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险履险

    周恩来端庄、高雅、细致。


    他的翩翩风度和彬彬有礼，他温馨的目光和极富魅力的微笑给人印象太深了，以致不少人忘记了他那更深沉也更基本的性格特征：喜欢挑战，勇于冒险。


    早在他领导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他就喜欢上最前线。炮弹近在咫尺地爆炸，他及时卧倒而幸免于难。纠察队员劝：“总指挥，这里太危险。”他淡淡地说：


    “我喜欢危险。”


    他一生都是轻描淡写论危险。五四运动时，请愿代表遭逮捕，他平静地说：“被捕不算什么，用不着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他推开军警的枪，强行闯入直隶省公署的衙门口，被逮捕，度过半年铁窗生活，末了只说一句：“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前几年，我们几位曾经工作在周恩来身边的老人共同议了议，议出周恩来出生入死的遇险履险竟达22次，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他担负了重要领导职务之后。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人物中，像他这样多方面地频繁地遇险履险实在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沙基惨案”，英、法军警突然打出第一排枪时，周恩来身边挽臂而行的同志，一左一右都倒下去牺牲了。老天执意把身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留给中国人民。


    在搜捕刺杀廖仲恺的凶手时，蒋介石突然改变口令，提前戒严，使驱车前往司令部的周恩来遇到迎面射击。司机看到对面举枪的刹那，出于本能打方向盘准备躲闪，射向周恩来的子弹连续钻进司机的头部，老天再次为中国人民留下了周恩来。第四次反“围剿”


    后，6架国民党飞机突然来到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的头顶扔下炸弹，周恩来大喊一声“卧倒！”扑过去将乱跑的18岁的肖华压在身体下边，这样一来，老天不但再次为中国人民留下周恩来，也不得不留下18岁的肖华，让他最终当上人民军队的总政治部主任……历史上，杰出人物都有许多大难不死的经历，而被后人津津乐道。其实，这不全是运气，更不是什么天意。大难不死自有不死的道理，偶然性里深藏着必然。每当这种时刻，杰出人物的全部勇气、智慧和力量都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最大限度地本能地发挥出来，这种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显示出的英雄本色，使人们无法不为之折服。


    比如“劳山遇险”，就是一次在猝发的枪弹面前的大难不死……一辆军用的敞篷卡车在延安南门外驶上依山修筑的黄土公路，这路是通向西安，也通向谈判。


    卡车驾驶楼里，坐着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昨日他同毛泽东谈话一整天，现在要去西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谈，然后还要上庐山与蒋介石谈；谈国共合作，谈联合抗日。


    一路黄尘滚滚，车上笑语阵阵。车厢里有张云逸、孔石泉这样的著名将领；有头戴礼帽身穿西服的周恩来的副官陈友才，有负责护送任务的特务队副排长陈国桥，连同警卫战士，连同记者、翻译，连同司机，这一车共有25人。他们中的多数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像这样坐着“轮子”进西安这一古都市，生平还是第一道，难免心动神驰，笑语不断。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延安城里潜伏着的土匪坐探冯长斗，已经在前一天将情报送出。


    毛泽东生前谈警卫工作，特别举过这个例子，批评警卫形式张扬，而缺乏警惕性。


    这是1937年的4月25日，那时延安地区的土匪还很多，有数千之众，夜聚昼散；抓起刀枪便打家劫舍是土匪，拿起镢头又晃身一变成了农民，不好收拾。其中人数多危害大的是李清伍这股悍匪。


    李清伍是河南人，随父母逃荒来到延安府黄龙山麻洞川老沟村。他自小耍枪弄棒，是个不安分的人，长大后成了土匪一个小头目。1935年陕北红军占领甘泉，将其队伍收编为甘泉县独立营，他被任命为教导员。这位教导员不懂共产主义也不懂三民主义，只精通吃喝嫖赌抽，借东北军围攻陕北红军之机，杀了甘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与国民党临镇民团团总姬延寿相勾结，重操土匪旧业，四出烧杀抢掠。他也打劫东北军的车，也打劫红军的车，就为了抢钱抢财物。接到坐探冯长斗的情报后，他就率了100多名土匪连夜翻过龙盘山，埋伏在了劳山腹地。


    劳山自西向东，隔开延安和甘泉两县，是黄龙山的一条支脉。在黄土高原那波状起伏的地貌里，这山虽算不得高，但由于有千沟万壑，满山都是梢林荒草，那地形便显出奇突惊险。卡车吼叫着，喘息着，沿劳山北麓的坡路，从一道沟谷爬上一道山梁。过了梁就是甘泉县境，卡车一头扎进了那簸箕形的山坳坳里。


    “砰！”一声脆响，在旷谷里引来颤动的回音。


    “什么声音？”陈友才本能地去摸手枪。


    “好像是甩鞭子。”刘久洲张望着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收敛了反共气焰，也讲了团结抗日的话。延安到西安，沿途驻扎着已成友军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至于土匪，在我们清剿之下躲都躲不赢，难怪警卫员没有马上想到是枪声。


    可是，卡车忽然怒吼加力，朝着正前方的十多丈高的大坝梁子猛冲直闯。原来那“砰”的一响也传入了驾驶楼，周恩来在卡车冲入山坳坳时就感到这是块险地，异常的声响乍起，他便马上想到敌情，一边朝外观察，一边向司机下令：“冲，加大油门，冲上那个坝梁！”


    话音末落，又是“砰砰”两枪。


    司机也意识到了情况危急。冲过那道坝梁自然可以摆脱敌人，他将油门一踩到底，卡车吼叫着喷出黑烟，直冲大坝梁。


    可是，坝梁上忽然炒豆一样叫响了，埋伏在坝梁上的土匪，机枪步枪同时扫射，这些土匪枪法还准，刹那间司机便倒在驾驶座上，身上多处冒出血来，卡车轮子也打瘪了，车头一歪，嘎然而止。


    不等车停，几乎是在对面枪响的同时，周恩来已然飞身跳下车。车前窗被子弹打出一串洞眼，却未能伤及他一点皮毛。他贴身车头，朝车上人急令：“下车！散开！还击！”


