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3

    男人可以比较自然地面对穿得较少的女人，却实难比较自然地面对穿得非常之透的女人。


    女人不是穿得少而是穿得透，据我看来，便等于放射着邪性了。


    不露，但是极“透”；不裸，但是意在性感的用心一目了然。


    对财富的崇拜，对权力的祟拜，对明星的崇拜，对文性之性魅力的崇拜，在九十年代的大文化中泛着一阵阵浮华迷醉的绚丽多彩的泡沫。至今仍在泛着，大有一举将中国文化基本的朴素品质淹没掉的趋势。名车美女、豪宅美女、华服美女、珠宝美女、珍馐美女、美酒美女，商业加性感，性感助商业，几乎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地侵略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根视听神经。


    而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之权利意识，则提高多了。普遍的她们，最初总想讨个公平的说法。她们开始懂得，即使和国家之间，也是可以大小猫三五只地算算究竟谁欠谁的。账是允许一笔勾销的，道理却非摆清楚不可。


    有人会反对我的观点，认为这恰恰证明着她们的觉悟太低。


    如果没有她们今天这种起码的权利意识的提高，国家的责任意识又怎么会提高？“公仆”们的责任意识又怎么会提高？起码，公民们权利意识的提高，对于国家及其“公仆”责任意识的加强，是有促进作用的。


    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不但权利意识提高了，体谅国家难境的理性程度，也普遍地大大地提高了。


    九十年代“下岗”女工们的觉悟，不是太低，而是很高。高得很可贵，亦很可爱。尤其她们中许多人“下岗”后另谋职业埋头苦干之精神，实在值得全社会钦佩和尊敬。她们以她们的可贵和可爱，保障了社会的安定。


    在时代的发展中，往往付出许多方面的重大的牺牲。有时那牺牲意味着直接是数以千万计的人的起码社会保障。


    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既能意识到时代这一规律的无奈性，又能顽强地与时代这一冷酷的规律做竭尽全力的较量。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如花房里的花，你可以指着一一细说端详。


    因为指得过来。


    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如花园里的花，你可以登坡一望而将绿肥红瘦梅傲菊灼尽收眼底。


    因为你的视野即使不够宽阔，她们的烂漫也闹不到国人的目光以外去。所谓“浓绿万校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


    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抛开那些消极面来看则便如野生植物自然生长区内的花木了。其千姿百态的劳菲，其散紫翻红之娇媚，其深开浅放之错落，其着意四季之孤格异彩，简直不复再是国人所能指能望得过来的，更不消说置喙妄论了。所谓“春风不解禁扬花，蒙蒙乱扑行人面”。


    而这正是时代进步的标志。


    一个时代的进步，首先从男人们都开始做什么显示着，其次从女人都打算怎么活显示着。


    时代的进步常常带着野性。这野性体现在男人们头脑中每每是思想的冲撞；体现在女人们头脑中每每是观念的自由。


    女性对婚姻质量的要求普遍提高了，不再甘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男人在家庭生活中是女人的“天”的历史地位，应该承认基本上被女人们颠覆塌了，并且绝对地不可能再重建起来了。


    对于九十年代的女性，我有两点大的困惑：其一，一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所谓知识女性，以及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非常优越起来了的女性，对于大多数同性姐妹们的困境命运，几乎可以说是漠不关心的；其二，某些穷困山区的姐妹，为了与“买卖婚姻”抗争甚至能豁出性命，而在大都市里，一些知识化了的、经济绝对独立了的她们，却往往直销自己于男人不遗余力。


    我凝视商业时代，常感到中国和它的关系，正如同一个“再婚”的男人和自己已娶进了家门，已由自己替“她”掀去了红盖头，看着又爱又心存种种疑虑，又陌生又受到着诱惑，又抱有莫大的希望又没法儿完全依赖的妇人的关系一样。


    当时之中国内乱方息，百废待兴，不但需要做，而且的确需要刻不容缓“只争朝夕”地“赶快做”！


    许许多多的中国人的希望其实只不过是——在他们的不遗余力的击鼓呐喊声中，由某一位或某几位自己最依赖的，对中国之命运最具主宰能力和权威的人物，高明地将保留在自己头脑中的那一段美好的回忆，直接剪辑在八十年代韧的“改革开放”的后面，从而那么着组成一部历史和现实巧妙连接天衣无缝的“中国故事”。


