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青楼文化

    在中国，描写青楼生活的作品很多，有的以人道主义精神下笔，有的以猎奇的态度欣赏。能够心平气和地面对青楼世界，把它置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宏大系统中进行观察，却是很少。其实，“道之所在，每愈下况”，青楼这样的“下九流”社会场所，恰恰汇聚了社会文化五光十色的各个侧面。研究中国文化如果企图绕开青楼，那肯定有许多问题是谈不清楚的。


    青楼一词，原来的意思是“用青漆粉饰之楼”。它起初所指并非妓院，而是一般比较华丽的屋宇，有时作为豪门高户的代称。《太平御览》、《晋书》和魏晋南北朝的许多诗文中都是这样使用“青楼”的。但由于“华丽的屋宇”与艳丽奢华的生活有关，不知不觉间，青楼的意思发生了偏指，开始与娼妓发生关联。唐代以后，偏指之意后来居上，青楼成了烟花之地的专指，与平康、北里、行院、章台等词相比，不过多了一点形象感，多了一丝风雅气息而已。


    为什么会有青楼这种东西出现？说穿了，这是男人世界的产物。自从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以来，女子被男人统治和玩弄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实。关于妓女的起源，古今中外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例如有一种宗教说，认为妓女原是神庙里的女祭司，就如同殷商时代的女巫。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就记载过巴比伦神殿里所谓为女神尽职、实际供男人享乐的妓女。而在中国，情况则比较复杂。“娼妓”一词的本意并不是指以肉体换取金钱的女子，而是指“女乐”，即女性的歌舞表演者。史书记载，中国最早的妓女当推三皇时代的洪崖妓。据说夏桀蓄有女乐达3万人。从最高统治者的“宫妓”开始，各层统治者都拥有名目繁多的家妓，如侍姬、小妾、声妓、歌姬、舞姬、美人之类。而平民百姓则依靠“巫妓”来满足占有两个以上女人的欲望。家妓与巫妓的合流，便出现了官妓，即由政府操办的妓业。


    最早发明官妓的，是春秋时齐国的宰相管仲。他设置了拥有700名妓女的国家妓院。无独有偶，与管仲时代差不多的古希腊雅典的政治改革家梭伦，也开设了国家妓院，目的一是满足青年男子的要求，二是保护良家妇女不受骚扰。而管仲的妓院作用更大。一是通过税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二是有利于社会安定，三是吸引大量人才，四是送妓与敌，兵不血刃。管仲的发明很快被其他各国效仿，一时官妓大兴。


    官妓中有一种专门为军队服务的，叫做“营妓”，最早的发明者是越王勾践，而正式成为制度则在汉代。汉代以后，家妓兴盛起来，到南北朝达到顶峰。家妓的地位处于妾与婢之间。妾是满足主人肉体之需的，婢是端茶扫地，铺床叠被的，而家妓的作用是为主人提供艺术服务的。家妓普遍受到严格的艺术训练，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最高的艺术水平。中国的音乐舞蹈不但是她们发扬光大的，也是她们传续下来的。但不论官妓家妓，都没有人身自由，主人对她们可以任意买卖和杀戮。


    随着商业的发展，都市的繁荣，在官妓、家妓之外，出现了个体营业的私妓，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青楼妓女。私妓在先秦已经出现，到六朝时开始活跃，至唐代走向兴盛，一直持续到宋元明清，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一大奇观。


    私妓可分两类。一类是向政府正式注册登记，隶属教坊的，叫做“市妓”。另一类“无照营业”户，是名副其实的“私妓”。私妓的艺术修养不如官妓和家妓，她们接触的社会面比较宽，文化构成也比较复杂。所有这些，都使得青楼文化充满了变幻多姿的色彩。


    今日人们脑海中的青楼，多半是诗化了的青楼。诗化青楼的文学作品，几乎是与青楼同始终，共命运的。没有青楼，中国文学恐怕要减色一半，而没有文学，青楼则只是简单的肉体交易场所。诗经时代风气开放，是男欢女爱的黄金时代。楚辞时代巫娼盛行，也没有直接吟咏妓女的作品。秦汉之后，咏妓之作开始出现，但妓女进入文学伊始，被重视的就是“艺”而不是“色”。《古诗十九首》里出现了整篇吟咏妓女的诗作，到六朝时，“听妓”、“看妓”之作多了起来。到唐代时更加繁盛。《全唐诗》将近5万首中，有关妓女的达2000多首，约占1/20。从初唐到盛唐，青楼妓女在文学中多处于一种被进行审美观照的位置，可以李白的诗作为代表。从中唐始，在“观妓”、“携妓”之外，出现了一批“别妓”、“怀妓”、“送妓”、“赠妓”、“伤妓”、“悼妓”之作，被诗化的青楼中增添了感伤的色彩，其中白居易的诗作颇具代表性。到了晚唐以后，诗文里的青楼多了一些生活气息，艳浮之作也不少，例如张鷟的《游仙窟》。到了宋朝，宋词与青楼的关系比唐诗与青楼的关系还要密切。比之于诗，词更加真实、更加细致地写出了妓女和客人们微妙曲折的心理情感。到了元朝，文人的地位与妓女不相上下，所以诗化青楼之作表现出两种倾向：一是把青楼写成淫冶放荡之所，借以抚慰或发泄自己不平衡的心情；二是反映青楼的黑暗面，写妓女的不幸和反抗，从中寄托自己的人生抱负，例如关汉卿的一些作品。到了明朝，青楼里出现了许多丑恶的场面，商品经济的气息涌入了青楼，出现了例如《金瓶梅》里那些败类形象。到了清朝，出现了大量的狎邪笔记和小说，青楼像家常便饭一样被谈论、被调侃。随着青楼的衰落，梦一般的青楼艺术也衰亡了。


