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佛夜奔---关于有趣【第五章】

    第五章


    一


    李卫公躲在菜园子里，好几百个公差也找不到他，洛阳城因此出了毛病，虽然还不能说是病入膏肓。公差们找不到李靖，是因为他们用不着菜园子，想吃菜尽管到小摊上拿。而且公差这行业是世袭的，故而他们不但用不着菜园，对这个概念也很陌生。怎么也想不到洛阳城里还有一大片用竹篱笆隔成方块的地方，里面飘着菜园子味。而别的人就算想到了李靖在菜地里也不会告诉他们，巴不得他们都死光。这种情形不但在公差中引起了悲观情绪，而且在刽子手中间引起了大恐慌，因为假如找不到李靖，到了秋天他们每人一次要砍掉好几千个人头，这是无论如何改进刀具也做不到的。所以他们就自动集合起来改进工艺，自己出资造了一台木头的砍头机。这台机器的目的是加快砍头的效率，不是提高砍头的质量，所以无论从外观到原理和法国人后来发明的都不一样。它有三层楼高，立在城中心衙门门口的广场上。假如计入顶上的风车，就有六层楼高；用风力的原因是要节省人力。这机器设计严谨，构造复杂。因为太复杂了，所以可靠性有一些问题。拿肥猪做实验时，有时候砍下的猪头大家争到打破头，因为那不仅是猪头，而是猪的前半身；有时候砍完了的猪还能一溜烟地跑回家去，从此以后嗡声嗡气的讲话，因为鼻子被削去了。有时正在砍头，风却停了，做实验的猪发出一百多分贝的叫啸，过路的公差听了以后两脚发软走不动路。而拿死囚做实验时，平时最乖的死囚见了这台机器都要拼死挣扎，并且都表现出了惊人的力量，非有二十个人不足以把他按进机器里，在机器上写上了“快捷，舒适，新潮”的标语也不管什么用。当然，这台机器还在改进之中。除此之外，还有人建议在市中心到四门之间挖掘运河，以便浮运人头。头头们正在考虑之中。那一年对洛阳城里的猪和公差可不是个好年头，就像一九五七年对聪明的中国人不是什么好年头一样。


    那一年李卫公正在离开洛阳自己的家前去建立长安城的中途，这是一个重大事件，在咱们这里，每件重大事件将要发生，总要伴着一些鸡飞狗跳的现象。比方说，本系就要有一位同仁到美国去参加一个年会，或者又要多出一位正教授。这是最重大的事件，肯定会使每个人都互相仇恨。比较重大的事件有：自从年初以来，我们的副主任就脸红脖子粗地找人干仗，真是可怕极了；最近她总算是退休了，我们可以有一位没到更年期的副主任了。这类事件在别的地方可能算是比较小，可以没有预兆地发生，但在我们这里就是大事，因为没有再大的事了。现在我身边也有一些鸡飞狗跳的现象，都是因为我开会打呼噜引起的。这是否说明我就要证出费尔马定理呢？后来这伙公差总算是找到李靖了，但这不能说明这一批公差比他们已被砍头的同事高明，因为不是他们自己找到的。他们只是跟踪了李二娘，这个小娘们身上穿了一件深色的印花绸衫，左手包了一块白布，右手提了一个大漆的食盒（那种东西有好多屉，看上去像个有把手的档案柜），迎着风走在前面，风姿绰约，假如不是顺风飘过来的酒糟味，简直可以说是绝代佳人了。他们跟在她身后，很容易就找到了菜地里的土地庙。


