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秦庾

    那个女孩子坐在桌前的样子很安分——我只是走过去时从眼角里瞥了她一下，可是立刻得出了这个结论。得出这个结论后，我依旧朝前走，但是心情渐渐地坏了起来。


    不管怎么说，这几天我的心情一直不好，现在尤其地坏。当然喽，谁都会说，遇上我这样的倒霉事，人人都不可能有好心情。但那也只不过是说说而已——说心情坏和心情真坏根本是两码事。我看人不顺眼，看树也不顺眼，不管是什么样的宣传画看上去都像和我作对——我并不想这样；我想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人在心情坏的时候一点也不想心情坏。


    我是真的烦。我现在心里烦得连路也不想走了。我正在穿过图书阅览室。阅览室的后边是广播室，王海燕正在那里等我——在学校里，她要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讲，就总是约我在广播室见面。她是校广播台的负责人，广播室简直成了她的私人会客室。最近我是那里的常客。她大概是以为在我这么倒霉的时候，她理应多表示一些同情和关心。我知道，她一直在为我的事情奔走，想凭她在行政楼里的小小地位挽回我的悲惨下场，可惜她也不过是一个学生会主席而已。虽然她的努力都失败了，但她还是在尽力地让我意识到，她是这个学校里最爱护我、关心我的人。其实我也明白这一点，但我最近开始烦起她来了；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我烦身边的一切东西，包括她。她频繁地约我会面，我简直在没见到她之前就可以背出她的所有措辞——无非是说叫我不要灰心、要争取在高三毕业之前把处分记录去掉，告诉我她有多关心我，她始终支持我，叫我有事去找她一类的话。我烦死了。我现在穿过阅览室的时候就在烦走路，我基本上是干什么烦什么。我还烦去见王海燕这件事，还烦坐在阅览室里的那些人。


    为了不叫人家注意，我紧挨着墙壁走。墙上有一张宣传画剥落了，有人干脆把它撕了下来，只留下几处撕不掉的斑驳纸片，一副年深日久的傻样子——唉，写着我光荣大名的那张布告正贴在校门口。阳光照耀下，它显得簇新簇新，不知道什么时候它才能剥落得像这张宣传画似的面目全非。不知道，我这个烦得要命的人什么时候才会像旧宣传画一样被彻底遗忘。


    我突然想，还是不要去了。去也是烦，不去也是烦，我去干什么呢？再去见王海燕，我对她的美好印象就会消失殆尽的。我还是不要去了。这个决定一冒出来，我就立刻站住，然后转身往回走。


    是的，我折回去了。然后我看见刚才那个女孩子还是专心致志地坐在原地，埋头读她的书，长头发温柔地保护着她的脸。我想我这个人大概是不正常了，我竟会笔直地向她走过去，往她桌对面一坐，带着一副认识她很久的神情。唉，我是不大正常了。她并不特别漂亮，也没有什么地方吸引我——也许是为了她自始至终安分地坐在桌子前面的姿势吧，我不懂。全校人都认识我——自从被处分的消息全校通报，我就摆脱不掉这个梦魇了。惟独她，安分地坐着，一点也不把我放在心上。她的两腿并得很拢，伸长了双臂，把合着的两手插在两腿中间，身体略略往前倾，头却是低低地垂着，她的长发轻轻摩挲着她的脸、她的肩——也许是她的这个姿势打动了我。


    我坐到她对面时，她抬头轻轻看了我一眼——她脸上的那个表情，表示她并不认识我，真个地令我非常感动。她也没笑，也没不笑，给我一种印象，仿佛她是从她眼底那本书里冒出来的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一个精灵，因为人毕竟是这个世界的，而她像从另一个空间、另一个时间来，跟这个学校、这个城市、这个千真万确的世界没有任何联系。我真感动。我被她和世界的这种没有联系打动了。她是一个一分钟之前还不存在的彩色气球，在我眼前晃动。


    猛地我开口说起话来了——我说什么呢？我说：


    “我就是被处分的那个人。”


    她把眼睛从书本上移开，第二次看我。她疑疑惑惑地打量着我，问：“你在跟我说话？”


    “我就是那个被处分的人。”我重复道。


    她仍然是那个和她不相干的眼神，望着我，半张开嘴：


    “为什么？”


    “作弊。”


