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2)

    饭很快送上来了。有汤、沙拉、饮料和三明治。我们吃饭时，他没再说什么。饭罢，服务员敲门来收餐具。然后我看时间不早，就催他梳洗一下，穿好衣服。他做了，把一张脸洗得白白净净，系好衬衣，拿出领带，这时他的情绪完全恢复了常态，对我笑了一下，说：


    “对不起小姐，能帮忙打领带吗？”


    我看着他那张天真的脸，那脸上带着孩子式的无赖。我不想也不忍再刺伤他，虽然我不大会打男人的领带，也从来没给一个男人打过领带，但我还是应诺了他，仔细试着帮他打。我们的脸靠得那么近，彼此呼吸都能感受得到，我知道他的眼睛一直在看我，可我不看他，我想他准又要动手抱我了，他要是抱我我怎么办？是让他抱还是推开他还是给他一个耳光？后来我也搞不清自己究竟是怕他抱还是希望他抱。


    海岩：他抱了吗？


    吕月月：我多情了。没抱。


    海岩：他要是抱了你最可能的反应会是怎样？


    吕月月：不知道。打完领带我就在沙发上坐下来，说：“打得不好，你重打吧。”


    确实打得不好，但他没有重打，站在衣镜前修整了半天。


    天色暗下来，我们开了灯，等着香港的电话。他问我想不想看电视，我说不想，他说他也不想，又说就这么静静地和你一起坐着，比看电视好好多。


    于是我们就静静地坐着。谁也不说话，他的脸让台灯的光勾出一个瘦瘦的轮廓，应该说，很好看。


    我想，再过几个小时，确实一切就都结束了，他很快就会离开北京，回到香港或者去加拿大，去继承他应得的一份祖业或去学做一个酒店的经理。而我，将回到我的那间拥挤破旧的办公室，也许很快会接到一个新的任务，也许依然去做抄写材料整理卷宗之类的琐事，一直到老，像焦长德那样带着光荣也带着遗憾，平平淡淡地退休。我和潘小伟毕竟是从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走来，在一个偶然的交汇点上聚合了短短的瞬间，然后理应回到各自投生的那个天地中去。


    我想，多年以后，他还能不能偶然记起北京的这个初夏呢？他会记起在这个美丽的初夏曾经有一位最平凡的北京人，撇下孤苦伶仃的妻儿为他而死吗？他会记起曾经在电梯上和一个与他同龄的女孩有过一次秘密而短暂的亲吻吗？我想，他肯定会的。虽然他以后还要经历由少壮到衰老的许多人生的幸福和波折，但是无论如何，今天的感受永远不会再有了。


    我又想到，一种并没有抄袭俗套的爱原来是这样迷人。也许爱就应该是创造，爱就应该是探险，爱就应该蔑视寻常，就应该让人新奇让人义无反顾，就应该是远离现实的梦想。难以得到的东西才最宝贵！


    海岩：这都是你当时心里所想的吗？


    吕月月：不，是我后来慢慢想的。


    海岩：我说呢，在那天晚上那么重大的行动之前，任何人都很难有这样诗意的情怀。


    吕月月：是的，我们并没有安静地坐多久，七点五十分整，电话来了，电话是潘小伟接的，我们的监听电话也同时听到了一个低沉的，但又是纯正的广东口音：


    “潘先生吗……”


    第15次谈话


    吕月月：我们是在八点整离开房间的。


    离开房间后第一个碰见的人是薛宇，薛宇手里拿着一块擦布正在擦拭电梯的门。他严肃地注视着我们，一声不响地替我们按了电梯，在等电梯时我们都默然不语。电梯来了，我和潘小伟走进去，薛宇在我们身后轻声说道：“再见。”