    这个期望值似乎一点儿也不高，但是历史将注定了会重演一遍。


    人类历史所记载的一切最重大的事件，尤其那些最惊心动魄的事件，比如改朝换代，比如战争，其实都只不过是人类史中最微少的章节罢了。相比于漫长的人类历史，正如同“地球村”和整个宇宙的关系。


    好比一个人所能记住的，往往是他或她生命历程中极特殊的日子和极特殊的事件。就时间概念而言，对于具体的某个人，那些日子和那些事件，可能意昧着便是他或她生命历程的大部分乃至全部内容。


    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里，人类历史的真相其实是，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心动魄的大事件。不是情节跌宕的章回小说，而是从容不迫地进行着的极为寻常的状态。


    正是这一点，既被一切形成文字了的历史所摈除和排斥，又最接近着人类的真的历史的真相。


    人类几乎变成了地球上最凶猛的腔肠怪物，不停地耗费资源，不停地创造商品，不停地消费商品。


    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里，人类生生死死，代代繁衍，事农，事工，操百业，行为最终都纳在“商”的“调控”之下。


    “商”若非是人类历史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活动，起码也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以人类商业发展的脉络和轨迹梳理人类历史，阐述人类历史的沧桑进退，与以阶级斗争的观点，以宗教的观点，以文化的观点，和以改朝换代的大事件演绎历史的方法相比，倒可能是更符合规律的。


    当和平持久，商业时代自然孕成。当一个商业时代已经孕成，大多数世人的状态，除了按照商业时代的价值观念去生活，去作为，还能够按照另外的什么状态去生活去作为呢？


    亚里士多德在他所处的那个商品货币时代已相当发达的古希腊现实中，对于贫富悬殊现象的深深的忧虑，对于贵族和富人们豪奢极欲的生活的尖锐无情的批判，今天看来对于中国依然具有警醒的意义。


    他说：“这就是富人——过度浪费，庸俗无节制，为了一件小小的事件而耗资巨大，安排阔绰乏味的场面。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熔耀他的富有，认为会被人羡慕……”


    他说：“富人目空一切，拥有财富使他丧失了理智，似乎人间一切快乐都属于他所有，财富和金钱成了他衡量一切事物的惟一价值标准。而且还幻想金钱可以买到一切。总之，由富有而导致的典型特征是——富有的白痴。”


    今天，在与商业时代拥抱亲吻的中国，我们不是也几乎随时随处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所辛辣讽刺的富人吗？


    商业这个资本主义文明的“配偶”，如今又的的确确在许多方面改邪归正，由当初那妖冶放荡，虚荣贪婪的“新娘”，修炼成了一个善于抚养资本主义文明，有不可轻视和低估的能力呵护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的“贤妻良母”。


    正是“她”的这一种嬗变，使二十世纪的世界，开始以乐于接受的态度对待之了。


    商业将更加紧密地贯穿于世界文明记录的未来……


    科举制使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心理上重文轻理轻商轻百业。又由于他们的传统志向是“服官政”，所以中国历代君王的治国思想，也不同程度地受他们的种种“高见”的影响，不能向发展科学繁荣商业的“立体国策”方面去拓展。当然，科学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前提是国家大局的安定。中国是一个内战不息的国家，农业生产倘还能进行着，君王们也就很是高枕无忧了。


    商正是这样的一种现象——只要自己头顶的天还没塌，只要自己脚下的地还没陷，只要抓紧时间还来得及，两个商人一定会为了各自的金钱利益争取做成最后一笔交易，而绝不让时机白自从身边错过。


    一个国内无商，国际经济关系中只有“援外”几乎没有“外贸”可言的国家，物资不匮乏倒反而是奇怪的了。


    然而商却还是顽强地证明着自己的存在。共和国的治理稍一松懈，就不甘寂寞地表现着自己。


    商在中国，如同人行道上水泥方砖的缝隙间往外钻着长拱着长非长出来不可的小草。利润的驱动力真真是世上很难消弭掉的啊！


    在南中国，商始终悄悄地休养生息。它的根子在人们的内心、在人们的头脑里，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始终和人们对生活的寄托与企盼编织在一起。而这是共和国的“铁帚”实难真正扫到的，是共和国鞭长莫及根本没法儿彻底铲除的。


    商的行为和利润之目的，也就是和赚钱之目的，也仿佛壁虎的性相吸现象一样。在这种关系中，商的行为一向总是体现着雄性行为特征的。即使某一商的行为，是由女人采取的，仍明显地体现着雄性的行为特征。它一受到利润的触摸，甚至一嗅到利润的气味儿，它的“根”就会立刻坚挺地勃起。它冲动难抑，欲望强烈，永远无法满足。为了达到目的，它往往迫不及待，行为有时很俗劣、很粗鄙，甚至很粗暴、很卑鄙。没有法规约制的商几乎都这样。