    张云逸将军一边拔枪还击，一边命令陈友才：“陈副官，你和警卫员马上掩护周副主席转移，陈排长，你负责组织战士抵抗！”


    干部战士纷纷跳下车抢占有利地形，抗击敌人。陈友才还没来得及跳车，腿上已经中弹。警卫员回身想扶他，他奋力将手臂一挥：“别管我，掩护周副主席撤！”


    他本是穿着解决“西安事变”时的那身西装，戴着礼帽，挥手间，马上吸引了众多敌人的火力，因为敌人以为他是最大的官。陈友才也意识到敌人这种误解，为了能吸引更多的敌人，索性不走了，利用车头车帮和车上的行李作掩护，与敌人进行周旋。


    当你受到淬发的打击而陷入危急之中时，最紧迫的事莫过于迅速看清形势，定下行动的方向。周恩来在听到第一声枪响时，已经看清地形：山坳谷地中间的个“湫”，也就是潭。潭左是一片苇塘，苇塘后是沙质的沿湫山；潭右是一片茂密的大梢林，梢林后是被雨水冲出的深沟大壑。枪声连续响起时，周恩来已判明形势：坝梁上枪声密集，已被封锁；左侧沙质山包和山上的峰壁上是最先响枪的位置，显然也有埋伏。只有右侧的梢林一片寂静。从当时的政治气候及现场的枪声判断，袭击者不大可能是国民党军，最大可能是劫财的土匪。那么土匪瞩目的自然是“载货”的卡车，卡车遇伏只有朝坝梁上冲，不可能朝沟里栽，所以梢林及林后的沟里很可能不会有伏兵。


    “突围，尽快摆脱敌人！”周恩来在分秒之间已经定下决心，将手一挥：“向梢林里撤！”


    张云逸、孔石泉、吴涛等人在周恩来带领下，迅速离开公路，钻进右侧的梢林中。


    事后查证的情况果如周恩来所料，李清伍就是在坝梁上的山神庙里指挥这次伏击。


    他的护兵李卓才曾指着钻林子的周恩来一行人喊：“看，那几个要跑！”


    “嗯，”李清伍鼻腔里喷一股粗气，“早就看见了。”


    “快叫上几个人去迫吧！”


    “追他干毬甚！”李清伍白一眼护兵，“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细软都在车上呢！”


    周恩来进入梢林后，虽有子弹把树枝打得纷纷折落，但这种乱枪已带了很大盲目性，威胁性小多了。一行人转过一个山头，喘喘气，才发现张云逸的手部被子弹擦伤一块皮，孔石泉的衣领被打穿两洞。真够玄。


    顺沟转过几个山包，糟糕，发现进了沟掌：前边是两丈多高土崖，两侧全是悬崖峭壁。由于并没完全脱离危险，警卫战士急得满头大汗。


    “不要紧张。”周恩来轻轻摆了一下手。据战士回忆，口气轻松得像日常聊天。他接着仰面望望崖上，目光落在低垂的树梢上：“嗯，办法是想出来的么。”


    轻松的语气驱散了浮动在人们心头的急躁惶恐，战士曹鸿都顺周恩来的目光望住那低垂的树梢，心中忽有所动，跳几步纵身一跃，抓住了树枝，顺势荡去，脚在崖壁上紧蹬两下，一把抓住崖头的灌木便翻了上去。他迅速解下绑腿，放下来，把崖下的同志一个个拽到了崖上。


    这里还能听到沿揪山的枪声。周恩来伫立崖头，望着枪响的方向，久久没作一声。


    他在想什么，惦念什么，大家心里都明白。


    作为周恩来的警卫副官，陈友才为了吸引敌人火力，掩护周恩来等领导撤退，拖着一条受伤的腿，拼命向敌人射击，直到最后牺牲。


    这场战斗，我们共牺牲了11名同志。据当时曾在李清伍手下当过土匪的高彩娃回忆，当土匪们一窝蜂地拥上卡车时，全傻了眼。车上既无银元，也无烟土及任何值钱的东西。


    他们不死心地去搜检牺牲了的战士，只从陈友才身上搜出一张名片。这张名片是陈友才为在西安联络工作而带在身上的。有识字的土匪拿着名片念出三个字：周恩来……李清伍刚听完这三个字，立刻像被烙铁烫了一般跳起来，脸孔刷地全变白了，惊叫道：“啊呀，坏了！捅下大乱子了！快，快跑！”


    刹那间，这群土匪便如鸟兽散。


    李清伍还算明白，他确实捅下大乱子了！几乎成为历史和民族的极大罪人。此后不久，他和他的土匪部队便全部被红军剿灭了。他受到了应有的严厉惩罚。


    当周恩来一行走到三十里铺时，卡车遭土匪袭击的消息便迅速传到延安。一批批的骑兵、步兵、民兵紧急出动，进赴出事址点。然而土匪早已逃得无影无踪。望着公路边，田埂旁那战友们的尸体和鲜血，随增援部队一道杀回来的张云逸哭了。


    周恩来没有休息，第二天便又起程赶赴延安。起程前，他匆匆跑一趟军委医务所，看望安慰负伤的警卫战士，其中包括打伤臀部，伤及中枢神经的贴身警卫刘久洲。


    “周副主席，我不能保护你去西安了……”刘久洲话没说完便哭了。


    “别哭，小鬼，很快会好起来的。我还会来看你。”


    年，周恩来还到北京前门饭店看望了担任饭店革委会主任的刘久洲同志。他对在场的同志们说：“30年一晃眼。30年前他跟我在一起，我在劳山遇险，他为了掩护我，身负重伤，是个好同志啊！”


    年6月，周恩来总理陪外宾到延安访问，谈到劳山遇险时，无限感慨地说：


    “我一生中曾遇到过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是这一次。”他要为陈友才等同志扫墓，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同志的坟墓不曾保存下来。周恩来难过地说：“陈友才同志牺牲得很英勇，要把烈士们请进陵园，给他们立个碑！”


