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宋以后之佛教

    （一）概说


    自武宗会昌之法难，继以五代之战乱，佛教之气运大衰。宋兴，佛教前途，欣欣向荣，如春花之怒发。盖宋太祖志在振兴文教，其于佛教亦然。建隆元年（960年）六月诏诸路寺院，经后周世宗时所废而未毁者不毁；既毁之寺，所遗留之佛像，亦命保存，且屡令书写金字银字之藏经［释氏稽古略</a>称“开宝元年（968年），敕成都府造金银字之藏经各一藏。”又曰：“帝自用兵平列国，前后凡造金银字佛经数藏。”《佛祖统记》称开宝五年（972年），诏京城名德玄超等，入大内，诵金字大藏经，帝亲临，并赐紫方袍云）。所建之寺颇多。太宗虽信道教，亦未若视佛教之重也。


    开宝四年（971年），太祖遣张从信往盖州（成都）雕《大藏经》，版成于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76年），此实我国《大藏经》版之嚆矢。又印度西域之《僧□梵经》来中土者，陆续不绝；国人之游历外国者亦多；翻译之业，以太宗时为最盛。至当时外人之来华者；太祖时，则有曼殊室利（中天竺人，与沙门建盛同来。）可智、法见、真理、苏葛陀、弥罗等（西天竺人）。太宗时，则有法天、钵纳摩、护罗、法遇（中天竺人）、吉祥（西天竺人）、天息灾（迦湿弥罗人）、施护（乌填曩人，西北印度之一国。）、此诸人中：以天息灾、施护、法天为最著名。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法天三藏始受命来京师；当以此时为译经之始。是年，天息灾（明教大师）、施护（显教大师）、法天（传教大师）、法护等诸三藏亦来，乃于太平兴国寺西，建译经院以居之（后赐名传法院；寺分三堂，中央为译经之所，东为润文之所，西为证义之所）。法进、常谨、清沼等诸人，充笔受缀文之役。是时天息灾定译经仪式，兹据佛祖统记所记者，列之于下：


    于东堂面西，粉布圣坛（作坛以粉饰之）。开四门，各一梵僧主之，持秘密咒七日夜；又设木坛，布圣贤名字轮（坛形正圆，层列佛大土天神名位，环绕其上，如车轮之状）。目曰大法曼拿罗；请圣贤；阿伽沐浴（凡供养之器曰阿伽，此言沐浴之器）。设香华灯水肴果之供；礼拜违旋，所请冥佑，以殄魔障。第一译主，正坐面外，宣传梵文。第二证义，坐其左，与译主评量梵文。第三证文，坐其右，听译主高读梵文，以验差误。第四书</a>字，梵学僧，审听梵文，书成华字。第五笔受，翻梵音成华言。第六缀文，回缀文字，使成句义。第七参译。参考两土文字，使无误。第八刊定，刊削冗长，定取句义。第九润文官，于僧众南向设位，参详润色；僧众日日沐浴，三衣坐具，威仪整肃；所须受用，悉从官给。


    此时所译，皆入藏经。在译经院西偏建印经院；译毕，即在院开雕。又因天息灾等之请选拔惟净以下童子十人，使在译经院习梵学；使译经业不至废绝（惟净未几为笔受赐紫衣，及光梵大师称号；于梵语颇有发明，所译之书亦不少）。太平兴国寺，本名龙兴寺；周世破佛，废为官仓；太祖复之；太宗改今名。


    真宗时，外国僧来华者，与有法护（中天竺摩揭陀人）日称；仁宗时，则有智吉祥；其它则有契丹（辽）国师慈贤，或系摩揭陀人，但不能详耳。徽宗时之金总持，亦有二三译本。以上所举西域印度之人，于传无征者居多。真宗以后，来者尤众；因无关重要，故略之。


    以藏中所存之经考之：法天所译，凡一百余部；以法天名译者。凡四十余部、七十余卷。以法贤</a>（法贤学于中天竺摩揭陀那烂陀寺）名译者，凡七十余部、一百余卷。天息灾（北天竺惹烂（马＋太）罗人，惹烂（马＋太）罗，即迦湿弥罗。）所译，凡十九部、五十九卷。施护所译，凡百十余部、二百三十余卷。所译大小显密化制殆遍，龙树</a>之书尤多。法护（谥普明慈觉传梵大师）所译，凡十二部、一百余卷。我国人惟净等翻译亦不少，惟净所译五部、四十余卷。


    太宗时，吴越王臣服于宋，赞宁</a>随王入朝，赐号通慧大师。著有《高僧传·三集》（三十卷）、《三教圣贤事迹》（一百卷）、《内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学集》（四十九卷）、《僧史略》（三卷）诸书。赞宁在吴越王下，为两浙僧统；入京之后，为左街讲经首座；后又奉命为右街僧录。


    兹就宋世道教言之：太宗集天下道经七千卷，修治删正，写成三千三百三十七卷，赐各宫观。真宗之世选道士十人更详定之，增六百二十卷，共三千九百五十七卷，赐名《宝文统录》；冠以御制之序；此之谓道藏。宋世虽佛道二教并行，但遇有两教相毁訾之书，辄严禁出版；其制止两教之争，颇具苦心。


    宋初以来，佛教之盛，既如上述。其间以天台山家、山外之争，为重要之事件。至于元照</a>之四分律再兴，所受天台影响颇大也。


    宋徽宗</a>时，稍稍排佛；徽宗，北宋末之昏君也；极信道教，敬礼道士徐知常（赐号冲虚先生）；此外，则徐守信、刘混康二人，亦有势力；后林灵素大博信用；帝自称教主道君皇帝（林灵素素称天上有神霄玉清府，长生帝君主宰之；其弟青华帝君，皆玉帝之子，下有左元仙伯以下八百余官；帝即长生大帝君，徽宗信之，故自称道君）。造玉清昭阳宫（后改玉清神霄宫。）；置老子</a>像，自为奉使；改天下之寺曰宫，政院为观，使安置长生青华帝君像；行千道会，每会殆费金数万缗。政和六年（1116年），诏于道箓院烧弃佛经。宣和元年（1119年），改呼佛为大觉金仙，菩萨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尼为女德士，皆使从道教之风（道士与德士，以徽章区别之；道冠有徽章，德士则无）。命德士离寺，使道士入居之；盖徽宗固企图佛教与道教合而为一也。当是时：左街香积院之永道上书谏之；流于道州。翌年（宣和二年（1120年）］，复僧尼形服，去德士等称号，使复为僧。宣和七年（1125年），召还永道、赏其护法念笃，赐名法道；终赐号圆通法济大师。是徽宗排佛之举，为时极短；溯自宣和元年（1119年）正月改佛菩萨号，翌年九月复旧：中间不过年余耳。


