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 [1]

    一 绪论


    玄奘</a>所译经论七十五部，卷首皆称“某某造，玄奘奉诏译”，不著缀文人。惟《大唐西域记</a>》卷首独著“玄奘奉诏译，沙门辩机撰”，故辩机之名独著。《西域记》所以与他经论异者，他经论系照本翻译，《西域记》则玄奘自述，辩机为撰文；又他经论虽称奉诏译，实奘所自请，经帝准许，《西域记》则系帝所特属，观《慈恩传》所载自明。传云：“贞观十九年二月，玄奘见帝于洛阳宫，广问彼事。帝曰：‘佛国遐远，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二十年七月，书成表进，帝亲自答书，曰：‘请为经题，非己所闻，新撰《西域记》，当自披览。’”（卷六）此《西域记》为帝所特属之证也。传又称：玄奘奏：“从西域所得梵本六百馀部，一言未译，望为国翻译，伏听敕旨。”帝曰：“西京弘福寺有禅院，法师可就翻译。”（卷同）此诸经论为奘所自请，经帝准许之证也。诸经论非究心内典之人不读，《西域记》则究心历史地理之人皆读之。故佛藏以外，传本亦众。惟辩机僧传无传，《新唐书</a>》、《通鉴》载高阳公主与辩机乱，事发，辩机被诛。僧传不为立传，亦自有因。今特搜集关于辩机之史料而论次之。


    二 辩机之自述


    《大唐西域记》卷末有记赞一首，二千三百馀言，词旨</a>甚美。中有辩机自述。曰：“辩机远承轻举之胤，少怀高蹈之节，年方志学，抽簪革服，为大总持寺萨婆多部道岳法师弟子。虽遇匠石，朽木难雕，幸入法流，脂膏不润，徒饱食而终日，诚面墙而卒岁。幸藉时来，属斯嘉会，负燕雀之资，厕鹓鸿之末。爱命庸才，撰斯方志，学非博古，文无丽藻，磨钝励朽，力疲曳蹇，恭承志记，伦次其文，尚书</a>给笔札而僎录焉。浅智褊能，多所阙漏，或有盈辞，尚无刊落。昔司马子长，良史之才也，序《太史公书》，仍父子继业，或名而不字，或县而不郡。故曰一人之精，思繁文重，盖不暇也，其况下愚之智，而能详备哉？”此辩机之谦词也。《大唐西域记》之先三十馀年，有隋吏部侍郎裴矩撰《西域图记》三卷。玄奘在西域时，又有王玄策使西域，曾撰《中天竺国行记》十卷。《大唐西域记》之后十馀年，唐高宗</a>又曾遣使分往康国、吐火，访其风俗物产，诏史官撰次《西域图志》六十卷。皆载《新唐书·艺文志》（卷五八）地理类。然诸书今皆不传，所传者独《大唐西域记》。固有赖乎释藏，亦其文采优美，足以流传后禩也。


    三 《瑜伽师地论</a>》后序之辩机


    玄奘所译经论，今皆存在。然七十五部中，其当时后记、后序存者，并《大唐西域记》亦不过九部。即：


    《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a>》， 《不空 索神呪心经》，《菩萨戒羯磨文》， 《瑜伽师地论》，《因明入正理论</a>》， 《成唯识论</a>》，《阿毗达磨界身足论》，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


    据《开元录》，则玄奘所译诸经，皆有讫事年月日，其必根据当时后记、后序可知。今七十六部中，除《西域记》后赞为辩机自撰外，与辩机有关者，唯《瑜伽师地论》后序。序为中书令许敬宗作，在卷一之后，不敢与卷首御制序平行也。许敬宗为当时监译人，其序略曰：


    贞观二十年五月十五日，肇译《瑜伽师地论》。三藏法师玄奘，敬执梵文，译为唐语。


    卷一至卷十，凡十卷，普光</a>寺沙门道智受旨证文。


    卷十一至二十，凡十卷，蒲州普教寺沙门行友受旨证文。卷廿一至廿九，凡九卷，玄法寺沙门玄赜受旨证文。


    卷三十至卅四，凡五卷，汴州真谛</a>寺沙门玄忠受旨证文。


    卷卅五至五十，凡十六卷，简州福聚寺沙门靖迈</a>受旨证文。


    卷五十一至八十，凡三十卷，大总持寺沙门辩机受旨证文。


    卷八一至八四，凡四卷，普光寺沙门处衡受旨证文。


    卷八五至一百，凡十六卷，弘福寺沙门明濬受旨证文。


    至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绝笔。僧徒并戒行圆深，道业贞固，欣承嘉召，得奉高人，各罄幽心，随毕奏上，有感宸衷，亲裁鸿序。