    年6月，陕西省甘泉县人民政府，在沿揪山发生战斗的地方，为烈士们立起了一块石碑。


    周恩来的一生，最多的是工作，最缺的是时间。他对时间的珍惜处处都能表现出来。


    比如他不会走慢步，双脚不动则已，一动就是高频率。比如他不赞成毛泽东乘飞机，那个年代的飞机安全系数太小；但他自己又酷爱乘飞机，他说：“能节约很多时间，冒点险值得。”


    我们这些老人一块议论，周恩来的遇险履险，最多的还是在飞机上。比如由西安飞延安途中迷航，幸末像“4.8”烈士那样撞山；比如出访阿拉伯国家，在灯火全无的黑夜里被迫盲目迫降；比如赴万隆会议时，他所拟乘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中爆炸；比如为了吊唁胡志明逝世，飞机冒险进入雷雨区，风狂云卷，更有电光雷火，整个天空黑透红透，那惊险壮观的景象就连飞行几十年的老驾驶员张瑞霭也生平仅见过一次。当我惶恐不安地想去提醒驾驶员太危险时，周恩来竟能稳稳坐在舷窗旁，入戏一般欣赏着外面的风云变幻，烈焰满天！最后，飞机侥幸未被雷电击中，在云隙中钻出险区。机上所有人都大汗淋漓，神经差点绷断，周恩来却始终一身轻松：“我知道瑞霭有办法。”


    在议论中，我讲了这样两次各富特色的飞行遇险和履险……年1月30日，我跟随周恩来冒着严寒赶到西安机场。


    冬日天短，快9点了，太阳才不过一竿子高。不过，这是一分难得的大晴天；极目四望，云彩丝儿都不见。停机坪上，一架美军c一47型运输机被朝晖染上一层淡淡的玫瑰色。我心里一阵欢乐，一阵轻松。


    欢乐是因为8年抗战终于胜利，“政治协商会议”也即将结束，何况昨天办事处的周子健、伍云甫招待我们在西安上等浴池洗了个痛快热水澡，扫荡一遍身上虱子，这辈子还没洗过这么舒适的澡。说轻松是因为天气好，免去昨夜的担忧。“政协会议”结束前，周恩来赶回延安是为了同毛主席党中央商量如何再向国民党让一些步，以求达成协议。会议明天要闭幕，周恩来无论如何会坚持今天飞回西安。我只担忧遇个恶劣天气，他也会坚持起飞，那前途可就难卜了……幸亏是个大晴天！


    机长已经出现在舱门的舷梯旁，当周恩来走近时，他马上立正敬礼，并大声报告。


    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美国军人士气正高，何况这是马歇尔将军专门为周恩来指派的专机，何况周恩来在这次“政协会议”上被定为上将军衔，以便开展军事三人小组的调处工作。所以，美国飞行员都称周恩来为周将军。


    除了我们随行的工作和警卫人员，依次登机的还有陆定一和邓发同志，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以及叶挺将军的爱女小杨眉。舱里共坐10个大人1个小女孩儿，这个女孩子便成为话题的中心。


    “杨眉，你知道爸爸为什么能出来吧？”邓发问。


    “知道。”小杨眉生得聪俊，特别招人喜爱。“周伯伯说，蒋介石打了败仗输了理，不得不答应恢复爸爸自由，让他光荣出狱。”


    “蒋介石这个人，从来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陆定一幽默地评论，“他要不跟你玩名堂，他就不是蒋介石了。”


    “那他要不放爸爸出来怎么办呀？”杨眉着急了。


    “这次他不想放也得放，”邓发作个手势，“这次我们是用5个大坏蛋跟他换2个人，换回你爸爸和廖承志叔叔。”


    “叔叔你骗人！”杨眉瞪大天真稚气的眼睛，她不信像爸爸那样的好人怎么会用坏蛋去换取。当时杨眉那双容不得一点污垢的清澈的眼睛留给我极深的印象，至今想来都不由得流泪。谁能想到呢，这样天真纯洁的孩子，在2个月后竞死在了空难中……当时，周恩来给杨眉作了解释，说蒋介石节外生枝，提出要我们党释放他们进攻我抗日根据地而被我们俘虏的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官马法五等人，他们才释放叶挺将军和廖承志。为了尽早迎接叶挺将军出狱，我们只好答应了。


    说话间，飞机已经发动。从西安飞往重庆的航线是极为特殊的，不是仰角向前升空，而是以大角度一个劲作螺旋式爬高。这是由于秦岭一拔千仞地横在航线上，飞机必须先爬高到5000米以上高度才好向前飞越它。


    飞机油门不断加大，马达的震动使得机体像要碎裂一般，飞机上升仰角大，每个人不但要系紧安全带，还不得不用手扳着铁凳维持平衡。那时飞机简陋，舱内金属骨架裸露，又没有保温设备，不久我们便开始经受那种这一生再未曾经受过的严寒的考验。


    然而，这还不够。开始气短，开始耳胀，五脏六腑开始翻涌，多数人终于按捺不住地大吐特吐起来。我正理不清嘴里鼻腔里的刺人的酸辣味道，机身又颤抖起来，并且像断线风筝二般忽上忽下，左右无根基地晃荡浮沉，头顶和身后的钢铁骨架惊心动魄地咯嘣乱响，好像随时都可能散架。


    “把口张开，张开耳膜就不那么鼓胀了。”


    这是周恩来轻松而亲切的声音。我狠狠吐出从胃翻上嘴里的腌臜物，掀眼帘望去，周恩来没事人一样，还笑呢。我笑不出来，张大了嘴巴喘气。我听到机身上砰砰乱响，接着是江青不安的声音：“冰雹，遇冰雹了。”


    江青去重庆是为医治她的牙齿。在延安她捂着腮闹牙病，周恩来说：“到重庆去看看吧，我认识一个牙科专家，是给蒋介石看牙的医生。”就这样，江青和我们一同上了飞机。那位给蒋介石和江青看牙的医生的儿子，现在是北京医院的副院长。