    而利润一向总是体现着雌性的特征的。它自身所扮演的，不可能不是“诱惑者”或直白曰“勾引者”的角色。它在商场上到处散发雌性荷尔蒙的气味儿。就像动物在自己的地盘内撒尿。它使商的行为不断地受到它的气味儿的刺激。它四处卖俏，永无休息地进行挑逗，因而商场上永无休止地演绎着扩展“地盘”，占领“地盘”的鏖战。


    你就是将商业行为和利润目的碾成更细更细的粉末儿，烘干了再封存上一百年，卷入了它们的骨灰燃成的火苗，也还是要亲密相吸的。


    商几乎是一种超肉体却能够达到“交媾”并能够达到快感高潮达到不宫而孕的“性行为”。


    商的机会是分阶段的。在它无序的阶段，机会最多。最富有戏剧色彩。最乐于慷慨地将机会抛给某些智商并不怎么高的头脑。也只有在这个阶段，某些出身于社会最低层，而又精于算计的人，才有暴发的可能性。这个阶段有时较长，有时很短。一旦结束，一旦作为一页翻过去了，那便永远翻过去了。从此它就只对很聪明而且立志投其门庭的极少数人微笑了。即使对很聪明的人，它往往也表现得相当吝啬了。


    有序的成熟的商业时代恰恰非是慷慨大方的。而是惜金如命，极端小气的。


    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大中型国营企业的状况更加令人堪忧，许许多多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准每况愈下，共和国面临的使命更加艰巨。


    但客观公正的中国人，似乎也不难达到这样的一个共识——此非“改革开放”的结果。而是共和国积重难返的长期隐患全面“发作”的结果。


    商业这只玫瑰的刺，有时确实是含有毒索的。它蜇人之后，人的痛疼后果，比被马蜂蜜了一下严重得多。它的气味儿充满社会，社会仿佛就变成一个大批发市场或交易所了。而许许多多的人，其实并不甘愿生活在一个类似大批发市场或交易所的社会里。这的确也是商业时代令人厌恶的一面。


    人为谋生而勇，只要不犯法，不害人，其实是可敬的。


    商业的利己原则往往是与社会和人心的情理原则背道而驰的。它有时伤害社会和人心的情理原则，确实像流氓强奸少女一样。


    在全世界，卖淫、走私、贩毒、色情业的方兴未艾，文化的色情化，贿路的丑闻，无不与商业瓜葛甚密。十之八九，是在合法经商的招牌之下进行的。


    商业这支“玫瑰”，对于与之久违了的中国人预言，却未免太是光怪陆离、杂乱无章、浮华丽又浮躁了。它使人欲膨胀，人心贪婪。它使腐败现象如同倒片机将蝴蝶变成毛毛虫的令人厌恶的过程放映给人看。它使一小部分人那么不可思议地暴发。使他们中某些人暴发之后为富不仁……


    谁若问普遍的中国人——我们是否应该将商业时代这看起来总有点儿离经叛道的“新娘子”再一次逐出国门？


    普遍的中国人寻思一下，大约会宽容地这样回答：让“她”留下吧！世上哪有没毛病的“媳妇”，我们日后慢慢调教“她”吧。


    这么想和这么说，都无疑意昧着一个民族的成熟。


    而这一种成熟，又完全可以认为，是对商业时代改变了太理想主义的期望。


    中国是一个动辄容易陷人理想主义思维怪圈的民族。


    而西方人却早就对商业时代的本质有所洞察了。


    一切有关商业的法规、法令，都是为了更好地驾驭它，使它更大限度地造福于社会的“鞍蹬”和“缰辔”。同时也是不断激励它按照社会福利的总目标奋进的“马刺”。优秀的骑手和坐骑之间，常常达到一种“合二为一”似的最佳境界。这也是国家和商业时代之间的最佳境界。


    健康的、成熟的商业时代的基本特征应该是——普遍的人们为了挣到使自己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的钱其实并不太难；某些人企图挣比这更多的钱其实很不容易。


    商业时代的一切负面弊端，只有通过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才能疗治。这一点是定过来了的国家向我们证实了的。好比一个在冰天雪地中决定何去何从的人，思考必须变得极为简单——哪里升起着炊烟哪里就是继续前行的方向。