    海岩：薛宇这会儿是不是还在生气？


    吕月月：不，当我和潘小伟一走出客房，薛宇当然就意识到整个计划已经开始启动了，我们这么多天梦寐以求的最后时刻就要到来，他的严肃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一种庄严，一种神圣，那句轻轻的“再见”，表面上是一句酒店服务员与客人道别的礼貌用语，但此时在我听来，是充满了鼓励与祝福的。大敌当前，谁也没心思想别的。


    海岩：对，对，这是应该有的素质。


    吕月月：我们出现在酒店大堂时，守候在这里的李队长他们正坐在沙发里若无其事，我们没有对视，我和潘小伟穿过大厅从他们身边走过时目不斜视，但我清楚地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激动不已！


    我和潘小伟在门口叫了出租车，离开了亚洲大酒店。


    我记得那一天天黑得比往常早，天空中似雾非雾欲雨不雨。


    八点十五分我们到达长安街上的建国饭店，下了车直接来到大堂副理的值班台前。


    “对不起先生，我姓潘，请问有没有人在这里给我留了一件东西？”


    大堂副理翻了翻记录本，抬头说：“可以看一下您的证件吗？”


    潘小伟请他查验了自己的护照，大堂副理随即取出了一个封好的信封。


    “这是留给您的信，潘先生，请您收好。”


    信封上草草地写了一行英文字母，我没有看清写的什么。


    我们一走出饭店大门，潘小伟立即撕开了信封，从信封里倒出一只印有几个号码的小小的塑料牌和一把钥匙，当他再次把手伸进信封时，我看到他拿出一张字条。字条上只有寥寥数字：


    “北京火车站小件行李寄存处”。


    一个门卫过来，歪着头问：“先生要车吗？”


    潘小伟应了一声，一辆出租车开过来。我们上了车。


    车子顺着宽阔的长安街一直向西，开得飞快。路面已被似雾似雨的水气打湿。地上的反光折射出长安之夜的繁华和辉煌，两边高大建筑上变化多端的霓虹灯引人入胜。透过雨意盎然的车窗可以看到迎面而来的车灯如一串串灿烂的夜明珠，曳着流星般的弧线，从我们身边飞快而有序地划过，场面壮观。出租车的司机把车上的收音机开得很响，收听着北京交通台的路况信息——哪里堵塞哪里畅通……然后又播放电视剧的插曲《好人一生平安》。我和潘小伟各自看着窗外，对那缠绵多情的曲子似听未听。《好人一生平安》不过是句祝福，其实世上少有人能够一生平安的。


    车子停在国际饭店路口等红灯。潘小伟的手不知不觉地移过来，轻轻地摸了摸我放在车座上的手，我把手抽出来，挪到一边，他又伸过来，索性用力把我的手武断地攥住，那单薄而修长的手掌里，有微微汗意。


    我没有再动。


    八点三十五分我们在北京火车站的站前广场下了车。在小件行李寄存处的窗口，我们把那个印着号码的塑料小牌递了进去。片刻，一个胖胖的女同志嘴里嚼着东西，表情漠然地从里边拎出一个长长的尼龙旅行包，往台子上重重一放。


    这只略显普通的旅行包看上去十分结实。潘小伟当着我的面把拉锁打开，我的眼前豁然一亮，我终于看到那包里安然躺着一个显然已经积年累月外表陈旧的琴盒，我的心剧烈地跳，我差点脱口喊出来：“队长！”


    我真想看看这个琴！我想我应该第一个看看这个琴！但琴盒上有锁和贴好的封条，我们无权擅开。


    我们在火车站拥挤嘈杂的路边，拦了一辆“面的”，上去了，我问司机：


    “知道美高夜总会吗？”


    司机说：“知道。”


    你说谁能想到，这个价值连城让人争得你死我活的国宝，竟人神不知地藏在这个肮脏破烂的行李寄存处里；藏在这辆最普通最不起眼的在北京街头多如牛毛的“面的”里！


    前后左右都是我们的人我们的车，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潘小伟拎着那只深灰色的旅行袋上了车，假使这时有人下道命令，不用一分钟，这个失踪多年的国宝就完全可以唾手而得，完璧归赵了！