    实际上的青楼风光，有详细记载的可从唐朝算起。唐代都城长安最著名的“红灯区”，位于“平康里”，因为靠近北门，也省称“北里”，后世因而把平康、北里作为青楼的代称。比之长安，扬州的青楼风光更加旖旎多情，杜牧等许多诗人都作过吟咏。那时青楼的规模一般都不大，多数是一个老鸨领着两个妓女和丫鬟，就可以了。到了宋朝，青楼规模扩展。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汴梁城里的娱乐场——瓦子，共有8座。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临安城里达33座。青楼的设备也开始竞相奢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也记载了当时杭州的青楼风光。明朝时南京的妓院有著名的“十六楼”，秦淮河上桨声灯影，锦绣辉煌。山东的临清据《金瓶梅》上说，“有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山西大同的青楼生意不景气时，注册的人数还有2000之多。青楼风光到明朝时已经颇有一些不美、不雅的景象了。出现了不少赤裸裸肉体交易的“私窠子”，“窑子”。到了清朝，青楼已成了完全的私妓的天下，妓女们不再努力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嫖客们也根本不懂真正的风情。首都北京的“八大胡同”，代表着传统青楼的日见没落。而南方的上海和广州，则开始出现西方式的或中西混血的青楼现象。


    中国古代的青楼，它的魅力是多方面的。最基本的层次当然是性的需求，但这里的“性”，是广义的，并不一定要与妓女makelove一回。即使从狭义方面理解，青楼的“性”也别具诱人之处。它使人体会到陌生化、自由感、罪恶感和“高峰体验”。比性的需求高一个层次的，是色的需求。色是一个见仁见智的美学概念，青楼女子正能满足社会上三教九流对色的不同需求。过去衡量一个人懂不懂得女人，不是看他的“性知识”，而是看他的“色知识”。这是需要很高深的学识和修养的。比性和色再高一个层次的，是艺术的魅力。妓女们要会歌舞弹奏，琴棋书画。如果说中国的诗文书画是男性知识分子代代相传下来的，那么中国的音乐舞蹈则是由一代代青楼女子相传下来的。


    青楼的具体服务方式，不外上门和坐等两种。上门的需要“叫条子”，或称“叫局”。坐等则规矩较多，比如初登青楼要“点花茶”，清朝以后叫“打茶围”。官妓属于政府的财物，不能随官员调动。青楼的规矩随时代的不同自有演化变异，但大致都要有一个“按部就班”的过程，这不仅仅是为了烘托气氛、培养感情、激发情欲，也不仅仅是为了多赚钱，这其中也含有一份对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看重，要极力用风雅柔情之举掩去铜臭，使交易带有艺术色彩。许多青楼的规矩流传到社会上，影响到其他行业。


    但青楼既是营业场所，就必有其金钱本性的一面。鸨母、龟奴经常使用威逼利诱等手段，拼命榨取嫖客的钱财。文学作品中的鸨母从来没有过正面形象，最多是个中间人物。青楼对外蒙骗嫖客，对内则压榨和凌辱妓女。鸨母往往是从前的妓女，大多对妓女比较凶狠。龟奴不但在妓女身上揩油榨取，而且还随时随地进行性骚扰。此外，青楼往往还受地方恶霸和黑社会的势力控制，美其名曰“保护”，实际是瓜分利润，较大的帮会都控制着相当数量的青楼等娱乐场所，有些青楼就是黑社会自己开设的。由于这些黑幕，青楼与许多犯罪活动有了不解之缘。杀人越货，吸毒走私，都可以把青楼当作隐身所，联络处。生活最底层的脉搏，在青楼那里活生生地跳动着。


