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漕运其事 · 1

    在王有龄北上不久，浙江的政局有了变化：巡抚常大淳调湖北，云南巡抚黄宗汉改调浙江，未到任以前由布政使——通称“藩司”、老百姓尊称为“藩台”的旗人椿寿署理。


    黄宗汉字寿臣，福建晋江人。他是道光十五年乙未正科的翰林，这一榜人才济济，科运甚隆，那年——咸丰二年，当到巡抚的就有广东叶名琛、江西张芾，当到二品大员的有何桂清、吕贤基、彭蕴章、罗惇衍，还有杭州的许乃钊，与他老兄许乃普，都当到内阁学士。


    这黄宗汉据说是个很能干的人，但是关于他的操守与治家，批评极坏。到任以后，传说他向椿寿索贿四万两银子，椿寿没有买他的账，于是多事了。


    其时漕运正在改变办法。因为海禁已开，而且河道湮淤，加以洪杨的起事，所以江苏的苏、松、太各属改用海运；浙江则是试办，椿寿既为藩司，又署理巡抚，责无旁贷，当然要亲自料理这件公事。


    漕运的漕，原来就是以舟运谷的意思。多少年来都是河运，先是黄河，后来是运河，而运河又有多少次的变迁兴作，直到康熙年间，治河名臣靳辅、于成龙先后开“中河”，历时千余年的运河，才算大功告成。


    这条南起杭州，北抵京师，流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全长两千多里的水道，为大清朝带来了一百五十年的盛运。不幸的是，黄河的情况越来越坏，有些地方河底积淤，高过人家屋脊，全靠两面堤防约束，“春水船如天上行”，真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而运河受黄河的累，在嘉庆末年，几乎也成了“绝症”。于是道光初年有海运之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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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嘉庆末年时有齐彦槐其人，著有一篇《海运南僧议》，条分缕析，断言“一举而众善备”，但地方大吏不愿轻易更张。直到湖南安化的陶文毅公陶澍，由安徽巡抚调江苏，锐意革新，消除盐、漕两事的积弊，齐彦槐的建议才有一个实验的机会。


    这次实验由陶澍亲自主持，在上海设立“海运总局”，他亲自雇好专门运载关东豆麦的“沙船”（1） 一千艘，名为“三不像”的海船几十艘，分两次运米一百五十多万石到天津，结果获得极大的成功，省时省费，米质受损极微。承运的船商，运漕而北，回程运豆，一向漕船南下“回空”，海船北上“回空”，现在平白多一笔收入，而且出力的船商还“赏给顶戴”做了官，真正是皆大欢喜。


    <em><span style="color: #000000;"><spanng="EN-US"><span style="font-family: Calibri;">1 、沙船：中国古代近海船，因其适于在水浅多沙滩的航道航行，故名沙船。</em>


    但是到了第二年，这样的好事竟不再做下去！依然恢复河运。因为，不知道有多少人靠这条运河的漕船来剥削老百姓，他们不愿意革新！


    漕运的弊端与征粮的弊端是不可分的。征粮的权责属于州县，这七品的正印官，特称为“大老爷”，在任两件大事：刑名、钱谷。延请“绍兴师爷”至少亦得两名：“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县大老爷的成名发财，都靠这两个人。


    钱谷师爷的本事不在算盘上，在于能了解情况，善于应付几种人。第一种是办，世代相传，每人手里有一本底册，哪家有多少田？该纳粮多少？都记载在这本册子上，为不传之秘。


    第二种是“特殊人物”，他们所纳的粮，都有专门名称，做过官的绅士人家的是“衿米”，举人、秀才、监生是“料米”，这两种米不能多收，该多少就多少，否则便有麻烦。再有一种名为“讼米”，专好无事生非打官司的讼棍所纳的粮，也要当心。总而言之一句话，刁恶霸道，不易对付的那班“特殊人物”，必须敷衍，分量不足，米色粗劣，亦得照收不误。甚至虚给“粮串”——纳粮的凭证，买得个安静二字。