    她不要是有点怕了，怕碰到神经病。是的，她一定有点怕，她眼睛里有一种深深的退缩，像正站在十步开外看我，实际上她就在我的眼前。不管她怕不怕，我没有停下来，我已经失去了自制力，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我被处分的来龙去脉：樊斌怎样急切地呼唤我的答案、我怎样一丝不苟地把解题过程抄下来、怎样把纸团丢向他、监考老师怎样发现了我们的“交流”、怎样把纸团塞进屁股上的裤子口袋里、班主任怎样骂我们、李老师怎样给我们打了零分又怎样希望掩人耳目、一个匿名的乌龟王八蛋怎样把我们出卖给校长、校长怎样派那个青春期的政教处干部来审讯我们、喇叭里怎样通报我们被给予警告处分的决议，那张破烂布告怎样被贴在了校门口……我一直对自己说，不要提起处分的事，不要提起混账的处分的事，因为我就怕会出现现在这样没完没了的情况。我喋喋不休，活像个女人似的说着，奇怪的是，我说这件事时，是那么漠然的一种口气，倒有些隔岸观火的意思——而事实是，传纸条的是我，被像个诈骗犯一样抓到的是我，倒霉的也正是我。我几乎不带任何感情地叙述，既没有语气也没有动作，简直没有什么标点符号表示停顿。这可太丢面子啦，我痛苦地在心里想，嘴上却不住地讲述。我的这种文字水平差不多可以用它来写小说。


    她脸上的表情有什么变化？我已经来不及去注意了。我是满心的愤懑，对全世界的愤懑，我的愤懑如此之大，以至于我顾不上去注意坐在对面的是她——是这样的，我好像是越过了她的身体、忽视她的存在、注视着她的背后在叙述我倒霉的经历。那么，她的后面是什么呢？


    世界的尽头。


    她的后面是我世界的尽头，而她——我竟会有这诗意的幻想，真叫我吃惊——是我世界尽头的保护人。


    我世界尽头的这位保护人，在我叙述的全过程中始终没有吱声，也没有动。她坐在我的对面，好像和我、和这学校、和这世界没有任何关系。直到我的叙述结束，她也仍然没有动，不出声地望着我。她的眼睛又大又透明，她薄薄的长发温柔地摩挲她的面颊。


    让我再想一想她的那对眼睛，那对又大又透明的眼睛，悄没声息地望着我——我说，它们又大又透明，因为它们确实是透明的，是纯粹的透明。有一种很滥的说法，宣称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她的眼睛不是这样，她的眼睛是“世界的窗户”。我看不见她的心灵，可是我在那对透明的眸子里看到了这个世界！她这个人在那里，差不多像没有人在那里，因为你感觉可以透过她的眼睛看见她后面的东西；惟一的不同是，她的眼睛给这世界带来了一种光，一种纯粹的、透明的折射光，一种不带颜色但是看得见的光。


    让我再想一想她那对又大又透明的眼睛！


    她望着我，透明地望着我。接着，她说：


    “人都走光了。”


    她说的时候，也不像笑，也不像没笑，她也没有环顾四周，只是十分有把握地、透明地望着我，说：“人都走光了。”


    我扭头看看四周——阅览室里空无一人。


    我忽然恨她，她让我说出了一切，然后说，人都走光了；她那么缺乏意义，仿佛我的愤懑都是些无聊的把戏。我恨她，我发疯似的渴望再看一看她透明的眼睛，我恨她。我掏出笔，几乎野蛮地抢过她手里的书，在那一页的空白处写下我的名字，然后把书扔还给她。她先看看我，眼睛里有一种深深的退缩，接着看看书，轻声念道：


    “秦庾？秦庾……”


    她一个劲儿地看着我的名字，接着把书一合，扭头就走，留下发怒的我坐在原地。我很喜欢她走路的样子，叫人忘记她是用脚走路的。我依然在恨她，而今这恨又多了一层意义：她把书一合，扭头就走，倒好像我的名字是一个无聊的把戏！惟独她不属于这个世界，惟独她什么也没有，惟独她跟我没有关系。


    这时，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出乎意料而美丽。她走到阅览室门口，忽然停下脚步，头微微一低，然后蓦地转过身，莞尔一笑，动作那么轻巧、飘逸，我还以为她根本没有重量，而只是一个飘浮在空气中的金色气球！过去我从来不知道简单的转身动作会这么优美，我简直无法发现她是在何时、用何种方式转身的！正午的阳光照在门口，她那一转身似乎带动了她周围的空气，把阳光聚集到她身边，画出一圈圈熠熠闪光的螺纹线。她的声音暖洋洋的，恍若螺纹线似的转动。她说：


