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之父.4

    我看见妻眼中噙着泪。


    我觉得北京真他妈的小。


    女孩儿的爸爸也哭了，像大多数男人一样，他的哭声是极度自抑的。


    男人的哭其实不是哭，那是一种理性的挣扎，故对看着一个男人哭的别的男人的情感倾向最具有动摇性。


    王松山见我怔愣住了，赶紧扶他起来，却扶不动他。那小齐的两条腿仿佛和地板焊在一起了。我省过神儿来，也赶紧扶他。我们两个人，才将他硬扶起来，硬按坐在他坐过的位置上。


    我说：“你别这样。你跪我没用，我又不是死者的家属，和死者没有任何特殊的关系。如果我的话一句顶别人一万句，冲你今天带着孩子来到我家里这一份诚意，事情打我这儿就一了百了啦……”


    王松山说：“你别推委。我刚才已经有话在先了，不仅是小齐替他老婆求你，不仅是他女儿替妈妈求你，不仅是韩副院长替小姚求你，也是我在替朋友求你。你和死者没有任何特殊关系？那对方全权委托你？那你三天来替对方四处奔波，非要把我们小姚判个十年二十年的？对方给了你多少钱？你吐个数，我们翻番儿给你，只求你从中疏通疏通……”他说得我脸红了。


    我嘟哝：“你扯哪去了？什么钱不钱的？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韩副院长见我面露愠色，见王松山心直口快地仍大有“逼宫”的架势，瞪了他一眼，递给他一支烟，叫他不要说了。


    我看出王松山也面有愠色，当年的他就是个急性子。我替自己辩护：“受人至诚相托，我那也是没办法。我怎么能知道事情会搞成现在这样？”


    韩院长也递给我一支烟。替我燃着火儿后，他善于斡旋地说：“其实现在这样并不更糟糕，现在这样倒是挺有利，起码对我们这方面挺有利，使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如果对方全权委托的不是你，而是别人，我们今晚有勇气唐突地登门吗？人家若把脸一板，我们能不立刻就走吗？是不是？我看我还是先向你介绍一下我们小姚的情况吧。我是她领导，我对我的话负责任，我也不是以个人身份向你介绍，而是以单位的名义。刚才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我们小姚确实不是你认为的那种女人。


    小齐，把小姚的照片给梁同志看看。快呀！别哭了。光会哭，哭有什么用？……“


    于是那小齐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从信封里抖出些照片给我看。彩色的，黑白的，大大小小十几张。看得出都是从像册上揭下来的。我暗想他们考虑得可真周密……


    照片上是个气质文文静静的年轻女子，三十二三岁的样子。我感到很窘，因为即使是从照片上，也不难判断她绝非泼妇之类女人。她眉目温存而且善良，分明属于贤妻良母型。若说这样的一位年轻妻子和母亲心狠手辣，那就只有鬼才相信了。


    我指着一张侧面的彩照问：“这是在做什么报告吧？”


    韩院长点点头：“是的，这是最近的一张照片了。今年‘五四’青年节那天，在区先进人物表彰大会上她演讲时拍下来的。你看她像你认为的那种女人吗？”


    我摇了摇头。我实在是想不明白，她怎么会跟冉的父亲那么性情涵养极高的老知识分子当着广众吵于街头，而且用伞把他捅死了？看她照片上的样子，柔柔弱弱，毫无悍勇之相，哪儿来的那么大一股劲儿呢？