    西安飞重庆也不过一小时，遭了这样的罪，那一小时就显得太漫长了。我感觉飞很久了，看看表还不到10分钟。这时间怎么停了步？


    飞行组里一位大个子美军从驾驶室来到机舱，脸色很难看，好像比我们还负担重，走到周恩来和陆定一面前叽哩咕噜说英语。周恩来也叽哩咕噜说英语，我们听不懂，只觉得那手势和神情都有些不妙。周恩来站起身，随大个子美军去了驾驶室，在那边还是叽哩咕噜说英语。周恩来会英、法、德、日、俄五种外语，除俄语稍差些，另外4种语言当时讲得都很帅，这也是我常为共产党感到自豪的地方，蒋介石可没这两下子！


    “何副官！”周恩来朝我招呼，“你过来。还有李秘书！”


    我和李全德跌跌撞撞走过去。周恩来以很少使用的严厉声音命令：“机长说现在必须减轻载重，你们把那些可以丢掉的货物和行李都甩出去，注意文件箱和公文包，要保护好，别丢错了！”


    显然，我们遇上严重的危险了。安全第一，人命要紧，没什么可犹豫的。大个子美军拉开舱门，寒风呼啸着冲进舱内，冲撞、扫荡、屠杀。两耳轰轰响成一片，听不见谁喊什么，反正动作要快，拎着机上的便梯、铁桶、铁箱就往外甩。扔光了美国人的东西再扔我们自己的东西。几箱子延安梨扔出去了，几捆羊皮筒子扔出去了，几匹延安纺的毛呢料扔出去了，手枪箱子、个人行李，连江青的行李皮箱也扔出去了，最后把为延安购药的一箱子20万元钞票也扔了！他妈的，那大个子美军眼睛转着还要找东西扔，再扔就该扔人了！


    说实话，先扔美国人的东西，扔一件就像扔一个包袱似地轻松，轮到扔我们自己的东西，扔一件就像割去一块肉，带来的不是是锥心的痛楚。我们经济上多困难哪，一支香烟几个烟鬼轮着一人狠狠吸一口，现在这么多钱和财物大手大脚全扔了……可是，也怪不得美国大兵还要找东西扔，这天气跟国民党蒋介石一个毛病，你让一步他逼一步，你让多少步他就不放松地逼多少步。气温越来越低，机翼机身结满了冰，而且越积越厚，机翼的冰引起气流改变，升力骤减，连飞机的升降和转舵都难以操纵了。


    大个子美国兵再找不到可扔的东西了，又走到周恩来跟前，俯下身子一脸无奈地叽哩咕噜，还不时指点我们这些乘客作手势，那手势叫我直抽凉气，分明是要“扔人”了，扔几个来保住剩下的人！


    周思来一脸严峻，眉宇间蹙起“山川”，终于点点头。于是，陆定一便立起身来，那是要宣布重大决定的神情。我当然不相信扔人，但美国大兵的手势绝对明确是朝舱门外扔人。他想扔谁？20年后也许人们会说先扔江青，那时扔谁也不可能扔她和杨眉两个女同志啊。不是首长的只有作家戈茅、秘书李全德、军事参谋童陆生和我这个副官……“外面气候恶劣！”美国大兵说一句，陆定一大声翻译一句，“为了先生们的安全，请作好准备，背用降落伞，必要时就跳伞离机！”


    原来是这么回事！美国大兵开始给我们发伞，边讲边示范：如何背伞，如何跳，如何拉伞，什么是错误的动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刚刚放松一点的神经，随着他讲一项要求又绷紧一步，到最后，无异“扔人”一样紧张了。谁跳过伞啊，跳出去伞张开张不开呀？探望舷窗外，秦岭一条条山脉像章鱼伸出的狰狞的爪子要攫住我们的飞机和每一个人……邓发走到我身边，脸孔像秦岭那寒风中的岩石，一字一顿对我说：“小鬼，如果跳伞，你一定要好好紧跟周副主席，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


    “首长放心！”我用力点点头。人就是这么怪，一旦想到责任，其他杂念便立刻烟消云散，那种庄严神圣又慷慨激昂的情绪便澎湃起来。


    大个子美国兵站到了舱门那里，等候机长命令，随时准备拉开舱门招呼我们跳。因为这种飞机还没有跳伞的自动开伞装置。他没有背伞，机组人员都没背伞，这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条令对运客飞机机组人员的规定，是为了替每一名乘客负责任。望着他那严肃待命的表情，我心里忽然一热，产生了好感和敬意，这真是一批经过严格训练的富有强烈责任心和荣誉感的好兵啊！


    震耳的马达声中，我忽然听到一阵隐隐的呜咽声，像蚊虫似地微弱。寻声找去，原来是小杨眉。她坐在江青身边，伏身嘤嘤轻泣。我正要过去，周恩来已经先一步过去，坐在了杨眉另一边，轻轻抚慰她：“杨眉，不哭，不要怕……”


    “周伯伯。”小杨眉抽泣着，“我，我没有伞包……”


    真是忙中出错，竟忘了这个小人儿。周恩来立即站起身，解下身上的伞包，给杨眉背好，一边安慰着：“勇敢点，杨眉，学习你爸爸，什么都不要怕！”


    这个情节后来传扬出去，成为尽人皆知的周恩来让伞的佳话，并且被编入学生的语文课本。


    周思来在危难时刻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确实使机上每个人都深深受了震动和感动。


    我马上解下身上的伞包，走过去递给周恩来。当我们互相坚持让给对方背时，大个子美国兵又找出一个伞包给了我，并且伸出大拇指朝我们叽哩咕噜一番。


    飞机还在颠簸飘摇，终于，机长的命令传下来，情况严峻，无法过秦岭，只能返回西安。


    周恩来尊重他们坚持科学的态度，同意返航西安。


    飞机在西安机场着陆停稳后，我那颗悬着的心才从喉咙落回到胸腔里。下飞机一看，好家伙，机身晶明透亮一层厚冰，在阳光下咔咔地响着裂开，大块小块往下掉。


    “中午在鸿宾楼请客，”周思来大声说：“我们应该好好感谢一下这些美军人员，他们的态度和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美军人员对周恩来如此厚待他们，高兴不已。席间，美国大兵说：“今天能大难不死，这是上帝保佑你周将军。”周恩来笑着说：“不是靠上帝，是靠你们美国军人高超的技术和艰苦顽强的努力。”美国大兵听了都鼓了掌，兴奋不已。当局思来表示一定要赶去重庆，下午还要冒险一飞时，机长马上同意了，并且很有信心地说，有经验了，下午先升到5000米以上，避开结冰的气温层，然后再飞越秦岭。