    而商业的炊烟，一向袅袅升起在时代的前面。


    商业不在其后插路标。


    它不但一向一往无前，而且总是随身带走火种。你需要火，那么就只有跟随它。


    商业其实从来不仅是人类的表象活动，也不仅是由它影响着人类的意识形态。它本身便是一种最悠久的最实际的意识形态的变种。


    它使政治像经济。


    它使外交像外贸。


    它使经济学像发财经。


    它使我们几乎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有一半儿像商人。


    它使商人像马克·吐温说的那一种人——“如果金钱在向我招手，那么无论是《圣经》、地狱，还是我母亲，都决不可能使我转回身去。”


    它使道德观念代代嬗变。


    它使人文原则更弦易张。


    它给一切艺术随心所欲地标价。不管是最古典的还是最现代的，最俗的还是最雅的。


    它使法绕着它转。今天为它修正一款，明天为它增加一条。以至于法典最厚的美国，律师们唱叹当律师太难了。


    它殷勤地为我们服务，甚至周到至于方百计净化我们每天所吸的空气和每天所饮的水的地步，但同时一点儿也不害躁地向我们伸手要钱。


    你不需要几万元一套的马桶，但是有别人需要。有需要便有利润，于是商便合法地生产之……


    你不需要全金的水龙头，但是有别人需要。有需要便有利润，于是商便合法地生产之……


    它还制造格林童话里的国王才睡的黄金床……


    它还在月球上开发墓地。


    将来肯定也要在月球上开发旅游热线。


    人觉得地球上的商品已经太多太多，但明天商业还会向人提供令人感到新奇的东西。


    商业早已开发到了人的头脑里，人的心灵里。人的思想人的精神其实早已人股商业了。


    人还敢嘴硬说人拒绝商业时代吗？


    人有什么资格拒绝有什么资本拒绝？


    人每天的心思一半左右与商业时代有关。它本身微微地摇摆一次，万亿之众的命运和生活就不复再是原先的状态了！


    年龄是返城“知青”当年惟一的资本。令全社会不同程度所同情的整代“遭遇”，具有苦难色彩同时也便具有了沧桑色彩具有了坚忍色彩的经历，与上一代人相比磨而未圆似乎仍显得咄咄逼人的棱角，与下一代人并论不卑不亢似乎人生经验极为丰富的成熟，又使“知青”这惟一的资本成为“知青”惟一的傲。


    城市喜欢在个人身上实验奇迹。


    城市从不情有独钟地青睬一无所有的没落群体。


    我认为，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临届中年的人们，一般总是有些怀旧的。怀旧乃是人类较普遍的“中年恐惧症”的表现之一种。某些人只知“老年恐惧症”，而不太注意到大多数人临界中年也是会产生不可名状的心理恐惧的。这种恐惧甚至强烈于人对老年的恐惧。


    老年人喜欢回忆童年往事；中年人喜欢回忆青年往事；青年人喜欢回忆少年往事。大抵如此，基本成规律。


    也许只有少年是不怀旧的。


    对于少年，昨天便是童年。昨天离“现在时”太近，近得难以剥隔。仿佛童年仍在延续着，还没完结，还在“现在时”演绎着相似的情节和故事。所以充分地占有着“现在时”，仿佛仍充分地直接地占有着昨天。所以用不着怀旧。


    对于少年，明天似乎漫长而遥远，畅想时空广大无边。所以少年不是惯做“昨日梦”的年龄，而是惯做“明日梦”的“季节”。


    青年是充满理想、撞像或欲望、野心的年龄。大多数老年人已完全丧失了对以上诸方面的追求能力和竞争能力。即使仍执迷其中，也毕竟的心有余力不足了。情愿或不情愿的，明智或无奈地进入了人生的“无为”境界。而除了大多数老年人，另外只有大多数儿童类此境界。所以大多数老年人乐于直接的回忆童年和少年。


    在知青返城的前十年，他们皆从二十七八岁向三十七八岁匆匆地、毫无驻足稍停之机地疲于奔命地朝身后抛掷着他们的日子。


    皆不曾从容地消遣过美好的青春。青春对于他们似有若无。青春是他们的昨天。这昨天那么迅速地远离了“现在时”。身在“广阔天地”，他们还不太感觉到那一种迅速。倒是常常觉得度日如年。恰恰是在返城以后，岁月仿佛开始压缩着流逝了。于是大有度年如日之感。几乎皆愕诧于怎么一眨眼就快是中年人了。于是“中年恐惧症”，作为中国的一种“代”的特征，从他们身上表现得格外显明。