    “不要说小齐他发懵，我们全院上上下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感到奇怪。在我们医院，她是个脾气好得没比的人，胸襟比气度大的男人还宽。谁都说她‘宰相肚里能撑船’。事情发生那一天，我接到公安局的电话通知，先是以为哪个认识她的无聊的小子恶作剧，后来又以为公安局的人搞错了。她可是我们医院连续六年的模范护士啊！连续六年，对如今的年轻人，容易嘛！不久前我们单位刚把她作为区人大代表报上去，区里也基本上是通过了。结果出了这事儿！细想想，我觉得，怨我们当领导的对她关心得太不够。更怨她自己。我的意思是，恰恰怨她自己脾气太好了，太能忍了，性格简直就柔得像水。出这件事前那些日子，我可以说是天天盼着她跟谁吵一架，哪怕是跟我们领导吵一架呢！她却就是不吵，一切委屈的事都忍了。她照看过的一个病人死了，家属说她昧下了死者的一只金戒指。死者活着的时候，戒指确实是戴在指上的，别的护士也证明这一点。倒并非是和死者的家属一样怀疑她，是实事求是。病人死在她当班的时候，戒指没在那时候，她说不是她昧下了，那么戒指哪去了呢？死者生前，她对人家好得没比。她对那些注定活不长的病人，都好得没比。她可怜那样一些病人，她心软得要命。她常说，当护士的，如果对快死了的病人都不尽心尽职地服务，态度都不好，就太没人味了。那位病人对她也非常感激。是位老太太。曾拉着她的手对她说：”你比我女儿比儿媳妇对我都强，大娘今生是报答不了你啦，只有来世再报答你了！‘病人死了，病人的女儿和儿媳妇倒没哭，她却躲到一边去难过得哭了一鼻子。可是那只戒指，就让她解释不清了。她也不作太多的解释，只说不是她昧下了。病人的家属就告到了法院，还搬来了报社的记者，当侦查人员和报社记者的面，她仍是那么一句话，不是她昧下了。老太太倒是几次想给过她，她没要。一时间搞得沸沸扬扬，流短蜚长。人缘再好的一个人，遇到这种跳进黄河洗不清的事，也难免遭人议论哇。那记者还把这件事弄到报上去了。虽然没有任何证据敢断定必是她昧下了，但是那种种故弄玄虚闪烁其词的文句，显然是意在引导读者朝那方面去想。区里也打来电话询问，这样的事关系到她有没有资格当人大代表哇。我了解她，她从来不把什么代表呀模范呀标兵呀当成回事儿。她只是一心要做一名尽职的护士而已。但是那几天，她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有一天吃午饭时，我还跟她半开玩笑地说：“小姚哇，有委屈别闷在心里，再听到谁不负责任地瞎议论你，你就跟谁吵一架。不图别的，图个发泄发泄嘛！有我替你做主，你别怕跟人吵架！’你们猜她怎么回答？她说：”我不是怕。我是天生的不会吵架。怎么个吵法儿，你有空儿教教我呗！‘说得可认真了，还笑。又说：“你就是教会了我，我也不。吵架顶没劲啦！’因为病人死因不明，在家属的同意下，医院就做了解剖。结果呢，从胃里取出了那只戒指。推测起来，可能是这么回事儿——病人出于对她的感激，几次想把戒指送给她，她几次谢绝，病人也就不强给她了。病人的女儿、儿子和儿媳妇，对病人不怎么孝顺，病人不愿把戒指留给他们中的哪一个戴。大约预感到自己活不长了的时候，就把戒指吞下去了。真相一旦大白，死者的家属向她赔礼道歉。医院里的人们可就替她大为不平了，包括那些不负责任地背后瞎议论过她的人，都说应该骂病人的家属们一顿。


    她却说：“那是干什么呀？谁没有犯过疑心的时候？若是咱们自己，不是也会产生疑心的吗？‘人们又说老太太真可恶，吞戒指的时候，怎么就不为她想想！她白对那老太太好了。她说：”咱们别对死了的人说三道四的了。老人家没文化，头脑简单。谁不恋生啊？明知自己活不了一两天了，哪还能想得那么多那么细？’接着又有一件事，又把她委屈得要命。又委屈又不知如何是好，左右为难。工会改选时，她被选成了工会主席，票数是百分之九十八还多。前任工会主席比她大二十来岁，是男的，被选下来，心理就不平衡了。心理不平衡，就要搞小动作了，就要搞见不得人的勾当了。写匿名信，四处投寄。无中生有，造谣诽谤，毁坏她的名誉，贬低她的人格。当着她面，还表现得对她无比友好，尽说些保证支持她开展工作的话。