    饭菜鲜美，美国大兵个个吃得红光满面。我们这些上天就吐的人却敢看不敢吃，都吐怕了。


    午后2点，我们带着希望、信心，也带着紧张和风险又登上了那架美国运输机。


    飞机扶摇直上，重新笼罩我们的又是冷。奇冷、酷冷，比上午还冷，我过雪山也没觉这么冷，这辈子再没遇过那么冷！周恩来脸色灰白，胸脯起伏着，我们也都强烈地感到胸闷气短，拼命作大呼吸。登机前机长就提醒，这一次飞得高，会缺氧，现在我们尝到了缺氧的滋味，我脑子里不时闪出离了水的鱼儿拼命煽动两腮，嘴巴翕动不已……周恩来忽然起身，头重脚轻地走到驾驶舱，请大个子美军拿来飞行员自备的氧气。


    若不是忍耐到极限，周恩来不会这样做……可是，我错了。周恩来没有吸氧，他喘息着说：“何副官，你给江青吸吸氧。”


    周恩来对江青的关心是格外的。午饭时，我和李秘书向他检查，不该匆忙间扔掉万元钱，周恩来并没责怪我们，却吩咐办事处周子健处长赶紧替江青买些生活必备品带上，以免到了重庆临时受窘，生活不方便。


    现在，他自己忍受着缺氧的折磨，却首先关心江青缺氧，显出不支，由我和大个子美军帮她戴上氧气罩吸氧。


    江青大口大口地吸着，苍白的脸上渐渐有了血色。她感觉好一些，便拿下来给她心爱的小杨眉吸。


    说实话，江青是真喜欢天生丽质，无比聪俊的小杨眉，时时惦着她，关心她，跟她聊天，见她冷就搂紧她，用体温温暖她，那种爱时时可以从一瞥目光或一声轻唤中感受到的。然而，她什么都可以关心照顾到小杨眉，唯独到了最紧迫关头作不到把自己的伞让给小杨眉，只会焦急地喊：“哎呀，小杨眉还没有伞呢，快，快，小杨眉还没有伞呢！”


    周恩来平时没有江青那么表现出对杨眉无时无刻不在的关心，但他最后让出了自己的伞。小杨眉一定是明白这里分量的差别吧？她接过氧气不肯吸，一定坚持要周恩来吸。


    她依向周恩来举着氧气罩向他鼻子上送：


    “周伯伯，你吸，你吸呀……”小杨眉哭了，“你不吸，我决不吸一口……”


    周恩来眼圈湿了，我们在场的人眼圈都湿了。


    由于飞机绕道成都加油，所以傍晚时节才到达重庆上空。重、庆四季多雾，冬春尤其大雾不断，人称“雾都”。


    飞机开始下降，大个子美军来到机舱比划手势叫我们系好安全带。窗外云雾如翳，舱内一片昏暗，有夜色的感觉。飞机降得很快，我们的心也跟着下坠，下坠，因为始终不曾钻出云雾，而飞机放起落架的声音已经听到。我们虽然不懂飞行，可也懂得，钻不出云雾，飞机不可能降在跑道上……蓦地，那颗下坠的心向上一跳，飞机吼叫着又直向上空钻去，显然，第一次降落失败了。


    无线电里不时传出陆空对话声，周恩来以其事必躬亲的一贯作风走去驾驶舱，我本能地跟过去。


    机长说明云雾太大，而且低垂，找不到机场。而机场塔台也不同意降落，说天气恶劣，要求飞机返回成都。


    “你们要沉着冷静，”周恩来没有讲英语，由陆定一翻译他的话，“一定要做到安全着陆。”


    美国驾驶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种自信心，简直可以说是自负，好像任何怀疑都是对其荣誉的伤害。


    机长说：“只要能判明地面一两个目标，我就能安全降下去！我飞过多次重庆，这个机场三面环山，一面丘陵，条件是差，可我有经验和技术。”


    飞机再次下降，穿云作低空飞行。钻云雾真是一种阴森森入地狱的感觉，飞机下降下降，没完没了地下降，好几次我都以为要撞山或栽进地里去了，但始终没听到那轰然的截止声，倒是又听见发动机一声怒吼，飞机再次朝天上骤升，一个劲地升上去。


    塔台通过无线电命令飞机返回成都降落，机长大声说：“那样就会发生燃料不足的问题！”


    周思来转身望住舱内，目光依次扫过每个人面孔。我们都无法掩饰那种懊悔的心情。


    早知落不下去，实在不该作这次冒风险的飞行。


    “镇定。”周恩来轻轻说一声，忽然笑了，那是使人忘记外面危险的微微一笑：


    “我们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为了能最后签订政治协议才掐着日子回延安，又掐着日子赶来重庆，冒点风险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


    天黑得很快，机舱里亮起两只昏黄的灯泡。美军驾驶员在争取最后的一线希望，第三次下降，争取在天黑前能落下去。


    周恩来又钻进了驾驶室，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飞机的前方，其实也是下方。在一阵难熬的下降飞行之后，左前方忽然闪现一个隐约的目标。


    “那里！”周恩来手指目标叫一声。


    美军驾驶员的目光一瞟，已经拉起机头，将飞机重新升上天空，并朝周恩来举起拇指作个有力的赞赏表示。这些美国大兵确实技术厉害，眼前就晃了一下隐约的目标，外人根本不知那是什么东西，是山是楼是塔台？他们已经信心十足地一推驾驶杆，迅猛地进入第四次迫降。


    下降、下降……崩！所有人一震，还没完全明白过来，飞机已经变成水平运动。经验马上告诉我，这是在地上滑行！由于东西全扔了，飞机没滑行多远便停稳。我们欢呼着差点跳起来。下飞机一看，乖乖，差不到5米就冲出跑道了。原来飞机是在跑道中段才触地，要不是负荷轻，真不知又要出什么危险呢。