    “我叫吉吉。”


    我回到教室时，李老师已经站在讲台前了。她回过头，轻描淡写地瞥了我一眼，说：“快一点，我们准备上课了。”我把头一低——我的这个动作现在成为习惯了，从期中考试之后，我见到她就总是把头那么一低——走到座位上。说句实话，我越来越恨这个座位；这个座位是最后一排靠右的座位，如果我从教室前门走过去，那我就必须像头野兽似的经历每一个同学的注目——教室总是那么小，而桌椅总是那么挤，我偏偏又长得有手有脚并且那么高大，到处磕磕碰碰的，要么是他的书，要么是她的铅笔盒。我总算充分地体会到双手抱着头的投降动作有多科学，照我看，全校的师生员工都该双手抱着头走来走去——想想看，这多有趣，学校会变得跟集中营一个样，大家亲密无间地胳膊肘挨着胳膊肘，除了彼此的脑袋之外什么都撞不到。


    我欣赏这个双手抱头的动作，但是除非大家都这样做，否则我不会做。要是我一个人走过去、穿过课桌椅时，做出那么个动作的话，那不就等于是我向他们投降了吗？我凭什么要向他们投降呢？这未免荒唐。要是我向他们投降，那么我受到的警告处分、我经过的那些审讯都算什么？他们又不是来采访我的新闻记者，我也不是什么劳动模范。我是叛徒。如果我是叛徒、是教唆犯、是盲流，那我得为此骄傲，否则我真的变成叛徒、教唆犯和盲流啦。而我现在只不过是在扮演一个叛徒的角色而已——那些演员，不管他们扮演的是汉奸还是黑手党头目，都深深地为自己的角色骄傲，因为他们是它们的创造者。这些道理，我想我说给谁听谁也听不懂——说句老实话，连我自己还常常糊涂呢。


    唉，我究竟在说些什么呢？我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我不过是一个学生，而且是一个不怎么样的学生，我还有那么个女里女气的名字，我还失了王海燕的约，我还把我的倒霉经历告诉了一个不认识的女生，到现在我还吃不准她的名字究竟是真是假，我还看见李老师就像只公鸭子似的垂下头，我还在穿过课桌椅时撞翻了赵鸥的铅笔盒，给她捡笔的时候我又把梁守谦的书带到地上——我整个是笨手笨脚又女里女气的一个倒霉蛋，我肯定早就给人笑死了。


    其实，我最对不起的还是李老师。李老师她老人家最喜欢我，把我看成她亲儿子似的，我却在考她教的化学科目时作弊，还被抓到了。后来她发慈悲，帮我们掩盖了罪行，只给我们打了个零分，没有上报，可又不知是哪个王八蛋去做的揭发，害惨了总有一千万个人，弄得她老人家脸上也很不光彩。我想来想去，恨死了那个除了说些蹩脚笑话什么都说不上的打小报告的乌龟王八蛋，但我又不知道他是谁——唉，得了吧，我连那混账是男是女也还不知道。但我真对不起李老师。我这人就是不够光明磊落，老低着头算什么意思呢？我不知李老师还会不会像从前一样，摸摸我那不怎么样的脑袋说：高三你加化学，你在这方面是很有潜力的。我想李老师大概没了乙炔什么的就活不下去，所以她待我才像亲儿子似的——对了，她是没有儿子的。如果说她有，那么他静静地躺在公墓里也数不上有多少年了；这些年里，他跟所有那些死人一样，什么也说不上来。


    其实，我过去一直怕李老师待我好，她一待我好，就不像老师了，简直跟个老奶奶似的，那叫什么呢？但她现在不待我那么好了，我又怕，我瞧她现在一天到晚的腔调，差不多成了个全日制的老奶奶。


    我对不住她，总的来说。


    樊斌这家伙，我吃不准他是什么路道，简直像要粘在我身上、附在我身上。我倒宁愿他离得我远一点。从前他不这样跟我下死劲儿地装铁哥们儿，我看他还是不错的，除了稍微有一点夸夸其谈之外，其他什么都像正直公民。最近——就是作弊被逮住后的最近——他不对了，一天到晚在我周围转来转去，让人感觉像便衣警察，惹得我心头起火。要说夸夸其谈呢，我和王海燕相处了那么长时间，已经早就不当一回事儿啦，他樊斌不仅夸夸其谈的水平不如王海燕，连夸夸其谈的欲望也不如王海燕，属于小巫见大巫。可是他那股子黏劲，真恶心。早知如此，当初我随便怎么也不肯把答案抄给他。