    按说李二娘也实在太笨，因为她只要回回头，就能看到背后跟了张牙舞爪的一大群人。但是她没有回头，这是因为有一个黑胖子早上跑到她家里来说，李靖和一个叫红拂的漂亮女孩一路跑了，这个女孩是他的女朋友。李二娘听了心里乱翻翻的，赶紧收拾了点吃的，拿着就往土地庙里跑。这一点和我是一样的。假如有人来告诉我说，城里有个人证出了费尔马定理，我也会马上骑上我的破自行车往城里跑，路上还要买条烟做礼物，根本顾不上回头看。我必须马上看他一眼，以便证实此定理是否真被人证出来了。假如我看见一个软绵绵的人呆在一间黑屋子里，说起话来低声下气，但是逻辑清楚，就会觉得大难临头，天旋地转，简直回不了家。要是见到一个怪诞的家伙，狂得不知东西南北，就可以定下神来骑车回家，一路上可惜我那条烟。这是因为我就算证不出费尔马定理，也能看出谁能把它证出来。李二娘对李靖还有旧情未断，故而她急于看看红拂长得什么模样，就把公差们引到了土地庙里。而那些公差去跟踪李二娘，也是因为有个黑胖子跑来告诉他们说，李二娘今天准要去找李靖。这个黑胖子就是虬髯公。虽然他这样帮忙，也没有救成那些公差的命。因为他们虽然找到了他，但却没有逮住他。李卫公不但跑了，而且跑出了洛阳城。因此这批公差就成了洛阳城中心那座砍头磨坊的第一批正式牺牲品。


    据我所知，那座砍头磨坊后来一直立在洛阳城中央，在不用或者想用而没有风的时候在四面用帆布和竹席遮挡，看起来像一部冬季开工的钻机。这是洛阳城出了毛病的象征。假如它不出毛病，用几个刽子手就够了。而这个毛病的起因，仅仅是其中有个叫李靖的家伙在想入非非。后世的人很充分地吸取了这个教训——以后列朝列代，想入非非都是严格禁止的。


    二


    现在可以谈谈李靖是怎么从公差手里逃掉的了。那天下午大伙跟踪李二娘到了土地庙里，就把那座庙围了个水泄不通。这时候公差对李靖丝毫也不敢掉以轻心，所以每人都带了一件可以发射的兵器：会用弓的带了弓，会用弩的带了弩，什么都不会用的也用包袱皮包了一大堆鹅卵石，扛在背上压弯了腰。他们就这样包围了土地庙，好像一大群猫张牙舞爪地围住一只小耗子。有一件事可以证明李靖相当警觉，李二娘一进了那座土地庙，他马上就在门口探头探脑。


    公差弟兄一见到李靖的头，就禁不住猛烈开火，但他又把头缩回去了。矢石如雨，都打在破门板上，转眼之间把两扇门都打散了架，好像一个栅栏。然后大伙就喊：里面的人出来投降，手抱在脑袋后面！也有人喊投降出来里面的人，脑袋抱在手后面的，那都是紧张之故。虽然是一堆乌七八糟的乱嚷嚷，但还听得出是什么意思。当时李靖除了出来投降别无出路，因为那五百人一拥而上足可以把土地庙推倒，还能把筑成土地庙的每一块土坯踩碎，把修建土地庙的每一根木料都拣回家当柴火，只在地下剩一堆干土，到了那个时候，李靖自然也不会还是一个问题。所以他长叹了一声，抱住了后脑勺，回过头去看了看吓白了脸蹲坐在地下的李二娘，还有直挺挺站着面无血色的红拂——红拂虽然面无血色，但是挑着眉毛，双目炯炯有光，咬着下嘴唇，整个脸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倔强——然后他就走出了土地庙去投降。这时候他心里什么都没有想。他只知道呆在庙里没有出路，所以他就出去了。李卫公抱着脑袋出来投降时，红拂跟在他后面，也抱着脑袋。公差们不知道庙里原有二女一男，所以看到出来了两个人就心满意足。至于进庙的李二娘身材小巧玲珑，长一个娃娃脸；出来的红拂亭亭玉立，秀发披肩，身上没有酒糟味却有香水味等不同之处，其实有不少人看出来了，只可惜没人想到不是一个人。


