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访边城〉
3个月前 作者: 张爱玲
我以前没到过台湾,但是珍珠港事变后从香港回上海,乘的日本船因为躲避轰炸,航线弯弯扭扭的路过南台湾,不靠岸,远远的只看见个山。
倚在船舷上还有两三个乘客,都轻声呼朋唤友来看,不知道为什么不敢大声。
我站在那里一动都不动,没敢走开一步,怕错过了,知道这辈子不会再看见更美的风景了……
张爱玲/文
我回香港去一趟,顺便弯到台湾去看看。在台北下飞机的时候,没预备有认识的人来接。我叫麦先生麦太太不要来,因为他们这一向刚巧忙。但是也可能他们托了别人来接机,所以我看见一个显然干练的穿深色西装的人走上前来,并不感到诧异。
「你是李察.尼克森太太?」他用英语说。
我看见过金发的尼克森太太许多照片,很漂亮,看上去比她的年龄年青二三十岁。我从来没以为我像她,而且这人总该认得出一个中国女同胞,即使戴着太阳眼镜。但是因为女人总无法完全不信一句谀词,不管多么显与事实不符,我立刻想起尼克森太太瘦,而我无疑地是瘦。也许他当作她戴了黑色假发,为了避免引起注意?
「不是,对不起,」我说。
他略一颔首,就转身再到人丛中去寻找。他也许有四十来岁,中等身材,黑黑的同字脸,浓眉低额角,皮肤油腻,长相极普通而看着很顺眼。
我觉得有点奇怪,尼克森太太这时候到台湾来,而且一个人来。前副总统尼克森刚竞选加州州长失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了句气话:「此后你们没有尼克森好让你们踢来踢去了。」显然自己也以为他的政治生命完了。正是韬光养晦的时候,怎么让太太到台湾来?即使不过是游历,也要避点嫌疑。不管是怎么回事,总是出了点什么差错,才只有这么一个大使馆华人干员来接她。
「你们可晓得尼克森太太要来?」我问麦氏夫妇。他们到底还是来了。
「哦?不晓得。没听见说。」
我告诉他们刚才那人把我误认作她的笑话。麦先生没有笑。
「唔。」然后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有这么个人老是在飞机场接飞机,接美国名人。有点神经病。」
我笑了起来,随即被一阵抑郁的浪潮淹没了,是这孤岛对外界的友情的渴望。
一出机场就有一座大庙,正殿前一列高高的白色水泥台阶,一个五六十岁的太太相当费劲地在往上爬,裹过的半大脚,梳着髻,臃肿的黑旗袍的背影。这不就是我有个中学同班生的母亲?
麦先生正在问我「回来觉得怎么样?」我惊异地微笑,说:「怎么都还在这儿?当是都没有了嘛!」除了年光倒流的感觉,那大庙几乎直盖到飞机场里,也增加了时空的混乱。当时没想到,送行怕飞机失事,要烧香求菩萨保佑,就像渔村为了出海打渔危险,必定要有妈祖庙一样。
我以前没到过台湾,但是珍珠港事变后从香港回上海,乘的日本船因为躲避轰炸,航线弯弯扭扭的路过南台湾,不靠岸,远远的只看见个山。是一个初夏轻阴的下午,浅翠绿的欹斜秀削的山峰映在雪白的天上,近山脚没入白雾中。像古画的青绿山水,不过纸张没有泛黄。倚在船舷上还有两三个乘客,都轻声呼朋唤友来看,不知道为什么不敢大声。我站在那里一动都不动,没敢走开一步,怕错过了,知道这辈子不会再看见更美的风景了。当然也许有更美的,不过在中国人看来总不如──没这么像国画。
轮船开得不快,海上那座山维持它固定的姿势,是否有好半天,还是不过有这么一会工夫,我因为实在贪看,唯恐下一分钟就没有了,竟完全没数,只觉得在注视,也不知道是注入还是注出,仿佛一饮而尽,而居然还在喝,还在喝,但是时时刻刻都可能发现衔着空杯。末了它是怎样远去或是隐没的,也不记得了,就那一个永远忘不了的印象。这些年后到台湾来,根本也没打听那是什么山。我不是登山者,也不想看它陆地上的背面。还是这样好。
「台北不美,不过一出城就都非常美,」麦先生在车上说。
到处是骑楼,跟香港一样,同是亚热带城市,需要遮阳避雨。罗斯福路的老洋房与大树,在秋暑的白热的阳光下树影婆娑,也有点像香港。等公车的男女学生成群,穿的制服乍看像童子军。红砖人行道我只在华府看到,也同样敝旧,常有缺砖。不过华盛顿的街道太宽,往往路边的两层楼店面房子太猥琐,压不住,四顾茫茫一片荒凉,像广场又没有广场的情调,不像台北的红砖道有温暖感。
麦氏夫妇知道我的脾气,也不特地请吃饭招待,只作了一些安排。要看一个陌生的城市,除了步行都是走马看花。最好是独行,但是像我这样不识方向的当然也不能一个人乱走。
