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在文革浩劫中

    1963年12月23日，是茅盾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日子！


    在前一天，茅盾接到全国文联通知，说有重要文件传达。什么重要文件，通知里没有说。


    23日上午，茅盾准时出席中国文联召开的所属各协会负责人联席会议。


    会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林默涵传达了毛泽东12月12日在看了中宣部文艺处编写打印的《文艺汇报》后有关文艺工作的一个批示：


    “各种文艺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


    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的批示，在当时气氛下，显然是至高无上的。茅盾在会上听了这个批示，如坐针毡，如临深渊，他感到惧怕，更感到委屈。十多年来，为新生的共和国文化建设，呕心沥血，放弃自己的创作，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为中外文化交流，为培养新中国的作家群，为指导群众文化，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茅盾几乎都是不遗余力的，现在竟然成了“死人”？茅盾内心陷入极度矛盾和痛苦之中。但茅盾没有在会上表现出来，表情冷冷地坐在那里，静静地听林默涵传达。传达完了，散会了，他又默默地走出会场，临别，和周扬、林默涵、邵荃麟握了握手，上了汽车，一言不发，就回家去。


    本来就常常失眠，靠安眠药度日的茅盾，这天，加倍的安眠药仍然难以入睡，他从大风大浪中过来了，他优虑的，倒不是自己个人荣辱进退，而是中国的文化事业，也更担心中国文艺界的一场风暴的到来，又会损失一批人啊。


    过了几天，1964年元旦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以中央名义召开了文艺界座谈会，茅盾也去了，坐在那边，静静地听这几位中央领导讲话，中央要求文艺界对照毛泽东的批示，整风、检查。


    于是，文艺界又开始无休止的会议、检查、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中，茅盾、邵荃麟等1962年8月在大连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被定为黑会，硬把“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和“写中间人物论”两顶帽子，套在“大连会议”头上，对此，茅盾没有辩解，而是用沉默来对付那些无限上纲的批判，他觉得自己在大连会议上的讲话发言，尽管是前年的事，但仍没有错。经过半年多对照批示的整风、批判、揭发之后，1964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揭发出来的问题，整理了一份向党中央报告的材料。6月27日，毛泽东看了这份题为《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材料后，又作了第二个批示，周扬、林默涵又郑重地传达了这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个批示连同去年12月的那个批示，后来史称“两个批示”。这两个批示，对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茅盾来说，不啻是一记闷棍，所有的责任，罪恶都往这位大作家身上套。


    茅盾在沉默中，悄悄地作着挨整的准备，一篇评论《南方日报》上杜埃的《冰消春暖》文章，成了茅盾在文革前的最后一篇评论文章，茅盾的笔，除了写一点起居日记外，谢绝了一切约稿，开始了长达12年的沉默！


    这时，又传来毛泽东在与毛远新谈话中，批评文化部的消息，毛泽东说：


    “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显然是不满意文化部的工作。


    不久，江青等人又把电影《林家铺子》、《不夜城》等定为毒草，下令批判。


    也就在这时，茅盾在参加国务院全体会议之后，刚要走，周恩来总理走过来，把茅盾留下，和茅盾作了一次谈话。刚开始，茅盾就猜出是什么事情，周恩来说：


    “文化部的工作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搞好，这责任不在你，在我们给你配备的助手没有选好，一个热衷封建主义文化，一个推崇资本主义文化。我知道你一开始就不愿意当这部长，后来又提出过辞职，当时我们没有同意，因为找不到接替你的合适人选。现在打算满足你的要求，让你卸下这副担子，轻松轻松，请你出任政协副主席，你有什么意见吗？”说完，周总理用炯炯有神的目光，看着茅盾。


    “好啊，我拥护总理意见。”茅盾早有准备，不假思索地回答。


    周总理点点头，又说：“新的文化部长很难找，目前尚无合适对象，只好暂时让陆定一兼任，另外打算从军队调几个人来，不过完全由当兵的人来管文化工作怕也不行，所以准备从上海调石西民来，石西民你认识吗？这人过去也犯过错误，不过这几年在上海干得还不错。”