    大家都以为这座庙有点灵异之处，应该把老婆带来，让她也走进去。李卫公出来投降时，一副万念俱灰的样子，大家看了也很放心，全站了出来，围过去要给他套链子，这一来四周的人就少了。正在这当儿，庙里忽然有声音，大家又一分神。李靖趁此机会一膝盖撞倒了一个人，就往草稞里钻。钻进去他自己都大感意外，原来这些日子他日夜操劳，在草稞墙根等等不显眼的地方都挖了沟，仿佛准备好了要钻沟逃跑的样子。公差弟兄们见到他逃跑当然就追，却又纷纷陷进了坑里。原来他又在附近一带挖了好多的坑，坑里灌上了散发着菜园子味的物质，表面上撤了浮土。这又仿佛是存心布置了一些陷人坑。他做了这么多布置，却一点都没告诉红拂。这当然不是有意的，他长了一大把脑子，这个脑子干的事，那个脑子都不知道，事情一忙，行事就乱七八糟。他拔腿逃走时，这么多脑子又没有一个想到要拉红拂一把。好在红拂和他在一起过了这些日子，对他的品行也有点了解。李卫公一启动，她就跟上，像跑接力时交捧一样，把手腕往他手里一塞，娇吒一声：给！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好意思不拉住。红拂还用另一只手往后一揽，想把李二娘也拽上，但是没想到李二娘根本就没跟出来。李卫公逃走时的冲力非常大，根本就不容她回头看，就把她拉跑了。好在李二娘也用不到她操心，人家在破庙里自杀了。


    那一年夏天，有一天刮着很好的风。全洛阳的人都到城中间来看那架风车砍人头。当然这件事不是说开始就能开始得了的，有好多准备工作要做：首先必须给机器上足了油，否则它就会嘎嘎乱响，正在撤尿的男人听见这种声音就会连打寒噤尿不出来——女人的情形不了解，推想也是一样的。其次要把风车上的六面大帆升起来。我们国家的风车都是卧式的，和欧洲的不一样，一个大圆盘上立了几根桅杆，架在离地好几丈的地方，看起来像地上的帆船。卧式风车的好处是省材料，坏处是效率不高。一起了帆就猛转起来，把升帆的人从上面甩了下来，赢得了观众的一阵喝彩，至于那六个升帆的人当然是摔死了。这台机器的不足之处是缺少开关或者刹车掣动一类的设备，只能靠升帆启动，降帆停车；故而每次开动都要牺牲六个升帆的人，停车时往往也要死人，因为你看着风停了，上去降帆，没准就会来一下阵风，故而杀人的批量一定要大，否则得不偿失。除了这一点不足，转得还是满好的，木齿轮在做圆周运动，滑块做直线运动，于是就把第一个公差推了进去，绪果砍出来一堆烂咸鱼似的东西，连脑袋都找不着了——当然，该脑袋并未消失，而是搅进了齿轮，后来在远处一颗树上找到了，——只好随便拣一块挂在城门口示众，让过路的看着就纳闷，猜不出是什么东西。


    后来那机器出了毛病，齿轮做椭圆运动，滑块的轨迹做波浪形，把人轧成内燃机曲轴的样于。总而言之、那天的情况惨烈无比，以致过了好长时间，洛阳城里的公差一听见刮风就打寒战，有人建议上面出点钱，在该磨坊周围加一圈绳网，免得砍下来的人头总找不着，再把机器做好一点，以免它分不清什么是砍，什么是碾。但是头头们说用不着，这样可以激励公差们尽心于公事。出了这样的事，大家都怪虬髯公。他能够找到李靖，却不帮着捉拿。他觉得百口莫辩，也逃出洛阳城了。后来在扶桑，假如有人问起这件事，假如你是同情公差的，他就说：我爱红拂呀！我不能出手捉她。假如你是同情红拂的，他就说：那么多公差无辜丧命，你不痛心吗？总要给他们一个机会吧。假如你两边都同情，他就说：我又爱红拂，又同情公差，只好这样办了。做人难呀。不管你怎么提出问题，他都有办法解释。当头儿的人就是这样的。


