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福瑞

    大会结束后，已到了下班的时间，别的人都纷纷回家，黄福瑞却返到办公室，关起门来一个人望壁独坐。


    他觉得心里很乱，说不清是高兴，是难受，是激动，还是焦虑。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今天下午的事，来得太突然，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需要静下来好好地想一想。


    “太城该发生惊人的大事件才好。”最近两三年黄福瑞一直有这个想法。这是没有法子的想法，是听天由命又希望能开善目的一种想法。刚当上县长那两年，他可不像现在这样悲观。当时他很自信，雄心勃勃地想干一番事业。为了实现自己的夙愿，他历尽艰辛，又是*调查研究，义是东跑西颠地考察项目，又是上下左右找支持，拉资金，整天忙得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可是结果事与愿违。他的助手及其一帮人，跟他想的完全不是一码事。他们利用工作谋私利，送人情，拉关系，找靠山，营造个人的势力范围。企业一个个建成了，窟窿也一个个拉下了。他们既发了财，又扩充了势力，又交了一大批上下左右的朋友，为他们说话，给他们撑腰，一个个红光满面，活得好**。却把那一个沉似一个的包袱，甩过来让他背着。他生气，发脾气。他们当着他的面，点头哈腰，陪着笑脸，只说是是是。一背过他，根本不理他那一套，该干什么还于什么，好酒照喝，麻将照搓。开始只限于企业，后来别的部门也是如此了。他叫干的事，他们愿干，当然都能干成，如果他们不愿干，就是这困难那问题，反正到末了也干不成。他堂堂一个县长，那里受得了这份子气，因此决定换干部。但是他推荐的人，一考察全是一大堆问题，没有一个够条件的。他认为不称职的干部，便是一点儿毛病也考察不出来。他作为县委的一个副书记，在人事问题上又没有拍板定局势的权力，弄得他只能干生气，一点脾气也役有了。记得让他当副县长那阵子，他死活不想当，因为他祖宗八代都是为民的，他从骨血里一点官欲都没有，他只想自己学的知识在工厂里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可他这个时候，真想当那个县委书记。加之，全区跟他一起当县长的几个人都已当了书记，唯独他没有当，就好像他不行，他犯了什么错误似的。但地区不让他当。不当就不当吧，他把希望寄托给新来的书记。按说，先后新来的那三个书记，都不是稀泥软蛋，都是有魄力，有心计，有能力的人。他看得出来，他们都有改变太城局势的决心。然而，他们几乎都还没有干出什么来，就都匆匆地下台了。这使他认识到，即便让他当了书记，也不一定能怎么着。或许反而招来大祸，落个不明不白的免职也保不准。他因此害怕了，因此改变了策略，学着世故一些，圆滑一些，不再叫真，不再得罪谁，想着快一点离开太城，争取在地区有个适当的安排，面子上过得去，后半生有个依靠的单位就行了。想是这样想定了，憋在肚子里的那股子气，还是时不时地在攻他那做人的尊严。有时他憋不住，想跑到上面去告状，硬是被老婆孩子拉住劝住。他们说，你告人家有什么凭证？没有凭证，不是诬告？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想也是，自己确实不掌握他们的证据。他相信，如果不是他们伙里人站出来，即便上面信任他，派人来查，也绝对查不出任何证据来。这个已经有验证了。过去也有人告过，上面也派人来查过，末了非但没有查出他们什么，反而查证出了告状人的问题，其中还有一个人了狱。他毕竟是年过五十的人了，不愿去冒那个险。过去他看历史书和历史戏剧，见几个奸臣当道的时候，那么多的忠臣硬是束手无策地被奸臣们一个个杀掉，总觉得那些忠臣们太窝囊，太无能。现在他才理解那是怎么回事了。所以，他常常无可奈何地空想，希望有惊人的大事件发生，比如来一场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运动，把那些坑害人民群众的恶鬼们统统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痛痛快快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彻底革命。或者，来一场瘟疫，专染那些吸血鬼，让太城死上几十人，几百人。那么，今天下午发生在广场上的事，究竟算是怎么一回事呢？


