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


    是钉木条的声音。锤头重重敲击铁钉，木窗框和木条同时震动，在楼前的院落里发出沉闷的回响。


    那声音使他不由驻足。他望过去，看到五短身材的老霍，正在钉那两扇窗户。老霍身上的背心紧紧箍在他皮肉上，背心已被汗水和灰尘浸污，抡锤的短胳臂因不断迸出爆发力而显得格外雄健。老霍快把最后一根木条钉妥了。


    他记得很清楚，没有人围观。他也仅仅驻足不到半分钟，便继续往前走——他是路过那里，他要经过那地方，去后院自己的宿舍。


    他在离老霍最近时，忍不住下死眼把老霍又望了一下。老霍满脸的皱纹并未抖动，只是上下嘴唇都紧张地前伸，显示出一种虔诚的专注。这面容从此就永远粘在了他的记忆里，甩也甩不掉。


    2


    进到自己宿舍，关上门后，他是坐在了书桌前，还是靠到了床上？他有很深刻的思维吗？


    是的，他有一种不能容忍的情绪。他知道金殿臣出事了。金殿臣被隔离审查。退回六、七年，怎样审查一个人，是把他倒吊起来，还是扔进粪坑里，似乎都不算离奇。但是现在美国总统尼克松已经来过，并且像前门大街、王府井大街那些地方，不但街名已经恢复，商店名称也已由一律的“革命化”——如“红旗服装店”、“东方红食品店”、“立新文化用品商店”——改称了一部分，例如有的粉饰一新后，叫做“云峰服装店”、“金枫食品店”、“春香茶叶店”，等等。在这样的大气氛下，虽然各单位里还会有新揪出的牛鬼蛇神，一般来说，似乎都不至于为他们特设监狱了……


    然而在他所在的这个小单位，却有老霍的钉窗户，有老霍紧张地伸出的嘴唇，上下一齐伸出，显示出一种奉命的虔诚……


    老霍所钉的，是金殿臣所住的那间宿舍的窗户。窗户这么一钉死，宿舍便形同监狱了。其实现在想来，那样地钉上木条——或许不该说是木条，因为都有五公分以上宽，可以称为木板了吧——如果关在里面的人奋力突破，也还是有可能成功逃逸的。当然，革命委员会派出了男性革命群众，昼夜轮流在金殿臣那间屋门口值班。不过，既然有人看守，即便他金殿臣就是逃出了那间屋子，又怎能顺利逃出整个大院呢？他反正是插翅难飞，又何必派老霍钉他的窗户呢？


    他当时推敲到这个逻辑了吗？只模糊记得，他只是腹诽。他的心不能接受这一钉窗户的事实。他并不同情金殿臣。他相信对金殿臣隔离审查必有根据。他知道革命委员会以革命的名义所做出的这一决定，是不可反对的。但他心的深处，虽经革命一次次的洗礼，却固执地不能对“就地监囚”的这种做法认同。他并且不能接受老霍那紧张地伸出双唇的表情。


    3


    回想这些事，他觉得很吃力。


    不是因为事过境迁，难以追索。而是，他面对着一堵墙。这是一堵无形的墙。由现在的群体心理所筑构。筑墙的砖都很坚硬。“回忆这些干什么？”这是一种砖。“早知道了！都回忆烂了！”这又是一种砖。“回忆是不可靠的！任何已经发生过的事都不堪回忆，尤其是企图将其用文字还原，那就仿佛在流沙上建塔，永无成功的可能！”这是更巨大的砖。并且，还有他自己心理上的砖——我为什么要这样地讨人嫌？！


    可是他心里搅着那么一团丝麻。总不能不试一试，将它们抽出捋顺。


    然而，回忆与想象互相冲突。越认真回忆，便越要排斥想象。想象是艺术的灵魂。回忆弄不好会成为蜡像展览。


    于是，他决定，回忆，要忠于已发生过的那些事的原始面貌；但又一定要想象那些原始面貌下勃动激荡的心灵。


    4


    金殿臣低着头，被看守他的人押着，手里端着饭盒，去食堂打饭。


    他记得，金殿臣的整个面貌，整个神态，整个生命，显示出没有丝毫的反抗，他显然不但决不打算突破老霍所钉上的那些木条，更绝无趁看守者晚上打盹，冲出那牢房的意念。


    他憬悟，那些老霍所钉的木条，其实只是一种符码，体现着一种无可道逃的权威。既镇压着金殿臣，也向单位里其他人，比如并没有被揪出来的他，宣示着毋得抗拒。


    在食堂里，金殿臣默默地打饭。老霍的老婆是卖饭的，她默默地收过金殿臣递上的饭票，谨慎地往金殿臣的饭盒里舀了一勺丙菜（怕给多了），又往里面搁了两个窝头。金殿臣捧着那饭盒，依然低着头，由另一位吃完饭的看守押回他的宿舍——也是他的监狱。