    此经译讫，辩机与高阳公主事件，犹未发露，故曰“僧徒并戒行圆深，道业贞固”也。《瑜伽师地论》百卷，缀文者八人，辩机所译独多，其材实可兼人。惜乎其为一女子所累，以至早亡也。


    四 慧立</a>口中之辩机


    慧立与辩机同僚，《慈恩传》载开始译经时诸僧题名最详，《开元释教录</a>》诸书即本于此。计：


    证义大德，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者，一十二人；


    缀文大德九人；


    字学大德一人；


    证梵语梵文大德一人。


    所谓“缀文大德九人”者，即：


    西京普光寺沙门棲玄；


    西京弘福寺沙门明濬；


    西京会昌寺沙门辩机；


    终南山丰德寺沙门道宣</a>；


    简洲福聚寺沙门靖迈；


    蒲州普救寺沙门行友；


    蒲州棲岩寺沙门道卓；


    豳川昭仁寺沙门慧立；


    洛州天宫寺沙门玄则。


    九人中，以辩机、道宣、靖迈、慧立四人名最著。因四人皆于译经外，有关于史传之著述，如辩机之《西域记》，道宣之《内典录》、《续高僧传》，靖迈之《译经图记》，慧立之《慈恩传》等，皆承学之士所共读之书也。


    五 道宣口中之辩机


    道宣亦与辩机同僚，行辈较长，然对于辩机，称道不衰。《大唐内典录</a>》撰于麟德元年，即玄奘示寂之年。记载玄奘译事者，除诸经后序外，当以此录与《慈恩传》为最早。其词曰：“奘以贞观十九年躬谒文帝，异伦礼接。仍敕名德沙门二十馀人，助缉文句。初在弘福翻经，公给资什。沙门灵闰等证义，沙门行友等缀文，沙门辩机等执笔。乃慈恩创置，又移于彼参译（《大唐内典录》五）名德沙门既有二十馀人，辩机既因事被诛，本可叙述他人，何必举机为例？又道宣撰《续高僧传》玄奘传称：“奘既承明命，返迹京师，遂召沙门慧明、灵闰等，以为证义；沙门行友、玄赜等，以为缀缉；沙门智证、辩机等，以为录文；沙门玄模，以证梵语；沙门玄应，以定字伪。创开翻译《大菩萨藏经》二十卷，余为执笔，并删缀词理。又复旁翻《显扬圣教论》二十卷，智证等更迭录文，沙门行友，详理文句。次又翻《大乘对法论》一十五卷，沙门玄赜笔受。微有馀隙，又出《西域传》一十二卷，沙门辩机，亲受时事。连纰前后，兼出《佛地》、《六门》、《神咒》等经，都合八十许卷。”（《续高僧传》四）于辩机名字，题之至再。是时机之被戮，已十五六年，事过境迁，追怀当日，不无耿耿。盖此次译事，最先开译者为《大菩萨藏经》，即道宣执笔；其次为《显扬圣教论颂》、《六门陀罗尼经》、《佛地经</a>》，旨辩机执笔。宣与机固最密切之人，英英妙年，竟遭惨戮，其为怆痛，夫何可言！既不便为立专传，则不可不于适当处旁见之，亦僧史所应尔也。