    老天爷，他可又在凑过来了！我发现一个道理——越是你想避开的人，你就越避不开，假如你为了避开他什么都乐意做，那他就会跟神仙似的，在你身边飞来飞去，让你什么都做不成。樊斌就是这样的一种混账情况，我都背得出他的姿势——他明明可以直直地走过来，可非要往左边走三步，停一停，再走三步，然后连着往我这儿走六步；站住的时候，光是两只脚站住，头还在往我这儿凑近，他的头和脚中间那部分，就活像弹簧似的，柔软得叫人恶心；接着，他会猛然抽出手（在没抽手之前，你压根儿不知道他有手，所以说是“抽出手”，就像日本人剖腹自杀时抽出弯刀），在空中画四分之一个圆，重重拍我的头顶或者肩膀或者脊背；与此同时，他的五官猛然挤到一块儿做出惊人的笑容，他的这个表情和他抽手的动作连接得如此完整，让人以为他的手是一个开关一类的玩意儿，而他的五官是他身体里大大小小的齿轮和皮带所带动的终端。在做完这一切以后，他就万分得意地对牢我的耳朵嚷嚷道：


    “找什么？找鱼吗？”


    这是他想出来的蹩脚笑话，说我的名字秦庾用上海话念像“寻鱼”，所以老爱说我是在“找鱼”。他不知道我最恨吃鱼。他要是因为处分那件事感到抱歉，那他还是干脆别生下来的好。可我不想把这些告诉他。我一告诉他，他一定会毫不当成一回事地拍拍我身体的哪一部分，油腔滑调地说：“得了，你这人实在奇怪。”我老实地说，要是有个人成天只知道讲废话、除了废话什么也不讲，他还偏要把你的话也当成废话处理、把你看成和他一样的傻瓜蛋，那可憋气透了。


    我明白他这会儿想干什么。我学校的倒霉一天刚刚结束，跑到车棚里拿自行车。我非常乐意一个人回家，当街看看广告牌，把处分的事暂时忘掉，可他非要来抓住我，坚持同我一起回家，然后，一路上他就喋喋不休地唠叨，骂学校里的每一个领导、骂告状的王八蛋（那王八蛋实在该骂）、骂老师同学——他骂人的本领如此之高，到末了可以把看门的老大爷和扫厕所的老奶奶一起骂进去，好像他们也对处分这件事负责。天知道，这件事提得还不够多吗？要是我有力气，就一定把他甩出去——提着他的衣领往前甩，然后松手，看他怪叫一声就到了帝国大厦顶层，飞机票护照什么的一概减免。


    我猜得一点也不错。按照常规，他说了关于鱼的笑话之后就更加凑近我问：“回家吗？”


    我没理他。我最恨这么着，明明知道你要干什么，还非要死气白赖地问，老实说，我最恨这么着。我不理他，他才不在乎，乐呵呵地跑过去把自己的车推出来，重新回到我身边时兴高采烈地说：“我和你一起回家！”


    怎么了，我又不是他那位长腿的妹妹，要他这么死气白赖地厮磨着。他在高一认识一个女生，上次跑来找过他的，大眼睛窄条脸，最漂亮的是那对又细又长的腿，个头比樊斌还高半个头。我们哄他，把她叫成“长腿妹妹”。


    我气呼呼地跳上车往前冲，他也跟上来。梁守谦正经过我们身边，在车上叫：“樊斌你怎么又赖着秦庾？你的长腿妹妹呢？”樊斌咧嘴一笑，哇哇嚷道：“秦庾就是我的长腿妹妹呀！”


    呸，见他的鬼去吧！我可真想把他揪下来。我算他哪门子的混账妹妹，那我还不如撞到树上死掉。再说，那个漂亮的女生要是真喜欢他，那她不是呆就是傻。这可真无聊，无聊透顶。


    校门口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只得照挡在校门口的木牌子上说的：下车推行。我慢慢挪动着步子，眼睛随随便便地看出去——我看见王海燕在离我五六米远的地方，和一个女生起劲地讨论着什么；我还看见……