    但是他们只能痒痒地跟着我们的“面的”，跟到美高夜总会去。


    美高夜总会四周的街道上，已经便衣密布。外线队的几个人，占据了美高大厦对面的糕点厂的一间库房，作为制高点，架起了一部带夜视仪的摄像机。在八点五十分左右，两辆漆黑的豪华凌志轿车进入镜头。从车上下来四条汉子，簇拥着一个清瘦长身的老人，气宇轩昂地走进夜总会大门去了。


    几个离夜总会大门最近且事先又看过照片的便衣警察，几乎毫无例外地立即认出这个老人就是天龙帮的帮主冯世民。


    当我和潘小伟乘坐的“面的”，出现在“外线”的镜头里的时候，是晚上九点十五分。美高夜总会门前不大的停车场上，已经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豪华轿车。


    美高夜总会在美高大厦的三层，美高大厦是一个办公、购物和娱乐兼有的综合大楼。九点一过，大厦里的商场和写字间都已人走灯灭，只有位于三层的这个夜总会才刚刚热闹。我和潘小伟乘夜总会的专用电梯上了三楼，一出电梯就听到大舞厅里菲律宾乐队强劲的演唱，他们唱的是“威猛”的成名曲——《无心快语》，唱得比“威猛”还威猛，以致有点死去活来。领位的小姐正忙着和几个已经半醉的客人周旋，一位经理模样的矮胖子操着很重的广东口音过来招呼我们，潘小伟也用广东话向他说明我们已有预订，是一位冯先生订的包房，这位冯先生来了吗？矮胖子马上点头，一连声地说道：


    “噢，冯老板吗？来了来了。请问先生你们二位是冯老板的客人吗？这边请，这边请。”


    潘小伟指指手上的琴盒，说：“不好意思，麻烦你帮忙把这东西存一下。”


    胖子殷勤地唱了个喏：“没问题。”便麻利地接过琴交给了存衣处的服务员。然后一路碎步，引着我们穿过人满为患的大舞厅，向ktv包房走去。一个客人拦住胖子问是否还有单间，胖子说对不起先生，单间都已满了。我们闻声抬头，要单间的客人原来是队长伍立昌。伍队长一身洋装，外加金边眼镜，风流倜傥的样子，他带着点恭维地感叹了一句：


    “啊，生意这么好！”


    胖子矜持地一笑，说：“马马虎虎。”


    大舞厅的尽头是男女卫生间，再往里是一个铺着暗红地毯的曲折的走廊，沿着走廊全是一间接一间的ktv包房，里边不时传出高一声低一声滑腔走调的歌声和男人女人的嬉笑。我挽在潘小伟的臂弯上极尽亲密状，可手心里却攥了一把冷汗。


    几乎快到了走廊的尽头，矮胖经理打开一扇包房的门，然后侧身让客。


    “两位请。”


    我紧挽着潘小伟的胳膊，贴着他走了进去，房门随即关上了。就在门关上的一刹那，我的脑袋就被一只硬邦邦的枪筒顶住了。我一下子弄不清屋里究竟有几个人，心里咚咚狂跳，我本想镇定可又一想以我此时的身份不能镇定，于是索性小声尖叫了一声。潘小伟一下把我揽在怀里，大声说：


    “不要瞎来，我是潘小伟！”


    顶在头上的枪松开了，紧接着一个人上来用飞快的动作搜我们的全身，连我的小手包都抢去翻了，什么也没有。身后，一个人粗声粗气地说：


    “潘先生，大家讲好你一个人来的。”


    潘小伟紧紧搂了我一下，说：“月月，你先出去一下，在舞厅里等我。”


    我当然不能走，我装作吓破胆的样子，瑟瑟打抖：


    “我要跟你在一起，你别不管我嘛，我一个人怕……”