    六 僧传中散见之辩机


    宋撰《高僧传》，辩机亦无传，惟靖迈及普光传偶及之。《靖迈传》云：“贞观中属玄奘西迴，敕奉为太穆太后于京造广福寺，就彼翻译。所须吏力，悉与玄龄商量，务令优给。遂召证义大德、谙练大小乘经论、为时所尊尚者，得一十一人。迈预其选，即居慈恩寺，同普光寺棲玄、广福寺明濬、会昌寺辩机、终南山丰德寺道宣，同执笔缀文，翻译《本事经</a>》七卷。”（《宋高僧传</a>》四）广福寺即弘福寺，明濬即朗濬，避宋讳易之。此传所据，即《慈恩传》所列开始译经时缀文之人。不讳辩机，可见辩机因事被戮情形，宋初已不甚著。又《普光传》，因普光以大乘光之名显，而普光原名不显，遂以辩机为证。可见辩机之名，在宋初极其显著。人皆知其译经多种，而忘其曾因事被戮也。《普光传》云：“普光未知何许人，尝随奘往玉华宫译《大般若经》，时号大乘光。奘自贞观十九年创译，讫麟德元年，凡二十载，总出大小乘经律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十分七八，是光笔受。或谓嘉光，普光也。若验从辩机同参译务，即普光是也。”（《宋高僧传》四）据《开元释教录》，玄奘所译经论，大乘光笔受者二十八部，大乘基六部，辩机与大乘云各五部，其他三、四部或一、二部不等。今不以大乘基、大乘云证普光，而独以辩机证普光者，一因基、云本名，上一字亦有疑问，不便以为证；二因基、云后至，不如辩机之开始即与普光同事也。


    七 《新唐书》辩机凡三见


    《新唐书》，欧阳修</a>主修纪、志，宋祁</a>主修列传。宋祁不喜浮屠，故《旧书·方伎传》有僧玄奘、神秀、一行等传，《新书</a>》皆削而不书。唯辩机则以高阳公主故，不惜一见再见。其一在《公主传》，其二在《房玄龄</a>传》，《新唐书纠谬</a>》曾在事状丛复类（卷十二）讥之，其三则在《艺文志》道家类释氏。今分录其词如下：


    《公主传》曰：“合浦公主，始封高阳，下嫁房玄龄子遗爱。主，帝所爱，故礼异它婿，主负所爱而骄。房遗直以嫡当拜银青光禄大夫，让弟遗爱，帝不许。玄龄卒，主导遣爱异赀，既而反谮之，遗直自言，帝痛让主，乃免，自是稍疏外，主怏怏。会御史劾盗，得浮屠辩机金宝神枕，自言主所赐。初，浮屠庐主之封地，会主与遗爱猎，见而悦之，具帐其庐，与之乱，更以二女子从遗爱，私饷亿计。至是，浮屠殊死，杀奴婢十馀，主益望，帝崩，无哀容。又，浮屠智勖迎占禍福，惠弘能视鬼，道士李晃、高医，皆私侍主，主使掖廷令陈玄运伺宫省机祥，步星次。永徽中，与遗爱谋反，赐死。显庆时追赠。”（卷八十三）


    《房玄龄传》曰：“次子遗爱，诞率无学，有武力。尚高阳公主，为右卫将军。公主帝所爱，故礼与它婿绝。主骄蹇，疾遗直任嫡。遗直惧，让爵，帝不许。主稍失爱，意怏怏。与浮屠辩机乱，帝怒，斩浮屠，杀奴婢数十人。主怨望，帝崩，哭不哀。高宗时，出遗直汴州刺史，遗爱房州刺史。主又诬遗直罪，帝敕长孙无忌</a>鞫治，乃得主与遗爱反状，遗爱伏诛，主赐死。遗直以先勋免，贬铜陵尉，诏停配享（卷九十六）


    《旧唐书</a>》无公主传，《房玄龄传》（卷六六）载遗爱与公主谋反事，而不及辩机。辩机之事，盖《新书》所得新史料，而据以增入者也。至谋反云云，乃汉唐以来帝室常有之事，不足异，即帝室亲族中有谋继承帝业，或群臣中有谋拥戴其他帝裔继承帝业，皆谓之谋反。此次房遗爱与公主谋反，即欲拥戴太宗弟荆王元景也。帝家亲族争产，无是非之可言。今所欲言者，名僧历史耳。


    惟《旧书·房玄龄传》有一语为《新书》所略者，即遗爱伏诛，公主赐死后，“诸子配流岭表”是也。据此，公主殆不止一子，其为玄龄之裔欤，抑辩机之胤乎？不可知矣。


    《新书·艺文志》，道家类释氏条下，载玄奘《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又载辩机《西域记》十二卷（卷五九），盖一书误为二书也。