    你想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一个善于耍两面派的男人，存心坏她，不跟把玩健身球似的呀？上级机关呢，见风就下雨，派了考察小组来进行考察。对她考察了一个星期，又搞得沸沸扬扬了一场，结果不了了之。最后还对她说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类的话。我们现在有些事就是怪。处处庇护怀着阴暗心理假借广大群众名义写匿名信的人。那理由是，如果不庇护他们，将来群众连真实情况也不敢反映了。当然，纸里包不住火，后来全院的人也就明白了，连她自己也清楚是谁搞的鬼了。别人问她：“小姚你生不生气呢？‘她说：”怎么不生气泥？他比我年纪大那么多，我那么尊敬他，他一向在我面前装成对我最友好的一个人似的。’她还落泪了。别人怂恿她：“你得教训教训那家伙，给他点儿颜色看呀！你干吧，我们大家都站在你这一边儿！‘她说：”我不。我想找他谈谈心，我得告诉他：我并不想当；如果他还很想当，那就努力重新取得群众对他的信任，我痛痛快快地让给他当。’别人那个气呀，别人说你这不是等于廉价出卖我们群众对你的信任吗！我们如果还能信任他，会选你吗？她却真去找对方谈心。对方呢，反正勾当已经暴露了，目的也没有达到，再没法儿伪装什么了，就干脆不伪装了，干脆处处明面地和她作起对来。有这么一个存心作对的人，她的工作挺难开展。这一切我们当领导的都知道，都一清二楚，却没谁出面为她主持过公道和正义。一方是前任工会主席，仍保留着干部待遇，而且是位五十多岁的老同志，尽管品质不佳，但毕竟没做太出格的事儿，无非调拨离间，搬弄是非之类的小勾当。领导都撕不开情面认真对待，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和稀泥和事佬的态度。而另一方是她这么个最能忍辱负重的人。既然她天生能忍，就由她多忍些个吧。她年轻，也算是种磨练吧。有时事情确属欺人太甚，有群众替她忍不了，看不下眼去了，反映到领导这儿来。我们当领导的，也是采取有理无理都三扁担的处理办法。其他的领导是这样，连我这位比较关心她的领导也是这样。有几次她找我，表示真的不愿当下去了。她从不在领导面前告别人的状，只强调自己能力不够。当然不是什么能力够不够的问题。她能力挺强，又善于团结群众，当工会主席再合适不过了。偏巧那些天我也因为家里的单位的事烦躁不安。儿子去年没考上大学，已经在家闲呆了快一年了，声明我这当父亲的再不为他安排工作，他就投少林寺去。女儿闹离婚，怀着四个月的孕还闹离婚。你说哪有怀着孕闹离婚的呀！她说不吃麻花要的就是这个劲儿。cp确定是男孩儿，女婿和女婿全家盼着男孩儿出生呢，好传宗接代啊！女儿要给女婿和女婿全家来个竹篮打水一场空，说孩子怀在她肚子里，看法院判给谁，就不信法院会把怀在女方肚子里的孩子判给男方。挺着个肚子，住在我家里，我和她妈还得好生地侍候她。单位里呢，因为自行车棚盖在了不该盖的地方，被罚了一笔款不算，还限期拆除。卫生大检查，被评了劣等。亮黄牌警告，还说要上电视。都是我抓的工作范围。搞得我在领导者们中间脸上无光，灰不溜丢的。小姚找我那几次，我没耐心和她好好相谈，不是三言两语把她打发走，就是兜头一通批评。说她女人事儿多；说她马尾拴豆腐提不起来；说她缺乏涵养；说群众选的，上级机关审查批准的，不干不行，干不好也不行。


    除非犯错误，群众一致强烈要求免她的职，否则，本院领导是没理由撤她的，那也得上级机关批准。如今哪方面的工作好做？有天大的委屈也得受着，这就叫为人民服务。所以我今天到你家里来，是怀着很内疚的心情的。我觉得太对不起小姚。单位的群众也说，以小姚那种人，那一种天生的能忍辱负重的性格，如果本是由于在单位受的委屈太多太大了，怎么会跑到街上去和人吵架？这些都不谈了。今天直话直说吧：为了能使小姚少判几年，我们单位愿意拿出一笔钱来。我们去找过法院，法院答复关键在死者家属方面。只要死者家属方面肯于宽谅，法院是乐于从中进行调解的。单位的群众说，如果几万元能减少小姚几年刑，单位拿出几万元，群众绝没意见。老梁，我们来你家的目的，就是这么个目的。无论如何，你成全我们一下……“


    韩副院长说时，我反复看那些照片。越看，越听，我越同情起那个小姚来。我很替她庆幸。她单位的领导和群众，对她真是够不错的。简直太不错了，我甚至不无嫉妒。


    那个小齐，却默默地将照片一一收回，放入信封，揣入兜里。它们对他仿佛变得非常珍贵了。


    王松山推他一下：“你倒是也说说呀！为什么不说啊？”“韩副院长都说过了。我还说什么？我说了又能起什么作用？谁信呢？”


    看来，对我，对他们造访之目的，他已开始感到灰心。“英英！英英过来……”


    他叫他女儿。


    于是她跑过来，重新偎在他怀里，仍以一种戚戚哀哀的目光望我。


    “咱们……走吧？……”


    他看看手表，又看看王松山。


    “走？没个结果，走什么走？白来一趟啊？……”王松山有些光火。


    韩副院长也说：“别走别走，总得听梁同志表个态……”我说：“我很抱歉。


    我刚才……不该说那些先入为主的话。韩副院长，您讲那些，我都信，绝对地信。


    对你们的心情，小齐尤其对你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


    “咱们别扯这些，我们来不是想听你讲这些话的！”王松山颇不耐烦地打断我，气呼呼地瞪着那小齐说：“好，你不愿说，找替你说！帮人帮到底，谁叫我是你们两口子当初的介绍人呢！……”