    黄福瑞不能不承认今天下午发生在广场上的事，确有惊人之处。对于栗宝山的到来，他本不抱什么希望。所以，那天栗宝山找他谈话时，他只客观的正面的介绍工作情况，一句也不涉及人的问题。当栗宝山打问到银俊雅时，他不表任何态度，轻轻一句绕过去。当时他从栗宝山的口气里听出好像对银俊雅怀着深重的抵触，好像要对她采取什么惩治的措施，心里很不安，很为栗宝山担心。但不便说出口。对银俊雅本人，他有他的看法，有他的一个大约的估计。他认为银俊雅肯定有作风问题，肯定是潭祸水。只是和那三位书记好像不大可能，起码没有那么邪乎。有人说银俊雅和贾大亮他们是一伙。他有时信，有时不信，常常半信半疑。银俊雅曾经给他打过好几次电话，他都及时挂掉了。他认为他在这个问题上做得是对的。他觉得这可能是他虽然受气却没有倒下来的一个原因。现在他弄不明白的是，一天以前，栗宝山对银俊雅还是那个态度，时隔一天，跟她谈了半天话，竟然变了一百八十度，召开万人大会给她平反。幸亏那天他没有顺势表态，否则不把自己装进去了。究竟是银俊雅把栗宝山降服了，还是采宝山另有说法，他猜不出，估不透。但有一点他清楚，这件事在太城县绝对是破天荒的，是谁也不曾想到的。虽然不像他设想过的那样的惊人事件，可也确实让人震惊。栗宝山竟然把那种见不得人，只能私下里议论的事，堂而皇之地拿到万人大会上去讲，讲得还是那样正而八经，入情入理，使全场上的人为他鼓掌。想想会场上的气氛，再想想贾大亮他们当时的表情，尽管他们也跟着鼓掌，可他凭着潜意识知道，他们不高兴，他们在琢磨着对策。而坐在台下的银俊雅则是一副得意的表情。这或许说明，她跟他们不可能是一起的，起码就这个问题而言。那么，银俊雅是否跟栗宝山达成了某种协议，要一起来对付贾大亮一伙呢？如果真是那样，他自然高兴。可他又担心采宝山要失败。栗宝山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厉害。何况，怎么能相信银俊雅这样的人呢？他思前想后，没有一个满意的结论，没有一个准确的主意。


    电话吱啦啦一阵尖叫。


    黄福瑞看看电话，不去接。因为他断定电话是家里打来的，不是老伴就是儿子闺女，他们等他吃饭，等他又一次进行那没完没了的势均力敌的劝说。他嫌他们麻烦。尤其这个时候，他最愿意一个人待着，一个人慢慢地消化那些烦心的事。


    电话还是不住地叫。他不接，也无法安静，索性拿起来，一听是儿子顺德的声音，把电话扔到一边，任凭儿子怎么呼唤，也不答理。可是他没想到，不一会，儿子来敲他的门了。为了不引起外人的注意，他只好开门让儿子进来。