    自宋兴以迄于亡，除徽宗稍稍排佛外，累代俱保护佛教，宋时辽起于蒙古；辽衰，金起于满洲；此二国皆自北方，侵入我国本部。西则李元昊（西藏种之一，党项人）。据有河西之地，建西夏国，窥宋西陲。而宋之内部，前则有王安石</a>、司马光</a>等新旧法之争；后则有秦桧</a>、岳飞</a>等和战之江；谋国之论，殊不一致。徽钦而后，困步益艰；终至迁都临安。当是时，元太祖</a>成吉思汗</a>（铁木真</a>，蒙古人）。势颇强盛；自太宗（窝阔台）以至宪宗（蒙哥）。领土日扩；东达朝鲜，西及小亚细亚一部；一军服俄罗斯地，一军进匈牙利，一军侵入德意志之西列西亚，夺我国扬子江以北之地，威力及西藏安南。至世祖忽必烈汗，全灭赵宋，一统华夏，国号曰元。


    元世祖未即位前（即其兄宪宗时代），受命击西藏，即尊信西藏佛教（即喇嘛教）；即位后，甚保护之；元代可谓为喇嘛教时代也。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谓道教书，皆后世伪造；除老子《道德经</a>》而外，所有道藏，皆命烧弃：举凡毁谤佛教、偷窃佛语、贪财利、诳惑百姓之类，悉禁止；并刻石立碑，载其始末。此举实发端于宪宗之时，兹据《佛祖通载</a>》述其次第于下：


    乙卯间“宪宗之五年，宋尚存；当宋理宗宝佑三年，迄至元十八年（1281年），殆为三十年前之事］。道士丘处机</a>李志常</a>等，毁西京天城夫子庙为文城观毁灭释迦佛像、白玉观音、舍利宝塔，谋占梵刹四百八十二所；传袭王浮</a>伪语，老子八十一化图，惑乱臣佐。时少林裕（福裕）长老，率师德诣阙陈奏（焚毁《道藏经》之碑文，载有罽宾大师兰麻、僧统福裕之名）。光朝蒙哥皇帝（宪宗）玉音宣谕，登殿辩对化胡真伪，圣躬临朝亲证；李志常等义堕词屈，奉旨焚伪经（此时论议，帝师发思巴与道士难诘；焚伪经四十五部，亦见于碑文）。罢道为僧者十七人；还佛寺三十七所；党占余寺，流弊益甚。丁巳秋（宪宗七年），少林裕长老复奏；续奉纶旨，伪经再焚；僧复其业者二百三十七所。由乙卯而辛酉，凡九春（辛酉世祖即位之二年）；而其徒窜匿，未悛邪说；诏行屏处，犹妄惊渎圣情；由是至元十八年（1281年）冬，钦奉玉昔，颁降天下，除《道德经》外，其余说谎经文，尽行烧毁；道士爱佛经者为僧，不为僧者，娶妻为民。当是时，江南释教都总统、永福杨大师琏真佳，大弘圣化。自至元二十二（1285年）春，至二十四（1287年）春凡三载，恢复佛寺三十余所；如四圣观者，昔孤山寺也。道士胡提点等，舍邪即正，罢道为僧者，奚啻七八百人云云。


    由是观之：此种争执之大体可知矣。又焚弃道教伪经，宪宗之世，既已行之；其后尚实行数次；考其起因，实由于道教之徒，占领寺院，数侵佛教之范围；如孤山寺者，有名之伽蓝也，其时已化为道观矣。当时之道教，有正一教、真太教、太乙教、三派之别：正一教起自张道陵</a>；其余二派，则始于金之道士：即真太教为刘德仁所唱；太乙教为萧抱真所唱；此等道教，至是皆受极大之打击。《辩伪录</a>》（五卷）载焚毁诸路《伪道藏经》之碑，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祥迈</a>奉世祖敕所撰，专为破斥道教而设也。盖排佛之举，虽复见于明世宗</a>之世；然在我国历史上观之：此次可称道佛二教争执之最后时期矣。


    《佛祖通载》列此焚毁之《道藏经》书目，凡三十九部。又《辩伪录》载僧侣与道士论议者十七人，道士之归佛者十七人，所谓十七僧者：即燕京圆福寺从超、奉福寺德亨、药师院从伦、法宝寺圆胤、资圣寺至温、大名府明津、蓟州甘泉山本琏、上方寺道云、滦州开觉寺祥迈、北京传教寺了询、大名府法华寺庆规、龙门县行育、大都延寿</a>寺道寿、仰山寺律主相睿、资福寺善朗、绛州唯识讲主祖圭、蜀川讲主元一是也。


    元自世祖崩后，历七十余年而亡；盖世祖时代，蒙古极臻隆盛；殆世祖崩，元遂式微。其间喇嘛教，颇蒙保护；因保护之甚，酿成弊害；至于佛教史上，则别无显著之事迹。惟刘秉忠</a>之历史，有足述焉：盖秉忠固助世祖立大功之人也，初蒙古都哈喇和林，世祖之时，移都燕京。建国号曰元；种种制度，多为秉忠所定。秉忠，本禅僧也；先是海云禅师应世祖之召，途次云中：闻秉忠博学多才，偕谒世祖，大合帝意；海云南还，秉忠奉命留侍左右，决大事者三十余年；官光禄大夫太保；死赠仪同三司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秉忠虽位极人臣，尚齐届蔬食，终日澹然，无异平昔。


    明太祖</a>朱元璋</a>，濠州人；少失两亲，入皇觉寺为僧，元末，各地豪杰并起，元璋亦起于濠州；随郭子</a>兴，得其信任；终领其众而大兴；故即位后，颇保护佛教。不独佛教为然，即道儒二教，亦加保护。当时鉴于元末佛教流弊，以为不严重约束佛子之行为，则不得望佛教之兴隆，于是凡欲为僧者，必考试经典，给度牒，不许任意出家；禁僧侣混杂俗人中生活，有带妻者，加以严惩；而鼓励避俗修禅山中者。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敕礼部榜示各条之中，一一举之。其文曰：“凡僧之处于市者，务要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又曰：“僧有妻者，许诸人捶辱之；更索取钱钞，如无钞者，打死勿论。”又出榜文，张挂天下各寺；凡轻慢佛教，骂詈僧侣者处罚。


    又为处理僧侣寺院（道教亦然）计，详定僧官之制；设僧道衙门，置僧录司、道录司，各任其官；品秩甚高，待遇优渥。大理寺卿李仕鲁屡上疏陈僧侣之跋扈，不采；仕鲁辞宫，帝怒而处之以死。兹将其时所设之僧官举之于下（大体依据宋制）。