    于是急切地向我陈述。他说那些日子，小姚在家里也受了很多委屈。


    先是，她忽然感到头晕，恶心，还吐过好几次。一化验，一检查，怀孕了。只许生一个，不许生二胎呀！他说，可不是小姚的错哇，当然也不是小齐的错。小姚戴着环呐！戴着环怀孕了，他说这他妈的不纯粹是质量问题吗？那也得做了呀，那不做也不行哇！结果因此失血过多，休养了两个多星期身体才缓过来。小齐非但没好好照顾她，反而不止一次埋怨她。埋怨她不该不听他的话，如果听了他的话，过几个月再查，怀孕也就怀孕了，说不定生也就生了。反正又不是他们明知故犯。白捡一胎，干吗非“流”了呢？小齐他做梦都渴望再有个儿子，而“流”了的恰恰是个男胎。这就叫小齐惋惜得不得了，心疼得不得了。当然心疼的是那个男胎，而不是小姚。他对妻子不满，也就谈不上对她照顾不照顾的了。尽管他们夫妻一向感情不错，可是在这件事上，小齐表现得太自私。接着是和邻居，也就是他们的房东关系恶化。原本关系不错的，有时他们夫妻俩下班晚了，房东还替他们到幼儿园接孩子。逢年过节，两家端来送往的。他们当初租住房子时，和房东签定的是五年的合同。可是如今有一位外地的个体户，愿出每个月五百元的高价租下房东那两间小西厢房。人家图的是离开铺面做买卖的地方近，人家不在乎多花点儿钱。而按当初的合同，小齐两口子每个月才交八十元。八十元当然也不算低，可和五百元一比，小孩子也知道五百元多哇。不是多出一点儿，是六倍多呢！人家那位个体户还表示了，如果小齐两口子肯搬，人家可以替房东补给他们一千两千的，买个三方乐和。房东就找他们两口子商议。他一听急了，租房子不是件容易的事啊！马上到哪儿去租呢？他们两口子也都是好说话的人，他们就表示愿意提高房租，提高到每月一百或一百一十元。每月多交二三十元房租，以他们两口子的工资而言，几乎等于是豁出去了。平心而论，房东平时也是挺好说话的人，可在这件事上，房东变得不那么好说话了。两口子没奈何，便四处托人找房子。找来找去的，不是房租太贵，超出了他们最大限度的工资承受能力，就是地处郊区，交通不便，上下班成为困难。终于找到一处，虽不甚理想，但总比每天看房东的脸色强。准备搬时，才知道附近没幼儿园，孩子入托又成了难事儿。两口子的单位，目前都没有幼儿园。小齐是外地留京工作的大学生，父母在外地，鞭长莫及，照顾不上他们的孩子。小姚的母亲去世了，父亲七十多岁了，老人自己还需要照顾呢！两口子结婚后，还从没那么苦恼过，还从没那么犯愁过。有一天小姚实在心里憋屈得忍不住了，对小齐说：“你跟你们单位的领导讲一讲吧！”小齐呢，明知故问：“讲什么呀？”小姚说：“讲讲咱们的实际困难呗！”小齐说：“讲也没用。单位有单位的实际困难，目前解决不了咱们的实际困难。”小姚听了，一边做饭，一边唉声叹气。小齐又说：“你更应该跟你们单位的领导讲讲。”小姚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不是夫妻吗？


    为什么我就更应该呢？“小齐发作了，一拍桌子：”你是你们单位的大红人。是工会主席，是区人大代表，是先进，是模范，是标兵。怎么，到了你有实际困难的时候，这些荣誉都一钱不值啦？难道你这些个人荣誉，就不是你们单位的荣誉了？凭这些荣誉，你也更应该！还要凭什么啊？“小姚不爱听，反驳道：”你们单位有你们单位的实际困难，我们单位就没有我们单位的实际困难啦？你这不等于是叫我用个人荣誉当资本，去向领导那儿讨特殊化吗？我们单位还有因为没房子结不了婚的呢，我这工会主席都不知怎么关心一下他们的实际困难……“小姚不说这些话犹可，一说这些话，小齐更火了，又拍桌子对她吼了一通。其实他们都不是没找过各自单位的领导。都找过，都白找，各自心里都憋屈着。


    都想从对方那儿获得到一线希望或是一种安慰，却都没得到想得到的。小齐拍桌子对小姚吼，小姚也不跟他吵，只不过吧嗒吧嗒地落泪，一边落泪一边继续做饭。饭做好了，两个人都没心思吃。爸爸妈妈没心思吃，懂事的孩子也没心思吃。一家早早地就饿着肚子睡了觉。再说房东方面也生气。房东以为他们根本就不打算搬。房东一这么认为，进而就觉得他们简直是不通情理，存心跟自己过不去。只要两口子有一个在家里的时候，房东便在院子里没休没止地指桑骂槐，还故意将脏水往他们家门口泼，故意将垃圾往他们家门口扫。两口子寄人篱下，惹不起对方，只有忍的份儿。


    偏偏，在那些日子小齐家来了一封信。信是以婆婆的口气写的。说当老母亲的非常思念儿子，也没见过孙女的面，想到北京，也就是到儿子家住一段。信是小姚接的。她没给丈夫看那封信，她怕丈夫看了更为难，更犯愁。她在单位抽空儿给婆婆回了封信，说丈夫单位就要分房子了，说不久就要搬家了，说等搬过新居去，欢迎婆婆来住，愿住多久住多久……