    《旧书·经籍志》不载《大唐西域记》，而方伎（卷一九一）《玄奘传》载之，但不言辩机撰。据《法苑珠林</a>》卷百十九，慧琳</a>《一切经音义</a>》卷八十二，《大唐西域记》均只题玄奘奉敕撰，亦不题辩机，可知唐本《西域记》有单题玄奘撰者。《新书》既删去玄奘传，故欧阳特载其《西域记》于《艺文志》，不知何故，又重出一辩机。《通志</a>·艺文略》（卷六六）以《西域记》不当入释氏类，乃改入地理类，而亦沿《唐志》之误，重出一辩机，盖即《通志·校雠略》（卷七一）所讥见名不见书，而又躬自蹈之也。惟《通考·经籍考》（卷二百六）据陈氏《书录解题》，尚不至误。《玉海</a>》（卷十六）则前据《中兴书目》不误，后据《新书·艺文志》亦误。


    八 《资治通鉴</a>》中之辩机


    《通鉴》以资治为名，对于释氏，亦非因事不书。故佛图澄、鸠摩罗什</a>等，既因事而书，而译经千卷之玄奘，乃竟不置一词。独辩机则以通公主故，大书特书，且其词与《新唐书》颇有异同，知其同一史源，而各加修缀者也。《通鉴》卷一九九，永徽三年之末，记云：“散骑常侍房遗爱，尚太宗女高阳公主。公主骄恣甚，房玄龄薨，公主教遗爱与兄遗直异财，既而反谮遗直。太宗深责让主，由是宠衰，主怏怏不悦。会御史劾盗，得浮屠辩机宝枕，云主所赐。主与辩机私通，饷遗亿计，更以二女子侍遗爱。太宗怒，腰斩辩机，杀奴婢十馀人，主益怨望，太宗崩，无戚容。上即位，主又谋黜遗直，夺其封爵，使人诬告遗直无礼于己。上令长孙无忌鞫之，获遗爱及主反状。”


    据右记，《通鉴》所省略者，为公主出猎，遇见辩机一节。又金宝神枕，《通鉴》但言宝枕。至浮屠殊死，《通鉴》则作腰斩辩机。腰斩在唐非常刑，盖必本来记载如此。《通鉴》照原文，而《新唐书》改为殊死也。


    《通鉴》贞观十九年二月：或诣留台告房玄龄反，上腰斩告者。《新唐书·房玄龄传》亦改腰斩为斩。腰斩盖事实，《新书》嫌其不文而改之。由此可证《新书》所引辩机之史料，《通鉴》同时亦见之，考核既真，故著于录，而非漫然袭自《新书》者也。故尝谓此事之发露，亦偶然耳。假令宝枕不为盗窃，则辩机与主之秘密，孰得而举之？（余咏史旧句，有“若非肢箧偷神枕，安得《唐书》载辩机”句。）又假令《通鉴》、《唐书》不载其文，则辩机虽被戮，其事亦未必传于后，后人读《瑜伽师地论》后序，亦惟有深信辩机之“戒行圆深，道业贞固”而已。


