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部:捕风者之韦夫的灵魂说-1

    老吕


    二号山谷分东院和西院，走进西院，一看就像个单位，有办公楼、宿舍房、运动场所和人影声响等等。这里曾是老王的天下，即培训中心。走进西院，却怎么看都不像个单位，几栋零散的小屋，隐没于葱郁的树林间，人影了无，寂静无声。但寂静中透出的决不是闲适，而是森严。我初次涉足这里，看它寂静落寞的样，怎么也想不到它竟是行动局的办公地，以为是701接待上面首长的地方。


    没有人怎么行动？我问。


    答：如果人都坐在家里又怎么叫行动局？


    可谓一语道破。


    答话的人就是我那位搞谍报工作的乡党，人称“老地瓜”的老吕。


    老吕不善言辞，也许是长期搞地下工作的缘故。老吕不抽烟，据说七十年代“抗美援越”期间，他在越南“行动”，搞谍报，有一次，他在某酒店大厅里接了一支某女士递给他的烟抽，不久便昏迷过去，差点丢了性命，从此再不沾烟酒。


    出门在外，老吕总是穿戴整齐，脖子上挂着相机，腕上箍着手表和手链，头上戴着四季分明的帽子，胸前插着两支钢笔，像一个偶尔出门的游客。这些玩艺是不是武器或谍报工具，我不得而知。问过老吕，说是没有，可我又怎能相信他说的？


    他是个老牌间谍，老地瓜，所有的真实都眼睛里，不在嘴巴上。


    老吕有本相册，很有意思，首先是很老派，封皮是手纺的粗布，相页是黄不拉几的土纸，装订是麻线，整个土得丢渣；其次是很古怪，说是相册，却有大半不是相片，而是各式各样的纸条和报纸剪贴。其中扉页就是半张香烟纸，上面有手迹，是这样写的：


    清晨醒来看自己还活着是多么幸福。我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是最后一个。我们所从事的职业是世上最神秘也最残酷的，哪怕一道不合时宜的喷嚏都可能让我们人头落地。死亡并不可怕，因为我们早把生命置之度外。你好。我好。


    老吕告诉我，这是他刚做地下工作时，他的“上线”（是一位诗人）首次与他接头时，在人力车上顺便写下的，算是一个老地瓜对小地瓜的“经验之谈”，也是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纪念品”。那是1947年秋天，当时他是南京中央大学西语系三年级学生，从那以后，类似的纪念品时常“不约而至”。老吕说，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从国内到国外，从大的到小的，从有名的到无名的，几乎他参与的每起地下工作都留有一定的“证据”，相册里收藏的就是这类东西，具体有28张照片，11片纸条，7张报纸剪贴和5幅图片，以及一些稀奇古怪的实物，诸如一枚穿孔的钢币、一只异国信封、几张票据和名片等。多数东西下方都有简单的文字注解。


    在众多东西中，有一张照片引发了我浓烈的好奇心，照片照的是一个死人，一只看不见人形的手正伸在胸前的口袋里，好像在收刮小伙子的遗物。老吕解释说，其实不是在“收刮”，而是在“给予”，是在给他“放一张银行的催款单”，而那只“恐怖之手”就是他的——他在向一个死人催款，听起来真叫人匪夷所思。


    在照片下方，有老吕的亲笔，写的是：我的名字叫韦夫，请你们别再喊我叫胡海洋。


    老吕告诉我，这个现在老是被人喊作胡海洋的越南小伙子韦夫，生前与他素不相识，死后两人却一起“合作”，干了一件至今都令他居傲不已的“杰作”。


    八十年代末，一个叫r.克拉特的英国导演拍了一部电影：《活着的死尸》，讲的就是他和韦夫“合作”的故事。至于相关的纪实性文字，更是多如牛毛，我现在收集到手的起码也在十几万字之上。1998年，我随巴金文学院一行作家到越南旅游，还专门到韦夫生活过的洛山小镇去走了一趟，听到看到的东西记了也有近万字。总之，要讲述这个故事，资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像时间、地点、背景、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大故事、小故事等等，可以说“无不在我心中”。我疑虑的是，已经有那么多人，用那么多的方式讲过这个故事，如果我不能另辟蹊径，步人后尘地讲一个老套的故事，意义实在不大。就是说，我想寻求一种新和奇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现在我决定借韦夫的灵魂来讲故事正是这种寻求的结果。老实说，这还是老吕先生落在韦夫遗体下方的那句话，给我提供的灵感。


    灵魂之说，就是天外之音。请听，“天外之音”已经飘飘而来——


    我的名字叫韦夫。


    我的名字叫韦夫。


    让我再说一遍，我的名字叫韦夫。


    我所以这么看重我的名字──叫韦夫，是因为你们总是喊我叫胡海洋。你们不知道，胡海洋既不是我的别名，也不是我的绰号或昵称，而是另外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以前我听都没听说过（自然不可能有什么交道），我从没想到，我和他之间会有什么瓜葛。但是30年前，一个偶然的变故，我被人错误地当作了他。更要命的是，30年来，这个错误一直未能得到改正，因此我也就一直蒙受不白之冤，被人们当作“胡海洋”爱着，或者恨着。说真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不停地向人诉说这个错误，但听见我诉说的人恐怕没有一个。让一个声音从一个世界穿越到另一个世界，看来真是一件困难又困难的事情，比模造一个梦想或用水去点燃火还要困难！上帝给我设置这么大困难不知是在考验我的耐心，还是为了向我说明什么，我不知道。其实，要想弄懂上帝的意图同样是困难又困难的。上帝有时候似乎让我们明白了什么，但更多时候只是让我们变得更加迷茫。这是没有办法的。在我们这里，上帝同然常常让我们拿她“没办法”。


    没必要太多的谈论上帝，还是来说说我吧。


    我于1946年生于越南东北部的一个叫洛山的小镇，父亲是个裁缝。一间临街的小木屋，墙壁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不尽的蒸汽弥漫着，雾蒙蒙的，感觉像个浴室的外堂，这便是我出生的地方，我的家。我最初的记忆似乎总是伴随着哧哧声，那是熨斗熨贴衣服时发出的声音。在我10岁那年，我们家从北街两间小木屋迁到了闹热的南大街的一幢闪烁着霓红灯的两层楼房里，长条形的石块使房子显得格外结实又庄重。我想这足以说明做裁缝让父亲得到了相当的实惠。但父亲还是不希望我们——我和姐姐韦娜——象他一样，在剪刀和尺子间度过一生。他不止一次地跟韦娜和我这样说：“我把你们甚至你们子孙的衣服都做完了，你们应该去做点其它的事。”


    后来韦娜去了九龙湾工作，我上了河内大学。在我去河内之前，父亲送给我一本产自中国的精美笔记本——64开本，金丝绒的皮面上有一条四爪龙的针绣，扉页这样写道：“当音乐和传说都已沉默时，城市的各种建筑物还在歌唱。”


