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1975-1996)-日落日出

    这个冬天是那么的漫长，漫长得近似于无期。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暖气流迟迟不肯光顾中国内陆的这片水乡泽国，而西伯利亚的冷气流却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它像一个所向披靡的指挥官一样，每天都派遣出若干个军团挥师南下，所到之处，烧杀掠夺，无恶不为。冬天是一个专横跋扈的侵略者，侵略的结果是它的占领区万木凋零、生命稀匿、天地僵滞。也许还有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就是等待春天。可等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切都显得那么虚渺和无望，让人怀疑，大自然把春天安置在冬天之后，是不是专门安排了一场强存弱汰的肃杀，而只让极少数的生命在春天里得以延续？如果是这样的话，等待无疑是一处地狱。


    在春天到来之前，关山林每天都要从西山他的家里走出来，通过公路，走向医院。院方专门为乌云安排有负责医生和值班护理员，监护方面的事，其实用不着他插手，他也插不上手，但他每天都要到医院去一趟，在乌云的病床前坐一会儿，什么话也不说，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关山林在那一段时间里衰老得非常可怕，他的牙齿在进冬前还能嚼啃没煮烂的鸡腿，现在却飞快地脱落掉；他的脸颊深凹下去，显得颧骨高耸，下颏削尖；他的背驼了，胸窝了，腰塌了，腿硬了，一头银发雪染一般，皮肤干巴巴的毫无光泽。有人看见他往住院部的楼上迈步时，因为抬不动腿，差一点儿被楼梯绊倒，还有人看见他在推开监护室的门时手有些发抖。富有经验的院长知道，这是老年痴呆症的先兆。


    院方无法阻止关山林朝拜似的固执和虔诚，你不能把一个八十五岁的老人挡在他植物人妻子躺着的那间监护室外，他们共同生活了半个世纪，你没有这种权利。况且，院方正在为乌云新的病兆发愁——乌云的肺心病因呼吸方式的改变而出现不适应的恶化趋势，外科主任已两次向院长提出要为患者做开胸手术，切除已完全坏死的右半肺了。医院面对着这样的困境，还能对那个孱弱的老人说些什么呢？在春天到来之前关山林就这么每天准时出现在医院里。说准时出现，是因为白班早上查房时，值班医生推开监护室的门，一准能我见怔怔地坐在那里的关山林，到中午的时候，他就会一句话不说地从那里离去。接替他的是朱妈。在整个下午和晚上这段时间里，关山林都待在他的书房里。但他不读书。他已经不读书了。自从乌云成为植物人后，准确地说，自从乌云给他念过美军在b——29和舰炮的狂轰滥炸下从一百多条运输舰上涉过浅滩跳上塞班岛那一段战史后，他就再也没有接触过书。成堆成堆的书被晾在书房的各个角落里，而他与书的战争被定格在久攻不下的塞班岛收复战上。关山林就那么坐在书房里，坐在那把用川东的楠竹烤编而成的竹制椅子中，从中午坐到晚上，再从晚上坐到子夜，这么长时间的静坐，如果有思维，一百个哲人都能产生了。人们当然不可能知道坐在那里的关山林到底做过一些什么样的思考，但肯定是有思考的，这一点儿谁也不会怀疑，否则他就不会在整个冬天里一句话也不说，除了每天准时去另一个地方静坐半天之外一件事也不做了。


    春节是春天总攻前的试探性战役，这场战役更具有一种攻心战性质。这个春节湘阳一家没有回洪湖过年。湘阳很忙。湘阳果然心想事成，得到了他所希望得到的那把厅长的交椅，而且据说在常委会上他几乎是全票通过，由此他成为全省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湘阳要在春节期间对支持过他、帮助过他、提携过他的同志表示盛情的感谢，同时也要对阻碍过他、反对过他、敌视过他的同志表示同样盛情的感谢，他把整个春节期间的每一分钟都安排得满满的。辜红打过电话来，邀请公公、婆婆和朱妈去省城过年，辜红说他们预备下的年货是有史以来最富足的，他们全家应该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度过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春节。关山林在听完儿媳妇那番真情的邀请后只说了一句，你们自己过吧，就把电话挂上了。