    茅盾笑笑，没有正面回答，却又向总理提出：“我这个作家协会主席也已经当了十几年了，工作没有做好，可不可以这次也一起调换调换？”


    周恩来笑了一笑，敛起笑容：“那就不必了，作协的问题主要也不是你的责任，你不当作协主席还有谁能当？”


    茅盾和周恩来两人谈话后，茅盾默默地走出国务院会议室。回家后，也没有再说什么。


    隔了个把星期，周扬专门到茅盾的小楼里来一次，向茅盾介绍文艺界学习和贯彻毛主席两个指示的情形，也谈了夏衍、田汉、阳翰笙所犯的错误。


    又说：“主席对文化部和各协会的批评，主要责任在党员领导干部，是他们马列主义水平不高，犯了错误。听说您要离开文化部，这样也好，以后可以用更多的精力来领导作协和文联各协会的工作了。”茅盾听后，笑笑，没有再说什么。


    1964年12月，茅盾以山东省人民代表的身份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上，茅盾被免去文化部长，国家主席1965年第二号主席令，任命陆定一为文化部长。茅盾被同时召开的第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为副主席。


    从此，茅盾在文艺界的活动逐渐稀少、疏远了。应酬活动也少了许多，除了节庆、国宴等活动外，茅盾基本上过着赋闲生活。在家打扫卫生，为孙女小钢煮牛奶，看管蜂窝煤炉。


    但尽管如此，江青等人仍不放过茅盾等一大批20、30年代作家。在茅盾卸任不到半年的5月29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以及天津的《大公报》等5家报纸在同一天，分别刊登了《影片是一株美化资产阶级的毒草》、《职工批判电影与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背道而驰》等批判文章，将原来属内部批判的，完全公开化了。紧接着，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批判电影《林家铺子》，全国所有的省级报刊，都发表了批判，声讨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当时5一9月的3个月时间内，各地发表批判电影《林家铺子》的文章，达137篇以上。


    甚至有人专门到茅盾家乡杭嘉湖一带作社会调查，以证明电影《林家铺子》的反动和这篇小说是如何美化资本家的。当时批判的矛头十分明显，茅盾心里也十分清楚。


    但据茅盾儿子韦韬、儿媳陈小曼回忆，“我们周末看爸爸，希望能谈谈这件事。我们发现爸爸仍旧像往日那样平静地躺在床上看书，看不出有什么情绪上的变化，也不谈外面闹得沸沸扬扬的批判电影《林家铺子》的事，就好像这件事从未发生过一样。我们心里纳闷，只好悄悄地问妈妈，妈妈显得忧心忡忡，小声说：”我觉得大祸要临头了，可是你们爸爸不让我乱说，他说他还要观察‘“。


    的确，茅盾对那种甚嚣尘上的批判，冷眼向洋，置之不理，表现出少有的冷静，连日记中也不记上一句。直到文革结束后，茅盾在回忆录中，才忿忿不平写道：“夏衍把《春蚕》改编成电影，这是他和我的第一次合作。30年后我们又有了第二次的合作，他又把我的《林家铺子》改编为电影。但是这次合作却带来了大灾难。


    《林家铺子》改编为电影，成为夏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状之一。……


    而60年代的批判，却成了决定一个艺术家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的帽子和棍子。“


    这，算是茅盾对6d年代那场围攻电影《林家铺子》的一点看法。作为一代文豪，仅此而已，心胸是何等广阔！


    不久，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浩劫，降临在中国大地。1966年4月18日，《解放军报》首先发表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4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5月16日，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并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从此，中国大地掀起一场内乱和浩劫。茅盾作为一位已经赋闲的文化名人，从8月18日开始，常被邀去天安门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自然，这种例行公事式的活动，茅盾也仅仅是出席而已。茅盾静静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不断思索。


    1966年8月24日，茅盾的老友、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含冤自尽太平湖，消息传到茅盾耳朵里，茅盾惊呆了，望了望窗外青天，长叹一声：“平日见老舍随和、幽默、开朗，想不到还是一个性格刚烈，自尊极强的人。他是受不了横加在他身上的对人格的极大侮辱啊！他自杀在太平湖，显然，是对这种不公平的无声的抗议。