    这句话似乎注定我要做一个建筑大师。不幸的是，1967年，也就是我在大学最后一个学年的冬天，我回家度寒假，一场空如其来的可怕的肺炎，把我永远搁在了镇上。这个病在当时我们那边是要害死人的，我虽然没死，但也跟重新生了一回样，整整三年没过一天正常生活，每天进出在医院和家里，不停地吃药，不停地担心，让我为自己的命运生出了许多悲哀。毫无疑问，在我还没可能忘掉疾病时，我已把河内大学和建筑大师忘得干干净净了。事实上，当时我只要再去读一学期书，就可以获得河内大学建筑专业的学位。在后来我病似乎痊愈时，父亲曾劝我回去把几个月的学业修完，但我已毫无兴趣。肺部的疾病改变了我，使我对父亲“充满水蒸汽的工作”产生了不小的兴趣。再说，父亲渐老的年岁和满腹的经论，似乎也越来越适合站在一旁，给我指点迷津，而不是亲自劳作。我就这样渐渐变成了父亲，在不断淡忘疾病和水蒸汽不绝的劳作中，感到了人生的充实和快乐。直到天空中不时掠过美国飞机、镇上的青壮年纷纷被政府的鼓声和亲人的眼泪送去前线时，我才突然感到了另外一种东西的召唤。


    应征


    罗杰走了。


    林国宾走了。


    有一天，妈妈说32号家的老三也走了。


    又一天，我们收到了韦娜从南部前线寄来的她一身戎装的照片。


    就这样，从1971年夏天开始，我的朋友和许多熟悉的人都纷纷应征去了前线。


    作为一个被恶病缠绕多年的人，我有理由不去应征，去应征了，军方也有理由不录用我。1972年春天，一支海军部队到我们镇上征兵，我去应征的结果就是这样，一位军官看我病史一栏中的记载后，友好地拍拍我肩膀说：“下次吧，小伙子，战争才开始呢。”


    说真的，当时我身体已恢复得非常好，我甚至都忘掉了曾经的痛苦经历。如果因为一场几年前、好几年前的病来决定我现在的命运，我觉得这多少有点不对头，何况这病已经好了。从我内心说，我极不乐意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这病已夺走我很多，我不想让它再夺走我什么。好在“战争才开始”，我似乎有的是机会。同年秋天，有三支部队一起到我们镇上来召兵，其中依然有春天我应征的那支海军部队，我毫不犹豫又去“老部队”应征。吸取上次的教训，这次我在“病史”一栏中没有如实登记。我以为这样他们就会录用我，但接待我的军官（不是上次那位）看我只做了七个府卧撑就累得气喘嘘嘘的样子，还是客气地拒绝了我。他告诉我说：“我觉得你去陆军部队更合适，他们一定会要你的。”


    没办法，我只好去找陆军。确实，他们没那么多要求，只跟我谈了几分钟话，就爽快地发给我一套没有领章的陆军军服。当然，未能穿上蓝色海军军装，对我是个不小的遗憾。但这是没办法的，肺病和轻巧的裁剪工作使我的身体很难强壮，而且由于长时间受水蒸汽熏润，我的脸色看起又白又嫩，显得软弱无力。我知道，要不是战争，像我这样的人也许永远走不进军营。我能走进军营，正如胡志明主席当时在广播上说的：战争让很多人有了意想不到的经历。


    1972年9月26日，我和镇上其他八名青年一起搭乘军方卡车，离开了洛山镇。


    车子缓缓地行驶在夹道欢送我们的人群中，我一点也没觉得，我这是去有可能让我永远回不来的前线这是你的幸运


    在部队的情况我想尽量少说，这是因为一方面它本身就没什么好说的，另方面有些可以说的对我来说又都很没趣。我是说，我在部队的经历很不尽人意，遇到了许多令我不高兴、甚至痛苦的事。首先，我没有当上军官，而只是被当了个特等士兵。据我了解，当时一个河内大学的毕业生可以当上副连长，甚至正连长，最不行的起码也是个排长。我虽说没获得文凭，但也仅仅没文凭而已，没这个形式上的证据，其它或者说学业上并无什么差异，所以我想起码应该任命个排长给我。但军方过分地强调了那张纸文凭的作用，没能如我的愿。一位河内郊区菜农——有人说他是某某军长的外孙——对我拿腔拿调地说：“是的，是的，但问题是你没有毕业证书，入伍前又没有在政府部门任过职，按理只能当个一等兵，让你当特等兵已经是优待的啦。”


    这样的优待自然不可能令我感到荣幸。


    不过，我想，士兵就士兵吧，反正我又不是为当官才来部队的。我也不是因为听胡志明主席的广播演讲才来部队的。总的说，我来部队的想法要比其他许多人显得更为模糊或者复杂一些，我甚至自己都说不出是为什么。有时候，我觉得我是因为受不了美国飞机整天在镇子上空窜来窜去，弄得人惊惊吓吓的，才决定到部队的。但有时候我又觉得不是，起码不全是，至于其它还有些什么，我又说不太清楚，也许……或者……我是说，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非常明白，就是：从我决定入伍的一刻起，我从没想过，我会，或者可能会，上不了前线。说实话，有这种愿望在当时来说是荒唐的，这可能是我不想的一个原因。此外，我还固执地认为，穿军装就是为了去前线，只有上了前线，参加了某次具体的战斗，身上的军装才能心满意足，才能显出完美。所以，当跛脚的阿恩营长把我从新兵集训地接到距河内只有几公里远的陆军二0三被服仓库，并庄严告诉我今后我的任务就是配合他看守好这仓库的大门和小门时，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简直沮丧透啦！


    除了阿恩，我还有二位战友，一位是被炮弹片削掉了半只下巴的唐老兵；另一位是一条叫声尖利的杂毛土狗。难道我来当兵就是为了证明我不是个强壮的人，不配上前线，只能跟这些人呆在一起？我突然有种被谁出卖或欺骗的羞辱，穿在身上的军装仿佛不是配发的，而是我偷来的，骗人的。


    坦率说，我这人虽然不强壮，但并不缺乏勇气，如果说不怕什么就算勇气的话。我这么说，决不是为了炫耀我的勇气和不怕死，但我在部队上的时间里确实从没有为什么胆怯过。在新兵集训营，教练我们射击的是一位从战场上下来的连长，人们都喊他叫“独眼龙”。因为，他只有一只眼睛，另一只在一次战争中被大炮震落在眉公河里，被眉公河里的刺头鱼——也许是大公公鱼——吃了。他从不向我们提起自己可怕的经历，有一次在我要求下，他终于开口说，但说着说着突然闭上了他唯一的眼睛，浑身哆嗦起来。看得出，他是被自己的过去吓坏了。可我却一点也没觉得可怕。在我看来，他所经历的似乎没有比肺炎折磨我的可怕多少，这场病可以说使我心灵受到了创伤，也可以说使我心灵经受了锻炼。如果当时我们这些新兵中确有害怕去前线的，那肯定不是我，我几乎时刻想念去前线，去参加一场有名有姓的战争，以验证我的勇气和信念。我曾担心到了战场上一些意想不到的可怕会使我胆怯，让人瞧不起，因而使我痛苦，却从没有想过会以这种方式──上不了前线──让我痛苦。


    战争在一天天扩大，美国飞机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河内上空，不时撂下成堆的炸弹，我们很容易就闻到了从城里飘来的越来越浓的霄烟味。阿恩担心这样下去，河内也会沦为前线，而我却暗暗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由于极度的失落和渴望，我知道我已变得十分苦闷，甚至邪恶。然而上帝知道，我不是诅咒河内，而是诅咒自己可怜的命运。从军需官接连不断到我手上来提取被服的忙碌中，我知道，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奔赴前线。可以说，我侍侯的每一样东西：一件衣服，一顶帽子，一条腰条，一双手套，甚至一根鞋带，都先后上了前线，暂时没有的，也随时可能上前线。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手气和汗水已参加了无数次战斗，但这又能为我证明什么？只证明我没有亲自上过前线。阿恩常常炫耀地对我说：“啊，韦夫，你不知道，这是你的幸运啊。”