    大年三十和初一早上湘月都从英国打来电话，给爸爸妈妈拜年。湘月在电话里像只无忧无虑的小麻雀。外面县城里的鞭炮声响得惊天动地，好一阵关山林没有听清女儿在遥远的英吉利南海岸说了些什么。湘月后来要和妈妈说话。关山林说，她睡了，她有些不舒服。关山林一辈子没撒过谎，即使在战场上，即使对敌人，他也没撒过。他曾经这么告诉过湘阳，他确实是这样的，他没有说假话。他不知道这次他是怎么脱口而出这平生头一句谎言的。初一早上湘月开始抱怨了，她既找不到妈妈通话，连爸爸也不接电话了，接电话的是她的二哥会阳，这个痴呆人在听了半天电话后突然学着对方的口气说了声，喂，然后他笑了，笑过之后他又说，放鞭炮，嘭！湘月放下电话后有些生气，也有些纳闷，难道这么早两个老人就出门团拜去了吗？湘月不知道，父亲这个时候正坐在医院的母亲的床头，安安静静地握着她母亲的一只手。窗外是一片白茫茫的雾，窗棂边上结了一些图案美丽奇妙的冰凌，样子像童话里的境界。过年期间，医院里只有三个医护人员和一个保卫干部值班，此时他们正在值班室里围着炭火炒年糕。医院里静极了，只有这两个老人一动不动地待在一起，他们的手握在一起，你要说这算一种拜年也不是不可以。


    德米是在大年初四中午赶到医院来的。


    德米大年初一早上给乌云打电话拜年。德米想在电话里由衷地对自己的战友和姐妹说一声新年快乐。电话是关山林接的。关山林告诉德米乌云不在，她躺在医院里，已被车撞成了植物人。关山林没有把乌云的事告诉孩子们，但他告诉了德米，告诉了东北药科专门学校的德米。关山林知道这是乌云的想法——如果乌云有想法的话。德米初三就急星火燎地从北京飞到了武汉，在这之前她与重庆的白淑芬取得了联系。白淑芬是在市总工会副主席的位置上离休的，这些年无论在台上台下她都过得心满意足，风调雨顺。白淑芬在电话里咋咋呼呼地喊，你说什么？乌云被撞成了植物人？这怎么可能？她不是一辈子都享着福吗？她不是儿女成群吗？她怎么会被车撞了？她怎么会变成植物人？白淑芬在电话里哎声叹气地说，我现在身体不大好呀，我现在被糖尿病折磨得死去活来呀，我现在连老年迪斯科都跳不动了呀，医生说，我现在得卧床休息，为革命保护好本钱，你就代我问候一下乌云，你告诉她要乐观一点儿，积极一点儿，顽强一点儿，既来之，则安之，你一定要替我把这个话带到哟！白淑芬还在电话里兴奋地说，德米我告诉你，我又去抱了个孩子，这回是个男孩，没爹没娘，我觉得男孩比女孩好，有出息，我这也是希望工程，也是发挥余热嘛。德米不想勉强谁，放下电话就奔了机场。德米坐在驶往机场的出租车上想，乌云呀乌云，好战友，好姐妹，你可得挺住啊！你可得等着我啊！你可千万别死了啊！


