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献给少女杨柳.3

    那是一个阴沉的上午，汽车驶在上海灰暗的街道上，黑色的云层覆盖着不多的几幢高楼。车窗外的景象使我内心出现一片无聊的灰瓦屋顶。我尽量让自己明白前去的地方就是小城烟，在中午的时刻我已经摸出钥匙插入寓所的门锁了。因此我此刻坐在汽车里时，无法回避她坐在房间里椅子上的情景。我的心情如干涸的河流一样平静，我的激情已经流失了。我知道自己走入寓所时，她会从椅子上站立起来，但她表达自己情感的方式我没有想象。我会朝她点一点头，别的什么都不会发生。仿佛我并不是离去很久，只是上了一次街。而她也不是才来不久，她似乎已与我相伴了二十年。由于坐车的疲倦，我可能一进屋就躺到床上睡去了。她可能在我睡着时伫立在窗前。一切都将无声无息，我希望这种无声无息能够长久地持续下去。汽车驶出上海以后，我看到了宽广的田野，而黑色的云层在此刻显示了它的无边无际，它们在田野上随意游荡。车窗外阴沉的颜色，使我内心很难明亮起来。


    车内始终摇晃着废品碰撞般的人声。我坐在27号座位上，那是三人的车座。靠窗25号坐着一位穿着藏青色服装的老人，从他那里总飘来些许鱼腥味。中间26号坐着一个来自远方的年轻人，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使我眼前出现一片迎风起舞的青草。我们处于嘈杂之声的围困中。外乡人始终望着车窗外，老人则闭眼沉思。


    汽车在阴沉的上午急驶而去。不久之后进入了金山，然后又驶出了金山。窗边的老人此刻睁开了眼睛，转过脸去看着26座的外乡人，外乡人的脸依旧面对车窗，我不知道他是在看外面的景色，还是看身旁的老人。


    那个时候我听到老人对外乡人说：


    “我叫沈良。”老人的声音在继续下去：“我是从舟山来的。”


    随后他特别强调了一句：“我从出生起，一直没有离开过舟山。此后老人不再说话。尽管不再说话，可老人始终没有放弃刚才交谈的姿态。过了约莫四十分钟，那时候汽车已经接近小城烟了，老人才又说起来。老人此刻的声音与刚才的声音似乎很不相同。他此刻告诉外乡人的，是一桩几十年前的旧事——一九四九年初，一个名叫谭良的国民党军官，指挥工兵排在小城烟埋下了十颗定时炸弹。老人的叙述如一条自由延伸的公路那么漫长，他的声音在那桩漫长的往事里慢慢走去。直到小城烟在车窗里隐约可见时，他才蓦然终止无尽的叙述。他的目光转向了窗外。


    汽车驶进了小城烟的车站。我们三个人是最后走出车站的旅客。那时候车站外站着几个接站的人。有两个男人在抽烟，一个女人正与一个骑车过去的男人打招呼。我们一起走出了车站，我们大约共同走了二十来米远，这时老人站住了脚。他站在那里十分古怪地看起了小城。我和外乡人继续往前走，后来外乡人向一个站在路旁像是等人的年轻女子打听什么，于是我就一个人往前走去。


    很久以后，当我重新回想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夜晚开始的往事时，那少女的形象便会栩栩如生地来到眼前。当初所有的情景，在后来的回想里显得十分真实。以至使我越来越相信自己生活里确曾出现过一位少女，而不是在想象中出现。同时我也清晰地意识到这些都发生在过去，现在我仍然一无所有。我又恢复了更早些时候的生活。我几乎天天夜晚到住宅区去沐浴窗帘之光。略有不同的是，我在白昼也会大胆地游荡在众人所有的街道上。那时候我已不感到别人向我微笑时的危险，况且也没人向我微笑。


    在我微薄的记忆里，有关少女的片断，只是从五月八日开始到那次不幸的车祸。车祸以后的情节，在我后来的回忆里化成了几个没有月光的黑夜。我现在走在街道上的心情，很像一个亡妻的男人的心情。随着时间流逝，我开始相信曾经有过的那位妻子，在很久以前死去了。