    三


    有关洛阳城里的事，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这座城市出了毛病，起初有毛病的只是李靖。本来他还不足以构成大害，后来又遇到了红拂，这种毛病就变得不可收拾。本来安份守己的李二娘居然会跑到菜地里给他们送饭，足见受到了传染。任何毛病都会给头头们制造麻烦，故而当头儿的就讨厌任何有毛病的人。我还有点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也是有毛病的人，从来不怪头头们讨厌我。除此之外，我还是挺自觉的，除了证证定理，一点出格的事都不敢干；当了四十多年光棍，从来没犯色戒。


    红拂第一眼看到李二娘，发现她是一副不尴不尬的表情。与此同时，她自己也有点不尴不尬的感觉。但是只过了不到一秒钟，那表情就变成了一副瞠目结舌的样子。这时候无数弩箭和石头正在撞击门板，李靖退回庙里来，说道：糟糕，被围上了。红拂就慌慌张张地问：他们怎么找到这儿的？李靖就说：废话，当然是跟着她来的。这时候李二娘瞳孔马上大起来，两只眼睛都变得像黑玻璃球、皮肤变得像蜡做的，汗全没了。红拂结巴着说：怎么办？李靖说：出去，看咱俩的造化。他就出去了。红拂也跟着出去了。


    后来他们逃掉，而李二娘却死了。后来红拂想起这件事，就觉得很痛苦。直到她被吊在半空中时，眼前出现了李二娘那双黑洞洞的眼睛，心里还有点慌乱。她心里想：我真不想见到她！假如两个女的追一个男的，见了面就是这样的。我是个光棍，这就是说，我在女人眼里没有魅力。但这不是说我永远没有机会。现在这年头，不管是学历史，学哲学，还是人类学社会学，假如一点数学知识都没有，就会遇到困难。假如连计算机也玩不动的话，麻烦就更大了。假如此人是男的，还可以从头去学。女孩子就非求人不可了。我虽然尚未证出费尔马定理，应付一般的问题还绰绰有余。而且我也求得动。这就是说，我也算有了一点实用性，为此应当感谢冯·诺依曼和图林。这些女孩子一开始并不觉得像我这样一个头发白了一半而且瘦干干的男人有什么危险，可很快就会感到我的果断坚毅。举例言之，前一段我帮历史系一个研究生干活，在计算机房一坐就是一下午。到了晚饭时分，那女孩就说：王老师，我请你吃饭！而我斩钉截铁地答道：不用！同时眼睛盯着荧光屏。她又说：那我给你打点饭？我又简短地答道：包子。这就使她很快就觉得叫我王老师不合适，改称一个亲热的“哎”字。后来她又提出到我家里去看看。我想这和我有房子住有一定关系，并不是每个单身男人都有一间房子住的，还有不少人在下铺上睡，闻上铺的屁。那女孩不错，夏天的晚上在校园穿一条白色的运动短裤，露出的腿相当美好。我现在把她的脸都忘了，腿还记得。我已经想好了，当她进到我的小屋里，就用米兰·昆德拉小说里人物的口吻对她说话。那人说的是：“takeoffyourclothes”。我说起来就简短得多：“脱！！”当然，这样讲了以后也许会挨一耳光。但是挨嘴巴这种事就怕没准备，有了准备就不怕。冷不防挨一下，会出脑震荡，有了准备顶多就是脸上肿肿罢了。但是我没有挨嘴巴，我甚至没有机会说这样的话。我们回家时小孙在家，她把我的事搅黄了。这个娘们从自己房间里衣冠不整地冲了出来，倒茶倒水，简直像个有窥春癖的老头子一样，但是她出来得太早，因为在这个阶段还没什么可看的。弄得人家不尴不尬，最后几乎是逃走了。后来我告诉这个女孩子，那姓孙的不过是我的邻居，她就不尴不尬地笑着说：其实你和她挺般配。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始终不大明白。