    顺德是黄福瑞心上的一块病。想当初，他对这个儿子抱着很大的希望，希望儿子比他强，学习好，品德优，上大学，搞学问，有造就，能够给他争一口气。不料，儿子不但学习差，还染上不少坏毛病，抽烟，酗酒，论哥们，玩世不恭，没有是非地赞赏和追逐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因为忙于工作，当黄福瑞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尽管又是苦口婆心地教育，又是体罚抽打，大动干戈，费了很大的心气，无奈儿子非但依然我行我素，还时时顶撞他，气得他几次差点死去。到了临近高考的时候，依儿子的学习成绩，是一丝一毫的希望也没有。母亲为了给儿子弄个学校上，要他给想办法，或者走定向，或者走代培。他不愿为了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损坏自己的名誉，一口回绝了。可他想不到，他老婆竟然背着他去找贾大亮。这一找，贾大亮就给把这事办成了。直到儿子上了师范专科学校，他才知道。气得他踹脚打老婆，要把儿子叫回来。却经不住亲戚朋友劝，只好任其如此。儿子还是得寸进尺，毕业后不愿当教员，要求改行。他母亲怕再惹丈夫生气，不肯去活动。儿子就直接找了贾大亮，结果改行安排到了人民银行。黄福瑞知道后，要贾大亮纠正。贾大亮嘴上答应着纠，却迟迟不动，有意拖着，儿子则天天跟他闹，甚至动手打了他。就这样不了了之。这是黄福瑞最觉得抬不起头来的一件事，也是他落在贾大亮手里的唯一的一个把柄。


    “你不回家，不接电话，一个人在这里发哪门子神经呢？”顺德一进门就用驯斥的口气对他的父亲说。在他看来，他的这个父亲是最窝囊、最无能、最没有人情味儿的老古板。


    “你来干什么？”黄福瑞忍不住地训斥这个不肖的儿子。


    “干什么，叫你回去！”儿子的声音比他还大，而且向他瞪起大眼珠。


    黄福瑞最怕人家听见儿子跟他四架。他不得不咽下一口气，一边关门，一边放低了声音说：“有什么事呢？”


    “叫你回去吃饭。”


    “我不饿，不想吃。你们回去吃吧。”


    “不想吃也得回去，我妈还有话要对你说。”


    “你回去告诉你妈，我这里有点事，待一会再回去。”


    “有什么事？是不是对下午的会不满意？我看人家姓栗的书记讲得蛮好，为什么要把人家的私生活看得那样严重，弄得满城风雨？人家爱跟谁好跟谁好，管得着吗？吃饱了撑的啦？要我说……”


    “你给我住口！”黄福瑞一半是训斥，一半是乞求。他最怕儿子在这方面给他捅漏子，如果让外人听见了，会怀疑他如何如何。儿子却不管这一套，专拣老子最疼的地方掐，用以治服老子，求得他的胜利。他见老子着了急，害了怕，更是提高了声音说：


    “为什么让我住口？你害怕什么呢？你不是共产党人吗？


    有什么惧怕的？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如果对下午的会有意见，干吗不公开讲出来？于吗要这样唯唯诺诺，一个人钻在这里，连饭也不吃，自个儿熬煎自个儿？你不觉得活得太累吗？”


    “你！你尽胡说些什么？”黄福瑞又急又气，真恨不得去堵上他的嘴。


    顺德却得意地笑着说：“行了，看把你吓得。真亏你还是个县长呢。别废话了，快走。再要不走，我就到大街上去嚷，说我的老子不同意给银俊雅平反，反对新来的县委书记。”他说着走过去把门开了。


    黄福瑞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顾全大局，听令于不肖儿子的摆布。他出了门，让儿子先走。儿子还是坚持走在后边。到了这种时候，他还能有什么办法？于是，他在前面走，儿子在后面跟着，就像押着一个俘虏似的。这样的情况，已有好多次了。每到这种时候，他就非常难过地想，自己到底在前世造了什么罪，为什么会遇上这样一个孽仔！如果没有这个孽仔，或许他在工作上不会像现在这样憋气。


    一进家门，女儿顺意根本不管他吃饭不吃饭的事，首先拉他到自己的房里，说她所关心的事。


    两个孩子比较起来，顺意还让黄福瑞感到比较满意。她虽然学习不算很好，但品行没有什么问题，也知道尊敬父母。初中毕业以后，她说她考上大学的希望不大，也没有那个雄心壮志，使考了个商业中专，回来后在商业局上班。只是在地区上学时，和一个男同学相好，那男同学家在市里，分在地直一个单位上班，他提出，只有她调到市里去，他们两人的事才好定夺。顺意为了调动，跑过市里好多次，都因种种困难，未能成功。后来知道父亲有调地区的意向，一下思想开窍，高兴得不得了。可是，母亲不愿离开故土，父亲调动的决向很被动，从来不去找一找，活动活动，总在那里等着组织决定。为了说服母亲和父亲，她几乎天天都在做他们的工作，遇上有说服力的事，更是抓住不放。今天正是如此。