    九 辩机之略历及年岁


    译经以前之辩机，无甚可考。据辩机自述，年方志学，为大总持寺道岳法师弟子。道岳《续高僧传》（卷十三）有传，云：“贞观八年秋，皇太子召诸硕德集弘文馆讲义，岳广开衢术，神旨标被。太子顾曰：‘何法师？若此之辩也。’左庶子杜正伦</a>曰：‘大总持寺道岳法师也。’太子曰：‘皇帝为寡人造寺，广召名德，今可屈知寺任。’屡辞不免，遂住普光。以贞观十年春二月，卒于住寺，春秋</a>六十九。”道岳既以贞观八年秋后，移住普光，贞观十年二月卒，则辩机之从道岳，最迟亦当在贞观八年。因辩机是在大总持寺从道岳，不在普光寺从道岳也。假定辩机果以贞观八年年十五出家，至贞观十九年开始译经之时，亦当年二十六。更证以同时译经诸僧年岁可考者，则武德五年，玄奘二十一岁，贞观十九年，玄奘四十四岁。据《宋高僧传》卷十四《道宣传》：“乾封二年十月卒，春秋七十二”，则贞观十九年，道宣五十岁。又据《宋高僧传》卷十七《慧立传》：“年十五，贞观三年出家”，则贞观十九年，慧立三十一岁。道宣、慧立，与辩机同为贞观十九年开始译经时缀文大德九人之一，道宣行辈较老，慧立与辩机行辈相若。辩机既为公主所悦，则谓其被杀之日，年在三十左右，即后有新史料发见，亦当无大误。且唐太宗</a>卒年，据《旧书》本纪，年五十二。太宗有二十一女，高阳公主在《新书·公主传》中排十七，太宗卒年，公主亦谅不过三十。更证以《旧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显庆四年，许敬宗奏长孙无忌谋反，帝曰：‘我家不幸，亲戚频有恶事。高阳公主与朕同气，往年与房遗爱谋反，今阿舅复如此，使我惭见万姓！’敬宗曰：‘房遗爱乳臭儿，与女子谋反，岂得成事？无忌与先朝取天下，众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云云。则公主与遗爱、辩机，皆同属青年，可断言也。诸书称辩机为大总持寺沙门，或称会昌寺沙门，盖先在大总持寺出家，而后住会昌也。大总持寺在长安城西南隅之永阳坊（《唐两京城坊考</a>》四），会昌寺在城西北之金城坊（《唐会要</a>》四八），二寺皆在城中。《新唐书》所谓“初，浮屠庐主之封地”者，其寺必在郊坰可猎之地，盖另一伽蓝也。


    十 辩机与高阳公主来往之年


    辩机与公主来往，系在公主已嫁房遗爱之后，则必须先考公主出嫁之年。据《旧书》卷六六《房玄龄传》：“玄龄自以居端揆十五年，女为韩王妃，男遗爱尚高阳公主，实显贵之极，频表辞位，优诏不许。”所谓“居端揆十五年”者，应自玄龄为端揆之年起算。若以尚书仆射解释端揆，则玄龄贞观三年二月始为尚书左仆射，由贞观三年算至十五年，当为贞观十七年，与《旧书》本传系此事于十六年之前不合；若以中书令解释端揆，据《旧书》本传，玄龄以贞观元年代萧瑀为中书令，由贞观元年算至十五年，适为贞观十五年，与《旧书》本传系此事于贞观十六年之前合。但据《旧书·太宗纪》、《新书·高祖纪》及《宰相表》，均云武德九年七月房玄龄为中书令，由武德九年算至十五年，当为贞观十四年。是公主之嫁房遗爱，实在贞观十四年。公主未嫁遗爱之前，玄龄已有女为韩王妃，至是遗爱又尚公主，玄龄以此为显贵之极，深畏满盈，故频表辞位也。而《通鉴》系此事于贞观十三年正月之下，与“居端揆十五年”语不相应。既知公主何时出嫁遗爱，则辩机之识公主，总在贞观十四年后。直至辩机之死，二人来往，已有八九年之可能，宜帝杀之而公主益恨也。


    十一 辩机被戮之年及译经年表


    辩机被戮之年，史无明文。然由《新唐书》、《通鉴》之记载推之，辩机事件之发露，在玄龄已死，公主导遗爱与兄异赀之后。辩机既杀，主益怨望，帝崩无戚容，是辩机之杀，必在太宗未死之前。玄龄以贞观廿二年七月卒，太宗以贞观廿三年五月卒，辩机之被戮，盖在贞观廿二年七月后，廿三年五月前。


    更以玄奘译经年表考之，辩机最后所受之经，为《天请问经</a>》，以贞观廿二年三月二十日讫。又《瑜伽师地论》中有辩机参译，亦以贞观廿二年五月十五日讫。此后诸经，不复见有辩机之名，更无法于贞观廿三年以后，证明辩机之存在也。今将玄奘译经年表，断自唐太宗未死以前之一部分，附录如下，以备参考。本表月日，悉据《开元录》卷八排列，其不著始毕者，皆当日了者也。


