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迎接新的曙光

3个月前 作者: 钟桂松
    茅盾回到上海,立刻被朋友们所包围,大陆新村的家里,挤满了欢迎茅盾夫妇归来的亲朋好友,戈主权、叶以群、孔另境等等,都围着茅盾,问这问那,茅盾感慨苏联的发展,也感慨苏联作家地位之高,收入之丰。讲得大家咋舌。讲得大家羡慕不已。


    4月28日晚上,即茅盾回到上海的第4天,郭沫若在家里邀请20来位文化人,为茅盾夫妇洗尘。郭沫若亲自裁好一块洁白的宣纸,并题上“为茅盾先生及夫人洗尘小集”一行字,作为来宾签名纸。郑振铎、洪深、熊佛西、沈钧儒、廖梦醒、史东山、许广平、陈白尘、叶圣陶、叶以群、戈宝权、田汉、傅彬然、阳翰笙、丁聪等都应邀赴宴。聚餐后,大家又提许多问题,茅盾也向朋友们报告苏联见闻和观感,气氛十分融洽、热烈。之后,茅盾又应邀去各大学和文化团体作访苏讲演,同时,陆续撰写访苏见闻,一篇篇饱含深情的文章,在茅盾笔底流淌,汩汩而来,半年之内,写了22篇介绍和宣传苏联的文章,成为当时的“苏联专家”。同时,茅盾的《游苏日记》亦在《时代日报》上连载。这时,同乡老友金仲华捧着一本西蒙诺夫的剧本《俄罗斯问题》来找茅盾:“雁冰兄,这个剧本麻烦你赶出来,我的《世界知识》正等着用。”金仲华开门见山地说。


    “噢,正好,西蒙诺夫先生我刚刚在苏联会见过。”茅盾爽快地答应了。


    “你译一节,我登一节,这又要麻烦老兄了。”金仲华急呼呼地说。


    “好、好,金公的吩咐,一定抓紧。”茅盾也笑了。果然,茅盾没有食言,不仅译了西蒙诺夫的《俄罗斯问题》剧本,而且还写了前记、译后记和《k.西蒙诺夫访问记》和《关于〈俄罗斯问题〉》。


    正当茅盾在上海大力宣传苏联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略上已开始从防御转入进攻。这年的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表了,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同时宣布八项基本政策,这消息,犹似和煦的春风,给茅盾莫大的鼓舞,而茅盾那些充满激情和好感的访苏文章,仿佛在为新中国文艺大厦的建设提供一个蓝本。而11月7日发表在《时代日报》上的政论《祝伟大的苏联人民更大更多之成功与胜利》,似乎是站在更高层次,欢呼着新中国的未来。


    然而,国民党政府面对江山的失落,人心的丧失,变本加厉地实行白色恐怖。


    10月26日,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等3位同学突然被捕,旋即被杀害于狱中,同时,国民党政府以“民盟参加匪方叛乱组织”的罪名,悍然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下令解散。


    对此,中共很快有了反应,党决定把茅盾、郭沫若等无党派知名人士陆续转移到解放区去,第一步先去香港,作为过渡,免得他们遭国民党绑架和杀害。中共的这个举措,有力地保护了茅盾等一大批左翼文化人。茅盾依然在叶以群的精心安排下,秘密独自离开上海去香港,妻子孔德沚则留在上海,放出风声,对人说“雁冰去桐乡乌镇了。”半个月后,孔德沚也秘密到了香港。


    1948年元旦,茅盾夫妇是在香港度过的。这次在香港,茅盾没有孤独感。


    上千的文化知名人士,在中共的安排下,齐聚在这里,大家感到建立新中国曙光已近在眼前,都异常兴奋。尤其使茅盾感到兴奋的是,香港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左翼进步文化人,都可以不必忌讳,敞开心扉,大谈政治。


    后来回忆那段生活时,他说:


    1948年的香港,在我们这些政治流亡者的眼里,又是个小小的自由天地。


    在报刊上,只要不反对港英当局,不干涉香港事务,你什么都能讲。包括骂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英帝国,元气大损,自顾不暇,对中国的内战采取了中立的不介入的态度。因此,我们可以在《华商报》上,《文汇报》上大登新华社的电讯,可以大张旗鼓地报道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的胜利,可以把“国军”直呼为蒋家军队或国民党军队。这样便利的条件,对于我们这些握了半辈子笔杆却始终不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人来说,真像升入了“天堂”。


    这种写作环境以及写作心境,给茅盾提供了十分舒畅的条件。当时因文化人突然涌到香港,一时,这个弹丸之地,人满为患,住房十分紧张,后来在周鸣钢的帮助下,在九龙弥敦道租到了住房。于是茅盾又全身心地投入文艺活动中去,担任了文协香港分会的常务理事。同时,又把《苏联见闻录》写完,接着又写了《杂谈苏联》,后由致用书店出版。