    身后的人说：“对不起啦小姐，这里没你事，我们和潘先生谈笔生意，我们不会为难潘先生的。”


    我不走，我抱着潘小伟，扭捏出一种哭腔：“咱们一块儿走吧，咱们别玩儿了。”


    身后的人说：“潘先生，这就是你们不讲信用了。”


    潘小伟看着我：“求你了，出去吧。”


    看来，我再不出去，于情理就有点牵强了，我也怕万一自己不能随机应变，很可能会使天龙帮的人生出怀疑。正在犹豫，恰好从屋里一只背朝门口的老式沙发那边传来一个苍哑的声音：


    “请小姐这边坐吧。”


    我们定神看去，那老式沙发又宽又高的靠背把那位发号施令的人严严地包藏着，在电视机屏幕射出的光芒下，能看到成丝成缕的青色烟雾，从那儿散漫开去，屋里充满了雪茄的甜味。


    我惊愕地看着这只喷云吐雾的沙发，潘小伟说了句：


    “谢谢冯老板。”


    身后的人松开我们，我也基本镇定下来了。留心环顾，看清我们身后只有两个人，加上坐在沙发上那位抽雪茄的，一共是三个人。


    我随着潘小伟走向那只高背沙发，在它对面坐下来。沙发上坐着的，是位老人，看上去病骨支离，清瘦得带着些帅气，面孔却极为慈祥，手里夹着一只粗大的雪茄，并不多抽。他不着形迹地冲我们笑笑，用比他的外貌更加苍老的声音问道：


    “你就是阿伟吧？真是越长越帅了。”


    潘小伟点了一下头，“我大哥托我给冯老伯请安。”


    老者的目光转向我，那目光既尖锐又有气度，他问：“小姐不是从香港来吧？”


    潘小伟坐正身子，连忙替我答道：“啊，这位小姐姓吕，是我在北京认识的朋友，是位旅行社的导游。吕小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香港大名鼎鼎的冯老板。”


    我装作惶恐地冲冯世民笑了笑。冯世民点点头，算是还礼。他大概看我这样涂脂抹粉的女孩绝对不可能是个警察，因此依然满身松弛地陷在沙发深处，指指茶几上摆着的一盒“戴维道夫”牌的雪茄烟，转脸对潘小伟说：


    “抽烟吗？”


    “不，我不会，谢谢冯老板。”


    冯世民再一次仔细端详着潘小伟，说：“你小的时候我见过你，听说你去美国念书了，学业很不错。”


    潘小伟欠了一下身：“多谢冯老板夸奖。”


    冯世民抽了口烟，把声音略略放高：“你大哥的伤，现在好些了吗？”


    潘小伟表情谨慎地答道：“承冯老板挂念，大哥的伤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冯世民面无表情地说：“我和你们潘家几十年了，干戈玉帛！我并不想总这样摩擦。你大哥如果早些想通，我也不至于这样下手伤他，这次他实在搞得我没有面子。”


    潘小伟拘谨地点头称是：“我今天就是代表潘氏一家，与冯老伯讲和。打下去潘家承担不起，冯老伯也未必没有损失。”


    冯世民对这位晚辈的态度看上去还算满意，又把声音放得平缓了：“其实你父亲一生韬光养晦，谨慎求存，怎么会教得你大哥这样显山露水，好勇斗狠，搞得他在江湖上人缘很差。我很高兴你能比他聪明，书读得多了，毕竟通情达理。”


    潘小伟俯首低眉地说：“不敢当，还要请冯老板多开导。”冯世民脸上又恢复了笑意，声音中也不带一点怨毒了。他像聊家常似的说：


    “我知道你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这样也好，免得将来恩恩怨怨，不能自拔。你大学刚刚毕业吗？”


    潘小伟说：“是。”


    “这次除了到北京，还去哪里玩过吗？”