    僧录司，掌天下僧教事（京师）


    左善世（正六品）


    右善世（正六品）


    左阐教（从六品）


    右阐教（从六品）


    左讲经（正八品）


    右讲经（正八品）


    左觉义（从八品）


    右觉义（从八品）


    此时受僧录司之任命者，则有左善世戒资；右善世宗泐</a>，左阐教智辉，右阐教仲义，左讲经玘太仆，右讲经仁一初，左觉义来复，右觉义宗鬯，此洪武十四年（1381年）所制定者。洪武十一年（1378年）任玘太仆为左讲经；更任溥洽、德瑄、了达三人为僧录司；十二年授仲义为阐教；此皆前所制定者。


    洪武十五年（1382年），任行果为左阐教，任如锦为右觉义，复任西藏星吉监亦为右觉义。其后尚有左善世弘道、左善世夷简等之名。


    各府僧纲司，掌本府僧事。（地方）


    都纲


    各州僧正司，掌本州僧事。（地方）


    僧正


    各县僧会司，掌本县僧事。（地方）


    僧会


    太祖崩，建文帝（惠帝）立；仅五年而有燕王棣靖难之役，燕兵陷金陵，帝遂不知所终。盖太祖监宋用郡县制度，帝室孤立而亡；故封二子樉为秦王（西安），三子棢为晋王（太原），四子棣为燕王（北平）；总封二十五王（皇子二十四人，重孙一人。）于各地，以藩屏皇室；而诸王之力强大，卒招此祸（或谓建文帝投火崩；或谓在逃，不知所之；或谓及事急，开太祖遗筐，有杨应能度牒法农，因编修程济计，遽招溥洽，落发为僧，由水关逃去；称为应能，巡游广西贵州诸寺。英宗正统年间，迎于宫中，号为老佛以寿终。传其还京时途中所作之诗曰：“流落江湖四十秋。归来不觉雪盈头。乾坤有限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影暗。昭阳殿里雨声愁。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燕王棣即太宗（永乐帝）也。使太宗举事者，即禅僧道衍</a>。初太祖后马氏，先太祖崩；太祖甚悲，不再立后葬毕，选各高僧侍诸王，使为母祈冥福。时道衍因左善世宗泐之荐，随侍燕王赴北平，住庆寿寺；劝帝举大事，受命为军师，卒能使帝达其志。帝即位后，衍为左善世，更擢为太子少师，复俗名为姚广孝</a>，不再蓄发娶妻。著《道余录</a>》。死后封荣国公，谥恭靖，亨祀太庙。盖姚广孝之事迹，颇与元刘秉忠相似也。


    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集大德于蒋山，校刻《藏经》，是为南藏；太宗永乐十八年（1420年），复重刻于北平，是为北藏；南北二京，各藏一藏；更刻一藏于石</a>，安置于大石洞。太宗以后，明佛教尚盛；武宗极尚佛教，学经典，通达梵语，自号大庆法王；其护法更无论矣。道教虽亦受累代保护，其势力远在佛教之下。世宗即位，极嫌弃佛教，溺于道教，信道士邵元节，以为真人，使总领道教；又举道士陶仲元；元节官至礼部尚书</a>（死赠少师）；仲文进少保礼部尚书，封恭城伯。嘉靖四十年，使御史姜儆、王大仕等，索天下之箓秘书。道士四方来集者甚多，道教之势极隆。当其即位之初，先毁宫中佛像，凡百九十六座（一万三千斤）；更用赵璜之言，一夜中命破坏京师寺院；悉除禁中佛殿；太庙配祀之姚广孝，则移置于大兴隆寺，力排佛教；后服道士王金等所献丹药而崩。


    宋元明三朝，禅宗在国中最占势力；宋初之天台、元之喇嘛，皆不及也。明代始将禅讲教三者，相提并论。太祖洪武十五年（1382年），礼部榜示：亦有“照得佛寺之设，历代分为三等；曰禅，曰讲，曰教，其禅不立文字，必见性者，方是本宗；讲者，务明诸经旨义；教者，演佛利济之法，消一切现造之业。涤死者宿作之愆，以训世人”等语。其法以禅为第一；以华天诸宗为讲，属第二；以仪式作法，专务祈祷礼拜、忏悔灭罪之道者为教；教似密教（喇嘛教亦属之），属第三。或谓禅、讲、瑜伽，而禅独占佛教首位。


    我国佛教之末期，所应注意者，为诸教融合之倾向；非独天台与禅，或华严与禅，或念佛教与禅，在佛教之内，互相融合：即佛教与儒教，亦有融合之倾向；故佛儒道三教融合论，迄明末而益著。


    自明以后，佛教渐衰；至清代仅尊形式之喇嘛教；虽有遗留名寺，概无足观；惟禅净二宗，仍融合一致，流行于民间；清末学者，多喜研寻佛学；佛教乃有复兴气象。


    （二）天台宗山家山外之争与律宗之再兴


    宋世佛教复盛，所应叙述者，即天台与戒律之再兴是也。盖天台宗，自荆溪灭后，一旦衰颓，三大部至不存于中国。此事载在《佛祖统纪</a>·羲寂传》，兹录之于下：


    初天台教迹，远自安史挺乱，近从会昌焚毁，残编断简，传者无凭；师每痛念，力网罗之；先于金华古藏，仅得净名一疏；吴越忠懿王（钱俶）因览《永嘉集</a>》，有同除四住，此处为齐，若伏无明，三藏即劣之语；以问韶国师（天台德韶参照禅宗系统）；韶云：此是教义，可问天台寂师：王即召师出金门建讲，以问前义；师曰：此出智者妙玄，自唐末丧乱，教籍散毁，故此诸文，多在海外；于是吴越王遗使十人，往日本国，求取教典；既回，为建寺螺溪，扁曰定慧，赐号净光法师云云。


    盖吴越王据《永嘉集》“同除四住”之文，求天台教籍于海外，此天台书籍之所以得再传于中国之故也（四住为见思二惑；见惑，为见一切处住；思惑分为三种：即欲界之思惑曰欲爱住。色无色界之思惑曰色爱住，曰五色爱住；是故四住为二惑；大小乘俱宜除见思二惑，故谓之同除四住皆齐）。但遗使日本之说，于日本历史无征，恐系遗使高丽，而误书日本也。证之《统纪·谛观</a>传》而益信，兹示《谛观传》于下：


    吴越王遣使致书，以五十种宝，往高丽求之；其国令谛观来奉教乘，而智论疏、仁王疏、华严骨目、五百门等，禁不令传；且戒观师，于中国求师问难，若不能答，则夺教文以回；观师既至，闻螺溪善讲授，即往参谒；一见心服，遂礼为师。


