一动，补充了一句：“我们可以找到更合适的地方。”
听了这句话，市长大惊失色。不过他还是恢复了镇静。在一场长达两小时的谈话里，双方用尽心计，没有一句信口开河的空话，最后农民的狡猾战胜了富人的狡猾，富人并不一定需要靠狡猾才能生活。许多对于连的新生活将起决定作用的条件都一一商定；他的工钱不仅定为每年四百法郎，而且还要在每月的一号预先付给。
“好吧！我会付给他三十五法郎，”德·雷纳尔先生说。
“凑一个整数吧，”农民用阿谀奉承的口气说。“像我们市长先生这样一个既有钱又大方的人，一定肯给到三十六个法郎[6]。”
<em>[6]</em><em>法国古代钱币埃居种类很多，价值不一，此处指每枚值6</em><em>法郎的埃居，6</em><em>个埃居正好是36</em><em>法郎，是个整数。</em>
“行，”德·雷纳尔先生说，“不过让我们到此为止。”
这一次，愤怒使他的声调变得十分坚决。农民看出自己应该适可而止。接下来轮到德·雷纳尔先生采取攻势了。他无论如何不肯把第一个月的三十六个法郎交给急于要替儿子领钱的老索雷尔。德·雷纳尔先生忽然想到，他必须把他在这次谈判中扮演的角色讲给他的妻子听。
“把我交给您的那一百法郎还给我，”他生气地说。“杜朗先生欠我钱。我会带您儿子去剪黑呢料子。”
在他做出这个强硬表示以后，索雷尔老老实实地又重新说他那些恭敬的客套话，足足说了有一刻钟。最后他看出，再也捞不到什么好处了，于是告辞出去。他行完最后一个礼，用下面这句话作为结束：
“我这就把我的儿子送到城堡来。”
市长先生的那些子民在讨好他的时候，就是这样称呼他的房子。
回到锯木厂，索雷尔找他的儿子，但是没有找到。于连对可能发生的事充满疑虑，半夜里就出去了。他想把他的和他的荣誉勋章放在一个安全地方。他把这一切都送到一个年轻的木材商人家里，这个年轻的木材商人是他的朋友，名字叫富凯，住在俯视维里埃尔的高山上。
他重新露面以后，他的父亲对他说：“该死的懒鬼，多少年来你的伙食费一直是我垫出的，天知道你将来是不是那么重视荣誉，会还给我！拿上你的衣服，上市长先生家里去。”
于连没有挨打，感到很奇怪，他赶紧动身。但是刚到了他那个可怕的父亲看不见的地方，他就放慢了脚步。他认为到教堂去停留一下，也许对自己的伪善面目有用处。
“伪善”这个词儿使您感到惊奇吗？在达到这个可怕的词儿以前，年轻农民的心灵曾经走过很长的一段路程呢。
于连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看见第六团[7]的一些龙骑兵，披着白长披风，戴着有黑长鬃毛的头盔，从意大利回来，把马拴在他父亲的房子的窗栏上。他发疯般地爱上了军人的职业。后来他心醉神迷地听老外科军医讲洛迪桥[8]战役、阿尔科[9]战役和里沃利[10]战役给他听。他注意到老人投向十字勋章的火一般炽烈的目光。
<em>[7]</em><em>作者本人曾在1800</em><em>至1820</em><em>年间在意大利的法国龙骑兵第六团担任少尉军官。[8]</em><em>洛迪桥，1796</em><em>年5</em><em>月11</em><em>日拿破仑在意大利北部的洛迪城大败奥地利军队。战争最激烈的地点在阿达河的桥头。[9]</em><em>阿尔科，意大利北部伦巴第的村庄，1796</em><em>年拿破仑曾在此处打败奥地利军队。[10]</em><em>里沃利，意大利城市，1797</em><em>年拿破仑曾在此处打败奥地利军队。</em>
但是于连十四岁那一年，在维里埃尔开始建造一座对这样一个小城说来可以称得上是雄伟壮丽的教堂。特别是有四根大理石柱子于连见到以后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四根大理石柱子在治安法官和年轻的副本堂神父之间曾经挑起不共戴天的仇恨，因此在当地出了名。年轻的副本堂神父是从贝藏松派来的，被人认为是圣会[11]的密探。治安法官差点儿丢掉他的差使，至少一般人是这么认为的。他不是胆敢跟这样一个教士争论吗？而这个教士几乎每隔半个月都要上贝藏松去一趟，据说他在那儿见到主教大人。
<em>[11]</em><em>圣会，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后耶稣会的秘密组织，参加的不仅有天主教教士，还有一些有势力的政界人物。它左右了当时的政权。</em>
就在这时候，膝下儿女成群的治安法官对好几桩案子宣布了似乎很不公正的判决，而且都是对付居民中看《立宪新闻》[12]的人。立场正确的那一派获得了胜利。其实也不过是三五个法郎的事，但是这些数目轻微的罚款中有一笔要由于连的教父付出。他是一个制钉工人，在愤怒中大声叫嚷：“多大的变化啊！二十多年来治安法官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如此正直的人，会有这种事真叫人想不到！”于连的朋友，那个外科军医去世了。
<em>[12]</em><em>《立宪新闻》，1815</em><em>年创刊。是19</em><em>世纪20</em><em>年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报纸，在反对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政权的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em>