    德米让出租车直接把车开进了洪湖医院，她一脸尘土地冲进了监护室。德米一路都在想，她会怎么样？她会怎么样？现在德米站在乌云的病床前了，德米看到她了，看到她昔日的战友和姐妹了。在这之前，她们分别了四十六年！四十六年，半个世纪，她们的牵挂、思念、鼓励和祝福从来没有间断过。她们知道她们还会有再见面的一天，她们以这个时代再不曾拥有的信念约定过，不管是这个世纪还是下个世纪，她们一定会见面的！现在她们见面了，她们真的见面了。她老了，她也老了，她们都从青春盎然风华正茂走到了老年。但这不是真正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德米没有想到她们会在这个地方见面，她们没有做过这样的约定！德米一脸尘土地朝着病床走去，她甚至都没有向坐在那里为乌云梳头的朱妈打一个招呼。她一眼就认出了乌云，她简直不敢相信那就是她，是那个曾经十八岁唱过牧歌、跳着二人转的乌云！德米设想过许多，但她唯一没有设想过这么苍老这么憔悴这么干枯这么没有生命迹象的乌云！德米被止住在那里，一步也上前不得，一字也开口不得，泪水从她的脸上流淌下来，越流越急，她猛地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她在心灵深处嘶声裂肺地喊道：乌——云！


    春节之后春天就冰消雪融地来了，不管你怎么抱怨它，对它的期待失望或绝望过，它还是按着它的预定战略挥师城下，策马临江，开始了它摧枯拉朽的总攻。而春天到来之际也是关山林的乌江之役，关山林固守了一整个冬天的防线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彻底地被摧垮了。乌云肺病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呈现出恶化趋势，生理抗体能力急转直下。院方组织数次专有会诊，拿出治疗方案，但这些方案逐一被强大的死神击溃，院方在使出浑身解数后不得不承认，病人的健康状况已经陷入无可救药的绝境，就算没有脑坏死这一关，病人也不可能活过春天了。


    将这个诊断结果通知关山林的第二天，关山林破例第一次没有在早上到医院来。


    她要死了。她很快就要死了。她真的要死了，关山林坐在书房里这么想，他就这么坐在那里整整想了一个晚上，在这一个晚上里，他的精神完全垮了，他的眼睛深眍，面无血色，神情呆滞，仿佛他已先她而丧失了生命。他坐在那里，睁着眼睛，目光始终盯着面前的白墙，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顽固的念头——她要死了！


    在黎明到来的时候，他有些发困，他保持着原有的姿势坐在那里睡了一会儿，大约有一个时辰左右。他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外面有轻快的鸟啼声，鸟把它的语言整理成了一支歌，白天就是寻着这支歌到来的。他坐的那个地方可以通过窗户看见院子。院子里很乱。其实院子里一点儿乱，相反它们很整洁，朱妈即便老了也保持着洁癖和利索的身手。这只是他的感觉。当乌云不在这个家的时候他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没有她，这个家里就没有了秩序，没有了协调，没有了生动，没有了支撑，她是秩序。她是协调。她是生动。她是支撑。这一点儿他直到现在才发现。但是发现了也就没有了。一切都晚了。他把目光从窗外收回，缓缓地转移，最后落到书桌前的电话机上。这是一部式拨盘式电话机，不像她的房间里的那部脉冲双音频新式电话机。他喜欢老式的，喜欢拨动它时的那种感觉，那种表达信心、决心和信念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任何新式话机都没有的。昨天晚上他用这部老式话机给女儿拨了个电话，他在电话里把她母亲的事告诉女儿了，没有任何隐瞒，全都告诉了。女儿在电话里哭了，先是一种被堵住的哽噎和抽泣，然后是放声大哭。他就在这边听着，麻木、迟钝、一声不响地听着。后来女儿只说了一句话，我今天就飞回来。和女儿通过话后他曾想过是不是也给省城的儿子通个话？也许应该把他母亲的事告诉他。他相信儿子在放下电话后会立刻往这里赶，说不定还会带上一大帮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最后他放弃了这个念头，他没有使用那部老式电话，他不想把这事告诉儿子。