    盖天台教籍，乃高丽谛观传至中土者。


    谛观著《四教仪》，世称《谛观录》。《统纪》曰：“尝以所制四教仪藏于箧，人无知者；师留螺溪十年，一日坐亡；后人见故箧放光，开视之，惟此书而已；由是盛传诸方，大为初学发蒙之助云。”义寂</a>以后，天台宗乃有兴复之机，而渐趋于隆盛；兹将荆溪以后，系统大体，示之于下：


    《佛祖统记》有精密系统表；此表但举大略，参考《高僧传·四集》、《释氏稽古略》、《诸嗣宗脉记》等书而作。


    宋初，天台宗有山家、山外之争；然山家山外名称，为自许为天台正统山家派之所取，非公平之称呼；今所以用此称呼者，不过为习惯上便利起见耳。


    山家山外之争，难以概述；为时既久，人数复多；问题关涉种种方面，即同一山外之人，议论亦各不一致；今择其重要者，略举一二焉。世人均谓山外派之说，与华严宗所说教义、观法，大体相近；而山家派则谓山外派之说，未得为纯粹之圆教。例如山家以天台圆教之教理，为平等即差别，差别即平等；而森罗万有，即为平等理性、超绝凡虑不可思议之本体。由此见之：则一切万有诸法，互相融镕无碍，皆是一体绝待。所谓心、色、佛、众生：自表面观之，则区别历然；毕竟皆是互具三千之法；毕竟皆是即空、即假、即中。就心具三千诸法言</a>之；则色亦应具三千；众生亦应具三千；佛亦应具三千；盖三千即三谛，色、心、佛、众生，皆是三谛圆融（三千三谛，应参考第十章。）。由此言之，迷悟善恶，不过由各方面观点不同，加以种种之名；而其性本来无二；此天台所以据之，而有性恶不断、及无情有性、草木成佛诸说也。至山外议论，则先分理事；空中二谛属理，是平等；假谛为事，即差别；差别之法，依无明之缘所起之假相，三千诸法，即指此假谛。而此三千差别之相，皆一心所现；故心为本，色为末，色心不可谓为具三千；三千诸法，共由心出，故得谓为一心具三千；若谓色具三千，则无是理，以上所说者为教理；若就观法上言之；则山家之观心，谓之妄心观；山外之观法，谓之真心观。山家既谓一切万有，皆具三千诸法；任何观境；皆同此三谛圆融之理；但就实际上之便利言之；则观我心为三千三谛，而以观我心为最近便也。迷悟善恶真妄，皆是同一之物；故我除此妄心（即第六识）而外，别无真可求；观介尔之妄心，即为三千三谛；故谓为妄心观。山外则反是；区别真妄，分论理事，观妄心中之理、平等之真如而行之；举凡众生，佛、色、心，皆为三千三谛，任观何法皆同；但与山家就便宜上观心之说异；谓能造能具者，独有此心；心外别无具三千三谛之理；故观心外，别无观法之道；是为真心观之大要也。


    山家山外二派之争，具体事情，始自何人？其所由来，颇极复杂；考其近因，似在荆溪。天台以“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为教义；而心佛众生，皆与三千三谛无违；然就事实言之，观法常以心为主，则明甚。荆溪因与华严宗对抗，故用起信论解释天台教义，既取真如不变随缘之说，势必分不变真如与随缘真如二方面，以区别事理二种。但荆溪为努力发挥天台教义之人，尚未判然为此说；若以传于日本之传教大师之说为真心观；则于其所承之师，如道邃、行满辈，已发其萌芽矣；道邃、行满，为荆溪之亲弟，故山外之说早已存在。


    相传此争，起于慈光寺晤恩；天台大师之作《金光明经</a>玄义》也，有广略二本；晤恩对之作发挥记《释光明玄》，以广本为后世伪作（《金光明经玄义</a>》有广略二本：其最初之释名</a>段，分为教义释、观行释二段者为广本；中无观行释者为略本；山家之人，以广本为智者亲撰；山外之人，以广本为伪造。故观行释，为山家山外妄心真心二观相争之本）。自是之后，光明玄之真伪，议论纷起；故晤恩可谓为二家争端之本。按晤恩之师志因，既以真心说天台之观；故晤恩承之，特志因时尚未彼此相争也。其后灵光洪敏造《金光明玄义记》；孤山智圆</a>作《表微记》（一卷），及《索隐记》（四卷）；而四明之知礼</a>则对之作《拾遗记</a>》二二卷），以敷演宝云之传焉。


    由是观之：武宗会昌以后，天台之教籍散佚，难判真伪；加之讲习教义者中绝，正统之传承不明；故各自逞其所见，终至起山家山外两家之争；然追溯其源，两家固皆有所据也。


    一方对于荆溪之十不二门</a>（据《荆溪妙玄释签》中提出者）又起争端；即奉先寺之源清著《十不二门示珠指》（二卷）、国清寺之宗昱著《十不二门注》（二卷），而唱真心观者是。宗昱为羲寂弟子，其系统出于山家；而议论同于山外；故山家呼为弃阴之异计，斥而属诸山外。《十不二门指要钞</a>》（二卷）、即四明知礼对于源清宗昱而作者也。此后永嘉继齐着指滥，天台元颖造征决，嘉禾子玄出随缘扑，皆责难四明；四明乃撰《二十问》，以祛其蔽，净觉仁岳</a>作《十门折难助》四明以破之；名虽谓为山家山外，实则与山外学者论争者，仅四明知礼一人而已。至山外与四明辩难者，则有梵天庆昭，而孤山智圆实助之。


    四明之兴此争，实因同学宝山善信之请，出《释难扶宗记》、（一卷）、驳晤恩之《光明玄发挥记》，及灵光洪敏奉先源清之《难诃二十条》，以主张《光明玄》广本为真本之说。此（难诃二十条》今佚。惟由是可知四明以前。宝云义通与晤恩洪敏源清等一派相对，其争已起于此时；又宝山善信之使四明答辩，亦由是可推而知也。但义通惟有《光明玄》之赞释，及《光明文句》之备急钞，其实际之相争如何，无由得知。


    自四明释《难扶宗记》一出，庆昭智圆二人以辩讹答之；四明又出《问疑书》，庆昭对之造《答疑书》；四明更造《诘难书》，庆昭又述五义以应之；即《五义书）是；四明更造《问疑书），一年无答，更以《覆问书》促其答；庆昭乃造《释难书》以应答之；四明最后造《十义书</a>》（二卷）、《观心二百问》，以破山外之说；如斯往复辩难五次，经过岁月七年。