    尽管青楼掩藏着种种痛苦和罪恶，但狎客们还是纷至沓来。除了肉欲和声色之外，他们还希望在这里找到真情，甚至找到爱。文学作品里描写了不少生死不渝的青楼之爱，如蒋防的《霍小玉传》，还有《醒世恒言》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这种感情在家里一般是找不到的。中国古代的家庭，妻妾都是男人的奴隶，不平等的男女之间，是难以产生真情的。而青楼恰好补偿了家庭所欠缺的感情功能。在青楼里，男女双方都不承担伦理道德的责任，没有门第高低的顾虑，不受贞节操守的束缚，虽有金钱的因素使人反感，但比起家庭中主奴式的服从关系来，毕竟让人感到更自由、更平等，更能发挥和体现出个人本身的魅力和价值。所以青楼的存在，不但没有破坏家庭，反而大大促使家庭保持稳定，促使社会保持稳定。青楼与家，不但不相犯，而且恰好耦合为一个完整的性文化系统，保证了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稳步的发展。尽管多数朝代都有过禁娼、禁狎的法令、措施，但青楼业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关键就在于青楼是那个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子系统。有的嫖客把妓女长期包下来，有的还把妓女娶回家中。但妓女成为妻妾后，心理压力大，感觉也容易错位，往往要比普通妇女付出更大的艰辛。在这方面为人称道的模范是明代的名妓董小宛嫁给冒辟疆之事，这是一个“士妓恋爱”的典型。


    青楼妓女一开始，就是以艺术工作者的身份出现的，她们的主要服务对象，就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基本力量和人才来源的“士”。士人一般具有中等以上的经济实力，但妓女喜欢与士人交往，并不是看中其经济实力，而是因为士人比起其他阶层的人来，要风流倜傥，不仅能十分内行地欣赏妓女的色与艺，而且他们自身的色与艺也反过来使妓女产生审美愉悦。这便是自古以来，才子须配佳人的道理。另外，与士人交往，提高了自己的身份，削弱了自卑感，士人的吟诗作赋，又可成为自己的广告。从士人一面来看，诗作能被妓女传唱，自然也声名远播。可见，士与妓是互有所需，互相欣赏，互相依赖的。功利目的之外，士与妓之间还能产生真正的友谊和爱情，互相理解，互相同情，互相尊重，彼此找到人生的慰藉。士与妓，可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对双璧，他们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留下了数不清的美丽动人的故事。士与妓的关系最密切的时代，也就是中华民族最强盛、最繁荣的时代。唐代的名妓薛涛和鱼玄机，都同时是著名诗人，她们交往的都是当时的一流士人。宋徽宗赵佶去嫖名妓李师师时，是以风流士人的身份，但还是输给了大词人周邦彦。名垂青史的妓女都不是依靠单纯的姿色，而是依靠她们的艺术才华和与重要士人的交往，比如明末的董小宛、柳如是、李香君几位，不仅与自己爱慕的士人建立了坚贞的爱情，还能在民族危亡之际，表现出大义凛然的操守气节。这应当是青楼文化最为夺目的闪光点。


    中国古代的青楼妓女因为自己的高超才智和艺术趣味而获得了比一般妇女更深的人生体验和更高的精神享受，同时也获得了社会舆论的尊重以至褒扬。这与今天妓女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不过，妓女的归宿却大都并不理想。一般是从良，入宫，出家，做鸨母，或者改行，寡居等等。从良有许多障碍，一是鸨母不放，二是很难找到真正喜欢的男人，三是从良后不能适应或不能忍受，许多妓女从良后又有反复。说到底，青楼是一个性与爱分离的场所，这个本质使得大多数妓女无法得到圆满的结局。青楼最大的悲剧还在于，妓女先在地被抽去了人的尊严，被排斥在正常的人的概念之外，这决定了妓女的“人之梦”在总体上是注定要毁灭的。


    青楼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它虽然是男性社会的重要标志，但它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青楼是古代最重要的社交娱乐场所。达官贵人，文士商贾，都以青楼为集散地，重大礼仪活动也多有青楼人员到场。青楼的规矩、礼仪与上至皇宫内院，下至黑社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青楼文化可说是中国各阶层文化的一个混合体。青楼还是古代最重要的消费场所，它不仅自身消费巨大，还引导着全社会的消费潮流，直接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青楼又是文化艺术之乡，撇开青楼，就无法透彻了解中国的艺术，中国的文学。


    另一方面，青楼的存在，虽有助于家庭稳定，却加剧了男女的不平等。它的消费方式中包含着大量的浪费。漫长的青楼史使中国人习惯于把妇女简单地分为两类，一类是贤妻良母，另一类是淫娃荡妇。这使得男女都不能正确地看待妇女，还容易对妇女解放问题发生理解上的偏差。妓女与士人命运地位的相似性，也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喜欢自伤自怜，经常把青楼当作逃避现实的隐身之所。


    青楼的产生和功罪都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同呼吸、共命运，所以当中国古代社会走向式微之际，青楼的没落和覆灭也同样是历史的必然了。


    （本文系在德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