    现在他坐在那里，坐在那部老式话机前，他在等。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等女儿飞回来吗？他不知道，他说不清楚。接下来的事情却是有条不紊的，他站起身来，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然后他朝衣橱的方向走去。衣橱也是个老衣橱，是用樟木做的，很结实。他把衣橱打开，从衣橱里取出一只皮箱。皮箱是德国货，双护带的那一种，很有些年头了。他把皮箱放在沙发椅上，解开皮带，打开锁，把箱盖掀了起来。皮箱里是一套老式军服，一些各种颜色的证书和委任状，更多的是一些勋章和奖章。他把这些东西都倒在地上，他一点儿也不爱惜它们，好像它们和他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他从皮箱的底部拿出一件东西。他直起腰来，走回桌前，重新坐回椅子里，然后把那件东西放在书桌上。


    一支老式柯尔特手枪，撞针外装式，22口径，五发装，它静静地躺在那里，枪体黯然无色。它和他过去使用的那些枪不一样，他过去使用的那些枪，不管样式如何，性能如何，有一点儿是肯定的，那就是它们绝对是同类武器中威力最大的，他喜欢大威力和干脆利落。而它不同，它太小巧太玲珑，玲珑得就像一件玩具，这是他不喜欢它的原因。然而它不是玩具，而是武器。作为一个出色的前兵器专家他知道它的性能，它也许不能阻止一个兵团的进攻，但在近距离内，它的击发装置和火药的联袂演出足以将一个人的头颅击得粉碎。现在他得感谢王树声大将赠送给他的这件礼物了，感谢他没有把它随手丢进哪一条河流里了，也感谢这件小小的礼物有可能带来的那一种结果了。他坐在那里，目光停留在那支枪上。他听见外面传来一阵响动和人的说话声。他很快听清楚了，他还是军人，军人的敏锐和辨识力使他听清楚了，响动是从洗澡间里传出的，是朱妈在给会阳洗头，水哗啦哗啦作响，然后是用洗发水揉头的声音，沙沙地。朱妈在说话，和会阳说。朱妈说，你别老是整天蹲在墙角里，墙角有什么好的？你到外面晒晒太阳，你瞧外面的太阳多好。其实朱妈只是自己一个人在说着，会阳只不过是一个根本不会有反应的对象罢了。是不是把他也一块带走呢？还是留下呢？带走，一切了断，一切干净，是他的罪孽他就不能推卸；留下，至少朱妈可以有一个厮守的人，朱妈年纪大了，朱妈还是需要一个厮守的人的。这个问题他想了好一会儿。这不是他的性格。老了和犹豫不决是同义词吗？他后来还是决定了，带走。他不能让傻儿子留在这个世界上受罪。这么一决定他反而轻松了，释放了，再没有什么让他放不下了，再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了。他平静自若地吐了一口气，朝书桌上的那支柯尔特伸出右手，他得在事先检查一下这支武器的状况。他抓住了它，那有些嫌小的光滑的枪柄滑入了他那只大手掌中，显得有些不真实，不过它的金属的冰凉感很快弥补了这一不足。他把它从书桌上拿了起来，举到自己眼前。有什么东西掉到地上。不是枪，枪在他手中，牢牢地握着。他想去他妈的吧。但他还是低下头去看了一眼。是一张小纸条，因为时间久远，就躺在他的脚边。他略微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勾下身去把那张小纸条拾了起来。那是一张用哈德门牌香烟盒折成的纸条，纸条已经发黄了，从颜色看它至少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他记不得这张纸条的来历了，它先前一直躺在包枪的红绸布里，他不知道它怎么会在那儿，它和那支枪有什么样的联系？他把纸条翻过去，翻到朝里的那一面。他先看出那上面写着一排字，一排歪歪扭扭的字，是用硬炭铅笔写的。然后他就认出了那些字。一共八个字，两个标点符号，它们是：革命到底，誓不回头！他先是呆了片刻，随之而来的是排山倒海般剧烈的震动，以至他被这种震动推动得霍然一下从椅子中站立起来了。那张纸条捏在他手中，烫得吓人，但他松不开它，无法松开它。他再一次看了那张纸条上的字一眼，现在有一股血从他的脚心一直涌上他的脑门，它们是那么强劲有力，它们使他的全身都挺了起来，绷直了，它们使他的灵魂炽烈得剧烈地发着抖，他的目光在一刹那间变得炯炯有神。