    周恩来带着我们全体乘客去向美军机组人员表示感谢，同他们一一握手。大难不死，这些美国大兵的神情永久地留在了我记忆中。那位机长立正敬礼，然后握手，然后将一只手朝天上伸去：“周将军是伟大的人物，上帝总是保佑您的。”那个接触最多的大个子美军还挺严肃认真地点点头：“能为周将军服务我感到荣幸。”


    最近我常想，这些美国大兵还有在世的吗？如果他们知道周恩来以后为世界和平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所受到的广泛尊重和爱戴，他们一定会为这次“服务”更感荣幸的吧……我讲的第二件事发生在柬埔寨，真是说险不险，说不险比哪次都惊吓人，所台风险比哪次都大。


    那是1960年，我跟随周恩来出国访问。当时我的职务已经从总理副官改为机要秘书。


    在越南访问时，就传来柬埔寨国王去世的消息。柬埔寨是我们出访的国家之一，周总理一得到消息，马上叫我发电致哀。到了印度，周总理又叫我们每人买了一套白色西服，去柬埔寨时穿。


    我不理解：“总理，为什么穿白色西服去柬埔寨？”


    周恩来说：“穿白色西装，到柬埔寨也算我们的悼念。”


    我说：“国王死了，我们是外宾，还给他穿孝服呀？”


    周恩来指点我说：“何秘书，这个道理也需要我讲吗？人家国王逝世，是国丧期；从礼节上，从理解上，我们都应该这么做。去吊丧是我们出访柬埔寨的重要内容之一，你告诉大家，这个思想一定要明确。”


    到达柬埔寨时，我们清一色白色西装，友好而肃穆地走下飞机。西哈努克亲王见了，大受感动。这是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访问柬埔寨，与西哈努克亲王立刻建立起了很深的私人友谊。


    周恩来要和代表团一起住旅馆，西哈努克亲王不答应，坚持要周恩来住王宫。总理早就给我们出访定下了规矩，重要的一条就是“客随主便”。


    客随主便，周思来被西哈努克接入王宫。当时王后还在，周恩来同西哈努克都住在了王宫里。


    王宫不大，还不如我们北京的官园大；房子不大也不多，我和总理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没地方休息，只能轮流进地下室去休息。不过，王宫的花园不小，非常漂亮，体现了真正大自然的美。


    客随主便，西哈努克安排周总理参观柬埔寨的医院，电台，这都是我们援建的。西哈努克亲自担任讲解。从见面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强烈地感受到这位新国王很聪明，受过很好的教育，举止言谈文雅礼貌，风度翩翩。柬埔寨的华侨非常爱国，周总理每次外出，华侨们都全体出动，在马路两边和公共场所自动形成纠察线进行保护。因为当时柬埔寨不太平，南越人经常搞偷袭，每次外出公开活动都包含有一定危险性。西哈努克对于华侨们的表现满意又自豪，两眼朝周恩来一闪一闪地望着，说：“这是柬埔寨的华侨，他们爱第一祖国，中国；也爱第二祖国，柬埔寨。”


    这天晚上看过演出，陈毅外长对周恩来说：“总理呀，咱们明天可得分开活动了。


    我去吴哥窟，纯是游玩，你和西哈努克参观白马，可是重头。”


    第二天，周恩来与陈毅便分开活动了。这一切都是客随主便，听西哈努克亲王安排。


    陈毅先走了。陈毅走后，西哈努克才请总理出发。我们当时谁也没料到这是西哈努克早已心中想好的一步棋。


    简易机场上停有两架小飞机，螺旋桨式的小飞机。西哈努克陪周恩来上了第一架飞机。这是西哈努克的飞机，里面装饰过，很漂亮，但是很小，坐不多人。西哈努克带了个警卫，周恩来只带了法文翻译齐宗华，我们都没上去，主人安排我们上第二架。


    上飞机前，只遵循客随主便的原则，也没多问，都以为去白马参观。西哈努克一上飞机，形势全变了。他突然赶开飞机驾驶员，说：“今天我亲自给周总理开飞机。”


    我的天哪，西哈努克要开飞机？而且是载着我们的国家的总理周思来！西哈努克当时还很年轻，完全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我们的总理可是62岁的老人了。西哈努克如果60岁，他决不会这么冲，这么冒失，他的这个举动充满了青年人所特有的血性、锐气和热情，但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带来的可是承受不起的压迫力。我承认西哈努克聪明，聊起天来，天文地理，鸡毛蒜皮，什么都懂一些；他还会作诗，会作曲，会唱，会表演，他会开汽车，但说啥也没想到他还会开飞机。这毕竟是1960年啊，一国元首开飞机我实在是第一次听说，并且马上要见识……陈毅元帅要是在就好了，他一定会巧妙地谢绝阻止。可他已被聪明的西哈努克先打发走了，剩我们这些人，事前不知道，事发也没法劝，这种场合可是没有我们说话的份，只能看周总理自己的态度了。而总理的态度，不看也知道，肯定是客随主便。


    果然，总理只是微笑点头，毫无担忧和拒绝的表示。然而事情还没完，西哈努克坐上了驾驶位，又发话了。


    “总理，咱们今天不去白马了。”他回头望住周恩来，“咱们今天去xx岛，到那里视察一下。”


    这个岛名我现在记不准确了，当时所受惊吓太大。因为那个岛就在南越的边边上。


    这个岛本来是属于柬埔寨的，南越反动当局在美国支持下搞霸权，争这个岛，说应该归南越，所以经常派武装部队去骚扰。那岛子是兵家所争之地，已经充满危险性，偏又听说还有土匪，更是险上加险。西哈努克现在就要开飞机去闯那个岛。


    今天讲起来，我不能不佩服西哈努克那种勇敢无畏的闯劲，他虽然出身高贵，从小生活优越，但在为民族和国家的奋斗中，确实不乏献身精神。在当时，我却实在认为他是年轻人的冒失，并且也明白他的用意：你南越不是有美国人支持吗？我有中国朋友！