    将苦难和逆境中走过来的经历祝为人生资本，乃是古今中外人类比较共同的“毛病”。


    我想，我的大多数同代人，经历了十年的农村“再教育”又经历了二十年的城市“再教育”，对于自己远逝了的昨天肯定早已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了。这后十年的欲说还休欲说还休与前十年的欲休还说欲说还休心理况味大为不同。并且，也该终于省悟，改写了各自命运的那件三十年前的大事，原来从任何方面都是无须以任何形式纪念的。不管是多少周年，其实对自己们的“现在时”，都已经毫无必要毫无意义了。


    由别人们想着，达到的纯粹是别人们之目的。


    自己念念不忘，继续蚀损的纯粹是自己的心智。


    “文革”是知青的“受孕”时辰。


    “广阔天地”是孕育知青的“子宫”。


    红卫兵是知青的“胎记”。这胎记曾使知青们被上几代人和下几代人中的相当一部分视为共和国母亲教育彻底失败的“逆子”。


    当年很凶恶的红卫兵，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红卫兵，只不过是身不由己地被“文革”所卷携的青少年男亥。他们和她们，既不但自己没打过人，没凌辱过人，没抄过别人的家，而且，即使在当年，对于此类“革命行动”也是暗存怀疑的，起码是暗存困惑。


    我将知青与红卫兵连在一起分析，乃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倘我们的次代人或我们的儿女们今后发问：“你们自己是不是觉得自作自受呢？”——返城二十年间，这难道不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冷言冷语吗？


    而我们可以毫不躲闪地、坦率地、心中无愧地迎佐他们的目光回答说：“我们大多数的本性一点儿也不凶恶。我们的心肠和你们今天的心肠毫无二至。我们这一代无法抗拒当年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抗拒的事。我们也不可能代替全中国人仟悔。‘上山下乡’只不过是我们的命运，我们从未将此命运当成报应承受过！……”


    曾说知青是“狼孩儿”的，显然说错了。


    曾夸知青是“了不起的一代”的，显然过奖了。


    断言知青是“垮掉的一代”的，太欠公道。因为几乎全体知青，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内所尽的一切个人努力，可用一句话加以概括，那就是——有十条以上的理由垮掉而对垮掉二宇集体说不。事实证明他们和她们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也许，只有“被耽误了的一代”，才是客观的评说。


    面对时代的巨大压力，多数知青渐感自己是弱者。并且早巳悟到，自己们恰恰是，几乎惟独是——在知识方面缺乏力量。


    他们和她们，本能地将自己人生经历中诺种宝贵的经验统统综合在一起，以图员大程度地添补知识的不足。即便这样，却仍无法替代知识意义的力量。好比某些乌疲惫之际运用滑翔的技能以图飞得更高更久，但滑翔实际上却是一种借助气流的下降式飞行。


    最多，只能借助气流保持水平状态的飞行。


    知识所具有的力量，只能由知识本身来积累，并且只能由知识本身来发挥。


    知识之不可替代，犹如专一的爱情。


    任何一位作家，不管他有没有过知青经历，主观性强些还是客观性强些，企图通过自己的几篇作品或几部作品反映几千万知青当年的命运全貌，都是不太可能的。


    一切知青文学组合在一起，好比多棱镜，它所折射出的是七色光。最主要最优秀的知青作品，也只不过是多棱镜的一个侧面罢了。


    知青经历应该产生史诗性的作品。


    但是目前还没有产生。


    也看不出将要产生的任何迹象。


    就整代而言，返城知青是中国“改革开放”之相当重要也相当主要的促进力。甚至，是推动力。


    如果说粉碎“四人帮”是中国救亡求兴的第一件大事，那么知青返城当然是紧随其后的第二件大事。没有第一件大事的发生便没有第二件大事的发生。而第二件大事的发生直接改变了知青们本身的集体命运。所以，除了极少数当年成为“四人帮”社会基础的知青，大多数知青不可能站在“改革”的对立面。区别仅仅是，有人在较高的思想层面支持和拥护“改革”，有人在切身感受到的利益本能层面支持和拥护“改革”。