    朱妈是在用干毛巾为会阳揩头发的时候听见书房里的动静的。朱妈那时候正唠叨着说，头揩干了，去外面太阳下坐坐，别一天到晚躲在墙角里，墙角有什么好，墙角一点儿也不好，又没光，又不暖，谁知道你怎么就那么喜欢墙角，怎么就离不开它，你有什么好怕的，你到底怕什么？朱妈就是在这时候听见书房传来嘭的一声巨响。朱妈吓了一跳，她抓着毛巾朝书房跑去。朱妈看见关山林离开碰上门的书房，朝屋外走去。他的步子很急，很快，很有力量，这是几个月来不曾有过的。朱妈不放心，问，你去哪儿？关山林没回答，连头也没回一下，推开大门，咣当一碰，走了。朱妈站在那里发呆，手里仍拿着那条毛巾，她不知道关山林要到哪里去，她不知道关山林此刻正迈着大步，挺着胸膛朝西山下走去，再过二十分钟，关山林就会大步走进医院的大门，大步走过长长的走廊，大步迈上住院部的楼梯，径直撞进乌云的监护室。他会把那个年轻漂亮的、多愁善感的、正在读一本张爱玲小说并且为之掬泪的护理员吓一大跳的。


    院长这一天累极了，从一大早直到上午十点钟他都没有坐下来喘口气，喝口水。昨天晚上因为胃痛他没有吃饭，今天早上的这一餐他还是刚刚吃到嘴的，因为太累，饭又冷了，吃下第一口时他差点儿没吐出来，这使他显得更疲惫、更烦躁。先是十床那个肾摘除的病人，术后发现感染现象，需要做抗菌处理；接着是一起抗生素注射过敏事故，患者在注射过肾上腺激素后抢救过来了，但家属不依，闹到院长办，威胁说要么赔十万元损失费，要么到法院打官司；然后是一起砸伤事故，一家私营工程队承包的建筑正在装修时突然倒塌，将一名十三岁的童工砸得血肉模糊，人抬到医院后已休克了；还有一连串络绎不绝的伤病患者，不断地走进或者被挽进抬进医院，仿佛这个世界突然之间失去了秩序，所有的病魔都从那个神话的细颈长瓶中冒了出来似的。所以当监护室的那个年轻的女护理员大惊失色地推开院长办公室的门冲进来时，院长的疲惫、烦躁和沮丧就达到了顶点，他差一点儿就将饭盒里剩下的那一点儿冰凉的汤粉绝望地扣在自己的头上。但一分钟后，院长就振作起来了，他推开饭盒站起身朝外走去，一边吩咐那个护理员迅速通知党委书记和外科主任，然后他疾速走出办公楼，穿过花坛，朝住院部走去。


    院长小跑着上了住院部的二楼，来到监护室的门外。他听见监护室有动静，是人的说话声。院长平息了一下气喘，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轻轻地把监护室的门推开了一道缝。院长接下来看到了一幕让他永生难以忘怀的场面——