    像这样的不尴不尬我也体会过。我们有个校内刊物《数理化》，一听这名字你就知道是好几个系合办的，每季度出一期，印上几百份，除了在校内散发，还和外校交换。最后还要剩一大批，分到各系卖废纸，算是一小笔收入。我负责数学栏的编辑，无非是每三个月花半天看看稿，丝毫也不觉得麻烦。但是头头们又派了一个人来，让我们俩共同负责。现在我一见到那人就感到难堪，甚至觉得自己活着实属多余。到底是像红拂一样上吊，还是跑到别的地方去，我还没有想好。


    那位酒坊街的李二娘活了二十六岁，然后就用一片小镜子割了脖子。那个镜子是铜铸的，已经用旧了，为了保持光亮经常要磨，所以磨得非常的薄，边上比刀子还要快。当时老娘们打起架来总是右手持镜，左手前伸，做要割别人鼻子之势，然而终其一世，很少有人真的割掉了别人的鼻子。李二娘也没有割下过别人的鼻子，割破的只是自己的大动脉，然后血就喷得土地庙里到处都是。血喷出来时，李二娘非常害怕，叫了一声。就是这声惨叫分了大家的神，被李靖逃走了。说来也很奇怪，对于在场的人来说，这声惨叫最该分掉李靖的神，因为只有他能听出是谁的声音并且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却没有。后来别人发现，听说或看到别人死掉时，李靖总是格外镇定，不管死掉的是谁。这就是将帅的胸襟，因为不管是在战场上或者别的地方，死掉一个人就是发生了一些变化，需要集中精力来对付。像这种有将帅胸襟的人一般的公差当然是逮不着的，所以他就逃得无影无踪。追的人倒有一大半掉进了粪坑。满身粪稀地回来，到土地庙里搜索时，看到李二娘蜷在墙角，已经死硬邦了。大伙在气愤之下，就用棍子揍了她几下，踢了她几脚，然后到外面征了一辆牛车，把她装上，就往回走。走到半路上，这些人渐渐想起自己的脑袋也将不保，就陆续散去了。最后只剩了那头牛记着要把李二娘拉到酒坊街。但是到了以后，酒坊街的人又要把它打出来。这是因为谁也想不到车厢里那个衣衫破碎满脸污垢的死人就是李二娘。那头牛就拉着那辆车在城里漫游，不知道拉到哪里去了。后来想找都找不回来。李二娘的尸身就此不见了。


    这件事后来让头头们很是气恼，因为李二娘犯了知情不举之罪，虽然死了也该枭首示众的。后来只好找了个饿死的叫化子，把他脑袋切了下来，把耳朵上扎了两个窟窿挂上耳环，挂到了城头上。这位李二娘就这样死掉了。就是她活着的时候，也不大引人注目。她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在井台上贩卖小道消息，凡是她知道的事都卖出去，一分钱也不要。就是因为她那张碎嘴，酒坊街的每个女人都知道了李卫公在干那件事时不透气，干完了才呼吸。李卫公像河马一样气长，可以憋半个多钟头也不会把自己憋死，所以这件事红拂一辈子都不知道。这说明她有很强的观察力。有一阵子头头们想利用她这个特长，把她列入了领取上面津贴的线人名单，那时候她受到了头儿的重视，受命进入了新阶段，但不久又觉得她太笨，把她撤了下来，所以又退回了老阶段。这也算不了什么大事，因为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那么一两次头头们想提拔我们，后来一看烂泥扶不上墙，就把咱们放下了。最后一次头头们想到她，是想要她的脑袋。后来找不到，也拿个别人的凑数，也就算了。只有李靖会想起她来。他到她家里去时，她会把大门关上，脱得光光的，赤脚在家里走来走去，别人不一定是这样。这孩子虽然身材矮小，但是精力充沛，最喜欢采用女上位来干那件事，张牙舞爪地往李靖身上爬。她的Rx房不大，但是很结实，是她身体的组成部分。不像有的女人，那部分美则美矣，但好像要从身上游离出去。她的卧室里的窗户下面放了一排长椅子，下午时分她把木头窗扇推开，躺在底下晒太阳。有时候她胆子很大，有时候胆子很小。胆子大的时候人家把她左手的指骨都捏碎了也不知道怕，胆子小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动脉割断了。其实活在这个时代，最好把自己的胆子忘掉。后来李卫公想到她时，总能够看到她在眼前走来走去，那对小Rx房跳动不已，他就叹一口气，摇摇头，赶紧把这事也忘掉。