    食堂里的其他人都自己吃自己的饭，或聊他们的天，或竟管自打情骂俏，或吃完饭去水槽那儿洗碗，或用火柴棍剔着牙往外走……所有的人，真的都对金殿臣被隔离，无动于衷吗？


    不知道。也许是的——除了那几个必欲置金殿臣于死地的人——没有人关心金殿臣的命运。


    现在回想起来，他很惊异，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急风暴雨的“破四旧”阶段，金殿臣却并未更名改姓。他那姓名，不是十分地封建、反动吗？为什么他竟未改，而外界对他的打击，也并未落到他那该死的姓名上？他记得很清楚，金殿臣被隔离后，很被折腾了一番，也开过批判会，后来更被开除公职、遣送回乡，但并没有人在批判他时扭住他的名字作文章，比如这样说：“……他的富农老子，给他取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他不仅做一个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而且，还要他登上封建皇帝的金殿。成为皇帝的大臣，充当维护封建统治、镇压农民的急先锋！金殿臣果然秉承他反动老子的意志，丧心病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可忍，孰不可忍？！……”


    是的，没有人拿金殿臣的姓名开刀。把他揪出来的人，也对此兴味索然。


    金殿臣确实是一个很乏味的人。把他揪出来，往他住的那间宿舍窗户上钉木条，也许倒是无形中抬高了他。他原来在单位里一点不起眼。


    金殿臣属于那种虽然进城生活多年，却一望而可称之为“乡下人”的一类。他体态微胖，胳膊很粗，身胚很圆，胸部却是平的；他的鼻子有些酒糟，红得不算严重，几根血丝却很明显。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这个单位，没再调动过。他对现实很满足。出身富农，能上大学，能留在北京工作，这多不易！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他随大流混过来了，本来似乎也还可以就那么混下去，没想到，尼克松都访了华，“反帝茶叶供应站”又都改成“春光茶叶店”了，他却被隔离，就有那单位里的木工老霍，奉命往他住的宿舍窗户上钉木条。


    5


    金殿臣因“诱奸未成年女子”而被揪出。


    为什么不说是“诱奸幼女”，或干脆说他是“强奸幼女”？


    显然，刻意将他揪出的人，在定他的罪名上，颇费心思。


    被指认是他所诱奸的那个女子，是当时单位里的一个临时工，搞卫生的。说是只有十六岁，但那发育得鼓鼓胀胀的模样，望上去实在会以为是个小媳妇了。像那么大的青年人，当时不是都要到农村插队或到边疆当“兵团战士”吗？为什么她却留在城里，当了个临时工？说不清，也不必搞得那么清楚。关键是，她在单位外面犯了事儿，被公安部门抓获，让她写材料交待，她写了好几大篇，在那几大篇里，有几行——也许只有一行——提到了金殿臣，说是金跟她“乱搞”过。这就够了！


    于是在金殿臣被隔离审查期间，单位里几乎每天晚上就都搞一次夜市。


    他回忆起，那时晚上，他在后院自己的宿舍里，隔着门窗，也能听见前面传过来的提审声。常常是在一阵“坦白从宽！”“放老实点！”的咆哮后，出现一段寂静，这时他的耳朵眼就会产生出一种惶恐等待的刺痒，仿佛雨夜里闪电划过，而疾雷却迟迟未响，那份焦虑与悚然，实难忍受。后来突然响起一片浑浊的喝斥，夹杂着拍桌子以及难以判断的钝音，他才松下一口气，知道不过是老戏再现。


    金殿臣接受窗上所钉的木条，接受二十四小时的轮流监管，接受押解着去食堂和厕所，接受最低劣的饭菜，接受人们或鄙视或冷漠的目光，甚至也接受夜市，接受吆喝、斥骂与体罚，但他就是不承认与那女子“乱搞”过。


    揪他、整他的人，为什么非得要他自己承认罪行？在那个时期，就是他死不认帐，不也可以硬给他安上罪名吗？为什么不惮烦地搞那么多次夜审？


    是一种什么样的游戏规则？为什么双方，以及差不多所有的人，都进入了那个约定俗成？


    6


    有一天，印德钧，当时的革委会主任，来对他说：“金殿臣死不招认。今晚你也来吧。也许你能起点作用。”


    他当时什么心情？满心不愿意？是不愿意，但那不愿意并非“满心”；是不是还有点受宠若惊？是的，在那个时代，不，甚至不仅那时，就是在任何一朝，一个本来处于边缘的人，忽然被约往中心，多半都不会拒绝，起码不会断然拒绝。因为来自任何一方的看重。总能满足个人那与生俱来的荣耀欲。是呀，单位虽小，男职工怎么也有百十来位，能进入夜审问题人物的班子，归里包齐超不过六、七个，请他参加，那不是跃入中心了吗？何况，中心风景于他来说，有一种神秘感；不错，他在自己那间小小的宿舍里听见过来自中心的风雨雷电，但隔岸听音，与身临其境，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和许许多多的人在许许多多的情况下所呈现出的心理状态一样——他的心绪在荡动中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起始状：他不大愿意，因为这对他来说，有一种朦朦胧胧的危险感。从边缘向中心移动，从来都是危险的。