    也许吧。


    不过，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宁愿不要这个幸运。这叫什么幸运，整天跟两个“废物”在一起，还有一条并不出色的狗。当然，阿恩说的有道理，前线不是什么好玩或有利可图的地方，我如果是为了名利想去前线那是愚蠢的。阿恩曾这样警告我说：“战场上飞来飞去的子弹随时可能把你什么都夺走，包括你只有一次的性命”。


    这我当然知道。


    但他们不知道，我不是因为追求名利才想上前线的。我也不是出于厌世想死才想上前线。不是的。我只是觉得跟我一起来的人都上前线了，独独把我撂在这个鬼地方，旁人还以为我是怕死才躲到这里来的呢。天哪，谁知道我在这里有多么孤独，多么难受，多么想离开跛足的阿恩营长和可怜的唐老兵。


    死亡的丧钟


    我知道，你们人类是了不起的，起码你们为自己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那些还没做的事，你们相信迟早都会去做，那些尚未知晓的事，你们也相信迟早都会知道。我在人间生活了27个春秋，我深知人类的伟大和自信，但也看到了人类由于伟大和过分自信派生的一些毛病，或者说坏习惯，比如在现实生活中，你们总是将一切可以往后推的事往后推。我在人间时也是这样，甚至我这方面的毛病比一般人都要大。有两件事足以证明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是我的婚姻大事二是我上前线的事你们知道，这都是我想做的事，但就是因为……怎么说呢，我要知道我的生命并不是那么有限，也许我就会在有限的生命里把这两件事都做了。但我不知道。我是说，我不知道自己生命会那么短暂，准确的说是那么脆弱。在我要死之前，阿恩流着泪对我这样又哭又骂的：“【被替换，请使用文明语言】，你还整天闹着要上前线，一身臭汗就把你命弄丢了，你……韦夫，你真【被替换，请使用文明语言】没用，韦夫！”


    说真的，以前我还从来没见过一个男人会这么流泪。阿恩啊，你这个傻乎乎的跛脚佬，你为什么要对我流那么多泪，你不知道，人死前是不愿看到别人流泪的，那样他会死得很痛苦。阿恩，你现在在哪里，我很想你。


    阿恩不是那种让人一见就喜欢的人，他有点自以为是，说话的腔调高大又严历，跟他的跛脚一点不相配。但他是时间的朋友。时间从不出卖他。时间总是耐心地把附在他表面上的一些不讨人喜欢的东西一点点驳落下来，到那时候你就无法不喜欢他了。我后来真的很喜欢他，现在也没有不喜欢，虽然他在我临死前不应该地流了那么多泪。但这没办法，谁叫我死在他身边的，我想如果让他死在我身边，我同样会流很多泪的。因为我喜欢他。也因为那时我还不知道人死前不愿意看到别人流泪的道理。这道理当然是我死了以后才知道的。


    阿恩说的一点没错，我确实是被一身臭汗害死的。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依然记得那天是个什么样的日子，那是冬天──又是冬天！你们应该知道，十年前我就是在冬天里染上肺病，差点死掉的，想不到过去了十年，这个季节还是杀气腾腾地向我敲响了死亡的丧钟。


    那天晚上，我一如往常一样，抱着收音机钻进了被窝。孤独叫我养成了听收音机的习惯，没有收音机，我还睡不着觉呢。因为我总是找女播音员的电台听，所以阿恩常嘲笑我，说我抱的不是收音机，而是梦想中的女人。也许吧，不过……我不知道，我对女人不了解，也不了解我对女人的想法。有时候好像想得很，有时候又不太想，就是这样的。好了，还是别说女人吧，女人后面还要说的，现在赶紧说说我钻进被窝后怎么了？我觉得我身体似乎有些不对头，头昏昏的，心里觉得很冷。我跟阿恩这么说后，阿恩说：“嘿，这么大冬天的洗冷水澡谁觉得暖乎，我也觉得冷啊。”


    “可我觉得我好像在发烧。”我说。


    阿恩过来摸了摸我额头，说：“嗯，好象是有点，不过没事的，你可能是累了。快把收音机关了，睡觉吧，睡一觉就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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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这样想的，就关掉收音机睡觉了。当时已是凌晨四点多钟，这之前我和阿恩，还有唐老兵，一直都在忙碌着替陆军第179师发放冬季被服，他们几乎把半个仓库都拉空了，也把我们三个人都累惨了。我后来想，如果就这样回去睡觉也许不会有事的，但当时身上实在是汗流夹背的难受，大伙都觉得应该洗个澡。按规矩，这回该轮到唐老兵烧热水，但唐说他太累了，干脆将就洗个冷水澡算了。当时我们刚干完活，身上热乎乎的，也不觉得冷水有多么可怕，就说洗就洗了。洗完澡，我躺在床上听广播，我觉得被窝不像以前一样越睡越热乎，而是越睡越冷。我跟阿恩这么说后，阿恩说：“嘿，这么大冬天的洗冷水澡谁觉得暖乎，我也觉得冷啊。”


    我说：“我觉得我好象在发烧。”


    阿恩说：“把收音机关了，快睡觉吧，睡一觉就没事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就关掉收音机睡觉了。


    第二天中午，阿恩起床后问我怎么样，我觉得我身上在着火，我很想这样告诉他，但似乎已经开不了口了。不一会，我听到阿恩大声惊叫起来：“操，你狗日怎么烫得跟火炭似的，韦夫！你醒醒，韦夫！你睁开眼看看我，我是阿恩！”


    现实总是喜欢重复，变化的只是一点点时空而已。我睁开眼，看到至少有三个模糊的阿恩在我眼前晃动，这感觉和十年前肺病袭击我时的感觉如出一辙。


    人在昏迷中是没有时间的。我终于醒来，不知过去了多久，也不知来到哪里。明亮的玻璃窗户和窗户外的几杆树枝让我想起，我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一位戴口罩的小姐对我的醒来表现出得很高兴，她的口音让我以为是回到了家乡。但她告诉我，这里是河内陆军总医院，我已经来这里快两天了。她一边摘下口罩，一边对我说：“我看了你的证件，知道你是洛山人，我是维浦人。”


    她说的地方离我家还不到十公里，那里有一家出名的动物园，洛山的孩子没有一个没去过那家动物园的。战争爆发前，我有位表哥就在那家动物园工作，我告诉她我表哥的名字，她居然哭泣起来。不用说，她认识我表哥，而且我表哥一定在战争中牺牲了。事实也是如此，就在两个月前，我表哥在及埃山地阵亡了，她们曾经是坐同一辆卡车到部队的，相识也在那趟卡车上。战争让很多本来不相识的人都成了朋友，我也成了她的朋友，她叫玉。


    玉使我有幸得到了医院郑重的治疗，英国人后裔布切斯大夫几乎每隔两天都来探望我，并不断给我作出新的治疗方案。布切斯大夫是这里的院长，每天都有成堆的生命等着他去救治，他们大多从前线下来，胸前挂着各种各样的奖章和战功，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肺病患者，能得到如此优待，无疑是玉努力的结果。