    但红拂就不是这样。她老记得那位李二娘提着些吃的东西，在太阳底下走了一头汗，到破庙里看她，看见了以后就把小嘴瘪了起来，仿佛马上就要说出一句刻薄话，但是庙外面的人没容她说出来，因此红拂连李二娘的声音是什么样都没有听到。李二娘这座时钟到此就弦尽摆停了。在庙外开始逃跑之前，红拂的确是听见庙里“噢”地一声，不过她当时以为是猫叫。后来知道了那是李二娘在惨叫。从这声叫唤里可想像不出李二娘讲话是怎样的。


    四


    虬髯公看不上李靖，我们系的副主任也看不上我。那孩子只有二十八九岁，细皮嫩肉，留个小平头，圆圆的脸蛋，屁股甚为丰满。他所以能当上副系主任，是因为他是留美博士，而且出身于名牌学校。因为有了这些本钱，所以他比正主任还要猖狂。但是我也看不上他，除了懂些洋文，他比我强不到哪儿去。比方说费尔马，他也证不出。而且他的古文底子甚差，典籍也不通，这方面比我差得远。有一天我到系里去，听见他和别人说：咱们系怎么净是些怪物——比方说王二。扯到这里，猛一眼看见了我，就满脸通红地住了嘴。我请他接着讲，给出几个人来和我作伴，他却抵死不肯说，把我一个人晾在那里。这话我当然不能让他随便讲了，所以马上散布小道消息说他只有一个睾丸，而且那个睾丸也只有鹌鹑蛋大小。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他睾丸是一个两个还是三个，每个有多大，只是信嘴胡说。但是很快就传得连女学生都知道他只有一个蛋，这正是我的目的。


    我想他看不上我的原因是我形容枯稿，失魂落魄，这和虬髯公看不上李靖的原因不一样。虬髯公是大剑客，可以斩掉蠓虫的脑袋，李卫公简直什么都不是，就会踢别人睾丸。虽然在致人死命方面这两者难分高下，但毕竟不在一个层面上。红拂跟李靖跑掉了，虬髯公觉得受不了。这就叫嫉妒吧。其实他可以找到李靖，把他砍成一百块，但是他不好意思。于是他只能想方设法地给李靖捣鬼。


    我们的副主任也可以打发我去卖咸鱼，但他也不好意思，尤其是我说了他只有一个蛋之后。其实我们的安危就取决于头头们不好意思，还有他实际上有两个睾丸。如果他真的派我去卖咸鱼，就坐实了他只有一个睾丸，谅他也不敢。假如他只有一个睾丸，那么不管他毕业于加州伯克利，还是其它的学校，都要被人看不起。我编造这个谣言之前，早把这些都考虑在内了。我和副系主任的纠纷已经闹过有一个多月了，现在想起来，觉得这件事不能怪他，更不能怪我，主要是有一种思维定式在害人。思维定式这个字眼是从时文中学来的，传统的说法就叫成见———我也有点喜欢用新名词。他以为大学的数学系里所有的教学科研人员都该像他那样面颊丰满（我说的面颊包括脖子上面的和腰部以下的），五短身材，毕业于加州伯克利，所以看到像我这样两腮尖尖，又瘦又高，毕业留校的家伙就感到古怪。这也怪不得他，吃惯了米饭的人让他吃一顿馒头都要叫苦不迭。现在的问题是我就是这个馒头，对准了那个厌恶面食的南方人暴跳如雷——我怎么啦？我哪点不好吃？养得白白胖胖的来喂你，你还推三阻四！这显然不是个馒头应有的态度。好的馒头应该给人家一段适应的时间。与此同时，我自己的脑子里也有一些思维定式。比方说，我很想结婚，但又以为我老婆应当是青春佳丽，在新婚之夜必须是处女。为什么就不能考虑年龄大一点，结过婚的女士呢？新婚之夜是处女，以后也不会总是处女。刚结婚时是青春佳丽，以后也不会总是青春佳丽。这种定式把人的思路限死了。