    他问：“我能起什么作用呢？”


    印主任说：“你跟金殿臣同过宿舍。再说，他想不到你会在场。你来软的。他现在不吃硬的。”


    他当时听了，心里滋味是又辣又甜。他一度跟金殿臣同过宿舍。不是现在金殿臣住的这间，也不是他现在住的这间，是另外的一间。当时他刚到单位，整个儿是个浑的。金殿臣在农村有老婆，常在宿舍里说些男女间的荤事。而印德钧那时的宿舍就在他们隔壁。印德钧有了对象，却还没结婚，常到他们宿舍里来坐着，抽着烟瞎聊。印德钧也是农村出来的，而且老家跟金殿臣者家离得不算远，虽然印德钧家里是贫农，可是看不出他对金殿臣的歧视。相反，他跟金殿臣的共同语言却非常之多，那些共同语言里，一多半是关于农村里男女间的荤事儿，令当时尚未开窍的他从旁听来，既新奇，又惊讶，特别是印德钧，出身好，党员，在单位里地位眼看着扶摇直上，却在他们那间小小的宿舍里，极放松、极坦率地谈论农村里种种男女间的“乱搞”，谈到兴浓处，嗤嗤地笑，两只眼睛生动地放着光，吸一口烟，眼皮又更富意味地眨动……


    直到今天，他回忆起来，就印德钧和金殿臣所描绘出来的农村风情而言，那真是一个性开放的世界，乃至于天堂。那些话语在他心底的积淀，使他多少年后，一看到《红高粱》那样的电影里的男女野合场面，便立刻承认其真实，而且体味到一种超越性的审美乐趣。


    ……他记得，金殿臣有一回说起，他们村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头，一个晚上还能睡三个相好的，而印德钧就说，他们村有一家，三辈都是光棍，给小辈娶进一个二十多岁的寡妇当老婆，结果那妇人跟他们三个男人都睡，不是强迫的，是她自愿的，三个男人都很强壮，她丈夫十八岁，公公三十五岁，爷爷五十二岁，一家子居然过得和和睦睦。那女人也不避讳他家的乱伦关系，私下还跟与其相好的妇人说，最有劲的，是那个爷爷！后来她生下一个大胖小子，你说那是她儿子，还是小叔子，甚至叔爷？……这些乱七八糟的秽闻，如今再问起来，印德钧还承认他自己扩散过吗？……他实实在在地记得，印德钧讲起这些违反伦常的事情时，并不给他以虚伪人格的感觉，甚至恰恰相反，就从那时起，印德钧对他有一种亲和力，虽然到文化大革命当中，印德钧最后升为了单位的革命委员会主任，他们之间拉开了距离，可是在单位的“头头”里面，惟有印德钧给他一种平和、安全的感觉。


    印德钧让他参加对金殿臣的夜市，这是不是一种虚伪冷酷？至少，他清楚，你印德钧在男男女女一类事情上，与金殿臣起码是在精神上同流合污过……但他从那时到现在，都没有从这个角度对印德钧产生过反感。他当时就知道，单位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心中有数，热心于揪金殿臣、斗金殿臣并一定要把金殿臣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的，是司马山而绝非印德钧。司马山当时是革命委员会委员，分工管人事保卫。


    7


    那是一座旧楼。楼下一角是几间宿舍，金殿臣住最靠边的一间。夜市就在楼上的一间办公室里进行。那间审讯室与那间老霍钉牢窗户形成的监牢就隔着一层地板（也是天花板。是的，我们踩在脚下的，往往又正是罩在别人头上的。我们或许又会有意无意地与别人易位。这类的联想算得深刻吗？）。


    他记得，他进入那间审讯室时，司马山似乎连招呼都没跟他打。其他的人也都给他些含含胡胡的表情。他拣了个最靠边的椅子坐下。印德钧倒分明给了他一个微笑。他清醒地意识到，他不是这个圈里的人，他与这个圈子的惟一联系，也就是印德钩递过的一根丝线。他看出，司马山等人甚至于没有工夫对他表露轻视，就连往窗户上钉木条的那个老霍，霍木匠，也一副将他忽略不计的表情，倒是他心里不禁蔑视地问：你老霍算个什么呢？你什么也不是！他们让你在这儿，不过是要你充当打手罢了！哼！