    而事实上是——小齐的母亲患了晚期胃癌，想到北京入院治疗。即使没救，最后在儿子身边住几天，有机会和儿子媳妇孙女多亲近亲近，也是老人心中的一大愿望。信上之所以没明写，是怕儿子着急上火。老人接到儿媳妇的信，没到北京来。


    不久，去世了。


    小齐获电，如晴天霹雳。当日赶回老家奔丧。听家人告诉，母亲生前，曾亲笔给他去过一封信。并将小姚的回信给他看。他一看之下，心中对小姚的气可就生大了。他衔悲怀憾回到北京，一进家门，劈头便质问妻子。小姚心里也万分地不好受，万分地后悔，万分地内疚，红了脸低了头向丈夫承认错误，请求原谅。她说怕房东那一种恨不得哪一天就可以找个什么正当的理由将他们赶出这院的样子，使婆婆住得不愉快，高兴而来，扫兴而归。她说她哪儿能料到婆婆是患了不治之症呢？尽管她说的也在理，丈夫心中的火还是没法儿消除。小齐在气头上，不但没原谅她，反而当着孩子的面打了她……


    出事的前一天晚上，小姚下班时，特意绕道儿商场，给小齐买了一柄伞，就是那柄将冉的父亲捅死了的伞。那半个月北京连雨难晴，小齐却将伞丢了。一天下班回家，浇得落汤鸡似的。小姚就想到第二天应该替丈夫买回一柄伞。诸事种种，那些日子使夫妻关系也不像以往那么亲昵了。小齐由于没能在老母亲去世之前与老母亲见上一面，对妻子的态度始终不冷不热，待搭不理的。小姚说伞是为他买的，他一瞅是黄色的，赌气说不用，说他一个大男人，怎么能撑一柄黄色的伞。而且说他在一切浅颜色中，最讨厌的是黄色，说你是我老婆，和我共同生活了这么多年，难道连自己的丈夫喜欢什么颜色这起码应该知道的一点都不知道吗？小姚确实不知道。她蹙眉默想，想不起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夫妻俩谈到过谁喜欢什么颜色谁不喜欢什么颜色。她买伞时，黑色的已经卖完了，只剩几柄浅色的了。除了黄色的，还有粉色的，花的。她犹豫了半天，才决定给丈夫买下一柄黄色的。不就是遮雨吗！她没把伞的颜色看得多么重要。她原本希望，通过这柄伞，消除丈夫心里对她的一层隔阂，讨得丈夫对她的几分欢悦，没曾想反而又惹丈夫不满意。小姚当时一声未吭，打定主意第二天换伞……第二天下班，她又绕道儿商场，见有了几柄黑伞摆在那儿，心里挺高兴，暗自庆幸来得巧。她婉言婉语地向售货员解释，伞是替别人买的，别人不喜欢黄色的，希望能换一柄黑色的。反正都是同样的价，反正她不是退。售货员起初不给换，说用过了还能换吗？不换！态度十分生硬。她就又婉言婉语说了许多请求的话，并且声明自己绝对地没用过，连撑开都没撑开过。售货员被她磨烦了。终于肯给她换了。换之前人家总是要检查一下的，人家就撑开了。一撑开，才发现有两根伞骨是断的。人家指着冷冷问她，你不是发誓没用过吗？这怎么回事儿？没用过伞骨会断了两根吗？问得她愣愣的。愣愣的她讷讷地说，是啊是啊，我连撑开都没撑开过，伞骨怎么会断了两根呢？这是质量问题啊。按她的想法，她认为自己更有理由请求换了。可是售货员并不这么认为。人家将伞往柜台上一扔，干干脆脆地说出两个字是不换。结果她就和人家争论起来了，结果就围了一大群瞧热闹的人。售货员理执一端，指着她对一大群瞧热闹的人说，她把伞昨天买回去了，用过了，用坏了，隔了一整天又来要求换，还不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用过了，用坏了，花言巧语说是替别人买的，说是因为别人不喜欢黄色的要求换一柄黑色的。这不是无理取闹吗？你说是质量问题，你当时若撑开看，发现伞骨断了，当然是质量问题。可你用过了，用坏了，再说是质量问题，再想用一柄坏的换一柄好的，哪家商店也不能给你换。用坏了你还不说用坏了，这要是不检查检查，当成柄好伞再卖给别人，你这不是坑了别人吗？你这不等于是存心败坏本商店的信誉吗？目前已是质量评比月，你想干什么啊？小姚长这么大，从没在公共场合跟谁争长论短过，她也不会争长论短。在许多人围观的这一种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她实际上是处在被那个售货员严词训斥的地位。她的理一句也说不出来了。甚至，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有理还是没理了。她反而觉得自己似乎真的没什么理了，真的有点儿胡搅蛮缠了。她面红耳赤起来，她无地自容起来。这就使她在围观者们看来，的确是个无理取闹胡搅蛮缠的人了。在他们的谴责声中，在他们的厌恶的目光的围剿下，她从柜台上抓起那一柄想换而没换成的断了两根伞骨的伞，狼狈之极地逃窜出了商场……