    我说过红拂和卫公出奔之初，卫公对她不大热情，这就是因为卫公脑子里有定式或者成见在做怪。红拂的身材像个时装模特儿、三丈长的头发剪掉后还剩了三尺多长，与李二娘的短头发相比，仍然长得不可思议；而且红拂对性生活很陌生，干这件事总需要别人来摆姿式。而卫公和李二娘搞惯了，总觉得女人应该是短头发，矮矮的身材，在这件事上应该很热情；等到李二娘死了之后，这种成见才消失了。在这方面，红拂倒是没有太多的成见。首先，她是个女人，其次，她当过歌妓。所以假如她有成见的话，就是一个馒头的成见。一个馒头只要自己正在被吃掉，就没有什么怨言可发。当然，和良家妇女相比，她的成见就太多了。小时候我们家里是姥姥做饭，一旦家里没了起子，她就蒸些半透明的死面疙瘩——那时候还没有袋装的发酵粉。那东西吃下去倒是顶饿的，只是很不好吃。我以为古代的良家妇女就像些死面疙瘩。假如发面馒头还能有些想法的话，死面疙瘩准是没有的。


    五


    我讲这个故事虽然和中国大陆、大唐朝等等有密切的关系。但并不是全部只能在这里发生。这就像数学上所说的：有一些算术法则在整数域上成立，推广到其它数域也不见得完全不行，就算不能够百分之百成立，起码也能成立个百分之一多些。数学方面的例子太过专门，我就不举了。我们可以设想这个故事发生在法国巴黎，我还是一个数学教师，这没什么不可以的。


    据我所知，他们的数学和咱们这里是一样的。我年轻时插过队，可以改成我年轻时当兵服过役。后来我回城当了工人，也可以说成我在餐馆端过盘子。年轻人的遭遇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至于我仪容不够英俊，头头们嫌我不是加州伯克利，可以说成我是前苏联跑出来的犹太难民，只有张喀山大学的文凭，鹰勾鼻子大舌头，头顶秃秃的，剩下的头发分成三小络，两撮长在太阳穴上，一撮在后脑勺上。为了抵偿数量的稀少，我把它留得极长，一遇上风就要像瓢带一样飞扬。具有这样的形像，再加上没有证出费尔马，不肯给别人代课，那些高傲的高卢人怎能看上得我？一定是想方设法炒我的鱿鱼。至于大唐皇上，我们可以说他是路易某某，李卫公，咱们可以说是某个红衣主教。虬髯公后来到一个古怪地方当了国王，当然是去了英吉利。这个人物他们不喜欢，巴不得栽给英国人。只有关于红拂的故事必须全部删掉。因为他们会抗议道：我们对待妇女的态度不是这样，少拿你们东方的事来给我们栽赃！但是这也不要紧，因为到现在为止这故事已经成立了百分之五十五强。这个故事要是放在中华文化圈里，成立的就更多了。李靖、红拂、虬髯公是我们共有的，不成问题。港澳台也都有数学系，那里也有人混得不得意。唯一不成立的就是我和这姓孙的住一套公寓。孤男寡女住一套房子，成什么话？邻里间必定议论纷纷，还会有三姑六婆之辈在电梯里问小孙什么时候抱娃娃。她不堪羞辱，就搬走了。只剩我一个人住一套宽敞的房子，多好哇！