    ……把受审者提上来时，参与审问的人们要先商量这一回合的战略与战术，或者说是磋商“斗争的艺术”。除了他，其他人已经多次研讨过了，但这一晚依然兴致勃勃，你一句我两句的，互相把昂扬的斗志挑逗得更其鲜活火爆。他听着很觉新奇，又不免悚然。因为不禁暗想：如果有一天，是研讨如何地与我奋斗、其乐无穷呢？……


    在逐步提得高锐的声浪中，司马山一声低音断喝：“小声点！别让他听见！”研讨戛然而止，显示出他在这场斗争中的直接领导者地位。司马山的脸庞，正所谓“天圆地方”，俨然福相。只是一双眼睛小了点，又够不上“丹凤”。不过他那双眼睛盯人时，还是令人感到锋利，有大头针别纸片的一股子狠劲儿。


    在场的人，也许只有印德钧不怵司马山。这不仅因为印德钧当着一把手，还因为印德均这人在单位里人缘好，明里好不难，他却暗里也好，也就是说，单位里的人，背地里提起他来，也是感恩戴德、称善颂慈的多（当时的话语叫做“特掌握政策”）。司马山在人们背地里的舌头上怎么样，那就难说了。


    他记得，那一晚，当人们闹嚷嚷地研讨“斗争艺术”时，惟有印德约，意态弛然地坐在侧座上，用纸片卷着烟丝，并不参与；那神情分明地显示出，他是来支持司马山的，然而他自己并没有什么斗争的热情，他也知道司马山于他，要的也只是“放手”，而非“积极领导”，更非冲锋陷阵。只是在司马山的一声断喝出来，诸人噤口后，稍过了片刻，他才闲闲地说：“今天小雍来了，小雍不会嚷嚷，小雍会文词儿……小雍跟殿臣同居过，他们关系不错……”虽然那“同居”一词令他很觉刺耳（他知道印德钧并无恶意，甚至是为了幽默），但印德钧那样称谓揪出来的坏人（简直是昵称），更令他暗暗称奇。这就是印德钧的风格。也只有他，这样地“放肆”却无人指责，连司马山亦不以为忤逆了原则。现在回想起，他仍认为，印德钧是个难得的人物，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能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单位里，那么样地处于安全地位，心态能那么松弛闲适，真真是“几生修得到此”！


    ……金殿臣被押了上来，站在坐成弧线状的审问者面前，他自动低下头、弯下腰。因为好多天没有刮胡子，他脸上乱糟糟的胡须，跟他一头乱蓬蓬的头发，联合成一只刺猬的模样，而他那酒糟鼻，便仿佛是刺猬惶急缩藏的小尖脸。


    他记得，司马山站起来，手里握着一个沏好茶的盖瓶，声情并茂地说：“姓金的，告诉你，你魔高一尺，我们道高一丈！”（他听到这两句迸出时，心里本能地纠正着：应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他望望别人，连印德钧也都并无所谓）“……你以为你今天再不老实，再死磨硬泡，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吗？告诉你，我们一是不怕，不怕跟你耗时间！你抬头看看，我这儿沏好了酽酽的香茶，我还特特地准备了一把皮沙发椅呢！你有能耐，你就跟我们对抗一夜！……二是，我们二是不软，听懂了吗？别以为我们跟你讲政策，不给你挂黑牌子、戴高帽子、坐‘喷气式’……就软弱可欺了！告诉你，党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坦白才能从宽，抗拒是一定要从严！……”


    是的，他至今记得，并在重温时依然活现着司马山那晚的声气表情，还有他那杯酽酽的香茶……平心而论，司马山那是进入了一种难得的境界，一种享受“斗人之乐”的审美境界，并且很雷同于十多年后时髦起来的那种理论：目的是次要的，乐趣在于过程之中；贵在参与，而不必算计代价……特别是，司马山强调了“讲政策”，“我们可是掌握政策的啊”，在他来说，那是真心话，因为不难找不出别的单位的例子来做对比，那可是些对揪出来的敌人——特别是坏分子——仍实行严酷体罚与人格污辱的例子，他司马山可并没那么厉害啊，他手下留情呢……在“掌握政策”的前提下细细地咀嚼“斗人之乐”，司马山在那些个夜晚里，其人生滋味，也是“几生修得到此”啊！


    他当时很觉疑惑，明明已经认定了被揪出者的罪行，又何必一定要他承认？既然你永远认定被揪出的敌人“不老实”，那么即便他承认了，又有多大意义？他终于承认了，也未必就给从宽，那又为什么并不爽快地以抗拒罪给他立马从严？……


    后来他憬悟，那是逐渐形成的一种斗人文化，并且，并不一定该由一定的组织与理论负责，那是一种在许许多多的司马山那样的积极分子，通过你一点我一滴地无文字非理论并且也不一定都是那么自觉地积累中，逸出组织与理论的规范与约束，却又往往得到宽容与默认，最后成型的。