    除了关心我的治疗外，玉还关心我的寂寞。因为我患的是肺病，没人敢跟我住在一起，我独自一个人被关在窝炉房隔壁的一间临时病房里。在寒冷的冬天，这里显得特别热乎，但热乎并不能驱散寂寞。唯一能驱散我寂寞的是玉，她经常来陪我聊天，一天接着一天，我们把有关洛山和维浦的话题说了又说。


    有一天下午，玉带着阿恩来看我，阿恩还给我带来了韦娜从塔福寄来的信。信上，韦娜说她已经结婚了，丈夫是个机枪手，正在塔福服役，所以她调到那里去了。她没有说起那里的炮火，只是这么提了一句：“和我以前呆的地方相比，这里才是真正的前线。”


    我是每天都在听广播的，我知道当时塔福吃紧的战事，但我不可能因此指责韦娜的选择。战争期间人的思想和平常是不一样的，何况韦娜去那里还有个个人的理由：和丈夫在一起。


    韦娜在信中还夹了一张她和机枪手的照片，两人站在雄壮的机枪架子上，很像回事地瞄准着照片外的美国飞机——肯定是美国飞机！当我把照片拿给玉看时，她哈哈笑起来，对我说：“我还以为是你妻子的来信。这人是谁？”


    我说是谁。


    “那你妻子呢？”玉有点迫不及待地问。


    阿恩在一旁替我回答了，他装腔作势地说：“他妻子？他有妻子吗？他应该有妻子，可事实上他连个女朋友都没有，韦夫，是这样的吧？”


    这是个令我难堪的话题。


    但阿恩不会因此闭上嘴巴的，他转过身去，对玉发出了令我讨厌的声音：“玉，你信不信，我们韦夫至今还是个处男呢。”


    我确实跟他这么说过，我说的也是实话。可我不知道，他是不相信我说的，还是觉得这很好玩，经常拿它开我心。这个该死的阿恩，你绝对不能指望他守住什么秘密，他有一张比鹦鹉还烦人的嘴！


    玉对这话题显出了一定羞涩，但只是一会儿，很快她对阿恩这样沉吟道：“嗯……我知道你说的意思，阿恩，你是说……韦夫还有很多事……需要他去做，所以更应该好好地活下去。”


    后来有一天，玉很在意地问我阿恩说的是不是真的。


    我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这样反问她：“难道你觉得这不是真的？”


    最好的顾客


    说真的，我的性格和身体决定我生活中不会有什么女人，曾经有一个姑娘对我似乎有那么一点点意思，但我现在连她名字都忘记了。这不是说我无情寡义，我们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如果说有什么的话，也只是一种可能。我是说，我们之间可能会发生点什么。但由于我的怯弱，结果什么也没发生。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来到洛山的，反正她不是我们洛山人，用我父亲的话说，洛山的姑娘他没有不认得的。当然，他起码认得她们身上穿的衣服，那都是从他手上出去的。


    有一天，她戴着太阳镜出现在我家门市上，选中了一块布料，要我父亲替她做一件衬衫。父亲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事后我才知道，父亲从她一进门看她穿的衣服，就知道她不是洛山人。大概就因为她不是洛摩人，父亲才放手让我做她的衬衫。这几乎是我独立完成的第一件衣服，它没有让我父亲和主人不满意，她高高兴兴地付了钱，走了，我望着她离去的背影，心里有点得意。第二天，她抱着衣服来找我，笑吟吟地说这衣服有问题。我问她有什么问题。她把衣服穿在身上，让我看。我没有一下看出问题，她双手来回地指着衬衫的两只袖口，浅浅笑道：“这么说这是你别出心裁的设计哦，你看看，难道你的袖口是开在这边的吗？”


    这时我才发现，我把她两只袖子的左右上反了，这样的笑话实在令人羞愧。父亲似乎比我还羞愧，他把羞愧全变成了对我的指责。好在真正该指责我的人并没有责难我，她甚至对我父亲声色俱严的表现很不了然。她对我父亲说：“嗨，你干吗怒气冲冲的，难道这是不可以改过来的？我要的只是把它改过来就可以了，并不想给谁制造不愉快。”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有这么好的脾气，也许该说是性情，她是我见到的最好的顾客之一。我一边修改着她的衣服，一边在想怎么样来感谢她对我的谅解，后来我写了一张便条，放在她衣服口袋里交给她。过了几天，她给我还了一张纸条来，约我在南门的咖啡馆见面。


    我们在咖啡见面后，却找不到一处座位，于是到郊外去走了一圈。那天她穿的就是我做的那件衬衣，她说她很喜欢这件衬衣，并常常想起这是我做的。我感到了她对我的好意，但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后来我们又见了两次面，第二次还一同去看了一场电影，黑暗中她把我手拉过去一直握到电影散场。这是个令人想入非非的夜晚，但我没想到的是，我一回家父亲就盘问我，并警告我说：“不管她是谁，一切到此结束，因为我们要对你的健康负责！”


    父亲说的没错，当时我身体还没痊愈，谈情说爱确实是早了一点。但问题是等身体好了我又去找谁呢？父亲能帮我把她找回来吗？说真的，在认识玉之前，这个未名的姑娘是唯一给我留下美好记忆和思念的女人，后来我确实不知她去哪里了，她在我身边消失了，就像空气消失在空气中一样，虽然我可以想象她的存在，但再不可能找到她了。


    我在说这些时也许是流露了某种感伤，玉为了安慰我，第一次主动握住我手，认真地对我说：“迈克尔，我相信她一定在某个地方等你，我希望你能找到她，找到你的爱……”


    玉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女人，她美丽的同情心是我对人类最珍贵的记忆。


    死亡的宣告


    在战争中失去亲人是常有的事，但这并意味着失去亲人的痛苦可以比平时少一点。17日，是1973年1月17日，韦娜的战友（其中包括她丈夫）击落了一架美国轰炸机，飞机冒着浓烟向大地扑来，结果一头扑在韦娜的发报台上。我想，这时候韦娜即使变成一只蚂蚁也无法幸免于难。


    韦娜阵亡的消息对我治疗无疑产生了极坏影响，就在当天夜里，可怕的烧热向我卷土重来，而且从此再也没有离开我。几天后的一天下午，布切夫大夫来看我，却什么也没说，只在我床前默默站了一会就走了。我知道，他这是对我死亡的宣告。


    当天夜里，玉也给我发出类似的宣告。不过，玉的宣告方式是任何人想不到的，我自己也没想到。这天夜里，昏迷依然包抄着我，昏迷中，我突然感动一丝冰凉在我脸上游动，我睁开眼，看到玉正蹲在床前深情地望着我。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目光，我预感到玉可能要对我说布切斯大夫下午没有说出的话。我握住她手，对她说：“玉，你什么也不要说，我知道……布切斯大夫什么都跟我说了。”


    “嗯，布切斯大夫说，你正在……调动一切细胞和病魔抗争，这是好事。”她使劲地握紧我说，“发烧是好事，说明你的细胞很敏感，很有力量，你会好的。”


    我闭上眼睛，因为我无言以对。黑暗中，我感动我的手被玉拉着放在了一团柔软的东西上，同时听到玉这样对我说：“迈克尔，这是你的，你喜欢吗？”


    我睁开眼，看到玉的白大褂已经散开两边，露出一大片银亮的肉体，而我的手正放在她高耸的胸脯上──银亮的柔软中。我以为自己是在梦中，但玉告诉我这不是梦，她这样说道：“迈克尔，我相信等你病好了一定会娶我的，是吧？所以我想……提前……和你睡在一起，你不介意吧。”