    后来有一天，我十分偶然地看到了一张泛黄的纸。纸上写着：杨柳，曲尺胡同26号。


    那天我坐在写字台旁的椅子上，完全是由于无法解释的理由，我打开了多年来不曾翻弄过的抽屉，我从里面看到了这张纸。纸上写着的字向我暗示了一桩模糊了的往事，我陷入了一片空洞的沉思。我的眼睛注视着窗外的阳光。我把此刻的阳光和残留在记忆里的所有阳光都联结起来。其结果使我注意到了一个鲜艳的花坛旁的阳光。一个护士在那次阳光里向我走来，她的嘴唇在阳光里活动时很美妙。她告诉了我一个名叫杨柳的少女的某些事情。这张纸所暗示的含义，在此刻已经完全清晰了。这张泛黄的纸在此刻出现，显然是为了提示我。多年前我在上海那家医院收费处写下这些字时，并不知道自己内心的想法，完全是机械的行为。直到现在，它的出现使我明白了自己当初的举动。因此在我离开此刻寓所窗前的阳光，进入街道上的阳光时，我十分清楚自己走向何处。


    曲尺胡同26号的黑漆大门已经斑斑驳驳。我敲响大门时，听到了油漆震落下去的简单声响。这种声响断断续续持续了好一会，才从里面传来犹豫的脚步声。大门发出了一声衰老的长音后，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站在了我的面前。他看到我时脸上流露了吃惊的神色。


    我为自己的冒昧羞愧不已。


    然而他却说：“进来吧。”


    他好像早就认识我了，只是没有料到此刻我会如此出现。


    我问他：“你是杨柳的父亲？”


    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进来吧。”


    我随他进了门，我们走过一个长满青苔的天井后，进入了朝南的厢房。厢房里摆着几把老式的椅子，我选择了靠窗的椅子坐下，坐下时感到很潮湿。他现在以相识很久的目光看着我。那是一个十分平静的男人，刚才开门时他已经显示了这一点。他的平静有助于我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来意。


    我说：“你女儿——”


    我努力回想起当初在花坛旁护士活动的嘴唇，然后我继续说：“你女儿在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四日死去的？”


    他说：“是的。”“那时候我正躺在上海那家医院的手术台上，和你女儿死去的同一家医院。”我这样告诉他。我希望他的平静能够再保持五分钟，那么我就可以从车祸说起，说到他女儿临终前献出眼球，以及我那次成功的角膜移植手术。


    然而他却没有让我说下去，他说，“我女儿没有去过上海，她一生十七年里，一次都没有去过上海。”


    我无法掩盖此刻的迷惑，我知道自己望着他的目光里充满了怀疑。他仍然平静地看着我，接着说：“但她确实是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四日死去的。”


    那个炎热的中午使我难以忘记，他和杨柳坐在天井里吃完了午饭。杨柳告诉他：“我很疲倦。”他看到女儿的脸色有些苍白，便让她去睡一会。


    女儿神思恍惚地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向卧室。事实上她神思恍惚已经由来已久，所以当初女儿摇晃走去时他并没有特别在意，只是内心有些疼爱。


    杨柳走入卧室以后，隔着窗户对他说：


    “三点半叫醒我。”他答应了一声，接着似乎听到女儿自言自语道：“我怕睡下去以后会醒不过来。”他没有重视这句话。直到后来，他重新想起女儿一生里与他说的最后这句话时，才开始感到此话暗示了什么。女儿的声音在当初的时候就已经显得虚无缥缈。


    那个中午他没有午睡，他一直坐在天井里看报纸。在三点半来到的时候，他进入了她的卧室，那时她刚刚死去不久。


    他用手指着我对面的一个房间，说：“杨柳就死在这间卧室里。”我无法不相信这一点。一个丧失女儿的父亲不会在这一点上随便与人开玩笑。我这样认为。


    他沉默了良久后问我：“你想去看看杨柳的卧室吗？”