    他记得，那一晚折腾了很久。审问者重复了若干旧问题，又甩出了若干新问题，而金殿臣虽有问必答，低头弯腰过久以致几次晕眩欲倒，却极顽固地拒绝承认他把那女子勾进他宿舍，实行了诱奸，他只承认，在他们一起配合着挖防空洞时，他对她开过一些“低级下流的玩笑”……


    ……司马山呷一口新冲上水的香茶，反复地问：“那你为什么光着膀子？”


    “天热……光膀子的男同志不止我一个……”


    “谁是你同志？！”一片喝斥，几个声音跟上去问：“说！你是怎么捏她手的？”


    “我没故意捏她……我管挖土，抡镐，她管运土……她推不好独轮车，我帮她一把，手碰手，那是有的……”


    “啊，你倒成好人了！”司马山逼近问：“自己说，老实说，那几天，你裤腰带是怎么系的？”


    “用了根布条……”


    “系在肚脐眼儿上头，还是下头？”


    “……下头吧……”


    “系那么低干什么？！”


    “不为什么……那样干活得劲儿……”


    “废话！……问你，那几天，你文明扣扣没扣齐？！”


    确实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在那场景中，这问题显得很自然，也很关键。


    金殿臣不出声了。在一片“说！说呀！”的吼声中，就是拒绝回答。他记得，他也随着众人喊过。在那种情境下不由你不跟着喊。


    他记得，大约就是在金殿臣坚持不回答这个问题，在喊声中如木雕般蠢然弯在那里几分钟后，老霍忽然从座位上冲出，嘴里嚷着：“兜火！真他妈的兜火！”便过去一把抓起金殿臣的头发，将他的头先猛提又猛按，然后又一个人抓起金殿臣两只小臂，在他背后给他一个“喷气式”。金殿臣本必是抗拒，很可能只是晕眩，往地上瘫。老霍便就势将他踢倒，待金殿臣倒地后，老霍又使劲踹了他几脚……


    老霍的这些武斗动作其实也算不了什么，记下来并无多少的文本价值。他之所以还要回忆，是因为，在老霍冲出座位，嘴里嚷着“真他妈兜火”时，一双眼睛，很快地往司马山，又往印德钧那儿，送去了含义明确的表情，那表情类似儿童向母亲撒娇，解读起来，是这样的一些话语：我当然知道应该讲政策，你们都是极按政策办事的，可是这阶级敌人也太可气了，他就是钻我们政策的空子，跟我们耍死狗嘛！我这个革命群众，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这可是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啊，我可顾不得那么多的政策了，我憋不住了，我要冲上去煞煞他的反动气焰，我去了啊！谁也拦不住我啦！……


    他永难，也永不能忘记，老霍那晚的那一瞬间的丰富表情。


    ……老霍不待别人劝告，也便归位。金殿臣不待人们吆喝，也便自己爬起，依然弯腰低头，脑袋依然活像个脏兮兮的大刺猬……


    在一刹那静寂中，忽然印德钧柔柔地说：“小雍，你跟他说说吧……”


    大家就都望向他。记得，司马山的目光空前友善，而老霍的目光里居然流溢着艳羡……那时他心里，便突然有了一种荣耀感……乃至于使命感！


    进入到一种文化。


    不要赖到别人头上。进入的原动力（元动力），来自自我人性的深处……


    他望向金殿臣。他感到自己洞若观火了。你金殿臣在宿舍里聊过那么多的色情故事，把你们村里的淫棍荡妇的秽行全嚼烂多少遍了，你满脑子淫秽思想，干出流氓勾当，这是必然的事儿，还用得着别人费劲儿查证，犯得上这么死磨硬泡地抵赖吗？


    他记得自己那果不其然，如印德钧所评价的，与众不同，显得极文雅也极和蔼的声音：“金殿臣，何必呢？你就承认了吧……”


    他记得，听到他的声音，金殿臣竟微微直起了腰，微微抬起了头，仿佛膨胀起了胆子，翻起眼睛，用目光寻找他的所在……显然他的在场，出乎于金殿臣的意料，金殿臣被押进来时，并没有瞥见他，忽然现在是他一个人的声音，并且充满了“文斗”的魅力，仅仅出于本能，金殿臣也不免顿改死狗之态……


    他不记得那晚是怎么收场的了。只记得他在一瞬间膨胀于中心后，终于又复归于边缘。金殿臣到头来还是不承认他诱奸了那个女子。


    8


    这个饭店的大堂被称做“罗马广场”。据说目前是“东亚第一大堂”。它有近三千平方米。大堂的形状方方正正，造型并无奇特之处。但你乘着滚梯升至堂口，头一眼望去，还是会有震撼感。它不仅平面铺开，气势夺人，而且很高，四面的楼体撑着一个硕大的玻璃顶棚，当中绝无一根支柱。堂心有一个喷水池。堂里分布着几个石膏制作的西洋古迹模型，有古希腊的神殿，法国巴黎的凯旋门，以及格外引人注目的意大利罗马古斗兽场——“罗马广场”的称谓即由此而来。“罗马广场”一侧，是咖啡座。典雅的桌椅，错落地分布在大型盆栽绿色植物之中。