    写完《杂谈苏联》以后,茅盾又把在东江游击队保护下脱险经过,写成《脱险杂记》。之后,茅盾又投入相当精力,创作长篇小说《锻炼》,主编《文汇报》副刊《文艺周报》;担任《小说》月刊的编委等。这样,1948年下半年的茅盾,又忙得不可开交。


    《锻炼》是茅盾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早在6年前茅盾就有这个设想,打算写一部反映抗战全貌的、规模宏大的长篇小说。后来在重庆时,曾把部分素材写成《走上岗位》,现在香港有相对安定的生活,茅盾就再发宏愿,写一部连贯五卷的长篇,预计150万字,3年完成。现在茅盾着手写第一部《锻炼》,这部作品以上海八一三战争为背景,写出了各个阶层在抗战初期的心态,爱国与卖国,抗战与投降,反映了中华民族在这血与火中经受考验。书中也塑造了苏辛佳等一批出身于知识分子乃至资产阶级家庭的爱国青年形象。也塑造了一批工业家的形象。这部长篇小说在《文汇报》上连载了110天以后,才全部登完。但此时,因解放军的节节胜利。茅盾又面临着新的任务,打算写5部长篇的计划,又落空了,又成为《霜叶红似二月花》第二。


    接着,茅盾的苏联情结和被不断传来的解放军胜利的消息所鼓舞。写了一篇《春天》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用预言的方式,憧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种种情景。但小说中的苏联情结影响印痕太深,似乎是苏联革命后的场景。


    这篇小说发表后,在国内似乎反响不大,因为中国广大读者对苏联的感性认识太浅,也想象不出如此这般的情景,相反,国外的反响倒十分敏感,日本文学评论界把《春天》称为茅盾的“幻想小说”。而茅盾后来自己则更正说:


    它不是我的“幻想”,而是我的“预言”。


    当茅盾这个《春天》写完时,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已得到中共方面的通知,决定分期分批地秘密进入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沈钧儒是第一批乘船北上的民主人士;11月下旬,郭沫若等是第二批离开香港的民主人士。等第二批人秘密北上以后,整个香港又似乎冷落起来,茅盾夫妇也似乎焦急起来,翘首盼望北上的日子早日来临。12月下旬,终于得到通知,与李济深、章乃器、邓初民、朱蕴山、卢绪章、洪深、彭泽民、梅龚彬、施复亮、吴茂荪、孙起孟等20多人,于1948年除夕晚上,秘密上了香港直航大连的苏联船。此时此情,大家心情都十分激动,在北上的船上,大家欢度元旦,茅盾在船上过元旦已是多次,最早的1926年元旦,是在上海到广州的醒狮号轮船上,去出席第二次国民党代表大会。还有一次是在去香港途中,那时是带着惘然和忧虑的心情去的,而今天则是北上,参加筹备新中国,大局已定,走向光明,几十年来追求的,女儿、胞弟为之献身的伟大事业,即将实现了,心情十分激动。茅盾拿出笔记手册,请李济深题词,李济深颌首微笔,提笔在茅盾送过去的手册上题道:


    “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船在万顷碧波的中国大陆东部海面航行,风浪的颠簸,无所畏惧,勇往直前,1949年元月7日,船平稳地驰往大连港,人们都蜂拥到甲板上,眺望这片神圣的自由的土地。船徐徐拢岸,岸上一大堆欢迎的人群,眼尖的夫人孔德沚兴奋地对茅盾说:“快看,闻天,闻天在迎接我们!”随着夫人的手望去,茅盾也发现了人群中颀长的张闻天的身影,他正挥动双手,向这些来自香港的民族精英致意。茅盾眼眶里噙满了泪花。


    中共对这批知名人士十分器重,在大连稍许休息后,立刻组织他们去哈尔滨、小丰满水电站参观,然后送到沈阳。27日那天,沈阳市举行欢迎会,欢迎李济深、茅盾等知名人士抵达沈阳,茅盾作了《打到海南岛》的讲话。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传来,茅盾等更加兴奋。


    2月下旬,茅盾等35人终于登上中共中央派来的专列“天津解放号”,满怀喜悦地进京。2月25日,抵达北平。茅盾、李济深、沈钧儒、郭床若等知名人士的到来,在车站受到热烈欢迎,罗荣桓、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等将领亲自到车站迎接他们,并接到北京饭店住下。