    当知青一代也在中国消亡了，中国近当代革命史，便会显得是离中国人十分遥远了。


    知青一代，是现实与那革命史之间的自然过渡段。他们最虔诚地公认那革命史的非凡性。它自身从未间断的反复的宣讲，刻在他们思想中的痕迹也最深。它是刻在他们头脑中的第一行思想。它本身厚重的非凡性史诗性，非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所经历的任何大事件可相提并论。虽然，他们的头脑中后来也刻下了另外许多行思想，但都不及第一行那么深。史诗性的历史，必定造就出独具风采的民族精英。后继者不可能再历类似的史诗性历史，因而不可能具有同样的魅力与风采，也就不可能获得他们同样的崇敬。


    这里当然不是要仅仅将北京红卫兵“极左”化，而将别省市的红卫兵正确化。事实上，“极左”之于当年的青少年，犹如流感，任由发展，传染不但是大面积的，而且是迅速的。我仅仅想指出它的传染是有阶段性的。并且想指出，即使当年，即使同是红卫兵，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也仍是暗怀在大多数人心中的。


    以毕生之心血和精力维护中国完整统一的周总理，又怎么能以中国的最大前途冒险呢？他认为自己没有这样的权力，又是多么符合像他那么伟大的成熟的政治家的至高原则。当年他也只能更多地争取为国家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的权力。如果当年连他也最终丧失了这种权力，那么中国肯定陷人另一种不堪设想之境。


    对于知青一代，中国的革命史，的的确确是一部充满英雄色彩的史诗性历史。无论后人如何评价这一段历史，总之，它是史诗性的历史。总之它是充满英雄色彩英雄主义的历史。总之，谱写那一页历史的杰出人物们，起码像希腊神话中的俄底修斯们一般，若完全抽掉政治因果，也依然具有美学意义上的不可重复性、不可比拟性，以及可歌可泣的传奇性……


    许多种社会现象，最初可能会受到针贬，最终却会变为时尚，形形色色的人们仿之效之惟恐不及，惟恐落伍。中国如此，世界也差不多如此。


    在今天，在城市，追随文化时尚，往往是比追随物质时尚还高的消费。


    知青一代从前所逢之时代的文化固乏，以及由此造成的自身文化享受的缺憾，与当代的文化品质雅俗掺半，芜杂泛滥，以及当代青年由此造成的自身文化享受的抉择难境，和捧熊掌而顾鱼的两全心理，相映成趣，各有其“代”面对物质之时尚和文化之时尚的窘状。


    于知青一代是人被时尚抛弃的窘。


    于当代青年是被时尚玩于股掌的窘。


    总体面言，知青一代的多数现在孜孜以求的是物质以及物质的时尚，心中殷殷向往的却大抵是文化的时尚。


    与知青一代相比，当代青年之大多数，表面孜孜以求的是文化，内心里殷殷向往的是物质。


    当代世界，几乎每天都在以商业的名义挖空心思地制造着如此这般的花样百出的文化时尚。中国也不例外。以满足当代青年在文化标榜之下对时尚快乐的吞食。并且，此类快乐越来越趋于平价。


    至于物质，它所满足的不仅仅是人的快乐，而是享受的级别。高级别的物质享受皆是高消费。当代青年既还为青年，一般没有经济实力达到。所以权作向往，储存意愿中。通过对文化时尚快乐的追求，渐渐地迂回地接近那物质享受时尚的高级别的目标。


    青年群体中，不期然地站起一位中年女士，她一身的物质时尚。


    而参加影迷协会，充当影迷，又是何等文化的时尚啊！


    两类时尚集于一身。


    只不过以她的年龄，充当影迷未免迟了十几年；将自己的头发和脸搞到那么现代的程度，也未免缺少明智。知青一代与时尚的关系，在她身上最为典型地体现出喜剧性的悲剧意味儿……


    整代而盲，知青们属于当今城市里的低消费群体。


    知青一代父母常企图这样教诲儿女：你们多么幸福！你们还可以更幸福一些！我们高兴使你们更幸福一些。但你们必须承认，你们幸福着。


    而儿女们比照自己的同代们，也打算虚心体会一番幸福着的感觉，却总也不大能真切地体会到。因为幸福的感觉是越向优越比越少的东西。而他们正处在一个人人从小就被诱导着向优越比的时代。