    顺意拉父亲坐下说：“爸，这回你该下决心了吧？今天下午的会，再明白不过了。从前有人说，银俊雅跟那帮子人是一伙，使美人计害书记，撵书记们走，好让他们的人上台执政。新来的书记开万人大会给银俊雅平反。实际也是给贾大亮他们平反，说明他们过去什么问题也没有。这不是明摆着说明栗宝山信任贾大亮他们吗。他们现在的策略正是要取信新书记，挤你走，取你而代之。你还不来个识时务，主动让贤，在市里头谋个好位子，等什么呢？”


    黄福瑞苦笑一下说：“你看你都想到那儿去了。”


    “怎么，我说得不对？”顺意不高兴地问她的爸爸。


    “当然不对，你就爱事事跟你那个意愿联系起来。”黄福瑞在女儿面前显得又亲切又愉快。


    “怎么不对，你给我说说。”顺意拉着父亲的胳膊，撒娇地说。


    黄福瑞从来不把自己在政治旋涡里的思想告诉给子女。


    而且不许他们随便乱说，防止别人误以为是他的看法。即使对老婆，也有很多很多的保留。所以，他给女儿的回答还是那句老话：“行了，知道不对就行了，不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你的事老爸会考虑的。”


    “又是那一套。”顺意知道再追问也没有用，只好还说自己的理：“爸，你不要总觉得自己想的对，你应当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我以为我的分析绝对没有错。你想想……”


    “行了行了！”黄福瑞的老婆焦翠凤这时候推开门，打断女儿的话，“快让你爸吃饭吧。”


    “好好好，爸爸先吃饭，我去给爸爸弄。”顺意笑一笑站起来。


    “我早就弄好了。”她母亲说。


    “那好，爸，走吧，快去吃。”顺意扶黄福瑞起来，到了饭厅，四个热菜两个凉菜，一碗稀粥和两片馒头已在餐桌上放好。黄福瑞知道他们已经吃过，便在餐桌前坐了下来。这时候儿子早已出去，老婆和女儿在旁边陪着他，使他感到家庭里的一点温馨，先前那忧虑和气愤暂时退居三舍，胃口好像也有了。


    顺意在一旁看着看着，憋不住又说道：“爸，那个栗宝山书记挺有意思的，经他那么一讲，不相信的人也愿意听，好有鼓动性呢。他这一手好厉害，你说是不是？”


    黄福瑞嘴里嚼着饭，心里又盘算起那些不明不白的事，没有听见女儿问他的话。


    “爸……”顺意要叫醒爸爸，被她母亲扯了一把。母亲用眼睛对她说：“别再扰乱你爸了，还不让你爸吃个省心的饭。”随后，她走过去拍一下男人的肩膀说：“快吃饭吧，别再费那些没有用的脑筋了。什么官呀位呀是呀非呀的，全没有用。身体好，我看比什么都强。你要听我的话，早把那个芝麻官辞了，当个老百姓有多好。住在这个小县城里，什么心也不用操，环境又好，人又熟，工资不多也不少，够花的了。别管他这个那个的，省得我整天为你操心。”


    顺意听了接上说：“妈你可真是的，不叫我说，你倒说了这么些。我尽不爱听你那不动窝的守旧宣传了。”