    在北京饭店住了没有几天,一天,儿子沈霜突然出现在茅盾夫妇面前,夫妇俩十分惊喜。原来,沈霜已在《东北日报》工作,知道父母已来北平,便来看望父母。


    此时,茅盾夫妇还未见过女婿萧逸,只是通信和照片上见到过。正当茅盾夫妇盼女婿来时,女婿萧逸真的来了,他来拜见从未见过面的岳父岳母,孔德沚见到女婿,想到女儿,立刻哭了起来,茅盾心情也十分伤感,茅盾十分疼爱女儿,见到这位身着解放军服装的英俊女婿,又十分喜欢。在交谈中,茅盾更确切地知道了女儿生前的一些情况,以及牺牲的经过,谈到难过处,萧逸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对爱妻的感情,眼眶里噙满了泪水,萧逸表示希望能留在岳父岳母身边,照顾茅盾夫妇,并打算在岳父的指导下,把自己这几年的战斗生活用小说形式再现出来。


    茅盾十分赞许女婿的才华和志向,但同时又替女婿分析了整个国家的形势,鼓励女婿:“你最好是参加完解放战争的全过程,然后再进行创作,这样视野会更开阔,经验会更丰富。”


    萧逸含笑点头。听从岳父的指点,愉快地奔赴太原前线。临行,萧逸为岳父母拍下了几张珍贵的照片。讵料,这竟是最后的一次见面!萧逸告别岳父母后,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六兵团开往山西,参加解放太原的战斗。


    作为记者,萧逸随军采访就可以了。但萧逸直接上前线阵地,参加战斗,英勇无畏。4月15日那天,他站在新占领的水泥碉堡里,参加对敌喊话,不料,敌人诈降,一梭冷枪打来,萧逸光荣地牺牲在阵地上。


    萧逸牺牲后的第二天,他的战友张帆把他的遗物和照片寄给茅盾,茅盾夫妇得到这个噩耗,又大哭一场。茅盾内心觉得更加难过,感到自己没有保


    护好他而悔恨万分!


    在萧逸牺牲后17天的5月2日,茅盾给张帆写了一封信,倾诉自己欲掩还露的悲痛心情:


    张帆先生:


    4月16日来信收到了。感谢你不怕麻烦,把萧逸为我们拍的照片寄来。


    萧逸此番在前线牺牲,太出意外,我们的悲痛是双重的:为国家想,失一有为的青年,为他私人想,一番壮志,许多写作计划,都没有实现。张帆(恕我直呼大名),我想你也和我一样,觉得萧逸如果死后有知,一定也恨恨不已,因为他不是死在总攻时的炮火下,而死在敌人假投降的诈谋中。正如昔年小女沈霞为鲁莽之医生所误,同样的死不瞑目罢?我已经多年来“学会”了把眼泪化成愤怒,但萧逸之死却使我几次落泪。萧逸的朋友在此间者都来看我,这给我很大的感动和安慰。你的来信也同样给我很大的感动和安慰。感动的心情你当然了解,至于安慰则是代萧逸感到安慰。一个人死后,有他的战友来悼念他,他在地下一定感到安慰的!我和你虽然不识面,但我觉得我们好像相知已久,朋友,为国珍重,为贵志而没的您的战友珍重!日来事冗,恕不多谈。顺祝健康茅盾上5月2日北平茅盾写完信,把悲痛深埋在心底,泪水往肚里咽,而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家的建设,中国文化大厦的建设,迎接新中国的曙光里。在工作中忘却家庭中的烦恼,忘却失去爱女爱婿的创痛,他和郭沫若、周扬等一起,把来自新老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筹备全国性的文艺家组织。与此同时,茅盾于5月22日和30日,两次主持《文艺报》(试刊)主办的座谈会,听取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茅盾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郭沫若当选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也同时成立(即中国作协前身),茅盾当选为主席。担起全国文艺领导工作的重担。


    同时,茅盾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为建国大业尽心尽力。9月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将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调会议共同纲领》。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调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调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决定定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会议选举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180人,毛泽东当选为全国委员会主席,茅盾被推选为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之一。


    新中国的曙光已经照耀中国大地,面对这曙光,茅盾内心十分兴奋和激动,在政协大会上发言时,他曾激昂地说道:


    “中国人民政治协调会议揭开了中国历史全新的一页。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长期的统治从此结束。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民主主义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像初升的太阳照耀着亚洲、照耀着世界”。


    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夕,周恩来受命组阁新中国首届政府,便动员茅盾出任文化部长。当时,茅盾婉言推辞,说自己不会做官,打算继续他的创作生涯。


    后来,毛泽东亲自出面,找茅盾谈话,说文化部长这把交椅是好多人想坐的,只是我们不放心,所以想请你出来。茅盾举荐郭沫若:“那为何不请郭老担任?”毛泽东说:“郭老是可以的,但他已经担任了两个职务,一个是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一个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再要他兼文化部长,别人更有意见了。”又说:“听说你不愿做官,这好解决,你可以挂个名,我们给你配备个得力的助手,实际工作由他去做。”这样,茅盾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只有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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