    雍望辉还在滚梯上，就听见大堂里传来钢琴伴奏下的弦乐五重奏的悠扬乐音。滚梯升至堂口，乐音更加清亮爽丽。


    他穿过划分活动区的盆栽鱼尾葵，在咖啡座中选择了一张紧挨着喷水池的空桌。喷水池的溅水声，把大堂一隅演奏台上飘散回荡的乐音衬托得更为魅惑。


    服务小姐飘然而至，躬身细嗓问：“您来点什么？”


    他很内行地吩咐：“cappino！”


    他点的是一种掺热奶油的咖啡。咖啡送上来，他加了些粗粒的黄砂糖，用小勺从容地搅拌……


    他暂时什么也不想，且让那飘进耳朵的乐音渗进肺腑、融入魂魄。


    忽然有人招呼他。他一定神，才看出桌子对面站着一个年轻人，笑眯眯的。那人在叫他“雍叔叔”。


    他一时没认出，对面的晚辈究竟是谁。像这样地西服革履，用现代化名牌把自己“武装到牙齿”的年轻人，除非特别熟的亲友，他总是认不大清。


    但他很洒脱地给予幽默的呼应：“哈，难道我真让人感到庸俗吗？”


    对方笑了，这一笑，激活了他的记忆。


    对方笑着改口：“望辉叔叔……”


    他释然：“闪毅啊！……”


    闪毅就坐到了他对面：“您……放松一下？……等人？”


    “等一个朋友……你呢？……我印象里，你还是一个小孩子啊！……‘向阳院’的儿童委员啊！……”


    闪毅脸上的笑容抖动了一下，但没有敛去。他不禁后悔自己的“脱口而出”。那记忆的闸门，是不是开启得太迅急了？而迸出的头一股水流，竟是“向阳院”，这也毋乃太刺激……


    闪毅递过一张名片，他接过。也不是太惊奇。现在到处是经理。闪毅的头衔是“总经理”，这也并不值得恭维，不过，他那家公司似乎是……“当买办了啊！”闪毅敲定着他的判断：那是一家西方的独资公司。这就颇出乎意表了。


    “到这儿谈生意？”


    “啊，不在这儿……我是恰好乘电梯下来，路过这儿，不想一眼看见了您……我现在在七楼包了个套间……706……很高兴见到了您……欢迎您有空到我那儿，就是706，坐坐，真的……当年院里的大人，也就是您，让我觉得能放心地接近……您能给我您的名片吗？说真的，虽然好多年一直没见，您的书，我可是见着一本买一本……读起来特别的亲切……您又有什么新作？……”


    他怀疑闪毅当着总经理还能有时间、有兴致读他写的书。他淡淡一笑：“我没有名片……不过我常常到这儿来坐坐……其实，你既然就在这上头包房，我们遇上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闪毅告退后，他呷着咖啡，有好一阵，竟完全没听见弦乐五重奏的乐音……


    记忆是个讨厌的东西。尤其是那些琐屑的、破碎的、只存在于私人心灵里，而正在被群体记忆净化、剔除、淘汰的记忆。在这个“罗马大堂”里，他本来是完全不必为那些记忆的残渣所困扰的。却偏冒出来个闪毅！


    ……是的，那时候，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的尾巴上了，出版了一本小说，叫《向阳院的故事》。其实只是一本儿童文学作品，情节简单而生动，语言流畅而活泼。那时候书少，这样一本书出来，流布很广，本不稀奇，但大概连作者和出版者都始料未及，由这本书，引出了一场从城市到农村，普遍成立“向阳院”的风气……那时候，他所在的那个单位，把原是既有办公室又有单身职工宿舍的东院，隔出来，完全作为了职工宿舍，办公都集中到西院里去了……东院又分前院和后院，那前院，有一座旧楼，是很旧的楼，大概建造于二十年代，是当时盛行的东西合璧的样式，楼有地下室，地上三层，每层都有很宽阔的明廊，廊柱用青砖砌成，升至三分之二处便两两呈圆润的曲线相衔接，构成若干视觉上很跳眼的西洋风味的圆拱壁；粗壮的砖柱间，是精致的中式木栅栏，栅柱上雕有简洁而典雅的花纹；一道楼梯隐于楼内，另一道楼梯明露于楼侧，都是木制；廊后是大大小小的房间，大房间的门窗，当年都镶着西洋式的彩色玻璃；楼顶四周有类似中式女儿墙的突起，屋顶则是英国式的尖坡状，覆盖着涂以绿漆的波纹铁板……他的生命史与那楼相遇时，楼已“徐娘半老”，不过“风韵犹存”……砰砰砰的敲击声，霍木匠在钉窗户，那是小小的一间偏屋，当年楼主给仆人住的吧？里面有个酒糟鼻，为什么默不作声？似乎也并非是准备着“在沉默中爆发”……在楼上，当年的那间办公室里，他曾对酒糟鼻说：“……你就承认了算啦！”更是说给在场的其他人听的……没多久办公室全迁到西院，两个院完全用墙隔断了……东院那天就宣布“向阳院正式成立”，“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桩大事”，“……向阳院儿童委员：红小兵闪毅！……”