    潘小伟说：“还没有。”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们年轻人要真想做学问有见识，万不可像我们这样，深居简出，孤陋寡闻。”


    潘小伟说：“哪里，冯老板过谦了，世界上的名山大川，相信您也走过大半了。”


    冯世民感叹万千地摇摇头：“我像你如此大时，也是抱负无边，雅兴无穷，可几十年一翻就过去了，蹉跎岁月。现在只是一息尚存，苟延残喘，只想闭门思过了。哪里还有精力像你们那样，可以逢山登山，遇庙拜庙。”


    潘小伟依然小心翼翼：“听说冯老伯一向吃斋敬佛，每年还要来参拜一次北京的潭柘寺，所以修养高深。”


    “因为多年前就有人告诉我潭柘寺里有释迦牟尼教主的真身。它也确实是中国最老的法场，本地人都知道：‘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说明潭柘寺比北京的历史还要长。每年的五六月份，正是莲花开放净心求佛的好时候。我这次请那里的方丈给我看了看命，因为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诸事要听天意。命书上说我今年偏逢大厄，不利争讼，必得广结善缘，不可意气用事。凡事多让一步，退守为安。所以我想，这次和你们潘家，还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和了为好，何况香港的‘九七’大限临近，大家都要应变，没必要没完没了的斗气伤财。”


    潘小伟机械地迎合着：“是，是。”突然又孩子气地问：“大陆的和尚是不是都是算命的高手？”


    冯世民手中的雪茄不知何时已经熄灭了，他又重新把它燃起，抽了两口，才慢慢答道：


    “潭柘寺的方丈是位苦修成佛的高僧，为人指点迷津，很少虚言。他说我今年逢有‘天狗’、‘血刃’两颗凶星重叠，飞临命盘，因此凶象环生，必招血光。不过假如多做些慈善助人的事业，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就能化险为夷。如果捐血或者开刀动手术，也能应血光之险。所以我想这次回香港以后，把我的直肠手术做了，医生一直劝我做的。”


    潘小伟不知是随声附和还是真有同感，大睁双眼感叹了一句：“果然是高僧。”


    冯世民看看潘小伟那张孩子脸，哈哈一笑：“其实这种玄虚遁甲之术，信则有，不信则无吧。”


    潘小伟很勉强地刚要跟着笑，冯世民的笑声已经戛然而止，话锋一转，突然问：


    “阿伟呀，你今天来见我，只带来这么一位漂亮的小姐吗？”


    潘小伟猝不及防地愣了一下，马上说：“大哥还叫我带来一件礼物，我因为不知冯老伯是否驾到，所以进门时交给这里的人存起来了，我这就去取来。”


    冯世民没有反对，只是高深莫测地笑一声：“是什么礼物呀？”


    潘小伟站起来，说声稍候，便向门外走去，我自然也跟他一起出了这间包房。


    冯世民的两个保镖也一步不离地跟了出来。我出来时听到冯世民高声吩咐：


    “阿文，叫个小姐来，我要唱歌！”


    我们向存衣处走去，在大舞厅里“跳舞”的便衣警察们全都一愣，不知道我们为什么都出来了，目光警惕地跟着我们。伍队长坐在酒吧台那里，呷着一杯啤酒，不动声色。刘保华嘴里叼着烟，佯作如厕，对着我迎面而来，擦身而过，见我没有什么表示，便慢悠悠地踅进洗手间去了。


    我们在存衣处很方便地取出了琴盒，返身向ktv包房走去。在走廊上，冯世民的两个随从叫住我们。


    “对不起潘先生，麻烦你把盒子打开，我们要先看一下。”


    潘小伟不知他们的用意，显得有点紧张：


    “我，我要当面交给冯老板。”


    “没问题的，我们只是要先看一眼。不好意思啦，这是冯老板的规矩。”


    潘小伟犹豫了一下，交出了琴盒。


    “钥匙呢？”