    因为他们中大多数实际上并不幻想儿女将来出人头地，一辈子名利双收荣华富贵。


    他们的寄托专执一念地强烈地体现为这么一种思想——知识虽然不能使人富有，但足可使人不自卑。


    这与自己们虽然具备许多长处甚至是宝贵的长处，却终因知识的憾缺常觉卑于人前有直接心理关系。


    时代激变，形形色色的人有形形色色的话法。只要不恶，每一种活法都有正面的道理。


    知青父母们从前试图反争夺，但近年终于意识到了自己注定的失败，也就只有放弃争夺，由之任之。反正，能明白自己的事情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而且永远，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活法。凡明智的，不是必有积极的一面吗？将来，谁要发现五六十年代中国人的特征，那么只能从知青一代的儿女们的身上去发现了。据我想来，只有他们和她们身上，还有一两片鳞，模糊不清地具有着那一种特征。其余一概之中国人，除了性别姓名符号和外貌，头脑里和内心里的状况都会变得雷同化、类同化。就像一种基因的克隆人一样。


    都将是同一时代的克隆的产物……


    知青一代的结婚，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包办”的色彩。“包办”者当然非是父母，而是时代。当年的时代，像一只巨大的手，以不可抗力将许许多多男女青年的婚恋故事彻底改写了。好比一部旧戏的戏名——《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有的虽遭“包办”，但幸而般配。有的极不般配，但也只得顺从时代之命。


    真爱不那么靠得住，海誓山盟才显得重要。连海誓山盟也靠不住了，相依为命的意义就突出了。既能相依为命，必有某种情愫为基础。


    良心便是当今的爱中开始稀少的。


    而良心是这样一种事物，格守也升值。以升值的良心为数合剂，当今大多数知青夫妻之间的关系，虽然阉陋但却很耐磨损。


    “泰坦尼克”号海难书写了人类精神千古流芳的高贵，演绎了人类精神的“主旋律”。它重注了“贵族”二字。


    我们中国人面对世界可以骄傲宣布的是——自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我们的国土上，发生过多次重大灾难，广大中国人民在灾难面前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私和高尚的精神，亦如“泰坦尼克”精神一样可歌可泣，感人事迹举不胜举。


    “泰坦尼克”号精神，是人类高贵精神的碑。


    “唐山”精神，以及中国人在种种灾难面前所表现的可贵精神，是中国人精神上的碑。


    全人类真正的“贵族精神”万岁！


    许多事，在中国都变得有点儿邪。


    尽管如此，我觉得非虎的过错。对虎还是保持着三分敬意。


    乃因——虎也是可以被驯来表演马戏的，但虎的表演不失起码的自尊。


    对狗，我其实也是心怀敬意的。我敬军犬的忠诚，敬猎犬的勇敢，敬牧羊犬的“尽业”，敬“代目犬”对人的服务精神，敬看家犬的不卑不亢。甚至，敬野狗对自由的选择。我不喜欢的只有两类狗——宠物犬和马戏场上的表演犬。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大。前者表演给少数人看，后者表演给众多的人看。狗一表演，就不太像狗了，像猴了。


    猴嘴里被塞了糖，马戏场上的表现尤其乖。


    熊也那样。


    海狮更不例外。一条小鱼足以使它表演起来乐此不疲。


    但没见过驯兽员在虎表演之前或之后，往虎嘴里塞东西。这方式对虎不灵。驯兽员迫虎表演，靠的是电棍和长鞭。你看虎表演，总不难看出它是多么的不情愿。


    狗、猴、熊、海狮，都会为得到一口吃的而反复表演。


    在马戏场上，虎也不得不表演。但虎绝不肯反复表演。吃的、电棍和长鞭，都不可能迫虎反复表演。


    虎为生存而表演。


    虎不至于为取悦而表演。


    虎宁肯在笼子里，其实不情愿上表演场。


    狗、猴、熊、海狮，却宁肯在表演场上按驯兽员的口令一遍遍不厌其烦地表演同一节目。那时它们嘴中有物嚼着，体会着区别于笼的快活。


    而虎宁肯要笼中的自由。


    我敬虎的不可彻底驯化的尊严。


    据我想来，人与时代的关系，似也可将人与虎的关系来比。


    时代也是不可被彻底驯化了像狗、像猴、像熊、像海狮那样完全按照人的示意反复为人进行表演的。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虎气。


    人的猴气一重，时代就张扬它本身的虎气。时代的虎气一旦强大于人庞具备的虎气，人就反而陷入了被迫表演的误区。中国目前的表演太多了。


    “猛虎啸于前面不色变，泰山崩于后而不心惊”——虎年之中国人，或该开始蓄备如此定力？


    历史对于一座城市，只不过是它的今天的背景。这背景的文化气息再浓重，其实也只说明着它的过去。并不完全能代表它的今天，更难以证明它的将来。倘它今天的公民，不珍借那一种背景，不善于继承，不思发展，甚至反其道面破坏之，摧毁之，借那宝贵的背景资源以谋眼前之私，以图急切之利，则它的今天，岂不恰恰等于是对它的昨天的反动吗？也许不到明天，它就会变成一座没文化可言的城市了。它的文化背景资源，必将如被任意破坏的自然资源一样，挥霍尽净。结果是今人负罪于古人及后人。