    我还看见，人丛里，有一抹黑发，静静地保护着她的脸，长睫毛下一对透明的眼睛，在我眼前晃动着的一只金色气球——这喧嚣杂沓的校门、这喧嚣杂沓的世界，猛地安静下来，樊斌没有了，梁守谦没有了，王海燕也没有了，我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吉吉！


    吉吉，那个阅览室里安分的女孩子，那个没有什么意义的女孩子，那个不认识我的女孩子——我世界尽头的保护人。她就在我的眼前。


    只不过是一刹那工夫。一刹那过去，吉吉忽然不见了。从前，我始终没有在哪里看到过她，或者听到过她，今天是第一次。而她又像个臆想似的，一刹那间就消失在人丛里，无影无踪。可是，我刚才真的看到了她。她走起路来也像是静止的。


    樊斌在身旁问着：“喂，喂，喂，今天究竟几号啊？”


    “5月28号。”我心不在焉地答道。这家伙，连日子都过糊涂了。


    说起我的家——顺便说一句，我并不是十分愿意说到我的家，不因为它有什么不好，而是因为它没什么可说，嗨，我正要说到这一点——它并没什么大不了的可说。我一向不大对人家说到我家和我家里人，今天我说，也是因为不说就没法讲清我这个故事。讲故事这玩意儿我不内行，所以我没法跳过去讲。总归是我倒霉，撞上这种事——其实我不怎么想说自己在“讲故事”，我这件事不是特别精彩曲折，首先我就是那么个女里女气的家伙，做出来的事件件倒霉，我最好还是把这叫做“介绍我的倒霉经历”吧。


    我也不是从小到大就总倒霉的。如果我打从生出来那天起就没断过倒霉事的话，那我早就出名了，也不会为了作弊这档子事被处分什么的。我也就是从上高中那会儿开始倒了霉——可我总还有十五年左右的光景不那么倒霉，说起来不至于憋气，顺带地我也好介绍一下我家里那几个人——瞧啊，我差不多把介绍我家这事儿给忘干净啦，我这人说话老跑题儿，所以我说不好故事。


    其实，看见我的名字的人，十有八九猜得出我爸妈那些事儿。我爸姓秦，我妈姓庾，他俩就挺省事地把我叫成秦庾。这名字我看是中等偏下的水平，听上去活像个小女孩，容易造成误会；沾了这名字的光，我现在就有些女里女气的，挺讨厌，要是他们当初叫我秦大庾，或者干脆像山里人一样叫秦二狗什么的，那我现在准有出息。


    说起我爸妈，他俩是世界上最没说头的一对爸妈。我爸是医生，我妈是护士，老在一块儿动刀子——我妈递刀子，我爸主刀，一来二往的，他们就结婚了。他们这种爱情，听上去有点血淋淋的，挺恐怖。刚结婚那会儿，他们还不想要我，因为爸爸在参加一个什么研究，搞放射性的玩意儿，怕生个怪胎；过了五六年，两个人都不如结婚时那么意气风发了，担心再老点会生低能儿，爸爸的劳什子研究也早结束啦，他们就性急慌忙地生了我——我估计，我现在这么倒霉，跟他们生我时急急忙忙的大有关系。不过，生我的时候，不是爸爸主刀，爸爸是搞脑外科的，离肚子比较远。妈妈到现在也常常不无怨尤地说，生我那会儿，爸爸压根儿不在场，在楼上查病房。爸爸就说，只不过隔着一层楼板嘛，怎么能算不在场？妈妈反驳道，呸，隔层楼板，死了你也不知道，还是儿子好，跟妈只隔一层肚皮。爸爸夸张地大笑，又说，要不是你儿子，谁害你上手术台呀？你又不是没见过生小孩，难道还怕不成？妈妈没有词，只好摆女性特权道，那你去生生看。


    我敢说，要不是实在不能生，爸爸真会去“生生看”。爸爸这人对手术的事儿有恶癖，翻起医书来像看武打小说，有时会一个人躲到卫生间去假想生病。妈妈就常说他屁病没有，要么有点精神病。在家里，其实妈妈更像医生，会把什么都弄得很干净、很卫生。爸爸呢，只会往外摊东西，有时真的生病拉肚子，还要问妈妈找黄连素，极没用。