    他坐在那里，坐在病床前，那个老人，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坐在他妻子的病床前，捉着妻子的手，他正在对她说话。他说，我已经给我们的女儿打电话了，她立刻就回来。她说她立刻就回来。她是乘飞机。这很快，非常快。用不了多久。从曼彻斯特到伦敦，从伦敦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到北京，从北京到武汉，这样她就飞到了。也许这条航线远了点儿，不要紧，我们再找一条近点儿的航线。别忘了，我可是做过空干校的校长，我的那些兵如今都当上空军司令了。我不会比他们差的，我当然不比他们差，我能替咱们找到一条更近的航线。看看，从普茨茅斯飞香港，从香港飞武汉，这条线怎么样？这条线该近吧？我说过，我早说过我能行。但是，你也得保证一点儿，就像我保证过的那样，你要保证得坚持下去，你得坚持到女儿回来。你不能这么不负责。当然这还不够，你还得活下去，活下去。想想女儿，想想丹。你还没抱过她一次，我想抱抱她。这小鬼头，应该像她妈妈，像你。


    院党委书记和外科主任急匆匆地跑来了，后面跟着那个护理员，他们跑得气喘吁吁，满脸通红，春天的时候人容易这样，容易气急也容易脸红。院长呆呆地站在门口，即使这样他也能伸出一只手去阻挡住他的同事和部下，让他们不发出任何声响，别惊动了屋里的那一对老人。


    那个老人，白发苍苍的老人，用他那一双饱经沧桑的手捉住他妻子的手，他轻轻地充满深情地抚摸着它。他说，3月快到了，还有几天就是3月了。还记得那个日子吗？3月1日，是京阳的祭日，是我们儿子的祭日。我们的儿子，记得吗？每年你都要去西山上烧纸。你瞒着我，偷偷地去。你怕我说你，你不告诉我。可去年我也去了。我没有说你，没有吧？我一句也没有说。我不是也去了吗？今年我还要去，去给儿子烧纸。那些纸你是从哪儿弄来的？它们真的能送到那边吗？管它呢。我们去，我们，我和你。我们俩，没有别人。我们互相挽着。你拿着纸，我不习惯那个，我还是有点儿忌讳。但我不忌讳你挽着我。我原来讳忌，现在不了。现在你不挽不行，你不挽，我这两条老腿怎么走？我怎么爬那么远的山路？所以你要挽着我。你挽着我才觉得踏实。我也挽着你。你的腿的毛病比我还厉害。你哪里是腿，简直是用一截截骨头垒起来的，没我挽着，我看你能爬那么高的山？你不能。没我你不能。没你我也不能。但我们俩互相挽着，就能了，就能爬了。我们爬。一二，一二，一二。我们去给京阳烧纸。京阳后面还有路阳。记得路阳的日子吗？11月2日，3月，4月，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然后就是11月。我们也去西山，也去给路阳烧纸。你挽着我，你不挽不行，你不去更不行，你得去。


    门外的人，院长、书记、主任、护理员，他们都听到了那个老人的话，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在说给他的妻子听，说给他植物人的妻子听。但他们都听着，他们不出声，是出不了声，他们被一种庄严的情感所慑服了，他们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的妻子也是个老人，他的妻子躺在那里，浑身插满了管子，像是缚在一张网里似的。但是，她仍然很美，那苍白的脸上浮现着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圣洁。她的双眼紧闭，她干嘛不说话呢？他不是在对她说话吗？他说了那么久，那么多，难道他说的这一切她都不在乎吗？他有些烦躁了，那个老人，他们已经看出了他的烦躁。


    他说，你别这样，你别像什么也没听见似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其实你听见了，我知道你听见了。你听见了就是不想开口。你躺在那里不动，你懒！告诉你我知道这些。我知道你很累，你想睡。但是我不允许，我就是不允许。你以为你这么一闭眼就万事大吉了？就什么都不管了？你想得倒美。你休想。你的事还没完。你别想得那么便宜，你想甩手就走。你走了，谁来给我念书？你想让我自己念？让我把眼睛念瞎？让我成一个瞎子？你想这样？想也不成。我不同意，我不批准！我不批准你还得给我念。我们念的哪一本书？是《太平洋战争》吧？我们念到哪一段来着？哦，对了，是塞班岛那一段。这一段你念得不错。你念得不错我就表扬你。以后我还要表扬。但你要不念可不行。我没有同意不念你就得往下念。听着，你听好了，我——不——同——意。所以，你还得念。