    现在中国的总理陪我一道来视察岛子了，这就是承认并支持柬埔寨对这个岛屿所拥有的主权。


    客随主便，飞机起飞了。虽然距离很近，飞行时间不长，我却汗透两层衣。想想刚访问过的尼泊尔，比亨德拉国王叫周恩来坐他的飞机，起飞后就发生故障，飞机差点坠毁。那次周恩来、陈毅都在飞机上，警卫人员基本没上去，也是这种小飞机，我在场，急得我心差点从嗓子眼跳出来。那场惊吓的后遗症还没消失，现在又乘上了这种小飞机，我一个劲地从窗子朝外扫视，就怕前面的飞机出事。我相信，老国王要是不去世，决不会发生这种事。


    始终没有望见总理的飞机。舱里不知谁喃喃，美国和南越的飞机常窜过来……我的心咯噔一下，忙又朝窗外望，这次可就怕发现飞机了，要是南越飞来几架战斗机，那可成大事呢。我还记得1956年11月那次，周恩来与贺龙从河内飞金边，航线恰好要从美国控制的南越和泰国的空军基地间穿过，那里仗打得正凶，周恩来却说：“不管危险多大，一定要飞过去，人家在等着我们呢，不能第一次打交道就失信，我们代表的是整个国家！”那次周恩来亲自参加飞越的研究会，设想各种应付方案。飞越险区时，无线电里一直响着美军基地的陆空对话声，周恩来和贺龙却一路谈笑风生，使我多次想起草船借箭里的诸葛亮，想起当年跟随周恩来参观武侯祠……那次低空飞行，平安过了战火激烈的险区。我还跟总理穿越过美国和蒋介石封锁的台湾海峡，虽然都过来了，却每次都压力大得减寿。以一国总理之尊，屡次冒这样大的风险，值得吗？


    谢天谢地，飞机终于着陆了。我不等出舱便看到了西哈努克驾驶的那架飞机，长长舒口气：这个年轻国王还真有那么两下子。


    下飞机时，突然听到叭叭一串清脆声响，实在是跟随总理多年，年年都遇有险情，稍有情况便联系起一堆经验之想。我马上想到了劳山遇险那一次，曾错把枪声当成鞭子声……土匪！这是生出的第一个念头。刹那间的紧张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我紧冲两步，发现周恩来一脸平静轻松的微笑，完全是游览名胜的悠闲自在的神情。有人在喊：


    “中国的总理来了！”


    “热烈欢迎周恩来总理前来参观视察！”


    我稍松一口气，到底没弄清那声响是枪声还是鞭炮还是甩鞭子声？总之岛上的人一听说是中国的总理周恩来到了，都表现出热烈、激动和友好。我能鲜明地感到中国的国威，感到周恩来的赫赫英名就是在这荒僻小岛也尽人皆知，并且民皆仰之。特别是华侨，那激昂热烈的情绪使我坚信，真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事发生，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用生命和鲜血来保卫代表祖国出访的周恩来总理。


    那一趟视察，无论风景多美，异国情调多么迷人，我始终不曾有丝毫的轻松可言。


    直到回了金边，那汗还没有出完。一到王宫，我就抱怨：“总理，这可太危险，太不象话了。”


    周恩来淡淡一笑：“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不该这样说。人家是国王，是元首，你们不能把总理考虑到国王、元首之上。”他眨了一下眼，目光变得深沉。“你们替我担心着急，一方面是负有责任，另方面是不是有大国思想？不要把大国的总理考虑在小国的元首之上。无论大国小国、穷国富国，在国际关系上都是一律平等的，不但要这样说，更要这样想，这样做。”


    陈毅元帅来了。他显然听说了这件事，那坦荡的性情再配上个大嗓门，一见总理便嚷起来：“不行，我得去找西哈努克亲王说说，这还得了，这么大的事……”


    他被周恩来一个严厉的手势止住了，怔怔地望着周恩来。


    “国王、元首给你总理开飞机，你说什么？你再高有人家元首高？”


    “可也得打个招呼哟。”


    “人家国王也去了嘛，我们要支持，那岛子本来就是人家的么。”


    陈毅同西哈努克的友谊是很深的，私人交往也密切，很有感情，所以说话没那么多顾忌：“唉，他是够勇敢够敢闯的，又开飞机，又拉了中国总理去岛子上向南越示威……”


    周恩来笑了：“人家元首开飞机，我能拒绝吗？越是小国家，我们越是要尊重，决不能损伤小国的自尊心。我们坚持的就是这么一个原则：大国小国一个样，穷国富国一个样。生活中人与人交往也不能嫌贫爱富啊，何况是国家之间。”


    陈毅连连点头，不再提这件事，转而介绍他参观的吴哥窟。周思来也并没把这次冒险当回事，在他的经历中，这也确实算不得什么“险”。他只是遗憾没看到吴哥窟：


    “唉，未能一睹为快啊，可惜！””


    不同于枪弹下的幸免于难，也不同于空中的遇险，周恩来还曾多次在大的政治较量和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凭着大智大勇，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转危为安。那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气度，堪称千古一绝。


    年4月下旬，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实在是段灰暗的日子。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送中央代表张国焘去鄂豫皖根据地。谁能想到这2人变成两股祸水？张国焘到了那里后，利用“肃反”将开辟鄂豫皖根据地的优秀红军将领几乎杀光，其黑暗和残酷程度在60年后的今天都不宜全部披露，最后发展到分裂党，另立中央的地步。对于张国焘的罪恶人们已经知道不少，无须多讲。这个护送张国焘的顾顺章还可以再谈谈。他虽然危害时间极短暂，却对中共中央的安全造成从未有过的极大威胁，堪称创造了一项中共党史之最。


    顾顺章原是个上海工人，参加共产党后，到这时已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他领导中央特科工作，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熟知中共中央机关和多数中央领导人的住址，掌握党的大量重要机密，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他护送张国焘走后，在武汉被捕，很快叛变，并且向国民党当局献计献策，想以突然袭击的办法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


    在这一危急时刻，首先立大功的是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他获悉情报，立刻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并转报中央。


    要在极短时间里，要在敌人统治下，迅速完成大规模的疏散隐蔽任务，其艰巨性，危险性在白区工作中都是罕见的。中央将这一重大事件的处理委托给以周恩来为首的几位同志全权处理。周恩来一分一秒不放松，与陈云商定对策，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同志协助下，销毁大量机密文件，疏散所有党的负责人和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捕的干部；切断叛徒在上海可能利用的所有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赶在敌人行动之前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避免了一次后果极端严重的大破坏。