    我睁大眼望着她。她坦然地立起身，抖掉白大褂，静静地钻进了我被窝里。


    我敢说，除了白大褂，她什么也没穿。


    天呐！我简直想不到她会用这种惊人的方式来宣告我的死亡。


    这天夜里，也许只有很短的时间，可我却知道了什么是女人，什么是死亡。三天后，我没有一点遗憾，只有无穷的幸福和感激地辞别了人世。


    我死以后的事


    现在要说的都是我死以后的事。


    据说不同的病人具有相对固定的死亡时辰，心脏病人一般都死在早晨，肺病患者多数死在午夜。我准确的死亡时间是1973年1月28日午夜2点38分（没有脱离一般规律），陪伴我死去的有玉、阿恩、布切斯大夫等人。和玉相比，阿恩对我的死缺乏应有的心理准备，所以他受到的刺激和痛苦也相对强烈，我凝望人世的最后一眼几乎就是在他汹涌的泪水滴打下永远紧闭的。


    我曾经以为人死后就没什么可说的，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其实我的故事，我的精彩都在我死之后。死亡就像一只开关，它在关掉我生命之灯的同时，也将我一向“多病怯弱”的形象彻底抛弃在黑暗中。可以这么说，作为一具尸体，我没有什么好惭愧的。换句话说，自进太平间后，我对自己的整个感觉发生了良好变化，说真的，这里象我这样毛发未损的尸体并不多见。与其他尸体相比，我甚至发现我的尸体几乎是完美无缺的，没有任何的伤疤，也没有惨不忍睹的苍老。我想，当吕处长站在我尸体面前时，一定也显明感觉到了这点。


    吕处长是下午的晚些时候光临太平间的，与他一起来的有布切斯大夫。我并不认识吕处长，我只是从布切斯大夫的谈话中听到他叫吕处长，并知道他是个中国人，来抗美援越的。他们进来后依次在每一具尸体面前停留、察看，时而含糊其辞地冒出一两句话，没头没脑的，我根本不知他们在说什么，但我感觉他们象在找什么人。当两位站在我面前时，我感觉吕处长似乎有种掩饰不住的高兴：“嗯，他是谁？”


    布切斯大夫简单地介绍了我的情况，完了，吕处长说：“就是他了，我找的就是他。”


    不一会，进来个老头，把我从架子上抽出来，折腾上了一台手推平板车，拉到隔壁房间里，这里有点像是理发室。老头将我简单地梳洗一番之后，给我穿上一套干净的病房服。这一切令我明白，我即将去火葬场化成灰烬。我想不通的是，他们为什么不给我穿军装，难道我仅仅是一个病人？当时我心里难过极了。


    从太平间出来，我被塞进了吕处长的吉普车上，座位上已经堆了几箱药品，所以我只能“席地而坐”。他们不想想，我怎么能坐得住呢？车子几个颠簸后，我便胡乱倒在车板上，后来“嘭”的一声，一只药箱从座位上滚下来，压在我身上。吕处长闻声回头看看，像没看见似的，根本不管我怎么了。这就是人和尸体的不同，只要你还活着，哪怕只有一分钟的命数，也没人敢对你这样。但当你变成尸体后，哪怕是刚死一分钟，对你这样那样都是他们的随便了。这中间其实有这样一个道理就是：世间所谓的人性都是专门为人本身保留的，当面对一具尸体时人就会自觉放弃所谓的人性，丢掉做人的种种，这时候的人其实也变成了尸体。


    车子开开停停，颠来簸去，车窗外，倾斜而晃动的天空正在一点点变得朦胧。我不知道吕处长打算带我去哪里，但我感觉要去的地方好象很远，甚至不在河内城里。因为车子穿过一条条吵杂的街道后，又似乎在一条空旷的大道上自由奔驰起来。这说明我们已经离开河内。


    偌大的河内难道没有一个火葬场？


    这个吕处长是个什么人？


    医院为什么将我交给他？


    一路上，我脑子里塞满了各种问题。


    车子终于停落下来，空气里有海水的味道和收音机的声音。还不等车子停稳，一位穿着中国海军制服的年轻人已迎上来，替吕处长打开车门，毕恭毕敬的样子，说明他可能不是个军官，要不就是个小军官。听说，他是个江苏人，我因为不知他名字，一直叫他“江苏人”，简称苏。


    这里显然不是什么火葬场，是哪里？后来我知道，这是中国海军向我国临时租用的201港口。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我变得越发糊涂了。


    吕处长下车后，打开后车门，指着我的脚说：“就是他，我给你最多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后我在‘长江’号潜艇等你。”


    苏把我从车上弄下来，搬到一间明亮的屋子里。在这里，苏对我进行了从头到脚的服务，甚至连鼻孔毛和牙垢都作了不马虎的修理。这件工作足足花了他半个小时，作为一具尸体，我想大概起码得将军一级或者名门人士才可能有这等待遇。


    事情真的变得越来越奇怪了。


    奇怪的事情还在后头，苏替我修理完毕后，开始给我着装：裤叉、护膝、内衣、内裤、袜子、外套，一样又一样，一层又一层，从里到外，穿的全是海军的制服，而且还是军官制服。当个海军倒一直是我的梦想，但谁想得到会以这种方式来实现梦想。更叫人奇怪的是，最后苏还莫名其妙地给我戴上了一条白金十字项链（大概是护身符吧），和一只名贵的手表（法国牌子的）。把我包装得这么贵重，哪像要送我去火葬场？如果我没死，这样子倒是很合适去参加某个高档宴会的。


    当然，宴会是不会参加的，整装完后的我被送上“长江”号潜艇。吕处长对苏的工作深表满意，他一边转前转后地看我，一边肯定地说道：“哼，不错，我要的就是这个样，很好，像个大教授的儿子。”


    我想我父亲充其量不过是个成功的小商人，什么时候变成老教授了？事情发展到这时候，我基本上明白，他们一定是想拿我来顶替那个大教授的儿子。看来这个大教授的儿子生前可能就在这艘潜艇上服役（一定是做翻译工作），而且可能比我还不幸，死了连尸体都没找回来。现在大教授想和儿子告个别，所以他们不得不找我来顶替一下。这么说，我可能和大教授的儿子还有点挂相。嘿嘿，世上什么奇事都有。


    我正在这么想时，吕处长和苏已悄然离去。我估计大教授可能马上就会到，也许他们这会儿正是去码头上迎接大教授了。这边离河内不近啊，大教授为看看儿子和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跑这么远，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不过他选择晚上来是对的，因为这时候美国飞机一般不会出动的。尊敬的大教授，虽然我不是你儿子，但此刻我和你儿子一样爱着你，一样希望你平安。


    和我想的不一样，吕处长走后不久，潜艇居然晃晃悠悠地沉入了水底，像条大鱼一样的游动起来。这使我想到，大教授并不在伦敦，在哪里呢？可能在很远的地方。谁都知道，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潜艇一般不会贸然起航的。为了让大教授一睹儿子遗体（而且还是假的），竟然叫一艘潜艇来冒险，由此看大教授决不会是个寻常人，说不定还是个响当当的大人物呢。