    其结果是，她终于在存自行车的地方，和冉的父亲遭遇到一块了，并且吵了起来。并且就用那柄伞捅死了老社会心理学家……


    听王松山像是说评书似的，绘声绘色地说完，我觉得自己如果仍无动于衷就太不是个东西了。


    我问她的丈夫：“现在呢？”


    他反问：“现在什么？”


    我说：“现在你们搬走了吗？”


    王松山说：“你别转移话题，不需要你帮忙租房子。”我说：“你也别总冲我嚷嚷。我想知道！”


    小齐说：“现在我们还住那儿。现在房东不打算把我们挤对走了，又对我们好了，向我表示歉意，同情起我们来了……”


    我说：“我也是。”


    王松山说：“你光用好话应付我们没意思的！”我说：“我怎么是光用好话应付你们呢？你们都听着，我以人格向你们保证——第一，我要回绝了死者的老伴儿对我的委托，明天就回绝她。第二，我愿意做你们的委托人。愿意从中调解，愿意代替你们，去同那老太太斡旋斡旋，也许有可能……”


    他们互相望望，便都站起。


    王松山说：“以后有什么需要面谈的，我就不带小齐来了。我比不得你，我得天天上班。小齐自己来行不？”我说：“行，行。”


    那位韩副院长说：“我们医院虽是区属医院，但医疗水平还是可以的。有好几位中医专家呢，治慢性病挺出名，比如肝炎、胃炎、支气管炎什么的。想看中医时，欢迎你去我们医院找我，一定让专家给你看。”


    我说：“会去的会去的，一定会去的。”


    小齐想对我说什么，却什么也没对我说。只对他的女儿说：“跟伯伯再见。”


    于是那女孩儿机械地重复：“伯伯再见。”眼神儿依然像来时那么忧郁，模样也是。儿童的忧郁的眼睛，最能将大人们常说的“忧郁”这个词儿放大了再显示给大人们看。我自己的眼睛不禁地望向别处。


    “跟伯伯贴个脸儿。”


    女孩儿从爸爸怀中将身探向我，我将自己的脸凑上去，和她的小脸儿贴了贴。


    我觉得那小脸蛋儿挺烫。


    “孩子在发烧吧？”


    “嗯。”


    “那你还带着孩子来！”


    我不免责备当爸爸的。


    “不带不行她要来啊！这孩子太懂事了，比我还上火着急。”


    当爸爸的似有无穷苦衷。


    将他们送走后，妻埋怨我：“叫你少管闲事儿，你偏不听。怎么样，这下又把自己卷进去了吧？处理不妥，你非落个双方面都记恨你的下场不可！”


    我感到自己仿佛成了一个双重间谍。我明白这样的角色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角色，但却有些不明白自己究竟错在哪一情节或细节，使自己命中注定似的成了这么一个角色。我说：“你别烦我了好不好？”


    第二天晚上我到冉家去。开门的是冉的母亲，面有愠色的老太太强作笑颜，没将我引进客厅，而引进了四间房中最里边的一间——冉的父亲的书房。经过客厅，我见鱼缸不在了，地上有没拖干的水迹。经过冉的卧室，我听到有人在里面抽泣。


    我想那一定不会是别人，一定是冉。我想那鱼缸一定是碎了……


    老太太分明也不想隐瞒我她们发生了争吵。我一落座她便说：“气死我了。”


    我讪讪一笑，问怎么了？


    老太太说冉反对她替冉的父亲准备进行到底的事。说冉认为，当女儿的起码也有一半的权力和资格，决定某件与死去的父亲有直接关系的事，以及决定怎样做才合乎父亲生前的一贯思想方法。


    “你说她这不是家庭中的叛逆吗？她还认为她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你说，父亲死在别人手下，当女儿的，哪有站在什么客观立场的？如果老头子恶贯满盈，又当别论。可老头子一生善良得没比正直得没比呀！谁反对我，谁就是我的敌人！…


    …“


    老太太说着说着，激动起来，恼怒起来，两只保养得很好的手，同时紧紧地握成了拳头，并不时擂着自己的膝盖。她一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样子，甚至是一副破釜沉舟不成功便成仁的样子。


    那一时刻我被她那一种气概震慑住了，预先想好该怎么说的话，全忘了，感到很是尴尬。仿佛内心里的企图和目的，已然被老太太洞悉无遗看穿看透。我觉得即使要说的话又在头脑中重新排列组合好了，聪明点儿，识时务点儿，也还是不要说为妙，起码应该留待以后或许有了较适当的机会再说。老太太问我，是不是来告诉她进展情况的？