    不过，自杀终究不是办法，为何不坚持一下，亲眼看看这世事究竟怎样发展变化呢？


    我是相信即使沧海桑田，最终逃不脱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茅盾这位年届70的老人，内心是多么苍凉和悲愤。


    社会上的大串联，大动乱，也涉及到了茅盾家里，8月28日上午，一批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敲开茅盾家的门，撕掉了《红楼梦》、《西游记》两本书，还恶狠狠地指着书架上的书，对在茅盾家做服务工作的阿姨说：“这些书全是大毒草，统统烧掉！”


    8月30日清晨，原来在茅盾家做服务工作的老白也造反了，他叫了红卫兵来茅盾家扫四旧。有一个女红卫兵指着满屋的书架问茅盾，“这些书你都看过？”没等茅盾回答，旁边那个拿军刀的头头进来说：“这些全是大毒草，看得越多中毒越深。我们只要读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书一本顶一万本！”


    面对这种狂热和愚昧，茅盾只有苦笑和愤怒！这时，一个小瘦子从人群里钻出来，指着墙上萧逸同志的照片，尖着嗓子问：“这个穿国民党军服的家伙是谁？”


    这时茅盾不禁怒火中烧，冷冷地反问道：“你知道国民党是什么样子吗？”转身又看了看萧逸遗像，说道：“他穿的是八路军军服，他是新华社战地记者，是我的女婿，他是老八路，他在前线牺牲了，是国民党打死的！”茅盾的脸色板起来，一字一句地回答着。


    那个小瘦子的嚣张气焰被噎回去了。见没有捞着什么东西，这些家伙又东翻西寻，把一尊三尺多高的紫檀木雕老寿星，一些瓷器，水晶花瓶，照相机及一些小工艺品，被摆到小楼外面的书库里封存起来，并写上“不准用”


    三个大字。又把墙上的印有文物的挂历翻过去，写上“不准看”三个大字。


    面对这些毛孩子野蛮无理，粗暴的行动，茅盾拄着拐杖，呆在一边，叹着气。


    而茅盾夫人孔德沚，却吓得缩在一边，不敢出声，心里呼呼直跳，她觉得今天家里遭抄家，完全是她与服务员老白争论引起的，心里又气又恨又怕又难过，而隔壁阳翰笙受到红卫兵的冲击，残酷野蛮的场面，也使孔德沚惊吓不已，神经受到刺激，以致后来忧郁成疾。后来连一盏用煤精做的维纳斯像的台灯，也做了件衣服给像“遮羞”。


    不久，“最高指示”一条一条地在报纸、广播中公布，人们狂热的程度，也一阵高一阵。从串联到砸四旧，到揪斗走资派，斗争在“深入”，世事沧桑，茅盾是五四以来历史的证人，一些另有用心的人，千方百计想从茅盾那里找一点材料，作为整人的借口。对此，茅盾这位70多岁的老人，决不昧着良心讲话作证。鲁子俊是当年在延安为茅盾爱女沈霞做人工流产手术的医生，由于消毒不严和这位医生的责任心不强，沈霞因医疗事故而亡。对此，茅盾夫妇曾痛心疾首，悲痛万分。20年后，鲁子俊当上了某医院的院长，文革一开始，鲁子俊首当其冲，那些造反派专门派人四出罗织罪名，也找到了茅盾，要茅盾证明，沈霞之死是被鲁子俊害死的。


    茅盾一听来访者的要求，义正词严地回答：“你们这个说得不对，不是这么一回事。


    据我所知，是因为手术时消毒不严，受感染而死的。“


    有一次，文艺界几个造反派气势汹汹的推开茅盾家的大门，一屁股坐在沙发里，威逼茅盾作证，30年代《译文》的停刊，是周扬反对鲁迅的罪证。


    茅盾严正地告诉来人，“这件事与周扬毫无关系，是因为生活书店想另外出版一套《世界文库》，把《译文》停了。我们请胡愈之去作交涉没有成功。”