    潘小伟又交出了钥匙。


    “对不起，”他对两个随从说，“我先去方便一下。”


    一个随从笑笑说：“巧啊，我也要方便一下。”


    他们一起走进了卫生间，刚刚从里边出来的刘保华返过头又跟进去了。潘小伟大便，天龙帮的人小便，刘保华对着镜子梳头喷香水。那种豪华夜总会的卫生间里，都摆着梳子、香水之类。三个人各忙各的，其实各怀鬼胎，没一个是真的。


    冯世民的另一个随从用钥匙就在走廊上打开了琴盒，我站在不远处看见他仔细检查了一下，又把琴盒关上了。盒盖挡着，我没能看见小提琴。


    刘保华在里边照镜子不能照个没完，不得不先从卫生间出来了，紧跟着像接力一样，又进去一位我们的便衣。这位便衣看见天龙帮的那家伙正在慢慢地洗手梳头喷香水，潘小伟则像是刚刚完事，抽水马桶哗哗响了一阵，他才整整衣服从里边出来，也站在水池前洗手。


    刘保华和那个便衣都没发现任何反常。


    回到走廊上，天龙帮的人把检查完的琴盒又交还给了潘小伟，但是拦住了我。


    “小姐对不起啦，冯先生要和潘先生单独谈一谈。我们陪你跳舞好不好？”


    我连忙看潘小伟，希望他表示一定要带我一同进去，我也知道他要真这样表示明显不合情理。果然潘小伟说：“月月，去跳跳舞吧，稍等我一下。”


    我只好止步，望着他拎着琴盒，跟着冯世民的一个随从走进走廊尽头的ktv包房去了。留下来的另一个随从笑嘻嘻地凑上来：


    “小姐，一起跳舞喽。”


    我摇摇头说不想跳，就往酒吧台那边走。那个随从也没去跳舞，就一个人守在走廊上，抽烟。


    队长依然守着吧台喝啤酒，我坐在他身边要了杯可乐。这时，我们都看到刚才跟潘小伟进屋的那个随从又出现在走廊上，也点了根烟，和他的同伴低声说着什么。


    队长小声问：“怎么回事，你们怎么都没进去？”


    我说：“冯要和潘单谈。”


    他问：“他们要谈什么？”


    我说：“我怎么知道。”


    他问：“刚才谈得怎么样？”


    我说：“气氛还行。”


    他问：“他们是三个人吗？”


    我说：“对，加冯世民是三个，至少在走廊上的这两个人有武器，里边没有服务员。”


    队长点点头：“他们还有一个人，在大厅里悠着呢。”


    这时候，菲律宾乐队声嘶力竭的演唱终于告一段落，大舞厅里开始了迪斯科时间，男男女女的客人纷纷离座拥挤在舞池里，随着顷刻而来的地动山摇的打击声，疯狂扭动起来。


    震耳欲聋的音乐淹没一切。伍队长在我耳边喊了一句：


    “你进去催催潘小伟，撒点娇，叫他带你走。”


    我明白队长的意思。起身往冯世民的包间走去。走廊上，那两个抽烟的家伙拦住我，“嗨，小姐，他们还没有谈完，稍等一下啦。”我不理他们，继续往前走，并且装模作样地生气。


    “还谈什么呀，我们还有事呢，得走了。”


    一个家伙竟上来拉我：“小姐……”


    我说：“你干什么，你放手！”


    这时我们都听到一声尖叫，一声女人的尖叫，我们看到一个刚刚进去送冰块的服务小姐突然尖叫着从冯世民的包房里狂奔出来，“啊！啊！”她尖锐的叫声几乎压过了巨大的迪斯科音乐，“杀人啦！杀人啦！”她一路叫着跑过去了！


    冯世民的两个随从放下我就向房间里奔去。我的心狂跳得几乎要从嘴里蹦出来，从头到脚刹那间像冰冻一样凉透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向那个包房跑去。