    我说也是也不是。那件事么，进展是在进展之中的，但牵涉法律的事，非一朝一夕就能有结果，希望她耐心等待。说罢我起身告辞。


    老太太翻出一条烟非要送给我。我推拒不过，只得笑纳了。我知道这将使我以后在她面前更加被动。但是她那么诚心诚意，使我唯恐却之不恭，没法不收。


    复经过冉的卧室，老太太悄声对我说：“你劝劝冉吧，劝她别跟我争吵。这家，从此就剩我们母女俩了，不能争吵。一争吵，双方都伤心，都伤感情……”


    她笑了笑，笑得有那么几分凄凉。


    我犹豫一下，说：“好，我劝劝她。”


    于是我进去劝冉。无非将她母亲的话，对她重复了一遍。其实我进去之前，她已经不再抽泣了。她先看我手中的烟，随后才抬头看我的脸。她那样子，似乎对我有些冷淡。她说：“对于我们家的事，你最好别过分热心，别太介入，行不行？”


    我说：“行，行。”


    她说：“行就好。”


    我诺诺着退出。心里骂了自己一句：你他妈的！……回到家不一会儿，电话响了，是我那位当律师的北大荒知青战友打来的。


    我告诉他，我请求他进行的事，不要继续进行下去了。他说他还要继续进行下去。


    我冲着话筒嚷：“你这人怎么了？有病啊？告诉你不要继续进行下去，你却偏要继续进行下去！”


    他说，他得听命于他的职业良心，而不是听命于我。我说：“见你妈的鬼！”


    电话那一端沉默了片刻，以坚定不移的口吻又说：“这件事值得当律师的人为之一辩，律师也需要出名的机会。不过我将不是站在你的委托人的立场，而是站在替被告辩护的法律立场。”


    “什……么？……”我不禁吼起来：“你他妈的存心耍弄我是不是？……”


    这时妻闻声走到跟前，一把夺过听筒，说：“这很好，你是对的，你就这么继续进行下去吧。他刚才没听懂你的话，其实他也是这个意思……”


    我又从妻手中一把夺过听筒，可对方已将电话挂了。我放下听筒，瞪着妻，咄咄逼人地问：“你这是干什么？”妻说：“我也不太明白你。你昨天不是信誓旦旦地答应了小姚的丈夫，要帮助人家的吗？现在有一位律师愿意为小姚进行辩护，你还跟人家吼，你又究竟是干什么呢？”我气急败坏地说：“可他是我为冉的母亲请的律师，我已经将他的名字告诉了那老太太。现在他反戈一击，老太太对我会作何想法？我吸这烟，就是那老太太今天强送给我的。对她，我可是成了个什么样的人啦？”


    妻愣了。她没想这么多，更没想到我非但没拔脱出自身，反而越陷越深，反而收受了人家的人情。


    她怔呆半天，恨恨地说：“活该！人家送给你，你就接？缺你烟过么？”


    第二天上午，我正欲出门去找我那位当律师的北大荒知青战友，他却来找我了。


    他说：“你先告诉我，那位老先生，是江苏人不是？”我说：“好像是。你问这干嘛？”


    他说：“是江苏人就对了。两人争吵起来，是因为他先开口骂了人家，用江苏话骂人家‘癞皮脸’。这在长江以南，尤其江苏一带，对妇女是侮辱性很重的一句骂人话。对方也是江苏人，从小在江苏长大，对用家乡话骂她格外敏感，就也用家乡话回骂了一句，骂的是‘老疯癫’之类。而那位老先生，就扇了对方一记耳光…


    …“


    我说：“这不可能！这根本不可能！冉老那样的老先生，怎么可能先开口骂一位妇女，还动手打人家？你对你的话，是要负责任的！”