    但是，为什么偏偏要在这时候，这最应忘记过去的地方，在舌蕾上溢满cappino的当口，却“沉渣泛起”？该死的闪总经理！……包房多少号？7……70……几？


    ……费了好大劲，他才又吸回了弦乐五重奏的乐音……莫扎特……到底是莫扎特！这么永恒……但那是尾音，一曲终了，演奏台上的乐师们下来休息了……喷水池的溅水声却一派世俗气……


    他等的人来了。等的只是一位，却到了两位。


    他并未等的那位，似乎比所等的那位更有道理出现。她叫卢仙娣，玫瑰红的长袍裙外套了一件牛仔风格的无袖黑坎肩，还没走拢就跟他大声地“hi——”上了。他所等候的杨致培倒落在她身后。


    卢仙娣落座后并不解释她与杨先生同时出现的缘由。也确实不必解释。她有道理出现在任何场合。


    倒是杨致培说：“到头来还是没跟林奇联络上……卢小姐帮我想了许多的办法……”算是提供了一个“背景材料”。


    他跟杨致培是几年前在美国认识的。他和杨那时恰巧由同一所美国大学接待，相处了一个多月，有过几次开诚布公的长谈。杨致培跟他是一代人，却长期生活在全然不同的环境之中。杨出生在台湾，他祖父一代便定居台湾了。因此，他在台湾，又有着与那些一九四五年以后，特别是一九四九年随蒋氏政权溃退到台湾的那些家庭的子女，很不相同的家庭影响，更有着他本人相当独特的心理历程。


    他不敢说自己哪怕是粗略地理解了这位朋友（严格而言，他们或许还算不上朋友），但至少，他听杨致培讲述过其在台湾的心理历程，能听到这种讲述的大陆人氏，他敢说至今还属少数。


    杨致培被认为是亲共的。他在二十郎当岁的时候，因为偷听大陆的对台广播，并且传布了听来的内容，被国民党政权抓进了监狱。刑满释放以后，他不但决不“痛改前非”，反而“变本加厉”地尽一切可能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只是更隐蔽也更机警而已。他说，他在六十年代末终于确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光辉理想，并且坚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是通向那光辉理想的最优途径。他的这一理念，甚至并不因文化大革命被大陆所否定而动摇。


    雍望辉在美国，在那座窗外一派碧绿的尖顶小楼的起居间里，曾试图用具体的例子，向杨致培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偏差与实践中的“适得其反”，比如说，不仅文化大革命初期有普遍的文物破坏、打击一大片、武斗、人格污辱、教育停顿……就是到七十年代初，林彪摔死、尼克松访华之后，也还有一环套一环，大环挂小环、波及于每一个角落、几乎无可逃遁的恶性争斗在绵延，并且，更可怕的是，少了真诚，多了虚伪；少了狂热，多了狡黠；少了信仰，多了利用；少了善美，多了恶丑……他的切身体验是，口头上共产主义的理想越来越近，而实际上却越来越远……记得他也就跟杨致培讲到当时他所在的那个单位，钉起窗户，就地监囚，搞“逼、供、信”，糟踏普通人的情形：“……最可怕的，是甚至你已经意识到那是非正当的，然而你竟难以摆脱……这不是你在海峡那边，听听广播，就能感受与理解的！……多亏有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所发生的事，文化大革命总算结束了！……”


    然而也正是在那座美国的尖顶小楼里，杨致培倚着窗台，双臂合抱，忧郁地说：“哪一位母腹中出来的婴儿，不带着一身的血污呢？……”


    杨致培的这一面，大陆有关人氏了解得比较多，因此对他很热络，甚至很看重，但是他的另一面，也许在大陆就只有很少的人了然。雍望辉敢打赌，就是卢仙娣这样号称“万国通宝”的人物，其实也根本不清楚杨致培在非同小可的那个问题上的真实倾向。


    也是在美国，一次由美国朋友开车，奔驰在高速公路上，雍望辉和杨致培肩并肩坐在后座上，杨致培忽然主动启动了那个话题，议论中，他竟然说：“……我们台湾其实遭受过三次入侵，第一次是荷兰人，第二次是日本人，第三次是国民党！……”