    焦翠凤是土生土长的太城人。他们家祖辈都是种地的，到父亲赶上了好时光，县里建农机修造厂征用了他们种的地，父亲因此当上了工人。黄福瑞一九七零中学毕业分配到农机修造厂劳动锻炼，正和焦翠凤的父亲在一个车间。她父亲见黄福瑞人又老实，又有学问，便把女儿许配给了他。焦翠凤跟他们家里的人一样，实诚，厚道，勤快，简朴，生活上最容易满足。虽然文化不高，连初中也没有上完，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但由于她的那些优点，黄福瑞感到跟她过得还算幸福。开始那几年，焦翠凤见当领导的女人都调好工作，也向黄福瑞提出来过。黄怕影响不好，没有答应。后来她也就不再提了，觉得当个售货员也不错了，何必再劳那个神，还给丈夫加负担。再后来，百货公司的领导以工作需要把她调到了办公室，让她看电话，搞收发，她更觉得没有再提换工作的必要了。这些年来，尽管黄福瑞把的很严，从不答应给亲戚朋友办什么事，但黄福瑞毕竟是县上的主要领导，别人不看僧面看佛面，加上焦翠凤暗地里鼓鼓捣捣，她娘家及其亲戚朋友们也办成了一些事，诸如上个户口呀，当个合同工临时工呀等等。因此，感激她的人一大片再加上从小生长在这块土地上，对这里本来就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她觉得太城县比什么地方都好。那年她进了一趟市，回来病了好几天。她说，一到市里那个地方，到处是楼，到处是人，到处是车，憋得要死，烦得要命，一天也不想再待下去。从那以后，她下了决心不往市里去。因此，一直主张不动窝。对女儿想鼓动她父亲调地区很反对，这时又顶女儿说：


    “不爱听，谁让你听了？我是给你爸爸说，又不是给你说。我知道了，你想调，我不拦着，我也管不了。你爸爸的事，不用你来管。”


    “我要管，偏要管。”女儿顺意很生气地顶过去。


    “我就不叫你管！”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不要再吵好不好？”黄福瑞见她们母女两又争执起来，很恼火地打断她们的话，两个人见他发了火，便不再争执下去。在这个问题上，她们母女两坚持的原则是一样的：只要是老头子真生了气，她们绝对不再说什么；保护老头子的健康是最最重要的。


    黄福瑞每到这个时候，都感到家庭的那一种特殊的温馨，所以他的气也就很快地消了。不过，他没有再说什么，也没有再想什么，匆匆地吃完了饭，躲到那边的屋子里一个人去想。


    这边，焦翠凤和顺意在黄福瑞离去之后，少不了又争执了一会。不过，她们说话的声音很小，两个人谁也没有真动气。这已是好几年的惯例了。


    过了一会，有人敲门。


    顺意打开门一看，是强毅。


    “你爸在家吧？”强毅问。


    “他不在。”顺意笑答。


    “又在骗我。”强毅看一眼顺意，径直走了进来。


    顺意不拦，也不说什么，把门关上了。


    强毅推开黄福瑞待的那个屋子的门，进去了。


    黄福瑞见是强毅，指指旁边的沙发，让他坐下，自己继续低下头来抽烟。


    强毅是黄福瑞比较看得上眼、也比较信得过的一个人。


    他刚满四十岁，年富力强，为人正直，公道，善于联系群众，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本来是人事劳动局局长的合适人选。黄福瑞也作了推荐。但贾大亮想用他圈里的人，暗地里做手脚，写黑信反映他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结果，秦会林当了局长，他还是副局长。尽管这样，强毅也不抱怨黄福瑞软弱无能，十分理解黄的处境和难处，依然敬重他，支持他的工作。这使黄福瑞很受感动。正因为这样，他们两人的心靠得比较紧。不过，平时强毅很少跟黄福瑞接近。这也是黄福瑞比较满意的地方。今天，他找上门来，是很少见的事。