    霄川之仁岳（净觉）最初助四明力辟山外之异义；后背四明，自文异义，造《十谏书》以诤之；四明作《解滂书》以斥之；仁岳复作《雪谤书》与四明争；四明中途而逝，遂不复能辩；又四明孙弟扶宗继忠之门有从义（神智）者，著《四教义</a>集解》，反抗山家之说；以上二人：世所称后山外者是也。雪川希最出评谤，反抗仁岳；永嘉处元造《止观义例</a>随释》（六卷），反抗神智，皆与后山外诸说相争者。


    称为天台中兴之祖四明尊者，名知礼；居四明延庆道场，故人以四明呼之；真宗时，赐号法智大师，亦称法智尊者。在宝云门下十年，宝云灭后，盛开讲筵，著述亦多。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殁，寿六十九岁。其著述之重要者：为《观音别行玄义记》（四卷）、《观音别行疏记》（四卷）、《金光明玄义拾遗记》（三卷）、《金光明文句记）（六卷，此书未成而四明殁，其赞佛品，为弟子广智所续）、《观经疏妙宗钞》（三卷，以下五部：称为天台五小部；与三大部共为学天台者之要典）、《十不二门指要钞》（二卷）、《十义书》（三卷）、《观心二百问》（一卷）、《扶宗记》（二卷）、《解谤书》（三卷）、《修忏要旨》、《金光明忏仪》、《大悲忏仪》（以上各一卷）等书。此外尚有石芝所编之《四明教行录》（七卷），为欲知四明之说者，所不可缺之书也。


    有遵式</a>者，与四明齐名，其德尚过之；号称慈云尊者，世人称之曰：“螺溪宝云振于前，四明慈云光其后，”其被推重如此。


    遵式与四明交亲最厚，极推重四明，隐然助之；观其《所作指要钞序文》，可以知其故矣。（嗣法有二十五人）


    四明派之势力。由前所示之系统，略可推知；南屏、广智、神照三家，法流最荣，就中以广智之末为第一。


    四明一派之隆盛，不暇详述；仅略解系统图之大体于下，其它从省；欲知其详，须参考《佛祖统记》等书。


    广智与后山外净觉相争，所著《广智遗编》、《阐幽志》其书现存；弟子继忠编《扶宗集》（五十卷），力明山家正统之说：其弟子草堂，于同门神智主张山外之说，标立异议时，造《义例随释》以抗之，其始末已述于前矣。息庵亦力辟异说，其下有圆辩者，门人众多。《佛祖统纪》曰：“先贤有云：四明中兴天台之道；圆辩中兴四明之宗；盖谓四明之后，有一派为知解之学，近似山外者；而圆辩者出，独能发挥祖意，以起四明；盛矣哉！或谓月堂得观行，止庵得宗旨，一庵雪堂得辩说，皆有师家之一体云。”月堂、止庵、一庵、雪堂、皆圆辩之弟子也。著《佛祖统记之志盘》，即出自此系统，以上所言，盖有暗斥他家之意。月堂著《圆宗解》；月堂门下有柏庭者，出《楞严玄览》、《金刚会解》、《圆觉略说》、《楞伽通义》、《因革论》、《附钞笺要》、《山家绪余集</a>》、《三大部格言》、《简境十策》、《金鈚义解》、《宗教玄述》、《仁王疏记》等书；石芝宗晓</a>编《四明教行录》；又著《乐邦文类</a>》、《法华显应录》诸书；逸堂法登作圆顿宗眼。南屏之学问，至弟子会贤泰初之时，称为南屏家；可见其学风异于他处；慈云之弟子祖韶，评为“碎割法身讹误后学去也；”神照弟子楂庵，谓为“力勉勿传，有醍醐化糟粕，法藏变鬼火之语；”又广智对于《南屏类集》之批评曰：“类集之行，得失相半；得在其纲要，失在味其起尽；”由此可知南屏为类聚的学风，且受诸家种种批评者也；以上评语：载在《佛祖统记》故知志盘对之，亦多少有排斥之意也，南屏弟子从谏，传授天台教义于高丽义天</a>僧统；此南屏家之下，清辩有《顶山记》，景德有《翻译名义集》，慈辩从谏之法流，自车溪经竹庵以至北峑；竹庵著《楞严集解》、《楞严补注》、《盂兰盆经</a>补注》、《金刚通论》、《金刚事说》、《圆觉手鉴》、《竹庵草录》、《山家义苑</a>》；宗印有《金刚新解》、《释弥勒偈》等书；此人在南屏家，号称高足；著《四教仪备释之古云》，著三大部者观之，此大势可以窥知矣。《会元续略》曰：“临济宗自宋季稍盛于江南，阅元而明，人宗大匠，所在都有；而韬光敛瑞，民莫得传；惟是天童、盘山、车溪三派鼎峙，支那学者，依为出世梯航；”要之：明未清初之际，禅宗已无昔日之盛，其系统可寻者，仅天童圆悟、盘山圆修、车溪性冲等三派而已。三人俱明末人，车溪寂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l611年）；天童寂于毅宗崇贞十四年（1641年）；盘山与天童同门，寂于崇祯八年（1635年）；其时代盖相同也。


    圆悟，号密云；宜兴蒋氏子。耕樵为业；年三十，弃家事龙池传和尚。掩关千日；后过铜官山顶，忽觉情与无情，焕然顿现，觅纤毫过患不可得，遂大悟。凡六坐道场，法席最盛；临济之传，称为中兴。时天童古刹久废；悟慨然重兴之。所嘱付弟子十二人。悟有语录十二卷行世。


    圆修，字天隐；荆溪闵氏子。依龙池剃染；参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工候急切，至百余日；偶读楞严至佛叱阿难此非汝心处，默然有省。厥后掩关两载，终日蒲团；正在绝念忘境之际，忽闻驴鸣、豁然大悟。于万历庚申，结茅盘山。渐成大利。门下人材之众，与圆悟相埒。


    同时有憨山大师德清</a>，受禅于云谷法会；叹六祖大师旧址般废，再兴之。其著述颇多；化度至盛［入寂于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兹举其著述之重要者于下：


    《法华经</a>通义》七卷


    《法华经击节》一卷


    《圆觉经</a>直解》二卷


    《大乘起信论</a>疏略纂要》一卷


    《大乘起信论直解》二卷


    《观楞迦经记》十八卷


    《金刚决疑</a>》一卷


    《般若心经直说》一卷


    《肇论</a>略注》二卷


    《八十八祖真影传赞》五卷


    《中庸</a>直指》一卷


    《老子道德经注》二卷


    《庄子</a>内篇注》四卷


    又《憨山梦游集》（五十五卷），乃其门人据《憨山手记》而编辑者，此外尚有《憨山语录》（二十卷）。


    明末高僧，有云栖袾宏；或以为属华严宗；然其一生所宏扬者，多属净土；盖宋明以后，各宗殆无不兼崇念佛也。曾至京师参遍融笑岩二师（天奇本瑞之法孙）。嗣至东昌，途闻鼓声，忽然大悟。因其居杭州云栖［入寂于明熹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故世称云栖大师云。其著述如下：