    所以，我的爸爸是一个最模范的爸爸，我的妈妈是一个最模范的妈妈，我呢，曾经是他们最模范的孩子。我上了四年幼儿园、六年小学、三年重点初中、两年重点高中——要不是因为处分的事，我仍然是模范的孩子。唉，我忽然发现，我那不倒霉的十五年光景，又无聊又乏味，根本没有什么可说，全是些数字。除了上边那些表示时间的数字外，还有——我的名字特别难写，所以我在五岁那年学了整整四天才学会；我在幼儿园里，排队出操总是在第一个，因为我是个干干净净活像小女孩的小男孩；总有一百万次，爸爸妈妈因为有手术要做，不到幼儿园来接我，我就兴高采烈地走回去——从小我就爱好独自回家，所以樊斌老缠着我，真叫我腻烦透了；我在一年级别“一条杠”，在二年级别“二条杠”，从三年级开始别“三条杠”，一直别到小学毕业；在初中里，全班三十个女生都乐意和我交朋友，她们说我“乖”，其实我不大喜欢那些疯疯癫癫的傻丫头，我倒霉也有可能是她们给引起的；我考高中那一年，人人考得高，我赶热闹也考了490分，于是大家都夸奖我是跟我爸学的；我倒霉的开始和被人说“乖”的结束，大概就是上高中的第一天，认识王海燕吧。


    这就是我一帆风顺的十五年。这会儿，我的倒霉事可到了高潮。这个高潮实在该死。我还差点忘了，这个高潮并没完全达到最高的程度——学校通知我把这事儿报告父母，我还没说哪。


    我不想说了。我这会儿跨进家门，然后关上房门、换好拖鞋，看到妈妈在厨房里转来转去，爸爸坐在沙发上看报纸，我就不好意思搅和了他们的兴致——要知道，妈妈总是把盐什么的加最不易引起癌症的量到菜里，爸爸总是连报纸夹缝里的征婚启事也看（他简直视此为人生一大乐趣，偶尔还大声念出来让大家共乐，我认为他对自己那段血淋淋的恋爱史满意透了）——看他们那种一本正经过日子的安详劲儿，处分这事跟我们家压根儿不搭界。


    处分是我自己的事儿，犯不着他们一起来操心，他们操心也没用，顶多跟王海燕一样惹我烦。我已经不是模范孩子了，可我希望他们依然是模范的家长。像王海燕——真遗憾，恐怕我不是跟着她的大学提前录取通知书一起飞到她手里的好消息——一切只不过因为她白为我操心了一场。我希望爸爸妈妈千万别这么着，那我就算还没倒霉到头。虽然是他们急急忙忙地养出了我这么个倒霉蛋，但也没法叫他们负责。


    我这家呀，就这样，没什么好讲。


    时间太晚，过了我该睡的那会儿。我在睡觉这方面跟小孩子没什么两样——一是认床，到了个新地方保证睡不着；二就是过了该睡的时间就连眼都闭不上。一个人要是有些讨厌的习惯，那可真叫痛苦。


    睡不着觉不是好玩的事——要是你没经历过，那我可以告诉你：你得一个劲儿地翻身，否则你会神经崩溃的；你刚翻身那会儿，还以为能照这样睡上几百年呢，其实你不出三秒钟就会全身不对劲。数羊不是什么好办法——我是说，要是有人对你说，睡不着时就数羊的话，你千万别相信他，数羊会活活地要了你的命。失眠的人对失眠毫无办法，只好闭着眼睛心烦意乱地假寐，一不小心还紧紧皱着眉头，活像个穿着紧身衣的疯子。


    有些假模假式的家伙会让你去听夜间谈话节目。这套办法对王海燕也许有用，对我可不行。有那么一回，我打开了该死的随身听，老天爷，那一晚真令我终身难忘！我听了总有两个小时的工夫，比刚开始听时还精神焕发，特想打人，还想吐。有个假模假式的男人操着很重的鼻音向全上海睡不着觉的可怜虫们宣布他被三个女孩困扰，说他不知该怎么办什么的。这可真恶心，要是一个人明明占了便宜还要做出痛苦的模样来，可就恶心透了。主持人是个声音很甜蜜的小姐，一个劲儿地对那男人灌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看她心肠很好，只是对这种无赖她毫无办法。嗨，我当时就坐在被窝里听那男人一个劲地操着鼻音唠叨——那三个女孩子要是非缠着这种操鼻音说话的男人，那她们不是聋子就是傻瓜。我听着听着，想象这男人和我一样缩在被窝里，把电话机放在手边，头发乱七八糟，兴许还光着膀子；他把整整一瓶咖啡都冲光啦，肚子里咣当咣当全是咖啡，愁肠百结地打电话给主持人说他苦恼得失眠，听上去好像他压根儿没买过咖啡似的；到了早晨，他“啪”地挂上电话，洗漱打扮去上班，一忽儿这个女孩来找他，一忽儿那个女孩来呼他，三个女孩他全舍不得，再到晚上呢，他又觉得自己不是正人君子，三个女孩他全不能要啦。这可真恶心，我希望大学毕业之后别也变成这么个假模假式的家伙。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要听什么夜间谈话节目了，这种节目成批制造和这男人同样的货色，假模假式透啦。