    有人占便宜，当然有人吃亏，各种剥削耗费，加上县大老爷自己的好处，统统都出在良善小民头上，这叫做“浮收”。最“黑”的地方，“浮收”到正额的一半以上，该纳一石米的，起码要纳一石五斗。于是有所谓“包户”，他们或者与官吏有勾结，或者能挟制官吏，小户如托他们“包缴”，比自己到粮柜上去缴纳，便宜得多。


    第三种就是漕船上的人。漕船都是官船，额定数字过万，实际仅六千余艘，分驻运河各地，一地称为一帮，这就是游侠组织“青帮”之帮的出典。


    帮中的管事及水手，都称为帮丁，其中又有屯丁、旗丁、尖丁之分。尖丁是实际上的头目，连护漕的千总、把总都得听他的指挥。州县衙门开仓征粮，粮户缴纳，漕船开到，验收装船，名为“受兑”。一面征粮，一面受兑，川流不息，那自然是再顺利不过的事，但是这一来漕船上就玩不出花样来了。


    他们的第一个花样是“看米色”。由于漕船过淮安时，漕运总督要“盘粮”点数，到通州起岸入仓时，仓场侍郎要验看米质，如有不符，都由漕船负责。因此，他们在受兑时，验看米色，原是份所当为。但米色好坏，仅凭目视，并无标准，这样就可以挑剔了，一廒一廒看过去，不是说米色太杂，就是不够干燥，不肯受兑。


    以一般的情况而言，开仓十日，所有的仓廒就都装满了，此时如不疏运上船，则后来的粮户，无仓可以贮米，势必停征。粮户也就要等待，一天两天还不要紧，老百姓无非发发牢骚而已，日子一久，废时失业，还要贴上盘缠，自然非吵不可，这叫做“闹漕”，是件极严重的事，地方官往往会得到极严厉的处分。倘或是个刮地皮的贪官，这一闹漕说不定就会激起民变，更是件可以送命的大祸。


    因此，钱谷师爷便要指挥办出来与“看米色”的旗丁讲斤头，倘或讲不下来，而督运的委员怕误了限期，催令启程，那些帮丁就不问兑足不兑足，只管自己开船。这时的州县可就苦了，必须设法自运漕米，一路赶上去补足，称为“随帮交兑”。


    幸而取得妥协，漕米兑竣，应该出给名为“通关”的收据，这时尖丁出面了，先议“私费”，就是他个人的“好处”，私费议妥，再议“通帮公费”，是全帮的好处。这些看米色所受的勒索，以及尖丁私费、通帮公费，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浮收来支付。


    这以后，就该帮丁受勒索了，首先是“过淮”投文过堂，照例有各种陋规。一帮船总要花到五六百两到一千两银子。这一关一过，沿路过闸过坝，处处要送红包，大概每一艘船要十几两银子。最后到了通州，花样更多，要投四个衙门的文，有人专门代办，每船十三两银子，十两铺排四个衙门，三两是代办者的酬劳。等漕米上岸入仓，伸手要钱的人数不清，总要花到三五十两。所以帮丁勒索州县，无非悖入悖出。


    帮丁的苦楚犹不止此，一路还要受人的欺侮。在运河里，遇到运铜运铅的船，以及木排，千万要当心，那是在运河里蛮不讲理出了名的，撞沉了漕船，他们可以逃散，帮丁则非倾家荡产来赔不可。因为如此，帮丁便格外团结，以求自保。“青帮”之起因如此，所以，他们的“海底”（2） 名为“通漕”，并不是世俗所称的“通草”。


    <em><span style="color: #000000;"><spanng="EN-US"><span style="font-family: Calibri;">2 、海底：江湖帮派的帮内资料。</em>


    一度行之有效，但以积习已深，惯于更张的南漕海运，终于咸丰元年旧事重提。这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人，第二个是地。


    这个人是两江总督陆建瀛，湖北人，极能干，而且善于结交，所以公卿延誉，负一时物望。他颇有意步武陶澍，留一番政绩。陶澍改盐法，淮北行之大效，而淮南依旧，陆建瀛在淮南继陶未竟之功。漕运也是如此，他得到户部尚孙瑞珍的支持，准备恢复海运。


