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em>狄更斯、雨果、卡莱尔、司各特</em>


    十八世纪末发生的那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规模空前，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这场革命距今已近两个世纪，而我们回顾一下就不难发现，无论是法国本国还是其他各国，在严肃文学领域内，类似《双城记》这类涉及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小说，似乎并不多见。仅以法国而论，它本是一个盛产小说的国家，在近一两百年小说发展的繁荣时期，真可谓大家辈出，竞领风骚，早在这场大革命过去不久，就出现了一位以写历史小说而声驰全球的大仲马。他虽也写过一系列以大革命为背景的作品，但那毕竟属于通俗演义，不过是从大时代中采撷繁衍的枝枝叶叶。在法国历史小说中，最易使人与《双城记》发生联想的，或许应该说是雨果的《九三年》。不过《九三年》只选取了新生革命政权扑灭旺代地区反革命武装叛乱这段历史背景；《双城记》故事的时间跨度则长，上可追溯到革命发生前的二十余年，主要部分是革命发生的当时以及随后一两年那些如火如荼的日子。


    狄更斯是一位以反映现实生活见长的小说家，他的作品，不仅是长篇，而且包括中、短篇，绝大多数都是以他所生活的当时当地为背景。


    他的长篇小说，仅有一部《巴纳比·鲁吉》时间设在一七七九——一七八〇年英国清教徒反对罗马天主教统治的高登暴动时期；仅有一部《马丁·瞿述伟》的部分地点设在美国；唯有这部《双城记》，是他既写十八世纪的历史，又写异邦的。


    《双城记》发表于一八五九年，是年作家四十七岁，就狄更斯这位少年成名而且享年只有五十八岁的作家而言，这已可说是他的迟暮之年；在狄更斯的长篇小说中，是倒数第三部（最后一部未完成的《德鲁德疑案》除外）。这又使人联想到了雨果的《九三年》。它也是雨果的晚年之作，又是雨果的最后一部小说作品。这恐怕并非仅仅是偶然的巧合。起码，负有时代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的作家，经历过大半生的探索、追求、呐喊、奋斗，人到晚年，功成名就，继续操一支老练的笔，重新作一番历史的反思，在文学界本不足为奇；再者，雨果又是与狄更斯同时代的作家，狄更斯一八四六年旅居巴黎时，曾受到雨果亲切热情的接待，这两位天才人物的倾心敬慕，出自天然，就文学问题，曾有交流，他们晚年在选择创作题材上，似乎正是灵犀相通。


    按照狄更斯自己在这部的序言中所说，创作《双城记》的念头，始自他作为票友和子女亲友一起演出柯林斯(1)的剧本《冰海深处》期间，那应该主要指一八五七年。由此可见，这部小说的诞生，不是乘作家一时之兴，而是至少经过了三年的酝酿。如果追溯狄更斯的生活和知识积累以及思想发展的历程，我们更可以看出，为了创作这部作品，狄更斯曾有意无意地进行过长期的准备。


    <em>(1) 指英国小说家威尔基·柯林斯（1824—1889），他是狄更斯晚年的好友和创作事业上的合作者。</em>


    狄更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甚至更早发表的特写集《博兹特写集》，就明显表现出揭露和批判的锋芒。在他前期创作《奥列弗·退斯特》、《老古玩店》、《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以至《马丁·瞿述伟》、《董贝父子》、《大卫·考坡菲》等作品的时候，他触及社会尚嫌肤浅，主要是以他所处社会地位最易敏感地觉察到的那些不良现象，诸如贫富悬殊，道德堕，贫民所过的非人生活，妇女儿童所受的蹂躏摧残，等等，随着他在思想上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探索，他的作品逐步深入地触及法律、劳资关系等比较重大的社会问题。他创作后期的《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小杜丽》等，都包含着这类内容。到了创作《双城记》的时期，狄更斯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已经发展到面对整个社会制度的阶段：统治阶级的奢靡暴虐必然导致激烈残酷的报复和社会制度的更换。这既是狄更斯进行历史反思的结论，也是《双城记》的第一主题。


    狄更斯的那篇序言，还提到了卡莱尔和他的《法兰西革命》。在研讨狄更斯及其《双城记》等作品的时候，这确实是不可忽略的作家和著作。卡莱尔（1795—1881）是狄更斯的终身好友，又是忘年之交。他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历史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改革家，在十九世纪中后期更是名噪一时。在一八四〇年的一次演说会上，已经崭露头角的青年小说家狄更斯初识卡莱尔，并受到他那滔滔雄辩的强烈感染。当时，卡莱尔的历史名著《法兰西革命》（1837）还是一部新作，狄更斯自从那次演说会之后，常将这部作品随身携带、反复阅。次年，他就创作并发表了第一部历史小说《巴纳比·鲁吉》。我们将《双城记》与《法兰西革命》加以对照也不难看出，《双城记》不仅在思想上深受卡莱尔及《法兰西革命》的影响，而且小说中反映的历史进程和历史事件，大多也以此为据。无怪英国著名的狄更斯研究者切斯特顿（1874—1936）曾说：在《双城记》中，我们甚至会隐约感到另一位作家的形象或者说是影子，这另一位作家就是托玛斯·卡莱尔(2)。


    <em>(2) 见切斯特顿：《双城记》序言。</em>


    然而狄更斯创作《双城记》还有更加久远的历史文化渊源。虽然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作家，但对英国的文学传统和欧洲的历史文化并不陌生。在他的青少年时代，著名的不列颠博物馆就是他自学的课堂；他儿童时代阅的经典文学作品中，曾对英国以及欧洲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狄更斯自己在中年时代（也是他的创作盛期），还忙中偷闲写过一部《儿童英国史》。


    英法是仅有一道海峡之隔的两个国家，其间最短距离仅为二十余海里。从中古开始，两国间就有频繁往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血统等方面不断交流、渗透、融合，两国作家彼此互写对方的历史故事，更是屡见不鲜。虽然狄更斯由于早年家境贫寒，没有受过当时上流社会青年必经的“旅行教育”（Grand Tour），到欧洲大陆去开阔眼界，增长见闻，但他成名并成为职业作家之后，曾不断旅居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大陆上的国家，在当时被视为世界“时髦”中心的巴黎，狄更斯更是常客。法国的历史、文化、名胜、风习、语言以至巴黎的街道、建筑，狄更斯都曾用心研习，从创作的目的来说，这些也都是必要而有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