    时间真的太晚，我实在睡不着。小时候我养过一只猫，就是一种最普通的家猫，长着棕黄色的毛，四个爪子是雪白的，每天晚上都睡在我的脚边，有时我过了睡觉时间睡不着，就使劲地听听它发出的呼噜呼噜的声音——我始终怀疑，猫都有肺病，它们呼吸的声音老是不干不净的。现在这只猫早就没啦。那时我家就住在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三楼（打从我生出来，我家就没搬过），楼里养猫的只有我们一家；照理说，在楼上养猫还是比较安全的，可是有一天，那只猫还是跑丢了，哪里也找不到，都说它被猫贩子抓去抽筋扒皮了。所以说，在我最倒霉的时候，也没只猫来陪陪我。我的猫，我叫它做“针筒”。


    有一个人最爱好来陪我。就是王海燕。我不停地讲也讲了不少啦，好像总在说她的坏话，听上去似乎她是个十分讨厌的女生，其实并不是这样，她这人，总的来说真是挺好的。我知道她这人不常失眠，但是她最爱好听夜间谈话节目，所以说，她多少有一点假模假式。我还说过她夸夸其谈之类的话，不过她这人真的挺好。我以前从没跟人家讲起过她，大概因为不好意思——谁都说不大出这种话，谁能对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品头论足的呢？又不是去买一斤香蕉。总之，假使她是我所喜欢的人，她总有些别人没有的好处——我说不清是一种什么好处，我从来说不清她的好处，只能说说她的坏处。她的好处可比坏处多得多。


    她是不怎么避讳人家说闲话的，常常明目张胆地跑到我们班来找我。坐在我前前后后的女生都争着对我说“她很灵的哦”——这个“灵”，不是说她有仙气，是上海话“灵光”里的那个“灵”——常在一起玩的男同学，说到她老是夸奖她漂亮、聪明。其实，在我还没喜欢她的时候，大约也在心里夸奖过她“漂亮”的，在我和她要好之后，不知怎么的，不要说夸她漂亮，连她漂亮这个念头都没起过，好像她漂不漂亮跟我没关系，也不知道是因为她不漂亮，还是因为我自己古怪。


    天是很晚了，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倒从没想想王海燕的事。最近心里烦，她越来越烦，一点也不愿意想到她，说真格的，连见也不想见到她。可是我眼盯着天花板、摊手摊脚地翻来覆去时，突然发现，我和她曾经有过一段很说得上是快活的日子。那真是很快活的日子，我老实告诉你说。


    有些事情，你说不清楚。比方说，我是怎么会喜欢她的呢？


    她是学校里的红人。又是学生会主席，又是优等生，开大会她总坐在校长什么的身边，门门考试都头等的，简直好得不能再好了。幸亏我认识她的时候还不知道她是这么个家伙，否则我一准不要认识她。他们这种人，说不上什么地方不好，可实在太惹眼了，看着不像学生，活像校长混账的亲戚，说实话，挺讨厌。她也是的。虽然我说她好处比坏处多，可是总有些坏处。比如，她大概因为老是做演讲、做报告的缘故，特别爱夸夸其谈——我也说过了——她讲话的水平确实精彩，只可惜，这样精彩的本领，一天到晚就用来冲着些土豆似的傻瓜做报告，只说些冠冕堂皇的狗屁话；再比如，她得奖成习惯了，常常把得来的奖金、奖品捐给学校、灾区、希望工程什么的，然后在周一升旗仪式上被某某校领导盛赞一番，正经点说，这也不是坏事，可不管怎么样，听上去总是假模假式透了，要不是我认识她，我肯定要骂她。


    所幸，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没这么多头衔让我景仰。她站在我们教室门口，笑意盈盈、声音朗朗，只是个没有任何拖三拖四的“尾巴”的女生。