    他的声音带着一种烦躁，有些语无伦次。他肯定不适应这样说话。也许这是他第一次说这么多，对她，对他的妻子。这一辈子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说过。但是她却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根本就没有理会他。他说的一切她都没有听进去。他突然把她的手甩开了，她的手在床单上无力地耷拉了一下。这个动作令门外的人大吃一惊。他们不知道他要于什么，他们的心一下子都提到嗓子眼上了。他们看见那个老人从床边猛地站了起来，神色激动，在监护室里走动着，双手叉腰转着圈，然后他在病床前几步远的地方站定，气呼呼地看着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的她，大声地说，你要干什么？你究竟要干什么？我说了这么多，我把话都说给你听了，你还要怎么样？要我求你吗？要我给你跪下吗？你是不是这么想的？你要这么想就错了！大错特错了！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就是被车撞了一下吗？车撞了就值得这样吗？过去，战争年代，我们什么没有经历过？我们什么都经历过了。我们苦了，累了，饿了，冻了，委屈了，冤屈了，被大刀砍倒了，被枪炮炸倒了，我们怕过什么？我们怕过吗？我们什么也没怕过！打倒了我们再爬起来！我们仍然是英雄好汉！可你只是被车撞了一下，居然就躺倒不动。你算什么？你算什么英雄好汉？你算什么革命者？要我说，你是想偷懒！你是想逃避！你是要做叛徒！


    门外有人在啜泣，是那个年轻、漂亮、多愁善感的、爱读张爱


    玲小说的女护理员。其他的人眼圈都红了，他们觉得他太过份了。那个老人，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太苛刻了，他太残酷了！他站在那里，万分激动，愤怒至极地大声说，乌云，你做我的同志，你做我的老婆，你做了整整四十八年！我原来没有对你说过，我今天就对你说了，你是我的好老婆！好同志！但是我也实话告诉你，我没有做够，你也没有做够，这一辈子，我们都欠着了，我们还得做下去！你若是害怕了，你若是半道撒手去了，我就不依你！我就视你为叛徒！你要害怕你就走！我不害怕，我不走！我就这么抗着！我就这么抗到最后！我有什么害怕的？你有什么害怕的？我们有什么害怕的！我们难道没有倒下过吗？我们难道不是又站起来了吗？就像它一样！


    他转过身，大步朝窗前走去，那个老人，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大步走到窗前，拽住窗帘的拉线，一下子把百叶窗打开了。窗外，人们的视线内，一轮火红的太阳正在冉冉升起，它那庄严的固执的强大的升腾让所有的人都肃然起敬。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指着它对他的妻子说，看见了吗？看见了吗乌云？它也跌落过，可它不是又升起来了吗！


    突然，他有些精疲力尽似的摇晃了一下，他朝床前走去，朝他妻子走去。他在他妻子的面前蹲了下来。他伸出双手重又握住他妻子的手，把它握在他的掌心里，摇晃着，摇晃着。他用一种轻轻的、充满深情的声音对她说，乌云，我要你活着！我也要活着！我要我们都活着！说完这句话后他就把他的脸埋进了他妻子的掌心里，再也不动了。


    那个年轻的护理员突然抓住了院长的手，她用了那么大的力气，都把他给抓疼了。她失声地叫道，看！看哪！其实她根本用不着叫，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同一时刻看到了。他们看到了一缕灿烂的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径直投在病床上，投在那个病人的脸上。她的脸依然苍白，但是她紧闭的双睫间，有一颗莹亮的泪珠涌了出来，那泪珠迅速地滑到眼睑外，然后像一枚珍珠似的滚落到雪白的被单上了。


    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听见了窗外那个火红的家伙轰轰隆隆升起的声音。


    1995年10月31日黎明稿于汉阳南湖畔


    1996年1月14日深夜改于汉口二七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