    黄福瑞知道他准有重要的话要说。从内心里讲，黄很高兴他这时候能来。


    “吃过饭了吗？”强毅坐下后，见黄福瑞只顾问头抽烟，不说什么，只好找句问话打破沉默。


    “吃过了。你也吃了？”黄福瑞搭腔道。同时，抬起头来看一下强毅，把茶几上的半包香烟递过去。


    “吃了。”强毅接住咽，抽出一根来，点燃了。他知道，黄福瑞心里想些什么，是很难让他自己说出来的。他想的，你只能猜，只能通过他的面部表情和只言片语，去判断是否说中了他的心事。所以，他抽了几口烟之后，开始说他要对他说的话——


    “这事总体来看，大概是件好事。银俊雅一直是他们手上的一张牌。他们靠这张牌，打败了对手，也搞散了全县人的心，罪过是不容饶恕的。搞掉他们手中的这张牌，于民有利，也是我们所希望的。原先我们分析，栗宝山可能采取整治银俊雅的办法。结果正好相反。现在细细想来，栗宝山的办法还是比较高明的。他把不便公开的事情公开化。虽然许多人不相信很俊雅清白冤枉，但没有一个人能说出真凭实据。所以给她平反，不会有人反对。在这个基础上，宣明纪律，不准再传此类新闻。这就堵住了它的市场。不仅不会引起银俊雅的抵触，而且保护了前任的领导，给地区争了面子。”


    说到这里，强毅有意停下来，注意观察黄福瑞的神色变化，见他眉间的皮肉松展，接上说：


    “至于说，栗宝山会不会被银俊雅一下子迷了，我看是不大可能的。就算栗宝山一见这个倾城的女人就动心，也绝不会这样做。他比较年轻，肯定把个人前程放在第一位，况且，‘前车覆，后车诫’，他是在连倒三任书记的情况下来赴任的，不会不特别特别地注意这个问题。召开万人大会给银俊雅公开平反，没准是地区的授意。”


    黄福瑞看了强毅一眼。强毅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强毅说：


    “这当然只是一种分析。我是想，栗宝山初来乍到，采取这样大的举动，起码应该给地区打个招呼。”


    黄福瑞一边吐烟，一边不由自主地点了一下头。


    强毅接着说：“不管怎么样，应该说这是件好事。我们的态度当然是支持。这连他们那些人表面上也不能不支持的。至于栗宝山下一步会采取什么策略，现在还看不出来，也猜不透。无非是两条路：一条是跟贾大亮他们妥协，挤走你，让贾大亮当县长，保个平稳，保住自己。这正是贾大亮他们所希望的。一条是找准贾大亮他们的问题，把他们彻底揭露出来。这是我们的希望，人民的希望。但是，要走这一条路也难。”


    黄福瑞听了最后一句话，只是狠狠地抽烟。


    强毅见他心里难受，又解脱他说：“不过，事情总会好起来的，邪恶总归是要失败的，只是个时间问题罢了。时机不成熟，硬碰只能是自己吃亏。这样看来，走也不见得就不好。”


    黄福瑞吐出一口烟雾后，沉思着。


    强毅是一直支持黄福瑞走的。他曾多次向黄分析过走留的利弊，告诉他继续留在太城凶多吉少。黄虽觉得他的分析有道理，但从未表达愿意走的态。这并不是因为老伴不同意，根本原因是他咽不下这口气，不甘心交出县长的椅子，让贾大亮那样的人去坐。强毅见他又陷入沉思，便又劝他说：


    “自古道，大丈夫能伸能曲，好汉报仇十年不晚，我们也没有必要制那个气。既然这里的问题你不便于解决，换个人来解决也是好事。而且，有的时候，正可以以祸得福。如果不是这样，调地区或许是很困难的。虽说黄县长已经过了五十，但还有八九年的干头。要是能安排个合适的职务，还是可以干一番事业的。到时候，我还可以调去，继续在黄县长手下工作，也算有了一个发挥作用的环境。”