    译经地　　　缀文人


    《大菩萨藏经》二十卷


    《显扬圣教论颂》一卷


    贞观十九年六月十日 弘福寺 辩机


    《六门陀罗尼经》一卷


    贞观十九年七月十四日 弘福寺 辩机


    《佛地经》一卷


    贞观十九年七月十五日 弘福寺 辩机


    《显扬圣教论》二十卷


    《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十六卷


    《瑜伽师地论》一百卷


    《大唐西域记》十二卷


    贞观二十年七月毕 弘福寺 辩机


    《大乘五蕴论</a>》一卷


    贞观廿一年二月廿四日 弘福寺 大乘光等


    《摄大乘论</a>无性释》十卷


    《解深蜜经》五卷


    《因明入正理论》一卷


    《天请问经》一卷


    贞观廿二年三月廿日 弘福寺 辩机


    辩机之译经自此止。尚有参译之《瑜伽师地论》，五月十五日止。


    《胜宗十句义论</a>》一卷


    贞观廿二年五月十五日 弘福寺 灵隽


    《唯识三十论》一卷


    贞观廿二年五月廿九日 弘福寺 大乘光


    房玄龄本年七月癸卯（廿四日）卒。


    《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a>》一卷


    《大乘百法明门论</a>》一卷


    《摄大乘论世亲</a>释》十卷


    《摄大乘论本》三卷


    《缘起圣道经</a>》一卷


    贞观廿三年正月一日 北阙弘法院 大乘光


    《阿毗达磨识身足论》十六卷


    《如来示教胜军王经</a>》一卷


    贞观廿三年二月六日 慈恩寺 大乘光


    《甚希有经</a>》一卷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a>》一卷


    唐太宗本年五月己巳（廿六日）卒。


    十二 王鸣盛不信《西域记》为辩机撰


    《西域记》之为辩机撰文，本无问题，惟未见释教目录者则易生疑问。《十七史商榷》卷九二《西域记》之条，引《玉海》第十六卷而论之，云：“《唐西域记》十二卷，玄奘译，辩机馔。今佛藏有此，卷首并列二僧名。据《旧唐书·方伎·玄奘传》，及石刻太宗御制《圣教序》，钱易</a>《南部新书</a>》，则玄奘所译乃佛经，此书玄奘自馔，何译之有？辩机恶僧，岂能著书？《玉海》非是，藏本承其误耳。”


    又《蛾术编》卷十二《西域记》之条云：“《西域记》十二卷，予得自释藏。每卷首题‘三藏法师元奘奉诏译，大总持寺沙门辩机撰’，似元奘述之，辩机记之。窃意断无同时僧有两辩机之事。以一淫乱沙门，乃意在馔述，亦理所无。然载在正史者，不可不信。其书究系元奘作乎？与辩机同作乎？荒虚诞幻，吾何由而知之？”


    此王鸣盛不信《西域记》为辩机撰之说也。鸣盛盖未细读《西域记》后赞耳。恶僧不能著书，不成理由。昔鸠摩罗什为姚主所逼，强受十女，自尔以来，不住僧坊，每至讲说，常先自说，譬如臭泥，中生莲花，但采莲花，勿采臭泥。（《高僧传》二《鸠摩罗什传》）辩机之被逼，何以异是！相传玄奘大弟子窥基</a>，常以三车自随，前乘经论，中乘自御，后乘家妓，故关辅语曰“三车和尚”。（《宋高僧传》四《窥基传》）此又何说？曾谓罗什、窥基不能著书乎？似不足辩也。谓藏本承《玉海》之误，则释教自有目录，且远在《玉海》之前五六百年，从何承起哉！