    《楞严经</a>摸象记》一卷


    《阿弥陀经</a>疏钞》四卷


    《阿弥陀经疏</a>钞事义》一卷


    《阿弥陀经疏钞问辨）一卷


    《四十八问答》一卷


    《净土疑辨</a>》一卷


    《西方发愿文</a>》一卷


    《遗致经论疏节要》一卷


    《禅关策进</a>》二卷


    《梵网菩萨戒疏发隐》七卷


    《沙弥律仪要略》一卷


    《往生集</a>》三卷


    《缁门崇行录</a>》一卷


    《直道录》一卷


    《自知录》一卷


    《山房杂录》二卷


    《云栖遗稿》三卷


    《竹窗随笔</a>》三卷


    《正讹集》一卷


    此外尚有《云栖规约》、《僧训日记》、《戒杀放生文》、《放生仪》等小篇。盖云栖本出于禅，又盛弘念佛，与天台藕益，并称明末二大明星。闻谷大师广印，云栖弟子也；为作塔铭称之曰：“一度弟子，千有余人；得戒弟子，万有余人；”足证其化导之盛。


    紫柏真可</a>大师，亦当时英俊，尝至京师参遍融禅师：后游诸方，历参知识。念《大藏经》卷帙重多，外间不易得见；因改刻方册，俾易流通；命其弟子密藏、幻序，先后任刊刻之事；贮板于径山寂照庵；世所称径山藏是也。闻谷碑铭中，称闻谷慕紫柏事迹，兴寺于其旧址。憨山大师亦颇忻慕之。著有《般若心经说》（一卷）、《般若心经要论》（一卷）、《般若心经直谈》（一卷）、《紫柏老人集》（二十九卷）、《紫柏老人别集》（四卷）等书。其嗣法系统亦不明。


    （五）诸宗融合之倾向


    宋初佛教再兴，汴京中央诸寺，仅有法相宗、南山律宗；禅宗、天台宗，只盛行于江南；其北传也，为时颇后；前已述之。是知法相宗，自为天台宗荆溪大师论破以后，尚借玄奘</a>余力，行于京都；已无学德兼备者，足传于后世；降及元代，历史所传者，惟镇江普照寺之普喜（吉祥禅师）、秦州景福寺之英辨（普觉）、及云岩之志德（佛光大师），称为元初学者而已；又明代有明昱者，唯识宗掉尾之大家也；著有《三十唯识约意》（一卷）、《百法明门论赘言）（一卷）、《观所缘缘论</a>会释》（一卷）、《观所缘缘论释记）（一卷）、《唯识论俗诠》（十卷）、《因明人正理论直疏）（一卷）、《三支比量义钞》（一卷）等书；但自唐武宗会昌法难后，玄奘弟子窥基</a>等所著之论疏，皆遭焚毁，中土失传；明昱殆未寓目；其传承既不详；所说亦多乖玄奘本旨；凡明代人之解释法相者，皆有此误，固不独明昱为然也。


    明代禅、教、讲之区别，恐系宋末以来一般人之说；其教中似含有秘密佛教之仪式；故秘密佛教，在社会方面，颇占一部分势力；但在佛教史上，则无可记之事实。唐末宋初，秘密佛教人材间出，自后即不能窥知矣。


    其仅可记者为讲求学问之华严宗；与实际佛教之念佛宗。但此二者，亦不能谓为纯粹之华严宗，或纯粹之念佛宗；盖此等宗教状态，或受天台之影响；或与禅宗混合而成也。


    华严宗，宋初有长水子璇</a>，即世所称长水大师是也。自澄观</a>大师传圭峰；圭峰传彻微；彻微传海印；海印传法灯；法灯传长水；华严来至此，始复兴盛。相传长水初学华严于秀州洪敏，后闻琅玡慧觉（汾阳善昭之下）。之名，随之学禅。将嗣其法，琅玡谓之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励志扶持，以报佛恩；”乃奉师训，居长水说华严，其徒多及千人。以贤首教义著《首楞严经义疏》（二十卷）、《大乘起信论疏</a>笔削记》等书，知名于世。


    长水之后有净源</a>（其先出泉州晋水，故世称晋水净源）。学华严于五台山承迁（《宗脉记》则以为子璇亦承迁弟子，而以宗密</a>而下，经传奥、从朗、现而至承迁，以承迁亦现之弟子，但承迁之传不详，承迁著有《注金狮子章》一卷，今存）。后亦受教于长水，最后居杭州之南山慧因寺。当是时，华严宗经典，多所散佚，适高丽之义天，来华学佛教，所携华严经</a>典甚多；尝决疑于净源；因此华严宗之书，得复归于中国；义天还高丽后，以《华严经》一百八十卷赠净源；即六十、四十、八十等三译，即世称三大华严也；净源得此，为别建华严阁以藏之；故世亦谓慧因寺为高丽寺；称净源为华严宗之中兴者。著有《妄尽还源观疏钞补解》（一卷）、《原人论</a>发微录》（三卷）；与师会</a>之《一乘教义分齐章复古汜》（六卷）、《焚薪》（二卷）、希迪之《五教章集成记》（一卷）、道亭之《五教章义苑疏》（十卷），称宋四大家。元初有仲华文才（直觉国师）。《佛祖通载》渭其著有《意灯集》、《悬淡详略》、《肇论疏</a>》等书。其弟子有大林了性（弘教大师）。幻堂宝严，京师之大宝积寺之妙文，亦为此宗之达者；明代有别峰大同，本学华严于春谷法师怀古肇公；后参中峰，中峰告之曰：“贤首之宗，日远而日微矣；子之器量，足以张大之；毋久淹乎此也；”遂专弘华严；弟子之嗣法者，分布列刹。著有《天柱稿》、《宝林类编》。同时有占庭善学，受华严于宝觉简公，融会甚深微妙之旨，学者宗之。降及明末，圆镜亦以学华严知名于世。云浪法师恩公，绍天界无极老人之统，承贤首二十三世之系、弘华严于金陵；三演大疏，七讲玄淡，尽得华严法界圆融无碍之旨；弟子分化四方者甚多。观元明之际，此宗学者，似尚不少；或者因其对于华严不能有所发挥，此宗遂渐就衰微乎？未可知也。


    清凉宗密以后，华严颇近禅宗；长水既传琅玡之禅，别峰亦因中峰禅师之言，而弘华严；当时华严与禅之关系，略可推知。又自禅宗言之，法眼宗颇取华严教意，此可谓为取华严入禅者也。是则华严教义，纵存于元明之际，不过与禅相提携，以维持其余势耳（《宗脉记》以为自净源、冲观、师会、心、竹坡、悟、介、琼、南山、华春、谷遇，累代相承，而至别峰大同）。