    他这话使我吃了一惊，但我还是表示自己有这样的愿望。


    然后我们一起走入了杨柳的卧室。她的卧室很灰暗，我看到那种青草颜色的窗帘紧闭着。他拉亮了电灯。


    我看到床前有两只镜框。一只里面是一张彩色像片，一个少女的头像。另一只里是一个年轻男子的铅笔画。我走到彩色像片旁，我蓦然发现这个少女就是多年前五月八日来到我内心的少女。我长久地注视着这位彩色的少女。多年前我在寓所里她显露自己形象的情景，和此刻的情景重叠在一起。于是我再次感到自己的往事十分真实。


    这时候他问：“你看到我女儿的目光吗？”


    我点了点头。我看到了自己死去妻子的眼睛。


    他又问：“你不感到她的目光和你的很像？”


    我没有听清这句话。于是他似乎有些歉意地说：“像片上的目光可能是模糊了一些。”然后他似乎是为了弥补一下，便指着那张铅笔画像告诉我：“很久以前了，那时候杨柳还活着。有一天她突然想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男子，这个男子她以前从未见过。可是在后来，他却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她的想象里，她就用铅笔画下了他的像。”他有关铅笔画的讲述，使我感到与自己的往事十分接近。因此我的目光立刻离开彩色的少女，停留在铅笔画上。可我看到的并不是自己，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


    他在送我出门时，告诉我：“事实上，我早就注意你了，你住在一间临河的平房里。你的目光和我女儿的目光完全一样。”


    离开曲尺胡同26号以后，我突然感到自己刚才的经历似乎是一桩遥远的往事。那个五十多岁男人的声音在此刻回想起来也恍若隔世。因此在我离开彩色少女时，并没有表现出激动不已。刚才的一切好像是一桩往事的重复，如同我坐在寓所的窗前，回忆五月八日夜晚的情景一样。不同的是增加了一扇黑漆斑驳的大门，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和两只镜框。我的妻子在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四日死去了，我心里重复着这句陈旧的话语往前走去。我走上河边的街道时，注意到一个迎面走来的年轻男子。他穿着的黑色夹克，在阳光里有一种古怪鲜艳。我不知道自己为何如此关注他。我看着他走入了一间临河的平房，不久之后又走了出来。他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和一叠白纸，沿着河岸的石阶走下去，走入了桥洞。


    由于某种我自己都无法解释的理由，我也走下了河岸。那时候他已经坐在桥洞里了。他看着我走去，他没有表示丝毫的反对，因此我就走入了桥洞。他拿开几张放在地上的白纸。我就在那地方坐下。我看到那几张白纸上都画满了错综复杂的线条。我们的交谈是一分钟以后开始的。那时他也许知道我能够安静地听完他冗长的讲述，所以他就说了。


    “一九四九年初，一个名叫谭良的国民党军官，用一种变化多端的几何图形，在小城烟埋下了十颗定时炸弹。”


    他的讲述从一九四九年起一直延伸到现在。其间有九颗炸弹先后爆炸。他告诉我：


    “还有最后一颗炸弹没有爆炸。”


    他拿起那几张白纸，继续说：“这颗炸弹此刻埋在十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现在影剧院九排三座下面。他说：“那个座位有些破了，里面的弹簧已经显露出来。”下面九个地方分别是：银行大门的中央、通往住宅区的十字路口、货运码头的吊车旁、医院太平间（他认为这颗炸弹最没有意思）、百货商店门口第二棵梧桐树、机械厂宿舍楼102室的厨房里、汽车站外十六米处的公路下、曲尺胡同57号门前、工会俱乐部舞厅右侧第五扇窗下。在他冗长的讲述完成以后，我问他：


    “这么说在小城里有十颗炸弹？”


    “是的。”他点点头。“而且它们随时都会爆炸。”


    现在我终于明白自己刚才为何会如此关注他，由于那种关注才使我此刻坐在了这里。因他使我想起杨柳卧室里的铅笔画，画像上的人现在就坐在我对面。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