    潜艇晃晃悠悠的，不知要带我去哪里。


    从来没坐过潜艇的我，想不到潜艇晃晃悠悠的感觉是那么美妙，我简直可以说，这感觉跟摇篮的感觉没有两样，我仿佛又回到襁褓中，迷迷糊糊地迎来了死后的第一次睡眠。对一个活人来说，没有谁会记得他的第一次，第一次看见的颜色，第一次听到的声音，第一次来临的睡眠。但对一个死人来说，所有的第一次似乎都在他的等待中发生，所以也都留在了记忆中。我不但记住了我第一次是怎么睡着的，还记住了第一次是怎么醒来的。告诉你吧，我是这样醒来的：有人闯进门来，不小心碰倒了立在门边的衣帽架，发出的声音把我惊醒了。这个人我并不认识，但样子像个水手，他进来后，二话不说将我拽下床，拖出去，拖到一扇半圆形的仓门前。不一会，我听到吕处长的声音：“把海图拿来。”


    这时我已看见吕处长，他刚从过道那头过来。


    苏（就是给我梳妆打扮的那个苏）将海图递给吕处长，也许是因为潜艇晃悠的缘故吧，两人索性蹲下来，将海图铺在我身上查看起来。


    “我们现在在哪里？”吕处长问苏。


    “在这，”苏指着海图说，“这里就是白家湾海滩，我们现在距离它大概有十海里。”


    “现在风浪情况？”吕处长又问。


    “很理想，按照现在的浪力和风向，天亮前肯定会冲上海滩。”


    吕处长看了看时间，对水手命令道：“行动吧！”


    水手打开仓门，奋力将我推出潜艇。


    我怎么也没想到，事情的结果会是这样。


    我不叫胡海洋


    我的故事和难忘经历正在一点点推进。


    我说过，30年前，一个偶然的变故，我被人错误地当作了胡海洋。更要命的是，30年来这个错误一直未能得到改正，因此我也就一直被人们当作“胡海洋”爱着，或者恨着。我想这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不愿意的，也不公平，所以我急切地想把那个变故说出来，以澄清我跟胡海洋的关系。


    当风浪像吕处长期望的一样，将我冲上白家湾海滩后，当地两个渔民很快发现了我后。我一直怀疑这两个渔民的身份，怀疑他们是中国情报部门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我后，对我身上的财物似乎没有什么兴趣，有的只是一种高度的“美军利益”，将他们的发现立刻报告给了驻地美军当局。


    我的身份（越南海军官员）足以引起美军当局重视，一个调查小组迅速赶到现场，将我带到附近一个机关里，对我从头到脚进行了搜身检查。我知道，他们一定想从我身上搜刮什么军事情报，可我不过是后方一个军需仓库的勤杂人员，身上会有什么情报？但从他们搜到的东西看，我显然想错了。


    他们从我身上搜出的东西有：1.一本海军军官证，证明死者生前是越南海军参谋部特情处胡海洋参谋；2.一张上面签有“雪儿”芳名的倩影照，和她两封情意绵绵的情书；3.一封家信，信中流露出死者父亲是个有政治影响力的大教授；4.一张银行催款的欠债单，表明主人是个挥霍无度的纨绔之弟；5.一封绝密信件，写信人是当时中国援越陆军部队的二号人物，收信人是援越海军部队的头号人物，信中透露了他们陆军即将从第四防线向美军发起进攻的计划，要求海军予以配合。同时，信中还提到，为掩护起见，他们陆军将在第七防线进行一次演习行动。


    我一直不知道自己身上有这么多东西，尤其是还有一份价值连城的“绝密军事情报”。没有人知道，但我知道──我想得出，这一定是吕处长的阴谋。事情走到这里，我曾有的种种疑惑都烟消云散，吕处长交给的“任务”我也完成了，剩下的事应该说，全看美国佬信不信了。我当然是希望他们相信，但我的希望对他们来说是狗屎，是咒语。我的咒语最后会不会灵验，只有天知道了。


    与我身上的情报相比，我的尸体是无足轻重举的。不过，也许是我提供“情报”有功吧，美方没有像我想的一样把我丢在大海里，而是就地寻了一处墓地将我埋葬了。墓地就在大海边，不绝的潮水每天噪得我不得安宁，好在这样我每天都可以遥望我的家乡。一个人呆在自己家乡也许不一定会觉得家乡对他有多么重要，只有离开了才会知道家乡对他有多么重要。我的墓前冷冷清清，我的心里一直掂念着美军对我提供的“情报”的处理情况。


    大约是半个月后，我冷清的墓前突然飘出玫瑰花香，我睁眼一看，是一个穿着长风衣的女人立在我墓前，手上捧着一束玫瑰花。我并不认识她，而且在这个鬼地方也不可能有谁认识我，所以我想她一定是站错地方了。这墓地自开战以来每天都在增加坟墓，而且出现了许多无名墓，她站错地方不是不可能的。


    但她一开口我便激动不已，因为她说的正是我一直在掂念的事情。她说，美军从我身上搜到情报后，并没有什么怀疑，立刻将纠集在第七防区的大批军队调往第四防区。然而，当美军的调防刚刚结束，我们的部队就向他们第七防区地发动了闪电般进攻，并一举夺得胜利。最后，她这样说道：“尊敬的胡海洋参谋，吕处长要我代表中国军方向您致以崇高敬意！您为您的祖国立下了卓越功勋，您的祖国和祖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您……”


    我说我不叫胡海洋，我叫韦夫！韦夫！


    但她怎么听得到我说的？


    又有谁能听得到我说的？


    让一个声音从一个世界穿越到另一个世界，真的是太难太难！我不知道，上帝给我设置这么大的困难，不知是在考验我的耐心，还是为了向我说明什么？其实，我说过的，要想弄懂上帝的意图同样是困难又困难的，上帝有时候似乎让我们明白了一点什么，但更多时候只是让我们变得更加迷茫。这是没有办法的。在我们这里，上帝同样常常让我们拿她没办法。


    上帝啊，什么时候人类才能听到我说的这些？


    我是你的‘上线’


    韦夫和我乡党老吕的“合作”珠联璧合，完美无缺，极可能名垂千秋。现在，韦夫的天外之音刚刚飘然而去，老吕又不期迎来了另一个合作伙伴，他就是老吕在南京从事地下工作时的“上线”人物金深水。金深水找到老吕的那一天，我恰巧与老吕在一起，在他孑然一身的家里，时间是中午过后。我记得，他开始叩门的声音很轻，以至开始我们听好久也吃不准是不是在敲我们的门。那声音很缥缈，很不真实，也许更像是记忆中的声音，或者是在敲旁人的门。后来有一声敲得似乎有些绝望的用力，我们终于听清楚是在敲我们的门，便去开门，看见一位银发老人，穿一套毕挺的西服，头上戴一项黑色的礼帽，手上还握着根漆亮的拐杖，跟电影中的人物似的，有种我陌生的风度。老吕的门大概从来没被这样的人敲开过，不问来人是不是找他，反倒问我是不是找我的。我说怎么可能呢，便问来人找谁。


    他伸手一指，笑道：“找他。”指的是老吕。


    老吕纳闷地看看他：“你是谁？找我什么事？”


    那人爽朗地大笑道：“【被替换，请使用文明语言】，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你的‘上线’！”