    一座新兴的城市，在二十世纪的末时，并不需要十代人百年史才形成所谓文化的积淀。我们回顾人类的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原来凡工商发达之城，几乎必是文化繁荣之邦。


    文明不但是养育文化的基础，而且本身便是一道使人心情愉快的城市文化的风景。


    不文明的城市不可亲，哪怕它有处处宙迹和悠久的历史背景。


    文明的城市即使是座新城，也会促使种种崭新的良好的文化生机盎然地发展和繁荣。


    文化首先是供人享受的，使人在享受中获益。一座城市的文化举措，应首先以这座城市的最广大公民的最实际的文化享受为出发点，为前提。至于上级关注不关注，外地人怎么评说，倒是可以不必太在意的。


    “克隆”一只绵羊其实并不怎么的足以令人震惊；“克隆人”实验也并不怎么的足以令人震惊。圈是人类还保持着为什么事震惊一下的本能，这一点使我惊喜地震惊了一下。


    “克隆”并非从一只绵羊开始。而是从许多方面，几乎是一切方面，早就悄悄地开始着了。


    “克隆”一只绵羊的是科学。


    “克隆”一个国家的也是科学。


    人类的价值观念正在一部分又一部分地变得越来越相似。


    科学的飞跃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加剧着这种“克隆”现象。


    经济和科学正在使世界越来越共性化。个性化的事物越来越成为遗迹和国粹。成为国粹和遗迹的事物千篇一律地将统统被纳入旅游业也就是商业经营之一种——世界“克隆”现象之一种……


    在那个叫“大官”村的农村，两个农民所楔而不舍一争到底的，显然不仅仅是小小的村长之位吧？肯定还意味着更多些的什么吧？比如村人们对各自的信任程度，比如威望，比如面子，比如各自背后拥护者们的群体感奋或失落……


    中国农民的大多数，进言之，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其实践民主方式的水平，远非某些人士所把人忧天倾地估计得那么低。恰恰相反，他们实际上已表现出了较成熟的民主意识。只要诚心诚意地将民主奉还给他们，并得体地协助他们而不是操纵他们，他们也是能够实践得较为出色的。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成熟已经不成其为任何问题，倒是某些人士的叶公好龙是成问题的，滞后的。


    “公仆”者，乃由人民所选为人民服务之人。在中国社会的广大基层，人民对此最有发言权。人民的识别力，远比上级的识别力要高。


    人民之民主的权力越充分，人民越强大。人民强大了，伪“公仆”们就渺小了。人民强大了，人民就越来越成为国家的主人了。


    “公仆”们才能真正复归到为人民服务者的本位。


    如血的夕阳沉到地平线以下了，当广裹而苍凉的大草原夜幕降临时分，他们乘军车离开了军马场。回望着在视野中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的营房和马厩，他想——它们也将成为这大草原上光荣与梦想的遗迹了。他想——他保存他“模范班长”的证书，一定要比大草原保存那遗迹更长久，更长久……


    残阳西坠，秃穆的崖头仿佛渐濒渗出血来。无名的季节河不情愿地流着。河边一株枯树上，栖着几只寂寞的乌鸦。它们呆望远处，望着一条曲折婉蜒的野路的尽头。如果那可以勉强算作一条路，则是不常出岭的岭内人和他们的牲口年复一年从荒地上踏出的。


    这一种宣传，背后往往是一次精心的纯粹商业营销性质的策划。


    对于当代人，服装的魅力是传统中有当代性。没有就会使当代人敬而远之。对于当代人，小说的魅力也许恰恰反过来，恰恰需要在当代性中有传统。没有当代人也是会敬而远之的。大多数当代人既不愿执锄地生活在传统观念中，其实也不愿非常激进地生活在种种时代的“先锋”观念中。往往习惯于生活在传统与“先锋”之间的“过渡带”。所以“当代”一词之于当代人，细细想来，必然是一个含糊的、暖昧的，定义不甚明确的词。


    老故事和畅销书之间的关系，其实正意味着当代人和爱、和性、和家庭观念之间的尴尬——不求全新，亦不甘守旧。全新太耗精力。守旧太委屈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