    李靖和红拂逃出洛阳城时，正是傍晚时分。头顶上是整整的一大片云，像个大锅盖。这种锅盖是木头制的，盖在铁锅里，上面满是泥垢，乌黑乌黑。而云下又被夕阳涂上了一些红色，故而从头顶到天际，都是漫长完整的黑红两色。他们俩站在洛阳城外的土坡上，背后是豆青色的城墙，眼前是洛阳城外的大道，路上车辙里的积水现在宁静了，带有一份闲暇地反射着晚霞。那条路实在是糟糕，在平原上毫无拘束地伸展着，有些地方宽，有些地方窄，无论到了哪里，都有无数条车辙纠缠着。它对步行的人是一个考验，所以所有人的足迹都出现在离大路尽可能远的草地上或者田里。天就要黑了，走夜路不是件愉快的事，但是必须走。李卫公叹了一口气，朝前走了。走了一会，他伸出手来，拉住红拂的手。他们把洛阳扔到身后了。他们走了以后，洛阳城里还在继续捉拿李靖，又杀掉好多公差。最后洛阳城里剩下的公差走投无路，起来造反作乱，占领了整个洛阳城，而大隋朝的军队又把洛阳城包围起来，经过好几年的围攻才冲进城里去，把所有的人全杀掉了。虽然大隋还有别的城市，但是洛阳一毁，它的气运就完了。


    李卫公离开了洛阳城，在黑地里走路时，感到自己非常的孤单。要不是身边有一个几乎是陌生的女人，他就要倒在草地上大哭一场。假设有一个贝类离开了自己生长的壳，在海水里游了起来，感觉就会是这样子的。他心里放不下洛阳城，放不下那些泥泞的街道，泥和屎筑成的城墙，更放不下他那间散发着陈尿骚味的老房子，虽然这些东西乍看起来简直是一文不值。这就像一个破破烂烂的家，堆满了乱七八糟的家具，充满了油腻的气味，长满了蟑螂一类的昆虫，但是你已经住惯了，闭着眼睛走进去也不会撞到腿。从小到大我有过几个家，每一个都是低矮的平房，茅坑式的厕所，好唠叨而且凶恶的邻居，但是每个家都在我的心上。住在老家里，人就不会孤单，也不会老，只是会与草木同腐，和老房子一起倒塌。这样的事不能像数学一样去学习、理解、推导，只能去感受。只要你见到了我，稍一感受，就能发现我生在北京城，在几条小胡同里住过。


    红拂离开了洛阳城，走在黑地里，闻到了草地上的牛屎味，草上的露珠味，精神为之一振。菜地里的土地庙她已经住腻了，正想到别的地方去。那座土坯筑成、墙皮剥落的小庙正在她心里变成杨府的后花园，那地方我们已经说过，是石头筑成的，反射着阳光，惨白一片，在她看来是死气沉沉的。她时刻准备从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逃出去，就如植物的种子随风飘走，换个地方开始生长。我也想变成头顶秃光光的犹太教授，忍受一下法国人的傲慢；或者到香港什么大学里去当个长了啤酒肚的教授，不尴不尬地讲几句带粤语味的英文。我甚至很想变成红拂，穿着被露水打湿了的百褶裙在草地上走路，透过自己的发香闻到李卫公身上浓烈的汗臭味。不管是什么人，都会感到时光在身上流动，受到这种启迪之后，自己也想像风中的芦花、水里的浮萍一样流动。但是我把这种流动深藏在心底，不让它表现出来。在表面上，我像虬髯公一样木讷、可以信任。我也不想当什么头儿。做为一个普通数学教师，这样就足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