    一席正气凛然的话，说得来人灰溜溜地走了。


    有一次，几个外调人员又来敲开茅盾家的门，硬要茅盾证明曹靖华同志在重庆期间与苏联大使馆过从甚密。因而有苏修特务之嫌。茅盾坚决拒绝：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见，我不能证明。”对方没有满足，便恼羞成怒，竟拍着桌子吼着，威胁茅盾。茅盾也站起来，义正词严地说：“毛主席说要‘实事求是’你是怎样理解的。我对一切调查所抱定的态度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条原则我决不会改变。”来人只得悻悻而去。


    在抄家、来访、大字报等轮番“轰炸”下，茅盾夫妇精神上、生活上都受到很大打击，尤其是1968年4月底，听到自己弟媳张琴秋被迫害至死的噩耗，茅盾夫妇震惊了。张琴秋是中国共产党20年代就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也是红军女将领，解放后长期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工作谦和、负责，深受群众爱戴，但因参加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并担任组长，受到株连，又把她在战争中被俘历史翻出来，打成“叛徒”，后来，即1968年4月22日夜里，张琴秋在纺织工业部大楼4楼上摔下，惨死在东长安街上。


    造反派马上宣称张琴秋畏罪自杀。当时茅盾夫妇得到消息，孔德沚泪如泉涌，连连叫道：“不可能，不可能！琴秋不会自杀的！”茅盾也认为“琴秋性格坚强，当年再艰难的环境都挺过来了，怎么会想不开而自杀呢？这里肯定有文章！”表示悲痛和愤怒。


    茅盾昆仲的好友，中共早期活动家徐梅坤，听到老友张琴秋的噩耗，私下去纺织工业部大楼现场察看，后来他告诉茅盾：据他分析，张琴秋决不可能是自杀。认为张琴秋是重点审查对象，昼夜24个小时都有两个人在她身边看守，她没有自杀机会；二是她从四楼男厕所“跳楼”的，而且穿的是睡衣，这不合乎一般自杀者的心理。茅盾唏嘘不已，在那无法无天的岁月里，向谁去诉说呢？只能仰首问苍天！


    这一连串的打击，茅盾更沉默了，而孔德沚却受气受惊吓，身体垮了，除本来的糖尿病外，又有了心脏病、高血压等，她心悸，睡不着觉，老是仿佛大祸临头那种紧张感。没有多久，本来偏胖的身体也憔悴起来，瘦下去了。


    1969年秋后，人消瘦，下肢却浮肿起来，不久，手也浮肿。茅盾陪她去医院看了几次病，服中药西药，仍不见效。医院里也在闹革命，医生都是问了问以后，见这两个70多岁的老人，便给些常用药，打发了。到1970年1月24日，孔德沚忽然觉得昏昏欲睡，吃不进东西。茅盾听别人说，“这是酸中毒的现象！”急忙送妻子进医院，但为时已晚。孔德沚神智昏迷，医生诊断为酸中毒、尿中毒、慢性肾炎并发。1970年1月28日凌晨2时27分，与茅盾相伴50多年的爱妻孔德沚，撒手离开人世。


    茅盾赶到医院时，已是人去室空，孔德让的遗体已经移太平间，茅盾双手颤抖着，亲手替老伴揩身换衣，此时，经历风风雨雨的茅盾，望着夫人紧闭的双眼，熟悉而又满脸皱纹的脸庞，悲从中来，老泪潸然，禁不住放声痛哭起来。


    1月31日下午，风，刺骨地在刮，太阳淡淡的冷冷的，没有一丝暖气，茅盾在家人的搀扶下，迈着蹒跚的步子，在老友叶圣陶和在京的几个至亲陪伴下，为夫人孔德沚送灵。


    悲痛，劳累，茅盾在2月7日也病倒了，住进了医院。


    孔德沚去世以后，东四头条5号大院那幢小楼，似乎更冷清了，青灰色砖墙上布满了爬山虎，此时，绿叶落尽，枯枝摇曳，紧邻的2号3号小楼上，玻璃破碎，不住传来窗户随风吹动的撞碰声，深夜里，风声夹杂着窗户撞碰声，格外让人冷清和孤独。此时，儿子儿媳和孙女孙子等搬来，和茅盾住一起，一时，小楼里又热闹起来，给晚年茅盾一些慰藉。