    恐怖的尖叫声惊动了夜总会里所有的人，迪斯科音乐依然像打桩机似的敲击着地面，但没有人再跳，人们全都惊惶四顾！伍队长从高高的酒吧凳上一跃而起，向走廊这边直冲来，刘保华高喊了一声：


    “谁也别动！”


    冯世民的两个随从又仓皇地从包房里跑出来，在走廊上被伍队长用枪逼住：


    “举手，别动，我们是警察！”


    很快有几个便衣冲上去缴了他们的械，铐了起来。另一个一直躲在大舞厅暗处“望风”的天龙帮分子也被两个便衣架住，束手就擒。


    夜总会里边和夜总会外围的警察接到紧急信号，立即封锁了夜总会的所有出口，几百个跳舞的客人和在ktv包房的客人纷纷拥出来打听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人向他们解释，他们看到的只是脸色严峻的便衣警察和已经面如土色的夜总会经理。


    除我之外，伍队长是第一个走进那间包房的，十分钟后，处长也赶到这里。他看到的，是一群垂头丧气表情阴沉的部下和一个清晰明了无可争议的杀人现场！


    冯世民倒在那个有着宽大靠背的英式沙发的脚下，从右眉上方的枪孔里流出的暗红的血，稠稠地半凝在丝织的地毯上。子弹从脑后穿出时带出的红色的和白色的液体，喷雾一样浆在沙发上方的淡黄色的墙上。他的左手还松松地攥着一只麦克风，看来他是歌唱着死去的！


    刚刚被服务小姐扔掉的冰筒还躺在地上，晶莹的冰块泼了一地。茶几上杯盏零乱，残酒几许，一只五颜六色的水果拼盘，却还没有动过。在那拼盘的旁边，触目地摆着那把打开了盒盖的小提琴！


    这一切一眼看去，宛如一幅精心安排的静物油画。


    我们分头搜查了夜总会的每一个包间，每一个办公室，每一个库房和操作间，所有角落都细细查找了一遍。潘小伟不翼而飞。


    第16次谈话


    海岩：上次听你讲美高夜总会潘氏家族献琴求和的一幕，真是风云突变，扣人心弦。真看不出你这样一个女孩子，居然经历过如此惊心动魄的场面。


    吕月月：那天晚上我们把无关的客人全都放走以后，进行了现场勘查。那天来的技术人员特别多，阵容很强。拍照、取痕迹、画图、取物证，分了几个小组同时进行，勘查工作进展得很快。


    处长和队长找了一间ktv包房，叫人把美高夜总会的香港经理带了来，就地进行了讯问。那矮胖经理承认是冯世民手下一个姓马的人在几天前亲自来为冯预订了包房，今天冯来了以后，他手下人吩咐说冯老板要在这里会个客，服务小姐除了送酒送水果之外，暂不要入内陪着。因此，这个包房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夜总会的人无从得知。伍队长请矮胖经理把ktv包房的预订登记本拿来看看，矮胖经理说没有登记本。又找中方经理来问，中方经理看那矮胖经理的脸色，支支吾吾也说没有，但那表情分明告诉我们是有。于是伍队长让我去找门口领位的小姐问，小姐二话没说，拉开领位台的抽屉，就把预订登记本交给我了。


    登记本上确实记载着一位香港的马先生在五月二十日预订五月二十五日的房。但是同时还记载着五月二十日当天，还有一位李先生，也是香港人，也订了二十五日的房。两个订房都是由矮胖经理亲自填写在预订本上的。


    问矮胖子那李先生何许人也，矮胖子一口回说记不得了。


    伍队长火了，拍案而起，对矮胖子吼了一声：“那就跟我们走一趟吧，你被拘留了！”


    矮胖经理双目圆瞪，大声叫屈，他喊：“我们这里是中外合资的歌舞厅，你们不可以乱来呀，客人发生什么事和我们有何相干？”又喊：“我是有英国护照的，你们无权拘留我，你们侵犯人权！”