    这真正是一次久别的重逢，前后相隔40余年。两人相认后，是如何兴奋激动，然后又是如何重温旧事，诸如此类，此处不表，我只想尽快转入正题。正题是什么？是半个月后，老吕突然从江苏给我打来电话，说如果我想听金深水的故事，就立即动身去福州，金深水将乘明日上午的飞机去福州，希望我最好马上出发，先他到达福州，到机去场接他，并陪同他去找一个人。听得我云里雾里的。不过，后来我总算弄明白了，原来老吕此次回来（不知从何而来）是想寻找一个人。老吕知道，这个人现在是在苏北某地，所以几天前两人就赶去那里，但到那里后才得知，那人其实在千里之外的福州。于是，两人决定马上再去福州，但老吕却临时被总部首长召见，要立即赶往北京。分身无术，老吕才想到我，决定给我“这个机会”。事实上，他们在去江苏时，我就怀着“听故事”的目的，想跟他们去。但老吕似乎看透了我心思，悄悄地走了，没我的份。想不到，峰回路转，机会又来了。


    我当晚就飞到福州，没有进城，直接住在机场，等着接老金。第二天上午11点钟，老金如期而来，然后我们连宾馆都没找，老金就急匆匆地照着地址去找人了。


    是一个中年妇女，我们找到她时，她一个人在家，刚吃过午饭，正准备午休。她是个现役军人，穿着军装，但说话温文而雅，对人客客气气，并不像一个军人。我敢说，她一定做梦也想不到，这个下午，我带来的这位神秘的银发老人，金深水，会跟她讲起这么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这故事讲的是她母亲的事情，也是701行动局早期的一些事情。顺便提一下，故事中有老吕的“身影”，只是故事中的老吕并不叫老吕，叫什么？大家不妨猜一下——


    我叫金深水


    我叫金深水。


    我从美国来。


    我是你母亲的战友。


    我说的是你亲生母亲，不是你家乡那个母亲。你觉得我说的很荒唐是不？是的，这是我想得到的，我今天才从你家乡来，我知道他们什么也没跟你说。他们不跟你说也许是为了爱护你，也许是想等我来说，不过我到今天才出现，他们已不准许我说了。这次我去你老家，会见了你现在的父母，临别时他们再三要求我别来找你。我理解他们心情，确实事情到今天再来提起实在是晚了，你接受不了，他们也接受不了。也许我要早来30年，20年，他们就不会有这样的愿望。可我迟迟不来，他们一定以为我死了，所以就打消了失去你的思想准备。但我还是来了，我为什么至今才来，这本身就是个故事。这是后话，现在我不想说。


    刚才我说了他们——你现在的父母——叫我别来找你，我甚至都答应了，可我还是来了。我不尊重他们，并不是有意要伤害他们，我是决计要告诉你的，告诉你事实真相是我一直的愿望，也是你母亲——我不得不说明是你亲生母亲——的愿望。我知道，在今天，在你自己都已经做了母亲的年纪里，我，一个你平素未闻的人，突然跟你提起什么亲生父母，你一定不会相信的。你相信自己的记忆和感情，你的记忆和感情在忠实地告诉你，你现在的父母就是你亲生父母，你相信他们就像相信自己手上的一颗黑痣。


    但我要告诉你，一个人对自己的出生是没有记忆的，也请你相信我的忠实。你可以看得出我已经很老，我现在随便到哪一天就要80或者81岁了，死亡对我来说是转眼之间的事。你看，这满把皱褶的老脸，还有这手杖，这样一个老人，生活是真空的，他扳着手指计算着末日的到来，同时要扪心自问一下：什么事情你应该在生前把它完成，否则死不眠目啊。好，就这样，我想到了你，想到了你母亲，想到了让你知道事实真相就是我此生此世该做的最后一件事。这件事我必须做，因为能做这件事的人这世上也许只有我一个人，我是这世上唯一掌握你秘密的人，包括你现在父母，他们对你身世也是一知半解的，譬如说你真正父母到底是谁，这问题要他们是回答不了的。他们能告诉你的无非是多少前，我，一个国民党上校军官，在怎样一个夜晚，怎样将你委托给他们，他们又是怎样把你带回那个小镇，怎样抚养你等等，而背后的很多真情他们是不知晓的……


    是的，我是个地下工作者，而且藏得很深，在国民党心腹机关：保密局。我叫金深水，我刚说过的，这名字在大陆几乎是默默无闻的，也许在某个党史馆里的某一册子上会有一定记载，仅此而已吧。但在台湾，在台北，在国民党军队里，这名字一度发出过铿锵的声音，就像总统府的一块玻璃被砸碎似的引人注目又令人不安。看不出来？嘿，一个特务让你随便一眼看出来还了得，还叫什么特务？不要说你，就是你现在的母亲，她跟随我那么多年，我几乎就在她眼皮底下工作着，她都不知晓我的秘密身份，这次我向她说起，她简直不相信。


    是啊是啊，我早就认识她——你现在的母亲，她是我一个远房姨娘的女儿，四十年前，因为逃婚离家出走，找到了我。当时我在杭州警官学校（戴笠的人材基地）当教官，而且刚做父亲，家里正少人手，我就把她留在家里，以后一直跟着我，帮我带孩子，做家务，直到1949年3月9日晚上。啊，你看，我记得多清楚，就是那天晚上，我把你从监狱里偷出来的，交给我表妹──你现在的母亲；就是那天晚上，我表妹离开了我，一只手抱着你，另一只手抱着她自己一岁多一点的儿子。那时候，你才4个多月，不可能有记忆的。


    唉，那天晚上，天也像现在一样下着雨，你被我装在一个旅行袋里拎回家，一路上我鬼鬼祟祟的，像是拎着一袋偷来的脏物，害怕你随时的啼哭把我出卖。你倒是好，始终没哭一声，我几乎一路都在感激你的沉默。可到家一看，才发现真是可怕啊，你知道怎么了？原来我把拉链拉得死紧，中途又没给你透气，你差点就给我闷死在里面。幸亏天在下雨，雨水淋湿了布袋，总算有些水气透露进去，要不我这辈子都要向你母亲忏悔。你不知道，你母亲为生下你把她一切全都抵上了。


    就是那天晚上，刽子手毛人凤下令杀害了你母亲——亲生母亲。1949年3月9日，这个日子，我说你可一定要记住，那是你母亲遇难的日子，过去的几十年，我每年都要在这个日子纪念你母亲，以后该由你来纪念了。也许我会很快地老死，那么请你记住这个日子就更加必要了。


    鸽子已打入厢房


    好，我必须控制老年人东拉西扯的习惯，赶紧讲讲你母亲的故事。说真的，我已记不太清我第一次是怎么听人家说起你母亲的，好像是在理发店，我的联络员，一个一只脚有点瘸的老头子，是个苏北人，没有家小，只有一个哑巴徒弟，他开着一爿理发店，却是我们传递情报的站地。有一天，我去理发室，和往常一样，我以老客人的身份和他寒喧，闲扯中夹杂着理想的暗语，问他近来生意如何。他以一种我期望的声腔喜滋滋地答复我：“啊长官，我真是有福气，最近我又有了一位像你样的客人，一位有身价的人，他认准我手艺，常找我来理发。”


    我立刻明白，他在告诉我：我们又多了一位同志！


    我说：“恭喜你啊。”


    他说：“哪里哪里，要恭喜的是您啊长官，听说您又添了薪，是高升了吧？”