    这话脏兮兮地粘在了雍望辉的心上，很多天以后，他才将那黏糊糊的东西剥离开来。他解读开了杨的心语，却不禁悚然。难道这是一个规律：人因为不满身处的环境，便痛恨那体制，便因此对那体制的对立面充满好奇，便由偷食“禁果”而向往彼岸世界，便确立出一个更多地依赖于自身想象而造就的理想……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却又不断地失望，既失望于所反对的体制变形，更失望于所皈依的体制的失态……


    “第三次是国民党！”切齿之声犹在耳畔。但既把国民党溃退台湾看作是又一次“外来入侵”，这逻辑又怎么能不顺到“台独”上去呢？怪道杨致培的“哥儿们”里，有好几位就是公开的“台独”分子。杨致培在两岸统一问题上持有他个人的态度，这只好由他，问题是，这边有的人一听说他蹲过国民党的大牢，并且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便恨不能久久地紧紧地拥抱着他，以“同志加兄弟”看待，实在是毋乃太错爱！


    ……室内乐又恢复了演奏，是九曲回肠的《二泉映月》。雍望辉尽力摆脱心中的政治性思绪。他不想在这里再跟杨致培谈论政治性话题。说实在的，不是怕谈，而是倦谈。为什么要谈？谁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来谈？


    他想跟杨致培谈谈《二泉映月》。这是超政治的，因此通向了全人类的心灵。是小泽征尔说过吧？“此曲实应跪着听！”


    但是卢仙娣在那里给杨致培介绍“罗马大堂”的“东亚第一”，并且说：“台湾也还没有吧？北京现在真是很现代化、国际化了呢！……昨天，人家请我到北京希尔顿饭店的德克萨斯扒房去吃牛排，连美国佬都说，真叫地道！……”


    服务小姐端来了他们所点的爱尔兰咖啡，卢仙娣很内行地问：“杯子用热威士忌烫过了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遂对杨致培说：“北京现在可以喝到二十几种不同类型的咖啡……洋酒更应有尽有，不比台湾差吧？”


    这就勾起了杨致培的政治性感叹：“是呀……可惜啊，可惜……为什么北京，以至整个大陆，要这样子去照着西方的葫芦画瓢呢？！”


    雍望辉忙把话题引开：“林奇不在北京吗？怎么找不到？”


    卢仙娣说：“保准就在北京，肯定又躲起来了，这回连我也找不到他，你说他是不是得了狂傲型自闭症了？”


    林奇是时下圈内许多人所格外崇敬的独行侠。如果说卢仙娣是述而不作却在圈内获得了稳定的名声，那么，林奇近几年，却是以作而不述名声更噪。所谓作而不述，就是都知道他在从事某种神秘的“行为创作”，但究竟进行得如何，他自己固然守口如瓶，专事刺探圈内秘密的如卢仙娣之流，也只能靠想象力去猜测。


    “确实很想会会他。不仅是看了他前几年写的东西，很感兴趣，也不是想听他透露现在的大作为……令我心仪的，还是二十八年前的他，以及保持至今的纯正！”


    “我想总有机会的，”雍望辉也不想再谈林奇了，他再引开说：“大江健三郎的书台湾译没译，多不多？大陆这边，倒好像不大有人想读他似的……”


    其实这个话题也很容易政治化。不过卢仙娣抢过话茬，说其实如果非要把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给日本作家，那就与其给大江，不如给阿部公房，那技巧该有多好！写实与变形，荒诞与深邃，传统与现代，东方风情与西方格调，糅合得多漂亮！其实詹姆逊还没提出后现代这一概念时，阿部就早百分之一百地自觉地进入后现代了！……


    杨致培也便谈了些他对日本当代文学的印象。他能直接读日文书，他说总的印象，是日文越来越“失贞”了。不过，就文学语言而论，“守身如玉”未必就好，问题是，应该“为爱而破瓜”。由此他又议及大陆王蒙、王朔的小说语言，认为“二王”语言的“杂芜化”恰恰激活了文本的张力……杨致培谈起小说语言问题如此兴致盎然，显示出他人格的另一侧面。卢仙娣听得格格格地笑，说是大陆这边可还没人把王蒙和王朔这两个全然不同的作家并称为“二王”的……


    雍望辉原本打算请杨致培吃晚饭，可是卢仙娣说已为杨先生安排了晚上到天桥乐茶园，那边经理已经说好要招待晚饭……雍望辉便由他们告辞而去了。他只站起来握别，称自己还想再在那大堂里坐一坐。


    一个人重新坐下来以后，他又点了一杯威士忌。听着弦乐五重奏，还有喷水池的溅水声，呷着酒，他心中旋升起一缕浓似一缕的忧郁。


    认知自己，已殊不易，还想认知杨致培那样的人吗？他在心里喃喃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