    队长一听他喊什么侵犯人权，一皱眉头，喝令周围的刑警：“把他铐起来！”几个小伙子立即上前把矮胖子铐住。矮胖子脸色顿时煞白。


    在我一向的印象中，我们队长总是随和持重，宽宏待人的，我从来没见他这么凶狠过，他逼视着那位已经瑟瑟发抖的“英国公民”，一字一句地说：


    “你给我听好，你知情不报，串通杀人，我肯定能找到证据的，今天我们把你从这儿带走，你就别想再回来了！”


    矮胖子挣扎着，抖着嗓子失声尖叫：“我没有串通杀人呀，我没有串通杀人呀，请让我解释清楚，长官请给我一个机会！”


    他显然被队长的虚张声势吓坏了，因为他弄不清国内的法律，他怕自己要真的被带到什么地方去，那就真的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回不来了。


    队长的嘴角隐隐挂出些得意，越发从容了，对刑警说：“让他坐下来。”


    矮胖子坐下来，刚才的矜持镇定顷刻瓦解。他重重地喘着气，嘴巴被鼻涕弄得一塌糊涂，细细的眼角不知什么时候迸出两滴眼泪。


    在场的中方经理和夜总会工作人员大气不出地站在一边，表情紧张。处长示意刘保华先请他们出去。


    中方经理和那几个工作人员被刘保华领出去以后，矮胖子开始了语无伦次的供述。他说他和冯先生和潘先生都认识，但平常没有来往的。冯先生的事要办好，潘先生的事也要帮忙，冯老板不好惹，潘老大也不能开罪，如此这般絮絮叨叨杂乱无章，我们听了半天才听出一点眉目来。


    预订登记本上的那位李先生，果然是潘大伟的手下。前天晚上这位李先生专程来了一趟美高夜总会，找矮胖子看了房间，然后交出一张十万元港币的支票作为预订金。矮胖子说哪里用得了这么多，而且潘老板肯来赏光，免费孝敬也是应当的。姓李的说别客气，钱如果用不了也不用找了。矮胖子明白这是潘家有事要求他了，他更不敢接了。


    姓李的很轻松，说没有大事你不用慌，我想知道冯老板二十五号要来会潘老板的弟弟，你们安排在哪一个房间？矮胖子说安排在里边一间，里边安静。姓李的说据我知道里边的包房原来的设计都是套间，你们现在是不是都把中间的门锁了当单间用？矮胖子说是的，因为单间不够用套间不好卖。姓李的说那好，我就用冯老板隔壁的房间，中间的门麻烦你不要上锁。姓李的又问，这些房间原来是不是还都有一扇门通后面的操作间？矮胖子说是的是的，原来都准备做宴会单间的，因此所有房间都有门通向后面厨房，可这些情况你怎么知道？姓李的笑而不答，又问厨房那边的运货电梯是否可以通到下面，矮胖子说可以，可以一直通到大厦后面的卸货平台去。姓李的说好了，别的不多麻烦你，钱你收好，这是潘老板的面子。


    矮胖子收了这张支票，他猜测潘家大概过于谨慎，怕天龙帮在美高摆下一席鸿门宴，所以预先看好退路。他想这真是惊弓之鸟太过虑了，这是大陆，是北京，冯世民真要对潘家的人不客气，也不会选到这儿来发作。他可是一点都没想到，就是这张支票，成了叱咤香港几十年的天龙帮大龙头冯世民的“盒儿钱”。“盒儿钱”，你懂吗？


    海岩：懂，北京人说“盒儿”，就是棺材。


    吕月月：矮胖子交代的这些情况，和当天现场勘查的发现完全吻合。冯世民死亡的那间包房和隔壁相通的门果然没上锁，而隔壁房间通往后面厨房的那扇平常被封住的小门也被撬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