    适逢其会的是，运河出了问题，在徐州附近的丰县以北决口，“全河北趋，由沛县之华山、戚山分注微山、昭阳等湖，挟清水外泛，运河闸、坝、纤堤，均已漫淹”，朝廷一方面拨巨款抢救，一方面也加强了改用海运的决心。


    海运之议，奉旨由两江总督陆建瀛、江苏巡抚杨文定、浙江巡抚常大淳会同筹划。结果决定咸丰二年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四府一州的漕米，改用海运。浙江则是试办，但其间又有反复，未成定议。


    就在这段期间中，椿寿由湖南布政使调浙江。当朝命初下时，黄宗汉是掌理一省司法的浙江按察使，通称“臬司”，等椿寿到任时，他已经调差了。第二年，洪军由广西而湖南，湖北吃紧，清文宗把善于“捕盗”的常大淳，调为湖北巡抚。浙江巡抚由藩司椿寿署理。


    椿寿的运气太坏。这年的浙江，省城杭州及附近各州县，自五月以后，雨量稀少，旱荒已成，于是对他发生两大不利：第一是钱粮征收不起；第二是河浅不利于舟行，影响漕运。


    江苏的海运非常顺利，四府一州的漕粮，糙米三十二万多石，白米二万七千余石，于三月间出海北上，安然运到。而浙江的漕米，到九月间还未启运，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在此以前，也就是浙江正闹旱灾的五月间，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各省巡抚有个小小的调整，云南巡抚张亮基调湖南，遗缺由甘肃布政使黄宗汉接充。他不愿意去云南，经过一番活动，很快地改调浙江。不过一年的工夫，重回杭州时，已非昔比。


    署理巡抚椿寿交卸以后，仍旧干他的藩司。据说黄宗汉在第一天接见椿寿时，就作了个暗示：椿寿的“纱帽”在他手里，如果想保全，赶快送四万两银子的“红包”过去。黄宗汉敢于做此勒索，就因为椿寿在漕运上已经迟延，如果上司肯替他说话，可以在天灾上找理由，有处分，亦属轻微。否则，耽延了“天庾正供”，将获严谴。


    椿寿没有理会他，于是黄宗汉想了个极狠毒的手法来“整”人。他认为本年漕粮启运太迟，到达通州交仓，粮船不能依照限期“回空”，这样便要影响下一年的漕运。就在这个言之成理的说法上来整椿寿。


    心里已有成算，表面丝毫不露，把椿寿请到抚院来谈公事，问起漕运的情形。


    一提到这上面，椿寿自己先就紧张，“回大人的话，”他说，“今年浙江的漕运，无论如何要耽处分了！”


    “谁耽处分啊？”黄宗汉故意这样问。


    “自然是司里。”藩、臬两司向巡抚回话，照例自称“司里”。


    “这也不是耽处分的事。”黄宗汉用这句话先做一个伏笔，却又立即撇开不谈，“贵司倒先说说看，究竟因何迟误？”


    “自然是因为天旱水浅，河道干淤。已经奏报过的。”


    “天旱是五月以后的事。请问，照定例，本省漕船，每年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过淮’，什么时候‘回空’？”


    一连三问，把椿寿堵得哑口无言。照定例，江西和浙江的漕船，限在二月底以前尽数开行。年深日久，定例有变，但至迟亦不会过四月。现在秋风已起，漕船开行的还不过一半，这该怎么说呢？


    他迟迟不答，黄宗汉也不开口，是逼着他非说不可。椿寿无奈，只好这样答道：“大人也在浙江待过，漕帮的积弊，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漕丁有种种花样，譬如说陈漕带私货啰。”


    椿寿的话未完，抚台便一个钉子碰了过来：“天下乌鸦一般黑，各省漕丁都是一样的。”


    “今年略微不同，因为奉旨筹议南漕海运，漕帮不免观望，这也是延误的原因之一。”


    “观望什么？”黄宗汉大声问道，“议办海运是来年新漕之事，跟今年何干？”


    振振有词一问，椿寿语塞，既然来年有此改变之议，漕丁自不免有所瞻顾，以致鼓不起劲来，但身为藩司，署理抚院，这些地方正该督催，否则便是失职，所以椿寿无词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