    十三 同时是否有两辩机


    同时有两辩机，事本可能。鼎鼎大名之玄奘，后四十年即有一元奘与之同名，见《宋高僧传》卷廿四，江陵人，此一例也。撰《慈恩传》者慧立，笺《慈恩传》者彦惊。彦悰</a>以贞观之末，求法于玄奘之门，然隋大业间已先有一彦琮。《广弘明集</a></a>》选其序论多首，相隔亦不过四十年。清人编《全唐文</a>》（卷九百五），即误以彦琼为彦悰，此又一例也。且慧立与惠立一人，靖迈与静迈亦一人，而《全唐文》（卷同上）则以静迈与靖迈分为二人，此亦一反比例也。然则谓通公主之辩机，与撰《西域记》之辩机，为另一人，有何不可？然而唐之有两玄奘也，《宋高僧传》早辨之矣。卷五《恒景传》，曾述及玄奘，因系之曰：“江陵玄奘，与三藏法师，形影相接，相去几何，然其名同实异，亦犹蔺相如得强秦之所畏，马相如令扬雄</a>之追慕，各有所长，短亦可见也。”假定辩机有二，一贞一淫，当淫僧被戮之时，同名者同在西京，岂能绝无闻见，后来僧传，何不一为辩之？且彦棕之“悰”从“心”，彦琮之“琮”从“玉”，明明不同也。然《唐艺文志》道家类释氏，僧彦琮《大唐京寺录传》条下注云：“龙朔人，并隋有二彦琮”，谓与上文撰《崇正论》之僧彦琮同名也。然《宋高僧传》卷四《彦惊传》载：“或有调之曰：‘子与隋彦琼相去几何？’对曰：‘赐也何敢望回！长卿慕蔺，心宗慕于玉宗，故有以也。’”以是推之，假定著书之辩机“辩”从“言”，被戮之辨机“辨”从“刂”，犹将有以辩之，今则无法证明贞观末年西京有两辩机也。


    或举赵明诚</a>《金石录</a>》第六百三十六有唐显庆三年《辨法师碑》，碑文不传，或注曰：“案法师名辨机。”辨机既有碑，则被戮之辩机，当另一人也。然古人称僧例称名下一字，如玄奘称奘法师，道宣称宣律师，辩机应称机法师，今曰“辨法师”，其非辩机明矣。且原本《金石录》并无此注，此注盖后来刻本所臆添。此辨法师固非撰《西域记》之辩机，亦非与撰《西域记》之辩机同名也。


    十四 馀论


    辩机之罪，似不至死，更何至于腰斩，又何至杀奴婢十余人，颇疑其别有背景。《旧唐书》卷五七《裴寂传》：“贞观三年，有沙门法雅，初以恩倖出入两宫，至是禁绝之。法雅怨望，出妖言，伏法。”事并见《续僧传》（卷廿四）《大总持寺沙门智实传》。今《新唐书·高阳公主传》，言辩机之外，有浮屠智勗、惠弘等，皆私侍主，能占祸福，视鬼，殆亦法雅妖言之类。辩机之死，想与有关。宫掖事秘，莫能详也。且唐太宗自始即不喜佛教，故贞观十一年二月，有诏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唐大诏令集</a>》一一三）。贞观十三年冬，又有诏问法琳</a>谤讪皇宗之罪（《续僧传》廿四《法琳传》），皇宗，谓老子</a>也。试更以太子太保萧瑀之事证之。萧瑀夙称好佛，会瑀请出家，太宗谓曰：“知公素爱桑门，今者不能违意。”瑀旋奏曰：“臣顷思量，不能出家。”太宗怒，贬瑀为商州刺史，手诏责之曰：“朕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法门，倾帑藏以给僧祇，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馀息于熊蹯，引残魂于雀殼，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缪也！而太子太保宋国公瑀，践覆车之馀轨，袭亡国之遗风，修累叶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往前朕谓张亮：‘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乃端然自应，请先入道，朕即许之，寻复不用。一回一惑，在于瞬息之间，自可自否，变于帷扆之所，乖栋梁之大体，岂具瞻之量乎？宜即去兹朝阙，出牧小藩，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旧唐书》卷六三《萧瑀传》）此贞观二十年十月事也，与贞观二十二年御制《圣教序》时，相距仅一年有半，其言矛盾若是。非矛盾也，帝者操纵天下之术，无施不可也。萧瑀为梁武帝</a>玄孙，故曰“践覆车之馀轨，袭亡国之遗风”，深恶痛绝，情见乎词。据此手诏，则太宗对佛教之真态，可以暸然。其不能容法雅之妖言，任辩机之淫乱也，必矣。若徒据释门著述，谓太宗本隆礼佛教，何至以此责瑀？何至对辩机如此其酷？是岂知太宗者哉！


    一九三〇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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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篇先后发表于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1930年5月）及《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31年1月）。1955年1月修订后，作为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的《大唐西域记》一书的附录。1963年11月又校订一次。此即采用1963年本，并据原稿作了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