午后麦太太开车先送麦先生上班,再带我到画家席德进那里去。麦太太是美国人,活泼泼地把头一摔,有点赌气地说:「他是我最偏爱的一个人。(hesmyfavoriteperson.)」
她在大门口楼梯脚下哇啦一喊,席先生打着赤膊探头一看,有点不好意思地去穿上衬衫再招呼我们上楼。楼上虽然闷热,布置得简单雅洁,我印象中原色髹漆的板壁很多,正是挂画的最佳背景。走廊就是画廊。我瞻仰了一会,太热,麦太太也没坐下就走了,席先生送她出去,就手陪我去逛街。
有席德进带着走遍大街小巷,是难求的清福。他默无一语,简直就像你一个人逍遥自在地散步,不过免除迷路的恐慌。钻进搭满了晾衣竿的狭巷,下午湿衣服都快干了,衣角偶而微凉,没有水滴在头上。盘花金色铁窗内望进去,小房间里的单人床与桌椅一览无余,浅粉色印花挂衣袋是美国没有的。好像还嫌不够近,一个小女孩贴紧了铁栅站在窗台上,一动也不动地望着我们挨身走过。也许因为房屋经巧新建,像挤电梯一样挤得不郁塞,仿佛也同样是暂时的。
走过一个花园洋房,灰色砖墙里围着相当大的一块空地,有两棵大树。
「这里有说书的。时候还没到,」他说。
想必是露天书场,藤椅还没搬出来。比起上海的书场来,较近柳敬亭原来的树下或是茶馆里说书。没有粽子与苏州茶食,茶总有得喝?要经过这样的大动乱,才摆脱了这些黏附物──零食:雪亮的灯光下,两边墙上橱窗一样大小与位置的金框大镜,一路挂到后座,不但反映出台上的一颦一笑,连观众也都照得清清楚楚。大概为了时髦妓女和姨太太们来捧场,听完了一档刚下场就袅袅婷婷起身离去,全场瞩目,既出风头又代作广告。
经过一座庙,进去随喜。这大概是全世界最家常的庙宇,装着日光灯,挂着日历。香案上供着蛋杯──吃煮蛋用的高脚小白磁杯,想是代替酒盅。拜垫也就用沙发上的荷叶边软垫,没有蒲团。墙上挂着个木牌写着一排排的姓名,不及细看,不知是不是捐钱盖庙的施主。
祀的神中有神农,半裸,深棕色皮肤,显然是上古华南居民,东南亚人的远祖。神农尝百草,本来草药也大都是南方出产,北边有许多都没有。草药发明人本来应当是华南人。──是否就是「南药王」?──至于民间怎么会知道史前的华南人这么黑,只能归之于种族的回忆,浩如烟海的迷茫模糊的。我望着那长方脸黝黑得眉目不清的,长身盘腿坐着的神农,败在黄帝手中的蚩尤的上代,不禁有一种森森然的神秘感,近于恐惧。
神案上花瓶里插着塑胶线组成的镂空花朵。又插着一大瓶彩纸令旗,过去只在中秋节的香斗上看见过。该是道教对佛寺的影响。神殿一隅倚着搭戏台用的木材。
下一座庙是个古庙──当然在台北不会太古老。灰色的屋瓦白苍苍的略带紫蓝,色调微妙,先就与众不同。里面的神像现代化得出奇,大头,面目狰狞,帽子上一颗大绒球横斜,武生的戏装;身材极矮,从俯视的角度压缩了。与他并坐的一位索性没有下半身。同是双手搁在桌上,略去下肢的一个是高个子,躯干拉长了,长眉直垂到腮颊上。这决不是受后期印象派影响的现代雕塑,而是当年影响马蒂斯的日本版画的表亲或祖先。日本吸收中国文化,如汉字就有一大部分是从福建传过去的。闽南塑像的这种特色,后来如果失传了,那就是交通便利了些之后,被中原的主流淹没了。(注)
※注:鹿港龙山寺未经翻修,还是古朴的原貌。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光华杂志有它一个守护神的彩色照片,凶恶的朱红脸,不屑地撇着嘴,厚嘴唇占满了整个下颏。同年十二月《时报周刊》二五一期有题作「待我休息」的照片,施安全摄:两个抬出巡行的神将中途倚墙小憩,一白一黑,一高一矮。颀长穿白袍的一个,长眉像刷子一样掩没了一对黑洞洞的骷髅眼孔;是八字眉,而八字的一撇往下转了个弯,垂直披在面颊上,如同鬓发。矮黑的一个,脸黑得发亮,撇着嘴冷笑,露出一排细小的白牙,两片薄薄的红唇却在牙齿下面抿得紧紧的──颠倒移挪得不可思议。局部的歪曲想必是闽南塑像独特的作风。地方性艺术的突出发展往往不为人注意,像近年来南管出国,获得法国音乐界的剧赏,也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变局,才把时代的水银灯拨转到它身上。※
下首大玻璃柜里又有只淡黄陶磁怪龙,上颏奇长,长得像食蚁兽,如果有下颏,就是鳄鱼了,但是缺下颏,就光吐出个舌头。背上生翅,身子短得像四脚蛇。创造怪兽,似乎殷周的铜器之后就没有过?