    他笑笑，说：“我当然对我的话负责任。我调查了解过，还取了证。现在证言都在我手里。有看自行车的老头儿的证言，有对面卖烤羊肉串的小伙子的证言，有旁边修理自行车的师傅的证言，还有一位摆服装摊的姑娘的证言。你别急，你也别不信，你耐心听我告诉你，是怎么一个经过。那姓姚的女同志，也就是被告，取自行车的时候，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也在取车。他碰倒了一辆自行车，结果像多米诺骨牌似的，一辆压一辆，倒了一大片，包括被告的车也倒了。那男人却视而不见，推了自己的自行车便走。看自行车的老头儿从小木房里冲出来嚷嚷，想喝住他，让他把车都扶起来。不料那男人凶，骂了老头儿一句。老头儿瞅那男人凶，没敢惹。老头儿那一天连看自行车，同时照看着孙子。他那孙子在小木房里哭了，老头儿顾不上先扶车，赶快进了小木房哄孙子。被告呢，虽然自己的车也被压倒了，但和老头儿一样，不敢惹那个男人。她扶起自己的自行车，推着走了两步，回头看看倒下的一排车，又不走了，支住车，去扶那一片倒了的车。如果她走了，不去扶那一片倒了的车，那一天也就不会发生那么一件事。咱俩今天也就不会谈这件事。细想想，还真有些符合摩非定律——任何事情，只要能往坏的方向发展，就一定往那个方向发展。生活中有些带规律性的现象，是他妈很邪门儿的。她一辆辆扶起了十几辆车，还倒着十几辆没扶起来的时候，那位姓乔的老先生来取车了。倒着的车中，包括他的车。被告，也就是那姓姚的女同志，就不再扶了，向自己的车走去。也许她心里想：这点儿公共义务人人都应尽，您老把那些车扶起来吧。而看自行车的老头儿呢，进到他的小木房去之前，见有人替他扶起倒了的一排车，也就发懒，索性不出来了。那位乔老先生呢，误会了，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以为那些倒着的车，是姓姚的女同志弄倒的。我们现在当然已经无法知道他怎么会产生误会了。大概按照他的主观主义的想法，认为既然对方在扶车，毫无疑问地那一排车是对方弄倒的。既然是你弄倒了别人的车，你就应该全扶起来。于是他叫住姓姚的女同志，质问她为什么不把车全扶起来，并且批评对方缺乏起码的公德。她呢，当然说不是自己弄倒的啦。老先生拖住她的自行车后座，不许她走。说我明明看见你在扶，见我来了，就不扶了，就想走。说没有第三者，不是你弄倒的，难道是我弄倒的不成？说你们如今的年轻人，怎么竟这样！说你不把我的自行车扶起来，不把所有你弄倒这些自行车扶起来，你休想走！我非治治你这号人不可！对方说，是我刚才在扶不假，但那也不能证明是我弄倒的呀！你这位老同志怎么如此冤枉好人啊？这时又来了几个取自行车的人，见他们的车倒了，都以为是姓姚的女同志弄倒的，都不依了，都七言八语地冲她嚷嚷。那存车处，在商场附近，是个热闹的地方，于是就聚了好些围观者。其中不乏闲男散女，痞子混混。对面卖烤羊肉串的，两位修鞋的摆服装摊的，前后经过全看在眼里，虽知那姓姚的女同志的确是被冤枉了，但都持一种事不关己的白相者的态度，何况他们得照应他们的买卖。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也许都觉得一位老夫子样的老知识分子，和一位有理讲不清的年轻妇女当街争吵，本已构成热闹，不看白不看。而那看自行车的老头儿，一见没人劝解事儿没完没了，一边嚷嚷着‘不是她弄倒的，不是她弄倒的’，一边迈出他那小木房。些个闲男散女，痞子混混，却把他推进小木房里，堵在门口，不许他出来澄清事实。他们巴望着看更大的热闹，他们起哄架秧子，一心想鼓噪成更令他们开心的情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那位乔老先生，放开了姓姚的女同志的自行车后座。他自己扶起了自己的自行车，并接着去扶别人的。但他在这么做之前，骂了对方一句‘癞皮脸’。而那些自己的自行车被弄倒了的男男女女，那些围观者之中的某些人，那些闲男散女，痞子混混，也跟着指骂姓姚的女同志是‘癞皮脸’。她当时的心理状态可想而知，于是她回骂了一句‘老疯癫’，也就是老精神病的意思吧。于是那位乔老转身扇了她一耳光。于是她从车后座上抽下了伞。但是她并没有立刻就用伞捅他，她只不过是持着伞对向他。我想那更是一种本能举动，一种下意识。那位乔老呢，呆住了。我想一来是因为自己当众打了一位妇女，他大概从没做出过这种有失男人尤其有失知识分子有失一位长者风范的行为；二来呢，他大概不知对方下一步会怎么回敬自己。他盯着伞端愣在那儿，处于一种半防卫不防卫的状态。对方，也就是姓姚的女同志，也有些被那当众挨过的一耳光，被自己的下意识举动搞懵了，当时她并没有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完全彻底地丧失了理智。恰恰相反，即使在那一种情况之下，那一种时刻，她还是较理智的。设身处地想一想，将人比人，那挺不容易的了。却有几个痞子混混，更加来劲儿地起哄架秧子。说他们是痞子混混，其实是说轻了他们。可以认为他们就是些街头流氓。他们一边叫喊：”打呀，打呀！中国人口多，打死一个少一个！‘’闪开点儿，闪开点儿，别溅身上血！‘一边从后猛撞她。现在这个季节，人人穿得都十分单薄。那位乔老也不例外。穿的是一件半袖小褂。由于有人撞，伞端就冲着他当胸捅过去了……过程就是这样。一见有人被捅倒了，围观的人更多了。那几个痞子混混，觉得情形不妙，全都溜了。我调查得很详细。那些证言写得也都很详细。他们对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都是肯出庭作证的。因为但凡算个人，亲眼目睹了一场冤枉，总还是多少有点儿正义感的，总还是愿意讲句公道话的，当然，除了流氓除了痞子除了混混之类的人。何况我们当律师的。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