于连突然闭口不再谈起拿破仑，他宣布他打算当教士，只见他在他父亲的锯木厂里，经常全神贯注地背诵本堂神父借给他的那本拉丁文《圣经》。这个善良的老人对他的进步大为惊奇，常常把整个晚上的时间用来教他学神学。于连在他面前只流露出笃信天主的虔敬感情。有谁能猜到，他脸色如此苍白，相貌如此温柔，像个姑娘似的，心里竟然会隐藏着宁可死上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的、不可动摇的决心？
对于连说来，要飞黄腾达首先就得离开维里埃尔，他厌恶他的故乡。他在这儿看到的一切都使他的想象力衰退。
从幼小的年纪起，他就有过兴奋的时刻。在这种时刻他怀着喜悦的心情梦想着有一天他会被介绍给巴黎的那些漂亮女人，他会用光辉的业绩引起她们的注意。为什么他不能够像波拿巴那样被她们中间的一个爱上呢？波拿巴当年还处在贫困之中，就曾经被光辉夺目的德·博阿内夫人[13]爱上。许多年来，在于连的生活中，也许没有一个小时他不在对自己说：波拿巴，默默无闻而且毫无财产的少尉，是用他那把剑使自己变成了世界的主人。这个想法给认为自己非常不幸的他带来安慰，在他快乐的时候更增添了他的快乐。
<em>[13]</em><em>德·博阿内夫人（1763</em><em>—1814</em><em>），名字叫约瑟芬，丈夫1794</em><em>年上断头台。后嫁拿破仑·波拿巴，1804</em><em>年成为皇后，1809</em><em>年拿破仑和她离婚。</em>
教堂的建造和治安法官的判决突然擦亮了他的眼睛。他脑子里产生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使得他一连几个星期就跟发了疯似的，最后以压倒一切的力量控制住了他，只有热情的心灵相信是自己想出来的新主意，才有这般压倒一切的力量。
“当波拿巴名扬天下的时候，法国害怕受到侵略。战功不仅是需要的，而且也是时髦的。今天我们看见一些四十多岁的教士，他们有十万法郎的年俸，也就是说，相当于拿破仑手下那些著名的师长的三倍。一定有人支持他们。瞧瞧眼前的这位治安法官，如此聪明，以往一直是如此正直，年纪又如此大，只因为害怕得罪一个三十岁的年轻副本堂神父，才干出了破坏自己名声的事。应该当教士。”
于连在他开始研究神学两年以后，有一次，处在他新获得的这种虔诚中，没想到燃烧着他的心灵的那股火突然又冒了出来，泄露了他的马脚。当时是在谢朗先生家里的一次有许多教士参加的晚餐上，善良的本堂神父把他作为一个神童介绍给那些教士，没想到他竟然狂热地颂扬起拿破仑来了。他把自己的右胳膊绑在胸前，假说是在搬动一段枞树时脱了臼，连着两个月他一直让胳膊保持这个不舒服的姿势。经受这次自身折磨后，他原谅了自己。这个十九岁，但是外表柔弱，别人看了说他顶多只有十七岁的年轻人，瞧，他腋下夹着一个小包裹，走进了维里埃尔的宏伟的教堂。
他发现教堂里很暗，没有人。为了过某一个节日，教堂的所有窗子曾经用深红布蒙住，给阳光一照，产生了一种最富有庄严性和宗教性的、炫人眼目的光线效果。于连浑身打颤。他独自一个人在教堂里一张外表极为美丽的长椅上坐下，长椅上有德·雷纳尔先生的纹章。
于连注意到跪凳上有一张印着字的碎纸片，它摊开在那儿，好像是为了让人看似的。他眼睛望过去，看见：
“路易·让雷尔在贝藏松伏法，其死刑执行及临终时刻的详情细节……”
这张纸残缺不全。在反面可以看到一行字的头三个字：“第一步”。
“谁会把这张纸放在这儿呢？”于连说。“可怜的不幸的人啊！”他叹了口气，补充说，“他的姓的结尾跟我一样……”他把纸揉成一团。
出去时，于连相信在圣水缸旁边看到了一摊血，这是被人洒出来的圣水，蒙在窗子上的红布的反光照上去，红得就像血一样。
最后，于连对自己内心的恐惧感到羞愧。
“难道我是个懦夫？”他对自己说，“拿起武器！[14]”
<em>[14]</em><em>这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1792</em><em>年出现的歌曲《马赛曲》中的一句，《马赛曲》后来成为法国的国歌。</em>
这句话，在老外科军医的战争故事里经常出现，对于连说来是英勇的。他立起身来，迅速地朝德·雷纳尔先生的房子走去。
尽管有美好的决心，但是一看见二十步外的德·雷纳尔先生的房子，不由得感到一阵无法克服的胆怯。铁栅栏门开着，他觉得它非常气派。他必须走进去。
因为于连来到这所房子而心烦意乱的，并不是只有于连一个人。德·雷纳尔夫人胆子极小；这个外人，由于他担任的职务，将要经常不断地出现在她和她的孩子们之间，她想到这一点，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她已经习惯于她的儿子们睡在她的卧房里。早上她看见他们的小床搬到指定给家庭教师住的套房里去，流了许多眼泪。她请求她的丈夫把最小的一个儿子斯塔尼斯拉斯-格扎维埃的床搬回到她的卧房里来，但是遭到了拒绝。
女性的敏感在德·雷纳尔夫人身上发展到了过分的程度。她给自己想象出了一个极其令人厌恶的人，这个人相貌粗鲁，头发蓬乱，仅仅因为懂拉丁文，就被雇来训斥她的孩子们；为了这种野蛮的语言，说不定她的儿子们还会挨鞭子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