    1971年9月13日事件发生后，野心家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政治形势稍有松动，中国老百姓仿佛看到，中国政坛上林彪这个毒瘤割掉了，祈盼天下太平。


    1973年7月，茅盾在儿子的劝说下，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和想法。信是寄邓颖超转送的。此时，中共中央正在筹备四届人大。内部传来消息，在已选出代表的基础上，再增补宋庆龄、胡愈之、沈雁冰等20多位知名人士为四届人大代表，茅盾由三届时的山东代表，变为四届上海代表，9月，全国政协李金德副秘书长来看茅盾了。寒暄后，李金德说：“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四届人大将在年底召开，组织上让我来正式通知您，您已经当选为四届人大的代表了。”茅盾不觉一楞，马上联想到给总理的信，就问道：“那么我的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据说我还有一个‘叛徒’问题。”李金德一听，“这个，我也不清楚，我刚刚调到政协，许多情况还不了解。不过，既然您已经当选为人大代表，说明那些问题已经不存在了，解决了。”茅盾没有再问下去。


    1974年4月的一天，北京春暖花开，风和日丽。胡愈之约了一些老友相聚，茅盾、叶圣陶、楚图南、唐弢、沈兹九、臧克家等都来了。席间，老朋友相见，茅盾显得特别高兴，神采奕奕。沈兹九悄悄地告诉臧克家：茅公今天特别高兴，是因为组织上已通知他四届人大有他，就要见报。沈兹九的话尽管是迟到的消息，却也许是对的，由于总理过问，茅盾能够继续参加人大，能不欣喜吗？


    自l969年9月到越南使馆吊唁胡志明逝世活动后，整整4年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直到1973年，才被通知参加集会。紧接着，大参考也送来了，朋友间的信函也多起来了。许多几十年的老朋友，也时常登门晤谈，说些陈年往事，也谈些外界情况。


    但是，茅盾确实是一个自己站在雪地里，还给别人送温暖的人。已经被打倒的老朋友冯雪峰来看他，两人多年不见，骤一见面，好生感慨，茅盾觉得冯雪峰怎么会病成这个样子，十分关切。后来骆宾基为聂绀弩的冤案，托茅盾转诉周总理。茅盾听完后说：“聂绀弩这个人我是知道的，鲁迅先生也很器重他。让我向周恩来总理讲几句话，也是愿意的。可是，总理正在住医院，能不能在最近见到还是问题，就是有机会见着了，是不是能说上几句话，能提出这个问题，也得看机宜。”


    骆宾基又和茅盾说起冯雪峰，骆宾基告诉茅盾：“我刚去看望过冯雪峰，他已确诊肺癌，吃中药必须得配麝香，但这药很珍贵，又难买，家里人正为此犯愁呢！”


    “麝香，我倒是有的，是50年代尼泊尔王族代表团的贵宾赠给的礼物，我留着没有用。等我找出来就给他送去。请你劝他安心养病，不要烦躁。”


    茅盾一听，说道。


    骆宾基告辞后，茅盾立刻拖着年迈的身子，让人给找出麝香，正巧胡愈之来，就托胡愈之立即给冯雪峰送去。


    1974年，姚雪垠在艰苦条件下完成了《李自成》第二卷初稿，在困境重重的情况下，寄给茅盾审阅，茅盾尽管自己右目0.3视力，左目几乎失明的情况下，仔细辨认了姚雪垠的初稿，并记下要点和修改意见然后给姚雪垠写信，从艺术构恩，人物描写，都提得切中肯綮，对此，姚雪垠感激得难以言表，他曾用一首诗来表达自己对茅盾的无限敬佩和爱戴之情：