这么许多疑问,现成有行家在侧,怎么不请教一声?仿佛有人说过,发问也要学问。我脑子一时转不过来,不过看着有点奇怪而已,哪问得出什么。连庙名没看清楚,也都没问是什么庙。多年后根据当时笔记作此文,席德进先生已经去世,要问也没处问了。那天等于梦游症患者,午睡游台北。反正那庙不会离席先生寓所太远,不然我也走不动。
麦家这两天有远客住在他们家,替我在山上的日式旅馆定了个房间,号称「将军套房」,将军上山来常住的。进房要经过一连串的小院子,都有假山石与荷池,静悄悄的一个人影子都不见。在房中只听见黄昏细雨打着芭蕉,还有就是浴室里石狮子嘴里流出的矿泉,从方柜形水泥浴缸口漫出来,泊泊溅在地上。房间里榻榻米上摆着藤家具。床上被单没换,有大块黄白色的浆硬的水渍。显然将军不甘寂寞。如果上次住在这里的是军人。我告诉自己不要太挑剔,找了脚头一块干净土蜷缩着睡,但是有臭虫。半夜里还是得起来,睡在壁龛的底板上──日式客厅墙上的一个长方形浅洞,挂最好的画,摆最好的花瓶的地方。下缘一溜光滑的木板很舒服,也不太凉。一觉睡到日上三竿,女服务生进来铺床,找不到我,吓了一大跳。
幸而只住了一夜。麦家托他们的一个小朋友带我到他家乡花莲观光,也是名城,而且有高山族人。
一下乡,台湾就褪了皮半卷着,露出下面较古老的地层。长途公共汽车上似乎全都是本省人。一个老妇人扎着地中海风味的黑布头巾、穿着肥大的清装袄袴,戴着灰白色的玉镯──台玉?我也算是还乡的复杂的心情变成了纯粹的观光客的游兴。
替我做向导的青年不时用肘弯推推我,急促地低声说:「山地山地!」
我只匆匆一瞥,看到一个纤瘦的灰色女鬼,颊上刺青,刻出蓝色胡须根根上翘,翘得老高,背上背着孩子,在公路旁一爿店前流连。
「山地山地!」
吉普赛人似的儿童,穿着破旧的t恤,西式裙子,抱着更小的孩子。
「有日本电影放映的时候,他们都上城来了,」他说。
「哦?他们懂日文?」
「说得非常好。」
车上有许多乘客说日语。这都是早期中国移民,他们的年青人还会说日文的多得使人诧异。
公共汽车忽然停了,在一个「前不巴村,后不巴店」的地方。一个壮硕的青年跳下车去,车掌也跟着下去了。忽然打起架来,两人在地下翻滚。蓝天下,道旁的作物像淡白的芦梗矮篱似的齐臻臻约有二尺高。
「契咖茹哟!契咖茹哟!(搞错了哟!)」那青年在叫喊。
司机也下去了,帮着打他。
大概此地民风强悍。一样是中国人,在香港我曾经看见一个车掌跟着一个白坐电车的人下去,一把拉住他的西装领带,代替从前的辫子,打架的时候第一先揪的。但是那不过是推推搡搡辱骂恫吓,不是真动武。这次我从台湾再去香港,有个公车车掌被抓进警察局,因为有个女人指控他用车票打孔机打她。──他们向来总是把那件沉重的铁器临空扳得轧轧响,提醒大家买票。──那也还不是对打。香港这一点是与大陆一致的,至少是提倡「武斗」前的大陆。
这台湾司机与车掌终于放了那青年,回到车上来。
「他们说这人老是不买票,总是在这儿跳下去,」我的青年朋友把他们的闽南话译给我听。
挨打的青年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他的美军剩余物资的茶褐色衬衫撕破了。公车开走了,开过他身边的时候,他向它立正敬礼。他不会在日据时代当过兵,年纪不够大,但是那种奇异的敬意只有日本有。
观光客大都就看个教堂,在中国就是庙了。花莲的庙比台北还更家庭风味,神案前倚着一辆单车,花瓶里插着鸡毛掸帚。装置得高高的转播无线电放送着流行音乐。后院红砖阑干砌出工字式空花格子,衬着芭蕉,灯影里偶有一片半片蕉叶碧绿。后面厨房里昏黄的灯下,墙上挂着一串玲珑的竹片锁链,蒸馒头用的。我不能想像在蒸笼里怎么用,恨不得带回去拿到高级时装公司去推销,用作腰带。纯棉的瑞士花布如果乱红如雨中有一抹竹青,响应竹制衣带,该多新妍可喜!
花莲城隍庙供桌上的暗红漆筊杯像一副猪腰子。浴室的白磁砖墙。殿前方柱与神座也是白磁砖。横挡在袖案前的一张褪色泥金雕花木板却像是古物中的精品。又有一对水泥方柱上刻着红字对联。忽然一抬头看见黑洞洞的天上半轮凉月──原来已经站在个小院子里。南中国的建筑就是这样紧凑曲折,与方方正正的四合院大不相同。月下的别院,不禁使人想起无数的庵堂相会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