    让我好好想一想。时间真的太晚，钟走的声音在我耳边，但我并不知是几点。精神是好，可一个人直挺挺赖在床上假寐，脑子有点不清楚。让我好好想一想。那是开学的头一天，中午，她站在门口叫：“哪个是秦庾？”


    哪个是秦庾？我是秦庾呀。我一看这个人，压根儿不认识。我光看着她，她也不知道我就是那个女里女气的秦庾，毕竟全班都在看着她。我注意到她说话似乎不是真的需要人家回答，要是她在两句话中间有个停顿，那只是个象征性的停顿，表示她并不反对别人插话。她没在意不知道哪个是秦庾，就继续叫道：“这儿有封秦庾的信。哪个叫秦庾？”——她拿起信，往上面瞟了一小眼——“秦——庾——”


    我知道，不能让她再这样叫下去了。我说过不怎么喜欢我这名字，让她这样叫，我不乐意，很不乐意。于是我打从我那狭小的座位里站起来，挺傻地冲她叫回去：“我是，我是，我是。”说着，我就穿过那些挤挤歪歪的课桌椅，一路上撞翻了总有二十个铅笔盒。说实话，我真窘，她站在门口，一个劲儿地瞪着我，声音很大地问：“你是秦庾？”“我是，我是。”我答道。“秦庾？你就是秦庾？”我猜想，她不逼我亲口交代我那女里女气的名字就不会善罢甘休，我只好承认道：“是，我就是——秦庾。”说的时候，我很有些不好意思。她让我感觉像个罪犯似的。


    果然如此，她一听我自己交代自己的傻帽儿名字，就爽朗地把信递给我，一边还说：“你的信，秦——庾——”老实告诉你说，她的这个习惯真不怎么样，就是叫我名字的时候把音调拖得跟卷筒卫生纸一样长。我接过信——唉，有件事说出来很悲惨，这是我的头一封别人自愿写给我的信；我说别人自愿写给我，因为从前我也收到过几封妹妹寄来的信，都是老师布置的书信体作文，那可是货真价实的作文和最最标准的信——信是初中里一个同学写来的，不怎么激动人心。激动人心的是，不知怎么，她没急着走，反而像看什么画片似的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蓦然一笑，冲着我说：


    “我是王海燕，秦——庾——”


    她的自我介绍真叫人难忘，我认真地说。她说这句话的时候，不像说前边那些的声音朗朗，反而压低了音量，给人一种感觉，仿佛她是专门对我说的这句话，不要别人听见，无形中提醒我竖起耳朵一丝不苟地听，即便不是要紧的话，用这种音调说也显得要紧了。王海燕的嗓子是很奇怪的：大声说话时，清脆响亮，一句是一句，你不要听也由不得自己不听；小声说话时，柔和温婉，说一大段也是行云流水地滑了过去，你不知不觉就已经入神地听了半天。而且，她不像一般人那样，做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叫某某”，她说“我是某某”，好像人家早该认识她似的。


    不错，是早该认识她。下午的开学典礼上，她坐在教导主任身边，全校师生都听到了她的自我介绍：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我是王海燕。”


    对，她就是王海燕，就是高我一级那位大名鼎鼎的王海燕，就是学校老师的宠儿王海燕，就是有权做些普通学生做不成的事的王海燕，就是预备党员王海燕。这真是疯了。我认识她的时候，绝没料到她身上有这么多劳什子的头衔。这一定是疯了。我这人倒果真古怪，我发现，我干什么要这么不喜欢她有好多劳什子的头衔呢？不管怎么说，有时这么些头衔还特别管用呢——比方说，她这个人，极其幸运地被f大学新闻系提前录取啦。这可不是年年都有的事儿，而她这么幸运，不是因为她这人很好，却是因为她有那么些假兮兮的劳什子头衔。这还真不错，我是说，要是哪个家伙能不参加高考就被f大学这种地方录取，那不用说，他真幸运得要了命啦。像我这种人，没什么头衔，就一天到晚倒霉，还被处分什么的，真惨。


    唉，我又跑题了。一个人要是说话跑题，那一定得改一改，否则他永远讲不完哪怕是一件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总之，撇开那些总有一千万个的头衔不说，王海燕实在是个好人。我就这样和她有了交情。她干吗跟我要好，我可不知道。


    想想王海燕的事，真不错。我这会儿有睡意了。希望四点还没到。能睡我就睡。王海燕这人不管怎么好，也是开始变烦了，不要去多想。况且，我今天仍旧没把处分的事儿告诉爸妈听。