    周恩来在重大关头所表现的这种惊人的静气，他在危难时刻所显示的钢铁意志，周密准确地估量形势，果断正确地采取行动，在以后重大政治斗争中多次再现。比如长征途中张国焘准备加害中央之际；比如加纳发生谋刺总统事件后，他如期访问加纳给予支持；比如尽人皆知的“9.13”事件中。


    邓颖超曾对我们讲述她与周恩来在大连遇险脱险的经过，这个故事也可以说明周恩来每临大事有静气，沉着、机智、果敢的品格。


    年，中共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当选为代表，邓颖超列席会议，两人在五月初一道乘日本轮船离开上海。


    船过青岛时，周恩来与邓颖超上岸吃饭，并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当时山东济南刚发生日本屠杀中国外交官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的惨案，因惨案发生于5月3日，所以又称“五三惨案”。报纸上几乎全是报道这方面的内容。


    周恩来买许多报纸，引起日方侦察员注意，轮船停靠大连码头后，周恩来与邓颖超正准备下船，面前出现了3名穿警服的日本人，也不讲话，目光灼灼盯紧周恩来，就那么沉默着挡住去路。


    人心中但凡有隐秘，最惊的莫过于这种莫测高深的目光和沉默，许多极富经验的斗士也难免栽在沉默中。周恩来却表现出超人的静气，显出一种惊讶、不解和不满的神情，皱起眉头问：“这是什么意思？有事吗？”


    日本水上警察厅的警官没有诈出破绽，便冷冷而又突然地问出一声：“你的，什么的干活？”


    “做古玩生意。”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应上一句。虽然他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但自小受家庭熏陶，关于古玩的知识却不少，完全可以周旋下去。


    “你买那么多报纸干什么？”又一个警察用流利的中国话抢问。


    “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消遣。”


    “你要去哪儿？”


    “吉林。”


    “到东北干什么？”


    “去看望舅舅。”


    个敌人交换一下目光，指住周恩来：“你的，跟我们走一趟。”


    “去哪儿？”周恩来不耐烦地又皱起眉头。


    “水上警察厅。”


    “我跟你们一起去。”邓颖超不放心。


    “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周恩来发火地瞪一眼邓颖超，那神情态度完全符合当时中国的夫妻在家庭中各自所占的位置。周恩来转望住3名警官：“我可以跟你们去。


    不过，你们先帮我找个旅馆，把我夫人送旅馆住下，回来我也好找她。”


    名警官怔了怔。不要小看这几句话，这里所显示的自信确实具有震撼力，3名警官顿时有些泄气，心劲明显减弱，帮邓颖超找好旅馆，安排邓颖超住下，然后才带周恩来走。


    在水上警察厅，他们拿出记录的纸笔，例行公事地问一遍姓名、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情况，然后吸燃香烟，这是正式交锋的前奏。


    周恩来始终是那么坦然，那么自信，那么既来之则安之，就是没有一点惶恐不安，连目光都不颤一下。


    “你舅舅姓什么？”敌人冷不防问。


    “姓周。”


    “叫什么？”


    “曼青。”


    “干什么的？”


    “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


    这几句问答行云流水，一气完毕，又快捷又干脆。


    可是，主审官嘴角流出了得意的略含讥嘲的冷笑：“你大概忘了你姓什么？”


    “姓王。开始我说过。”


    敌人口气陡转，又凶又急：“你舅舅姓周，你怎么姓王？”


    这次轮到周恩来笑了。他的笑中含着苦涩也含着讥嘲，那是“秀才遇见兵”的神情：


    “先生，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叔叔和我姓氏一致，舅舅可不一致，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所以我舅舅姓周我姓王。”


    敌人有些尴尬，嘴唇张了张，不甘心地站起身，逼视着周恩来：“我看你不是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而是当兵的。”


    周恩来表情的变化是那么自然而适度，始而惊讶，继而苦笑，伸出两只手：“你看我像当兵的吗？”


    几个警察都去看那双手，那是一双写字的手。


    主审官拉开抽屉，拿出一张卡片仔细看着，猛一掀眼帘，目光直逼周思来，叫：


    “周恩来！”


    周恩来茫然地皱起眉头，既没应声也无脸红，被喊愣了一般。


    “你就是周恩来。”敌人肯定地再说一句。


    周恩来脑子马上闪出上海登船后，餐厅里遇到的两张似曾相识的面孔，天津口音，是商人。很可能是当年在天津五四运动时认识他的……然而，近10年过去了。周恩来抚下满腮的胡子，笑着摇起头：“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姓王，淮安人，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周恩来？”


    主审官张了张嘴，没有答出来。他重新坐下，拿过记录，将问过的话再重新问一遍。


    周恩来对答如流，与记录上一字不错。他那非凡的记忆力确实超出一般人所能想象的。


    于是，敌人终于缓下态度：“对不起，误会了。先生，你可以走了。”


    周恩来却不忙于走。他是在日本人的势力下活动，走出警察厅容易，再被请回来也很容易。


    “唉呀，耽误快两小时了。”周恩来看看表，认真请求道：“先生，我还得麻烦你们一下，帮我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的火车票。”


    敌人再次面面相觑，终于点点头：“可以。”


    “辛苦你们了。”周恩来将钱递上，“我在旅馆等票。”


    至此，周恩来才不慌不忙走出警察厅。回到旅馆，他仍是那么从容不迫，喝水休息，只是喝水时低低交待一句：“把接头证件销毁。”


    邓颖超若无其事地上厕所去了。很快，厕所传出了冲马桶的声音。


    就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拿了警察厅代买的火车票，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大连……这一段大连遇险脱险的经过，《八小时以外》等杂志登过文章。邓大姐曾说，“与事实有很大出入”。周恩来在北戴河讲过这件事，邓大姐也对我们讲过。她说：“我是亲身经历了那次事件的两个人之一，恩来也跟我详细讲了他在警察厅同敌人斗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