    黄福瑞递给强毅一支烟。强毅打着打火机，先给县长点着。


    又传来敲门声，强毅立刻站起来告辞。


    来的是龚泰民。他和强毅在院子里相遇后，彼此点点头，一个匆匆离去，一个进了黄福瑞的屋子。


    龚泰民是八五年机电学院的毕业生，年仅三十五岁，知识渊博，思想解放，敢说敢干，是个难得的人才。黄福瑞在工厂里发现后，把他调到政府办公室，任命为副主任，正准备推荐到计经委挑更重的担子，有人向上写信揭发，说他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经常在下面出言不逊，贬损地区。省，甚至中央的领导。于是一个批示下来，要县里立即将他调出党政机关。黄福瑞哪里顶得住，好说歹说算是保住了他的待遇，调到地方志办公室去当了一个没有什么活可干的副主任。龚泰民为此写过好多上诉材料，要求澄清事实，平反冤案。但无论他怎么申诉，全没有人来理他，弄得他实在没有办法。他敬佩黄福瑞的清正廉洁，也感激黄福瑞对他的器重和保护。他是外地人，平时尽管很想找黄福瑞诉诉心中的不偷快，但为了不给县长惹麻烦，他很少到黄的办公室。到家里今天是头一回。


    “是小龚，快坐下。”黄福瑞见是龚泰民，显出热情，给他让座。


    龚泰民坐到黄福瑞对面的一把椅子上，看了看这位县长，快人快语地说：“黄县长，我觉得今天下午的大会开得很好，让人有回肠荡气之感，不知你感觉如何？”


    黄福瑞面对他看重的这个年轻人，既不能说假话随声附合，又不能把自己复杂的心理说出来，保持沉默吧，龚泰民设下那个问号以后，直直地看着他，非逼他表态不行，没有办法，只好模棱两可地说：“会开得怎么样，各人都有各人的感受，那还用说吗。”


    龚泰民对黄福瑞回避问题的回答，很觉得憋气。但在他尊敬的老领导面前，不好继续追问。不过，他已听出来，黄县长还存着疑义，因此，干脆把自己完整的想法说了出来：


    “黄县长，不管你怎么想，我认为，栗书记今天下午所采取的举动，是正确的举动，聪明的举动，是解决太城县问题的一个开端。从采取这个举动，可以看出，栗宝山是一个有魄力，有心计，有水平的人。有了这样的书记，你这县长不是好办了吗？你应当充分地相信书记，把你所了解的情况无保留地告诉给书记，跟书记团结起来，端掉那些搞阴谋诡计的恶人。”


    黄福瑞用惊讶的眼光看着这个年轻人。他觉得龚泰民还是太年轻了，看问题很简单，不像强毅那样成熟和深沉。可他的勇气令他敬佩。他想，他要跟他换个位，龚泰民或许不会像他现在这样窝囊。在他的记忆里，龚泰民还是第一次把问题挑得这样明白。他有点为他担心，不得不警示他说：


    “小龚，我不能不提醒你，今后在外面说话可不能这样无所顾忌。你要明白，说话是要负责任的，一句话说得不合适，可能要你付出一生的代价，你懂吗？”


    龚泰民笑一笑说：“我当然懂。我在你面前说的一些话，离开你，我肯定不对任何人讲。问题是，我觉得你不应当那样怕。既然处在矛盾的一个方面，既然矛盾要解决，总不能不交锋。何况真理又在你的这一边，有什么可害怕呢？容我直言，正因为你害怕，你软，他们才无所顾忌，才那么硬。


    如果你还抓不住这一次的大好机会，还在那里观望，搞调和，或者谋划着一走了之，都是大错特错的。”


    黄福瑞用有些愠怒有些惊讶的眼光看着龚泰民。龚泰民忽然觉察到自己的语言过头了。他赶快站起来说：


    “对不起，我的话可能惹你生气了。但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希望你能很好考虑考虑。今后如果哪里有用得着我的，请黄县长打个电话，我保证随叫随到。不烦你了，我走了。”龚泰民说完后，匆匆地走了。


    黄福瑞望着龚泰民关上的门，沉思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