    这就是说：这位同志很可能将直接与我发生联系。我马上感到了体内燃烧的热烈。从理发店回家，我几乎紧急地取出了老头在替我洗头时塞入我衣袋的纸片，是半张32开的信笺，上面这样写道：鸽子（女）已打入厢房，近日可望一见，接头暗语：鸽子向你打听她老乡——一位你处姓秦的参谋，你如实回答即可。握手。老a.47年5月7日。


    厢房指的是国民党保密局。说真的，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这一天既没有预兆，也没有暗示，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平常的，然而却是我多年梦想实现的日子。这个日子太伟大了，有一种神灵降临的奇妙，我既觉得难以相信的困惑，又感到不能不信的快活。现在我知道了什么叫幸福，就是你梦想的东西在你意想不到甚至没有意想的时刻出现，那就叫幸福。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也是深刻的，就像一把刀子在你骨头上刻画一个象形文字一样的使你身心癫狂，瞬间的感受成为你绵延的记忆长河中一个闪光点，永远光芒四射，鲜活如初。


    也许首先我该让你明白我当时的处境，那样你就会理解我当时的心情。我不知道你对国民党保密局的历史，包括它“地下组织”的历史了解多少，是不是要我谈一点？好，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是国民党的一个秘密特务机构，负责暗杀、收集情报、通讯等任务，初创于1932年春天南京，开始名称叫“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后来一再发展扩大，改名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总部设在重庆，下属各省市均有站区，组织庞大，声势吓人，权力至高。特务头子戴笠一直为该机构头领，以阴险毒辣著称，深得蒋介石青睐，在他统治下，军统势力一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946年10月，戴笠丧生不久，军统局整编为国防部保密局，简称保密局，总部由重庆迁至南京，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任局长，毛人凤屈居为副局长。一年后郑被毛挤走，毛升任局长。


    这机构素来是蒋喜欢的一只黑手，也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死敌，我们先后有不少组织遭他们破坏，许多同志惨遭杀害，包括著名的吉鸿昌将军、邓演达、张露萍等我党领导。一年春天，从南方的竹林里出来了一个骑马的人，满脸胡子和深刻的皱纹，穿着油亮的对襟衫，腰上别着一把枪——人们是这么传说的。他名叫张蔚林，曾经是一个乡绅的保长，就是这个人，首先结束了军统没有“地下”的局面，成为我党第一位深入军统内部的地下工作者。我已经忘了他是怎么认识我并且发展我成为他同志的，我总觉得他身上有点儿梦一样的气氛，现在想来仍有这种感觉。在我的记忆中，他有一张夸张的阴郁的脸，看起来有点阴险，却十分亲切——这大概就是梦的效应吧。我知道，他曾在江西红区工作多年，在那里脱掉了他油亮的对襟衫加入共产党，后转入秘密战线，先为杭州国民警官学校电训班八期学员，毕业后打入军统，在电讯处总台工作。这个人要叫戴笠羞耻的，仅仅几年时间，也许是三年，他先后发展了我、杨恍、冯伟庆、安运、赵力等六人成为他同志，并且至死不渝。那几年，我党在军统心腹的地下工作十分得力，军统的诸多声音回荡在延安的上空，成为我军克敌制胜的秘密武器。回忆这些总让我感到无比的激动和幸福，我在你母亲的故事里几乎动感情地插入张蔚林的故事，请你不要介意，因为他是首创军统“地下史”的奠基人，不提及他是不公平的。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仍然觉得他的意义是无穷的。


    但是谁也想不到，1941年春天，张蔚林因工作上一个小小失误而暴露身份，借此戴笠在军统进行彻底搜查，一一考究，人人过关，结果张蔚林发展的杨恍等五位同志全部被捕（四年后被杀）。当时我已离开军统总部，在下属的杭州警官学校当教官，上帝让我避开了这次大搜查，成为唯一的漏网者幸存下来。后来我在警校秘密招收共产党的学生，希望他们毕业能够再次打进军统总部，把尖刀再次插入敌人心脏。但“张蔚林事件”后，戴笠这只老狐狸戒心尖深，用人慎之又慎，非亲信不用，我们同志一个也插不进去，相当一段时间，军统内部没有“地下”，没有我们一条内线。


    1945年秋天，组织上命令我重返军统。这似乎是个不得已的措施，因为当时我在警校已爬到训练处长的高座，并且可望再爬，舍此求彼，决非上策。谁都知道我在警校的意义是深远的，只要我在那里，国民警校每年都将有共产党的学员入校、毕业，新鲜血液源源不断。但军统无地下的局面非破不可，而当时进军统希望较大的好像只有我，这种情况下也只有采取不是好办法的办法了。不久，我因在警校“树敌太多”——我故意造成呆不下去的僵局——而被戴笠召回军统，任情报二处上校副处长。戴笠对我这个同乡的“忠心”从来也不晓得怀疑一下，也许算得上是他少有的失算之一吧。


    46年秋天，戴笠丧生不久，军统迁至南京。不知为什么，当时组织上未能及时与我取得联系，加上初来乍到，人生地疏，一时间我的工作几乎陷入绝境，唯一使我感到温暖，感到组织的一束阳光的只剩下我的联络员，就是那个理发店老头。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工作着，强烈地感到孤独，窒息，乏力。我需要同志，需要一个实在的组织，我企盼着，想念着，然而我想念的东西仿佛都在远处，在一块玻璃的另一边。也许你会说，我应该自己发展同志，自己开创一方天地，像张蔚林一样。说起这个我就感到惭愧，因为我太缺少张蔚林的英才雄略和非凡的胆识，和梦一般的组织才能，我是一只手，需要放置在一个身体上才能发挥作用。我在一幢沉重的八角楼里长大的，十岁还不敢独个人上街，害怕黑暗，常常把风的声音幻听成狼的呜咽。我忠诚、老实、细心、具有常人没有的忍耐性，也许可以成为一个上好的哨兵、秘书、副手，但让我来指挥甚至组建一支队伍那是困难的，因为我的手在悬空时缺乏活力。正是在那段时候，我强烈地感到了自己性格上的缺陷，我现在能这么清醒地剖析自己正是因为当时的经历让我痛苦地认识了自己。生活总是不断地帮你认清自己。每当我相起这段岁月时，我总觉得羞愧，这是我这辈子里最最暗淡而难堪的岁月。也许我可以用当时环境恶劣的事实来开脱自己，原谅自己，但我不需要原谅，我需要惩罚，咒骂，因为我让延安失望了。我对延安的忠诚，我的信念，我的理想，都使我失去了原谅自己的良心和理由。我恨自己！起码恨自己那段暗淡的岁月。


    你可以想象，那时候我是多么需要同志配合，或者让我配合他。我知道，我这只手只要有支撑点还是十分灵巧而有力的，我是一个上校军衔的副处长，我手头的油水足能养活成千上万的革命同胞。然而现在它在我手里发臭、霉烂，不可驱散的毒气吞噬我们同志，也吞噬了我。我心急如焚，我望眼欲穿，我成了一只困兽，在可怕的焦渴中捱时度日，白天我坐在死气沉沉的办公室里，翻阅无穷无尽的报纸，徒然地寻找着一句想念中的暗语，又把一个个黑夜消耗在对遥远亲人的玄想之中。理发店作为我当时唯一的关系，我没有节制地去了又去，把头发理了又理，总以为剪子剪去我头发的同时也将一刀剪掉我当前晦暗的岁月。就这样，在困苦中度过了无数个延长了的白天和夜晚，最后终于盼来了你母亲——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