    笔阵弛驱六十载，功垂青史仰高岑。


    平生情谊兼师友，晚岁书函泛古今。


    少作虚邀贺监赏，暮琴幸获子期心。


    手浇桃李千行绿，点缀春光满上林。


    姚雪垠这种感激之情，在茅盾寂寞的晚年，添了一抹春色，也给茅盾许些慰藉。


    1974年12月12日，茅盾离开了住了25年的文化部小楼，迁到交道口南大街后园恩寺胡同13号。茅盾离开小楼时，把夫人孔德沚的骨灰盒也迁到新居，仍和往常一样，放在自己的卧室里，朝夕相伴。


    这一段时间，茅盾在与一些老友晤谈，与亲戚通信外，余暇时，也专门读史，以寄托自己的心情。1973年夏天，茅盾读史有感，写了一首七律《咏史》：


    湖海浮沉词千首，老去牢骚岂偶然。


    漫忆纵横穿故垒，却怜容与过江船。


    美芹十论徒传世，京口壮猷但隔年。


    扰扰鱼虾豪杰尽，放翁同甫共婵娟。


    这首咏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的诗，表露诗人茅盾愤慨心情和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这首诗，在身处逆境的友朋中广为流传，给许多老朋友于信心和力量。


    1973年11月，茅盾又作诗一首，以经验之人，表露自己的心声和信念：


    沉舟破釜决雌雄，旧耻重重一扫空。


    正喜阵前初砍纛，却传幕后谋藏弓。


    仰人鼻息难为计，自力更生终见功。


    两霸声威朝露耳，万方共仰东方红。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病逝了，举国哀痛。茅盾听到消息，老泪纵横，悲痛万分，他含泪写了《周总理挽诗》：


    一


    万人号啕哲人萎，竟传举世颂功勋。


    灵前恸极神思乱，挥泪难成哀挽文。


    二


    衣冠佩剑今何在？


    伟绩丰功万古存。


    锦绣江山添异彩，骨灰撒处见忠魂。


    知茅盾者，周恩来也。当年延安生活，重庆岁月，女儿意外，担任文化部长，卸任文化部长，都得到周总理的悉心安排和关照。茅盾像敬佩毛泽东那样，敬佩周恩来总理。因此，周恩来的逝世，茅盾万分悲恸，诗中寄托了自己浓浓的哀思。


    周恩来逝世后，“四人帮”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文化专制更加变本加厉，天安门的四五运动，遭到“四人帮”的镇压，茅盾的唯一侄女玛亚，在这年遭迫害而去世，这对茅盾身心上，又一次打击。茅盾又深深地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


    1976年是茅盾诞辰80周年，当友人提出要为他祝八十大寿时，他在深思中认为“杯酒话旧，于今不宜。”他还要看看形势的发展。茅盾八十大寿，在这个形势下，没有鲜花，没有花篮，也没有不绝于耳的恭贺声。茅盾和家人、几个至亲一起吃了寿面，并写了一首《八十自述》诗：


    忽然已八十，始愿所未及。


    俯仰愧平生，虚名不副实。


    昔我少也孤，慈母兼父职。


    管教虽从严，母心常戚戚。


    儿幼偶游戏，何忍便扑责。


    旁人冷言语，谓此乃姑息。


    众口可铄金，母心亦稍惑。


    沉思忽展颜，我自有准则。


    大节贵不亏，小德许出入。


    课儿攻诗史，岁终勤考绩。


    人到晚年，往事如烟，更思念含辛茹苦的母亲，80年往事，一首小诗，解剖自己，深深感谢母亲的培养和管教。几年前，茅盾在家赋闲，除了读史，写诗词，写信外，萌发了写自己一生回忆录的念头。因而自己在八十大寿时，首先想到母亲的功德。


    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了，消息传来，茅盾一阵轻松，从心底里感觉到，中国有希望了，中华民族有希望了，茅盾看到了这一天。


    1976年，北京的冬季，银装素裹，凛冽的空气格外清新。茅盾站在自己的院子里，望着苍穹，望着白雪，仿佛听到春天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