    念佛宗，宋初以后，流传颇广；但非独立一宗，凡抱天台、华严、乃至禅宗宗旨之人，以期念佛往生，或劝人念佛者；其人甚多，不遑枚举。天台宗之四明三派中，神照一家，颇劝念佛；神照慕古庐山之风，结白莲社而修念佛；其念佛修行之处，阅六七年而为大刹。仁宗时，赐以白莲寺寺号。神照之弟子曰：处咸，曰有严，曰处谦，《佛祖统纪》均有传；《处谦传》曰：“熙宁乙卯（八年）（1075年）四月丙寅，晨兴，沐浴更衣；集众讽普贤行法、阿弥陀经；乃曰：吾得无生日用久矣；今以无生而生净上，即入定寂然；”《有严传》曰：“畜一钵无长物，躬拾薪汲水，食惟三白；毗尼条章轻重等护二十年；专事净业；以安养为故乡；作怀净土诗八章，辞情凄切，人多乐诵；常时所修三昧，多获瑞应；”有严著有《阿弥陀礼文》。左伸，亦神照之弟子，刻西方三圣像，旦夜虔事；临终，请僧讽诵阿弥陀经未彻，即云：我已见佛光矣；遂沐浴更衣，戒左右勿哭，勿逼吾前，称佛结印而化。


    处谦弟子曰净梵，曰择瑛，曰思照，曰行人宗利，俱念佛行者，其传载在《统纪》：《净梵传》载“十岁出家，常念阿弥陀佛。”《择瑛传》载有净土修证仪、阿弥陀佛身金色之偈；又辨西方此土二重观门之相，以劝专修净业者；殁时亦“西向讽弥陀经，卷终而逝。”《思照传》曰：“专修念佛三昧，筑小庵曰德云；后连小阁，为观落日之所；刻三圣像，每夜过半，即起念佛；月二十三日，率道俗击念终其身三十年；一旦语其徒曰：夜梦佛金身丈六，此往生之兆也；请僧七日以助念佛；屈指作印，奄从坐化。”《宗利传》亦云：“于静定中神游净土，见宝池莲花宝林境界；寻诣新城碧沼，专修念佛三昧，经历十年。”在处咸弟子元慧之下者，有了然；其传亦载“集众说法；复大书曰：因念佛力，得归极乐；凡在吾徒，宜当力学；归沐浴更衣，与众同诵阿弥陀经，至西方极乐世界而逝；”等语。以上所举，皆神照家也；其念佛修行之盛可知矣。


    又念佛、天台二宗，关系最为密切；天台之行者，多修念佛，以期往生西方；故不能仅谓为神照家念佛；今不过示其特着之一家而已。此外天台诸家之念佛者，代有其人，不遑枚举；惟石芝宗晓（出于广智家之末，即着乐邦文类、乐邦遗稿</a>者）。与净土教关系最深，故表而出之。


    《释氏稽古略绩集》载元明之际，天台学者绝宗善继、瞽庵显示、无碍普智，皆专修净业，或弘扬之。《诸嗣宗脉记》载竹庵可观之法，传于北峰宗印；北峰之下，有相洲怀坦、剡源觉先、佛光法照</a>等；自佛光经子庭师训出东溟慧日</a>；其下有无碍普智；又自剡源，出云梦泽、佛鉴铦；二人门下各有著名之大师，即虎溪怀则、湛堂性澄是也。瞽庵、绝宗二人，共出湛堂之门。此外明初之蘧庵大枯，为玉冈蒙润之弟子；兼天台、华严之学；著有《弥陀略解》、《净土指归）等书，行于世。


    宋以后，诸宗学者，兼力弘念佛之高僧，当以唐末之永明延寺、宋初之灵芝元照、明末之云栖袾宏、藕益智旭</a>为最著。


    永明延寺，法眼宗之大宗匠也；著《宗镜录</a>》（见前法眼宗下）应吴越忠懿王之请，住灵隐；后迁永明；禅与念佛兼修，夜则往别峰，修行进念佛之法。忠懿王为之建西方香严殿焉。石芝宗晓，在古来净土行者中，选出最著者七人，为莲社之七祖，呼延寺为其第六祖。（第一祖庐山慧远</a>；第二祖光明善导</a>；第三祖般舟承远；第四祖五会法照；五祖新定少康；第六祖永明延寿；第七祖昭庆省常。）


    灵芝元照律师，以天台教义释律；且当时禅宗盛，动逸纲纪；见持守坚固者，反嘲为执相，弊害甚大；遂唱导教、律、禅一致之论；同时以念佛之教，普劝道俗；其翻刻《慈愍三藏文集》也；宗旨有二：一为明慈愍之“教、律、禅”一致为其弘通念佛教之用（《慈愍集》今不存，故内容不明）。


    “长卢宗颐，与当时名胜，盛结莲华净土念佛社；”乃《释氏稽古略》引苇江集中之语，盖在宋哲宗时代与元照同时也；所谓莲花念佛，其慕庐山白莲社之遗风乎。灵芝律师之前，当真宗之世，有圆净法师省常者，慕庐山之风，隐遁西湖之滨，结白莲社修念佛，后改净行社；当是时，入社者甚多；谓与昔时慧远之社媲美而无惭德［省常寂于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其后则有天台神照一如之念佛，慕庐山之风，建白莲寺，修念佛，已如前述。又元照之普劝念佛；同时有给事中冯楫，与贤士大夫，高僧逸士，思继庐山莲社遗风，月修系念净土会；又圆辨道琛法师，所至建每月二十三日之净土系念道场；与禅、律、讲诸宗学者道俗，同修念佛；不期而至者，常逾万人；宋代白莲社念佛之盛，可以知矣。


    明有庐山遍融，后入汴京，盛弘其教；受上下流归向；云栖大师，曾参</a>谒之；遍融告之曰：“不要贪名图利；勿扳缘贵要之门；惟一心办道，老实持戒念佛。”云栖虽亦参笑岩，迹其生平，似颇受遍融之感化。


    云栖大师。于弘通念佛有甚深之因缘，于前举之著述，可以知之。云栖本禅宗之人，其教理之解释，则用华严宗，此盖受其师遍融之影响，《续稽古略》称遍融“证华严三昧，得大解脱法门；”可知其系华严宗人。故云栖判念佛教，谓其在小始终顿圆五教中，正属顿教，面兼通终圆二教也。


    蕅益大师智旭，俗姓钟氏；少好儒，颇斥佛教；十七岁，读《云栖竹窗随笔》，大悔悟；二十四岁，梦受教于憨山，欣然慕之；以道远未能往学；乃依雪岭出家，雪岭，憨山弟子也。盖蕅益本出自禅宗，后拟注《梵网经</a>》，作《四阄问佛》？一曰宗华严、二曰宗天台、三曰宗法相、四曰自立宗，频拈得天台；遂潜心研究天台著述，晚年住灵峰，世称灵峰老人。但蕅益于律、法相、念佛、种种方面，著述颇多；因近世天台学者，与禅宗华严法相，各持门户之见，不能和合；心勿谓然，故决不以一宗学者自居（寂于永历元年）。其著述现存者如下：


    《楞严经玄义</a>》二卷


    《楞迦经玄义》二卷


    《盂兰盆经新疏</a>》一卷


    《占察善恶业报经</a>义疏》四卷《金刚般若经观心释》一卷


    《法华经会义）十六卷


    《佛遗教经解》一卷


    《八大人觉经</a>略解》一卷


    《梵网经菩萨心地品合注</a>》七卷


    《楞严经文句</a>》十卷


    《楞迦经义疏》九卷


    《占察善恶业报经玄义</a>》二卷《金刚般若经破空论》一卷


    《般若心经释要》一卷


    《法华经纶贯》一卷


    《四十二章经</a>解》一卷


    《阿弥陀经要解</a>》一卷


    《梵网戒本经笺要》一卷


    《梵纲经菩萨心地品玄义》一卷


    《四分律大小持戒犍度略释》一卷


    《斋经科注》一卷


    《优婆塞五戒相经笺要》一卷


    《羯摩文释》一卷


    《在家律要后集》三卷


    《律要后集》一卷


    《梵网经忏悔行法</a>》一卷


    《毗尼事义集要》十七卷


    《沙弥十戒威仪录要》一卷


    《大乘起信论裂网疏</a>》六卷


    《唯识心要》十卷


    《三十唯识直解》一卷


    《大乘百法明门论</a>直解》一卷《观所缘缘论直解》一卷


    《观所缘缘论释直解》一卷


    《因明入正理论</a>直解》一卷


    《大乘止观法门</a>释要</a>》六卷


    《八识规矩颂直解）一卷


    《唐奘师真唯识量略解》一卷《六离合释法式略解》一卷


    《教观网宗》一卷


    《法华玄义</a>节要》二卷


    《占察善恶业报经忏仪》一卷《赞礼地藏菩萨忏仪》一卷


    《大悲行法辩伪》一卷


    《阅藏知津</a>》四十八卷


    《法海观澜</a>》二卷


    《绝余编》四卷


    《见闻录》一卷


    《辟邪集</a>》一卷


    《灵峰宗论</a>》三十七卷


    《选佛谱</a>》二卷


    《重订诸经日诵》二卷


    《周易</a>禅解》十卷


    《四书解》卷数不详


    蕅益之意以为佛教各宗，虽分派相争；然元来</a>目的则一，不外乎明其自心而已。故唱诸宗融合一致论；渭佛教有教、禅、律三大区别：禅为佛心；教为佛语；律为佛行；此三者具备，始为完全教；执一以相争者，乃学者之误谬；此蕅益对于佛教思想之大体也。


    总之宋以后之佛教，惟禅独盛；以无所羁束为高，其弊在放浪；因惹起其它教律之抗争，不易一致；故眼光高大者，或谓禅、教一致，或唱三学一源，以企其融合；其教中则以天台、华严、法相、念佛四者为主要也。此教、禅、律三者一致论之结局，而蕅益大师于是出世矣。蕅益之地位，于其著述之广，可以知之（元代虎溪怀则著《佛心印记》，对抗禅宗、华严宗，以天台为佛祖正传之心印，乃最有名之学者也）。


    佛教内部既有融合论；而对于道、儒二教一致之论亦渐起；佛教徒注儒书及老、庄，以谋发挥其旨者亦渐多。但老子与佛教类似之处颇多，故其间争论亦烈；同时亦有相近之倾向。（始于南北朝时代，前既言之矣）。儒家与佛教之性质，相去较远；儒为世间法，可称政治学；佛为出世间法，属于宗教；范围不同，故其争较少。降及宋世，理学勃兴；形而上的宇宙论，近于佛老所谈；争端复烈，势所必然。盖宋儒之学问，大都受佛教影响；其后王阳明</a>之良知说，亦决不能出佛教之范围；而与儒教以莫大影响者，自属当时最盛之禅宗。于是佛儒因性质类似而相争；未几，又产出融合论矣。


    唐韩退之、宋欧阳修</a>之毁佛也，概系攻击其表面上之事实（即附随于佛教而行之迷信，或其弊害）。而未能达佛教之教理，触其深远之问题。至柳宗元</a>颇反对韩退之，而为佛教辩护；苏东坡</a>则笃信佛教，于教理研究颇深。是则儒者中之儒佛一致论，唐时已有之矣。


    佛教徒中，攻击儒教最有名者，莫如宋之契嵩</a>。其《镡津文集</a>》中，载有《非韩》三篇，取韩退之之文，一一驳诘，殆无余蕴。然就其辅教编观之，契嵩受儒教影响亦颇甚；其孝论，即以佛教而融合儒的世间教；此契嵩所以为儒教一致论者中之最古者也。当是时欧阳修、李泰伯，盛为排佛论；契嵩往晤泰伯，论儒释吻合，为之作《原教》、《孝论》。泰伯颇喜其文，异其说，致书欧阳修誉之。


    其后明之愿证，著《观幻子》谓合儒释一贯之妙；沈士荣著《续原教论》，讨论三教异同；姚广孝出《道余录》，驳二程</a>朱子之说；明太祖亦有《三教论》、《释道论》。此外禅僧中，有论道儒二教者；儒者中，亦多有论佛教者；今姑从略；惟就明末最后出之三教融合论者，憨山、蕅益二人述人：


    憨山有《中庸直指》、《老子解》、《庄子内篇注</a>》等书；蕅益有《四书解》、《周易禅解</a>》等书；《憨山之老子解》，卷端有《观老庄影响论》（一名《三教源流同异论》）。其主张三教一致，最为明显；实欲以禅意使三教合一者也。其文曰：“余尝以三事自勖曰：不知春秋</a>，不能涉世；不知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知此，可与言学矣；”又曰：“孔子</a>，人乘之圣也；故奉天以治人；老子，天乘之圣也；故清净无欲，离人而入天；声闻缘觉，超人天之圣也；故高超三界，远越四生，弃人天而不入；菩萨，超二乘之圣也；出人天而入人天，故往来三界，救度四生，出真而入俗；佛则超圣也；故能圣能凡，在天而天，在人而人，乃至异类分形，无往而不入；”由此观之：憨山三教一致之要领，可以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